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8-1-0 作者：广西教育学院整党办公室
广西教育学院整党办公室6月5日，韦国清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点到广西教师进修学院出版的《教学参考资料》是我区三大毒草之一。
6月7日，武绪明代表院党总支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开展“四大”。经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批准，成立以总支副书记武绪明、委员徐万纪、人事科干事樊宝明3人组成的文化革命小组，组织学习，开展“四大”。
6月20日，上级派安钧生、苏玉山为副组长，带领6人工作组进驻我院，后又增派吴启增为组长。工作组进驻我院后，隔离审查武绪明、魏俊民，号召写大字报揭发武绪明等人的问题。
工作组指定林先盛为我院“文革”的临时负责人。成立专案组，内查外调，酝酿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8月，选举成立院文化革命委员会，选出以林先盛为主任、樊宝明为副主任的7人委员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开展“四大”，组织教职工到教育厅参加批斗教育厅副厅长兼教师进修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吴青光。
8月下旬，工作组撤出教院，8月30日改选产生教院文化革命筹委会，林先盛为主任。
9月1日，在公园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韦国清参加大会。北京南下红卫兵煽动揪斗牛鬼蛇神，由林先盛、樊宝明点名，把李忠傧、岑麟宾、区崇武、王弋丁赶出会场。
9月2日，由副院长宋义带队在钦州参加四清的教职工、学员大批回到学院，与此同时，上级任命宋义为广西教师进修学院代理总支书记，领导文化大革命。
9月3、4日，各部门、各班选出“文革”小组长，由小组长组成“组长联席会议”，负责组织全院教职工、学员学习，开展“四大”，政治三班“文革”组长韦世龙为“组长联席会议”的召集人，政治一班吴政为副召集人。
9月上旬，在学员中成立红卫兵大队，肖庆华为大队长，参加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在教工中组成赤卫队，刘鼎森为队长，莫先强为副队长。
9月5日，在宋义支持下，召开全院大会，政治班学员轰掉“前筹委”，并在全院大会上追查“前筹委”林先盛等人的问题。
9月7日，政治班学员和教工代表上北京，参加9月15日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大会。9月下旬回到学院。
10月，召开了一次全院大会，要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十多人在大会上一个个亮相。选举成立院文化革命委员会。找工作组的吴启增、苏玉山来院，进行批判。
文化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在全院进行大抄家，抄了20多个教工的家。被抄家的有陈世沐、汤有雁、张达、张克、孙洁、杨远鸿、胡冠莹等。
抄家后，以“破四旧”为名，举办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把抄获的东西展出。
从教育厅把吴青光揪来，令其观看展览，后拉吴青光到大礼堂进行批斗。
