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5-0 作者：共青团广西区委员会
共青团广西区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为了彻底否定“文革”，为了辩明是非界线，以利于新老共青团干部记取血的经验教训，我们根据中共广西区党委整党办公室的统一部署，编写了这份大事记。大事记是根据档案材料和广西区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原团区委干部的来函来信经过核对后写成的。由于诸种原因，本大事记可能还有不准确或有遗漏的地方，敬请知情者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编者
6月10日 团广西区委办公室编辑的《团支部生活》转载《解放军报》4月18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期刊物还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广西各地团组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
同月 广西区党委任命的团广西区委“文革”三人领导小组开始开展工作。小组成员是莫家裕（宣传部副部长）、廖慧（办公室副主任）、李延龄（机要秘书），（一说是一般干部冯伟林）。
6月29日 团广西区委发出《关于发动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各地、市、县团委发动工农兵青年和革命知识青年，广泛运用大字报这种所谓威力极强的战斗武器，大鸣大放，“把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团支部要积极地带动广大青年向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猛烈开火。这是团广西区委第一个鼓动团员青年参加“文革”的正式文件，对于所谓的“大鸣大放”、“批”、“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7月1日 为使运动尽快搞起来，团广西区委由廖慧、阳方贤（即阳昭宇，一般干部）、黄仁荣（一般干部）组成的“文化革命工作队”赴先锋农场开展工作。余达佳（团广西区委副书记）则参加广西区党委的“文化工作队”去农学院开展工作。
年底 团广西区委成立“战斗组”，由梁进杰、梁宗常、赵精华（均一般干部）等人组成，他们直接与广西区党委的“倒海翻江”战斗队联系，“砸烂”了团广西区委的“文革三人领导小组”，并组织批判了小组成员所执行的所谓反动路线。
同期 团广西区委还相继成立了“联合纵队”、“东方红战斗队”、“卫东兵团”、“打鬼突击队”等名目不一的群众组织。
1月 团广西区委效仿自治区直属机关其他单位成立了“团区委夺权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成员有陈鹤侣、梁进杰、甘和珠（甘辛）、覃耀发（覃涛）、周永康、刘蔚煜、黄仁荣、冯伟林等（均一般干部）。
1月23日上午 “临委”贴出通告，宣布团广西区委常委从当天上午10时起无权决定一切问题，机关的一切权力归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事实上，“临委”从此接管了团区委的一切工作，行使常委会职权。同日上午11时，覃鹤侣、覃耀发、甘辛等人抄了团区委常委、学校部长陆军的家。把部分书籍、笔记本和照相机，照片以及所有来往信件都抄走了。
26日 “临委”发布2号通告，宣布剥夺陆军的权，停止其一切工作，并勒令交待反党言行。通告还对余达佳提出警告。
同月下旬 “临委”把已调去广西日报社任总编辑的原团广西区委书记孙鸿泉“揪”回来和余达佳、陆军一起进行批斗。廖慧、莫家裕亦被迫作检查。
3月初 团广西区委“夺权领导小组”成立并取代“临委”。其成员有：吴荣昌、梁进杰、陈鹤侣、覃涛（一般干部）等人。
同月21日 经上级批准，团广西区委成立三结合的“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抓促领导小组”）取代“夺权领导小组”。负责人是陈鹤侣，其他成员有：梁进杰、黄仁荣、黄志宏（一般干部）、黄汉清（学校部副部长）、吴荣昌、余达佳。领导小组成立后，由黄仁荣起草，给全区团员青年发了一封公开信，号召他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搞好生产，夺取丰收。
3月底 再次把孙鸿泉从广西日报社“揪”回来批斗，给他强加上执行了所谓修正主义青年工作路线的罪名。
春 团广西区委干部覃中兰（青农部副部长）从武鸣梁同搞“四清”回来，告诉吴荣昌、梁进杰说，武鸣县公安局放了一辆吉普车在梁同，建议去借回来用。吴、梁同意后，就叫司机黎成添去开回来，经过修理，用了一段时间。这辆车原是红卫兵偷新华社广西分社的，开去武鸣途中翻车，后由县公安局收容。周恩来总理后来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提到偷车一事。团广西区委怕将此事加到“联指”（即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头上，就把车退回武鸣县公安局。
4月19日 “4·19声明”在《广西日报》发表，广西从此后形成两派群众组织——支持伍晋南（广西区党委书记）的“4·22”派和支持韦国清（广西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的“联指”派。
5月 团广西区委的几个战斗队和广西团校战斗队联合成立“广西联指团区委革命造反兵团”，取代“抓促领导小组”。兵团负责人是梁进杰、吴荣昌，其他成员有郭洛（郭遇慰，一般干部）、冯伟林、黄仁荣、莫家裕、陈鹤侣等。
