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5-0 作者：中共天峨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天峨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本《大事记》根据《决议》精神，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将我县“文革”的历史概貌，力求真实地记录下来，以彻底否定“文革”，教益后代。
二、《大事记》以年度为编序，按年月先后次序编排，对于一些发生时间较长的事件，跨年度事件，则采取综合编写的办法处理。
三、《大事记》中记载的一些重大案件，只作简要记录，需了解其详情，可查阅有关案卷材料。
四、本《大事记》的材料来源于县档案馆和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的文字材料，同时，还进行了广泛调查了解，不少知情者为本《大事记》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五、本《大事记》所记载的大事，从1966年6月我县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开始，至1976年10月我县召开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止，共计10年零5个月。
六、本《大事记》，由县委整党办《“文革”大事记》编写小组编写，经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讨论定稿。
6月19日，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要求，成立了天峨县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覃乃仁（县委副书记），副组长潘尚富（副县长）、卢世良（副县长）。开展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工作。
7月中旬，全县中小学教师及文化部门的干部职工，利用暑假时间集中于天峨中学，学习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文件和报刊有关文章，发动群众，写大字报、小字报，揭露文化教育战线的“问题”，对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教师和文化工作者，开展大批判。有的出大字报专栏进行重点批判。参加这次学习共600多人，共贴出大字报、小字报4000多张，有60多人被点名批评，原县教研室副主任谭厚望等2人被大字报专栏重点批判。从此，我县“文化大革命”在文教战线首先拉开了序幕。
9月上旬，县委派出由7名干部组成的“文革”工作组，进驻天峨中学，帮助开展“文化大革命”。组长卢世良（副县长），副组长王英杰（县委工交部副部长），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组织发展“红卫兵”组织。?掌握运动的情况，负责向县委作出报告。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在学生中普遍开展宣传，发动大家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发展了一百多名红卫兵，成立了“天峨中学红卫兵团”。接着组织红卫兵走向社会、到工厂、农村开展宣传活动。当时，学生出了一些大字报，揭发批判教师在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上的一些问题。
9月下旬，天峨中学选出第一批红卫兵代表30人，上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时值毛主席在天安门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由教师奉进顺领队。10月上旬第二批红卫兵代表40多人上京接受毛主席接见（时值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由教师凡政改领队。
10月，各公社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成立了农村红卫兵组织。参加红卫兵组织的人员，均为农村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青少年。组织名称叫“红卫兵大队”。
到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回来后，刷出了“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学生集会、上街游行，高呼：“要革命，不要保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驻校“文革”工作组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理人进行批斗。
11月，县委代理书记张健儒从南宁参加区党委召开的会议回县，召开县三级干部大会，有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县直各单位的领导、革命群众代表、红卫兵代表共700多人参加。张健儒传达了区党委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毛主席关于一些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指示，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文革”工作组问题），号召广大革命群众发扬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求各级领导坚决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考验。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峨中原来的红卫兵组织解体，师生自由组成“战斗队”，名称各异，如：“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人数有几十人，十几人的，也有几个人的。在峨中和外地的影响下，县直机关、社直机关和农村，也纷纷成立“造反”组织。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运动。
在“四大”中，“造反”组织不断改组，不断壮大，其名称也越来越“革命”，如：“七·一”战斗队，“射大鵰”战斗队，“奔腾急”战斗兵团，“众志成城”造反兵团，等等。
县“文化革命小组”在“造反”声中倒台，县“文革”办公室由“造反”派接管，吴琳（林业局干部）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各“造反”组织的关系，处理来往“串联”事务，建立接待站，接待串联的红卫兵。
11月中旬，峨中第一个“战斗队”（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开始外出串联，12月份为“串联”高潮，全校师生，以致全县教师都先后出去串联，远的到北京、上海，近的在邻近省市，接着，文化部门、财贸部门和其他一些部门的“造反”组织，也组织外出串联。直至1967年1、2月份，才陆续回县“复课闹革命”、“就地闹革命”。
元月，“天峨县革命造反总部”成立，总指挥吴兆荣（县林业局干部），副总指挥：蔡桂林（县农业局干部）、覃兆学（县统计局干部）、莫文轩（县人民银行干部），陈俊琴（县防疫站干部）。
县直各单位领导，各公社领导受到批斗，并令其“靠边站”，检查和交待问题。
2月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新高潮。街头、村边搭有专用大字报棚，各机关单位，各工厂车间，各中小学校以及农村大队、生产队、屋内屋外，墙上门上，到处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大字报。县领导、公社领导、单位领导、学校领导及部分教师，以至生产队干部，大部分受到大字报点名“炮轰”。
3月，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的影响下，我县也刮起了夺权风，如：农业局，以“造反”战斗队长谢志科为首，发动全局“造反派”，给原农业局领导班子罗织了5条罪状，认为原班子是“特嫌”、“叛徒”的后代，伪人员组织的反动窝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班子，于3月初组织对局长高焕祥、副局长韦显强、班荣邦进行批斗，要他们承认所列罪状，接着，召开全局干部职工夺权大会。会前，“造反派”事先写好夺权书，会上由谢志科宣读原班子的罪状，宣布夺权，令县委组织部长冯平在夺权书上签字，冯签字是：“同意农业局革命群众意见。”要局长、副局长也分别签字，宣告夺权成功。从此，局领导权归战斗队，原领导到纳州试验场劳动改造。正式宣布夺权的有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农业局、水电局、人民银行等16个单位。虽没有成立全县性的夺权机构，但各单位实际上由红卫兵组织和机关造反组织掌权，领导靠边站，交待问题，全县党政机构陷于瘫痪。
3月，县人民武装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3月12日，县人民武装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张家斌（人武部部长）任主任，黄民威（人武部科长）、潘尚富（副县长）任副主任，主持全县党政工作。
4、5月，红卫兵及各“造反”组织，以支持韦国清（原区党委第一书记）和支持伍晋南（原区党委书记）划线，分持两种观点，开展辩论、争吵，各“造反”组织分化改组，形成“支韦”和“支伍”两大派别。