11、12月，大部分教工、学员外出串连。学院建立“文革”接待站，陆东升为站长，接待各地来连串的队伍。
9月至11月间，贴出了许多署名各种战斗组、战斗队的大字报，其中有“东方红战斗组”、“秋收起义战斗队”等。
12月间，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了批判大会。贴出了许多批判大字报，揭发宋义的问题。
1月，林先盛、唐祚臻带领一部分教工串联到广州，成立“一月革命战斗团”。
1月底，部分教工进行夺权，那天，广播站通知教工、学员到球场集中，黄新元当众念了夺权声明，宋义叫刘光汉拿出公章交给黄新元。
2月，梁颖贴出大字报，说“一月革命战斗团是牛鬼蛇神窝”。“一月革命战斗团”部分成员自行退出，负责人林先盛宣布解散“一月革命战斗团”。
3、4月间，归口闹革命，学员和教工都回到各班、各部门。“支左”解放军进驻学院。
4月，各班、各部门又成立兵团，如政治三班的“全无敌”兵团和政治六班的“三猛”兵团等。“全无敌”兵团的负责人是梁建进。广西逐渐形成两派，教院也逐步形成“广西四·二二红卫兵教院部队”和“众志成城”联络站两派。
4月23日，政治一班学员黄智峰带领“广西四·二二红卫兵教院部队”数十人参加“广西四·二二”组织的在已实行军管的广西日报社门前的静坐活动。
5月，“广西四·二二”组织群众到广西军区游行，静坐，黄智峰带领“广西四·二二红卫兵教院部队”数十人参加。
5月7日，发生“五·七”事件，广西教育学院“众志成城”联络站5月10日印发的传单《骇人听闻的“五·七”流血惨案》一文介绍事件的情况如下：
5月7日下午2时半左右，南宁市郊贫下中农的宣传车在化工厂附近进行宣传，被桂林“老多”等组织中二三百人围攻，我们闻讯，便派出两辆汽车（一百多人）去声援，我们车子开到平阳大队，就有人回来，说贫下中农的宣传车已经解围了。我们就往回开，刚回到化工厂时，桂林“老多”、“工总”和“广西?红卫兵”等，组织200多人，捏造我们车上有打他们的人的“凶手”，就拦住我们的车子，我们车上的同志向他们解释说：“我们的车子尚未到出事地点就回来了，车上的人一路都没有下车，怎能说我们车上有打人凶手呢？”他们不听，硬要拦住我们的车，后一辆车上的同学就下车来手挽着手为车子开路，并护卫前一辆车，桂林“老多”有十多人就乘机爬上我们的后一辆车，我们把车开走了，他们也不下车，他们在车子上摇旗呐喊：“这是‘老保’的车，赶快拦住。”当车子开到电厂附近时，和桂林“老多”从邕江大桥开过来的车子相遇，他们立即调车，声嘶力竭地大叫：“这是‘老保’的车，追啊！追啊！抓凶手啊！”当时我们的车子开得很快，他们的车子也紧跟猛追，车子开到我院卫生室附近，停下来了。他们的车也闯进来了。我们的同学看到此种情况，立即下车跑去联络站，还没有跑到，桂林“老多”一小撮猛追上来，七手八脚，有的揪头发，卡脖子，反绑手，一边推，一边打，打伤我们同学3人，无理抢走一女同学瑞士手表一块，绑架我们两位同学推上他们的汽车，此时，我院同学出来解救，他们死卡住不放。
我们的林国栋、罗旭升同学被他们诬蔑为打人凶手，押到他们的“火线指挥部”，被非法审讯。
5月7日晚，他们就唆使数千不明真相和受蒙骗的群众，冲进我院，横冲直撞，把我们学员宿舍紧紧包围住。并捏造事实，要我们交出桂林“老多”和“广西红卫兵”的两人（莫肇贤、彭卫东），事实真相究竟怎样，请看“广西红卫兵”莫肇贤和“钢铁总部”的彭卫东这两位同志的声明吧！
声明：兹有广西红卫兵莫肇贤等2人到教育学院来了解有否我们革命派同志在内，有否被扣同志，我二人是来了解情况的，不是被扣的，根（据）说有一战（士）拿了一手表，正在调查，有一战士林亚凤在三楼办公室内讲述情况。声明人莫肇贤（“钢铁总部”）、彭卫东（1967年5月7日6时）。
