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8-12-30 作者：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凡注有“△”符号的条目，材料来源见区档案存的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文革”材料卷《广西革筹大事记》。)
四日 钦州县“联指”攻打“四˙二二”三十六曲林场据点。对方未防卫，结果“四˙二二”一工区队长、四工区副队长、医生等五人被捉去杀害。（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福绵事件”后，玉林“四˙二二”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静坐六天六夜。（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五日 灵山县“联指”调集民兵五百多人用六O炮三门、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十五挺攻打县“革联”（四˙二二派）。“革联”没有抵抗力，在逃出据点过程中被打死五人，县委副书记郑振才被民兵用叉叉死，“革联”被俘二百多人。（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韦国清在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两派骨干会上作关于学习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报告。韦国清强调，要很好地学习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见《广西联指报》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
同日 广西“联指”大中学校红卫兵一千多人来到广西军区大院游行示威，声称区革筹小组成员伍晋南与贺希明、霍泛发表“四?一九”声明，支持“四˙二二”犯下了“严重罪行”，“勒令”伍晋南交出“认罪书”。广西大学“能闯”红卫兵头头宾祖媛等把伍晋南拉到军区球场围攻批斗，侮辱折磨达两个多小时。（见区档案馆存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文革”材料卷《广西革筹大事记》）。
是日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来电指示，对“联指”广西大学“能闯万重关”和大专院校红卫兵揪斗伍晋南要承认错误，并交出动手打人的人，否则通报全国。（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是晚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在南宁市“造反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强烈抗议“联指”组织红卫兵揪斗、围攻、折磨伍晋南。会后游行到广西军区，要求欧致富司令员严肃
处理这一严重事件。欧致富出面做工作，示威群众于翌日三时离开了军区。（“△”）
六日 《广西联指报》二版刊登“红色观察员”的评论文章《绝不允许小资产阶级派冒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再论南宁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不容许颠倒》。评论文章指责对立派是“非无产阶级革命者”并揭露伍、贺、霍、谢、袁（家柯）支持“四˙二二”篡党夺权，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章称“联指’是坚持两条路线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同日 梧州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指”观点）和“井冈山红卫兵”直属部队在河西文栏路口召开“公判大会’，以“兵事法庭”名义，判处第二饮食公司职工张培松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四中教师郭沃滔死刑，缓期执行。这一杀人事件是经过“联委”（“联指”派）主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头头黄锋杰等策划的。张培松当时是被公开监督的“四类分子”，杀他的理由是说他在大东酒家门前公开煽动武斗，因而遭到杀害。（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七日 广西“四˙二二”南宁“红色铁路”五百多人到广西军区请愿，抗议南铁军管会在“文左’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魏佑铸政委做了说服工作，“红色铁路’离开了军区。（“△”）
八日 下午，区革筹小组成员王斌召见“联指”广西大学“能闯”头头宾祖媛等二十多人谈话，指出他们拉伍晋南到广西军区围攻是错误的。（“△”）
十八日 由于灵山县“联指”的“飞虎队”在五个公社成批屠杀灵山“革联”（四˙二二）群众，县“革联”苏志伟、谢有德率控诉团二百多人再次来到广西军区控诉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行，要求军区制止灵山“联指”的罪恶行径。魏佑铸接见了苏志伟、谢有德，但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杀人。控诉团在军区静坐。（见灵山县“文革”大事记）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广州军区发出《关于容县黎村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说：“黎村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因观点不同，分裂成为互相对立的两派，由于‘走资派’的挑动和革命组织内部的不纯，混进了少数坏人，两派不断发生武斗，一些干部群众被杀害，后果比较严重。虽然武斗已停止下来了，但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还比较严重，我们拟把调查组继续留在那里，发动群众，刹住武斗歪风，动员外来民兵回去，欢迎‘支多阵线’（“四˙二二”）外出的群众回来，收缴两派所有的武器，组织两派协商，尽快达成制止武斗协议。”（注：根据一九八三年“处遗”调查，黎村武斗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黎村“四˙二二”抢夺“联指”同心区据点二十六支步枪。九月十三日，黎村“联指”在四维四面山头设岗哨、架机枪，向“四?二二”据点射击。“四?二二”还击并攻下“联指”据点，把“联指”的周恒彬等六人打死。九月二十六日，“四˙二二”在途中伏击“联指”，把马耀光等六人打死。“联指”于当晚抓“四˙二二”的江文苏等六人集体枪杀。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容县“联指”调集民兵四百多人全副武装攻打黎村“四˙二二”。打死“四˙二二”十二人，伤二十一人。“四˙二二”被打散后，一千多人外逃梧州和广东信宜等地。“联指”攻打黎村先后吃去国库粮三万六千多斤，开支一万八千多元。）（见容县“文革”大事记、广州军区、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分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之一、二、三、四）
二十日 广西“工总”和河池专区部分群众四百多人来到广西军区声援灵山控诉团，在军区政治部大楼前请愿，揭露各地“联指”危害无辜群众的罪行，批评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副司令员徐其海答应派人到灵山制止乱杀人。（“△”）
二十三日 《广西联指报》用四个版的篇幅宣传报道上海“一月夺权的伟大胜利”。一版社论《伟大的“一月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同时发表《欢呼夺权胜利一周年》的文章。二版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关于坚决批臭“历史反革命分子”、大“叛徒”贺希明。掀起革命大批叛新高潮总动员令大会》等文章。四版用整版篇幅发表赞扬、歌颂“一月夺权”的短文。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靖西县发生大规模杀人事件。二十日县武装部长李季召开公社武装部长紧急会议，研究调民兵进城。二十四日下午一千五百九十名民兵进城，二十四晚发枪支弹药给“联指”组织。“造反大军”见势不敌，逃散。二十七日，民兵搜捕干部、群众三百二十人，杀死干部、群众、学生二十八人，县委书记黄小林（已提为百色专区副专员）被诬为“四?二二”后台，被打死。二十七日军分区政委苏毅坚来靖西“视察”，在人武部“支左”人员干部会上说：“靖西打得好，解决问题快，损失少。”（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钦州县发生大规模武斗。县“联指”调民兵一千多人进城武斗，双方共打死八人，“四˙二二”被俘三百多人，其中有八十七人被杀害。其中被打死有县委书记王剑东、县总工会主席冯怀志、副县长周中权、县农业局长张万荣、前钦州副书记将斌、女广播员等。当“联指”进攻到最后一个据点时，欧致富下令说不准再打了。这时，军分区、县武装部才出面制止。（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刚从北京学习班归来的自治区副主席、区“抓促”指挥部副组长李殷丹，一下火车即遭区计委“联指”头头何勇富等人绑架，关押在“联指”指挥部私设的牢房达两个月之久。三月下旬，区计委“联指”头头又把李殷丹转移至“沥血红卫兵”指挥部私设的牢房关禁至六月底。七月一日，由广东军区干部、“三办”工作人员王生江押送至茅桥“监护所”关押，至一九七一年八月被转移到武鸣学习班，一九七三年八月始得宣布解放。（据李殷丹口述）
二日 上午，区革筹韦国清、魏佑铸、王斌、伍晋南召见广西“四˙二二”龙智铭等九名常委。韦国清要求他们狠抓阶级斗争，搞好“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是日 下午，韦国清、魏佑铸接见广西“联指”颜景堂、廖炜雄、李家海等六名常委。韦国清要求他们继续抓好阶级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搞好“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同日 区革筹给凤山县发出制止武斗的五条命令：（1）两派都是群众组织，有分歧须通过协商解决。（2）“造反大军”进攻“联指”据点是错误的，要立即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停止进攻，撤除包围。（3）农民进城搞武斗是错误的，立即回原单位。（4）要维护中央“九?五”命令，不许抢夺武器设备。（5）“造反大军”绑架县人武部长是十分错误的，要立即送回。（“△”）
魏佑铸说：“要解决部队的派性问题创造条件，进而解决群众的派性问题。广西的问题是敌人还没有揭露出来，派性还没有克服，首先是部队的派性没有克服”。“广西走资派究竟是谁呢？中央怎样考虑的，我不清楚，究竟有没有走资派？我想可以把贺（希明）、霍（泛）“拿出来”。（韦国清插话：中央是知道的。问题是要我们自己去发现，把他们都揭露出来。）“贺、霍一是历史反革命，一是叛徒，无疑是我们的敌人”。我倾向把这两个靶子树起来。当然，把贺、霍拿出来，对“四˙二二”可能思想准备不充分。“四˙二二”有部分人对贺、霍恨不起来。把贺、霍拿出来，可能给“四˙二二”增加压力。贺、霍拿出来后，伍（晋南）一定要与之划清界线。
韦国清说：“广西有几条黑线。一是历史反革命，他们当过高级军官，在红军时代，杀害过红军和群众。二是地下党被破坏两次，有叛徒。三是有托派，过去有一批留苏学生，有的参加了托派。四是有走资派，也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黑线伸向广西。走资派是黑线上的人物，他们不搞坏事是不可能的。当前群众派性比较严重，这些人不利用群众的派性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去年底大联合的形势很好，很快又出现了反复呢？就是有黑手在活动。透过南宁和一些地、县的一些现象，我们要看到逆流是从哪里出来的。“捍联站”和有关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联络站等等，就是表演嘛，就是有黑手嘛！要把黑手统统抓出来！”
孙凤章说：围剿派性的意见很好，我同意，驻柳州地区五十五军要克服派性，其中主要由我负责。当前敢不敢承认和克服派性，就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派性大敌当前，必须打倒。对“四˙二二”反映“三个照办”不落实和遭到大屠杀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柳州各部队之间的关系要很好解决，只能通过反对派性，通过自我批评来解决。
王斌说：“孙凤章的发言，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统一认识、一是当前有些群众组织的矛头还是指向省军区。省军区和各分区过去一边倒。（支持“联指”）是不对的了。但他们早已开始转弯了，当然转变并不容易的。我们应该向“四˙二二”做工作，使之相信军区系统。‘四?二二’讲‘三个照办’没有落实，我们要具体分析。‘四˙二二’当前提出的什么大屠杀，武装部指挥武斗等等，我们不能承认。我们革筹小组还是沿着‘三个照办’去处理问题的。当前是不是同意‘四˙二二’说我们搞反动路线，而把屁股坐到他们一边去？肯定地说不能！绝对不能！总之，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维护部队的团结统一”。
孙凤章说：“从我个人看，没有也不敢把矛头指向省军区，也没有把问题推到区革筹小组身上。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能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是有好处的。省军区、各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对过去的问题还是作公开检查一下为好”。
韦国清说：“讲大屠杀是错误的。大屠杀就是敌我矛盾了，应该给‘四˙二二’说清楚”。（见区档案馆1967-1968年“文革”材料卷革筹小组会议记录本）
同日 晚上，韦国清、魏佑铸召见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和专案组人员。听取他们汇报查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托派”、“反革命”专案情况。（“△”）
五日 凌晨，金城江“联指”兵分三路包围“四˙二二”据点旧钟表楼等据点，当场打死八人，打伤四人，俘虏数十人。“四˙二二”据点被毁。从此“金三军”（“四˙二二”派）在金城江销声匿迹。（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六日 玉林专区“联指”组织两千多人，配备步枪八百多支，轻重机枪二十六挺，冲锋枪四百零七支，各种炮八门，手枪一百六十四支，以及自制坦克一辆，攻打“四˙二二”州佩据点。包围两天后，攻下据点，抓获“四?二二”十三人，全部枪杀。在围攻时，“联指”死八人，“四˙二二”死五人。在这事件中，明代建筑文物——万花楼被炸毁。炸毁民房七十二间，吃去国家粮食一万四千斤，肉类八千八百斤，耗费国家资金二万多元。（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七日至十七日 上思县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月七日至五月二十七日全县被斗一千一百二十五人，被杀三百九十七人。（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七日 区文化大院“全无敌”总部（“四˙二二”派）工作人员胡云峰在大院被另一派群众薛鸿凯开枪打死。“全无敌”发表声明并到广西军区大院请愿指责对立派杀人，军队支左人员（支持对立派）召开大会宣布胡云峰为反革命分子。此事至“处遗”时得到平反。（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十日 广西“四˙二二”柳铁革命造反红卫兵联合战斗队主办的《红卫兵战报》发表该报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钢领”——评“倒旗协议”》。文章指责当时柳铁两派达成的所谓“倒旗协议”，是“当年《哥达纲领》的翻版。说这个协议脱离柳州和广西的实际情况，在纸上空谈收缴枪支，助纣为虐，鼓励和纵容“联指”一小撮坏头头破坏三个“照办”。文章还指责柳铁工机联总部的头头，提出的“铲平山头，砍掉派旗，交出武器”，实质是“交出柳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年来浴血奋战的成果，以换取一些人到大联委，甚至到将来的革委会去作官”。（见《红卫兵战报》、《广西联指报》）
十二日 广西“四?二二”五千多人来到广西军区举行挽留六九八四部队大会，并发表声明：（1）韦国清必须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否则后果由韦国清负责。（2）区革筹、广西军区必须同意我们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请求。对此，韦国清指出：“挽留六九八四部队是有黑手挑动‘四˙二二’搞起来的”。（“△”）
十三日 柳江县拉堡发生武斗，“柳州联指常委”决定：由“工交兵团”和“财贸兵团”组织人员出击。由常委韦正均、刘目忠等带领数百人前往“助战”，武斗达一周之久，刘若章、郑国忠、凌广友等二十多人被打死。其中带队去武斗的“柳州联指工交兵团二分团”头头之一金成贵也被打死。（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周恩来总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的情况》报告说：“自一月中旬以来凤山县多次发生武斗。二月初，双方又调农民千余人进城武斗。区革筹小组河池军分区司令员孙长锁去处理该县武斗，但效果不大。该县武斗的发生和扩大、除坏人挑动外，当权派副县长覃家修和离休老干部廖熙英插手是重要原因，他们支持“造反大军”，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调动农民进城。此外是县人武部在支左工作中亲一派疏一派，“造反大军”失去信任。柳江县“造反大军”四百多人突然袭击柳江县“联指”三个据点，死伤了一些人，又冲击县人武部。柳州军分区派到该县制止武斗的同志无法开展工作，武斗未能制止平息”。
