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5-0 作者：中共武鸣县委员会
中共武鸣县委员会一、编写《武鸣县“文革”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是在区党委、市委的统一布置下进行的。
二、编写《大事记》的目的，是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巩固“处遗”成果，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和子孙后代，以吸取教训，同心同德搞四化建设。
三、编写《大事记》的原则，是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采取记实的方法，根据我县“文革”时期发生的大事件，按其本来面目，客观地加以记载。
四、本《大事记》编写的方式，是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但有些事件的发生、发展及结局互有联系，就并在同一条目中表述。
五、本《大事记》的材料来源，是根据县档案馆、原“处遗”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县委办公室等有关单位的资料编写的。
六、编写《大事记》是一项内容复杂、牵涉面广、时间跨度大的工作，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指正。
武鸣县的文化大革命，是在“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后期开展起来的。“四清”运动开始，南宁地委在武鸣搞试点，从各县（市）抽调国家干部和社会知识青年4126人组成工作队（设有工作总团、分团），分派到各基层单位搞运动。到运动后期提出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四清”运动，由工作团统一领导。
6月6日，县委书记罗茂柑同“四清”工作总团和分团领导研究后，宣布成立“武鸣县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李国祥（县委副书记），成员有：卢辅明（南宁地委“四清”工作总团政治部主任、南宁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梁才燊（县委委员、宣传部部长）、陈志祥（县委常委、监委副书记）。县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就领导和指挥全县开展文化大革命。
6月7日至10日，李国祥参加区党委召开的文化革命小组三级干部会议。会后，“四清”工作总团党委和武鸣县委于15、16日和18、19日，分别召开城镇“四清”工作队队长和各分团副团长会议，传达贯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
7月1日，工作总团在县城召开县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会上甘怀勋（南宁地委书记）对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动员报告。会后，由“四清”工作总团党委发出一份《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的文件。《意见》中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内容、要求和目的，概括提出了“三个横扫”、“两个基本要求”、“一个中心”、“一个目的”。“三个横扫”：即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两个基本要求”：即把一切资产阶级“权威”、“专家”和一切牛鬼蛇神打倒，把一切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揪出来，斗垮批臭，并将他们把持的领导权夺回来；放手发动群众，通过斗争解放思想，提高觉悟。“一个中心”：即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中心。“一个目的”：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最后消灭阶级。《意见》中还明确提出在方法上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解决敌我矛盾问题；第二阶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7月9日，县文化革命小组同“四清”工作总团决定从各机关单位抽调324人组成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并分派到武鸣高中、武鸣一中、卫生学校、红岭耕读学校、城厢农中、双桥机电学校和县城街道，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
7月15日至20日，“四清”工作总团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搞文化大革命，进行“三个横扫”。“四清”已结束的城厢、陆斡、两江、马头、罗波等5个公社集中在陆斡搞，由总团负责，并派陈志祥、常瑞廷（驻罗波公社“四清”巩固组组长，良圻农场党委书记）为负责人；正在进行“四清”的6个公社，则由各分团负责集中，结合“四清”进行集训。在集训中，一批教师被批斗，有278名教师被精简下放。
8月中旬，学校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立后，走向社会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对城乡的古老建筑物、文物，商店陈列有古老图案的商品，书店、机关、学校个人藏有的古书、古董，农村的家谱、族谱等等，都列为“四旧”之列，进行砸、烧、封。县工会内保存陆荣廷（陆荣廷是武鸣县宁武人，清末民初任过两广都督）的两只嘴含石珠的大青石狮子和明秀园中挂在六角楼上雕制精巧的“别有洞天”的匾额全被砸坏。
9月初，武鸣高中红卫兵杜文清等人，到县委门口贴出“火烧罗茂柑”（县委书记）、“油煎伏专员”（南宁地区副专员伏崇礼、驻武鸣“四清”工作总团负责人之一）的大幅标语。此后，红卫兵就冲向社会，形成到处贴大字报、大标语的高潮。
9月上旬，罗茂柑、李国祥以“四个保卫”（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机关）为由，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中成立“赤卫队”，并指定陈福灵（县委组织部干事）、丁德超（宣传部干事）为负责人。“赤卫队”成立后，专门对付红卫兵，主要是不给他们来冲击机关，致使红卫兵同“赤卫队”产生矛盾。当年年底，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赤卫队”组织被说成是“保皇派”而解散。
9月中旬，武鸣高中红卫兵开始外出串连。随后各学校师生也纷纷出去串连，全县先后外出串连的师生达4600多人，占全县中学师生总数的70%左右。红卫兵在串连中，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增加了财政支出，全县共支出串连补助费十多万元，补助粮30多万斤。