这两人的声明，充分证明了我们没有扣押人。可是，他们无事生非，在8点钟左右，就打烂窗户，破门而入。首先打烂“三·七”战斗团办公室窗户，抢走红卫兵大旗两面，彩旗3面，《参考消息》数十份，钢板洗劫一空。还如狼似虎地冲入每个住房，翻箱倒柜地进行搜索，随后又砸烂“斗批改”战斗团办公室窗户，洗劫办公室，搜索每个房间。
他们以抓凶手为名，非法绑架了我们56名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押上汽车，一边押送，一边用拳头向腹部痛打，他们把我们的同学扭送到他们所谓的“火线指挥部”，在他们私设的公堂里，进行非法审讯。
当晚9点钟，他们纠集数千人，继续围攻六班宿舍，反复冲击达5小时之久，他们打烂窗门，大队人马冲上楼，并用长梯连爬带冲到二楼，打烂202号房门冲进去，硬诬蔑陈业荣是打人凶手，于是他们七手八脚地把陈同学从桌子上拉下来，你一拳我一脚，朝腹部猛打，陈同学始终没有还手，他们就用手卡住陈同学的脖子，按倒在地板上，拖出房门，把陈同学的头向地板猛撞，二、三十人的拳头打在陈同学的头部、脑部、背部，无数的脚踢在陈同学的身上，陈同学的白衬衣被撕得稀巴烂，当即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他们还耍流氓手段，骂陈装死，还朝他猛踢，陈生命危在旦夕。经检查，陈业荣同学全身受伤60多处，其中刀伤12处。
另外，12点钟左右，二班一位女同学叫梁燕清被暴徒围住，朝她拳打脚踢，更为残暴的是，竟向这位女同学的下阴猛踢，当时即受重伤，说不出话来。经医生检查，阴部严重踢伤，被踢处肿胀发黑，子宫离了0.8厘米，走不得路。
在深夜一点钟，暴徒又调来大批人马，把办公楼围得水泄不通，暴徒用长竹竿往楼上打，用烂泥、石头、木棍等掷上楼来，砸烂不少门窗玻璃，解放军住的房门窗玻璃也被砸烂了，他们把石头、烂泥、砸在解放军同志身上。在竹打、石砸的掩护下，他们搭起楼梯，架起竹竿就往上爬，冲上楼去，接着冲缺楼梯口，一群群暴徒又拳打脚踢我们的女同学，往他们头上踩，揪住他们的头发，猛打他们，暴徒冲入广播室，毒打广播员，揪住女同学刘小美的脑襟，破口大骂。有一位女同学被推下楼梯，手臂受伤起不了身。他们抢走了广播室收音机、电唱机、扩音器、麦克风、广播稿等。
据不完全统计，被他们打伤的师生员工就有208人，其中重伤11人，住院留医的9人。打烂门窗玻璃27块，抢走衣服2件，撕破被子1条，撕烂衣服46件，抢走钢笔1支，鞋3双，手表1块。（注1）。
关于“五·七”事件，“广西四·二二红卫兵教院部队”的贺千泰于1983年10月24日的谈话中说：“杨远鸿的情况。他首先跟‘工总’联系，冲进我们学校，大门也冲坏了。杨说过：我做了一件事情，‘五·七’事件是我点火的，是错误的，具体情节他没有讲”。（注2）。
“五·七”事件后，“众志成城”联络站召集会议，议决3件事：一、搞“五·七”事件现场展览；二、搞“五·七”事件告全区同胞书；三、到医院慰问被打伤的同学。并于5月底指派肖庆华、王钧英参加“广西联指”组织的赴京控诉团，主要汇报“五·七”事件情况。
5月25日，成立“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众志成城”联络站加入。
6月中旬，“众志成城”联络站改为指挥部，选举产生“众志成城”指挥部领导机构：
政委、总指挥 梁建进；副总指挥 蒋毅刚、邱少銮；常委有教工梁峰和各班兵团负责人。建立了宣传组、材料组、后勤组、办公室。（12月以后，“众志成城”指挥部总指挥是蒋毅刚，政委兼副总指挥是肖庆华。）
5月间，有数万人来教育学院参观“众志成城”举办的“五·七”事件现场展览。由于“五·七”事件是广西两派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两派都利用这件事大力宣传，结果两派矛盾进一步激化。