5月，天峨中学“支伍”派的“众志成城”兵团的学生30多人，在“兵团”头头海滤汰（教师）、孙忠科（学生）的带领下，到县人武部静坐示威，抗议县人武部支一派压一派，要求部队支持自己这一派，静坐了3天，人武部领导当场表示，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今后部队支左不支派，坚决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学生才散去。
“支韦派”成立了“天峨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第一届总指挥：吴兆荣，副总指挥：蔡桂林、覃兆学、莫文轩、陈俊琴。第二届（7月改选）总指挥：龙永丰（汽车司机），副总指挥：韩明春（团县委干部）、肖裕民（县医院医生）、谢当礼（水文站干部）、黄浩（农机厂干部）。核心常委成员：陈应恒（峨中学生）、陈克权（农机厂工人）。
“支伍派”成立了“天峨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亦称天峨“4·22”。总指挥：海滤汰（峨中教师），副总指挥：孙忠科（峨中学生）、陆运烈（水文站干部），领导成员：韦木棣（峨中教师）、韦彩松（县监委干部）、韦学渊（峨中教师）。
与此同时，各公社两大派先后成立了总部。
联指派主要负责人：六排公社丁积德（公社秘书）、韦尚位（民政助理）、索文山（会计）。板么公社兰日华（营业所干部）、李庆兰（公社秘书）、覃一兵（公社监察干部）。八腊公社杨宗福（公社组织干部）、吴荣享（供销社教导员）、邵德忠（税务所干部）。更新公社张显奇（更新中学教师）、韦声烈（公社监察干部）、杨忠元（林技推广站副站长）。向阳公杜罗启得（营业所干部）、康玉莲（公社妇干）、杨先华（公社法庭干部）。下老公社岑家布（营业所干部）、韦纯温（粮所会计）、王汉光（粮所助征员）。三堡公社陈世祥（粮所干部）、覃九如（公社组干）、吴玉芬（公社妇干）、李丽华（公社医院医生）。
“四·二二”派主要负责人：六排公社韦大运（粮所干部）、谭紫微（营业所干部）。板么公社周敏麒（供销社干部）、梁甫（粮所干部）。八腊公杜张福宝（小学教师）、谢殿光（供销干部）。更新公社孙周刚（供销社干部）、胡乃立（公社医院医生）。向阳公杜覃宝仕（教师）、谭政（教师）。下老公社张敬文（供销社干部）、杨其波（教师）。三堡公社王周顺（文教助理）、龙永锋（教师）。
7月以后，两派唯我革命，唯我正确，互相攻击、互相谩骂，派斗不断加剧，小的摩擦事件不断发生，敌对情绪不断加深。
12月29日，在县城发生了一场“拳头加皮带”的武斗。当天是圩日，来我县串联的广西农学院“三·七”红卫兵（联指派）十多人上街作派性宣传，极力宣扬“广西联指”，攻击丑化“广西4·22”，当时，天峨“联指”有30多人在旁“保驾”。宣传开始不久，天峨“4·22”数十人来到现场，在朱百昌（粮食局干部）的带领下与“三·七”红卫兵辩论，开始互相指责、互相谩骂，继而指手划脚，动手动脚，一场“拳头加皮带”的武斗终于发生了。这时，“联指”派的“工交兵团”在总指挥龙永丰的指挥下赶到。“4·22”派见形势对自己不利，四散逃跑，在新华书店阳台上拍照武斗现场的“4·22”派成员韦永德，此时也跑了回家，“联指”派当即集中人民广场开会，从粮食局把朱百昌抓到广场，拳打脚踢，打致重伤，韦永德也被从县委抓来，强逼交出照相机及底片。韦不肯交，被推拉踢打，走到水电局小桥时，“三·七”红卫兵和天峨“联指”将韦永德抓起就要往桥下丢。正在这时，人武部派人前来阻止，韦永德才免一死。这场武斗过后，气氛更为紧张。天峨“联指”从县公安局借出20多支步枪和手枪。天峨“4·22”也在天峨中学加紧自制手榴弹，一场真枪实弹的武斗迫在眉睫。
1月，原来紧张的武斗气氛，经县人民武装部出面，反复做了工作，紧张气氛才得以缓和。
2月，县人民武装部举办有两派代表参加的学习班，酝酿两派联合，筹备成立县革命委员会，造成了和解气氛。
3月初，两大派代表到南宁举行实现大联合谈判，军队代表和领导干部代表参加，达成了大联合协议。
3月29日，天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张家斌（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第一副主任：黄宝玉（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副主任：潘尚富、卢世良，常委设15人，委员55人。革委会设置四大组：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
4月12日，县革委召开公社革委主任会议，县人武部政委马兴田作了会议总结报告，强调当前要坚决反对分裂主义，发展和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要把一小撮两面派、政治野心家、变色龙、小爬虫都揪出来示众。
这是一个信号，为揪斗“坏头头”、“现行反革命”定了调子，县人武部一贯是支持“联指派”的，让“4·22”派以对等人数参加各级革委会，只是个姿态。
4月18日，革委主任会议结束，4月21日，“联指”派的主要负责人韩明春（县革委常委）、龙永丰、肖裕民、谢当里（3人均为县革委委员），即在粮食局（联指总部）召开“联指”派各战斗队负责人会议。韩明春传达了马兴田关于反对分裂主义，保卫红色政权的讲话精神，谢当里介绍了外地揪“4·22”派“坏头头”的情况，说：“外地揪坏头头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迎头赶上，誓死保卫红色政权”。会议决定立即掀起揪“坏头头”群众运动，并成立了保卫红色政权的“卫戍兵团”，由陈克权负责具体指挥。
5月，全县范围内掀起了揪“坏头头”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高潮。全县被批斗227人，在批斗中，随意捆绑吊打人，致使8人自杀身亡。
6月2日，县革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各公社革委主任参加了会议。会议形成了《天峨县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决议》。《决议》着重指出：
“要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派性，斩断黑手，排除干扰，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要认真搞好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把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要发动和依靠贫下中农，革命群众，打击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维护革命新秩序。”
“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从右的或左的方面来分裂、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的阴谋。”
6月17日，广西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发布了《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公告》号召：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全面的、猛烈的进攻，乘胜追击，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斗争，把隐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县公检法军管会也发出了《关于调查天峨县“反共救国军”工作的初步意见》，指出：“我县以张健儒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网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杀害贫下中农，夺取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的武器装备，推翻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
本来乱批、乱斗、乱打、乱吊的违法乱纪行为已泛滥成灾，加上追查“反共救国团”运动，形势更加复杂，手段更加残忍，出现了打人、杀人的热潮。
7月中旬，全县组织武装民兵240人，参加围剿凤山县“4·22”派（人武部指挥），9月4日收兵。
7月20日，县革委成立第三办公室，组成一个庞大的班子，专门清查敌伪档案，深挖阶级敌人，调查天峨地下党情况，清查叛徒，对全县科局长以上干部，进行全面审查，形成群众性的审查运动。
这样，“猛烈进攻”、“狠狠打击”、“坚决打倒”、“群众专政”就有了组织保证，使局势极度恶化。
8月2日，县人武部政委马兴田、县革委副主任潘尚富，分别在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和各公社电话会上讲话，号召全县人民：“继续深入贯彻中央‘七·三’布告，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深入开展“三查一清”运动。通过查党史、革命斗争史、挖叛徒、抓特务和反革命，查家史，找漏划地主、富农，查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揪走资派。清理阶级队伍，把两面派、野心家、变色龙、小爬虫揪出来，批倒批臭”。
由于县人民武装部和县革命委员会执行一条极“左”路线，他们把那些给人民群众带来严重灾难的“狠狠打击”、“猛烈进攻”、“坚决打倒”、“群众专政”，看作是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革命风暴”，看作是维护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必不可少的“革命行动”，即使过火一点也是无可非议。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不是请客吃饭。因此，他们对于乱批、乱斗、乱打、乱杀的违法乱纪行为，不但不加制止，反而一再鼓动、宣扬。