9月至11月，县委和县“文革”小组罗茂柑、李国祥、李培茂（县委副书记）、黄仁升（县委副书记）、李硕有（县委委员、工会主席）、韦俊昌（县委常委、副县长）、曾如良（副县长）等人，对干部分批进行分类审查，被审查的干部有李国才（副县长），古世铭（武鸣高中校长）、裴文（教育局局长）、潘昆业（县化肥厂技术员）等共58人。其中被定为“三类”（犯有错误）进行批判的19人，定为“四类”（犯有严重错误）交给群众斗争的26人。
12月16日，武鸣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广西壮校礼堂召开，到会代表369人，由于有些单位对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异议，纷纷到大会提出撤换，加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大会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21日，大会作出了《武鸣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坚决支持和积极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休会的决议》，同时决定：休会时间，我县的政府工作仍由上届人民委员会继续履行日常工作职责。
12月下旬至1967年元月上旬，县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和四级干部会议，前半期由县委贯彻上级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到中期，机关战斗队潘锦堂等人“造反”，组织批斗了“以罗茂柑、李国祥为首的武鸣县委推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将已调到玉林专区工作的前县委书记齐发祥、组织部副部长苏玉华、已调到南宁专区工作的前县委副书记温清荣拉回大会批斗。县委全体委员也被揪去陪斗。大会以后，太平、宁武、锣圩、两江、罗波等公社仿照这次会议的做法，把已调离本公社的前任领导黄仁升、韦俊昌、黄启荣、兰东棋、韦其柱等同志拉回本公社批斗。
1月25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武鸣县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联合行动委员会”夺了政法公安机关党组及其“三长”的一切职权。26日，县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夺了罗茂柑等县委领导的权。同日，县商业局及所属单位有19个战斗队组织联合夺商业局教导员周祝辉等领导人的权。尔后，各公社、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在很短时间内普遍进行了夺本单位领导的权，造成大批领导干部靠边站，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
2月初，成立“武鸣县直属机关造反总部”，总部领导成员由9人组成，总指挥李时瑞（县法院秘书）、副总指挥杨奇峥（四化办公室干部）。总部成立后，于2月中旬召开县直属机关干部职工大会，批判县委副书记李国祥和李培茂所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和经济主义。不久，有人出大字报说：“‘总部’是个大杂烩组织”。过后，该部也自行解散了。
3月5日，武鸣县人民武装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从此，县人武部掌握了全县的党、政、军大权。
3月16日，成立“武鸣县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指挥部主任郑玉德（武装部部长）、副主任李培茂、黄仁修（副县长），成员有阮德文（县农业局副局长）、丁久章（人武部科长）、李昭锦（县贫协副主席）、覃竹柬（县商业局干部）。
3月27日至6月30日，县直机关33个派性组织和人武部主持召开“县委常委揭批会议”，参加揭批会议的有造反派代表、人武部代表、全体县委委员、科局以上领导干部共110多人（科局以上领导干部是5月2日以后参加的）。揭批会议设有主席团，由周培祯（县委会干部）、唐绍新（县委会干部）、覃竹柬（商业局干部）、翁国灿（公安局干部）、林庆和（农业局干部）、张世文（手工业局干部）、覃荣政（武高教师）、甘顺誉（一中教师）、梁耀昌（教育局干部）等9人组成。揭批会主要是针对县委常委和县长各人存在的“问题”，开展互相揭发，自我“亮相”，检查交待，进行批斗，搞人人过关。对李国祥、曾如良（副县长）等人的所谓有严重历史问题和“三反言论”，则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进行批斗。
5月4日，在桂林“老多”来串连和南宁两派群众组织的影响下，武鸣高中学生“卫东彪”、“卷巨浪”等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六七五四部队”（后是“四·二二”群众组织，其观点是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主要负责人是：陆镇南、黄振忠、谢福生、黄朝京。5月11日，武高另一部分红卫兵组织成立“遵义兵团”（后是“联指”群众组织，观点是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由黄松喜、苏巨门等人负责。从此，在武鸣县开始形成两个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
5月17日晚，在县人武部的授意下，由广西壮校汽车学习班的红卫兵出面，在县灯光球场安起喇叭，与来我县串连的桂林“老多”（红卫兵）进行大辩论。辩论的焦点是支持韦国清或打倒韦国清的问题。在辩论中，县直机关干部潘宁发（县工会干部，后为“联指”组织负责人之一）等人出场跟桂林“老多”辩论，在场观看辩论的有国家干部职工、学校师生、街道居民和附近大队的农民等一千多人。这次大辩论以后，武鸣县城街头巷尾，白天晚上，出现了大辩论高潮。
6月，“武鸣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武鸣“联指”，是群众组织）成立，总指挥是苏巨门（武鸣高中学生），副总指挥是梁国俊（县粮食局干部）。指挥部成立后，专门指挥全县“联指”群众组织，按照本组织的观点去进行活动。
6月21日，梁同、濑琶大队贫下中农进城抢走“武高三军”（“四·二二”红卫兵组织）广播点的广播器材，并到武鸣高中围攻红卫兵，当天抓走两个学生到农村批斗。
7月15日，武鸣“联指”召开各公社、农场“联指”负责人座谈会，县人武部政委何景学在会上作了讲话。何在讲话中说：“公社总部、大队‘文革小组’有的尚未成立，有的成立了但成员不纯，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甚至是支伍派” , “对韦国清、伍晋南的问题要正面向群众讲，要宣传韦国清是好同志，要坚决保他。对伍、贺、霍要坚决打倒”。还说：“‘四·二二’黑线指挥部来的人，一定不能给他站住脚，给他站住脚了，那就要破坏生产的”等等，使两派群众组织矛盾激化。
8月16日晚，南宁联指“汽司”和“小八”的群众组织300多人，乘7辆汽车到武鸣县人武部夺枪，惊动全城。被夺的枪弹搬上车后末得开走，人武部和黄仁修、潘宁发等向南宁联系，并同夺枪者协商后，把所夺得的枪弹交给武鸣“联指”保管。当晚，武鸣“联指”懂得人武部的枪支未夺完时，立即派人到人武部把未夺走的枪支弹药全部搬到县人委。过后，“联指”把所夺得的枪弹分发到县委、县人委等有关单位的“联指”人员管用。