5月下旬到6月间，“众志成城”这一派以保证安全为理由，把3栋宿舍立为据点，把原住在3栋楼内的另一派教工赶走。教工李克强不走，被揪打。
6月，展效良带领解放军进驻学院，准备搞军训未成。
6月中旬，“众志成城”蒋毅刚、梁建进率领五、六十人前往一中，参加武斗，3天后，农民打下“航运总工”，蒋毅刚率队参加防守。
7、8月间，“广西联指”组织到长岗岭民兵武器仓库抢枪，蒋毅刚率队参加，抢回步枪数十支；还到广西军区抢枪，但没有抢到。“广西四·二二”占领了广西日报社和展览馆为据点。黄智峰带领几十人参加占据展览馆的武斗。“广西四·二二”夺了军管的广西日报的权后，该派出了《广西日报》，杨远鸿任过编辑。肖庆华带领“众志成城”数十人参加攻打“广西四·二二”的据点广西日报社和展览馆的武斗，以石头、木棒为武器。
8月，参加“广西四·二二”一派的教工、学员回到学院，建立起“在险峰”组织，有五、六十人，黄智峰为第一把手，杨远鸿为第二把手，后来贺千泰也列为第二把手。被人们称为教院少数派。当时“众志成城”一派有800人，人们称为多数派。
武绪明、陈联沐、关烈夫、张达发表声明，支持“在险峰”，并到“广西四·二二”据点展览馆参加学习班。
10月31日，“群志成城”发出通缉令，声称10月10日武绪明、陈世沐畏罪潜逃，下落不明，要缉拿回院。
9月至68年1月，两派群众大都回院，出现了大联合气氛。这时掀起揪叛徒、假党员风潮，“众志成城”揪斗龙德洽、黄汉杰，“在险峰”揪斗刘润贤。
“众志成城”说吴青光、陈世沐是假党员，关烈夫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并贴出大标语、大字报、揭发批判。
8月1日，“广西联指”在京人员，组成“广西联指红卫兵八·一揪斗贺、霍行动小组”，2日上午把贺希明、霍泛揪上飞机，押回南宁。3日在朝阳广场召开大会，批斗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贺希明、“叛徒”霍泛等，政治五班学员王钧英参加把贺、霍押上飞机的行动，并在批斗大会上代表“广西‘联指’在京红卫兵八一揪贺、霍行动小组”发言。
“众志成城”与“在险峰”组成两派联合调查组，内查外调，审查一些人的历史问题，当时有材料说宁裕祥是国民党大特务，两派对宁进行审查。
2月，两派酝酿成立广西教育学院革命委员会。经上级批准，广西教育学院革命委员会于3月12日成立。革委会主任空缺，第一副主任是军代表展效良，第二副主任徐万纪，第三副主任武绪明。委员有：“众志成城”一派的教师梁峰、工人张秉光，学员蒋毅刚、肖庆华；“在险峰”一派的教师李畅友、粟振华，学员黄智峰，曾菊昌。成立了办事机构，各组负责人是：办事组蒋毅刚，宣传组梁峰、李畅友，审干组曾菊昌，斗批改组肖庆华、于殿章，总务组张秉元。
广西教育学院革委会是广西大专院校成立的第一个革委会。
革委会成立后，即抓清理阶级队伍。大批判等工作。
5月间，革委会组织全院批斗大会，会后进行大游斗。大会在大礼堂举行，由肖庆华主持，粟振华喊口号。被批斗的有吴青光、陈世沐、汤有雁、关烈夫、宁裕祥、区崇武等20多人。批斗时令被批斗对象举起手，站在条凳上，有的人被打。批斗后，叫这些人从礼堂跪行至食堂边的马路上，谁不跪就被打，吴青光不跪，被打昏在礼堂侧门外，后又被押送这些人去游斗。吴青光不能走动，被抬上板车，由关烈夫、陈世沐拉着车在前头走，后面跟着汤有雁等被游斗的20多人，一直游到朝阳桥，这次大游斗，使吴青光等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批斗时，展效良、徐万纪曾制止打人，但制止不住。后来感到问题严重，对吴青光采取保护措施，连夜让吴青光离开学院。第二天“众志成城”广播说吴青光逃跑了。