同日 融安县“联指”攻打铜鼓桥。二月九日，融安“造反大军”强渡融江，攻占融安“联指”驻地的东墟、铜鼓桥和直属粮库后，融安“联指”派人向柳州地区的“联指”派“地专联司”告急求援。柳州“联指”决定由“工交兵团”出兵支援，由“地专联司”负责组织各县民兵配合行动。十二日“地专联司”召开常委会，决定由苏一民、胡文治代表“地专联司”随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团”行动。十四日“工交兵团”和“地专联司”及象州“联指”武斗人员三百多人由蒙志恒、张麦生、苏一民、胡文治等带领，分乘十三辆汽车赴融，配合融安“联指”于十六日凌晨一时攻打东墟、铜鼓桥，武斗持续到当天下午五时才停火。“联指”抓获“俘虏”三十六人，押解途中杀害十五人，双方对打中死五人。（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广西联指报》刊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区人民提供一份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材料》一文，公布所谓玉林专区“联指”战士和贫下中农揭发容县一批“反共救国团”组织。这批“反团”有容县“‘四˙二二’革总”等二十五个群众组织是所谓“反共救国队”、“反共救国军”等“反革命”组织。（见容县“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下午，韦国清、魏佑铸召见广西“四˙二二”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代表，对他们要求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错误行动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
十九日 南宁市新华街出现“四˙二二”化工学校“干到底”兵团给韦国清的《忠告书》。要求不要把六九八四部队调离南宁。并警告韦国清不要重犯去年“三月黑风”。（指广西军区发动砸“工总”）的错误。
二十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出《积极促进各专、市、县革委会成立的通知》。（“△”）
同日 区革筹小组批准田阳七O二矿革委会成立，这是广西建立第一个县级革委会。革委会主任由支左的六九一二部队科长王新如担任。（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中旬，广西革筹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韦国清、魏佑铸、安平生均讲了话，会后，发出14号文件。说：“混入我们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及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相勾结，猖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破坏社会治安，对于这些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和镇压”。此后，各县、市相继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和14号文件。（详见上林、大新、灵山等县和南宁地区、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中旬，灵山县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又称四级干部会）。一万零六十人参加。武装部政委单英德主持开会、副部长钟沛洪作报告，军分区司令员鲁俊德作报告说：“对于胆敢进行破坏的地、富、反、坏、右，坚决镇压”。十九日召开武装部长会议，县武装部长徐广杰说：“杀几个坏分子问题不大，我们不插手”。大会倡议书号召“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及时处理，坚决镇压敌人”。会议期间，灵城公社勒死三人陈尸示众。与会人员纷纷去现场“参观”。至八月一日，全县斗打、乱杀、逼死共达三千二百二十人。全家遭杀绝的全县共五百二十九户。
在这次杀人中有十四个公社（全县共十九个公社）武装部干部参与杀人或与杀人有牵连。（详见灵山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 广西“四˙二二”一部分人到驻解放路的六九一二部队抢枪，抢得步枪四十多支，轻机枪四挺，六O炮一门，被区革筹和广西军区指为“反革命行为”，并勒令“四?二二”如数交回枪支弹药。（“△”）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关于坚决维护军管军训和立即取消“兵管兵训”、“民管民训”、“工管工训”、“农管农训”》的通知。（“△”）
是日 区革筹在区体育馆召开两派骨干和部队干部大会。韦国清在会上讲话，他说当前某些地区发生武斗，有人说是军分区、人武部挑动的，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现在有的干部支持这派那派，这笔帐是要算的。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时候一到，通通都报”。（“△”）
二十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彪、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当前南宁市“文革”的几个突出问题和我们的措施》的报告。（一）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对革筹小组和军区进行攻击，主要是“四˙二二”的某些组织还提出打倒李仕才、吴华，攻击韦国清、欧致富不按“三个照办”办事。（二）进驻军区机关，干扰革筹小组和军区的工作。（三）抗拒中央命令，阻挠部队调防。六九八四部队调离南宁，命令下一个月了未能执行。（四）抢夺部队武器。（五）进行绑架、抢劫、行凶活动，破坏革命秩序。
初步措施：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揭露敌人的阴谋活动；教育群众同坏人划清界线；由韦国清向两派群众作形势和任务报告，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调查研究，对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办。（“△”）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周恩来总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工总”建工分部等组织武装冲击我执勤分队的情况的报告》和《两个连的武器装备被抢的情况》的电报，并报广州军区。
二十四日 广西“联指”下属“建司兵团”到广西军区仓库抢了一批枪支弹药。
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县、区村抓促领导以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会议是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农智（抓促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传达区革筹领导人的讲话，研究布置做好成立县革委会的准备工作。周永山在闭幕会上讲，“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此次会议后即在全县实行所谓群众专政，从三月一日至十五日到革委会成立的十七天内，全县被杀害二百三十九人。（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天等县武装部主要负责人马政华在二月下旬召开的县三级干部会上说：“敌人现在已经跳出来了，要杀革命干部，要杀土改根子……等”制造杀人舆论。三月八日，县武装部副政委于区武装部长会议上讲形势讲准备成立县革委会；说南宁地区十四个县有十二个县正准备成立革委会工作，南宁现在已抓坏人，天等县已判刑八人、杀二人；小山民兵五粒子弹杀一个敌人……等。三月十日开始杀人至三月十三日止全县已杀近百人。
十四日马政华在县双代会预备会上又说：“阶级敌人气焰嚣张要杀贫下中农保地、富、工资三十元以上的干部要杀掉的话来欺骗煽乱杀人；要求各区以实际行动向革委会成立献礼，完成生猪上调任务（即杀人任务）。在马的号召下各区武装部长纷纷动员代表完成任务。到十八日止，全县被杀死四百二十七人。三月十八日天等县庆祝县革委会成立。当天有天等区等六个区发生杀人事件三十一起，杀死一百零二人；庆祝成立革委会的前一天，批准成立革委会后一天向都区武装部长组织一千多民兵包围中和街抓坏人并打死九人。这次祥元卿于三月十一日、十三日两晚杀死四十六人，造成十六户无男人、七户死绝。杀人凶手轮奸死者妻女后强迫他们嫁给凶手为妻。这个县从三月九日至三月底共杀死九百七十多人。（详见天等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广西“工总”得知“联指”把抢来的枪支弹药藏在部队的油车运往钦州。因此，“工总”所属组织在南宁市友爱路拉劫油车一辆，没有发现有枪支弹药。对此，区革筹和广西军区指为：广西“四˙二二”拦截军车严重事件。（“△”）
二十七日 欧致富召见凤山县“联指”代表，听取他们汇报凤山县“造反大军”的问题。欧致富向他们表示要揪出插手凤山的“黑手”来。（“△”）
同日 区革筹发出《关于建立专区、市、县革委会的通知》。在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一连发出两次督促地、市、县成立革委会的通知，这也是造成大批杀人的重要原因，在南宁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迫使有的武装部负责人竟然提出 “枪杆子出政权”的口号。
二十八日 广西“四˙二二”常委黄达升、高兴学等在南宁市新闻电影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广西“四?二二”野战军。黄达升说：“区革筹、广西军区对大屠杀制止不力，我们成立“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是：（1）支援各地“四˙二二”抗击“联指”的大屠杀。（2）镇压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的现行活动。（3）打击清理混进“四˙二二”的坏人。（“△”）
同日 东兰县“联指”向“四˙二二”派据点县粮食局发动起进攻，“四˙二二”派排成三队出来“投降”。“联指” 派韦玉金拿手榴弹敲一“四˙二二”派人时手榴弹落地爆炸，炸伤十多人；“联指”派少数人趁机大喊：他们搞假“投降”！当场打死“四˙二二”派十多人，伤十人。（详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 合浦县武装部召开“抓促”碰头会议，贯彻区革筹“抓促”会议精神：“刮十二级台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促生产。二十四日下午，大会通知到会人员集合乘车前往总江船闸。观看了两场公社两个民兵枪杀两个所谓“坏人”，为到会者作了杀人示范。第二天开会，钦州军分区黄新平副参谋长在会上介绍了钦州、防城等地群众起来杀“坏人”的“大好形势”，并说：“对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四类分子，群众起来了，收他几个看来问题不大，一定要把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世界做了”。县人武部副政委陈卓球作总结说：“当前主要是抓阶级斗争，西场、沙岗两个公社把阶级斗争抓了，一切工作都顺利开展，大家回去要很好贯彻”。后会，全县普遍出现成批乱杀人。……仅“抓促”碰头会掀起的这股杀人风， 三月份就造成一千多人无辜死亡。（详见合浦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融安县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1）调派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进驻融安，在武装包围（“造反大军”）后，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充分揭露（“造反大军”）的错误行为，对其实行分化瓦解。（2）区别坏头头和群众，孤立少数，争取多数，教育受蒙骗群众与坏人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揪出坏头头，交出所抢去的武器和国家财物。（3）对“造反大军”提出严肃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掌握斗争大方向。
本月初，大新县宝墟板统生产队长农立茂借“群众专政”的邪风，为报复文革小组长旭清揭发他多吃多占集体财物的私愤，指使同派的农绍明、黄立光半夜拿炸弹到农国胜的门前去爆炸。事后，农立茂召集社员开会，说：“‘四˙二二’胆子真大，竟用炸弹炸共产党员农国胜的家”。即派民兵把农旭清、农德光等七人抓起来杀死。“处遗”时受害者已平反昭雪，农立茂被判十年徒刑。“文革”中，在派性和“群众专政”的掩护下，挟嫌报复的事，各地都有发生，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无辜。（见大新县“文革”大事记）
一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广州军区发出《关于专职武装干部退出群众组织的请示报告》。
二日 横县“联指”攻打莲花塘、周村等“四˙二二”据点。整个事件共杀死一百四十四人。三月七日至三月中旬，莲塘区、横州区、校椅区等地又共杀一百零七人。（详见横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联指报》二、三版刊登广西“联指”区直机关司令部、区党委机关司令部写的所谓《大叛徒霍泛的反革命罪行》的文章。
五日 广西“四˙二二”在南宁“造反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强烈要求六九八四部队回邕支左。大会通过了《再致韦国清同志的公开信》。（“△”）
六日 广西“四˙二二”的“草上飞”第二挺进队又在南宁市张贴大字报，说韦国清调离六九八四部队是为了孤立压制“四˙二二”。区革筹、广西军区领导说，这张大字报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毒草”。（“△”）
七日 晚上，区革筹小组开会，研究几个重大问题决策。出席人：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伍晋南、安平生。列席人：徐其海、孙磊、吴华。韦国清说，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县和凤山县的问题要处理，可以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处理方案。博白县已去了部分部队，可以解决问题了。
欧致富说，融安问题应派部队包围起来解决。
韦国清说：对融安可采取解决里高墟的办法解决。看看需要多少部队，对欧致富具体组织。凤山县是否也采取同样办法解决？（按：解决里高墟的办法是：区革筹、广西军区于二月二十九日命令六九八四部队派二十四辆卡车的全副武装人员去包围里高墟“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六十多人押送柳州。）
欧致富说，融安“造反大军”有六百多条枪，一千多人， 部队少了是不行的。
魏佑铸说，建议广州军区给广西调部队？
韦国清说，可以向广州军区提出意见，派部队解决柳州地区的问题。对凤山县，建议由二二O师派部队解决。柳江县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南宁的问题如何解决呢？（见区档案馆1967-1968年“文革”材料33卷区革筹会议记录）
八日 广西“四˙二二”撤出进驻广西日报社人员。（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宜山县发生大规模武斗。“联指”联合罗城、都安等县“联指”数千人围攻“造反大军”据点。八日，“造反大军”从最后据点——四方楼走出投降。在武斗中，宜山“联指”使用了八二炮、十六?七毫米高射机关枪等重型武器，武斗结束时，当“造反大军”的群众近万人从城里走出时，在东片、西片被杀害多人。（详见宜山县“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广西“四˙二二”下属“飞将军”宣传队在南宁市张贴《今日战斗口号》。“不怕牺牲，收复据点”、“坚决粉碎韦（国清）老爷出钱，广西军区出枪，广西‘联指’出人屠杀‘四?二二’群众”。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给河池军分区、凤山武装部发出《同意凤山县部队进驻“联指”据点，保护群众》的电报。
十二日 《广西联指报》开始批判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傅雨田。二版整版篇幅刊登区人委办公厅“革命战斗团”写的所谓《打倒大叛徒傅雨田》的文章。
同日 区人委“倒海翻江”撰写了《刘少奇、陶铸伸向广西的黑手——历史反革命、三反分子贺希明的罪行》。（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报告《关于宁明县上石“农总”的问题》。报告诬说上石“农总”是一个“坏人”当权和聚集的组织。二十名领导成员中，所谓有地主分子一名、坏分子二名、劳管分子一名、投机倒把分子三名、“四清”下台干部一名、有政治历史问题被清洗回家三名、杀父之仇一名。“农总”的所谓“罪行”是：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公开诬蔑“四清”运动，大搞资本主义，猖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农总”后台陆崇勋指着毛主席像说，“他下台我们就好过了，可以吃饱饭了”。（2）把四清运动诬为“强迫插队青年清”、“口粮全家清”、“无理压人清”、“贫下中农被打击清”。（2）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头目刘深海在社员大会上公开说：“谁想多开荒，吃得饱就来开会”。（4）抢夺民兵机枪一挺、冲锋枪四支、步枪五十一支。（5）制定反革命纲领，要在今冬明春实现“四大自由”、“八项任务”；公开叫喊“贺龙元帅万岁！”诬称支援越南和守边部队是贺龙的部队。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区革筹、广西军区）的意见是：（1）派部队武装包围，强行收缴武器弹药。（2）取缔组织，严办首恶分子。
同日 《广西联指报》二、三版整版篇幅刊登魏佑铸三月九日在广西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横扫派性，斩断黑手，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讲话指出联合不起来，主要原因是有“黑手”破坏，他们挑动派性。因此，一定要斩断“黑手”，才能巩固联合。讲话暗示“黑手”就是所谓“贺、霍、傅、谢、袁”之流。
