日期：1987-1-15 作者：中共广西中医学院委员会
中共广西中医学院委员会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 《五·一六通知》），虽然当时并未全文发表，但《人民日报》通过发表社论的形式将通知的内容公布于社会。随之，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在北大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从此，一场政治大迫害的腥风血雨迅速遍及全国。在这种背景下，从5月下旬开始，广西中医学院和南宁医学专科学校，陆续出现矛头指向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党政领导的大字报。6月3日新华社报导改组北京市委和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决定，6月4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的社论。随之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作出向各校派驻工作组的决定。6月6日，“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分别进驻广西中医学院和南宁医学专科学校。以孙善佑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广西中医学院，以王顺志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南宁医学专科学校。工作组进驻后，完全采用了“四清”的做法，“扎根串连”，组织骨干队伍，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完全由工作组对学校实行政治领导。所有这些，都给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了借口。6月9日，广西中医学院学生韦美高在工作组的支持下贴出《是行动的时候了！》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广西中医学院党总支，称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赵洪才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组织路线”，这张大字报引起很坏的后果，相当数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到大字报的攻击。这就是广西中医学院“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韦本人从此也就成了广西中医学院的“聂元梓”，韦的大字报也被称为广西中医学院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8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公布了毛主席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作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决定撤销工作组，决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广西中医学院和南宁医学专科学校在工作组的筹划下指定了人选，分别成立“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原广西中医学院“筹委会”成员有石智贤（学院业务秘书，现离休）、宋湘云（武装保卫干部，现离休）、王启良（图书馆干部，现调区医院任保卫科长）、李登玉（一般干部，已调外贸）、韦美高（学生，分配到河池中医院），主任石智贤，副主任宋湘云、韦美高。南宁医学专科学校“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成员有肖林（人事科副科长，后任师院纪委副书记，现已离休）、覃冠军（司机，现调区机械厅）、梁振强（学生，“文革”期间死亡）、黄景云（学生，分配到马山，现已病故），负责人是肖林。“筹委会”成立后，两校均召开了批判会、“声讨会”。广西中医学院由宋湘云主持召开“声讨”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黄汝绍（党外副校长）、“三反分子”卢立权（马列主义教研组负责人，现已调民院）的批斗大会。南宁医学专科学校由梁振强、黄景云组织召开“声讨”杜历生（校总支书记、现为学院副院长）、李士翔（副校长，后任学院教务处长，现为副厅级调研员）、谢贤忠（校长，后任学院办公室副主任，现为副厅级待遇离休干部）大会，将杜历生等作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批斗；将卢士雄（副校长，已病故）、严沛章（教授，已病故）、徐德言（副教授，已离休），陈权（桂西卫校副校长、“脱帽右派”，现已离休）等10多人作为“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牛鬼魂蛇神”挂牌子进行游街和监督劳动。
8月底，由于形势发生剧变，“筹委会”很快解体，开始出现无政府主义大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例如在教职工中有“老三篇”学习小组、“永红”学习小组、“11·10”学习小组、“赤卫队”等；在学生中有“8·18红卫兵”、“8·31红卫兵”、“广西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遵义红卫兵”、“红前卫红卫兵”等等。这些组织，如果说观点的话，主要分歧是保党委反对工作组与支持工作组反对党委之争，但“横扫牛鬼蛇神”和“迫四旧”的观点又是一致的。因此，当时只是互相贴些大字报，各讲各的观点。
8月，广西中医学院朱光松（人事科干事，现为药厂副处级调研员）符佩清（办公室文书，现调电大）、石智贤（业务秘书，现已离休）、王启良（图书馆干部，现已调区医院保卫科长）等十几人联名贴出揭发总支副书记赵洪才的大字报，诬称赵洪才“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为证明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量披露干部、教师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结果造成极不良的后果，致使大批干部、教师受到严重冲击，以至到了1968年基本都被关进“牛棚”受审查受批斗。其中有班秀文（教师，现教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林肺湘（教师，现教授）、秦家泰（教师，现教授）、伍绍歧（中医学院副校长，“文革”后曾任中医学院副院长、咨询员、区人大常委、农工民主党副主委）、何莞章（中医学院副校长，民革区常委、区直支副主委，区第五届政协委员）、张惠民（中医学院副校长，现副教授，农工民主党区副主任委员、区六届人大代表）、郑启明（医师，现讲师，农工民主党区直支部副主任委员、学院支部委员、区科协常任理事）、刘瑞文（教师、现讲师，致公党四支部负责人）、王荣活（医师，现为主任医师）、黎鸿钧（主治医师，1966年服毒身亡）等几十人。
8月22日至29日新华社连续报导首都和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两校的“红卫兵”在校内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抄了39人的家。因为所抄物品当时上缴和失散，绝大部份物品无法查找，除了贵重物品外，特别可惜的是老中医保存的古典医学著作和自己手稿，所以应该说这是对祖国医学的严重破坏。
9月4日至11月底，两校 “红卫兵”分批乘火车去北京接受毛主席在天安门的检阅。
9月24日黎鸿钧在劳动中突然昏倒，经抢救无效死亡。死后，解剖化验胃液，为“士的宁”中毒死亡。经查证，属于服毒身亡。其原因：（一）一些人的大字报披露其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问题；（二）凌宏光（医师，现为主治医师）、兰桂（医师，现为主治医师）等人曾组织过对其批斗；（三）当天上午卢华祖（学生，现在市中医院院工作）、黄世英（教师、现为讲师）抄了他的家。由于这些因素，增加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恐惧心理而服毒身亡。
11月底，两校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西中医学院将孙善佑等人、南宁医专将王顺志等人拉到学校进行批判。与此同时，广西中医学院还批判了赵洪才等人，为韦美高（学生）平反；南宁医专重点批判李士翔、杜历生等，主要“罪名”是执行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办社来社去班是“打击”、“歧视贫下中农”等。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月5日《文汇报》报导上海11个“造反派”有关“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等文章，很快，这个浪潮波及全国。广西中医学院和南宁医专在这个浪潮的影响下，迅速成立“夺权委员会”。广西中医学院“夺权委员会”有安身谦（教师，已调往河南中医学院）、闵范忠（教师，现系副教授、医疗系主任）、梁可义（司机）、黄德芳（学生）、胡永强（学生）。南宁直医专“夺权委员会”有黄景云（学生）、曾彬（学生）、韦俊保（学生）等，并将“南宁医专”改为“广西白求恩大学”，还自刻了公章，但不久由于未获上级批准，而自行取销，又恢复了南宁医学专科学校的衔头和称号。
4月，围绕区党委伍晋南等的“四·一九声明”，争论愈演愈烈，以至由此而产生了阵线分明，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组织。社会如此，两校亦是如此。
广西中医学院两大派群众组织的状况：
“联指”派大体有3个组织：一是以原思通（教师，“文革”期间曾任革委会委员兼政工，“文革”后曾任药厂党支部书记、药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讲师，后调往河南中医学院，现在调往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谢崇源（教师，曾任革委会委员、药学系副主任，现为副教授）、莫若林（教师，现为讲师）、梁钦德（教师，现已调区中医研究所）、黄世英（教师，现为讲师）、李锡光（教师，现为副主任医师）等人为头头的“六六·五七兵团”；二是以学生韦美高、卢华祖、麦在能为头头的“东方红兵团”；三是以学生刘兆宁、唐发福、陈埠明、岑荣邦、李志敏、魏桂洛、蔡恕等人为头头的“遵义兵团”。后两个学生组织合并为“遵义兵团”。头头是韦美高、卢华祖、麦在能、许铭祥、刘兆宁。
广西中医学院附院（即现一附院）“联指”派的“五·一兵团”头头是韦湘贤（食堂管理员，后任药厂办公室副主任，“处遗”中已开除党籍、开除干部队伍）、李运宗（学徒，后任外科医师“处遗”中被开除干部队伍）、按工人开除留用2年），李文厚（工人，曾任附院和学院革委会委员，“处遗”中清除出党、开除留用察看2年）、黎启明（医士，曾任附院革委会委员，现为主治医师）黎章南（现为附院总务科副科长）、陈桂英（护士）黄丽（护士）。
广西中医学院“四·二二”派教工为“井冈山兵团”，头头有曾昭明（教师，现为副教授、教务处处长）、黄瑾明（教师、现为副教授、教务处副处长）、徐泽元教师、现为讲师）、黄爱英（为一般干部，现为教务处副处长秘书）、梁可义（司机）、朱履熙（教师，已调出）；学生织组是以毛善尧、胡际宁为头头的“红前卫兵团”；附院“四·二二”派的头头有朱少庭（医师、现为副主任医师）、徐光耀医士，现为主治医师）、韦永兴（教师，现为副教授、二附院副院长）。