一些群众组织中派性严重的人，无视党纪国法，把残酷批斗、打人杀人看作是考验立场是否坚定，爱憎是否分明，斗争是否勇敢的标志，对反对过他们的人进行无情的血腥镇压。
一些群众组织中的投机分子和破坏成性的社会渣滓，则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乘机发泄私愤，肆意杀人。
因此，6、7、8、9月份，局势最恶劣，斗争最残酷，手段最残忍，是打人、杀人的高峰期，全县7个公社都有乱杀人、打死人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发生。
6月份死亡人数27人，其中枪杀、打死14人，被迫害而自杀13人。6月初，八腊公社“联指”派主要负责人吴荣享、杨宗福、邵德忠等人，开会讨论了县革委关于当前狠抓阶级斗争，保卫红色政权的部署，分析了全公社阶级斗争的形势。决定亲自到老鹏大队抓阶级斗争的点，搞出样版，推动全公社。他们来到老鹏，召开了大队干部、民兵骨干、贫下中农等会议，层层宣传发动，制造气氛，并进行摸底排队，确定重点斗争对象，掀起大批大斗高潮，不到20天时间就枪杀了4个人。
经分析研究，他们决定先拿解放前有过罪恶的张近维开刀，交群众斗争后，实行群众“专政”，6月6日，在大队召开斗争张近维大会，为了斗争大会开得成功，吴荣享、杨宗福、邵德贵（大队党支书）分别开展活动，号召大家对阶级敌人要狠，毫不留情，决不手软，还给持枪民兵布置了杀人任务，斗争开始，吴荣享命令张近维跪下，并带头踢了两脚，邵德贵宣读“罪状”后，“积极分子”即上去斗争，有的拳打脚踢，有的用木棒猛打。最后邵德贵宣布把张近维拉出去。民兵朱远碧、谢大佑、陈治毛、冉崇军、邵德友、龙达明等将张近维押到荒坡上开枪打死。
6月10日，决定拿四类分子向官品上街游斗。游斗前，吴荣享召开了大队干部和民兵骨干会议，他鼓动说：“对这些人可以用木棒擂，怕他死吗，过去他压在人民头上，哪顾我们死活。”批斗时，吴荣享、邵德贵坐在会场上压阵。当大队“文革”小组组长张远林宣读完“罪状”后，一些群众上去揭发向官品解放前的一些罪行，并拳打脚踢，这时食品站合同工胡祖旺找来一根木棒，朝向官品的头上猛打，向官品当场昏倒在地，邵德贵见状，宣布散会，群众走后，邵德贵见向官品苏醒过来，即令民兵邵德良、朱远碧、谢大佑、冉崇军将向官品拖到街边实行枪杀。
抓点工作组和大队干部研究认为，地主分子张远恒，解放前有罪恶，“文革”期间有人反映，其子张近豪从六排公社回家过，可能带有武器交给他，其动机不良，必须立即处理。经研究由供销社职工杨昌元、大队长冉崇文负责执行这个任务。
6月11日晚，杨昌元、冉崇文带上几个武装民兵，到尧山队召开全片斗争张远恒大会，大会由冉崇文主持，杨昌元讲话。杨追问武器问题，张说他儿子没有带回武器，于是杨动手打了张远恒。接着几个民兵和社员即一轰而上，有的拳打脚踢，有的棍棒乱打，把张远恒打得鲜血直流。但张远恒仍一口咬定没有武器，杨昌元问群众“张远恒老实不老实?”群众答“不老实”，杨又问“张远恒该杀不该杀？”群众答“该杀”。杨即叫随身民兵朱远碧、龙达明、邵德友、陈治毛把张远恒拉出去开枪打死。
孙荣书平时爱发几句牢骚，被说成对共产党不满，诉共产党的苦！孙的儿子孙忠科是天峨中学“4·22”派头头，“文革”中孙荣书曾到学校看过儿子，被说成乱搞反革命串联。6月18日，吴荣享对大队干部邵德贵（党支书）、冉崇文（大队长）、张顺贤（会计）、林远林（文书）说：“孙荣书诉共产党的苦，思想反动，他儿子孙忠科在县城闹得很凶，我们要把他整掉，刹刹孙忠科的威风”。经讨论，大家一致同意6月20日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孙荣书，交由群众实行“专政”。批斗会开始，吴荣享当众踢了孙荣书两脚，令其跪下，这时，几个民兵骨干蜂拥而上，边斗边用枪托、木棒朝孙荣书身上、头上乱打，这样斗打了一个多小时，孙被打得昏倒在地，邵德贵这才宣布散会，叫民兵朱远碧、陈治毛将孙荣书拉到街外田坎上开了3枪，但子弹不好，都打不响，民兵朱远碧找来一根大木棒，朝孙荣书头部连连猛击，把孙打死。
更新公社更新大队小六排小队副业组长、共产党员李汉祥，于5月下旬在县城买了一批农机零件，分两麻袋包装、用马驮回生产队，社员侯再龙、黄京帮忙下驮时，怀疑是手榴弹，要伸手进麻袋去摸，李不许摸，侯黄二人便于6月5日将情况汇报给县驻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队）卢忠元。卢听后，组织群众对李进行批斗、捆绑、吊打，令其交出手榴弹，李否认有手榴弹，连续被残酷批斗3天，并被关押在大队部内。6月8日，天下大雨，更新河水猛涨，李借口上厕所大便，跳下更新河，想游到对岸逃跑，民兵发现后，即赶到河边，邓瑞光、张昌会、吴继平3人，向李各开一枪，把李汉祥打死在河里。
三堡公社三堡大队社员莫金生，因爱和队干顶嘴，又自制些酒药卖，成了阶级斗争的重点对象，先在本队受到3次批斗，后被拿到大队参加批斗大会，遭到全大队的斗争，但莫金生一直没承认强加给他的“罪状”，大队文书韦永规便组织队干抄了莫的家，在抄家过程中，从莫的睡席下翻出一张蒋介石相片和一本国民党法律书。这就成了莫金生致死的过硬物证，当晚，韦永规组织本大队群众对莫进行斗争，会上，莫满军（队长），卢忠富（贫协组长）、韦忠明（武装民兵）和莫仁生等，对莫金生拳打脚踢，把莫打得遍体鳞伤，批斗后即将莫金生关押在仓库里，6月15日，韦永规、莫满军、卢忠富、韦忠明将莫金生押到公社，参加公社造反总部组织的大游斗。回家的路上，他们商量如何把莫金生干掉，莫满军主张由韦忠明一枪把他打死算了，韦忠明不同意，说这样做太暴露了，卢忠富主张用绳子把他勒死，大家一致同意。晚上，莫满军、韦忠明、卢忠富带绳子来到莫金生家门前，叫莫立即出来，待莫出到门外，韦忠明叫莫跪下，莫满军拿出打好活套的绳子，套住莫的颈，韦忠明、卢忠富两人当即各拿绳子的一头，用力紧拉，只几分钟时间，就将莫金生不声不响地勒死。
八腊公社八腊大队四类分子韦德华、田联朝2人，被怀疑参加“反共救国团”。被多次批斗，在批斗中，被吊打致重伤，但韦、田二人始终不承认参加反革命组织，6月23日，大队党支书冉瑞文，召集大队干部付益寿、田香干、田应宽、范清臣开会，决定对韦德华、田联朝执行枪杀。当天召开了全片的群众大会，对韦、田再次批斗、吊打，公社武装干事莫安甫参加了大会，并亲自指挥民兵田香干、田香爱、牙光剑、冯金德对韦德华、田联朝执行枪杀。
更新公社上福大队班裕隆，“文革”当中结婚，因摆酒席、收彩礼，被认为搞“四旧”活动，被多次批斗，批斗中被吊打致重伤，其哥班丰隆秘密将他送到凤山县杭东姐夫家治伤。大队文书李管书因受到公社武装部干事田香希的批评，说他无能，一个坏分子也管不住，并令其立即组织民兵将班抓回来，李管书即组织民兵营长吴通建和几个武装民兵，到杭东去抓班裕隆，李管书暗示说：“只许他规规矩矩，不许他乱说乱动，若他不老实，就不要放过他，”民兵们说“明白了”，即令班裕隆的哥哥班丰隆带路，往杭东出发。当天抓到班裕隆时，因伤未好，不能行走，李管书领班丰隆将其背着走，由民兵武装押送，在回来路上，班裕隆在哥哥的身上又是哼又是挣扎，民兵陈宗尤在后面见了，说了声“你调皮捣蛋”，即举枪朝兄弟俩开了一枪，民兵吴秀交、腾创书随着又各开了一枪，把兄弟二人当场打死。
六排公社都隆大队社员宁荣光，因过去与本屯宁荣规的爱人有过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在斗、批、改高潮中，大队党支书宁荣规召集大队干部罗国刚和会计彭鸣清研究，决定对宁荣光进行批斗，6月29日晚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宁荣光，大会开始，宁荣规即叫宁昌胜把事先准备好的写有“搞鬼大王”字样的黑牌子给宁荣光带上，宁荣光不服，抓住黑牌子与宁昌胜拉扯，打起架来，这时，宁荣规带领索斌儒、戴玉堂等几个人，上前对宁荣光拳打脚踢，将宁荣光打致重伤。6月30日晚继续批斗时，宁荣规串通几个民兵，决定当晚把宁荣光杀掉。批斗会进行不久，宁荣规即令宁昌烈将宁荣光推出会场，宁荣规亲自与索斌儒对宁荣光执行枪杀。
八腊公社八腊大队青年周显光，参加“4·22”派，因与其父闹意见，曾于5月底6月初两次到金城江和柳城县老家玩，被怀疑外出搞反革命串联。参加“反共救国团”。公社武装干事莫安甫派民兵将周抓起来，多次吊打逼供，全身受伤，周乱供了自己为八腊“反团”团长，6月26日，趁上厕所之机逃跑上山，公社武装部部长张明钦带领民兵将其包围在高山上，被迫跳崖死亡。
7月份死亡人数达到最高峰，共36人，其中枪杀打死21人，被迫害而自杀15人。
7月1日，八腊公社召开全公社表忠大会。参加大会的五福大队“文革”组长杨宗山，因发现过八腊大队社员田光元曾到过五福张宗光、田光永家，怀疑他们搞反革命串联，发展“反共救国团”组织，即组织本大队民兵营长田应胜，民兵杨胜宽、杨宗胡、范明芬等，趁开会时间未到，将田光元揪来批斗，田光元承认到五福张、田二家探过亲，但否认搞反革命活动，被悬梁吊打，不省人事。后来，得到民兵营长田应胜的同意，由杨宗朝对田光元执行枪杀。第一枪打穿了胃，田光元惨叫连天，过了几分钟，杨宗朝才补打一枪，把田打死。
7月2日晚，向阳公社向阳大队召开向阳片群众斗争大会，斗争地主分子李扁仙，当有人揭发李与供销合作社职工陈善明乱搞两性关系时，原来与陈有成见的王新和，即带领向新斌、彭家德等多人，到陈家将陈善明揪出来，拳打脚踢，木棒乱打，当场把陈善明活活打死。
李扁仙否认与陈善明有两性关系，被民兵毒打，李的爱人杨兆兰出来说：“有什么你们就问什么，不要打人嘛。”会议主持者大队“文革”组长黄尚杰（已判刑）说他包庇坏人，令民兵将其拉到会场中间，并被捆绑跪下，杨辩解，被彭家德、龙达顺、白玉明等人用木捧、枪托猛打，把杨兆兰打致重伤，黄尚杰命令陪斗的四类分子骆金木、戎增寿将杨拖回家，开始骆、戎二人把杨抽起想抬着走，黄尚杰不许，要他们拖着走，被打得不省人事的杨兆兰，被拖到家不久即死亡。
三堡公社坡结大队，坡结一队会计刘祖其，为维护集体利益，曾多次揭发宗族头子罗文祥（已判刑）、罗文安（判处死缓）的违法乱纪行为，罗家怀恨在心，伺机报复。6月下旬，在罗文祥的儿子、大队长罗仁均（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组织下，罗文安等人，给刘祖其罗织了“强奸妇女、歪曲毛主席语录、贪污公款”等“罪名”，欺骗群众，对刘祖其进行了多次非法斗争，进行捆绑、罚跪、棍打、脚踢，7月5日晚的斗争会，刘被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7月6日，罗文安一伙，冲进刘家，把刘祖其拖出门外，用绳子捆其手脚，大木棒穿过手脚中间，将刘抬到坡上，由罗文安执行枪杀。