十六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四˙二二野战军”情况和我们采取的措施的请示报告》说：“野战军”的组成及其发表的声明、公告是错误的，把斗争矛头指向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他们组织挽留六九八四部队“联络站”，阻止部队调离，准备搞大规模武斗，搞打、砸、抢、奸，办地下工厂、商店等。“野战军”是由黑手、坏人和极左分子操纵的组织。 我们要向“野战军”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对“野战军”这样少数坏组织的据点要以部队武装包围，开展政治攻势，全部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
十八日 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三月五日至十二日）全专区共杀人二千左右，其中灵山县杀了一千多人。（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崇左县武装部科长黄玉辉召集到天等县参加天等县革委成立会的本县代表开会。县人武部长张洪恩对代表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来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了九十四人。（见崇左县“文革”大事记）
对天等、崇左县杀人问题，在七月五日的专区革委常委会上，军分区司令员兼专区革委副主任熊光武说：“天等县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置，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是好的”。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特别表扬天等县已实现“一片红”，号召各县向天等学习，迅速实现“一片红”。由于专区革委肯定天等以“杀人来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的做法，致使全专区杀人更为严重。（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至十九日 广西“四˙二二”航运“工总”召开形势座谈会。组织广西赴京“控诉团”。有四百多人于六月中旬到京西宾馆静坐，要韦国清出来答复广西武斗问题。六月二十五日动员冲进京西宾馆。控诉团静坐到七月一日被解放军押回和平里办“学习班”。（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马山“联指”在县人武部默许和县委部分人支持下，调动一千多武装民兵和三千多群众包围马山“四?二二”占领的马山县城。二十日总攻发射“飞雷”（炸药包），二十五日命令“四˙二二”投降。晚间“四˙二二”逃走。“联指”总指挥潘立成组织追击围剿，抓到俘虏大部分杀害。这次攻城用高射机枪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二十四挺、步枪……动用财物经费三万五千多元，大米六万二千多斤，毁房一百二十七间，公私财物损失达二十万元以上。死亡一百九十九人。（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百色专区革委会成立。革委会主任由苏毅坚（百色军分区政委）担任，覃展（地委副书记、专员）任第一副主任，张吉亭（百色军分区司令员）、马扶增（六九O八部 队政委）、张平（百色地委副书记）为副主任。（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融安情况续报》诬说，广西“四˙二二”融安“造反大军”连日来召开大会小会，大造舆论要消灭“联指”。为了解决融安问题，要求中央尽快批准调用部队（两个营和一个团）驻长安镇（县城）收缴武器，发动群众揪坏头头。关于融安武斗的情况根据“处遗”调查是这样的。一九六八年元月七日，融安“四?二二”的“青年近卫军”在长安河西车渡码头拦劫六八八六部队军车，抢得冲锋枪九支和一部分粮食。二月九日下午，“造反大军”由河西码头强渡过江，占领东墟“联指”据点。武斗中“造反大军”死人四，伤九人，“联指”死四人，伤一人，其他群众死二人。二十四日，融安“联指”要求柳州“联指”支援，攻打融安“造反大军”。柳州地专“联司”派出“工交兵团”支援融安“联指”，二十六日围攻融安“造反大军”直属库据点，抓获大军三十六人，押解途中杀害十五人。在武斗场上“联指”死三人，“造反大军”死五人。总共死二十三人。（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联指报》突出刊登批判《今日的哥达纲领》。（《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是柳州铁路局“四?二二”《红卫兵战报》编辑部的文章）。同时刊登批判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的文章。
二十四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给柳州支左领导小组发出《对四三一团率一、三营进驻融安的要求》的电报。并报广州军区、五十五军、电报提出以下的几点要求：（1）部队行动必须秘密、迅速，对融安县城形成包围圈。（2）开展强大政治攻势，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3）清理外来人员。（4）部队行动及执行任务过程中，由四三一团指挥，县人武部做好群众工作。部队进驻融安县城后，“造反大军”从县城撤到农村，建立据点，企图保持力量。四三一团和县人武部支持“联指”，继续围剿“造反大军”，结果，在融安境内，大抓大杀“造反大军”和不同观点的群众。六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县人武部政委刘彬、副部长张子义和县委副书记杨仲林、曹竟军在长隆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贯彻上级有关抓阶级斗争精神，刘彬、张子义等在会上布置刮“十二级台风”，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在会上肯定谭头公社新寨大队大搞游斗，随意打死被游斗者的错误做法。会后，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乱抓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的恶浪。七月上旬，板桥公社在“刮台风”杀害七十五人。七月二十四日，刘彬和原县长韦宗芬决定，由潘续祥、刘新安、黄友明、阳青、苏玉福等公社武装部长和“联指”负责人带领融安“联指”和三江倜族自治县“联指”武装人员和县人武部九九分队，包围雅瑶东平大队平山顶大军据点（驻军据点只有四个人），打死造反大军二人，烧死二人，“联指”死亡一人。八月十日，县革委会布置继续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长安镇在大刮“十二级台风”中二次游斗。共打死九十二人。八月二十一日，县革委会召开第一次各公社（镇）革委会主任会议，肯定长安镇的做法和经验好。还组织前来参加会议的革委委员到街上目睹杀人惨状。这样，全县共杀害无辜干部群众七百二十三人。“文革”中全县共死亡一千三百九十二人。其中国家干部一百三十一人，工人四十六人，居民七十九人，农民一千一百三十一人，学生八人。（详见融安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隆安县革委会成立。杜易任革委会主任，连治国、苏义、张久吉任副主任。同日，发布第一号文件强调：“对现行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要坚决镇压”。会后，小林区即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在会上打死七人。三月下旬至五月，隆安县布泉区发生了十三起杀人取肝胆的惨祸，被取肝胆者二十四人，为首策划和参与分要肝胆的是区武装部长黄以荃（已故），和区武装部干事韦玉清、周朝珠、隆秀佳等人。七月七日成立了以杜易为首的落实“七˙三”布告五人领导小组，印发“七˙三”布告十七万份，举办落实“七?三”布告学习班，参加人数十二万多人，开现场会，推广乱抓乱斗打死人的经验，全县打死一百二十人，逼死（自杀）八十三人。各社、队结合揪“反共救国团”，又打死一百六十三人， 逼死三十六人。八月中旬，杜易主持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再次强调要解决“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怕字当头”的障碍，大战八、九月，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到九月底，全县斗打死四百五十五人，逼死（自杀）二百六十九人，占“文革”期间全县非正常死亡人数百分之五十三点一二。十月六日至十二日，县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贯彻自治区关于制止乱抓人乱杀人的“九˙二三”通知，仍强调“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把那些极端阴险狡猾的、隐藏得很深的敌人统统挖出来”、到十二月底，全县仍乱斗打死、逼死四十一人，隆安县“文革”十年中被迫害死一千三百六十三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四，县革委会成立前，死亡五十八人，县革委会成立后，打死逼死一千三百零五人，占“文革”期间总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七。（详见隆安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南宁地区革委会成立，主任许长庚（军分区政委）、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南宁地委副书记）、副主任熊光武（军分区司令员）、李文轩（分区副司令员）、伏崇礼（南宁专区副专员）、（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田东县印茶地区“贫下中农革命老人揪斗坏人行动指挥部”策划杀人及伪造三起“反团”案件。三月二十七日杀十四人，关押三十人。杀人前后伪造“中苏美反共救国军”案涉及数县共五百七十七人。仅印茶片打死二十二人，斗打一百三十三人，伤二十八人，关押四十六人。（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坚决拥护撤销杨、余、傅的职务和坚决拥护对黄永胜、温玉成任命的命令》的电报。
二十九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因对“大联合”和全区各地“四˙二二”群众惨遭杀害意见分歧，指挥部在“航运工总”船上召开会议，进行改选，撤销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的常委职务，补选新的常委，由高兴学任总指挥、黄达升、蒋志恭为副总指挥。当时，区革筹、广西军区立即把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等四人接到军区保护，让他们参加区革筹工作，代表“四˙二二”参加区革命委员会。从此，区革筹、广西军区把广西“四˙二二”分成老“四˙二二”和新“四˙二二”两个组织，承认龙智铭等四人是代表老“四˙二二”的，不承认改选后的“四˙二二”。到清查“五˙一六”时龙被逼自杀；曾春生也被清出领导班子。
同日 广西“四˙二二”野战军“邕江风雷”发表《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表示坚决抵制即将成立的自治区革委会。宣称这个革委会是“伪委会”、“派委会”。声明还说“它的成立将会带来象蒋介石一九二九年‘四˙一二’那样的一场大屠杀”。被区革筹、广西军区定为“大毒草”。（见《广西联指报》）
三月下旬，贵县人武部、“联指”调民兵一千多人攻击大农村，打死“四˙二二”派四十七人，伤十七人，炸民房二十六间，抓“四˙二二”派十六人全被打死，共死六十三人；同一时间松英文革组长分十二次打死群众四十人，以上共计一百零三人。（详见贵县“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策划对“四˙二二”围剿。“四˙二二”派被杀一百一十人。受牵连审查一万多人，县委副书记周履光等八人被集体枪杀后用炸药毁尸。后称“三?二四”事件（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我区当前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
二十九日 撰写《今日的哥达纲领》的肖云（红卫兵、柳铁一中学生）在柳州市被逮捕。一九七二年七月被释放，一九七九年一月给予平反（据柳铁核查组材料）
三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四˙二二”野战军的问题的请示报告》，并报广州军区。《报告》说，“南宁出现了干扰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逆流，较突出地表现在广西‘四˙二二’所属的‘野战军’身上，他们排斥主张大联合、三结合的人，还公开集会、游行，直接把矛头指向区革筹和军区，通过大字报大造武斗舆论。为了迅速排除干扰，争取大多数，孤立和打击坏人，打算公开表态，发动群众对“邕江风雷”所发表的声明公开进行批判。对‘野战军’内的坏人、黑手和该组织的行动，要进一步查明”。
四日 广西“‘四˙二二’野战军”在南宁市朝阳广场举行“反右倾、反逆流、反翻案的誓师大会”。参加大会有八万多人。熊一军、黄达升主持大会。会上通过决议：（1）关于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成员和赴京代表人选问题的决定。（2）《关于成立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的声明》。《声明》说区革筹、广西军区批准成立的南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
是日 南宁地区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会议强调“革命大批判要持久地开展下去，要始终地把矛头指向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霍泛、傅雨田之流。还要深入揭发和批判杨（成武）、谭（震林）、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的罪行”。（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是日 韦国清乘飞机赴广州，向广州军区汇报广西“四˙二二”当前动向问题。（“△”）
是日 《广西日报》头版突出报导南宁北岸砖瓦厂革命委员会《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武器，坚决粉碎敌人破坏阴谋》的消息，消息说该厂革委会的诞生，是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粉碎了“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革委会。现在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公开向革委会挑战，又被广大群众粉碎他们的“阴谋”。（见《广西日报》）
五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南宁出现“打倒伍晋南”等标语的情况报告》。
是日 《广西日报》头版头条报导《南宁市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报导说在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的帮助下，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洪流滚滚向前，革命大批判烈火越烧越旺，“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报导要求以实际行动迎接自治区、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头版下半版转载上海《文汇报》社论《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见《广西日报》）
是日 钦州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王晓峰（钦州军分区政委），副主任曹俊德（钦州军分区司令员）、苏桐卿（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腾世舜（钦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林中（钦州地委副书记、专员）、阎庆身（钦州专区副专员）。（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六日 《广西日报》开展对《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的批判。一版整版篇幅刊登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共二十一条。二版上半版发社论《今日的哥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二版下半版刊登柳铁沿线军民狠批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的特大消息。三版以整版篇幅刊登卫东思写的《今日的哥达纲领的要害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批判文章。
七日 广西“四˙二二”红卫兵五百多人集会并游行到广西军区请愿，强烈反对成立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声明，说即将成立的南宁市革委会就是“派委会”。他们就这个问题呈送了《给区革筹和韦国清同志的公开信》。（“△”）
是日 《广西日报》二版在《举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批臭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通栏标题下，刊登《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发黑炮弹》等四篇批判文章。
八日 广西“联指”三万多人集会，“敦促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会后游行到广西军区。口号是：“坚决拥护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正确领导！”“坚决支持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坚决打倒袁家柯！”（“△”）