4月13日，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在朝阳广场庆祝大会，受到“四·二二”冲击，造成“四·一三事件”，“在险峰”第二号头头贺千泰带队参加了这一冲击行动。
5月，“众志成城”运了一些枪支回院。“在险峰”人员陆续离开学院，一部分人到“广西四·二二”的据点广西大学等。
6月，“广西四·二二”组织上京控诉团，广西教育学院“在险峰”部分人员捐钱支持黄智峰、何钊珑到北京控诉。在京期间，到京西宾馆找韦国清，要求制止武斗，但并未找到韦国清，后黄智峰等被解放军送回南宁。
6月24日，贺千泰在广西大学组织了6人，准备参加“广西四·二二西大革联”第二次抢夺中国人民解放军枪支弹药。（未遂）
6日，自治区革筹小组政治部在广西教育学院召开了已经成立革委会的南宁大中学校主要负责人和驻校解放军“支左”人员参加的现场会，会上，广西教育学院革委会介绍了所谓的对敌斗争经验。
7月22日，广西日报报导了现场会，登出文章《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广西教育学院革委员会带领广大革命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经验》。
“在险峰”于6月29日发表《广西四·二二教育学院“在险峰”总部就广西革筹在我院召开的革委会现场会议的严正声明》，简称“六·二九”声明。说是“保委会”，反对现场会。甘祺庭6月18日离开教育学院到西大，参与撰写《六·二九声明》。“众志成城”发出通缉令。说甘祺庭是托派分子，去年12月冲击军区，4月13日公开对抗南宁市革委会成立等等。
“众志成城”指挥部7月4日发表了《关于广西四·二二教院“在险峰”总部就广西革筹在我院召开革委会现场会议的“严正声明”的严正声明》。
随后《广西联指报》登载“众志成城”指挥部的文章《广西教育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文章说，原《广西教育》主编关烈夫，在“广西四·二二”区直革联主办的《南疆风暴》以《南疆风暴》评论员的身份，发表了《抬韦运动可以休矣！》、《不愧为伟大的长城》等文（注3）。
7月12日，“众志成城”又发表《关于坚持一贯立场坚决打倒甘祺庭的严正声明》，声明中说：“广西四·二二”在险峰关于打倒并开除甘祺庭等人的公告，这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甘祺庭至今还在社会上流窜，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
7月，《七·三》布告发布后，展效良在革委会传达布告内容，他强调《七·三》布告是中央的指示，要求大家以实际行动来贯彻和捍卫《七·三》布告，贯彻和落实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关于捍卫《七·三》布告的指示精神，会后，“众志成城”一派的学员和教工互相串连，很快组织起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携带武器，由肖庆华、梁峰领队，到市内参加所谓捍卫《七·三》布告的武斗，攻打“广西四·二二”的据点。
7月24日，“众志成城”小报第30期登出为《〈七·三〉布告的条条落实英勇战斗》等文章，提到7月19日中央接见韦国清、魏佑铸、焦宏光作了指示，文章说：对“七·一九”指示一千个拥护，一万个照办。
在所谓捍卫《七·三》布告的战斗中，政治六班学员陆东升被打死。
7月30日，展效良亲自到广西大学接“在险峰”在西大的杨远鸿、贺千泰等20多人回院。《七·三》布告下达后，“在险峰”一批人在西大处境困难，派代表回学院找革委会，要求回学院。当时展效良与徐万纪研究，决定做好多数派的工作，把“在险峰”这一部分人接回来，要保证他们的食宿、安全。徐万纪安排他们的食宿。7月30日这天，展效良到西大，向“在险峰”人员表示，我们回到学院后，保证安全，政治上不歧视，生活上不虐待。展效良后来说，他说这些话完全是一片真诚。