7月11日，六排公社都隆大队索妙词被怀疑参加“反共救国团”，遭枪杀。7月10日晚，大队党支书宁荣规，文书罗国刚召开民兵骨干会议，说索妙词是“反共救国团”，藏有枪枝和大刀。经大家讨论，决定如索不交出枪、刀，实行枪杀，会后将索揪到大队斗争。斗争中，民兵罗正福、罗正良、宁昌烈、罗国庆、陈宏科等对索妙词进行拳打、脚踢、悬梁、铁线穿耳朵，打得索昏倒在地，不省人事。7月11日上午，召开群众大会，由龙永志对索妙词进行宣判，民兵罗正福、韦锦宁将索推出会场，由持枪民兵罗国庆、宁昌烈开枪把索打死。
7月12日 八腊公社八腊大队“反共救国军”“副军长”韦德兴被宣判枪决。在追查“反团”高潮中，八腊大队社员刘呈祥被残酷批斗而上吊自杀。当晚，由四类分子及子弟韦德兴、田郑、韦福宗、张林相等人抬到坡上埋葬。民兵吴比良等4人路过坡脚，听到韦德兴等人在说话，便向党支书冉瑞文汇报，说韦德兴在坡上开黑会，冉瑞文立即向公社武装部长罗良达作了汇报。冉、罗即组织民兵对韦德兴等4人进行审讯，在捆绑吊打、刑讯逼供之下，田郑、韦宗福、张林相假供韦德兴是“反团”副军长。并说凤山“廖匪”（即“四·二二”派）派来的两个人说，他们的人已分3路从麻村、横里、韦家洞进攻八腊公社，韦德兴召集他们4人开会，准备接应。得到此假供后，罗良达连夜派了几十名武装民兵到三路拗口阻击，结果并无此事。7月12日中午，冉瑞文召集民兵营长田香干、排长冉启国以及罗良达，公社驻队工作组陈应标，开会研究枪杀韦德兴4人事宜，罗良达只同意枪杀一人。结果，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当场由民兵谢大堂、汪长发、夏益祥对韦德兴进行枪杀。
7月13日 更新公社安亭大队“四·二二”派骨干华庆豪被活活打死。华庆豪原来与干部的关系不太好，又是大队“四·二二”派骨干，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因害怕被迫害而外逃躲避，被上景大队民兵抓获，送回安亭大队。县驻队工作队卢忠元、大队武装纠察队队长杨先发，组织群众对华进行多次残酷斗争，华被吊打致重伤。7月13日，杨先发召集民兵骨干黄平七、黄云贵等人开会。研究决定将华庆豪处死。当天在纳得片群众斗争会上，杨先发、黄云贵、黄平七等人，用木棒、石头将华打死。
7月21日 更新公社进行了一次全公社大游斗。“四·二二”派小学教师刘朝学、罗大忠、地主子弟周仕康被枪杀。7月19日晚，公社武装部长、公社革委副主任黄伯宽、公社革委主任韦冠业，召集武装干事田香希，公社财贸教导员、公社“联指”负责人杨忠元、公社监察干事、公社“联指”派负责人韦声烈，公社法庭干部冷天爵、公社纠察队负责人谭天关等十多人开会，以“大部分领导和武装民兵即将到凤山‘剿匪’，为了保证后方不出乱子”为由，研究于21日，进行一次全公社大游斗，并由公社秘书黄对芳通知各大队将四类分子和其他“牛鬼蛇神”（四·二二派骨干）押来参加游斗。21日上午，公社“联指”派头头将刘朝学、罗大忠、周仕康的“罪状”写好，由杨忠元召集贫下中农代表张宏活、粟周华、黄平仁开会，把刘、罗、周的“罪状”材料交给他们，他们在游斗大会上宣读，并问群众该不该杀。中午12时，几十名武装民兵将各大队带来的四类分子和“四·二二”骨干集合起来，编好队，挂上黑牌，押上街游斗。在街上游了两转后，令其全部跪在空地上，很多群众围上来观看。这时，杨忠元命令刘、罗、周到队伍面前跪下，接着张宏活、粟周华、黄平仁分别宣读了刘、罗、周的“罪状”，并由张宏活问群众：“该杀不该杀？”民兵说：“该杀”！张即向看守的民兵挥手，负责押解这3个人的民兵姚祖规、韦善科、徐汉民、谭必村、杨正标、张正必、牙述兵、梁以香、熊国忠等十多人，即将他们推出会场，执行枪决。
更新公社斌亭大队社员黄文金，是土匪大队长黄介弼（解放初期被处决）的儿子，在斗、批、改高潮中，被勒令到大队接受审查，批斗，因害怕而逃跑上山躲藏。7月22日，在亲属的劝告下，自己挑行李、粮食到大队自首，接受批斗，走到半路碰上武装民兵张宏活、林运忠。张宏活问明情况后，说：“一个土匪大队长的儿子留他做什么。”当即向黄开枪射击，林运忠也跟着开枪，黄文金当即被打死在半路上。
因书写一首诗句，杨开芳被杀。在“文革”期间，八腊大队社员杨开芳，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书写一首诗句：“满天风雨满天仇，革命何需怕断头，留得夫婿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在追查“反团”高潮中，被怀疑是“反团”。7月21日，大队民兵副营长冉光明召集王金生、夏益祥，汪说周、谢文堂、房梓贵等人开会，决定7月23日联片批斗杨开芳。当天，冉光明、王金生、汪说周、夏益祥又商量决定，批斗杨开芳时将其枪杀。23日召开联片斗争大会，由汪说周主持会议，冉光明作指导，王金生负责组织持枪民兵。斗争会开了一阵，王金生即带领民兵呼喊枪杀杨开芳的口号，在一片喊“杀”声中，杨被民兵王金生、汪长发、罗登贵、夏益祥、谢文堂、吕步胜、房梓贵、董泽斌、涂学军推到坡上执行枪杀。
7月26日，更新公社斌亭大队地主分子周仕雄被活活打死。更新公社“七·二一”杀人事件发生后，斌亭大队地主分子周仕雄被连续批斗，在批斗中被打致重伤后关押在仓库里。7月26日中午，大队“文革”小组长罗永国召集大队文书班荣球，民兵骨干吴良国、黄民政、郑国恩、罗庆龙、龙永魁等人开会研究，决定把周处死，以免留下后患。会后，吴良国、罗永国、郑宏恩、龙永魁、罗耐合等人即来到关押周仕雄的仓库里，用木棒、木凳朝周的身上、头上齐打，直把周打死。
县委代理书记张健儒，“文革”初期，“造反派”以“头号走资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与有海外关系的人结婚”为罪名，长期对张健儒进行批斗，并3次抄家。县人武部“支左”后，派斗激烈期间，张妻谭厚望贴了《给马兴田的公开信》（人武部政委）的大字报，揭露县人武部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谭因此而多次被斗。批斗中又以谭呼喊反动口号为名，被扭送公安局关押。张被认为是谭的后台，多次被揪到“联指”派总部，进行秘密审讯、批斗。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张又被强加以“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暗杀队总指挥”、“挑起武斗和攻击人民武装部的幕后策划者”等罪名，被揪到县委大礼堂、峨中、粮食局 （“联指”总部）等处批斗、捆绑、罚跪、戴高帽、挂黑牌、抬草人游街、跪街示众。由于政治上惨遭迫害，心身上累受摧残，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终于7月3日被迫害致死。
8月份死亡30人。其中枪杀、打死14人，被迫害而自杀16人。
8月2日，下老公社圭里大队黄代明被乱石块砸死，黄曾多次与妇女通奸。群众关系较差，在追查“反团”运动中，被怀疑为“反团”分子。8月2日，大队长岑昌召集治保主任黄甫海，骨干黄由申、王甫娥、罗新、罗付、王甫弱等30人开会。岑说：“黄代明一贯搞小偷小摸，作风不正派，又参加反革命组织，明天开大会，将他交由群众处理”。会议最后决定当天开群众斗争大会，斗争黄代明，斗争大会由黄甫海主持，岑自己在大队部后幕指挥。斗争中，黄甫海、王甫娥、罗新、罗付等人对黄代明进行拳打脚踢、石头砸、把黄代明打得昏迷倒地。这时，黄甫海叫黄南到大队部向岑昌汇报情况，请示如何处理。岑昌来到会场指示：“由黄甫海组织群众到红河边等，民兵把黄代明押到河边去。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由群众处理他”。说吧又回大队去了。于是黄甫海组织几十名群众到河边排好两行横队，每人手拿一块石头，民兵黄根从等把黄代明押到群众队列中间，令其跪下，黄甫海一声令下，石块齐向黄代明乱砸，直把其砸死。经岑昌验证后，民兵和群众才散去。
8月4日板么公社发生“八·四”案件，被打死3人。8月3日晚，公社“联指”派主要负责人李庆兰、兰日华、覃一兵开战斗队长会议，研究第二天街日宣传中央“七·三”布告精神，并拿几个“四·二二”派“干将”游街示众的问题，决定武装押送已被他们关押的“四·二二”派成员梁甫（粮所干部）、周仲泉（税务助征员）、姚华民（供销社干部）等3人上街游斗。8月4日上午，李庆兰把押解梁、周、姚3人的任务交给公社武装纠察队长韦炳泰，韦接受任务后，即召开纠察队会议，布置押解和站岗任务。中午11时许，李庆兰、覃一兵等人在圩亭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七·三”布告，接着宣布了他们自先编好的梁、周、姚3人的“罪恶史”、参加“反共救国团”的“反革命罪行”以及在“四·二二派”中做的“坏事”，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坚决把反革命揪出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誓死捍卫红色政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此起彼落。接着韦炳泰等人将梁、周、姚3人武装押上街游斗。在街上游了一周后，责令3人跪下，这时，开会的群众一哄而上，在韦声卷、韦必昌、黄能才、韦声芳的带动下，随手折了街旁大字报棚的木棒，并捡起石头、砖块等向3人身上、头上乱打乱砸，仅十多分钟，梁甫、周仲泉、姚华民即惨死。
8月4日 下老公社召开贯彻“七·三”布告大会，会上，公社粮所副所长植飞几经吊打后，被人用石头砸死。“文革”初期，植飞因不肯拆除刘少奇画像而被多次批斗。在追查“反团”高潮中，又被强加“反共救国团参谋长”的罪名。在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主任杨光宏的指挥下，由公社武装纠察队长黄汉光（“处遗”前已死）、副队长韦纯温带领民兵将植飞非法逮捕关押。在关押期间，植飞被多次刑讯逼供。审讯者把他吊上屋梁，还要在其脚上挂一块大石头；用麻绳捆住两个拇指，并在中间加竹签。植被摧残得多次昏迷不省人事。8月4日，杨光宏召开会议研究，（得到县革委副主任潘尚富同意），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七·三”布告（杨光宏、潘尚富亲自宣讲）。杨光宏事先安排，宣讲完毕，押“反团”的所谓主要骨干植飞等人到会场批斗。在批中，刘宗廷、王广、罗家隆等人，在黄汉光的指挥下，对植进行吊打，植昏迷在地，不省人事，黄汉光还不肯罢休，带领黄原军用石头轮番猛打植头部，植头破裂而惨死。