6月 “广西联指团区委革命造反兵团服务组”成立。组长吴荣昌，副组长梁进杰。成员有郭洛、麦庆新（一般干部）、甘辛，不久又增补梁宗常、刘蔚煜、翁珍庶（均一般干部）为成员。郭洛任朝阳片联络员，负责传达朝阳片“联指”组织指示，反映情况。
同期，团广西区委干部李月清（少年儿童部长）、黄万玉、罗登年和团校李善群等加入“4·22”组织。
8月9日 黄万玉参加了广西“4·22”组织的冲击京西宾馆事件。黄后来被解放军押送回广西。
下半年 广西两派矛盾激化，团广西区委“造反兵团”放松了对老干部的批斗，而把矛头转到了本单位对立派即“4·22”派成员李月清（少年儿童部长）、李善群（团校一般干部）、罗登年（打字员）、黄万玉（一般干部）的身上。在这段时间里，李月清的家曾多次被抄。先后参加抄家的有：吴荣昌、梁进杰、李承业、黄志宏、郭洛、黄仁荣、罗斌、罗斐然。抄走的不少书信、照片至今还未找到。
同期 广西两派群众组织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终于导致了武斗。在这种形势下，团广西区委成立了“武装班”，准备参加武斗。参加“武装班”的人员计有：黄仁荣、罗斐然、罗斌（罗天才）、黄文生、黄志宏、黄文汉、宿富安、李洪波、李承业、董志华、刘蔚煜、翁珍庶、龙建培（青工部副部长）、梁进杰、宁自明、吕继池、李尚荣、余达佳、赵精华、梁宗常、阳方贤、农廷安和郭洛等。（以上除余达佳和龙建培外，均系一般干部）
同期 根据朝阳片指挥部的命令，吴荣昌、梁进杰带领“武装班”部分人员，参与红色工人总部、红卫兵总部攻打回民饭店对面的4号楼和音乐厅（小红楼）的“4·22”据点。参加人员有郭洛、罗斌、黄仁荣、覃中兰、罗斐然、黄志宏、刘蔚煜、宿富安等。当天双方用石头对打，次日天亮攻下，把几个红卫兵赶走了事。当时，刘蔚煜和黄志宏还把一台印刷机作为战利品抬回团区委。稍后，“4·22”派和“联指”派对广西日报社进行所谓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吴荣昌和梁进杰奉朝阳片指挥部的命令，率领郭洛等十多人协同其他单位进驻南宁市望火楼，阻击“4·22”派人员从解放路向广西日报社增援，双方打了一场石头仗，人员无伤亡。
冬 广西军区成立“三办”机构，整理和审查旧职人员的档案材料，并查明这些人的下落。同时通过翻阅旧报刊包括旧小说发现漏网分子的线索，为清理阶级队伍提供材料。团广西区委滕在能、麦庆新等3人参加。
3月中旬 广西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稍有缓和并实现了联合。
3月22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桂革筹发（68）92号文件批准成立团广西区委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暂缺，副组长由余达佳，梁进杰担任，其他成员有莫家裕、吴荣昌、黄万玉、翁珍庶和刘蔚煜。
4月下旬 团广西区委兵团有几个人参与了红色工人司令部和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组织的绑架新华社广西分社记者金镰的行动，原因是说他为“4·22”作辩护。在关押的4天时间里，金多次遭到敲打，后因新华社干预才放回。
5月3日 广西某造反组织指挥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强行“启封”广字104部队仓库的民兵武器弹药，并成立“九人核心小组”统一指挥。
5月4日晚 “九人核心小组”组织出动43辆卡车，3辆小汽车，一列火车（客车）到长岗岭军械库夺取武器弹药。团区委革命领导小组接到通知后，发动人员前往，但由于去晚了，所得的枪枝有不少零件不齐，倒是得了一批子弹。之后不久，团区委又有几个人到南宁军分区找枪，在水沟里得到几枝破枪和少量子弹。枪枝经修理，尚能使用。这些武器为后来参加武斗事件提供了重要条件。
5月5日 团广西区委革命领导小组向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上报《关于撤销黄万玉同志团广西区委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的报告》。这时，关在团区委办公楼前面平房里一个“4·22”的人要逃跑，从门口冲出来，手持木棒见人就打。冲到大门附近时，要打冯伟林，冯举起冲锋枪就打，这人被打中了，但未死，后来不知是谁补打一枪，此人才死。天黑后梁进杰等人抬去丢了。
7月3日 中共中央针对广西情况发布“七·三布告”。
月初 梁进杰、吴荣昌奉朝阳片指挥部的命令，组织兵团的余达佳、冯伟林、莫畏、黄仁荣、刘蔚煜、赵快英、潘勇（潘莲妹）、李抗、李承业、宿富安、黄志宏、罗斌、黄文生、罗斐然、黄文汉、莫家裕、农廷安、陈仪宫、翁珍庶、赵精华、马培光、麦庆新、覃中兰、宁自明等人坚守南宁市百货大楼对面的买报亭（邮亭）。由于枪枝不够，兵团人员只好分班组轮流守卫。
7月中旬末 吴荣昌、梁进杰带队，在一中上国街、红卫街配合解放军攻打“4·22”最后的据点，“解放”全南宁。郭洛要黄仁荣等人组织了一支有10人参加的“敢死队”，“敢死队”除郭、黄二人外，还有罗斌、李承业、宿富安、刘蔚煜、黄志宏等。稍后，团广西区委兵团的黄仁荣、罗斐然、黄志宏、罗斌、阳方贤、甘辛、赵精华、梁宗常、马培光、黄文汉、覃中兰、冯伟林、郭洛、刘蔚煜、董志华、陈仪宫、宿富安、农廷安、翁珍庶、麦庆新、李洪波、潘勇、李抗、覃耀发、严灿南、莫畏、李承业、莫家裕和滕在能等人，由朝阳片总指挥方长富指挥守卫解放路尾镇北桥头3、4个昼夜，任务是防止对方突围和防止外面增援，后来没有突围，也没有增援，因此没有直接交火。
8月8日，“联指”攻下解放路，武斗以“联指”的所谓胜利而宣告结束。这一天，团广西区委兵团部分人在镇北桥头照相留念。照片上写着：捍卫“七三”布告剿匪纪念照。照片上有郭洛、潘勇、李抗、阳方贤、冯伟林、覃耀发、黄仁荣、罗斌、李洪波、农廷安、覃中兰、严灿南、莫畏、刘蔚煜、李承业、罗斐然、马培光和莫家裕。