同日 广西“四?二二”的“飞将军”发表《紧急声明》：（1）在广西的“庞大人物”及其一小撮“黑手”操纵下，原定四月八日成立所谓南宁市革委会是抹杀三个“照办”，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官办的派委会”。（2）坚决支持广西革命造反派抵制和砸烂这个“官办的派委会”。（3）广西“四˙二二”的红卫兵“四˙七”革命行动好得很！好极了。（4）不击退右倾老保的翻案妖风，誓不收兵。（“△”）
九日 南宁举行干部群众大会。韦国清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标，痛击右倾翻案分裂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讲话第一部分是关于当前形势大好问题。第二部分是坚决痛击右倾翻案、右倾分裂主义的逆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问题。韦国清说，江青强调指出，现在我们提出在革命的进程中，要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动摇、瓦解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当然也要防止“左”倾冒险主义，右“左”这两“极”是一脉相承的。江青这个指示非常重要，非常正确，非常深刻地指出了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现在有人乔装打扮，蒙骗群众，诡称自己是革命群众干部，企图混进革委会。如南宁“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中，公然扬言要“坚决抵制南宁市这个‘伪委会’、‘派委会’”，还诬说什么革委会的成立，就是要搞象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那样的一场大屠杀。北海市的“狂人”战斗队四月五日抛出一个“反动”的《论时局斗争的任务》。我们广西有人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座谈会”的黑会，我们广西文艺界演了黑戏《新时代的狂人》，他们兴风作浪，要想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要警惕反革命两面派进行反革命活动。请看刘、邓、陶以及他们的黑爪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任重、谭震林、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就是反革命两面派，要识破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把他们揪出来。……”。讲话第三部分是今后的任务问题。会后，全区各市、县都根据大会提出的口号，强调反对“三右”，并组织“保红部”，纠察队，刮十二级台风，结果五、六月份全区被杀害干部、群众在二万人以上。（见十一日《广西日报》）
同日 《广西联指报》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社论与韦国清上午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矛头指向对立派。说什么“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特务、叛徒、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兴风作浪，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右倾分裂的反革命逆流”。贺、霍、傅、谢、袁的黑干将狂叫什么“韦老爷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屠杀‘四˙二二’群众啦，什么军事镇压啦”等等。他们把当前我区大好形势描绘成漆黑一团。社论号召“联指”战士要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反对右倾保守，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反革命逆流，为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再立新功。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又以整版篇幅刊登四篇文章，批判《今日的哥达纲领》。四版整顿刊登“革命委员会好”的六张巨幅照片。
十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参加天津黑会和演黑戏情况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报告指出，现已查明广西参加天津文艺黑会的有：广西工农兵业余文艺革命造反总部梁宝光（南宁造船厂工人），南宁化工厂赵永茂，柳州铁路“四?二二”黄光佑等六人。这些人开会回来后，于十二月二日在区文联传达了黑会精神，调整了组织，健全了文艺组、美术组、编辑组，决定出版刊物，大喊大叫。广西话剧团“四˙二二”所属的“东方红”排演了黑戏《新时代的狂人》，导演是一个有杀父之仇的吴桐华。我们对黑会、黑戏采取的措施是：一、查清了 广西参加天津黑会的组织和人员。二、贯彻了江青的指示精神。三、发动群众揭批周扬的罪行。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在《打倒贺希明、霍泛、傅雨田》通栏标题下，发表围框社论《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的代理人》。同时刊登区卫东写的批判文章，题目是《把贺希明、霍泛、傅雨田彻底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是月上旬，巴马瑶族自治县“四˙二二”部分人从县城撤至羌墟公社下乙屯。县武装部、县“联指”获讯后，于四月八日至十一日，以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羌墟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乙墟大队革委主任覃德强等人为首，组织民兵和“联指”数百人，武装围剿少数派，共杀害三十户（全屯四十六户）五十六人（这些人中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八人，十岁和八岁儿童二人，不足三岁的婴儿三人），烧毁民房四十四户，一百三十三间（全屯一百四十间），估计财产损失约七万多元。围攻后，幸存者流散他乡，整个下乙荒无人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陆续搬回重建家园。（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南宁举行群众大会。“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等出席了大会。魏佑铸、焦红光分别就“坚决粉碎右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们号召军民要投入运动中去，反对所谓“右倾翻案风”。（见十二日《广西日报》）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发《驻梧州部队武器被抢情况报告》说：（1）本月十日中午，梧州“联指”召开批判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会后游行时，被梧州“‘四˙二二’造反大军”冲击而引起了武斗，互相开枪开炮。部队五十多人前去制止未成，被打伤七人。（2）同日十六日许，梧州“联指”分别“冲击”军分区、市人武部、分区独立营、监狱、看守所，“抢夺”武器和军用物资如下：军分区被“抢夺”手枪一支、步枪二百四十五支、冲锋枪四支、机枪二十支、重机枪五挺、高机二挺、六O炮一门、八二炮一门、手榴弹一百多枚、子弹四千多发、电台一部、市人武部被“抢夺”各种枪支八十二支，子弹三万三千二百多发。六六O团三营被“抢夺”冲锋枪十四支，手枪五支，轻机枪六挺、军装六十套，存款九千二百多元，粮票八十五斤。分区独立营被“抢夺”步枪十六支，轻机枪一支，六六O团有五名战士被打伤。
同日 《广西日报》二版以整版篇幅报道连日来南宁群众集会《坚决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反革命逆流》消息。三版发表社论《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右倾分裂主义的反革命逆流》。四版在《坚决打倒贺希明》特大通栏标题下，发表红卫东写的《彻底批判贺希明在财贸政治工作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文章。
是晚 魏佑铸等召见广西“四˙二二”部分常委，指出有“黑手”操纵他们。
十二日 下午，广西“四˙二二”一万多人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反对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大会的口号是：“要革委会，不要派委会！”“南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发出《关于成立区革委会筹备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情况报告》，说有少数人破坏，尤其是“四˙二二”部分组织和少数坏头头表现突出。他们在区革委会人选问题上设置障碍，我们提名，他们不同意，协商无法进行，说“‘四?二二’野战军所属的组织混进坏人”，挑起派性。“联指”抓他们参加天津黑会的几个“坏人”送警司，他们反抓“联指”的人不放，纠缠不休，掌握的武器拒不上交，要搞大武斗。《报告》还罗织罪名说“在他们控制区据点附近，坏人横行，开办地下工厂、商店、野战军所属‘雄鹰’、‘邕江风雷’等组织，大搞打砸枪，强奸妇女十多人，打伤解放军七人。他们挑拨群众与解放军的关系。诬蔑解放军镇压造反派。上述情况表明，我们越接近胜利，他们越挣扎。我们要继续宣传最高指示，尽快要‘四?二二’提出参加革委会的名单来，要狠抓阶级斗争，增派部队进驻‘四˙二二’野战军控制区，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要他们上交武器，对拒不交出武器者，采取强行收缴”。
十三日 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主任：韩世福（广西军区副政委），副主任：张正安（独立二师政委）、肖寒（市委书记）、王恩厚（市委副书记）、梁中一（市武装部长）、李瑞祥（市武装部政委）。上午，在区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韩世福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南宁地处援越抗美前线，国民党反动桂系军阀的巢穴，这是有帝、修、反的暗藏特务、间谍、残存桂系班底，有托派残渣余孽，安插有中国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欧致富也在大会上讲话。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安平生等出席大会。会后举行盛大游行。
与此同时，广西“四˙二二”两万多人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反对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会后游行示威，队伍开到市革委会门前阻挡悬挂“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牌匾时，发生了对抗性的冲突。（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贵县举行庆祝县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名单中，由于把“联指”头头误作“四˙二二”代表参加革委会，引起“四˙二二”不满， 说革委会是县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孩刘小园，“四˙二二”抬刘小园尸体冲击大会主席台，撕毁大会横额，砸烂县革委会牌子，这就是贵县“四?一三”事件。四月十四日，贵县“联指”以“四?二二”破坏红色政权为由，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简称“保红部”），调千余武装民兵进城，对“四?二二”群众刮“十二级台风”。一是围攻炸毁“四?二二”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在十天时间里，捕了数百人，除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从“四˙一三”后的一个月里，在贵县城区杀害和迫害死二百三十多人。各公社效法县城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大肆杀人。四月下旬，东津公社“贫下中农法庭”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三十八人，斗死九十多人。五月上旬，县革委层层贯彻玉林地区政工会议精神，强调反“三右”（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右倾分裂），继续刮“十二级台风”，五、六月份，全县又有二千一百二十九人被斗、打、杀死。在此期间，大岭乡柳江大队民兵营长徐善富趁大批杀人混乱之机，任意奸人妻、媳，然后又把受害者的丈夫、家公杀掉，前后共杀了八人，民愤极大。一九八三年“处遗”时被判死刑。在揪“反团”和贯彻“七˙三”布告中，七、八、九三个月，全县又有八百五十多人被打死、杀死和逼死。整个“文革”中，贵县共打死、逼死（自杀）三千一百七十一人，是死人较多的县之一。（见贵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杨世昌（离休干部），在坡腾公社同步桥头被该公社党支书黄仲芳策划布置“联指”派黄英权、黄大彬、谢安祥开枪杀害，是河池地区最早被害老红军之一。同日下午其妻陈仁枝在练乡公社六王屯被“联指”人员杀害。（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至十五日 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害二十二人，杀人前，搜刮死者的家产，杀人后，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打击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四人改嫁时被交改嫁证费和两女出嫁费八百九十四元。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受害者钱物三千零六十六元四角一分。（见浦北县“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浦北县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在四月十三日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的讲话后，召开大队及“革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决定于第二天（四月十五日）杀“反革命”二十四人，四月十六日又杀五十二人。从四月五日至五月六日杀五十六户九十二人（其中十五户被杀绝，一户十七人被杀十三人），大队治保主任黄芝珍是这次杀人的主谋并共刮死者财物二千七百零一元二角七分。（详见浦北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上午，韦国清、魏佑铸召见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告诉他们有关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事宜。（“△”）
是日 下午，区革筹开会，讨论研究三个问题：（1）关于区革委会的人选问题。（2）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广西“四˙二二”“邕江风雷”“三˙二九”声明大毒草的问题。（3）公开揭露参加天津“黑会”的人的问题。（“△”）
是日 《广西日报》一版报道《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风暴中胜利诞生》。并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领导阶级斗争的司令部——欢呼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二版刊登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四版在《打倒贺希明、霍泛、傅雨田》特大通栏标题下，又刊登了整版共六篇“批判”文章。
是日 桂林市革委会成立。革委委员六十五人，常委十九人。主任王斌（广州军区后勤部二O分部部长），副主任郝忠云（一四一师副师长）、陈秉德（市人武部政委）、刘竹溪（市委副书记）、季兴华（桂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冯邦瑞（桂林市市长）、苏玉山（桂林市副市长）。（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给中央《关于南宁市革委会成立遭到“四?二二”反对情况报告》，并报广州军区。
十六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彪、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宁明县上石“农总”分部调查报告》。《报告》罗织“农总”之罪名是所谓：①组织人员非常复杂，其中“五类分子”二十六人，“反革命分子”九人，“坏分子”六人， 有政治历史问题四人，杀父之仇二人，“投机倒把分子”二人。成员共一百二十四人。②一些骨干分子极端仇视革命委员会，反对解放军，攻击毛主席。③公开提出在农村中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八大纲领”。④诬蔑攻击伟大的四清运动。⑤该组织的头头企图逃越南。⑥敲诈勒索、强奸妇女。《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是：用二OO师直属营一个连、独立一师一团二营五、六连、凭祥总站勤务连共四个连的兵力和直属营全部，以迅速、突然的动作歼灭这股反革命土匪武装。尔后留下少量部队抓革命促生产，恢复秩序。四月三十日晚，广西军区调崇左驻军六五O部队、宁明驻军六八八一部队、凭祥总站勤务连和宁明机场部队共八个连，以及“联指”武装人员一千多人，包围“上石农总”。由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贾涣雨和广西军区施鸿相处长亲自指挥督战。许鹏（县人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主任）为总指挥。阎风奎（县人武部副部长、县革委常委）、郑旭春（上石公社革委主任）为副总指挥。（详见宁明上石农总大事件）