8月7日 余守邦回老家探亲，无辜被吊打致死。余家住南丹县罗付公社，其父家住天峨县六排公社纳合大队。在斗、批、改高潮中，余的父亲被斗打致伤，余从南丹罗付回老家看望父亲，8月7日转回南丹路过纳合大队部门前时，被纳合大队“阶级斗争尖兵组”组长李昌德（已判刑）发现，即与大队干部韦联甫等人把余抓到大队文化室批斗、审讯，追问余是不是“反团”，余否认。李昌德指挥民兵田代朝等人将其捆绑、悬梁。李昌德多次用木棍猛打余，折腾到半夜一点多钟，余还是没有供认任何问题。驻队公社主任曾炳荣（原也同意对余审讯）提出，夜已深，把人放下，明天再审，但李昌德坚持继续刑讯，不让把余放下。这时，曾和其他人都走了，只有李昌德、陈必书、韩兰茂3人继续对余进行吊打审讯，因吊打时间过长，到半夜3点多钟，余守邦被活活吊死在屋梁上。在此期间，被李昌德等人打死、杀死的还有杨正芳、黄润年2人。
六排公社纳州大队贫农青年郑永茂，“文革”中参加“四·二二”派，曾多次与“联指”派辩论过，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大队党支书索彬松从凤山“剿匪”回来说，郑永茂参加暗杀队，家里藏有枪弹，要求在家的干部组织群众对郑进行批斗，决不能放过。8月30日上午，大革/队革委主任金化庭通知群众开斗争会。会前，金化庭召集骨干黄荣光、李文冬、李文龙、张庭保开小会交底，分工动员大家积极斗争。在批斗中，郑永茂始终不承认参加“暗杀队”，否认藏有枪枝弹药。于是，金化庭指挥民兵谢宏开、索文选等人将其捆绑、悬梁，郑忍受不了，假供枪弹埋在小学的一间房内地下，金化庭指挥民兵谢宏开、索善斌、索彬才、索文选、索彬超随郑来到小学，挖了一个多钟头，整个房间地板全挖开，没有发现武器，队干、民兵对此又羞又怒，把郑关押在大队内，扬言非整死郑不可。郑走头/投无路，于当天晚上在被关押的房间里自缢身亡。
9月份死亡18人，其中枪杀、打死13人。被迫害而自杀5人。
9月7日，县城进行大游斗，死亡6人。9月3日，在县革委斗、批、改领导小组组长、天峨“联指”派副总指挥谢当里带领驻峨中军代表吴德荣和全县教师斗、批、改学习班负责人石展，向县革委常委汇报教师集中搞斗、批、改的情况。汇报中谢提出拿五、六十名有严重问题的教师上街亮相。常委同意拿二、三十人亮相，但不准挂黑牌、不准捆人、打人，县人武部政委马兴田同意从到凤山县回来的武装民兵中抽调一个连配合这次行动。9月6日，天峨“联指”派各战斗队负责人开会，把游斗对象扩大到各县直机关单位，人数增至156人，并布置了游斗的具体做法。9月7日上午11时开始游斗，到下午4时才结束。游斗采用戴高帽、挂黑牌、捆绑、踢打、跪走、剪头发等残忍手段摧残，致使6人死亡：1、黄元丰，农中教师，“四·二二”派成员，大游斗前，曾被梁启位组织群众批斗、捆绑多次，当天被班统信捆绑，游斗中被踢打、枪托砸。2、郭图本、县医院总务，曾被肖裕民以右派为名多次组织本单位群众批斗，大游斗中被踢打。3、罗显辉，小学教师，“文革”中被作为“特嫌”批斗，当天被高益强、蒙英浓捆绑，半路上被覃一兵紧绑。大游斗中被踢打。4、黄时谓，建筑公司工人，“四·二二”派成员，在本单位曾被颉秀云、贺端顺组织批斗、吊打成重伤，大游斗中被捆绑、踢打。5、蔡和，小学校长。在本单位被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长期斗争，当天被捆绑、踢打、游斗中昏倒，被从街上拖到峨中住地而死亡。6、黄正芳，小学校长，被诬为走资派，长期被批斗，当天被高益强、韦儒生捆绑，半路上被覃一兵紧绑，神经败死感染而死亡。
9月8日，向阳公社“四·二二”派骨干，供销社职工覃俊作被枪杀。“文革”中，覃俊作派性比较严重，爱出风头，到过柳州、凤山县串联，带来3枚土造手榴弹和一枚土造地雷，被“联指”派视为眼中钉。5月份，覃俊作再次到凤山县活动，被民兵抓送天峨公检法军管会关押。8月上旬，经公社武装部长娄泽民与县武装部长张家斌联系，将覃俊作押回向阳批斗，并留在向阳关押。到凤山县参加“剿匪”的公社民兵对此有所闻，曾议论回公社后要干掉覃俊作。9月7日公社“联指”派决定于8日圩日拿“牛鬼蛇神”游斗。9月8日上午，从凤山回来的民兵磨谦、罗家声、黎敬秀、黎敬安、廖有义、黄忠廷、牙景松等在磨谦房间吃午餐，磨谦、牙景松说：“今天大游斗，哪个敢干掉覃俊作”。黎敬宏表示自己敢干。饭后，黎敬宏即上街去，在游斗队伍游至街尾时，黎敬宏从队伍中将覃俊作推出来，令其跪下，并对准他身上开了一枪，押送的民兵黄老利、白玉明看到黎敬宏的行动，也对覃俊作各开了一枪，覃俊作死在血泊中。
9月8日和12日，更新公社当里大队韦明安父子被杀。韦明安因参加凤山廖熙英“匪”，被邓瑞光指挥民兵审讯，被民兵开枪打死。
韦明安被打死后，大队革委主任班荣开、文书班华刚、民兵营长韦雄芬，组织群众对其子韦永道进行残酷批斗，逼他交出枪支，韦永道被毒打得口吐鲜血，昏倒在地，但始终否认藏有枪支。经几次批斗后，由民兵韦明修、牙美扬、罗廖湖、班华国对韦永道执行枪杀。
9月10日下老公社罗宜大队社员黄景成被活活烧死。在追查“反团”高潮中，黄景成遭到多次批斗、捆绑、吊打，身负重伤，在刑讯逼供下，假供自己参加“反共救国团”任连长。8月下旬，县革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队）王应荣等进驻罗宜大队，协助抓阶级斗争工作，黄景成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在王应荣的安排和指挥下，黄景成又被多次批斗、吊打，逼其供认反革命行动方案，在心身遭受严重摧残的情况下，黄景成被迫假供，说他们打算杀害干部和贫下中农。9月9日晚，王应荣召集队长、民兵排长黄干成（已死），贫协组长黄平国、妇女队长罗乜念以及骨干黄甫良、黄和、韦文仕等开会。研究次日开斗争大会干掉黄景成的问题。第二天晚上的斗争会上，王应荣又鼓动说：“黄景成参加反革命组织当连长，要杀我们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不能手软。”斗争开始时，黄干成、黄平国、罗乜念带头把黄景成悬梁毒打，不少群众也跟着用棍棒乱打，直打得黄景成昏迷过去才放下来。在黄干成的提议下，决定把黄景成抬到红水河边用火烧化，以免变成鬼进行报复。黄干成亲自指挥，令四类分子和子女将黄景成抬到红水河边。黄干成亲自点火，但火刚烧化，黄景成醒来，见状即往河里跳，黄干成令在场的四类分子将黄景成抓回，投入烈火，活活烧死。
6、7、8、9月份，在残酷批斗、刑讯逼供、打人、杀人的高潮中，4个月时间，全县被迫害者达1098人，占“文革”期间被迫害者总数1425人的77％，其中被残酷批斗628人，占“文革”期间残酷批斗总数921人的68％；被吊打致伤致残的359人，占“文革”期间伤残总数398人的90％，被枪杀、打死和迫害致死113人，占“文革”期间死亡总数146人的76％，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给受害者和遗属精神上造成难以愈治的创伤，给全县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4月18日，县革委发出《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的决定》。
6月6日，在县城办“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展览，展品有各种各样的绣忠、画忠、塑忠、刻忠（即在布上或木板上绣、画、塑、刻上毛主席像，下端是一个大“忠”字或“三忠于”口号）。据下老公社对151户的调查，家里贴毛主席像200多张，贴毛主席语录1500多张。县直机关出现了干部、职工、学生人人绣“忠”的高潮。
9月24日，县革委召开三级干部会，会议作出决议：持久地开展“三忠于”群众运动，广泛开展大读、大背、大讲、大用、大写（毛主席语录）、大演、大唱（毛主席语录歌）、大评比、大表扬、大树标兵的十大活动，把“忠”字的境界提到伟大时代要求的新高度。
在此期间，在全县范围内，出现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新高潮：
家家户户挂“忠”字牌（匾）、张贴毛主席像越多越光荣，越是体现忠于毛主席，有些家，堂屋、卧室的墙壁贴满了毛主席画像或生活照片。
大跳“表忠”舞，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跳，干部、职工、教师、学生、家属、农村社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参加跳，边唱“毛主席语录”歌边跳，有时通宵达旦地跳。
大搞“红海洋”，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屋里屋外、街头巷尾、墙壁石壁，到处涂上红油漆，书写毛主席语录和“三忠于”的标语口号。
开展“早请示”、“晚汇报”活动，不论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不分男女老少，每天早晨要集体站在毛主席像前，先唱《东方红》歌曲，再学习几段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叫“早请示”。晚上，站在毛主席像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学习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上床睡觉，这就是“晚汇报”。还有个“吃饭不忘毛主席”的仪式，就是每餐饭前，要举行一次与“早请示”相同的仪式，然后才能就餐。
“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所有文件、材料、通知、讲话，开头都要有对口的几段毛主席语录，甚至打电话、问路、到商店买东西也要先念毛主席语录。
10月，创办县“五·七”干校。当时有109名干部到那里接受审查或接受再教育。接受审查人员，编入改造连。接受再教育的人员，编入学员连，一天到晚进行“劳动改造”，以接受“再教育”，劳动的工种繁多，主要有：建房、开荒、种地、伐木、烧石灰、编织、木工、养牛、养猪等。白天劳动，晚上搞斗、批、改。