8月18日，“武高三军”派15名红卫兵到人武部，要求人武部就“八·一六”夺枪事件的真相发表声明，公布于众。并讲清夺枪是什么行动？同时要求下令给武鸣“联指”立即交回夺走的枪弹。人武部何景学、程远锡（副部长）答复说：“这次夺枪不是反革命行动，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人武部不能发表声明，也不能下令给‘联指’交还武器，只能做思想工作”。红卫兵看到人武部没能按他们的要求办，便进行静坐。26日，武鸣“联指”把夺走的枪弹交还人武部，当天，静坐的红卫兵也才撤回学校。
8月23日，县人武部在广西壮校召开全县“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期11天。会议期间，何景学于26日传达了周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的讲话，肯定了“四·二二”是革命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何还在会上表示支持“四·二二”的革命行动。与会代表（“联指”观点）思想不通，并到人武部要求他们表态。28日，人武部部长郑玉德、科长丁久章、副科长欧阳镇、干事黄锦亭以及驻武鸣九九分队、两江公社武装部等分别用大字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和“联指”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9月1日，与会的12个公社、两个农场和县直属机关共15个代表联合发出“告全县人民书”，说“四·二二”斗争的方向是错误的，“联指”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等等。
10月下旬，“广西‘四·二二’武鸣革联总部”在广西壮校楼上宣布成立。由15名委员组成。黎德新（酒厂工人）为总指挥，黄镇忠（武高学生）、黄朝京（武高学生）为副总指挥。总部分设红卫兵总司令部、工总、农总、县直革联４个系统。总部成立后，专门指挥全县“四·二二”群众组织进行活动。
11月26日，“武高三军”负责人隆运洪、王绍佳等，策划和指派欧金阶带领几十名红卫兵到县公安局抓黄启文（公安局长）到武高进行批斗。当晚“红色公安”（“联指”组织）组织人员到武高要回黄启文，但“武高三军”不给，双方正在争执激烈的时候，一名“红色公安”鸣起枪来。县人武部程远锡做双方的工作，“武高三军”才放黄启文回单位。
11月28日晚，县邮电局广播台广播说街上“六七六七部队”（“四·二二”组织）攻打“联指”广播站，“六七六七部队”的人员不服，因而引起双方打石头仗，“六七六七部队”从邮电局对面的客栈楼打过去，邮电局从楼上打过来，双方持续打了两个多钟头，各方楼的玻璃窗被打坏，国家和集体财产受到损失。
元月20日，武鸣华侨农场广播站播放攻击“四·二二”群众组织的文章，因此发生矛盾，“四·二二”群众组织的红卫兵就组织力量占领广播站。当天，“联指”群众组织也发动本场农民数百人强占广播站，双方打了起来，当场打伤“四·二二”群众组织的红卫兵30多人，其中重伤3人。
2月21日中午，灵马公社“四·二二”群众组织李元明、林桂周、林桂达、林世生、林天福5人，到王桥大队强行收缴民兵李炳生、李有道两人保管的步枪6支、子弹77发。经县、社武装部多次教育劝告后，3月份才被迫将枪弹如数交回公社武装部，后被武装部定为灵马“反革命”夺枪事件，有50人受审查，其中有9人在批斗中被打死。
3月25日，经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批准，成立武鸣县革命委员会，由71人组成，主任何景学（县武装部政委），副主任黄仁修（副县长）、郑玉德（县武装部长）；常委梁秉科（县武装部副部长）、程远锡（县武装部副部长）、王贵（副县长）、黄仁升（县委副书记）、李昭锦（县贫协副主席）、陈国权（县检察院检察长）、黄淑昌（县粮食局教导员）、韦照旺（共青团县委宣传部长）、梁国俊（县粮食局干部）、潘宁发（县工会干部）、陆焕文（县监委干部）、黄一确（广西壮校教员）、张世文（县手工业局干部），委员55人（实际41人，缺额14人）。下面设有５个办事机构：即秘书组，组长黄锦亭，副组长黄继缅；政工组，组长陆恒，副组长苏绍兴、黄明寿；生产组，组长丁久章，副组长欧阳镇、李昭锦；保卫组，组长邓流显，副组长李时瑞；办事组，组长李宏辉。
当天，在标营飞机场召开有7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何景学在大会上作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政权问题。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失败，必然会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要坚决惩办一切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阶级敌人。”与此同时，县革命委员会还发出第一号公告，宣布：即日起，武鸣县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归革命委员会，公告还指出：我县新生红色政权的诞生，阶级敌人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们千方百计要进行颠覆，全县人民要百倍提高警惕。
3月30日，县革委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作出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决议。决议中指出：我县革命委员会建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矛盾，这是革命委员会始终不可忘记的斗争大方向。并强调，我县革命委员会是全县无产阶级革命派浴血奋战的伟大成果，要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的阴谋。
4月25日，仙湖公社那溪大队陆廷乐（大队革委副主任）、曾献南（民兵营长）在那溪圩亭主持召开群众批斗梁理远、梁云清大会。在批斗中，由于梁理远、梁云清不交待也不承认参加反革命组织，梁彩瑶（大队团支书）便将事先准备好的火油淋到所谓“犯人”头发上，梁全才（已故）点火烧，使这两人头部造成严重烧伤。接着，梁长荣、潘明等人又用木棍将梁理远、梁云清打死，手段极其残忍。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陆廷乐、曾献南、梁彩瑶已被判刑，对梁长荣、潘明等人已给予党纪处分。
同日，何景学在县、社革委领导学习班结业会上作总结报告时说：“有的公社发现有反共救国军，要很好打击”。
4月29日，新“四·二二”组织在县城贴出“珠江评论”的文章——《我们对县“革委会”的看法》。文章说，县革委是某些人包办代替成立起来的，根本不符合“三结合”的方针，并宣布：对这样的“革委会”，它的决议、命令等一切活动对于我们是无效的。
5月1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议，到会11人，何景学主持这次会议。会议研究决定在弄香召开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会议。还研究了阶级斗争问题，认为：当前主要是武鸣县走资派还未揪出来斗争批判，武鸣叛徒比较多，搞不少坏事，国民党反动地下组织，反革命纠合组织，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有破坏活动，对这些人的活动，我们主动向他们进攻不够，打击不力。并提出：现在不是派性的问题，而是敌我斗争的问题，要抓紧大批判，发动群众解决。从此，武鸣县就出现把与革委会观点不一致的群众组织当成敌人来追查和批斗。