南宁医学专科学校两派组织的状况：
“联指”派的“三七指挥”总指挥曾彬（学生）、副总指挥黄景云（学生）、副总指挥黄正金（团委副书记，曾任后勤组副组长、医疗系党总支副书书/记、副主任，现为副处级调研员）、成员还有韦俊保（学生）杨健全（学生）、梁祖堤（学生)、黄文新（教材科科长，曾任革委会副主任，现为药学系党总支书记、正处级）、覃冠军（司机，曾任革委会委员，现调区机械厅），负责宣传的黎庶（教师，副处级，现退休）、对外联络黄划之（技师）；“三七指挥部”派出到区“联指指挥部”的是黄维亮（教师曾任校革委会委员兼负责政工和专案，后任学生办公室副主任，“处遗”中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降级处分、现为年级主任）。
南宁医学专科学校“四·二二”派，教工“革联”头头有韦克贤（秘书、现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正处级），陆桂祥（教师，现为副教授、院长办公室主任）、覃俊佳（教师，曾任校革委会委员，现为讲师）、林映雅（教师，现为讲师）、覃绍固（教师，后任教育厅政治处副主任）；学生中“革联”头头有梁振强（68年被杀）、莫肇贤（68年被杀）、梁家源、秦满庆、韦新珍。
南宁医学专科学校附院“四二二”派的“五七兵团”头头有陈治清（医师，曾任革委会委员、附院院长，现为学院图书馆馆长，正处级）、宋钦兰（医师，现为副主任医师、一附院副院长）、蒙武志（医师，现为副主任医师、医教科科长）、容碧娴（药师，曾任药厂副长，黄秀珠（护士，现调贵县医院）、曾曼丽（工人，已退休）。
4月22日，在“广西红卫兵总部”的策划下，中医学院“四·二二”派的“红前卫兵团”头头毛善尧（“广西红卫兵”总部常委之一）、胡际宁向《广西日报》递交“勒令书”，然后带队到《广西日报》社静坐。冲击报社大楼和夺权行动。与此同时，南宁医专“四·二二”派的“革联”头头梁振强、莫肇贤和南宁“工总”的“顾问”陈史夫（南宁医专马列主义教师，（已移居香港）等也带领人马参加静坐，冲击和夺《广西日报》权的行动。
“四·一九声明”出现后，领导干部也围绕此“亮相”表明自己的观点。南宁医专副校长李士翔（“文革”后曾任教务处处长，现为副厅级调研员）于5月13日发表了《我也声明》，表示支持伍、贺、霍的“四一声明”。同年6月去展览馆参加“干联站”任副组长。与此同时，广西中医学院党总支副书书/记赵洪才也发表声明站在“四二二”派一边，并也去展览馆据点。领导干部公开发表声明，更加深了两派的对立，后果是极不好的。
5月16日，公开发表196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随之，广西两派组成“赴京谈判代表团”，为了迫使广西军区支持“四二二”，“四二二”派的曾春生于5月26日从北京打长途给广西“四二二”总部，提出对军区“采取行动”。5月28日广西中医学院“四二二”的“红卫兵团”头头毛善尧（“广西红卫兵”总部常委参加了策划冲击军区的“常委会”），5月29日，毛再次参加“常委会”的具体研究“行动计划”，5月31日，毛又参加研究具体行动的时间、步骤。6月2日由毛带队指挥“广西红卫兵”冲进广西军区大院，要求军区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6月7、8两日，毛带领一部分人封闭军区“支左办公室”，直到6月14日方撤出广西军区大院。与此同时，南宁医专“四二二”派的“革联”头头梁振强、莫肇贤也带领一部分人参与这一行动。由于大批人员进入广西军区长达半月之久，天天与军区领导同志大吵大闹，甚至围攻，因而，严重干扰了军事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轰动全国的武汉发生的所谓“七·二○事件”后，两派的对立和武斗形势日趋紧张，特别是在“文攻武卫”反动口号的煽动下，不仅冲击军事机关，而且明目张胆地抢夺军队的武器。同年8月，广西中医学院“联指”的“东方红兵团” 头头韦美高带领莫鸿强、陈锦淮、何延志、何福开、许明祥、韦光法、乐实兴等30余人乘车到广西军区长岗岭民兵武器库抢枪。抢得各种枪枝18支，子弹和手榴弹若干。由于有了武器，专门成立起武装班，以至参加院内和社会的武斗事件。
南宁医专“联指”派的“三七指挥部”头头曾彬、韦俊保、黄景云、吕波、梁祖堤（以上均是学生）等几十人也先后两次到军区民兵武器库抢枪，抢得枪枝3支，子弹20箱。虽然抢枪后并未造成流血事件，但这一行动，更加深了两派的对立情绪，增加了武斗的气氛，从而使一部份对立派观点的同志纷纷逃离学校，有的去外地避难，也有一部份跑到解放路“四二二”据点。
8月，广西中医学院“四二二”派的“红前卫兵团”头头毛善尧（广西红卫兵总部常委）带领和指挥“广西红卫兵”一部份人攻打“万国饭店”的行动。虽然此次行动并未造成伤亡，但国家财产受到很大损失。
8月以后，两校跑到解放路“四二二”据点的人，组织了“医疗站”，在此期间，南宁医专的卢为善（教师，现为讲师）、苏海英（学生）和广西中医学院附院肖永成（主治医师，68年被杀）等人抢了南宁医药仓库。
9至10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革命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以及毛主席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两校中的两派开始酝酿大联合、组织复课闹革命。虽然最终没有实现联合，但各派复课有了好的转机，两派的对立和斗争有了很大程度的缓和，所以，1967年第四季度形势有所缓和。
1月和2月，形势又开始剧变。整个社会围绕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矛盾日趋尖锐。争论的焦点是两派在革委会中所占的席位问题。因为革委会“联指”派成员占绝大多数，所以“四二二”派提出政权问题不解决，无法复课闹革命。这时一部份学生和职工又纷纷跑入社会去，从此，整个形势又开始恶化。
4月13日南宁市革委会正式成立。“四二二”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抵制南宁市革委会成立”的大会，广西中医学院和南宁医专“四二二”派的人参加了这个大会。当时提出“南宁市革委会成立，没有袁家柯参加不能让步”，“南宁市革委会不是三结合的革委会，而是派委会”、“要彻底砸烂南宁市革委会这个御用机构”，而“联指”派提出“谁反对南宁市革委会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的成立，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两派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以至后来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斗。
林业厅“五·三○”事件后，在南宁市公检法军管会的指示下，由广西中医学院“联指”派的“遵义兵团”组织武装班，成员有韦美高、莫鸿强、陈锦淮、何延志、何福开、韦光法、农珍珠、俞延春、赖芝琪、乐实兴、樊绍能、梁洁、刘钊庸、曾万庆、许铭祥、廖国吾等。武装班班长是韦美高。5月31日，武装班奉南宁警备区之命进驻区物资局大楼，待命攻打林业厅，后因情况变化未实施。
6月7日在南宁医专召开批斗会时，枪走火误伤3人（其中1人死亡）。事件经过是:南宁医专附院“联指”派的“三七”头头林基卿、冼国明、程发山和王文皓、何赐南等人经过精心策划后并与南宁医专“三七”取得联系，决定在校本部召开批斗大会，批斗对象有刘均（附院副院长、党支部书记，现离休）、李士翔（刘均爱人、南宁医专副校长）、唐以谦（主治医师，现为副主任医师）、倪济民（外科医师，已调往上海）。在批斗过程中，程发山用枪筒捅被批斗者，不料枪走火，当场打伤军代表王德深、外科教师倪济民和担任记录的谭明贵（放射科医师）。谭因抢救无效，当日死亡。
6月9日由林基卿、冼国明、王文皓、程发山等人在医专本部组织召开谭明贵的追悼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把李士翔、刘均、唐以谦、倪济民拉到死者灵前跪下“祭灵”，然后进行游斗和残酷殴打，特别是倪济民因伤在臀部行走不得，就命令其爬行，李士翔在此次被严重打伤。
6月初，“联指”的“红卫片”指挥部为了建立“红卫片解放区”，决定拔除水电厅、中医学院“四·二二”派的钉子，于6月19日在中医学院“联指”派“遵义兵团”头头卢华祖、附院“五一兵团”头头韦湘贤等人的带领下，由“联指”派的学生做内应，“红卫片指挥部”派大量武装人员冲进广西中医学院住地，各种武器同时向“四·二二”派“红前卫兵团”居住楼射击，然后攻占大楼。这次武斗事件虽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进行了大抄大抓，包括党总支副书记在内的几十人被抓到区文化局大院关押24小时，大批被抓的人被殴打，其中赵洪才被打伤了肋骨。
7月在南宁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时，广西中医学院附院“联指”的“五·一兵团”组织了“火线救护队”。参加该“救护队”人员范建生在邕江大桥被散弹击中而死亡。死后由“红卫片”总指挥肖祖荣（水电厅技术员，曾任西津水电站党委书记，现已调往珠海市）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并致悼词。会上喊了“血债要用血来还”、“抓四二二一小撮垫底”等口号，这样给后来“联指”派杀人制造了舆论。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针对广西的问题发了《布告》即《七三布告》。这个《布告》名义上是制止两派的大规模武斗和打砸抢行动，但实际上起到掀起更大规模武斗的作用，一派（“联指”）包括部份军队在内的对另一派（“四·二二”）进行武力镇压，以至发展成为乱杀人和残酷殴打人倾向。也正是在各种背景下，南宁医专附院“联指”派的“三七”头头林基卿、冼国明、程发山河王文皓、何赐南、黄明、陈耀宇等10多人开车到望州岭将居住在那里的陈联三（附院内科主任）强行抓上汽车先拉到交易场进行吊打，然后又拉回医院进行批斗和残酷的殴打，在不到10天时间内，由于天天批斗和殴打，陈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为将陈完全置于死地，于8月5日又由王文皓、程发山将陈拉出门外绑在电线杆上“示众”，当日下午被“联指”市二运的工人黄立胜开枪打死。这实质上是借刀杀人的行为。
7月30日，林基卿、冼国明、程发山、何赐南等人持枪来南宁医专本部批斗杜历生（南宁医专党总支书记）、王汝楷（医师，现副教授），并进行抄家，然后将杜历生绑到食堂殴打致伤，诬称杜是南宁医专两派武斗的“黑后台”、“反革命两面派”，并扬言拉出枪毙“示众”，后由于刘端文报告当时的军代表，方得以制止，避免了一场严重后果的发生。
8月5日，“四·二二”派在解放路的据点被彻底摧毁后，大批所谓“俘虏”被解放军从解放路押解出来，当行进至新华街时，南宁医专“四·二二”派“革联”头头梁振强被附院的何赐南发现，大喊“梁振强在这里”，随之与林基卿、王文皓、程发山、冼国明、李坚（附院院长）一齐冲进队伍将梁拉出来，林基卿向梁开枪射击，其他人（除李坚外）也先后开枪，梁振强当场惨死在“广州照相馆”与南宁市政府之间的马路上。在同一天同一地点，还发现南宁医专“四·二二”派“革联”头头莫肇贤被杀害，凶手是何人始终未查清。
8月10日广西中医学院附院主治医师肖永成被杀害。8月5日肖被从解放路据点押解出来后关押区文化局大院，8月10日由附院“联指”派的“五一兵团”头头韦湘贤、李运宗、李文厚等人经过精心策划后并邀集学院“联指”派武装班的学生陈锦淮、何福平、何延志、莫鸿强等人开救护车到区文化局大院将关押在那里的肖永成强行拖上汽车拉到望州岭密林深处枪杀。为掩盖杀人真相，肖死后又由黎琦明（群众组织头头之一，革委会成员）起草“通缉令”通缉肖“回医院”，随之又由黎章南（头头之一）到派出所注销肖的户口。此杀人事件直到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才弄清，对主要肇事者进行了严肃处理。