十七日 《广西日报》三版刊登三篇文章批判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这三篇文章是：区监委、区人委办公厅革命领导小组写的《剥开大叛徒傅雨田的伪装》。解放军某部郑文写的《霍泛反对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罪该万死》。红卫东写的《从贺希明砍财贸政治工作机构看贺希明的反革命狰狩面目》。
十九日 广西“联指”指挥部在南宁市朝阳广场举行集会，声言要坚决击退“二月逆流”和“左倾翻案风”，彻底批判“四?一九”“反革命”声明。（《广西联指报》）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新华总社发出《关于新“四?二二”十八日集会情况简报》。《简报》说十八日有三万多军民在朝阳广场开会（广西“四?二二”），新华社广西分社未经革筹小组同意，私自发出了这个会议的稿件，新华总社根据分社报道，将稿件摘入十八日的综合报道中。据此，我们认为：一、十八日的集会是新“四?二二”指挥部单独举行的。他们拒不参加十七日革筹小组召开的军民大会，是分裂行为，我们不支持。二、新华分社的报道失实。十八日只有四千多人开会，无解放军参加。报道加剧了两派矛盾，建议新华社更正这一报道。新华总社未予更正。
二十一日 桂林地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张耀青（桂林军分区政委），第一副主任景伯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副主任吴新中（桂林专区副专员）、张东之（军分区副司令员）、康凝（二O分部副政委）、梁连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广西“四˙二二”三万多人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庆祝‘四˙二二’成立一周年”。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反对大屠杀。
二十三日 韦国清、焦红光召见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向他们通报当前广西“形势”和促进革命“三结合”问题。（“△”）
同日 上午，区革筹魏佑铸在区体育馆开的大会上作形势报告说：“当前主要危险是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右倾保守、右倾投降”，“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是毒草，要开展批判和“对毒草不批判，对坏人不抓，是右倾保守”、“对坏人要充分揭露，坚决打击”。（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州联指”、“地专联司”和“柳江联指”负责人在柳州市委会议室开会，军分区独立营有人着便服参加，会上决定动用各县武装力量，把“造反大军”武装力量赶出柳州。会后，沈善泽到融安，杨光到融水，赵海廷到柳城，凡冠华到忻城，巫驾云到来宾、合山、八一矿，韦钟贤到象州活动，陈正基电话通知各县。二十四日，融安由李太祥带一百五十名武装民兵，柳城刘德兴带一百人，忻城马玉春带四十人，柳江王文彬带八十多人，象州肖成忠带四十三人，八一矿四十多人陆续进入柳州市参加武斗。（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新“四˙二二”召开庆祝大会情况报告》。《报告》指责新“四˙二二”指挥部昨天举行大会，“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八周年及庆祝广西‘四˙二二’成立一周年大会”。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发给梧州军分区党委和梧州市“支左”领导小组电报：《立即制止放火、制止武斗》。要求查清“造反大军”连续放火烧房的原因，是哪些组织放火的，查清“造反大军”内部哪些组织最坏，其头目是哪些人。同时严禁“联指”进攻“造反大军”据点，不准调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梧州市“联指”认为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又肯定了“火是‘造反大军’放的”，“放火就是反革命”，于是，联合梧州市“联委”和地专“大筹处”共同围剿“‘四˙二二’造反大军”各据点。由于“联指”人多，武器好，兵力占绝对优势，“造反大军”节节败退，到五月四日，只剩下市人民银行最后一个据点。当晚，地专政法兵团也来参加围攻，“造反大军”无力抵抗，于五日晨被迫投降。这场大武斗，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武斗中打死二十余人，伤三十多人。五日下午，“联指”枪杀俘虏十九人，烧毁价值二千八百万元的房屋一千零二十九幢（包括三个主要市场一百八十一间商店），建筑面积三十八万七千三百平方米，三千八百多户共一万九千二百多居民无家可归，还烧毁了价值一千五百九十多万元的国家和集体物资设备。武斗结束后，“联指”又四出搜捕所谓“有问题”的人，把抓到的人关押在钱鉴监狱，先后关押了五百九十多人，刑讯逼供，还非法杀害了四十三人。在此期间，梧州市“联指”副总指挥、梧州市武斗前线总指挥、市革委委员张炳坤（原是梧州市拖轮副驾驶长），先后分四批杀害干部、群众三十七人，其中抛入西江活活溺死二十五人，公开枪杀十二人。一九八三年“处遗”中被处以极刑，立即枪决。（见梧州地区“文革”大事件）
二十四日 昨天，魏佑铸作“形势报告”时，强调反对“右倾分裂、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并传达了康生关于谢王岗不能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今天，广西“四?二二”的“倒海翻江”发表声明，要求区革筹组织两派调查谢王岗的问题。并声明“四?二二”一方准备派人到天津调查谢王岗是否参加“天津黑会”等有关问题。（“△”）
是日 南宁专区革委召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由许长庚传达区革筹魏佑铸二十三日作的形势报告。此后，南宁地区以及全区各地掀起了所谓“反右倾”的高潮，成千上万人被揪斗迫害以至丧命。（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统战部部长李隆被指为“现行反革命”，押送南宁警备司令部关押。遭残酷批斗、毒打、抄家和游斗， 株连家属。李隆由于在政治上遭迫害，精神和肉体上被摧残折磨长达十三年之久，于一九八一年元月九日含冤逝世。一九八四年三月，区革委为李隆同志彻底平反。（详见区党委给李隆平反决定文件）
同日 至二十九日止，玉林专区革委会召开全专区政工会议。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甘照寰、副主任、军分区副政委孙景芳、副主任蒋昌永分别在会上讲话。会议中心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击退“二月逆流”、刮“十二级台风”。这次会议是乱抄乱杀人的风源，大批杀的先兆。会后，各县贯彻会议精神，相继出现乱抓乱杀人。陆川县革委会是在“三˙二四”流血事件后成立的，一些人在杀人后进了县革委会领导班子。在地区政工会议号召下，在杀人有功的影响下，四月下旬全县出现了十一个公社一百五十五个大队，有一百五十四个大队布置杀人。从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全县共杀害干部、群众六百七十四人。从县北到县南的公路两旁到处是尸体。从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仅二十天，陆川县就杀了一千二百二十九人。桂平县批斗了二千多人， 打死五百零八人，逼死一百零三人，共六百一十一人。全专区“文革”中死亡一万零一百五十六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反“三右”刮“十二级台风”中被杀害的。（见玉林专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发表社论《誓死捍卫革命委员会——彻底批判“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三版整版刊登两篇批判文章。一篇是卫东思写的《痛击反革命逆流，保卫革命委员会——批判“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的〈关于广西时局的几点声明〉》。一篇是区民政厅宣传组写的《垂死挣扎，绝望的衰鸣——批判“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广西时局的几点声明〉》。
是日 《广西日报》二版发表社论《建设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四版刊登三篇文章，继续批判“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这三篇文章题目是：《撼山易，撼革命委员会难》、《绝不允许牛鬼蛇神翻天》和区党委组织部写的《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阴谋》。
二十五日 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二十四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一百八十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政坚打死后对其未满十七岁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策划者 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见浦北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情况报告》的电报。提出的常委名单是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伍晋南、陈开路、吴华、徐其海、韩世福、王斌、郝忠云、赵茂勋、肖寒、颜景堂、曾春生、廖炜雄、龙智铭、潘玉臣、章英、林福文、韦世经、毛凤鸾等三十人。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刊登七篇文章批判“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南宁工代会写的《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打断反革命的脊骨》，南宁农代会写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宣卫东写的《把反革命暴乱的动员会批透批臭》等。
二十八日 上午，广西“四˙二二”中学红卫兵三百多人，在“四˙二二”常委石妙甫带领下到区革筹办公室抗议有关区革委会人选问题，被定为冲击区革筹办公室，张贴“反动”标语事件。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四?二二”中学红卫兵冲击区革筹办公室的情况报告》并报广州军区。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头条报道《到阶级斗争第一线去领导阶级斗争——浦北县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人民主动向阶级敌人开展进攻》。三版在《坚决打倒霍泛》通栏标题下，刊登所谓《痛斥霍泛“钱粮挂帅”的反动谬论》等五篇 批判文章。
同日 崇左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兴，常委祝元洪来 南宁新华街看大字报时，被该县江洲区流窜来邕的陈龙生、刘忠发现后，便纠集“四˙二二”所属组织“雄鹰”、“新工群”中的几个坏人，把林、祝绑架到邕江照相馆毒打致死。（详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件）
四月 自治区“三办”成立，至一九七六年七、八月撤销。“三办”前身是广西军区司令部第三分队，一九六八年四月改为广西军区“三办”，一九六八年八月改为区革委“第三办公室”。并在地、市、县建立“三办”。“文革”初期，“三办”由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亲自抓，后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刘重桂主管。正式改名为“广西区革委第三办公室”后，成立“三办”。领导小组成员有：刘重桂、赵茂勋、宋治平、张治理、卢继昌。全区立案审查的案件共有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三件。另虽未立案实际审查批斗的干部还有二万一千六百四十名。区三办本身审查的区直机关案件四百多件，其中区厅局级以上干部一百一十九人，占当时厅局级干部二百二十三人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三（“文革”初期审查的是一百七十人，占百分之七十六点二）。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据一九八一年统计，在立案审查的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三人中定敌我矛盾性质的三千五百九十一人，其中给予双开除的一百五十人，开除公职的一千四百二十五人，开除党籍的五百三十五人，另给其他处分的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其中有因刘少奇冤假错案株连受到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五人。这些同志直到一九八四年至八六年“文革”、“处遗” 中才得了彻底平反纠正。
清理“五˙一六” 实际上是以派划线，执行“文革”中有一条以某人为代表的所谓正确路线，打击另一派组织和不同观点的干部。所谓“五˙一六”集团的“罪行”“三指向”全是无限上纲或捏造强加于人的根本不存在的问题……。（详见区党委组织部“文革”大事件）
四月下旬，钦州地区革委会成立第三办公室（简称“三办”），由军分区副政委李金堂（专区革委政工组长）主管，独立大队政委常玉林、大队长李东临负责。各县、市也相继成立了这类机构，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该地区四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在审查地下党中，受揪斗迫害的地下党员、老干部和革命群众达九千零八十七人。其中被诬为“叛徒”的二千五百九十二人，被诬为“特务”五百三十五人，被诬为“历史反革命”的三千五百七十四人，其他一千三百八十一人。一九八三年“处遗”时，经各县逐一核查，全部是冤假错案。至一九八四年已全部给受害者平反。（详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件）
一日 《“四˙二二”战报》一、二版刊登《“四˙二二”指挥部关于建立区革命委员会的紧急声明》和“观察家”写的《狗急跳墙，孤注一掷》的文章，被区革筹、广西军区定为“大毒草”，二版还以《老坏翻天，老右夺权的大骗局》为题，说区革筹、广西军区上报一批指挥武斗，杀害无辜群众的所谓革命领导干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
是日 上午，魏佑铸召见“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向他们通报当前广西形势和对南宁市“阶级斗争”采取的强硬措施问题。晚上，欧致富、安平生召见“联指”常委颜景堂，谈解决武斗和制止抢枪问题。（“△”）
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柳州武斗情况简报》、并报广州军区。报告说，从四月三十日起，柳州两派大武斗已开始，“联指”在河北向“造反大军”进攻，用“三二O”爆破法向“造反大军”占领区域抛送炸药包。“造反大军”用六O炮和八二炮向“联指”据点轰击，打了一整天。同日，“联指”在河南进攻，《简报》说，在三十日，“联指”占领了“造反大军”航运工总水厂、染织厂、郊区办公室和河南铸造厂等据点，“造反大军”进攻“联指”指挥部，死亡十五人（“联指”六人，“造反大军”三人，群众六人），伤多人，柳江县武装民兵进城后与柳州“联指”一起进攻“造反大军”据点。目前，“联指”可能继续进攻，“造反大军”可能放弃河北，固守河南、柳州支左领导小组正全力做两派工作，促进双方谈判。
是日 南宁市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会期两天，学习毛主席关于“一个实质，两个继续”的最新指示、广西军区副政委、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副主任张正安、肖寒、王恩厚等出席了会议，韩世福、张正安、肖寒、王恩厚在会上发言，诬陷广西“四˙二二”“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以及反共救国团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操纵、混入的反动组织”。为用武力彻底消灭“四˙二二”大造舆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专区革委保卫组布置建立治安小组（或委员会），并组织专区纠察队。其任务是协助公、检、法捕捉坏人，维护社会治安，董以法在会上说“纠察队一定要组织，打人民战争。一线的要发武器”。“现在我们（是）和敌人斗争”、“专区直属机关要成立五十多人的纠察队，这支纠察队是为“阶级斗争”效劳的队伍。（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日 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在总指挥部（长征楼，后改为友谊商店）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去“抢夺”广西军区军械库武器弹药。会上并由九人组成“抢夺”领导小组，颜景堂任总指挥。（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区筹革、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情况十分惨重，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