5月7日至10日，县革委在锣圩公社清凤大队弄香生产队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现场会，何景学在会上作《弄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情况和全县进一步全面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意见》的报告，潘翠京（弄香生产队青年、县革委会委员）介绍了弄香生产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做法。会后，县革委于12日作出关于《开展学弄香、赶弄香、超弄香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决定》。在此前后，县革委还组织了全县干部群众6万多人次到弄香参观学习，南宁地区革委会政工组也到弄香帮助总结整理材料，推广到全地区各县，并组织各县到弄香参观学习。从而使弄香那种天天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跳“表忠”舞、“斗私批修”的所谓“活学活用经验”蔓延全县，影响极大。
5月28日，在县革委和县武装部的组织指挥下，太平公社革委会和武装部调动180多名武装民兵，在革委主任闭乃卿、武装部长陆达京的直接指挥下，开始对庆乐大队“四·二二”群众组织的“二一三兵团”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该组织中的枪支弹药。先派去侦察“二一三兵团”指挥据点的几名民兵中，刘金虎中弹身亡。在双方严重对峙的情况下，黄仁修批准从两江公社调来一门迫击炮于6月2日到达庆乐大队，准备炮击。当天下午，“二一三兵团”有37人被迫撤出村庄夺路逃跑上山。县革委和县武装部调动了城厢、两江、陆斡、罗波、双桥等5个公社武装民兵270多人实行四面堵截，增援太平公社民兵进行追剿。在围剿中共打死“二一三兵团”组织3人。到6月7日，其余的34人全部被抓，送到公社关押、刑讯逼供。10日，太平公社革委会和农代会联合公布所谓《庆乐“二一三兵团”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真相》材料，并把围攻中缴获的枪支弹药及抓到的人员当作“阶级斗争展览”，组织群众参观，以“激发群众愤慨”。同时，又以追查“暴乱”幕后指挥者为名，于6、7月份先后多次组织群众残酷批斗、毒打，致使30人被迫害致死。1983年9月9日，县委作出了“关于对1968年太平公社‘庆乐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平反的决定”，并召开大会公开宣布平反，死者及受害者已全部得到了平反昭雪。
5月29日，县革委在平稳大队召开革委会全体委员、县“三代会”委员、各公社、县直各单位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正副主任（正副组长）、华侨农场革委正副主任会议，会期6天。5月31日，何景学在会上作关于下一步工作安排讲话时说：“革命委员会成立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结束，而且更加尖锐复杂，绝对不能模糊麻痹，要百倍警惕”。还说：“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把革委会、‘三代会’建成领导阶级斗争的司令部，充分发动群众，把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留下一个就是留一条毒蛇，后患无穷，你不打倒它，它就打倒你，二者必居其一。要统一思想，解决右倾保守和右倾麻痹思想，认清我县的情况，现在有人说什么‘保委会’要踢开，这是对四十几万人民、对毛主席的攻击，我们要共同对敌”。这个讲话，矛头是针对那些反对革委会的人。
5月30日，县革委会发布有十项决定的第一号布告，其内容主要是要狠抓阶级斗争，有效打击敌人，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新生红色政权，要求全县人民痛击右倾翻案风，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当天，“‘四·二二’新一中”也发表了有十项决定的第一号公告，其内容与县革委的第一号布告针锋相对，号召全县人民抵制县革委的第一号布告。同时，还发表“珠江评论”，题为《踢开保委会、建立革委会》的文章，说县革委是保委会、派委会。并指出王贵、黄仁修不符合“三结合”条件，县人民武装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干支保不支左的勾当，何景学当军代表的条件也不成熟，呼吁全县在舆论上、行动上、组织上坚决抵制县“革委会”。
6月3日，广西“‘四·二二’新一中”又贴出题为《右倾翻案妖风的产物——县“革委会”必须彻底改组》的文章，文章说：县革委成立后，使人们所看到的是联指派在农村横行霸道，随便抓人、打人、杀人、屠杀“四·二二”造反派；县革委布告是挑动大规模武斗的大毒草，在它出笼时，县革委会就调动武装民兵围攻屠杀庆乐“四·二二”战士，拉开了武鸣县大屠杀的序幕（经查：从县革委3月25日成立至6月3日，全县共有42人被迫害致死，各地也确有乱抓人、打人现象）。在此期间，县革委把这些文章定为“大毒草”、“反革命黑文”加以批判，并组织力量追查作者和组织者。
6月8日，县革委在会议室召开革委大院干部职工会议，成立“批斗服务小组”，由黄仁修、潘宁发主持，会上，黄仁修宣布由褚正贤等8人为“批斗服务小组”成员，褚正贤任组长，负责抓县革委大院的阶级斗争工作。下午，潘宁发在县档案室召集“批斗服务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进一步研究批斗干部问题，并给县长邓维祚、副县长曾如良、韦俊昌、李国才和一部分科局长、一般干部共25人分别定了罪名，作为斗争对象进行轮番批斗。
6月9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议，何景学主持，学习江西省革委会抓阶级斗争５条经验和北京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经验，最后研究决定对漏网地主、投机倒把、贪污犯等要及时批判；摸清阶级敌人，清理阶级队伍，注意抓幕后操纵者。
6月11日至13日，县革委在平稳大队召开各公社革委主任会议，主要是学习江西省革委会抓阶级斗争５条经验和北京新华印刷厂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研究布置大队一级成立革委会以及其有关组织、人员、机构等问题。12日，何景学在会上讲话时说：“成立革委会以来，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不能麻痹、右倾，对敌人不能手软，要狠。要搞一些信号，要统一布置，有备无患。在处理方面，不是宽大无边，有些交给群众专政”。
6月14日，武鸣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第一号布告，强调全县要执行县革委会5月30日的第一号布告。并作出６条具体规定，号召全县人民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保卫红色政权”。