8月2日南宁医专革委会成立，革委会主任边和顺（军代表）、副主任黄文新（教材科科长，区级干部，现为药学系党支书记）、副主任肖林（人事科副科长，后任师范学院纪委副书记，现离休）、黄维亮（教师，曾在广西“联指”总部当工作人员，后曾任学生科长、学生办副主任，1965年7月因“文革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职降级处分）、覃俊佳（教师，为“四·二二”派代表，现为讲师）、覃冠军（司机，“联指”派头头之一，现调区机械厅）、曾彬（学生，“联指”派总指挥，后分配到部队，现在中国建筑公司当医师）。黄维亮兼政工负责人，黄文新兼任医教负责人，覃冠军兼任后勤、保卫负责人，肖林兼任办事组负责人。革委会成立后于8月31日进行了全校大游斗，随之将30余人关进“牛棚”，隔离审查。
9月3日，广西中医学院革委会成立，革委会主任覃波（卫生厅副厅长兼中医学院院长，现离休）、副主任蔡永禄（军代表）、王荣田（中医药研究所副所长，后调桂林星火机械厂）、韦美高（学生）、委员原思通（教师，后任讲师，药厂党支部书记、药学系副主任，原已调去河南中医学院，现又调北京）、谢崇源（教师，曾任药学系副主任，“处遗”被审查并定位一般性错误，现为副教授）、黄振业（一般干部，曾任药厂副厂长，现已离休）、于长兴（附院院长，后调桂林专任教务处长）、卢华祖（学生，现南宁市中医院）、许汉莹（学生）。原思通兼政工组负责人，谢崇源兼医教组负责人、王荣田兼办事组负责人，黄振兴兼后勤组负责人，卢华祖兼专案组负责人。在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时，谢崇源提出：为显示“新红色政权”的威力，将“走资派”、“牛鬼蛇神”拉上台“亮相”。这提议得到与会者的赞同，结果将赵洪才、师劲夫等30余人拉到台上，有的遭到罚跪，有的坐“喷气式”，甚至也有的被殴打。会后又执行游斗，并被关进“牛棚”进行隔离审查。
两校革委会成立后，两校所属的附院革委会也相继成立：
南宁医专附院革委会主任边和顺兼，副主任李坚（院长，现离休）、委员有林基卿、黄维（护士长，现为主治医师）、龚良弼（业务秘书，现为学院药学系办公室副主任）。
广西中医学院附院革委会主任于长兴，副主任李文厚（工人、“处遗”中已清除出党），委员孙德训（门诊部主任）、黎琦明（医士，现为主治医师）、雷国庆（一般干部，现退休）。
8月广西中医学院木工刘积远“反对毛主席”为罪名被南宁市公检法军管会治安大队拘留。后在抄家中，在其箱子里发现一张公开印制的毛主席像被剪成“十字架”式样（究竟是刘有意剪的还是他人栽赃陷害始终未弄清）。9月5日革委会成立后拉回批斗，当场遭到学生殴打，然后绑起来关在卫生间，次日发现死亡（在绑后关在卫生间是否有人再次殴打弄不清）。据查，参加殴打刘的有陈锦淮、罗善佑、乐实业、韦光法、福开、何廷志、许铭祥、俞廷春、农珍珠、廖国吾、江林、韦美高、邱仁昌、唐发福、钟祖柱、饶柱才、梁洁、吕瑞清、兰木金等20余人。
9月5日南宁医专卢为善（教师，现讲师）、农雄民（技士）、曾曼丽（工人）秦崇楷（附院药师）、周明新（附院干部）等5人被严重殴打致伤。解放路“四·二二”据点被攻占后，上述5人被做为“俘虏”被收容关押在交通学校，9月5日南宁医专革委会根据自治区革委会的指示，受命革委会委员、政工和专案负责人黄维亮和革委会委员覃冠军带领学生曾彬、梁祖堤、吕波等人乘车去交通学校接人。在办理交接手续时军管人员一再强凋“要保证被接回的同志的人身安全，否则不交人。黄维亮作了保证、签了字。当被接的人在建政路与园湖路交叉处上车时，立即被捆绑和挂牌子，农雄民、卢为善在车上就遭到打。汽车开到附院（即现南京路的二附院），本应将附院的人交给附院就立即驱车开回医专本部，然而却把所有的人拉下车推到球场进行残酷的殴打，农雄民、卢为善被打昏过去就被冷水浇，醒来再打，以至卢为善被打断肋骨。参加打人的有林基卿、冼国明、王世林、张显超（医师，现已调深圳）、黄伯基（医师，现为主治医师）、陈耀宇、黄明等人（大多数人前面已写明身份。故此处省略）。
9月13日，黄维亮、覃冠军再次带领学生曾彬、梁祖堤、吕波、赵孟琳等人乘车去南宁市第四中学去接外地回来被收容的王汝楷（医师，现为副教授）、陈忠和（医师，现为讲师，致公党区负责人）莫德嘉（陈的爱人，教师，现为院卫生所所长）、林映雅（教师，现为讲师），当这些同志在共和路上车后，同样遭到挂牌子和殴打，汽车到了附院后，又全部被拖下汽车，遭到林基卿、冼国明、何赐南、程发山、张显超、王世林、黄伯基、黄明、陈耀宇的殴打。这次比9月5日的后果更惨，其中有3人被打断肋骨，尤其陈忠和除肋骨被打断多条外，肝脏被打破裂，以至形成肝脏脓肿，以后又严重腹水，住院月余才得以挽救，莫德嘉怀孕在身亦被打尿血。
对以上两次接人的直接责任者和肇事者均作了严肃处理。
8月25日《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9月15日军、工宣队分别进驻两校。
驻广西中医学院军宣队队长黄海、工宣队队长梁耀举（柳钢）；
驻南宁医专军宣队队长边和顺，工宣队队长杨建新（南宁船长科长）。
此后，即标志两校“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的开始，成立专案组，对大批干部、教师、学生和工人进行审查。
广西中医学院专案组由卢华祖、原思通、朱光松、黄世英、王启良、洪家银（体育教师，现为讲师）、黄珍定（教师，现为讲师）等人组成；
南宁医专专案组有黄维亮、肖林、黄书聪（教师，现为副教授、医疗系党总支书记）、贾尚耿（教师，现为讲师）、卢经洁（教师，现为讲师）、贺俊民（教师，现为讲师）、韦国魁（人事干部，现为人事处副处长）温华英（教师，后为药学系副主任、讲师，现已调广州）、安金波（教师，现讲师，已调区卫生干部管理学院）等人组成。
两校专案组成立后，于1968年9月开始清查“反共救国团”。广西中医学院被清查的对象有兰桂、李国昌（身份前面已注明）；南宁医专被清查对象有卢为善、农雄民、彭国英、黄家珍（护士）、黄秀珠（护士）、周明新、秦崇楷、曾曼丽等人。在清查过程中，有的被批斗，有的被关押审查。此案虽然后来不了了之，直到1982年“处遗”后这些同志才得以彻底平反。
9月至同年12月两校革委会成立后，特别是军、工宣队进驻两校后，大批干部、教师、工人被关进“牛棚”审查，这是对干部和教师迫害最残酷的时期，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被关进“牛棚”的同志，白天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间要写交待材料或者被批斗、被殴打，特别是广西中医学院管“牛棚”的宋湘云，用“向毛主席请罪”的办法，每天令“走资派”、“牛鬼蛇神”跪下“请罪”。
9月26日，广西中医学院教务科副科长温逸林跳楼身亡。温被关进“牛棚”后，因经不起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特别闻悉其儿子在展览馆被杀害的确切消息后，趁上楼劳动之机跳楼，以死了之。
9月27日，广西中医学院附院（即现一附院）药房采购员李树林上吊死亡。附院革委会成立后，责成李德成（药房干部，现为药厂副科长）对一部份“四·二二”派的同志办学习班。当时，名为学习班，实际上大搞逼供、刑讯，尤其李运宗、庞庆联（工人）、徐其南（干部、已调河池）打人非常凶狠，侯大贵（总务科干部，现离休）被打得满地翻滚，在这种情况下，李非常恐惧。尤其追问其在解放路是否参与放火烧房子一事，感到压力更大，于是当晚上吊自杀。
元月22日，广西中医学院附院副院长韦来痒在被关“牛棚”期间，广东湛江市来两个人外调，叫其写一个旁证材料，自此韦的情绪突然变得坐卧不宁，元月25日跳楼身亡。韦死后，在其衣袋里发现一张写有“关子卢铁山的材料”几个字的纸，究竟卢铁山是何人、证明卢铁山什么问题都一无所知。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公布毛主席“最近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注意政策。”元旦社论发表后，两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上，组织大量人员出去到全国各地进行外调，不仅浪费大量人力与财力，而且重要的是外调人员带着框框去调查，结果对本已有了正确结论的问题，又重新作为重大问题进行审查，例如南宁医专副校长李士翔在抗日战争中曾被俘过，李当时表现很好，千方百计地逃回部队，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黄维亮、黄文新、黄正金、黎庶等人一定坚持给李士翔定为“叛徒”、或“变节分子”，中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赵洪才在伪满时曾当过警尉补，并且早已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而朱光松、宋湘云、王启良、符佩清等人一定要把其打成伪警察。（至于在此期间审查大批人员，下面另写）。
3月，根据教育口的十四大队的部署，两校组织教职工和部份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进行劳动改造，做为“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中医学院由覃波、王荣田、梁耀举（工宣队队长）负责带队，100余人步行到大新县太平公社。南宁医专由边和顺（军宣队队长）、杨建新（工宣队队长）黄文新带队，共90余人步行去马山县杨圩公社。后由于“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的需要，一部份人员返校，后去“十四大队”（地址在广西大学）进行“斗批改”，其他人员直到同年9月才返校。
4月至年底，主要任务是去“十四大队”进行“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这一年中是迫害知识分子、破坏统战政策最严重的一个时期，大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被扣上“历史反革命”、“汉奸”、“土匪”、“敌我矛盾”、“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等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下面是经“十四大队”定案处理的部份人员名单及后来复查平反情况：
柯莞章（中医学院副校长兼办公室主任，现为主任医师），被审查的原因是因曾任国民党伪联勤总七十三医院上校院长、肃特委员会主任、党团干事会干事。“十四大队”给予定为“历史反革命”，按内部矛盾处理。1969年10月复查，党委决定撤销原结论，维持59年的事实结论。
林沛湘（教师，现教授），审查原因是曾任国民党贵县直属四分部执行委员。“十四大队”给予定为“历史反革命”，不戴帽子、降级处理。1978年党委决定维持1959年的事实结论，恢复原工资。
班秀文（教师，现为教授）审查的理由是曾任国民党果德县直属十区分部书记。“十四大队”给予定为“历史反革命”。1978年党委决定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给予结论。
秦家泰（教师，现为教授），受审查原因是其曾任伪临桂县会仙乡维持会副会长。1969年“十四大队”给予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监督使用，发生活费40元。1982年党委决定撤销“汉奸”的结论，按事实给予结论。
黄荣活（医师，现为主任医师），受审查的原因是其曾任伪一三一师上尉书记（即秘书之类职务）。1969年“十四大队”给予定为“历史反革命”，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1979年党委决定按一般历史问题予以结论，恢复原工资。
李士桂（科主任，现为主任医师），受审查的原因是其曾任土匪军医主任、三青团。1969年“十四大队”给予定为“历史反革命”，按内部矛盾处理。1979年党委决定撤销1969年的处理决定，维持1959年按一般三青团、土匪军医主任结论。
张惠民（中医学校副校长，现为副教授），受审查的原因是其曾任国党军队少校主任。1969年“十四大队”给予定为“历史反革命”，按内部矛盾处理。1979年党委决定撤销1969年的处理决定，维持1959年按一般三青团、土匪军医主任结论。