8月间，“众志成城”一派把抢来的武器上交。
8月2日，杨远鸿被打死。据南宁师院整党办处遗组1984年11月5日写的《关于杨远鸿被打死的情况调查报告》，情况如下：
7月30日，展效良亲自到西大把杨远鸿、贺千泰等20人接回学院。
展效良把杨远鸿等人接回学院后，并未采取任何保护安全措施，有的人一回到学院大门口就被抓被关，展效良眼看着把人抓走不加制止，第二天就组织从西大回来的“四·二二”一派教工和学员分别办学习班。
展效良在学习班上几次讲要追查“反共救国团”的问题。8月2日上午，展在学员学习班上说，杨远鸿和李绍诚、马光寰等5人为“反共救国团”成员，并有代号。要他们老实交待。随后把李绍诚、马光寰、韦光尤等人关押审查。展效良又在教工学习班上追查《六·二九声明》，说这个声明是“反革命宣言书”，要杨远鸿老实交待，不交待就去警司。
早在1968年4、5月间，展效良在学院革委会上说：“杨远鸿在外面活动很猖狂，把黑手伸到学员来了，要抓黑”。以后又在学院召开的大小会议上，多次讲：“‘四·二二’混进了许多坏人，有许多人是反共救国团”，又说：“教育学院有没有反共救国团？肯定有！不是一两个的问题，而且很多，我们已掌握了材料。”
8月2日中午，杨远鸿与其妻胡冠莹正在谈论要不要去警司的问题，胡冠莹说：“如果要去，也要展效良送你去。”
与此同时，在解放路一带参加武斗的“众志成城”的成员20多人乘两辆汽车返回学院，其中一辆中卡坐着十多人，由梁峰、陈玉良、周绍全率领，这些人有车华生、古榕先、陈业荣、覃杰、黄奋勇、麦浪、梁燕清、高俭忠、黄静功、梁振武等。他们议论回去打杨远鸿。梁峰表示支持。车子开到学院礼堂门前停车，立即从车上跳下七八个人，背着枪支，戴着安全帽，冲到教工宿舍杨远鸿的家，把杨远鸿叫出来，拉到学员宿舍2、3栋楼之间的人行道上审问、毒打。梁峰下车后即回宿舍，没有参加这一行动。抓走杨远鸿几分钟之后，又有朱洲等七八个学员把胡冠莹也抓到杨远鸿的旁边，审问、毒打。这时，政治五班学员覃杰（又名覃金良）朝天打了一枪，唤起学员下楼围观，有的也参加了审问、毒打。朱洲等人问杨远鸿夫妇是不是“反共救国团”？“是不是‘五·七’事件制造者”？胡冠莹说：“不是”，杨远鸿说：“我是共产党员。”参加审问、毒打的人边打边问，有的用脚踢，有的用拳头打，有的用枪托和砖头砸，四面围打，拳脚交加，只十几分钟就把杨远鸿打得小便失禁，尿湿了裤子，口吐白沫，倒了下去。这时胡冠莹也被打伤，两眼肿得看不清楚。有人叫胡冠莹回去写交代，胡去拖杨远鸿时，杨已不能动了。胡急忙回家叫杨的姐姐杨玉娟去把杨弄回来，杨玉娟到现场时，听到一些人喊：“见阎王啰”！杨玉娟未挤进去就回来告知胡冠莹，胡急忙去找解放军代表展效良。这时，“众志成城”常委周绍全把关在“牛棚”的甘祺庭、杨荫萍叫出来，要他俩把杨远鸿抬到杨家放在人行道上。展效良到后叫林先盛找来校医于湘芝抢救，给杨远鸿打强心剂。于湘芝检查时发现，杨的瞳孔扩散，摸不到脉搏。于湘芝边打针边说：不行了，打不进去了。展又叫甘、杨把杨远鸿抬到南宁地区医院抢救，（途中曾倾倒一次）经地区医院医生检查，杨远鸿已经死亡。8月3日经院革委会派人将杨远鸿遗体火化。
现在查明，在打死杨远鸿事件中，负有责任的人有：
展效良，杨远鸿的死展效良要负直接领导责任。