原县长韦景芳，一次与改造连的几名人员，被派到县城买米，在街上买了几个馒头带回学校吃，被副连长黄文健（造反派）组织学员批斗了一个晚上，还株连了家属，老婆子女全家被罚跪。
几个出生于城市的天峨中学教师和农畜技术干部，被强令去烧石灰，因为没烧好石灰而被多次批斗。
11月下旬，全县干部、职工、师生、群众3500多人，步行到南丹县城，参加批斗贺、霍、傅、谢、袁，即原自治区干部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我县韦景芳（县长）、曾惠芬（财政局副局长）被押上台陪斗。
年初，县召开第一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接着，在全县掀起“活学活用”新高潮。各公社、大队、生产队以至家庭，层层组织“讲用”，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
深入开展斗、批、改运动。各公社、大队层层举办“斗私批修”学习班，一些历史上有问题或被认为是现时表现不好的人员，集中搞斗私批修，交待问题。与此同时还做了两件事：
?调查天峨地区地下党组织情况。
?县直各单位和各公社，组织庞大的审查队伍，对“文革”中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员，进行查证定案工作。
这一年，有10人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
原红七军团长韦国英被迫害致死。1968年8月15日，原红七军团长、退休副县长韦国英被揪到板么公社批斗，逼其交待“叛徒问题”，在批斗中被拳打脚踢，本来已身染疾病的老人，又身负重伤。在此期间，县“三办”还派华盛亮到板么对韦国英进行审问，并通过审阅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档案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推理，写出了《关于韦国英主要罪恶事实材料初步整理》给韦国英同志强加以“三次叛变革命”、“与匪狼狈为奸”、“杀害平民多人”等6条“罪恶”。10月，县人民武装部政委马兴田，派人到板么把韦国英“请”到县城。而后，被揪到河池军分区、东兰县、大厂矿务局等地，由“上级”派来的军人“调查组”进行审讯，逼其交待邓斌（邓小平）在广西右江工作期间的“叛徒”行为。经过20多天的折磨，得不到什么材料，才把韦国英送回天峨。1969年，韦国英的病情加重，住院治疗，县“三办”唯恐韦国英病死，岂暮地区“二战”时期的“叛徒集团”的线索断线，加紧对他的审讯、迫害，韦国英终于含冤去世。
三堡公社塘袍大队社员王廷春，解放前在国民党县府当过县警，被怀疑是警长，5月初被点名叫到公社“斗私批修”学习班交待问题。在学习班上，公社革委主任韦海辉、学习班负责人韦献迪，作过有关“阶级斗争新动向”，“彻底坦白交待问题才是出路”的讲话。王廷春没有交待当过警长的问题，又被公安人员和武装部干部韦祖业审问，王廷春思想很紧张，于6月8日自缢身亡。
2月，开展阶级教育运动，在干部、群众中普遍进行“忆苦思甜”、“忆苦思权”活动，要求通过全民教育活动，使干部群众永远牢记阶级斗争这个纲，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防止思想上“和平演变”，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2月下旬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活动、反贪污、反盗窃、反投机倒把）亦称“二·五”运动，运动的做法：一、层层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迅速掀起运动高潮。7月25日统计，县、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办了学习班，共6552期，189382次，其中，骨干学习班479期，1212人次，骨干5611人；重点对象学习班287期，2950人次。二、深入开展“四大”（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斗争）、“七查”（查暗藏反革命、叛徒、特务、查现行反革命活动、查外来人员、查资本主义倾向、查账目、查仓库、查思想）运动；到7月25日止，共揭发检举出所谓现行反革命犯83人，历史反革命犯77人，行凶杀人犯62人，反革命集团1处，叛徒24人，特务8人，贪污盗窃犯1160人，金额171820元。全县批斗487人，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69人。拘留49人。三、成立专案组，抓好大案要案，全县揭发出“大案要案”193起，194人，共组织了81名专案人员进行专案调查。
运动中，县直和各公社都召开了批斗大会或“宽严”大会，以组织锻炼阶级队伍，放手发动群众，向敌人展开更加猛烈的政治攻势，将运动不断引向纵深，夺取更大胜利。为了真实记录当时“对敌斗争”的情况，特将八腊公社革命委员会、县驻八腊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队）给县“二·五”运动办公室写的一篇汇报摘录如下：
县革委会“二·五”办公室按：
八腊公社革委在驻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于4月15日以八腊大队和社直机关为重点，召开“宽严”大会，这次大会开得很好，主要是：领导决心大。全力以赴，亲自挂帅、亲自动手、亲自指挥、亲自参加战斗；指导思想明确，方法对头。在以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为中心的前提下，采取“五结合”的方法（即把打击现行反革命与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结合起来，把宽与严结合起来，把大会斗争与短兵相接结合起来，把政策攻心与经济退赔结合起来），既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又批判拉住了一些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普遍提高群众阶级斗争觉悟。他们会前发动充分，会中组织严密，政策攻心搞得好，声势浩大，战果辉煌，敌人震慑，人心大快。
八腊公社革委在驻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深入八腊大队，放手发动群众，认真总结前段对敌斗争经验，全面具体分析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认真组织阶级队伍，向敌人开展更加猛烈的政治攻势，将运动引向纵深，夺取更大胜利。
4月15日，八腊公社召开了八腊大队和社直机关全体群众参加的“宽严”大会，同时邀请甘洞等大队革命群众以及各大队生产队干、民兵班排长、大队干部参加大会，大摆政治攻心战场，大揭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大批资本主义倾向，大破封、资、修思想毒素，大大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的强大威力。
八腊大队召开“宽严”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各地革命群众纷纷连夜奔走相告，第二天清早来自各地的男女老少社员群众，从四面八方走进会场，仅八腊大队和社直机关到会群众就有1100多人，来自各大队的群众达1400多人。一场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在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严肃紧张的战斗气氛中打响了。
战斗在上午10时30分开始。首先由大会作战指挥部负责人韩明春同志、韦武雷同志分别讲话，讲明召开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指出当前八腊大队和全公社阶级斗争特点和各种表现以及危害性，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表明县革委和公社革委对群众的支持和将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接着，由事先选定的4名罪犯向大会群众作坦白交待，其中有两名罪犯坦白交待极不老实，群众代表立即上阵进行揭发批判斗争，大会作战指挥部，当场宣布对两名罪犯（贪污盗窃犯刘华初，脱帽后抗拒改造，带头搞副业单干，破坏国家婚姻法的富农分子吕布均）本应从严处理，因其坦白交待较好，有悔改表现，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从宽处理，责令其将所贪污脏/赃款全部退赔清楚，对态度极不老实，负隅顽抗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罪犯汪说周及盗窃集团主犯昌新喜，报经县革委保卫组和公检法军管会批准，依法拘留反省待办。
第一回合的斗争，即体现了我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震慑了敌人，激发了群众斗志，使有问题的人看到顽抗到底，决没有好下场，只有坦白认罪，悬崖勒马，才有出路，罪犯刘华初，宣布宽大处理后，立即到退赔站退贪污款250元现金。有问题的人，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纷纷自动坦白交待，投案自首，退赔赃物赃款。
趁敌人土崩瓦解，阵脚动乱之机，发起第二次攻势，以片或单位就地集中摆开7个战场，选择重点对象，集中火力，短兵相接，正面交锋。大揭、大批、大斗、大检举。战斗环环扣紧，逐浪升高，使敌人无喘息之机。社直机关战区，抓住贪污盗窃犯冉崇现在运动期间仍继续贪污公款81元的铁证，穷追猛攻，迫使冉犯在铁的事实面前无法巧赖，当场从身上拿出尚未动用的赃款75元。政策攻心宣传站通过有线广播不断将战况传播各战区，大长我干群斗志，震慑敌人。有问题的人纷纷争着到各接待站排队坦白自首，赔退赃物赃款。