伍绍歧（中医学院副院长，现为主任医师），受审查原因是其曾任代理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十四大队”给予定为“敌我矛盾”，不以反革命看待。1979年党委决定撤销1969年的决定，维持“文革”前的事实予以结论。
郑启明（教师，现讲师），受审查原因是其曾任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伪甲长。1969年“十四大队”给予定“重大政治历史问题”。1979年党委决定撤销原处分决定，维持1959年按事实予以结论。
黄汝绍（中医学院副校长，已病故），受审查的原因是其曾任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1969年“十四大队”给予定为“历史反革命”，按内部矛盾处理，1986年党委决定撤销1969年的决定，维持1959年按事实予以结论。
卢士雄（南宁医专副校长，已病故），受审查的原因是曾任国民党区分部监察员、军医。1969年“十四大队”给予定为“历史反革命”，按内部矛盾处理。
严沛章（教授，已病故），受审查原因是其曾参加国民党户央党团训练班，赴美参观考察。1969年“十四大队”给予定为“历史反革命”，按内部矛盾处理。1979年党委决定撤销1969年的决定，维持“文革”前的事实结论。
6月中医学院老中医贾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监狱达10年之久。1968年在被关进“牛棚”期间，由于精神受到刺激，神经有点失常，在这种情况下，说了什么“毛主席驾崩了”之类的话，因而被公检法军管会批淮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判有期徒刑10年，直至1979年才宣判无罪释放。
9月赵一（南宁医专讲师，现为教授，科研处处长）被南宁医专革委会和军工宣队定为“反动党团骨干”，直至1982年党委决定撤销南宁医专的决定，按事实予以结论。
2月开展“二·五”运动，（即“一打三反”），在这一运动中中医学院将炊事员李振权打成“伪巡官”，并遭到批斗。虽然李一再申自己在旧社会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但专案负责人朱光松坚持将李打成“历史反革命”，后来经过黄瑾明（现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刘坚（现编辑室负责人）调查，证明李是无辜的。历史上桂林市确实有个伪巡官名李振权，但早已故去。
6月杜历生（南宁医专党总支书记、现为中医学院副院长）。“十四大队”予以结论为一般三青团和一般国民党员，1980年区教卫办批复“维持一般三青团员的结论，撤销一般国民党员的结论”。
11月23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批准，中医学院与南宁医专合并。合并后的广西中医学院革委会由刘彬（驻中医学院军宣队负责人，现在区出版局）、屈振海（驻南宁医专军宣队负责人，现在区文化厅京剧团任支部书记）、王野舟曾任卫生厅副厅长，后任中医学院院长，现离休）、黄文新、李文厚、王荣田（上述3人身份前面已注明）。刘彬任革委会主任，屈振海、王野舟任副主任。革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是：政工组负责人赵洪才、黄维亮，办事组负责人谢贤忠、陈广汉，后勤组负责人房凤鸣、黄正金，医教组负责人李士翔、张君湖。
初，广西中医学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共计改招188名。这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招生，也是学制由4年或5年改为3年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
年4月8日区革委会政工组在区革委会礼堂召开区直机关各单位革委会领导成员及部份骨干大会，中心内容是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动员。报告人是区革委会政工组张副主任，具体内容是为什么要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如何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搞好搞彻底。
动员大会开过后，区革委会政工组又在广西艺术学院举办骨干学习班，广西中医学院参加人员有：朱光松、符佩清、郑定瑶、毛淑芳、黄正金、黄维亮、谢崇源、王登琪、麦在能、雷肖环、梁永锡、刘华章、覃冠军、温华英、谭桂华、黄书聪、龙荣梅、郭玉芝、陆翠仙、崔仕启、郑淑女、苏业任、韦湘贤、李运宗、葛槐发、马翠萍、李秀芬、侯敬莲、李秉琴、陆秀娥、李登玉、李坚、刘升初。
区政工组还办了专案人员李习班，广西中医学院参加人员有：裘凯、韦国魁、贾尚耿、卢经结、韦建新、黄珍定、莫若林、李文厚、洪家银、原思通、王征、李素芳、黎琦明、周树森、郭毅、许大川、黎章南、邓景芳、赵淑明、黄维、苏祖发、李坚、屈振海、赵玉林、张君湖。
与此同时，成立清查“五一六”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刘彬（军宣队负责人、革委会主任，现在区出版局）、屈振海（军宣队负责人，革委会副主任，现在区京剧团任支部书记）、王野舟（革委会副主任，后任院长，现离休）燕俊元（革委会副主任，现离休）、于馨（政工组组长，已病故）、赵玉林（工宣队指导员，后任一附院副院长，已离休）。组长刘彬，副组长屈振海。清查“五一六”运动办公室主任于馨，副主任黄维亮，成员黎庶、雷肖环、黄于纯、韦国魁、姜志英、周树森、麦在能等。
通过摸底排队，确定15名清查对象，确定“知情人”34名。4月20至28日，先后对李士翔、赵洪才、毛善尧、陈史夫、刘均（以上几人的身份前面已有说明）等采取了隔离审查的组织措施。所谓“为了斗争的需要”，又分别成立重点对象的“战斗小分队”。其中“李士翔战斗小分队”成员有黄书聪（现为医疗系党总支书记、副教授）、符佩清、雷肖环、贺俊民、黄于纯、钟嘉玲、梁永锡、安金波：“赵洪才战斗小分队”，成员有朱光松、翁太来、（现为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麦在能：“毛善尧专案组”成员有原思通、谢崇源、黄珍定。“陈史夫专案组”成员有贾尚耿、卢经结、洪家良、韦建新。从4月至9月，共召开了大小批斗会80余场，有的被关押长达1年之久。虽然“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停止了大规模的清查活动，但仍给赵洪才、李士翔、陈史夫、毛善尧等定性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这是继“清查阶级队伍”之后又一次严重迫害干部和群众的事件。
1971年10月以后，主要任务是批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然而由于路线是错误的，用极左批极左（当时叫批判林彪极右实质），结果不但未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反而却粉饰和掩盖了另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真实面目，以至给后来造成更为严重的恶果。
1月1日，区党委二号文件决定调整广西中医学院领导班子，建立广西中医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有孙立夫、蒙谷、王野舟、屈振海、张羽、燕俊元、赵玉林，组长为孙立夫，副组长蒙谷、王野舟。
2月12日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由王野舟主持召开，内容是研究下乡搞教学问题。会议确定去横县医院和白鹤公社医院、灵山县医院和陆屋公社医院、武鸣县医院和六详公社、洛西公社医院、钦州县医院和小董公社、大寺公社医院、北海市医院和高德公社医院。这就是下乡开门办学的开始。
2月23日院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内容是讨论教育革命计划，确定3年中，1年基础、1年临床、1年实践。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要把毛泽东思想课放在第一位。
2月26日，广西中医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决定，为适应“教育革命”的需要，成立教学大队和下设两个连。大队长张君湖、教导员黄维亮。教学一连连长王志琼，指导员梁乃升，副指导员韦明杰（工宣队员）；教学二连连长何明秀，指导员黎庶、副指导员唐秀勋（工宣队员）。
3月，广西中医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决定重新确定机关四大组干部配备和各党支部组成，政工组组长于馨，副组长黄维亮、裘凯；办事组组长李秀森，副组长谢贤忠；后勤组副组长李秀文、房峰鸣、、黄正金；医教组组长张羽（兼）、副组长张君湖、黄文新。教学大队党支部书记黄维亮，基础部党支部书记温华英，一附院党支部书记李坚，二附院党支部书记邓景芳，药厂党支部书记赵耀先。
3月8日院党的核心小组研究成立新党委的问题，会议确定：（一）起草报告，报告写好后先在党内进行讨论，然后再定稿；（二）候选人提名可拿到群众中讨论、提意见，候选人确定17人；（三）附院应配解放军团级干部当第一把手，以便参加学院党委。（实际上讨论多年都未能实现）。
3月13日核心组会议讨论教育革命问题。会议确定：
（一）培养目标：有政治觉悟、忠于毛主席、具有中医两套本领的医务工作者；发展规模（1972至1976年）：在校学生1000至1200人。（二）加强领导班子“两化”建设和基层建设，要加上坚持集体生产劳动这一项。
3月14日院党的核心组继续讨论教育革命问题，中心是工农兵学员“上、管、改”问题。确定：（一）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二）大批判，要批判资产价级；（三）工农兵学员派代表参加革命会和各级领导班子，实行“军、干、群”三结合，进一步发挥学员“上、管、改”的积极作用；（四）学员要积极参加教学活动，其中包括参加老师的备课。
3月16日广西中医学院革委会《关于工农兵学员入学一年的情况》，对教育革命提出如下估计：“由于这批工农兵学员出身好，思想和政治条件比较好，一年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驻院工、军宣队和院革委会的教育，绝大多数能认真读马列主义的书和毛主席的著作，抓紧世界观的改造，因此有不同程度上的进步，取得了一定成绩，在上、管、改的斗争中，发挥了教育革命生力军的作用。然而，由于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反映在工农兵学员中的腐蚀反腐蚀、争夺和反争夺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这段总结性的估计，反映了当时所谓“教育革命”的真实情况。实质上开始把教育推向邪路。
6月23日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召集中医学院领导汇报教育革命的情况，汇报后乔晓光作如下指示（摘要）：“要开门办学，要理论联系实际，落脚点放到那里，应放到农村，不能在县里，这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在县医院学的那套知识技能，什么医院大设备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看病，这不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办法。工农兵学员重点应放到农村去，那里缺医少药，没有什么设备，医疗条件差，在这样条件下培养出来的人才才能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过去我们抽调一部份人下到公社，结果没有设备就看不了病，这是我们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的结果，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被迫走的道路。所以接受再教育是纠正我们在教育当中所走的老路、老方法。