6月17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的公告。当天，广西“联指”也发出“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的总攻击令”。总攻击令中指出：“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组织狂叫‘杀贫留中保地富’，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广西‘四·二二’中”。这样，大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就被诬为“反团”罪名而惨遭批斗或杀害。
6月19日，县革委会印发了“声讨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罪行大会口号”26条。
6月20日，县革委在广西壮校礼堂召开县直机关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声讨“反团”罪行大会。同日，何景学在县革委在平稳举办的1968年度全县复退军人学习班上作报告时说：“要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主动地、不停顿地向敌人进攻，南宁已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武鸣县也破获不少反动组织，县城已经搞声讨，公社、大队也要搞，对敌人不能手软”。当晚，经县武装部批准，罗波公社革委主任梁天明、武装部长李运新调动指挥本公社及陆斡公社部分民兵共一百多人，武装包围旧陆斡大队“四·二二”群众组织，次日，抓了赖桂文等10人到公社关押。
6月21日，县革委会翻印区革筹和军区的“公告”全文，发至各公社和县直机关单位。
6月22日，武鸣县公检法军管会在府城公社召开公判大会，府城公社革委会也趁机合并召开全社群众声讨“反团”万人大会。声讨会由农清利（公社革委主任）、潘正典（公社武装部长）等人主持，当天被打死群众16人，是全县声讨“反团”时成批打死人的第一个公社。
6月24日，县革委电话通知各公社革委会要结合开展对敌斗争召开声讨“反团”大会，何景学亲临马头公社督促召开声讨会。当晚，县革委大院“批斗服务小组”在饭堂召开对所谓“走资派”、“三反分子”、“反革命两面派”邓维祚（县长）的批斗大会，会上对邓维祚同志进行了残酷斗争，造成致伤说不出话。次日上午还押邓戴高帽游街示众，下午又强迫劳动。由于邓维祚同志不堪忍受严重的人身摧残，当晚在卧室中含冤自尽。
6月25日，锣圩、陆斡两个公社分别召开声讨“反团”大会。锣圩公社主持会议的有马有文（革委副主任）、蒙汉东（革委副主任）、陆仁高（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当天打死群众8人。陆斡公社分两个片召开，陆斡片主持会议是周志坚（革委主任）、覃凤奇（革委常委），当天打死群众65人；五合片主持会议是黄喜玲（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当天打死群众13人。
这天，经县革委会、县武装部党委决定，成立县武装部第三办公室专案组，并召开了专案组成员会议，由宋志峰主持布置了工作。宋在会上说：“第三办公室专案组，是与暗藏的敌人作斗争，我们的工作专门搞坏组织、坏头头、反革命组织的案”。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专案人员由开始的10人增至36人，并设有公社组、联系组、审讯组等。县革委和县武装部主要领导人何景学、宋志峰、黄仁修等经常召集办公室人员开会布置工作。
6月26日，武鸣华侨农场主要领导人边守俭、赵庆和、杜恩锡等在民函分场方家生产队召开各分场、总场直属单位负责人、民兵营长、保卫干部会议，布置抓“坏头头”，围剿所谓“企图暴乱”的归侨居民点（由于这个围剿计划被泄露而未能实施）。
6月27日，马头、罗波、宁武3个公社和双桥公社的双桥片分别召开声讨“反团”群众大会。马头公社主持会议的是陆桂满（革委会主任）、曾仕德（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曾振华（公社公安员），会上打死群众34人；罗波公社主持会议的是梁天明（革委主任）、李运新（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卢华美（革委副主任），会上打死群众15人；宁武公社主持会议的是谭保元（革委主任）、廖炳忠（革委副主任）、蒋绍群（革委常委）、苏宪基（公安员），当天打死群众16人；双桥公社双桥片主持会议的是韦明声（革委主任）、方德（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黄炬仁（革委常委）。当天散会回家途中打死群众一人。
6月29日，两江公社、双桥公社的甘圩片分别召开声讨“反团”群众大会。两江公社主持会议的是马胜开（革委副主任）、韦济珍（公安员），当天打死群众156人；双桥公社甘圩片主持会议的是韦明声、方德、黄炬仁，当天散会回家途中打死群众一人。
同日，城厢公社共和大队第7生产队，由李大初（队长、非党员）、李启隆（会计、党员）在生产队仓库召开群众大会。李启隆在会上把28日生产队干部研究将在押的李启新、李启超、李启瑶、李启连杀死的决定宣布说：“我们生产队关押的那4个人不能再留了！”宣布完后李启隆就带领民兵和男社员把李启新等4人押到“步梯”（土名），由李大喜、李大义、李启发、李英白等人用木棍将4人打死，随后，李大喜、李明光还用尖刀剖腹取肝、割生殖器拿到榨油房和李启隆等人煮吃。
6月30日，仙湖公社召开声讨“反团”群众大会，主持会议是梁启信（革委副主任）、罗谢祯（革委常委）、韦炳烈（革委常委），当天，打死群众68人。
当天上午，武鸣华侨农场“四·二二”群众组织1300多人集体赴京上访，要求中央解决归侨的人身安全问题。当县革委和县武装部接到该场革委电话汇报后，何景学、黄仁修、郑玉德、黄仁升、韦照旺、宋志峰等领导人，立即组织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城厢公社民兵数百人到五海大队沿公路一带拦截，未得制止。后何景学用电话指示双桥公社革委：你们一定要组织民兵和群众在双桥一带拦住。一方面叫农场革委主任边守俭迅速赶到县革委研究对策。黄仁修、王贵亲自到双桥公社召开如何拦截的紧急会议，并成立了“拦截指挥部”，由双桥公社革委主任韦明声、副主任方德、陆安锦任总指挥，调动数千群众和武装民兵荷枪实弹进行拦截。7月1日上午，上访人员行至双桥邕武路第37公里处被武装拦截后，民兵群众按照该场所定的所谓“坏头头”一个个捆绑起来，共抓了74人，并立即送往双桥“敬老院”集中关押。然后又于当天分别转到平陆、平福、平稳、孔镇等４个大队关押，进行刑讯逼供，残酷斗争。归侨崔光荣当天在“敬老院”被民兵开枪打死。此后，华侨农场革委会宣布这次上访是一起“反革命”行动。因此，又在场内继续审查和大抓所谓“坏头头”。这样，全场先后被审查共有1337人，其中：被关押202人，被吊打162人，致伤致残105人，迫害致死14人，被抄家341户。1983年12月17日，县委作出了“关于为1968年‘六·三〇’归侨上访被定为反革命事件的平反决定”，并召开大会公开宣布平反。武鸣华侨农场亦根据区党委有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政策，对死者及受害者全部给予平反、昭雪。
7月2日至10日，太平公社葛阳大队在刘荣贵（大队长）、刘钦信（副大队长）、刘寿祥（文书）等人的策划和指挥下，以所谓清查、反击“反共救国团”、“翻案暗杀集团”为借口，分３批打死无辜群众共51人（全大队在“文革”中共打死群众79人），有的尸体被丢下矿井。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对这些案件的首犯和凶手已按政策进行了处理，该大队被逮捕法办共5人（其中判处死缓1人，无期徒刑2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8人。