大会将赔退赃物就地展览，活生生的教材使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五福大队原只派少数代表参加大会，该大队赶街的群众百多人见到大会群众斗争激动人心的场面，主动开辟了一个战区，批斗本大队一名现行反革命罪犯及另两名罪犯，揭发出不少新的罪恶事实。原计划7个战区，后来增加到了10个战区。许多原来思想有顾虑，不敢揭发批判的社员群众，见到了人民战争力量威力无穷，增添了勇气，杀上战场，挺身作证。
战斗至下午4时，大会取得第二回合的战斗胜利后，集中群众，当场宣布当天战果，并宣布对另一名坦白交待较好，积极赔退赃款的贪污犯彭长英给予从宽处理，继续发挥政策攻心的威力。广大群众反映说：“这次大会开得及时开得好，给我们贫下中农撑腰，我们要继续发扬勇敢战斗的精神，彻底消灭帝修反的别动队，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
会后，来参加大会的各大队立即召集本大队的骨干分子进行研究，决定广借这次大会东风，推广八腊大队经验，迅速在本大队掀起一个新的大规模的对敌斗争高潮，乘胜追击，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次大会由于指导思想明确，组织严密，真正发动了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了敌人，战果显著。当天自动坦白投案自首61人，当场自动赔退赃物赃款的有66人，交出现金4085元3角6分，赔退赃物131件，其中有马3匹，手表2只，自行车1架，衣车2架，以上赃物折合现金1246元，合计金额共5331元3角6分，大小会批斗典型罪犯24名，其中有3名从宽处理，2名拘留反省待办。
（注：有关材料记录：?大会批斗的对象由几名民兵夹住双肩，跑步推上批斗台。?当天分片批斗时，体罚现象较严重。?大会主持者韩明春（县革委常委）、韦武雷（公社革委主任）。?大会的从严对象汪说周、昌新喜，是大会事先安排的大案要案，实为冤案。“处遗”中已平反。）
运动中，对一些历史上有过问题的人或被认为现时表现不好的，引起某种怀疑的干部群众，采取统一行动，突然袭击。进行抄家、搜查的主要目标：伪证件、“变天帐”、枪支弹药、违禁物品等。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被当作“资本主义暴发户”，家人被批斗，财产被没收。如八腊公社街上居民秦榜绪。解放后夫妻俩一直以车缝为业，家庭生活比较富裕，家产比较多，被县工作队负责人吴琳、韩明春等，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暴发户”。除房屋和日用生活品外，家产没收，低价拍卖，使秦家蒙受一千多元的损失，秦家夫妇被多次残酷批斗，致使秦榜绪自杀身亡。
4月28日，河池专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河池专区整党建党领导小组，批准成立我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马兴田（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主任），副组长：许维庆（县人武部副政委），成员：安兴和（县人武部部长）、韦精（县人武部副部长）、潘尚富（县革委副主任）。县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组长：马兴田，副组长韦精，成员安兴和、许维庆、潘尚富，具体抓我县成立新县委的筹备工作，深批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群众落后论”。
在群众性的整党建党活动中，各公社新党委相继成立。
7月，县革委成立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对我县牵涉“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人员，进行全面摸底排队。
8月，县革委发出《关于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群众运动的决定》。要求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变成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力批判刘少奇、杨献珍一伙“反对”工农兵学哲学的“滔天罪行”，激发群众学哲学的极大热情。并总结了一批“哲学是明白学，一学就懂，一用就灵”的典型经验。
10月，县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有24个“学哲学、用哲学”典型发了言。
这一年，在政治运动中，特别是“二·五”运动中，又有6人被迫害致死。
三堡公社塘袍大队岑甫旧，家庭劳力多，平日勤俭持家，经过多年筹备，1969年冬新建一栋3间瓦房（原有2间瓦房）。1970年春，县革委“二·五”运动工作组长吴琳，带队进驻塘袍大队，将岑甫旧家作为“资本主义暴发户”抓住不放，罗编4条“罪状”，大小会点名批判，被叫到大队“斗私批修学习班”交待问题。在“学习班”上，又被工作组员陈运福多次点名批判。7月15日，岑甫旧含冤上吊而死。
板么公社甲岩大队社员刘管升，解放前任过几个月的副村长，解放后搞过一些迷信活动。“二·五”运动高潮中，被集中到大队办“旧人员学习班”搞斗、批、改。“学习班”由大队党支书秦义国亲自主持。气氛紧张，刘管升害怕象68年那样，被人打死。怕得浑身打抖。于4月20日到坡上大树下自缢身亡。
元月4日，新的中共天峨县委员会成立，书记：王立魁（县人武部政委），副书记：杨性芳、李科，常委设6人，委员24人，候补委员3人。
元月，继续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结合开展清查“5·16”和社会清队运动。深挖阶级敌人，批判背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思想行为。全县各级举办了“批修批资”学习班2900多期，参加人数近5万人次。不少干部、群众受到审查批判。全县有23人被作为“5·16”分子进行审查，“挖出”历史反革命53人（其实这些人原来都已定过案）；“现行反革命”30人。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如八腊公社八腊大队汪说周，运动中有人控告他杀过一名我党游击队员，并割下人头到国民党政府请赏，对这样重大的案件，没有认真查证，便草率捕人，汪说周坐了一年多冤狱。向阳公社向阳大队，运动中乱罚没，被罚没人数多达23人，其中包括金、银首饰、银圆、猴结（中药）等贵重物品，价值7千多元。
9、10月份，分级分批传达林彪反革命政变事件。
11月，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批林彪反革命罪行。并联系实际，上挂下联，狠批资本主义倾向。
继续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进行路线斗争教育，其措施是：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到7月底止，全县共举办“斗资批修”、“批修整风”学习班3000多期，参加人数5万多人次，开展革命大批判：农村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帅”、“分光吃尽”、“副业单干”，企业狠批“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教育界狠批“智育第一”、“读书做官论”。深入搞好斗、批、改，继续组织宣传队（工作队），深入农村，加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领导，在大批大斗中，板么公社社员韦显明，下老公社社员黄景阳，先后被迫害致死。
11月29日，县革委发出《关于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通知》，文件指出：1969年至1971年3年中，商业部门贪污、短款13万多元；粮食部门贪污、短粮11万多斤，食油1300多斤。文件号召：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路线斗争熄灭论”，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猖狂进攻，要求把这场斗争和深挖一小撮暗藏的阶级敌人结合起来，通过对敌斗争和革命大批判，挖掉资产阶级毒根。县革委和公社革委还组织了专门小组，在各个经济部门进行清仓、查库、清账目、查思想活动。
12月份，在教育战线开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重点批判“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学而优则仕”，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前4年，1969年至1972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98人；后4年，1973年至1976年，上山下乡为374人。
地下党遭受严重迫害，1968年7月20日，县革委成立第三办公室，对天峨地下党进行审查，1972年7月7日，中共天峨县委形成了峨发（1972）27号文件，给天峨地下党作出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结论：大革命失败后，有23名党员自首叛变。以韦国英为首20多人向军阀廖磊投降。?韦国英带几个叛徒逃上贵州投靠军阀王海平。韦明三等人投敌后，为反动派卖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天峨县委经过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调查，大量材料证实，上述结论，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是采取捏造、推理、歪曲事实真相的手段编造出来的，其中最为难以容忍的是，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4名党员，也被列入叛徒之列。