7月6——8日院党的核心组扩大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乔晓光的指示，具体落实为：教学点要在县、公社和大队各搞三分之一（在时间的安排上）。下去还要搞访贫问苦进行阶级教育。结合农村情况、进行防病治病活动,增加学员感性知识，更好的把医学教育同三大革命结合起来。
8月7日院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内容是贯彻区党委扩大会议《关于学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精神。会议决定成立批林整风办公室，由于馨、黄维亮、侯玉珍等5人组成。这个办公室直接由核心组孙立夫、王野舟和燕俊元同志领导。从8月至12月这段主要活动就是分批的组织教职员工进行批林整风学习。
8月底至9月初招收第二批工农兵学员204名。
年底，经区教育局批复，给予廖振华（一般干部，现为副处级科长）定为“历史反革命”，工资由廿级降为廿二级。直至1982年9月才予以平反，恢复原工资级别。
12月，院党的核心组决定几个人的处理问题：
“（一）侯大贵犯错误，煽动群众冲击军区、《广西日报》等，结论是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态度较好，免予处分。”
“（二）李士翔犯严重错误。李42年被俘，文化革命中拉一派压一派，煽动群众冲击军区，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离开工作岗位参与修武斗工事、逐步认识错误，免予处分。”
“（三）刘均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吹捧贺希明等人，拉一派打一派；煽动冲击军区，离开岗位参与修武斗工事。结论是受爱人季士翔左的影响，是说错话做错事，对错误有了认识，免于处分。
早在1972年8月至9月周总理两次讲话中提出要批极左思潮的意见，这实质上是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人民日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曾发表《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3篇批判极左的文章。而“四人帮”却攻击这篇文章是“大毒草”。毛主席也错误认为当时的任务仍是反对“极右”。随之《人民日报》内部开展了反“右倾回潮”的运动，实质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在这些错误的指导下，1973年元月区党委乔晓光有一个讲话，其中重点是“批林整风”。“批林整风”的重点和目标是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并提出：“如果批极左，就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都否定了”。元月30日学院党的核心组向全体党员传达了乔晓光的指示。3月2日燕俊元向院党的核心组传达在“批林整风”中要清查有关小林贼讲话的“材料”；3月中旬王野舟传达乔晓光关于“批林整风”的讲话。讲话中心内容是：（一）批林要掌握大方向，要当头等大事抓紧抓好。（二）当前抓什么，首先要抓认识问题，要认识批林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三）要联系实际、一是敢联系，二是善于联系，联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与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是一致的。教育部门，一是联系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给合，团结与改造他们的关系。为什么要提出改造，什么时候抓什么重点。
6月院党的核心组决定临床教学的改革，即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学院上课15周，第二阶段到县医院、公社和大队上课15周，第三阶段再回学院上课10周。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对张铁生考试交白卷这一丑闻大加赞赏。《人民日报》8月10日编者按：“这封信（指白卷后面的附言）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这完全是“四人帮”有组织有计划的大骗局，是“四人帮”篡权的大阴谋。
7月26日院党的核心组传达24日区教育局会议关于“支左”人员撤出的问题。最后核心组决定将邓景芳留在学院，屈振海、张君湖、姚友兴回部队。
8月底，第三批工农兵学员95名进校。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学员一进校就组织新学员进行“革命大批判”。内容是（一）批林彪的“极右实质”，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二）批判“政治冲击论”，明确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三）批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劳改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此外，学习“十大”精神，进行阶级教育和“教育革命大好形势”的教育。
11月院党的核心组研究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改造世界观，会议指出：高校对“两个估计”还有问题，特别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的估计还有否定的现象。今后教育革命主要是改造世界观。要充分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要发挥学生的积极力量，然后才是教师。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不能允许阶级敌人破坏，有，就要组织揭露批判，我们的提法：学习“十大”精神，深入教育革命，批林整风，推动……要开门办学，要进行卫生革命。
11月5日院党的核心组会议，由蒙谷传达区教育局关于批林批孔的部署。教育局会议指出，批孔是与贯彻“十大”精神、批林整风都是一致的；批孔是深入批林整风、改造世界观的继续，要求把批孔和批林整风密切结合贯彻“十大”精神，要充分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揭露矛盾，提出改进措施。要把批孔深入到教育革命中去，向深入发展。决定11月6日下午在教师、干部中传达，然后再向学生传达。
12月3日院党的核心组会议，由蒙谷传达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贯彻“十大”精神，搞好批林整风和批孔，搞好社会主义教育是遵照党的基本路线，解决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批林整风要紧密联系当地实际，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具体做法是：（一）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四）全面落实党的政策；（五）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六）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注：这次会议主要学习文件和讨论，没有作出具体行动计划。区党委扩大会是这样，院也是如此）。
1月9日区党委八号文件决定调整广西中医学院行政领导班子，蒙谷任广西中医学院革委会主任，王野舟、张羽、燕俊元为副主任。
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其阴险目的是批周总理。）元月30日区党委召开区直各单位领导干部会议，韦国清作“批林批孔”的动员报告。报告内容：
一、为什么要“批林批孔”？（一）“批林批孔”就是批“修正主义”；（二）只有“批林批孔”才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三）只有“批林批孔”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二、“批林与批孔”的关系，林彪的路线与孔子是一致的，林与孔是一丘之貉。批孔是批林的重要组成部份。
三、“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是当前斗争的需要。要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要揭批阶级敌人翻案和资本主义倾向的妖风，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四、放手发动群众，掀起群众性的大批判高潮。
五、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2月8日张羽在院的核心组扩大会上传达区教育局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会议精神主要是介绍南宁机械厂“批林批孔”的经验：第一步学习文件，办好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开展群众性的大批判。第二步开展“四大”进行整改。第三步改选党委。
根据上述指示和“经验”介绍，院党的核心组决定：（一）要把“批林批孔”当成头等大事抓；（二）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要加强领导，要深入群众，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使运动扎扎实实发展下去；（三）从忆比着手，引导运动步步深入，学习机械厂的“成功经验”；（四）干部和群众相结合，机关半天工作半天运动，星期天也用半天搞运动。
4月随着运动发展，根据中央十二号文件和区党委、教育局的指示，“批林批孔”必须联系实际，在广西要联系林彪“死党”韦祖珍。并且要把批韦祖珍做为批“回潮”的典型。5月初，黄云又讲：（一）“批林批孔”是当前头等大事，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现在盖子还没有揭开，还有同伙。广西如果不把韦祖珍问题的盖子揭开，“批林批孔”就不能深入发展。（二）韦祖珍在广西是点了名的，对韦祖珍要重点批。因韦不是一个人，韦是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重要成员。（三）现在看来批韦还不深透，批韦还大有文章可做。
此后，广西中医学院从4月到10月，把“批林批孔”的重点转入批韦。核心组曾几次召开扩大会“带头”批韦，全院在机关四大组和基层单位组织批韦，还曾几次组织全院性的批判韦祖珍的大会，发言人数达几十人之多。
7月29日，院党的核心组由蒙谷召开机关四大组负责人和基层单位负责人会议，讨论“批林批孔”、“经验”的条目，会议确定如下内容：（一）“批林批孔”促进了“教育革命”；（二）“批林批孔”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其中包括七一级毕业生的质量高；（三）向《新华社》和《广西日报》写一篇报导，反映“批林批孔”取得的伟大成绩。（后来是否形成“经验”总结搞不清）。