8月12日 梁进杰、吕继池、范林、龙建培、宁自明、黄文生、李尚荣、梁宗常、黄文汉、董志华和甘辛共11人在工青妇大院内的“土坦克”前持枪照相留念。照片上写着：捍卫“七·三”布告围剿反共救国团。
8月中旬 广西“联指”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的祝捷大会庆祝胜利。团广西区委兵团全体人员参加了大会和游行。会后根据上级指示，所有武器全部上交。
同期 团广西区委革命领导小组指定吕继池、罗斌、宿富安、范林、刘蔚煜、李承业等人两次持团广西区委的证明到解放路抄罗登年的家。挖掘到机关民警服1套、尼龙袜5、6双，还有团广西区委机关对罗登年的处分决定一份。抄去的手表给吴荣昌“保管”了半年，给回罗本人时已坏，不能再用。
同月 “广西联指团区委革命造反兵团”全体战士照相留影。“广西联指团区委革命造反兵团服务组”成员也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上有翁珍庶、甘辛、麦庆新、梁进杰、刘蔚煜、吴荣昌、梁宗常、郭洛等8人。
9、10月间 再次组织批斗孙鸿泉。同时还批斗“4·22”派的黄万玉、李月清、李善群和罗登年。批斗时，这几位参加“4·22”的同志多次被黄仁荣、李承业、刘蔚煜、范绍林、郭洛、罗斌、李尚荣、罗斐然等人踢、打。李月清和李善群还被李承业等人剪去头发，五花大绑押上大街游行示众。这几位被批斗的同志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打击和摧残。
春节后，团广西区委机关干部集中自治区疗养院参加“斗批改学习班”，被编为第一大队第十一连。连长梁进杰，副连长刘蔚煜，指导员余达佳，副指导员吴荣昌。学习班主要是搞所谓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下放科室人员等等。还开展了跳“表忠舞”比赛活动。
下半年 区直机关整党建党工作结束后，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曾召开过关于干部去向问题的会议。团广西区委和广西团校干部去向有几个方面：一部分到区革委会工作。如梁进杰和黄志宏等；一部分调武鸣学习班协助有关单位搞专案工作，如吕继池、冯伟林、李立潮、马培光、黄文汉、赵精华、麦庆新等。上述两部分人员均分别由区革委会和原一大队点名调去。余下的人员一是分配到基层工作，如李抗、罗登年、李延龄等；二是参加自治区宣传工作队下乡蹲点，如吴荣昌、梁宗常等；三是到“五·七”干校，如莫家裕等；四是在留守处工作。
下半年至次年2月 广西区革委政工组派工作组到桂平县进行试建团县委工作。
3月13日 广西区党委以桂发〔1972〕35号文件批转桂平建团工作组的报告，要求各地、市、县、柳铁党委会参照执行，搞好广西的整团建团工作。
4月17日 广西区党委决定成立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筹备领导小组。赵茂勋任组长，张智理、季兴华、梁吉泉、颜景堂为副组长，其他成员有唐以豪、莫家裕、梁梅芬（女）、卢黄基、梁进杰、刘美荣（女）共11人。
5月25日至31日 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宁举行。正式代表1,218名，列席代表92名，另外还特邀11名老红军、老干部、老模范、老英雄和老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大会以“批林整风”为纲，总结交流了当时广西整团建团和青年工作的经验，还讨论了今后的任务。大会期间，广西区党委常委都出席了会议，韦国清和安平生并分别在会上讲话和作报告。代表们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届委员会。
6月1日 第五届全体委员第一次会议选出常委18名，梁吉泉（壮）、颜景堂为书记，刘美荣（壮、女）、唐以豪、莫家裕（壮）、梁梅芬（壮，女）、周卫红（女）、卢黄基（壮）为副书记。这次会议当中，一些在“文革”中积极造反，犯有严重错误，犯有罪行的人物如梁吉泉、颜景堂、唐以豪等人，因受派性的保护，进入了团区委的领导岗位。
11月15日 广西区党委同意团广西区委关于成立党组的报告。党组书记：梁吉泉，副书记：颜景堂、莫家裕。其他成员有：刘美荣、唐以豪、梁梅芬、周卫红、卢黄基、梁进杰。
年底 统计1972年以来，全区共发展246,098名团员，有31,337名团员入党，办理10,822名超龄团员离团。
4月17日至29日 团广西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了报刊上的社论、短评和韦国清在广西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分析团工作中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批判所谓林彪反党集团贼船上的那一个区党委原负责人（即韦祖珍）的反党罪行；布置今后的任务。广西区党委常委、团广西区委书记梁吉泉主持会议，广西区党委书记刘重桂到会作指示。
7月10日 团广西区委发出8号文件，提出认真贯彻区党委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通知》的意见，要求各级团组织把培养青年理论队伍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文件还要求各级团干“要带头刻苦读书”，“带头开展革命大批判”。