是日 十八点三十分，广西“四˙二二”所属的一些组织去抢驻区体育场的六九三六部队二营的武器。在“四˙二二”去抢枪时，六九三六部队一营奉命乘车前往制止抢枪。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得知“四?二二”抢枪的消息后，立即组织沿途所属组织拦截“四?二二”的汽车，抓“俘虏”。二十三时许，当六九三六部队一营的军车从二营住地返回，途经中华路、朝阳路村，被“联指”、“汽司”、“红色工人总部”、“后备军”、“治安委员会”武装扫射，军车上被打伤三十一人，打死五人。次日，广西“联指”总部嫁祸于人，广播说什么“四˙二二”抢夺部队武器，拦截六九三六部队军车，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多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宁明“农总分部”问题的进展情况报告》说，一日四时前方对各点达成包围圈，尔后逐步压缩，控制高地，封锁要道，进行了搜索，当地民兵在大部队到来之前，已与他们发生了几次冲突，双方都有伤亡。这次部队和民兵武装包围后，先后捕了六十二人，瓦解自首五十六人，打死九人，总共一百二十七人。缴获轻机二挺，步枪二十七支，手枪二支。该组织主要头头都已逮捕。
同日 上午，南宁市直机关二千多人举行“向阶级敌人发动持久地、猛烈地进攻誓师大会”。韩世福、肖寒、王恩厚等出席大会。大会表示：“紧握枪杆子、笔杆子，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把混入革命队伍的一小撮走资派及隐藏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把他们打倒在地，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市革委会召开干部大会。韩世福、肖寒、王恩厚出席。张正安在会上作报告。他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阶级敌人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发表社论《黑会、黑戏必须彻底批判、追查》。社论说：“由中国赫鲁晓夫黑干将陆定一、周扬死党之流，在天津导演的反革命黑会（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和反革命黑戏《新时代的狂人》，是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的一次疯狂反扑”。四版整版刊登支左兵写的《一个典型的“反革”复辟阴谋》，揭露“天津黑会”、“黑戏”，株连、诬陷了广西“四˙二二”一大批人。
五日 从零时至十六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三千八百多人，出动汽车四十五辆、火车（客车）一列，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七千零四十四支，其中轻机枪四百七十九挺、高机四十八挺、六O炮四门、炮弹六十发、子弹一百二十万发、望远镜五十个。这是“文革”以来广西发生“抢枪”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严重事件。“抢枪”总指挥是颜景堂，领导小组成员任树人、张锋等都到现场指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报告军械库被广西“联指”“抢夺”的事件，并说：“我们现在正召集两派头头开会，动员他们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交回武器”。（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专区革委发出《关于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几点意见》中强调要抓典型、打活靶子，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再进攻。六日召开革委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区革筹、广西军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但对前段乱杀人的处理问题上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对以前乱杀人的要调查处理；武星认为乱杀乱抓人之所以出现是“走资派”和坏人挑动；董以法则肯定“乱杀、乱抓人的原因是地富反坏右破坏文化大革命，引起群众气愤才杀的”。对如何发指示董以法说“发《指示》后要起到镇压敌人和保护群众积极性的作用，今后有坏人、走资派、叛徒、特务、四类分子进行破坏，群众还要抓”。这样的《指示》，怎能制止乱杀人之风呢？五月十七日，崇左县漱湍龙山角集体杀害十四人；五月二十八日，大新县民兵枪杀三人，剖腹取肝、陈尸郊外。全地区在五、六月份共打死、迫害死三千一百五十二人。（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六日 广西“联指”抢夺军区军械库武器装备后，周恩来总理命令：抢走的武器弹药限二十四小时内交回。（“△”）
七日 周总理又来电指示，对“联指”五日抢枪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并全部交回抢走的武器装备。（“△”）
同日 在河池军分区陈秉义副司令员亲临指导下，以巴马县武装部部长李彦智为指挥长，组织有部队、民兵和一些县、社干部共一千多人，开始了对羌墟、那桃两公社的所谓“剿匪”工作。五月初，广西军区司令员赵欣然、参谋长马庆功专程到巴马布置巴马、凤山两县“剿匪”工作，并传达了韦国清的指示：“这些人拿着武器，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是政治土匪，两县要组织部队、民兵进行围剿”而采取的行动。在围剿中共打死十九人（其中一人是关押后死的）。判刑关押四人，株连家属四十九人，这场历时四年多的“剿匪”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结束，共耗资三万六千余元。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弄清了这起大冤案。河池地委发出[1984]10号文件《关于对巴马瑶族自治县“文革”期间发生的“剿匪”事件的平反决定》，对凡被列为“政治土匪”，遭到围剿的人员及其受株连的亲属，一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详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件）
八日 周总理又来电指示，五日“联指”抢走的武器要限期交回。
十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我们对“联指”抢枪问题处理的错误的初步检讨》说遵照总理五月六日、七日、八日指示，我们对广西“联指”五日大规模抢枪问题在处理上的错误进行了检查。对“联指”大规模抢枪错误的严重性和引起的后果认识不足，制止不力，措施一般化。“联指”第一次夺军区仓库的武器是四月二十九日，我们以警司名义发出了不准抢枪，上交武器的《通告》，但由于我们思想麻痹，五月三日晚发生了“四˙二二”抢夺归国部队高炮六四二团的武器，五月五日又发生“联指”大规模抢枪的错误。五月六日总理亲自下达了限期收缴武器的命令，我们对总理的命令理解肤浅，工作简单，接到总理命令后，觉得一切好办了，所以口就张得大了些，想借总理命令这个“东风”，提出收缴所有枪支，并运用于全区的意见，其实这样要求是不对的，它既不符合总理的命令精神，也不切合实际。因为问题总要一个一个地解决，总要突出重点，一下子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总理六日、七日、八日命令，限“联指”五日抢走的武器在二十四小时内全部交回，而区革筹、广西军区歪曲了总理的命令，说两派抢走的枪支要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回）。……
十日 柳州六九八五和五一九部队又被柳州“联指”（主要是柳铁“钢联指”）再次“抢夺”武器设备。共抢去各种枪三百一十六支，子弹一万一千零五十六发，六O炮、迫击炮二门，四O火箭筒二具，并打伤干部战士四十七人，其中重伤二人。对此，区革筹、广西军区于今天下午报告了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
十二日 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禁在“联指”总指挥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区水电厅副处长）、张祖贵（区地质局处长）、黄海泉（钦州地区手工业经济部副经理）、谢卓夫（“四˙二二”“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之竟等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使这十个人受尽折磨和侮辱，尔后，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一万多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在中央的催促下，欧致富召见广西“联指”总部和各“兵团”头头，再次传达周总理“五?六”命令，动员他们交回抢走的武器弹药。（“△”）
同日 桂林地、市“联指”头头伊景春、韩凤欢、唐廷国、廖祖迪、孙忠禄、张燕生等，在荔浦县召开桂林地区十二县（缺资源县）及桂林市“联指”头头会议，会上编造了“桂林有十多个国民党将级军官参加了‘造反大军’。国民党连长以上参加‘造反大军’的已组成一个团，集中在桂林市文化宫”的谎言。因此，会议呼吁各县行动起来，保卫红色政权——地、市革委会。会议还决定，每县先派十名代表到桂林向驻军和地、市革委会“反映情况”，争取他们承认各县派人进城“保卫红色政权”是革命行动。十七日，十二县“联指”共八十六人先到桂林市。地、市“联指”头头李年生、曹铁军、伊景春，唐廷国等到东方红饭店看望了他们。十九日晚，地、市革委会及驻军负责人景伯承、吴新中、陈秉德、冯邦瑞等，在榕湖饭店小礼堂接见十二县八十六位代表。在接见中，冯邦瑞表示不同意农民进城“保卫红色政权”的意见，立即受到围攻；桂林市人武部政委陈秉德说：“感谢十二县的贫下中农关心桂林形势，提出了很好的宝贵的意见，对桂林形势有很大促进”。（见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双方死亡九十七人。原因是五月四日，武宣“红七兵团”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搜去了一百二十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红七兵团”放人不退钱物。“联指”总部迁怒于“造反大军”，以“武宣县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之名，调集六百多民兵，包围“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一带据点。十一日发起总攻，十二日，贵县武装部副部长廖秀峰率领三百多人驱车支援。“造反大军”寡不敌众，十三日突围时大部被打死。共打死九十七人，毁掉房屋六十七间，价值三万七千九百元。事后，非法抄家三十七户，抄去财物约价值二万六千六百多元，吃掉国家粮食二万八千多斤。（见武宣县“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请求赴京向中央汇报工作（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的电报。
同日 还向中央文革报告《军管的南宁市银行解放路办事处被广西“工总”接管的情况》并报广州军区。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刊登昨日南宁军民集会纪念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的消息。韦国清在纪念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强调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同日 玉林专区革委会政治部向自治区作《阶级斗争情况综合汇报》。汇报中列举了一些阶级斗争事例：
1、玉林县六旺大队在四月份的一个晚上，把全队毛主席像烧掉，在文化室挂上刘少奇的像。
2、玉林县五泉大队卢善普说：“搞错了刘少奇。×××的政策不好，限制我们的自由，刘、邓最好，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3、玉林县小平山公社东方红大队发现“保卫刘少奇”标语。几乎各县都有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在南宁市新华街等街道张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说他们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大字报还指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而是革命的领导干部。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六十三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电报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二月二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多人”。电报还说“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枪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根据“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广西军区、区革筹利用“老反团”追查“新反团”，目的是要打击镇压“四˙二二”群众组织，是一起特大冤假错案。这宗假案是广西军区“支左”干部王生江一手策划授意由广西“四˙二二”分化出来的罗振龙、曾学文编造出来的。广西军区、区革筹向中央报告后，部署全区追捕枪杀大批无辜干部群众，后果十分严重。这宗假案到一九八四年才平反。（见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同日 河池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张智理（军分区政委）、副主任李均（地委书记）、孙长锁（军分区司令员）、华英（军分区副司令员）、章瑞林（地委副书记）、毛凤鸾（凤山县谋屯大队基干民兵、学“毛著”典型）。（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上思县革委会常委、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段振邦制造了“枯那事件”冤案。这一事件共杀害了群众和干部九百七十三人。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左”后，标榜上思“联指”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四˙二二”是“反动组织”。是日，段振邦召开各公社领导、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以民兵“枪换肩”为名，布置收缴“四˙二二”中民兵的枪支，装备“联指”。“枯那大队联指”民兵营长梁国雄奉段振邦之命，策划收缴“四˙二二”派民兵的枪支。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拒不交枪给“联指”，并开枪打死民兵李巨才。事件发生后，段振邦向钦州军分区谎报说，十七日发现枯那大队有土匪三、四十人，全副武装伏击我民兵，疯狂向我民兵开枪射击……”（见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1968]军管第10号《五月份主要敌社情况》及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保卫组《情况反映》第七期）。段振邦在谎报“匪情”的同时，派县武装部副部长韩刚生率“ 联指”武装民兵三百多人开赴枯那“剿匪”。经过几天“围剿”，一无所获。七月九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弄清了事件真相，向自治区报告了实情：“枯那大队并未发现土匪”。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保卫组相应于七月二十五日《情况反映》第十期中，明确更正：“经查实，上思没有土匪活动……”，澄清了事件。但县人武部和段振邦为了实现派性杀人的目的，于八月十六日又向钦州军分区谎报：“枯那确有土匪，如今逃散在凤凰山、唐金山一带”钦州军分区报告请示广西军区。军区命令：“要搞掉他！”于是，县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段振邦和驻军营长苗承义负责指挥“剿匪”。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伊铭前来坐镇“剿匪”，调动本县“联指”民兵和钦州、东兴县“联指”民兵及部队共一千多人包围上思“匪区”，设卡搜山，沿户清查，伏击聚歼。结果，依然没有发现一个土匪。八月二十三日，段振邦又生一计，由县革委会张贴剿匪《布告》。《布告》说：“凡窝匪、通匪、济匪者，与匪同罪”。“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挖黑窝、拔钉子的清匪运动”。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跟山上土匪有联系，一律枪毙！”对“四˙二二”派和持有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强加“通匪、济匪、窝匪”之罪名，“与枯那反革命事件”有关者，统统与匪同罪，大抓大捕一千六百七十一人，杀害九百七十三人，其中国家干部一百四十九人。特别严重的是枯那大队，冤杀了六十一名无辜的平民百姓。（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决定派欧致富率十人工作组去柳州市解决武斗问题。部队各支一派，驻柳五十五军支持柳州“造反大军”，广西军区和柳州军分区支持柳州“联指”。（“△”）
十九日 晚上，韦国清召集魏佑铸、焦红光、安平生等开会。会议主要内容是：为了顺利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阶级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三结合”问题。会议还研究南宁市解放路银行办事处被“四?二二”广西“工总”接管问题的处理办法。（见区档案馆1967-1968年“文革”材料33卷）