从1973年底到1974年10月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在高等学校的破坏性相当严重。一方面批林彪“读书无用论”，另一面又批孔子的“学而优则仕”；一方面批林彪的“知识青年下乡是变相的劳改论”，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到农村实行“开门办学”；一方面高喊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又批判“白专道路”。总之，把人们的思想、教育完全搞乱了。
8月七一级工农兵学员毕业，9月中旬全部分配完毕。
9月招收第四批工农兵学员205人。
1974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农大毕业当农民好——辽宁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的调查》，并加了“编者按”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教育战线出现的又一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1月开始，广西中医学院根据《人民日报》的文章和区党委的指示，进行学“朝农”深入进行“教育革命”的活动。1月14日传达“朝农”的所谓“誓叫农大变共大”的经验。具体内容是：（一）农大要坚决搬到农村去；（二）搬到农村，就要“社来社去”挣工分；（三）为搞好社来社去，必须争取几上几下的办法。“朝农”的公式是：（一）农民——大学生——农民；（二）工分——津贴——工分。“朝农”有“三大”的特点：（一）大老粗管大学；（二）大老粗上大学；（三）大老粗管大学。
很显然，“朝农”的所谓“经验”、“革命”简直发展到极其荒唐、愚蠢和反动的地步。然而在哪疯狂的年代里，竟然把它当成“教育革命”的“经验”去学习、去效仿。这种破坏教育事业的罪恶行径，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千古教训。
1月27日张羽向党的核心组传达全区“批林批孔”、“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精神。其主要内容是“朝农”现场会和广西浦北县的“经验”（浦北县经验是在中学设农业课程，在普通课程中增加专业知识的内容）。主要“经验”就是所谓“抓根本”——抓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学“朝农”必须从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去着想，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要求：要开展“路线斗争”教育；回顾过去“开门办学”有什么思想障碍；把办学方向搞清楚。
在同一个会议上，当时核心组成员刘植泉（工宣队指导员，后留当系党总支副书记、药厂厂长，正科级干部，现离休）传达区教育局有关“教育革命”的指示：一个指导思想——“教育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思想，两个根据——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体现“批林批孔”的需要。三个服务——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服务；为“经济基础”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四个要求——加强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做好分工；组织编写的队伍。五个注意——不破不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百花齐放；少而精，通俗易懂。
会议确定：元月31日传达完毕。传达内容根据不同层次不同对象各有侧重。中心抓住3点：（一）抓根本，即方向、路线问题；（二）“两个决裂”要讲透，要批“学而优则仕”、要讲提高教学质量、要强调过好“三关”（思想关、家庭关和生活关）；（三）找差距、订规划。
通过传达、讨论，于2月3日蒙谷在全院党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讨论情况的会议上指出：传达学习“朝农”经验是认真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我们“教育革命”的认识有进步，思想有了提高。但也有不足，有的认为“朝农”经验行不通，甚至认为是错误的。希望应进一步提高认识。“朝农”的做法，抓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制度，解决“两个决裂”，对“教育革命”、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深远的意义。
3月3日院党的核心组继续讨论学“朝农”，进行“教育革命”的问题。会议总的认为：前段学“朝农”，进行“教育革命”的步子还得不大。因而应考虑（一）面向农村，打破“老三段”，做“全面改革”的准备；（二）开门办学坚持把教学点放在社队，坚持教学、医疗、科研相结合。教学计划要适应农村卫生革命的要求，要以农村“卫生革命”来推动“教育革命”。
3月20日院党的核心组会议决定成立“开门办学”办公室，黄瑾明为组长，钟嘉玲为副组长，成员有李瑞吉、刘桂英、陈子茂。还确定七三级分成两个教学分队。钦州教学分队，队长王荣慈、副队长黄祖斌、陈抗生、荣远明，指导员黄文新、副指导员安金波；横县教学分队，队长韦贵康，副队长王登琪、蔡美秋、宋钦兰，指导员黄维亮、副指导员梁乃升。
5月28日院党的核心组由王野舟主持召开各单位和机关负责人会议，传达核心组的决定：学“朝农”誓把“医大变共大”，把学校办成政治大学，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办，把学校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具体措施是：（一）狠抓“批林批孔”，狠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狠抓学“朝农”；（二）从七五级成立式点班；（三）学校一切工作要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四）几上几下，“社来社去”；（五）教师队伍建设，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以及名利地位等问题（要求批判17年修正主义路线，深入社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向教师队伍掺砂子——工宣队员或工农兵学员）；五、六、七（略）经过几个月的学习讨论，学“朝农”、“教育革命”“开门办学”的“觉悟提高”了、“思想解放”了，直至把七三级最后一个学年全年的48周课程，24周在社、队教学，再加“基础”教学和临床实习的14周均在社队进行，实际上在社队进行教学活动为38周。至于教学质量如何，不言而喻。
1975年初经区教育局批准，1975年招收工农兵学员309名。其中办两个“社来社去”班。一个是在来宾青岭公社办一个班，计42人。这个教学分队队长为汤沐华、副队长肖继芳、李克辉，指导员赵志久，副指导员韦国魁。另一个班是在武鸣县陆斡公社办一个班，计50人。这个教学分队队长为唐庆祝，副队长黄珍定，指导员为杜历生。到75年底院核心小组和革委会决定又举办了一个一年制的浦北县张黄公社“社来社去”班，共40多人，由黄珍定任队长，由路边（原在党委宣传部工作，后调广西教育学院，现离休）任指导员，该班实际学习1年零2个月，赶学了所谓2年课程，后来教卫办不承认为大专程度，至今学生仍来访、来信要求处理学历问题。
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确定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这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是一件渴望的大喜事。学院党的核心组根据区党委宣传部的指示，组织领导干部党员和广大群众认真学习四届会议精神。可是刚刚开始不久，《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了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文章，再加之“教育革命”中学“朝农”、“开门办学”的冲击，刚刚有点转机的形势又急转直下，仍把人们推向“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旋窝。
2月15日广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38号文件决定增补刘植泉、战向平（均系工宣队指导员）为广西中医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10月15日区党委165号文件任命任杰为广西中医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莫砚德为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排第二）。
1975年在周总理病重期间，邓小平同志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这期间，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工业、农业、科技、文化教育以及军队进行了一些整顿，形势又有了明显好转，但毛主席不容忍邓小平同志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23号文件（即华国锋《打招呼讲话要点》及其附件）主要内容是：（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两次给毛主席写信被认为是“对准毛主席的”，因此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进行辩论；（二）毛主席认为“动机不纯，目的是打倒迟群和谢静宜，同时也是对着我的（毛主席自己）”。中央认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
12月18日，广西中医学院党的核心组学习讨论中央23号文件的精神，会议决定要“旗帜鲜明地勇敢战斗”。12月20日至22日连续召开核心组扩大会，对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2期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文章《教育革命不容篡改》，把根据中央指示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的教育部长局荣鑫同志的讲话诬蔑为“奇谈怪论”）展开大批判。12月24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动员批判“右倾翻案风”。前后不到20天里，召开大小批判会400余次，大字报1500余张，编写批判《简报》12期。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1月15日在首都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致悼词。在这个举国上下都沉静在悲痛悼念的日子里，“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本来各级都在准备举行悼念活动也被禁止（当然其中也包括广西中医学院）。