10月29日至11月4日 团广西区委五届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片面认为，广西青年工作形势一派大好，团员总数已达120多万，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50多万。会议期间，广西区党委书记刘重桂到会讲话。他根据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结合广西情况对团的工作提出了几点意见。
年底 统计全区15-25岁的青年共有5,320,727名，团员1,245,637名，占适龄青年的23.41%；新发展团员316,183名，团员入党49,523名，114,256名团员离团；有红卫兵213,963人，红小兵1,862,856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46,728人；农村青年突击队84,173个，有844,155人参加农村科学实验活动。
2月23日至3月1日 团广西区委在南宁召开地、市、柳铁和区直团委书记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总结工作，讨论1975年的工作。会议期间，区党委书记乔晓光作了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报告，区党委书记刘重桂、常委赵茂勋、廖炜雄接见到会代表。会议号召广西各地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团结奋斗”。
6月21日 团广西区委发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3号文件的通知》，提出大张旗鼓地大宣传、大贯彻、大落实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还是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3项指示以及毛主席亲自圈阅的13号文件，充分发挥青年先锋突击作用，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大干社会主义，为实现今年钢铁产量和各项生产计划而奋斗。
6月23日 团南宁市委召开有400名青年代表参加的“学理论，抓路线，促进工业大干快上”的誓师大会。广西各地团组织也积极投入到宣传、贯彻、落实中央13号文件的行动当中。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工作生产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8月下旬 团广西区委召开地、市书记会议，要求广西各级团组织发动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响应广西区党委“打好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总体战”的号召，“实行开门整团整风”，“解决领导班子中懒软散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团员在批修批资总体战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9月20日 《广西团讯》第13期刊载柳城县团委《关于开展向龙小英学习的决定》和龙小英同年5月3日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龙小英系武汉大学毕业生，毕业前夕申请回乡当农民，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毕业后回到了柳城县桐木大队当农民。《广西团讯》编者借用报纸上的观点，对这件事作了过高的评价。认为大学毕业当农民，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同几千年来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缩小三大差别，即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毫无疑问，大学毕业生当农民这种做法，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做法，它的“左”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
11月15日至21日 团广西区委在都安县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各地市县、柳铁和区直团委以及部分农林场、公社团委负责人共164人参加。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参观了都安县一些农田基本建设的成就和工作场面，讨论了团的工作，提出了“围绕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团的工作，在普及大寨县的斗争中，充分发挥青年生力军作用”的口号。
年底 统计全区15-25岁青年共5,598,910名，团员1,380,755名，占青年的24.66%；发展新团员305,681名，超龄团员离团10,578名，团员入党36,169名；有红卫兵504,031名，红小兵2,152,840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13,249名；有业余读书小组108,203个，1,487,842名青年参加；有农村青年突击队77,297个，1,388,302人；参加农科活动的青年940,433人。
3月 广西各级团组织普遍开展纪念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13周年活动。南宁市团委邀请工人、教师组成故事组，到全市各中小学讲雷锋的故事，各中学还开展了学雷锋活动月活动。南宁地区团委召开纪念大会，请老红军讲传统，请解放军介绍经验，并组织青年植树造林，做好事。