7月9日，县武装部召开各公社武装部长紧急会议，宋志峰在布置工作任务时强调说：“要防止和平麻痹思想，对杀人问题要看大方向。把坏人揪出来以后，要防止杀人灭口，不要给断线，杀了人断了线，看来是‘左’，实质是‘右’，保护了敌人。但我们不能责备群众，这是立场问题”。
7月17日，双桥公社伊岭大队苏以希（党支书），苏焕勤（民兵营长）等人，在大队学校广场召开群众大会。苏以希在会上作所谓抓阶级斗争报告中说：“大队已破获了反共救国团伊岭分队’，该团人员曾喝鸡血酒，纲领是‘杀贫留中保地富’”。他作报告完后，民兵群众就用木棍、石头将被诬为“反共救国团”成员的苏光明、阮寿廷、阮召华等7人打死。当把尸体拉到“高山”（土名）掩埋时，阮联京、黄杰香等人将死者全部剖腹取肝，拿到伏虎小学同部分正在校内晒谷的群众煮吃。
7月23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当天下午，在县城召开有3000多人参加的“坚决贯彻执行‘七·三’布告誓师大会”，何景学主持会议，并宣读“七·三”布告。与此同时，全县各级革委会也召开“坚决贯彻执行‘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县、社、大队各级革委会还成立了贯彻“七·三”’布告领导小组，并先后举办“七·三”布告学习班1287期，参加培训达87734人次，大造声势，继续号召向所谓的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8月上旬，县革委会和武装部为防止南宁市攻打展览馆、解放路一带所谓的敌人据点后“四·二二”的群众组织往武鸣方向逃跑，调动了双桥、陆斡等公社武装民兵数百人把守高峰坳口，调动两江民兵几十人到宁武公社配合宁武把守国防公路准备阻击。南宁市攻打所谓的敌人据点结束后，武鸣县军管会派出人员到南宁认领在攻打展览馆、解放路时被抓获的本县干部群众63名回来，关押在县工会和公安局，除黄修源（县工会干部）因在攻打时受重伤领回不久死亡外，其他分别送回原单位“教育批斗”。
8月17日，县革委保卫组布置在武鸣县城进行大戒严、大搜捕，几十人被抓到县革委大院和工会临时收容所进行审讯，其中，叶庆祖被打致重伤，次日死亡。
9月17日至21日，县“三代会”（工代会、贫代会、干部职工代表会）在县城组织召开“阶级斗争活靶子”揪斗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县直机关各企、事业单位代表，还有城厢、双桥、宁武３个公社部分群众，以及出席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代表共3800多人，揪斗了县委书记罗茂柑、副书记兰东棋、副县长曾如良、宣传部长梁才燊等60名党政领导干部及个别学生。这次批斗会持续5天时间。
9月24日，县革委翻印了自治区革委会9月23日发出的“关于不准乱杀人、不准乱抓人和不得随意揪斗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及办事机构人员紧急通知”的电报，发到各公社（农场）革委会。
10月15日，县革委常委研究决定，成立武鸣县革命委员会“斗、批、改”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全县“斗、批、改”工作。组长黄仁修，副组长李秉科，成员有潘宁发、王贵、黄仁升。县“斗批改”领导小组成立后，组织了61名“工宣队”进驻县人民医院、武鸣县银行、工业品商店、饮食店等４个所谓老大难单位“帮助”进行“斗批改”工作。在农村，则组织“三结合”宣传队共5114人，进驻765所小学校和两个公社，27个大队，372个小队等所谓老大难单位进行“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11月3日，县“斗批改”领导小组组织县直机关26个单位567人，编为5个连，集中在双桥机电校举办武鸣县革委会“斗批改”学习班。学习班由黄仁修、张世文、黄淑昌负责，还设有办公室和专案组。
12月上旬，全县统一布置，各公社的社直机关干部集中在本公社的一个大队举办“斗批改”学习班，参加学习班共1992人。同时，对全县902所小学1834名教师也以公社为单位，随同社直机关干部到大队集中进行“斗批改”。
12月20日，由潘宁发、梁国俊负责，组织82名“工宣队”，集中8所中学的教职员工209人及留校学生共463人在武鸣高中进行“斗批改”。
在“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全县共揭出所谓叛徒、特务、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保四团、蜕化变质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各类“敌人”共3964人，其中：干部职工728人，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1983年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已先后给予平反。
元月6日，自治区革委会在我县召开武鸣、隆安、马山、邕宁四县联合批斗“广西代理人贺（贺希明）、霍（霍泛）、傅（傅雨田）、谢（谢王岗）、袁（袁家柯）”大会，地点在标营飞机场。我县的县革委“斗、批、改”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了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由王贵具体负责组织，抽出10名干部职工组成会务、保卫、伙食、卫生４个小组。批斗会除了我县广大干部职工、学校师生和贫下中农参加外，还有隆安、马山、邕宁等县来的代表，共5万多人。批斗会由自治区大批判组从南宁押来贺、霍、傅、谢、袁等人外，隆安、马山、邕宁县也押来所谓的“代理人”参加陪斗，我县被拉去参加陪斗的有副县长曾如良、宣传部长梁才燊、东风农场党委副书记、场长潘光辉等人。
元月中旬，县革委根据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分批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再教育”。据统计，县内和县外到我县农村和林场“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共1265人，其中本县308人，南宁市及外地来的957人。这些知识青年到1982年8月才基本回收完。
元月下旬，县革委为贯彻毛主席发出的“广大干部下放参加劳动”的号召，在白鹤农场建立一所“五·七”干部学校，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部分干部职工集中送到那里去劳动、学习，有的继续交待问题。干校由陈福灵任指导员、周寿年任连长，褚正贤、黄春学任副连长。学校一直办到1973年初，历时4年多时间。
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通讯，在这“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县革委分批动员县城及各圩镇居民下放到农村落户，有的全家转为农业人口。据1972年9月统计，共下放居民918户，3694人，其中本县480户，2102人；县外438户，1592人，到1985年底才基本回收完。
3月9日，武鸣县革委会、县人武部联合印发《武鸣县革委会成立一周年工作总结》文件，总结中错误地把罗茂柑、李国祥、曾如良等同志打成“刘少奇在武鸣的黑手”、“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文件同时列出县革委会成立一周年来，共揪出“敌人”1818人，其中叛徒335人，特务67人，走资派3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637人，现行反革命分子563人，地主分子104人，假党员17人，托派分子3人，阶级异己分子55人。