1月底至2月初，学院党的核心组连续多次召开扩大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1975年26号文件的精神（即《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内容有三条：1辩论情况；2、辩论的性质；3、辩论的8条经验）。学习的“收获”是：认识到“右倾翻案风”的实质，归根到底，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大问题。事关大局、事关路线、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勇敢战斗，乘胜前进，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要认真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一）指导思想及运动的目的；（二）运动始终置于党委领导下；（三）放手发动群众、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四）始终贯彻党的政策，团一结“两个95％；（五）坚持“一抓三促”；（六）把运动与党的建设结合起来；（七）注意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八）把运动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结合起来。）紧密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大批判的水平。
4月5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本来这个行动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就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然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对这一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处理。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四人帮”亲自指挥炮制的题为《天安门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并在同日公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撤销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中央决议还要求各地都要召开“声讨”邓小平的大会，各级党的负责人都要发表旗帜鲜明的讲话。广西中医学院当即召开了“声讨”邓小平的大会，任杰代表学院党的核心组发表了“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坚决拥护对“天安门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坚决拥护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然后职工代表和学生代表进行了批判发言。
3月3日中央5号文件下达（即华国锋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部署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3月25日中央7号文件下达（关于浙江问题），4月1日中央又针对江苏省的问题，发了电话通知（即南京出现大字报，标语，矛头指向“中央首长”；追查幕后策划人；追究“总理遗言”等）。5月7日公安部也发了追查“总理遗言”的通知。这些文件下达后广西中医学院根据区党委的要求都进行了传达。在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核心组扩大会议上，莫砚德强调：（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批“三项指示为纲”，要批资产阶级法权，要批技术私有；（二）要找差距，检查教育战线17年对着干，那些对着干了，那些还不够；（三）要提高警惕，注意谣言。任杰在讲话中也强调：要鼓足干劲，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要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新高潮。9月20日前批判“三株大毒草”。
9月招收367名工农兵学员。其中办一个1年制的“社来社去”班（在宾阳）。确定“社来社去班”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为：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毛主席“五·七”、“七·二一”、“六·二六”指示为指导，以“朝农”为榜样，“亦工亦农”，大学生毕业当农民、拿工分。扎根农村干革命，充分发挥“一根针”、“一把草”、“一双手”的作用。执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教学方法，从而提高学员的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时间分配：全年50周，总共2100学时。其中政治课为300学时，劳动课为150学时，军体课为20学时，回社队实践330学时，合计130学时，总共为970学时。这样，实际专业课教学仅占1130学时，而专业课，农村卫生、中草药和针灸占三分之一，基础理论占三分之一，临床教学占三分之一。（以上这就是所谓培养“高质量”的“大学生”，实质上完全是摧残教育事业）。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在沉痛的进行悼念毛主席的活动。虽然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还一再强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这时已经批不起来了，大家都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而忧虑。
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根据中央的指示进行全国性的从上到下的“揭、批、查’，工作，特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了全面地拨乱反正，使全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广西在一段时间内各方面都落后于全国。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由于原区党委错误地坚持“文化大革命”中广西有一条“正确路线”，对“四人帮”是“对着干”的。因而，不能坚决而又实事求是地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人不但未得到清理，相反地却在台上掌管一部份权力，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结果严重地影响了广西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严重地阻碍了广西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教训。
1983年以后，根据改组后的区党委的指示、通过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整党，查清我院“文革”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已基本查清，并作了严肃处理。广西中医学院《“文革”大事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撰写的，因而基本上是准确的。当然，由于缺乏原始的历史材料，还未能把“文革”期间两校所发生的大事全面记载下来，尤其一些重要条目基本未涉及，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尽管如此，但从记载的问题看，基本反映了“文革”期间两校的基本面貌，说明“文革”给中医学院所造成的灾难是深重的，损失是巨大的。
“文革”期间所形成的冤假错案162人（知识分子123人，干部17人，工人17人），其中立案审查71人，未立案审查91人。已彻底平反的160人（其余2人“文革”中也有严重错误，故未予以平反）。“文革”中被扣发工资的122人，总金额为132300余元，已补发121700余元，待补10500余元。“文革”中被抄家39户，已按政策规定清退，折合人民币34000余元。
在“处遗”和整党中，关审查21人（其中包括“文革”后调进的6人），其中厅级干部1人，科级干部7人（有4人按文件转为副处级），主治医师、讲师4人，一般干部和一般教师7人，工人2人。通过审查，定为严重违法乱纪的8人（其中7人是党员），全部作开除党籍或清除出党处理，行政也给予相应的处分。定为犯严重错误的4人，其中党内严重警告1人，党内警告2人，1人因是建国前参加工作免于处分；定为犯有错误的5人，某中党内警告处分1人；定为犯有一般性错误的5人，全部予以解脱。此外，还对17名学生给予记录在案。
总之，通过“处遗”和整党，在彻底否定“文革”，否定两派，否定“文革”时期广西有一条“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对“文革”中严重违法乱纪的肇事者和犯严重错误的人进行审查处理，平反冤假错案，对被迫致死的同志进行平反昭雪和经济善后处理，从而，克服了派性、增强了党性，开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力地进行改革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中共广西中医学院委员会1987年1月15日
组织名称 姓名 “文革”前 职务 “文革”期间 曾任职务 现在工作单 位及职务 备注 “6657兵团”（“联指”） 原思通 教师 革委会委员、政工组长、药学系副书记副主任 调河南中医学院 - “5657”兵团（“联指”） 谢崇源 教师 医教组负责人、革委会委员 副教授 - “6657兵团”（“联指”） 莫若林 教师 - 讲师 - “6657兵团”（“联指”） 李锡光 教师 - 一附院副主任医师 - “6657兵团”（“联指”） 黄世英 教师 - 讲师 - “6657兵团”（“联指”） 梁钦德 教师 - 调区中医药研究所 - “遵义兵团”（“联指”） 韦美高 学生 院革委会委员 河池中医院 “记录在案” “遵义兵团”（“联指”） 卢华祖 学生 院政工组负责人 南宁市中医院 “记录在案” “遵义兵团”（“联指”） 麦在能 学生 - 讲师 - “遵义兵团”（“联指”） 刘兆宁 学生 - 柳州市第二医院 - “遵义兵团”（“联指”） 唐发福 学生 - 玉林地区医药公司 - “遵义兵团”（“联指”） 陈埠明 学生 - - - “遵义兵团”（“联指”） 岑荣邦 学生 - - - “遵义兵团”（“联指”） 李志敏 学生 - 柳州铁路医院 - “遵义兵团”（“联指”） 魏桂洛 学生 - - - “遵义兵团”（“联指”） 蔡恕 学生 - - - “遵义兵团”（“联指”） 许铭祥 学生 - 钦州县医院 -