4月8日 南宁6,000多名团员青年和红卫兵、红小兵集会，反击所谓的右倾翻案风。自治区、南宁地、市党政军领导人出席，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团区委书记颜景堂在会上讲话，声称“对党内资产阶级就是要斗，就是要批”。
5月4日 共青团广西区第五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在南宁召开，区党委常委、团广西区委书记梁吉泉代表团区委布置任务，要求各级团组织“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这种做法后来在团员青年当中造成了紧张气氛。
7月2日 团广西区委与教育局联合发出《关于纪念毛主席“八·一八”检阅红卫兵十周年的通知》。通知错误地认为,“广大红卫兵战士”、“为粉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贡献。当前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纪念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十周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知要求团员青年和学生在纪念活动中，应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红卫兵运动的所谓新鲜经验，提出要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踊跃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干革命”。
7月28日 团广西区委学习中心组在全国各条战线都联系实际批邓的压力下，在《广西团讯》第13期发表了错误文章《邓小平是最大的教唆犯》。文章说：“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挂帅人物。他利用手中掌握的那部分党政大权，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毒害群众，唆使青少年走资本主义道路，比社会上的教唆犯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8月11日 团广西区委、南宁地、市、区直团委根据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的指示，联合在南宁召开纪念红卫兵运动十周年座谈会，有新老红卫兵和青年干部170多人参加。刘美荣主持会议，已参加团“十大”筹备组任副组长一年多的梁吉泉发表了错误讲话。他说：“我们要认真总结红卫兵运动的经验，发扬红卫兵运动的革命精神，同资产阶级斗，特别是同党内资产阶级斗”。
9月9日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逝世。
9月18日 团广西区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区党委〔1976〕29号文件，深入学习〈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通知，要求各级团组织，集中一段时间学习，使广大团员青年和红卫兵对共产主义充满必胜信心，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发展广西的“大好形势”。
10月24日 广西区革委会副主任、团区委书记颜景堂代表广西团员青年和红卫兵在广西军民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大会上讲话。表示一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誓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斗争到底。同时也错误地表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胜利成果。
11月初 南宁青年集会，声讨、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团区委书记闭文明在会上讲话。他说，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被揭露出来，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论断无比英明正确。他要求各级团组织要充分发挥党的助手作用，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年底 统计全区15-25周岁青年5,737,816名，团员1,510,229名，占青年的26.32%。新发展团员288,045名。超龄团员离团79,562名，团员入党32,410名；有红卫兵687,234名，红小兵2,249,561名；有插队知识青年135,413名；有业余读书小组166,629个，974,256名青年参加；有青年突击队78,141个，1,418,510人参加；参加农业科学实验的青年有868,684人。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七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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