9月，县革委把全县大队一级的班子分３批进行思想整顿，每批搞三分之一。第一批“三分之一”宣传队，下到基层单位搞点。10月初，县革委开展整党和协助搞好领导班子建设，分期分批搞到1975年才结束。
11月19日，县革委转发自治区革委会桂革（69）133号文件《关于干部任免职通知》，杜易任武鸣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治民（县人武部政委）、韦明声任副主任，免去何景学武鸣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
2月17日，王贵召开县革委政工、生产、保卫、办事、秘书五大组组长和“二·五”运动办公室人员会议，传达中央“二·五”指示精神和布置开展“二·五”运动的问题，并决定在县直机关单位先抓百货商店、农机二厂为点，从此，运动就在全县开展起来。
3月5日，县革委会发出“关于统一圩期加强集市管理的通告”，规定：全县大小圩场，一律改为五天一圩。从此，圩期就由原来交叉式的三天一圩改为统一型的五天一圩。
3月8日晚，王贵召开县直机关厂矿和公社领导电话会议，继续部署深入开展“二·五”运动，号召掀起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
4月2日、3日，县革委会召开县直机关领导和公社革委主任会议，由杜易传达中央关于批转八三四一部队经验的３个文件，王治民传达南宁地区革委会关于把“二·五”运动继续引向深入的部署精神。杜易在会议总结讲话时说：“运动中已掀/揪出敌人369人，初步揭发有问题的2110人中，经济问题达309100多元，千元以上35人，5000元以上5人，同时破获了一起‘政治案件’。”在运动中确实查出一些经济案件，但也出现扩大化。
6月20日，县革委抽调75名干部组成宣传队，分别到各公社进行筹建党委会工作，到10月底，全县各公社先后建立了党委会。
11月20日，经县党委核心小组批准，成立中共武鸣县第四届委员会，设委员23人，候补委员3人；王治民、杜易、李邦庆、韦明声、马建豪、宋志峰、何胜德、麦春香、黄仁升为常委会委员；王治民任县委书记，杜易任副书记。
3月27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会上由何胜德传达自治区保卫工作会议精神，内容主要是部署侦查“五·一六”分子问题；王治民传达刘重桂关于侦查“五·一六”的指示。5月19日到21日，县委召开公社书记会议，研究侦查“五·一六”问题。在21日会上，杜易作了“侦查”工作的总结部署。10月29日，县成立侦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组长王治民，副组长何胜德、黄仁升，成员郑尚文（县人武部副政委）、宋志峰、韦贻省（县革委保卫组副组长）。在侦查中把我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四·二二”群众组织所发生的所谓“武高破坏军训”、“灵马王桥夺枪”、“东风农场夺枪”、“县人民医院罢工”、“庆乐‘五·二八’”、“华侨农场‘六·三〇’”、“武鸣新一中反革委会”和“爆炸暮定水库”等事件列为侦查范围。全县被列为审查对象有谢福生（原“武高三军”负责人、地区革委委员）、韦照旺、黄一确、张垂勋（县水电局局长）、覃灵溪（原教育局干部）、黎德新（县酒厂工人、县革联总指挥）、张似火（锣圩中学教师）、黄大甫（庆乐大队社员，建国前我党地下游击队大队长）等38人，最后被定为“五·一六”分子有25人，其中张似火同志被迫害致死。这起案件到1983、84年“处遗”工作中才得到全部平反。
6月6日至20日，县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进行批陈（陈伯达）整风，参加会议有390人。会议首先学习中央领导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狠批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散布的谬论。后３天发动与会党员干部帮助县委常委进行整风，共提出570多条意见。
10月13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研究贯彻中共中央[1971]68号文件，内容主要是关于林彪叛逃事件。11月1日，召开县直机关单位党支部书记和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进行具体安排，11月5日传达到全县广大干部群众。
2月2日至11日，召开县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1325人。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内容是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会议期间开展了大批判，在大会上批判发言的有33人。18日以后贯彻到群众。
8月16日至31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批林整风，参加这次会议共941人。会议分３个阶段进行。一、学习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二、开展革命大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把叛徒卖国贼林彪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划清界限；三、进行整风，方法上采取自我教育，自我革命，互相揭发。
元月6日，县委常委研究决定，成立武鸣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办公室，由韦明声等10位同志组成，韦明声任办公室主任，麦春香、黄乃初、阮德文任副主任。
2月，县委在武鸣中学举办“壮乡怒火”阶级斗争展览馆，该馆以双桥公社平福大队国民党旅长陆福祥的剥削发家史为主题，反映我县农民过去受压迫受剥削的惨景和在党的领导下反抗斗争获得翻身的历史，设12个馆，展出128个尊雕塑像。开馆后，到1974年底，共接待前来参观的县内外干部群众30多万人次。
9月23日至10月1日，县委召开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会议由“十大”代表、南宁地区党委书记崔凤翥传达党的“十大”精神，学习“十大”文件。会上继续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29日，黄仁升代表县委向大会作了今后工作安排：1、继续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2、深入持久地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3、认真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4、进一步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10月13日，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来我县检查工作，对我县的运动和生产作了指示，韦说：“今年就是要抓批林整风，狠抓对敌斗争，抓路线教育和落实政策，掀起一个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11月25日，武鸣县召开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会，到会669人。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贫协委员会，由71人组成，王治民担任主席、韦俊昌、廖启安、梁菊英、卢美兰任副主席。