二十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各军分区和革委会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指示》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四˙二二’），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已捕的六十九名罪犯，伪、军、政、警、宪和‘牛鬼蛇神’、地富子弟占百分之七十五。主要罪犯已捕获，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各级革委会和军分区党委，还要进一步引起重视，把这一案当作一个战役来抓，指定专人，组织专门办公室，充分发动群众，力求迅速彻底侦破，并尽快结案惩处。当前该案工作重点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同日 上午九点多，广西“四˙二二”所属的“青年近卫军”（简称“青近”几个人背枪在南宁市华强粮店附近巡逻，被粮店旁边市测量队宿舍的“联指”据点驻守人员开枪射击。“青近”进行还击，被“联指”打死两人。接着，“青近”以为华强粮店驻有“联指”武装人员，便攻占华强粮店。在攻占中，青近“炸毁粮店三楼一间房，粮店一职工及其妻、女三人被炸死。攻打人在见楼上并无“联指”武装人员，逐于当天下午六时撤离粮店。这一事件轰动了南宁市。（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晚 韦国清召集魏佑铸、焦红光、安平生、伍晋南开会，对两派争夺，攻占南宁市华强粮店归罪于“四˙二二”一方，谴责“四˙二二”的“青近”、“雄鹰”等组织开枪射击，爆炸粮店楼房，“抢劫粮食”，打死群众等一系列严重政治事件。（“△”）
二十一日 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根据韦国清等指示精神，发布了《关于华强粮店被“四˙二二”抢劫、大楼被炸毁的严重政治事件的通告》。《通告》诬说，“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社会上牛鬼蛇神蒙蔽部分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拂晓，柳州市“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廖伟然和“柳铁工机联”的头头王反修、李振岭等人，为了对付柳州“联指”的武装围剿，竟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援越子弹八个车厢一万一千八百八十八箱，共计一千七百万发。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下了收条。事情发生后，区革筹、广西军区立即电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见柳州地区、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十时二十分，黄永胜给欧致富、霍成忠来电：“请欧、霍二人负责处理柳州抢援越物资的问题”。“给群众组织做工作，把子弹追回。要向他们指出，他们这样做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违背国际主义原则的，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二十二日 广西军区政治部印发所谓《关于凤山县武斗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该县武斗严重的原因是：第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黑线”串到凤山，“叛徒变节分子”廖熙英、黄德昌，“右派分子”陈缓章，“下台干部”莫以同和“走资派”覃家修（副县长）等挑起来的。第二、“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暗藏特务及社会上牛鬼蛇神”混进群众组织，进行“阶级报复”。第三、“黑线”从外地伸向凤山。南宁“工总”有人来，德保县长、“走资派”林维龙、东兰县副县长、“走资派”刘王义来过凤山“活动”。此外，还有“香港特务”也插手凤山。
调查报告还指出：“凤山是广西军区和广州军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单位，是中南地区的一面旗帜，却遭到“南霸天”——陶铸和广西党内“走资派”贺、霍、傅之流的极端仇视。那里一小撮“阶级敌人”以革命老人的面目出现，狂叫什么：“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同志，我们一千个不同意！一万个不同意！”他们还狂叫“刘少奇万岁！”“有的甚至经常写信给邓小平，要求翻案”。
调查报告要求对凤山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文革”。“挑起武斗”要采取“强硬措施”。（区档案馆1967-1968年“文革”材料33卷）
二十四日 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四˙二二”被围剿。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四个县和梧州地、市“联指”，在军分区、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先后组织了一万多人到平桂矿围剿只有八百多人的“四˙二二”派群众。这场围剿持续五十多天时间，双方共死亡四百多人，平桂矿务局有二百二十三人是被“联指”抓到后打死的。这次围剿，使平桂矿所属各厂、矿几乎停产半年，经济亏损九百多万元，西湾银行损失十六万多元，西湾粮所损失粮食八十多万斤。这是平桂矿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惨祸。（见梧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欧致富、霍成忠不按黄永胜指示，动员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交回抢走的援越物资——子弹，而是命令驻柳部队高炮七O师所属两个团、一四四师两个营的兵力，对柳州“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面的武器弹药。在部队把几个“据点”包围后，柳州有数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了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把枪弹暗送给‘联指’，屠杀‘四?二二’！”“广西军区为何不收缴‘联指’抢走的枪弹？”“‘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群众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六九八四部队被调走后，广西“四˙二二”（即南宁）已失去部队支持。于是，广西“联指”大举向“四?二二”进攻，双方据点互相开枪开炮。当天，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出《南宁情况简报》说，“四?二二”新指挥部所属的一些组织，继续向“联指”开枪开炮，封锁交通，抢占据点。由二十一时四十五分开始，从“造反楼”向“联指”据点桂剧院和“军管”单位消防楼，连续发射三七高炮弹数十发，伤亡情况待查。“航运工总”又一次用机枪扫射西园招待所（住有老挝外宾）未伤人。去上石执行任务（围剿上石“农总”的部队乘车归来，在邕江大桥上遭“四˙二二”开枪射击，未伤人。由于“四˙二二”昼夜用火力封锁交通，使市内运输中断，粮食供应非常困难。他们四处开枪打死打伤人，广大群众义愤填膺，如事态继续恶化，大武斗有可能发生。
同日 围剿上石“农总”的部队于今天开始撤离。区革筹、广西军区给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报告说，根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指示，我们即组织部队分批归建。各参战部队回原单位驻地，指挥所于二十九日返回南宁。留下独立一师一团二营六连率二个排驻上石、练江、三圹，继续追捕外逃的三个坏头头，由县人武部政委许鹏指挥。
二十八日至六月四日 柳州军分区召开县区革委主任会议。公、检、法军管会主任王仲儒传达自治区公、检、法会议精神，军分区副参谋长何文普传达自治区“抓促”会议精神，军分区政委郭鹏在会议总结中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克服两怕（怕打击敌人，怕群众运动过了头）、一松（松懈情绪）的右倾保守思想，这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关键”，“要向阶级敌人发动主动持久的猛烈进攻”。并作具体布置（一）要刮十二级台风，要专坏人的政，大小会斗，搞展览，游街示众等。（二）要建立人民纠察队，设哨卡，清查坏人，对坏人专政。会后，各县分别召开各种会议传达贯彻，全专区大刮十二级台风，造成了乱斗、乱杀人的极其严重的后果。（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中央文革来电，同意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的请求，今天上京向中央文革汇报工作——“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
三十日 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据点为解除“联指”林业厅大楼据点对自己的威胁，于今天中午由阙家稳带领十一人，化装解放军，进入林业厅，冲上大楼，捣毁“联指”据点，打死坚守据点的“联指”成员十二人，打伤一人，抢夺据点里的两挺机枪，十多支步枪，炸坏办公大楼和宿舍大楼各一幢，开炮引起火烧和炸坏林业设计队办公大楼一幢，抢走大米和公私财物一批。“联指”总指挥部发现后，组织反攻，一直打到晚上。“四˙二二”撤退时，被“联指”打死了二人。这就是“文革”中影响较大、后果严重的“五˙三O”事件。
是晚 焦玉山、安平生召集广西军区、南宁驻军负责人开会，讨论区林业厅事件。他们一致认为，林业厅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严重政治事件”。会议决定除立即向中央报告外，并发出通告，公开表态。
是晚 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立即发布《公告》，把这一派性杀人的“五˙三O”事件定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犯罪行为”。区革筹、广西军区于当晚电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报广州军区。同年八月，解放军打下展览馆后，阙家稳等人被关押判刑。（见区林业厅“文革”大事件）
三十一日 桂林专区革委会、军分区在兴安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会议由专区革委会副主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张东芝和聂道友、尹忠信主持。会上提出：“当前革委会主要任务是抓阶级斗争”，对“阶级敌人”该关、管、杀的就关、管、杀。各县回去后，都制订了对“阶级敌人”关、管、杀的具体措施。全地区从六月到八月的三个月里，乱杀了八千五百零三人。（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联指报》发表了《谁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刘、邓、陶之流翻案就坚决打倒谁》、《批臭广西“二黑”，砸烂文艺黑网》等文章，文中点了四十多人的名字，说他们“是一个隐藏在革命营垒里的反革命地下独立王国”。（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大部分”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的“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共杀害有名单的四十二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大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枪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被推下河后， 漂流到不远处上岸。而杨岩生上岸后不几天，又被重新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联指”的“保卫部”在梁国开、覃绍昌等人控制下，杀人手段比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最后难逃法网，“处遗”时凶手们均受到了罪该应得的惩罚。（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一日 柳州市两派武斗加剧。柳铁“钢联指”总部头头张坚、刘俊之、范群等命令本派“战士”一万多人，离开工作岗位，从柳南转移到柳北去（以柳江河为界，河北为柳州“联指”控制区和据点。河南为“造反大军”控制区和据点）。由于柳铁“钢联指”离开工作岗位，致使柳州铁路运输中断达两个月之久，直到八月一日，铁路才陆续恢复通车。（见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记）
是日 上午十时许，由区纪委贾锋，区计委李克夷、南宁二中“小八”红卫兵陈炎芳，广西大学“能闯”岑卫东、梁汉隆等冲进原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民革中央常委）家，把当过年过八旬、体弱多病的李任仁及其老伴何诺真和三个孩子赶出家门后，贾锋等人便动手抄家、抄走李家的一批贵重文物、古董、古画、瓷器等。不久区人委办公厅“革命领导小组”张同益、黄文楷、韩清元组织批斗游斗李任仁、覃志。苏冠南拉李任仁同四十五个“牛鬼蛇神”在街头示众，李任仁遭到毒打。李被赶出原住处后，和老伴搬至区人委第三宿舍原司机班住房居住。八月十七日，洪水泛滥，李被水淹死在家里。李任仁冤案，迟到一九八六年方得到平反昭雪。（“处遗”办案卷文书处理号97）
二日 在乱打、乱杀成风的情况下，永福县堡里大队革委会召开的群众批斗大会上，发生斗打死黄广荣后，又逼其子黄明新用菜刀将其父的头割下祭墓，然后又将黄明新打死的惨剧。（见永福县“文革”大事记）
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柳州铁路军管会，并转柳州“造反大军”、柳州“联指”，《关于柳州问题的五点指示》的特急电报。电报要求“铁路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外单位人员必须撤出铁路系统各单位，不得介入铁路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见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革筹给中共中央《关于全区五月下旬情况简报》中说，桂林市武斗情况越来越严重。桂林“造反大军”于五月十七日攻打“联指”据点百货大楼仓库办公室。其指导思想的口号是：“丢掉幻想，准备打仗”。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市革委会和军队，提出：“打倒王斌政府（王斌任革委会主任），“彻底改组桂林市革委会”、“景伯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挑动农民进城，要揪出来示众”等口号，由于武斗严重，两派连续夺枪。计“联指”“夺枪”九起，夺得各种枪支二百零三支。“造反大军”夺枪七起，夺去各种枪支一百五十七支。在夺枪过程中，“造反大军”打伤部队人员五十多人，“联指”打伤部队人员四十二人（其中受伤后死亡三人）。简报还说，武宣县两派“武斗”也很严重，“联指”调武装民兵进城，攻打“四˙二二”。“四˙二二”被打死四十二人，“联指”死三人。上林县“武斗”也相当严重，“四˙二二”被打死二十四人，“联指”无伤亡。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解决上石“农总”分部问题的情况报告》说，我们用八个连的兵力，于五月一日凌晨对广西“四˙二二”宁明县上石“农总”实行武装封锁包围，经一个月的工作，部队除留下一个连外，其余七个连已撤回。
四日 广西“联指”所属的水电学校、南师、电业公司、林业厅、“后备军”、“沥血兵”、“小八”等十三个组织，约三千五百人，第二次到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共“抢”去各种枪支一千八百五十九支，六O炮八门，子弹一百多万发，区革筹、广西军区给中央文革的电报说，这次“联指”夺军械库的武器是事出有因的。宣称：广西“四?二二”袭击林业厅“联指”据点 ，惨杀革命群众后，又传来桂林、柳州“造反大军”要来南宁支援“四˙二二”，“群众”惶惶不安，所以“联指”基层组织才“抢枪”的。事前革筹、军区对广西“联指”指挥部做了工作，“联指”指挥部也对基层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控制不住。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各专、市、县革委会发出《坚决制止农民进城武斗问题的指示》。
五日至十一日 蒙山县革委会治保部和县公检法、军管会联合召开全县各区公安员和各公社治保主任、调解员会议，和县人武部召开的全县人武装干部会议（各区人武部干部和各公社民兵营长参加），布置狠抓阶级斗争，继续刮“十二级台风”。县革委会主任、县人武部政委万梦章在大会上作报告表扬已出现乱杀人的新联、金洞、蒙山镇（公社）阶级斗争抓得狠，公开批评尚未出现杀人的新墟区革委会和沙灵公社抓阶级斗争不力。于是各公社在会中、会后纷纷布置狠抓阶级斗争策划突击杀人，从六月十日至十六日一周内全区就杀害八十五人。从当晚至九日晚，蒙山镇文平公社十二小时内共杀害无辜群众五十人。从六月六日至十六日，全县被强加上参加“平民党”、“暗杀队”、“反共救国军”和“黑五类”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的共四百五十七人，占该县“文革”期间被打死、逼死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六月二十八日，蒙山县公检法军管会写的、经万梦章、王健民、甘瑞球审查修改定稿给梧州地区革委会《杀人情况汇报》中说：“至六月十八日止共打死‘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五百八十一人，……畏罪或恐惧自杀的共九十三人”（按：蒙山县“文革”中惨遭杀害和被迫致死的共八百五十七人，杀绝一百三十七户）。一九八三年“处遗”中，经调查和检察院批准，将文平公社首犯谭钊奇处以极刑，立即枪决；莫达新判处死缓；黄胜判无期徒刑。万梦章于一九八三年病死。（详见蒙山县“文革”大事记）
八日 在广西劳动大学革委会主任白金友鼓动和指使下，该校附属的明阳农场召开“贫协”成立大会。会后，以“右派翻天”的罪名，枪杀了汪说汉、黄荧、刘宗开、刘江萍（均系错划右派）和工人姜瑞泰，开了杀戒。随后，在白金友主谋策计下，两个月内共杀害干部职工三十一人。一九八三年“处遗”时，死者才得平反昭雪，白金友被判刑。（见《白金友处分材料》52-55页）
九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关于下令各专、市、县召开所谓声讨“四˙二二”的“反革命罪行”大会给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的紧急照会》。（“△”）