梁峰，杨远鸿的死梁峰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陈业荣，花名高佬，男，广西平南县人，1942年8月生，1964年7月入党，政治六班学员。陈业荣在“文革”中参加广西教育学院“众志成城”指挥部为一般成员，后到广西“联指”组织部工作，长期在外活动，审问过“俘虏”，参加过抢枪、武斗，批斗、毒打吴青光、陈世沐、关烈夫等老干部和学员黄智峰、何钊珑、李绍诚、韦先尤等。1968年10月结业回平南县任教，1971年3月病死。1968年8月2日，陈业荣从武斗前线南宁饭店据点乘车回学院，参加打死杨远鸿，是主要凶手之一。冯祯夏、冯玉烈、杨济朝、黄静功均证明：“陈业荣打杨远鸿最厉害”，“用拳打脚踢”，把杨远鸿打倒了还骂：“他妈的，装死吗？”“说着照躺倒了的人的头部踢了一脚”，“打死后陈业荣还拿稻草通杨远鸿的鼻孔，说你捞稻草吧”。
钟荣云，又名钟银苟，政治六班学员，在打死杨远鸿事件中，钟荣云是主要凶手之一。冯玉烈、古榕先、龙泽峰和黄静功4人证明：“钟荣云、朱洲打得比较凶”，“钟荣云也是用拳脚打”，钟荣云“抓住杨远鸿的下巴把头转向四周，边转边大声说：你看看，我们六班都是复退军人，你打得过吗？你还带‘工总’来打我们吗？”
周绍全，政治六班学员，在打死杨远鸿事件中，是主要凶手之一。覃善义、黄静功证明，“当时参加打杨（远鸿）老师的有七八人……还有周绍全，此人是很凶的，”“周绍全，我们叫他‘武将’，因为在每次游斗所谓牛鬼蛇神时，打得厉害，打的花样又多，把人的双手往后抓，朝背上又冲人一拳，使人往前扑一米多，他对我们说这是‘喷气式’、‘炒黄豆’……，看见他打杨远鸿时也用这个方法打”。杨远鸿被打死后，周绍全把甘祺庭、杨荫萍从被关押的“牛棚”叫出来，把杨远鸿的尸体抬走。
古榕光，政治二班学员，在打死杨远鸿事件中，是主要凶手之一。梁峰、麦浪、车华生、覃杰4人证明：古榕光“是他出头邀集一些学员去揪斗杨远鸿的”，“二班古榕光用枪把打了杨一下”，“四班（应是二班）的古榕光均是得力打手”。
朱洲，政治五班学员，在打死杨远鸿事件中，是主要凶手之一。朱洲交待踢了杨远鸿的背。车华生、梁振武、龙泽峰、黄河啸4人证明：“朱周（洲）打得比较凶”，“朱洲均也是得力打手”，朱洲“围住杨远鸿拳打脚踢”，“朱洲围斗杨远鸿夫妇”。朱洲还对梁振武说：“我一脚打去，他的尿泡就穿了”。
覃杰，又名覃金良，政治五班学员，1968年10月结业分配工作。在打死杨远鸿事件中，是主要凶手之一。覃杰交代在打杨远鸿开始之前“朝天打了一枪”，“我也踢了两脚”。陈国强、朱训证明：“覃金良（即覃杰）同学用一个火砖猛打杨的背，边打边叫他交代，反复打了多次”。“用脚踢了杨。他用脚踢时口里还骂；‘他妈的，不老实’，他是用脚踢杨的下腹部，踢得很重。”（注4）
1986年9月20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桂整函〔1986〕26号《关于广西师范学院在“文革”期间与打死杨远鸿同志有牵连的人的定案处理的通知》（注5）
7月间，一部分群众揪斗陈世沐，被轮训部教师（“联指”派）韦新祺打掉牙齿一只。
8、9月间，全院开始清查“反共救国团”。
9月，麻纺厂宣传队进驻学院。队长姓李的，指导员莫特，队员有三、四十人。进驻第二天，开批斗大会，要被批斗对象列队亮相，出场的可能有汤有雁、宁裕祥、关烈夫、陈世沐、龙德洽、黄汉杰、路璋、刁剑萍、巫摩白、宁培琏、孙洁、李中傧、区崇武、杨廷璧、卢王宾、刘润贤、杨荫萍等。
院革委会组织了“四·二二在险峰”这派群众，搞了几次批斗会，主要由“在险峰”群众出马，“众志成城”这派群众则呐喊助威，以示两派“共同对敌”。有一次批斗吴青光、陈世沐、关烈夫等，黄智峰用绳子缚了石块挂在吴、陈、关3人脖子上，由于石块沉、绳子糙，使关烈夫的脖子上深深陷了一条痕，好久才愈。
9月21日，又有一批教工被抄家，刘鼎森抄了叶志荣的家，刘向革委会汇报说叶志荣用有毛主席和林彪合影的照片的报纸垫其儿子的骨灰盒，革委会据此认定叶志荣是“现行反革命”，并于1968年9月28日将叶押送警司，1969年11月4日释放。
11月5日，宋义任革委会主任。