3月，县委布置，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要求：?抓住实质深入批、联系实际反复批，上挂下联，批深批透，认为只要撕下其伪装，看穿其本质，就会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就可以“上能挂下能联”，?把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作为重点内容来抓，认为，资本主义倾向，不仅农村有，城镇也有，不仅集体所有制有，全民所有制也有，不仅经济部门有，意识形态部门也有，要发动全面进攻。
8月，撤消清查“5·16”办公室，“5·16”反革命集团，中央定为全国性的大案。被认为其组织和成员遍及全国各地，根据上级指示，我县革委会于1970年7月成立清查“5·16”办公室，对被怀疑的“5·16”份子，进行全面审查，1973年8月审查结束，历时3年，清查工作分3个阶段进行：1970年7月至1971年2月，进行全面摸底排队，初定23人为怀疑对象，1971年3月至8月，开展全县性的清查“5·16”群众运动，经过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确定12人为正式审查对象。1971年9月至1973年8月，专案组进行内查外调，立案审查，结果，从南宁下放到我县的干部黄家然，被定为犯严重错误。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批林批孔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结合阶级斗争实际，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复辟”的群众运动。
4月，县革委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县委副书记覃乃仁在大会上讲了话，号召知识青年练好本领，准备接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革命干部和各级领导干部等6个方面的班，当时天峨高中班学生列席听报告。
6月，天峨高中班学生王玲写了《要扎根，不要镀金》的作文答卷，批判了覃乃仁关于接六个方面的班的讲话，这篇作文经学校领导海滤汰等的修改，投稿《广西日报》，报纸很快刊登了此文，并发表了评论员和峨中一些教师和学生的文章，支持王玲的批判。一时间，一个十多岁高中女学生，成了批修批资的典型。
成立清剿“三韦”领导小组，组建清剿小分队，给民兵配备武器，会同凤山县清剿“三韦”，“三韦”即凤山县韦明乐、韦明成、韦明立三兄弟，他们在1968年全地区民兵围剿凤山县“4·22”派时，持枪上山，被凤山县作为“武装反革命”进行“追剿”，1969年，“三韦”逃到天峨、乐业两县交界处高楼山一带的深山藏身，1972年，“三韦”被天峨发现，又进行“围剿”，他们只好逃到贵州省的望漠县境内，但因人地两生，难以生存，不久返回高楼山一带。1974年2月，天峨的更新公社和乐业县同时发现了“鼓吹林彪、攻击毛泽东”的匿名信，两县公安局成立联合侦破组进行侦破，经过4个月的查对，确认此信为韦明乐所写，两县分别向上级公安机关汇报，正在这时，发生了“盘平事件”，7月6日，高楼山上的盘平生产队队长田中山，在运秧苗路上发现了“三韦”，当即跑来寨上及大队报告，“三韦”持枪冲进盘平寨，强行带走田中山的女儿田春林，直到第二天才放回，天峨县得到报告后，向上级作了汇报，河池地区公安处人员协助天峨县公安局和人武部，深入高楼山地区进行侦破，9月，广西军区批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清剿，军区负责”。于是河池地区、天峨县、凤山县分别成立清剿“三韦”领导小组，组建脱产清剿小分队，进行“清剿”。还组织了武装工作队，深入“三韦”活动地区，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配合武装“清剿”，在进剿中，武装人员误打死一名自己人。1975年农历正月初三，韦明乐被武装小分队打死。“三韦”案，涉及广西、贵州两省（区），4个县，9个公社，12个大队。天峨县受株连的有51人，其中8个被关押，更新公社当里大队社员牙美参被迫害致死，1983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中，韦明成、韦明立才于11月4日重返家园。
元月开展“学理论，抓路线，促生产，打好批修批资总体战，掀起学大寨、赶昔阳的新高潮”群众运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堵死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的活动。要求把野马副业批成过街老鼠，把“扩大私荒”、留“自留”人批深批透。
元月、2月，开展教育学大寨运动，依靠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对“文革”前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组织了大规模的批判。
县、社先后分别召开声讨“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群众大会，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黄河珠作了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的报告。
11月，提出党内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开展批判那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运动，揭露他的“右倾翻案风”的“罪行”。
12月，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
这一年，有2人被迫害致死。
掀起批邓（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3月28日，县委、县革委在县城召开了“声讨”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黄河珠作了动员报告，揭发批判了邓小平的种种“罪行”，会上安排了十多名部、委、办、局的领导干部作了批判发言，各公社、大队、生产队纷纷召开了“声讨”大会，“万炮齐轰”邓小平的运动遍及全县城乡，据7月4日统计，全县举办了“批邓”学习班523期，培训“批邓”骨干20113人次，建立了一支有4376人的“批邓”辅导队伍。所有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社、队都办起批判专栏，共1200多版，出版“批邓”文章37200多篇，“批邓”诗歌9400首，并结合“实际”斗争了阶级敌人（四类分子）479人，批判了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群众1348人，处理“扩大开荒”14809亩，山林私有446亩，耕牛私有420头，令其回队的“野马副业”（个人搞副业）人员509人。
开展与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运动，县委整理出关于党内资产阶级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的5个“典型材料”，运动中不少“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批判。
10月，县、社召开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全县参加大会人数两万余人，大家情绪高昂，热烈欢呼我党的这一伟大胜利。
一、“文革”期间，全县被迫害人员共1425人，其中被批斗921人，被捆绑、吊打致伤残398人，被枪杀、打死和迫害致死146人。在“处遗”中，死者已全部得到平反昭雪，被批斗人员也全部予以平反；全部被害者均发给平反通知书。
二、“处遗”中党和政府共拨款14万元，对死者遗属进行了安抚，他们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得到了妥善解决，按政策补发了他们应该享受的子女抚养费，安排了他们子女的工作，被捆绑、吊打致伤残人员，已发给他们伤残补助费，孤老孤幼已给予定期定额生活补助。
三、在“文革”中犯了错误的人员，已作严肃处理，严重违法犯罪分子5人，已被判处徒刑，其中一人判处死缓，一人判处无期徒刑，3人判处有期徒刑，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和犯了严重错误的148人，已全部立案审查完毕，并已根据情节轻重，态度好坏，按政策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清除出党35人，开除党籍45人，留党察看19人，党内严重警告12人，开除公职留用察看7人，行政记大过1人，行政记过2人，免予处分7人，记录在案73人，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干部58人，经教育帮助，提高认识，向被害者赔礼道歉，搞好愈合伤痕工作的基础上，已全部给予解脱，使他们吸取经验教训，放下思想包袱，安心搞好工作。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四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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