5月11日至16日，县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批林批孔，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结合批判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韦祖珍1971年8月到我县平稳大队检查工作时的讲话。从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县铺开。
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南垴大队党支部书记赵二苟，在区党委书记安平生的陪同下，到我县检查工作和“传经送宝”。当县委副书记李培茂汇报我县学大寨情况时，陈永贵说：“学大寨，靠路线。当前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有的是农忙搞社会主义，农闲搞资本主义，不顾集体利益去捞钱的就是野马副业。解决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关键是抓批判，抓教育。”
7月9日，武鸣县委发出《关于农村集市改为每星期日为圩日》的通知，从此，由五天一圩又变成七天一圩。
9月10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全县开展批资批修“总体战”的问题。11日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进行部署。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选择了109人作为“典型案例”，分３批在全县进行巡回批斗，共批斗63场，参加批斗的群众达47万多人次。此次运动持续到1976年5月，全县共揭发出各种主要案件184件，其中政治案件15起，经济案件1851人，金额424000多元（其中千字号110人，万字号1人）。批斗“新老阶级敌人”325人，收回“野马”副业人员1969人，收回“三超地”（自留地、开荒地、围园占她）7453亩。
10月29日至11月4日，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到会6547人。会议主要是贯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总结报告，讨论如何把我县建成大寨式的县等问题。王治民在闭幕会上代表县委向全县人民提出的战斗口号是：“学理论，抓路线，全党全民总动员，大干苦干两三年，增加30万亩大寨田，粮食产量人均超千斤，一人一头猪，贡献粮食两个亿，工业产值翻一番，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尽快把我县建成大寨式的县”。
3月，县委根据南宁地委部署，开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0月18日，县委在县城召开干部、职工、群众大会，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11月6日，县委召开常委会，研究贯彻中央（1976）15、16号文件精神，决定在全县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高潮。8日至11日召开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书会议，布置全县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到11月底止，全县举办骨干学习班1360期，有73400多人次参加了学习班；召开声讨大会1997次，写大批判文章79535篇。
在“文革”十年内乱中，我县同全国各地一样，遭受到了严重的灾难，全县被迫害致死2403人。其中：国家干部122人，企业单位干部职工42人，县以上大集体单位职工13人，学生22人，居民28人，农村社员群众2176人；在县革委成立前被迫害致死的106人，县革委成立后被迫害致死的2297人。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拨乱反正的决定，但由于我县仍受“两个凡是”的束缚，加上在原区党委坚持广西在“文革”中有一条“正确路线”的派性精神支柱的影响下，使“处遗”工作受到重重阻力，局面打不开，死者得不到昭雪，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打死人的主谋和凶手仍逍遥法外，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形成。
1983年4月，在新的区党委领导下，我县进行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补课教育，排除派性干扰，认真贯彻执行区党委[1983]54、55号和[1984]15号文件精神。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严格掌握政策界限，认真清查打死人的违法犯罪事件，本着“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和“适可而止”的精神，清理了“三种人”，给予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1387人党纪政纪处分，其中：给予开除党籍和清除出党处分的728人，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的204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105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的103人，给予各种政纪处分的236人；给予追究刑事责任逮捕法办的50人，其中判处死缓3人，无期徒刑7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24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6人。
全县共平反冤假错案5040人，按照政策规定安置受害者的遗属子女202人，发放各种善后经济款1342122元，已赔退被抄、罚、没的钱物折款141407元。
经过“处遗”，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干部，对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受迫害的同志和死者遗属得到了安抚。现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两个文明建设正在健康地发展。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三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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