12月20日，革委会宣布甘祺庭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由梁峰负责押送警司关押，1969年11月5日释放。
1月21日院革委会、工宣队召开全院宽严大会，教师何德化被诬为漏划地主分子，开除公职遣送回乡。复查时认为“全错”而平反。
打字员谢昌麟也被定为漏划地主分子，开除公职，遣送回乡。
1月15日，制订广西教育学院整党计划，3月10日作出整党建党具体安排，开始整党。党员写大字报表态，学习文件。
4月1日，革委会主任宋义、副主任武绪明和莫特等工宣队员带领教职工142人，到马山县古零公社羊山大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4月中旬，党员回院继续整党。吸收肖庆华、黄伟文（食堂工人）入党，后来又发展梁峰、韦新祺入党。整党结束，党员再回马山县劳动。9月，劳动结束回院。
4月，撤销粟振华革委会委员职务。与此同时，增补于殿章、林先盛为革委会委员。于殿章任专案组组长，5月间带专案人员以及专案对象集中广西大学，归区直十四大队统一管理，进行工作，展效良任十四大队政委。
10月后，因战备需要，全院教工集中在图书馆住宿。
上半年，开展“二·五”运动。
5月，邱九韶被当作逃亡地主，开除公职，遣送回乡。
10月，将杨廷璧的保姆张二家，定为现行反革命，划而不戴，押送到南宁木帆船社监督改造。后张二家于1981年病死。此案于1984年2月14日才彻底平反。
5月，开展清查“五·一六”。5月间，在南宁地区礼堂听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动员报告，回学院后，展效良又在大礼堂作动员，他说：“抓不出‘五·一六’分子死不瞑目”。又说：“五·七事件是挑起全区群众武斗的开端，是‘五·一六’性质。”还说：“我们学院有‘五·一六’分子，说出数目来会吓你一跳。”这次清查，关烈夫、甘祺庭、李畅友、陆觐彦、胡冠莹被定为审查对象，派人看管，限制行动，迫令写交待。
5月4日晚，展效良代表革委会宣布，革委会委员李畅友“文革”中有严重错误，有“五·一六”分子嫌疑，决定对李畅友隔离审查。
南宁师范学院“处遗”办吴静于1983年11月11日写了资料《南宁师院“文革”遗留问题简要情况》，文中说：“文革”中立案审查了55人，占全部教工的四分之一。其中被诬为“反共救国团”的一人（杨远鸿）。被诬为“五·一六”的6人（关烈夫、甘祺庭、陆觐彦、胡冠莹、李畅友、杨远鸿）。被划为地主分子4人（郭家信、邱九韶、何德化、谢昌麟）。共有冤假错案46起。批斗了58人。抄家48户。成立革委会后被打43人，其中被打致残1人，被批斗后自杀未死2人（甘祺庭、何瑜娟），被押送警司2人（甘祺庭、叶志荣）。（注6）
注：
1.见南宁师院“处遗”办《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揭发和材料登记总目录》文书处理号24
2.见南宁师院“处遗”办84号文书处理号12内149页《广西教育学院“在险峰”头目黄智峰、曾菊昌、贺仟傣纪录在案材料》
3.同1，第53页
4.见南宁师院“处遗”办《杨远鸿文革中被害致死案调查材料之一》文书处理号36内1~4页
5.见南宁师院“处遗”办《广西教育学院“众志成城”副总指挥周绍全记录在案材料卷一》文书处理号4内1~3页
6.见南宁师院“处遗”办案卷号5内94页95页
以上案卷均存现广西师院档案室
广西教育学院整党办公室1988年1月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七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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