姓名 现在单位及职务 处遗处理情况 备注 韦美高 河池地区中医院医师 - - 莫鸿强 桂平麻油公社卫生院院长党支书 - - 陈锦淮 容县人民医院中医师 - - 何延志 玉林北市公社卫生院组长、中医师 - - 何福开 融安县长安镇卫生院医师 - - 韦光法 天鹅县板么公社卫生院副院长 - - 农珍珠 广西龙江机械厂职工医院 - - 俞延春 广西区医院药房采购员 - - 许铭祥 钦州县医院 - - 赖之其 柳铁工程处医院医师 - - 乐实兴 百色地区民族卫生学校教员 - - 樊绍能 忻城县医院医师 - - 曾万庆 田阳县汽车修理厂厂医 - - 刘钊镛 - - - 梁洁 河池地区南丹县医院中医师 - - 廖国吾 梧州地区 - -
组织名称 姓名 “文革”前职务 “文革”期间曾任职务 现在工作单位 及职务 备注 “51兵团”（“联指”） 韦湘贤 食堂管理员 曾任药厂办公室副主任，已开除干部队伍 - “51兵团”（“联指”） 李运宗 学徒 医师 已开除干部队伍 - “51兵团”（“联指”） 李文厚 工人 曾任学院、附院革委会委员 已开除留用，现已恢复工人 - “51兵团”（“联指”） 黎琦明 医士 附院革委会委员 一附院主治医师 - “51兵团”（“联指”） 陈桂英 护士 - 药厂厂医 - “51兵团”（“联指”） 黎章南 一般干部 附院后勤组负责人 一附院总务科副科长 - “51兵团”（“联指”） 黄丽 护士 护士 -
组织名称 姓名 “文革”前职务 “文革”期间曾任职务 现在工作单 位及职务 备注 “井岗山 兵团”（“422”） 黄瑾明 教师 - 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 - “井岗山兵团”（“422”） 曾昭明 教师 - 教务处长、副教授 - “井岗山兵团”（“422”） 徐泽元 讲师 - 讲师 - “井岗山兵团”（“422”） 梁可义 司机 - 二附院司机 - “井岗山兵团”（“422”） 黄爱英 干部 - 教务处秘书 （副处级） - “井岗山兵团”（“422”） 朱履煦 教师 - - 科研人员，调何处不详 “红前卫兵团”（422） 毛善尧 学生 - 大新县医院医师 - “红前卫兵团”（422） 胡际宁 学生 - 梧州汽车总站医师 - “422” 朱少庭 医师 - 一附院副主任医师 - “422” 徐光耀 医士 - 一附院主治医师 - “422” 韦永兴 教师 - 副教授二附院副院长 -
组织名称 姓名 “文革”前职务 “文革”期间曾任职务 现在工作单位及职务 备注 “三七指挥部”（“联指”） 黄正金 校团委副书记（区级） 后勤组副组长医疗系副书记副主任 医疗系调研员（副处级） - “三七指挥部”（“联指”） 黄文新 校教材科科长（区级） 校革委会副主任医教组负责人、药学系副主任 药学系党总支书记（正处级） - “三七指挥部”（“联指”） 覃冠军 司机 革委会委员兼管后勤、保卫工作 农机局司机 - “三七指挥部”（“联指”） 曾彬 学生 校革委会委员 原分配到工程兵，现集体转到中国建筑公司 “记录在案”
“三七指挥部”（“联指”） 韦俊保 学生 - 原分配到工程兵，现集体转到中国建筑公司 “记录在案” “三七指挥部”（“联指”） 黄景云 学生 - 原分配马山县当医生，现已病故。 “记录在案” “三七指挥部”（“联指”） 梁祖提 学生 - 平乐县医院医师 “记录在案”
组织名称 姓名 “文革”前职务 “文革”期间曾任职务 现在工作单位 及职务 “三七” （“联指”） 冼国明 助教 曾任主治医师、讲师，现已退休 - “三七” （“联指”） 林基卿 附院秘书 附院革委会委员 曾任附院总务科副科长，已离休 - “三七” （“联指”） 程发山 附院总务股股长 调贵县人民医院 - “三七” （“联指”） 龚良弼 附院业务秘书 革委会委员秘书 药学系办公室副主任 - “三七” （“联指”） 王世林 医师 医师 调郑州铁路医院任主治医师 - “三七” （“联指”） 黄维 护士长 附院革委会委员 现为一附院主治医师 - “三七” （“联指”） 梁永锡 医师 - 都安县人民医院院长
组织名称 姓名 “文革”前职务 “文革”后曾任职务 现在工作单位 及职务 备注 “革联”（422） 韦克贤 秘书 - 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办主任（正处级） - “革联”（422） 陆桂祥 教师 - 院长办公室主任、副教授 - “革联”（422） 覃俊佳 教师 校革委会委员 药学系讲师 - “革联”（422） 林映雅 教师 - 医疗系讲师 - “革联”（422） 覃绍固 教师 - 调区教育厅 - “革联”（422） 梁振强 学生 - - “文革”期间被杀 “革联”（422） 莫肇贤 学生 - - “文革”期间被杀
组织名称 姓名 “文革”前职务 “文革”期曾任职务 现在工作单位及职务 备注 “革联”（“422”） 陈淦清 医师 革委会委员、医教组长 学院图书馆馆长（正处级） “革联”（“422”） 宋钦兰 医师 - 一附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革联”（“422”） 容碧娴 药师 - 曾任药厂副厂长 “革联”（“422”） 蒙武志 医师 - 二附院副主任医师 “革联”（“422”） 黄秀珠 护士 - 贵县人民医院护士长 “革联”（“422”） 曾曼丽 工人 - 已退休
姓名 职务 死亡时间 死亡原因 陈联三 内科主任 1968年8月5日 批斗后绑在街道电线杆上被枪打死 肖永成 外科主治医师 1968年8月10日 被押到望州岭枪杀 刘积运 木工 1968年9月5日 被学生殴打致死 梁振强 学生 1968年8月5日 被附院林基卿等5人枪杀 莫肇贤 学生 1968年8月5日 与梁在同一地点枪杀，但凶手不明 韦来痒 附院副院长 1969年1月25日 跳楼自杀身亡 温逸林 教务科副科长 1968年9月26日 跳楼自杀身亡 李树林 药房采购员 1968年9月27日 上吊自杀身亡 黎鸿钓 内科主任 1968年9月24日 服“士的年”自杀身亡 范建生 医师 1968年7月 冷枪散弹击中身亡
姓名 职务 死亡时间 死亡原因 谭明贵 医师 1968年6月7日 在批斗刘均等人的会上担任记录，因他人枪走火打死 谢铭斌 学生 1971年 在社会上参加武斗负伤后死亡 姚汉卿 附院副院长 1969年5月6日 被追问叛变问题，由于过于激动，高血压发作而死。 武锡林 主任医师 1966年9月17日 66年10月初被拉回批斗（住院），17日死亡 骆一樵 教师 1969年 在“文革”被关“牛棚”、批斗、审查后病死 何秉才 学生 1968年 失踪 庞忠越 教师 1974年9月24日 因“文革”中受迫害，病死 黄达金 教师 1971年 69年定为地主分子，清除教师队伍，就地劳动改造。71年死亡 巫秀池 医师 1968年1月 因是脱帽“右派”被批、殴打，后病死。 黄其保 干部 1966年7月 失踪 黄世英 学生 1968年8月 涨大水时触电而死
姓名 原职务 “文革”中曾任职务 “文革”后曾任职务 现在职务 覃波 卫生厅副厅长兼院长 中医学院革委会主任 离休 赵洪才 党总支副书记 政工组负责人、药厂支部负责人 药学系总支副书记一附院总支书记 离休 师劲夫 副校长 医教组负责人 “文革”后调出 离休 伍绍歧 副校长 - 中医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张惠民 副校长 - 一附院副院长 副教授 何莞章 副校长 院办副主任 主治医师 谢贤忠 南宁医专校长 办事组副组长 离休 杜历生 南宁医专党总支书记 - 院办副主任 中医学院副院长 李士翔 南宁医专副校长 - 教务处长 副厅级调研员 卢士雄 南宁医专副校长 - - “文革”病死
姓名 原职务 “文革”中曾 任职务 “文革”后曾 任职务 现职务 覃波 卫生厅副厅长、院长 革委会主任 卫生厅副厅长 离休 蔡永禄 军代表 革委会副主任 - 转业荔浦县供销社 王荣田 医药研究所副所长 革委会副主任 桂林星火机械厂副厂长 离休 原思通 教师 革委会委员兼政工组负责人 药厂支部书记 药学系副主任 副书记 渭河南中医学院 谢崇源 教师 革委会委员兼医教组负责人 药学系副主任 副教授 卢华祖 学生 革委会委员兼政工、专案 - 南宁市中医院医师 韦美高 学生 革委会委员 - 河池中医院医师 黄振业 干部 革委会委员兼后勤 药厂副厂长 离休 许汉莹 学生 革委会委员 - 隆林县医院医师
姓名 原职务 “文革”中曾任职务 “文革”后曾任职务 现职务 边和顺 军代表 革委会主任 转业石家庄 肖林 人事科副科长 副主任 广西师院纪检副书记 离休 黄文新 教材科科长 副主任 药学系副书记（正科级） 药学系党总支书记（正处级） 黄维亮 教师 委员兼政工组负责人 学生科长、学生办副主任 年级主任 覃俊佳 教师 委员 - 讲师 覃冠军 司机 委员兼后勤保卫 - 司机（区农机厅） 曾彬 学生 委员 分配到工程兵后当卫生队长 集体转业到建筑总公司
姓名 原职务 “文革”中曾任职务 “文革”后曾任职务 现职务 刘彬 军宣队 革委会主任 区出版局副局长 - 孙立夫 军宣队 革委会主任 不清 屈振海 军宣队 副主任 区京剧团党支书 不清 任杰 军宣队 革委会主任 核心组长、医药局副局长 离休 王野舟 医学院副院长 革委会副主任 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 离休 张羽 医学院副院长 革委会副主任 副院长、卫生厅副厅长 离休 莫砚德 商校科长 革委会副主任 区信访处长副院长 区人大办公厅副主任 燕俊元 民院组织部长 革委会副主任 副主任、副院长 离休 蒙谷 医学院党委书记 革委会副主任 副主任、主任核心组长 离休
姓名 原职务 “文革”中曾任职务 “文革”后曾任职务 现职务 审查结论及处理情况 林基卿 附院秘书 附院革委会委员 附院总务科副科长 离休 因杀人定为严重违法乱纪，党内给开除党籍，行政撤职。 冼国明 助教 - 讲师、主治医师 退休 因杀人定为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党籍，行政撤销职称。 王文皓 医士 - 主治医师 离休 因杀人定为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党籍，行政撤销职称。 何赐南 医师 - 主治医师讲师 医师 因杀人定为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党籍，行政撤销中级职称。 韦湘贤 干部 - 曾任药厂办公室副主任 工人 因参与杀人定为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党籍，开除干部队伍。 李运宗 学徒 - 医师 工人 因杀人定为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干部队伍，开除留用。 宋湘云 干部 - 学生办副主任(副科） 离休 严重错误，免于处分。 朱光松 干部 - 药厂党支部书记（副科） 药厂调研员（副处级） 定为犯有错误，免于处分 黄正金 团委副书记区级 后勤组副组长 医疗系副书记、副主任（正科） 医疗系调研员（副处级） 定为犯有错误，免于处分
姓名 原职务 “文革”中曾任职务 “文革”后曾任职务 现职务 审查结论及处理情况 黎庶 教师 教师（副处） 退休 定为犯有错误，免于处分 黄志琼 干部 附院人事科科长 护理部主任 定为犯有错误，党内警告处分。 黄文新 原教材科科长区级 革委会副主任 药学系副主任、副书记（正科） 药学系总支书记（正处级） 定为犯有一般性错误，给予解脱。 李文厚 工人 革委会委员 工人 因杀人定为严重违法乱纪，清除出党，行政开除留用2年 刘彪 学生 助教 助教 因杀人定为严重违法乱纪，清除出党。 燕俊元 民院组织部长 民院、中医学院革委会副主任 中医学院副院长 离休 定为错误，免于处分。 黄维亮 教师 革委会委员、政工组负责人 学生科长学生办副主任（正科级） 年级主任 定为严重错误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职降级。 王均英 学生 团委书记 讲师 定为犯严重错误，党内警告处分。 陈桂德 医师 上思医院革委会委员、副主任 教师 教师 严重错误，党内警告。 谢崇源 教师 革委会委员 药学系副主任 副教授 定为犯有一般性错误，给予解脱。 吴益明 干部 干部 退休 定为犯一般性错误，给予解脱。 黄榜群 司机 司机 因与杀人有牵连，但查无实据，予以否定。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七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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