是日 平乐县“联指”在平乐桂剧院私设“看守所”（监狱），从各区抽来武装人员看守被抓来的人。据不完全统计，从六月中旬至九月底，先后抓了三百多人关押在这所“监狱”里。凡被抓来关押的人都被蒙上眼睛惨遭毒打，有的被推下桂江淹死，有的被枪杀和棍棒打死。（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是日 原区粮食厅厅长黄克勤被迫害致死。黄的历史问题，组织早已作历史结论。“文革”中，粮食厅“联指”群众组织把黄作为“叛徒”加以追逼、毒打迫害，该厅“联指”头头曾发先后参与研究、派人外调、撰写印发《黄克勤企图东山再起的信号弹》、《假自首的活标本》、《关于黄克勤叛变问题的调查报告》，黄被迫害死后，曾发在主办“阶级斗争”展览会上，把黄克勤作为“双料叛徒”绘成连环画展出。曾发因此有“功”，由“文革”前的科长而跃升为“文革”中的粮食厅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一年后又成了区党委宣传部副处长，之后，又被任命为防城县县委书记。一九八三年“处遗”时，黄克勤获得平反昭雪。曾发被撤职，按副县级分配工作。（见曾发犯错误事实案卷）
是日 巴马县那桃公社巴累小队队长黄福安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本队不同观点的社员黄建安、黄绍佳父子俩。黄建安因年老久病不能行走，被抬到会场，黄福安对黄绍佳说：“你能不能杀你的父亲，否则你也过不了关！黄建安对儿子道：“我老了，你还年轻，你就下手吧”。黄绍佳只得忍心一棒将生父打死。类似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在天等、合浦、蒙山、浦北、上林县均有发生。（详见巴马等县“文革”大事记）
十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各专、市、县革委会发出所谓《关于制止“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通知》中说：“桂林市有临桂、阳朔、永福等县‘联指’农民几千人（阳朔人武部科长一名，临桂县人武部助理员三人带领农民）进城武斗”。《通知》“强调”说，“对带领农民进城的武装干部应严肃处理”。
本月上旬，桂林“造反大军”邓井发带领地、专“造反大军”，与市“造反大军”组织抢夺桂林军分区仓库武器弹药。在抢夺中打伤解放军五人，“造反大军”被打死二人，抢走各种枪支三千三百支，子弹二百五十发，手榴弹三千枚，七五炮弹七千五百发。事后，军分区“支左”办公室副主任郝群和张志良等人，先后分别打电话给阳朔、灌阳、全州、龙胜等县人武部说：桂林军分区仓库的“花生米”（子弹、枪支）被“老鼠”（四˙二二）吃光了，形势非常紧张，要求支援等暗语。阳朔县“联指”武装人员在县人武部干部带领下，首先来到桂林，接着十二个县“联指”组织八千人全副武装进入桂林市。其中有各县人武部人员一百二十多人。（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玉林地区召开组织工作会议，要求大力搞好专案、清理阶级队伍。会议总结指出：前阶段由于大力搞专案和清理阶级队伍，已查出自首分子一千四百八十二人。（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桂林市“联指”“桂保总”在桂林南站对面建立一个“看守所”（监狱），先后关押了二百五十八人，其中被迫害致死三十五人，致伤致残七十五人。七月十四日中午，前来参加桂林围剿“造反大军”的平乐县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廖昌辉、候永成、唐桥生等二十四人，冲进“看守所”，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织工唐跃武、侯霉、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十二人拉到桂林市十一中对面的树林里集体枪杀。（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来《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特急电报。（见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武宣县发生了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五星大队“联指”李坤森、李振华等，将李赞龙、李锦良、李金期、李赞聪四人拉到三里街游斗。被关的铅锌矿职工刘业龙、五福大队的陈天掌也被拉来游斗，除李金期、李赞聪二人外，其余四人都被凶手打死。刘业龙、陈天掌被剖腹取肝，凶手李坤森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从是日起至八月底止，该县“造反大军”及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有七十六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吃人心肝的有工人、农民，还有国家干部和所谓的中共党员共约四百人。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游击队桂支十八大队长。解放后，曾任苍梧县副县长。“文革”开始，黄家凭被打成“叛徒”，因同情“造反大军”，于七月一日晚上被学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翌日晨，凶手黄佩农、张继锋等一帮人挖他的肝，割他的肉，在学校宿舍檐下，用瓦片烘烤来吃。七月十七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四人。一帮凶手把廖天龙等四人杀死后，拉尸体到平昭码头，由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码会餐，参加这人吃人肉宴餐的有陈达财等二、三十人。广西发生吃人肉、挖人肝等野蛮事件的还有上思、灵山、天等、贵县、横县、武鸣、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县、钦州等县，真是惨无人道。（见武宣等县“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罗城县革委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总进攻誓师大会”，亦称万人对敌斗争大会，一万多人参加，县革委会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各区押送的一百五十名批斗对象跪在会场一角。会中宣判三名罪犯后，县革委正、副主任讲话，号召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起总攻击。接着展开斗争，当场敲死、砸死、枪杀死五十九人。（见罗城县“文革”大事记）
是日 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在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说为，广西已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总部设在南宁市。他要求各单位要发动群众彻底破案，开展“三查”运动。一查“走资派”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活动，三查地、富、反、坏、右的活动。他最后强调，要抓紧“三查”，为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鹿寨县革委会、人武部决定成立“鹿寨县贫下中农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革委会副主任黎景琪任总指挥、廖茂乾、张义信、何文高、温有信任副总指挥。“指挥部”组织“联指”武装两千多人，于当天下午进攻柳州市“造反大军”。使用六O炮、机关枪、步枪、手枪、手榴弹等武器，攻占了柳州印染厂、标准件厂、砖瓦厂、排灌站和三门江林场。攻打柳州农械厂、铸造厂、灯泡厂等单位。鹿寨武斗人员杀死和打死柳州“造反大军”和无辜群众九人，轮奸强奸青年一人。柳州印染厂丢失八万多米布匹，标准件厂损失两万多元。在围攻期间动用国家资金、物资折款十三万多元。七月中旬，武斗人员陆续从柳州撤回县境。八月二十五日后才分批回家。（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是日 广西“联指”从南宁市桂剧院据点，第一次用高射机枪攻打广西“四˙二二”百货大楼据点，二楼起火燃烧。（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桂林两派武斗激化，桂林监狱周围的老人山、宝积山、马鞍山、观音山等制高点均被两派武斗组织所占领。“造反大军”的部分人员利用监狱生产车间机械设备修理枪支武器，并成立了桂林监狱接管委员会，对监狱的办公楼及生产车间实行了控制。接管组长封绍辉、副组长李祖佑（均系监狱干部）。“八˙二O”前后对这一派性活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该单位吴爱智、梁振才、封绍辉、李祖佑等七十八名干部、工人均以“冲监”的罪名被关押，其中有十三人被判刑，五十七人被游斗，六十八人被抄家。技术员梁振才被批斗迫害致死，不少人被打伤致残，直至一九八三年五月“处遗”中，经桂林市委批准，才从政治上给予公开平反。（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全区发布《关于被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为后来武装消灭“四?二二”大造了舆论。《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混入了某些群众组织（指混入“四˙二二”）中，有的还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公告》号召“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的、猛烈的进攻，把隐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挖出来”。《公告》发布后，各级革委会、人武部和“联指”组织群众，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简称“反团”）的热潮，有的地方还召开“声讨大会”、“誓师大会”，公开地、集中地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四?二二”进行镇压，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南宁警备区、市公检法军管会于六月二十九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追捕在逃的蒋臣“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主要罪犯的通辑令》指明在逃的陈阜东、覃雄、覃飞系“该团的主要骨干”，号召群众协同专政机关“把这三名‘匪首’缉拿归案”。“四?二二”为摆脱“联指”的揭发和攻击，于八月二日擅自枪毙了陈阜东、覃雄。覃飞在四川省新都县被公安机关捕获。据南宁市三百八十三个单位不完全统计，已被列为参加所谓“反共救国团”的有三千五百四十七人（全部是参加“四˙二二”的），其中已被斗争的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关押九百五十七人，大搞逼、供、讯，被打死三十七人，被逼自杀身亡二十九人，打成残废二人，下落不明四人（该市当年清理“反团”专案领导小组于一九六九年已否定“反团”这一假案，并作了初步处理）。《公告》发布后，北流县成立了“揪反团指挥部”。六月二十六日李国伟主持召开三万人参加的彻底摧毁“反共救国团”誓师大会。动员布置全县追查“反共救国团”，乱揪、乱斗、乱杀人十分严重。玉林专区革委会把北流县的做法印发简报推广。玉林、桂平、贵县、容县等县很快掀起追查“反共救国团”高潮，大搞逼供讯，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全专区被当作“反团”立案审查、关押、残酷批斗的有五千二百一十三人，其中厅级干部一人，县级干部二十三人，许多人遭受折磨，被迫害致死、致残致伤。柳州市于六月十九日由市军管会、柳铁公安处、柳州警司联合发出公告，追查“反团”，仅据十四个单位受审查的达四百三十八人，其中被关押的四十五人，迫害致死十六人。这一冤案到一九八三年“处遗”时，才得平反昭雪。
同日 天峨县全县批斗“反团”分子或嫌疑分子二百二十一人，致伤致残一百三十二人，迫害致死六十七人。都安县贯彻《公告》共揪斗一万七千二百五十一人，其中四百四十一人致死，亲属受株连达八万人之多。把原县长诬为都安县“反团”的总指挥，副县长被诬为“反团”的领导，县委副书记、粮食副局长、农业局长等“走资派”被诬为“反团”的支持者，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县常委、法院院长被诬为与“反团”头目勾结，而被迫害致死。造成都安县最大的冤案。宜山县在贯彻《公告》的十一天里共打死三百二十八人。（详见各该县“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贵县“保红指挥部”和专区“联指”林坚等人研究决定调集玉林、贵县共十二个公社民兵围攻岭塘、新联“四˙二二”据点，在木格公社实行大抓大杀，被打死、枪杀、迫害致死的共四百九十多人。这就是木格“六˙一七”事件。（见贵县“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至十七日 资源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抓“阶级斗争”。会后，在桂林武斗和破获“反共救国团”的影响下，中峰区大庄田公社革委会某些人酷刑逼供出“大庄田反共暴动队”，批斗了三百零三人，其中一百一十九人被枪杀，二十五人被逼自杀。瓜里公社革委会一些人刑讯逼供出了“中国中央人民反攻司令部”，审查批斗了一百一十五人，其中五十五人被打死。车田区革委会主任莫志廉、副主任、武装部长邓英等人用刑讯逼供办法，制造了所谓“六?六反革命暴动事件”，使二百七十四人遭受审查批斗，其中打死逼死六十四人，还向受害者家属和单位征收“专政费”五千六百一十七元，“看守费”三千四百二十七元五角，抓人“手续费”七十八元，“医药费”一千四百二十七元，“枪杀费”一百零三元，其他费用九千零三元。总共征收了一万九千六百五十五元五角（按：“文革”中资源县共收“看守费”、“关押费”、“专政费”等罚款八万三千元，其中向死者家属征收的达三万五千元）。这些罚款都被凶手及其参与者大吃大喝花费掉了。一九八三年“处遗”时，中共资源县委对两案作了复查，作出了平反决定，对泡制冤案的王承林等人依法判刑，对其他参与人员分别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见资源县“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各专区、各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通知，要求他们要统一认识，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部署，以便更好地推动对“敌”斗争的深入开展。要通过印发传单、有线广播，向群众宣读等形式，进行广泛深入宣传《公告》。要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讨论，检举揭发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百色地区成立清查“反团”领导小组和专案办公室后，清查活动半年多，全地区共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团”嫌疑案一百零四起，批斗九千二百七十四人，其中打死逼死一千零七十三人，打伤致残二千一百三十五人。（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那坡县革委副主任孙祥云向常委传达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电话公告，布置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追查“反团”，城厢区追逼出“反团”十五个军，四十名团长。德隆区追逼出“反团”一个师。百都、下华、龙合三个区各追逼出“反团”一个团。百合区追逼出“反团”——“南疆反共暴动组”。平孟区追逼出一批人参加“反共救国军”。县直机关追逼出“反团”师长黄庄，“副师长”张增奎，“师政委”钟耀飘，“副政委”梅其武和一批“反共救国军”的“团、营、连、排、班骨干”。全县追捕“反团”五百五十一人，其中被活活打死和杀死八人，打伤致残四十三人，四十七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判刑。（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武鸣县革委会接到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出的《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公告》后，立即布置各公社各单位进行追查，并层层成立专案组，专搞追查“反团”工作。在县革委会的布置和催促下，全县十二个公社就有十一个公社于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五日召开了万人声讨“反团”大会，在声讨大会内外共打死六百九十八人。其中两江公社于六月二十九日一天打死一百五十九人。在追查“反团”中，全县共逼供出所谓反动组织九十九个，被诬为参加“反团”的有二千七百七十一人，还有六百九十人被挂上“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翻案”、“谋杀”等等罪名。在整个追查“反团”事件中，被害致死达一千五百四十六人，占全县“文革”中被害死总人数二千四百零五人的百分之六十四。（详见武鸣县“文革”大事件）
十九日 广西“联指”武装包围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大楼，屠杀六十二人，并灭尸于邕江。为了尽快组织力量拿下“火种”这个据点，从上旬到中旬，“联指”总指挥颜景堂在指挥部召开几次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攻打“火种”大楼。参加会议的人有廖炜雄、潘玉臣、李家海、邓文光、刘国华、覃树林、何唯钦、任树人、宾恩锦、张锋、黄明发等，会上作了分工，由廖炜雄、潘玉臣、任树人、刘国华等负责造舆论，通过“联指”喉舌——《广西联指报》、广播站和大字报，诬称“火种”据点是“反团”盘踞之地，“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的黑窝。“不缴械投降，就叫他们灭亡！”李家海任前线总指挥，其他常委负责“军事作战”。
“火种”头头纪烈、蔡玉华等组织据点六十多人修筑工事，坚守大楼。在构筑工事期间，杨慧心被设计院“联指”兰胜录开枪打死。十九日上午八点，李家海派何唯钦、甘世棣等到文化大院京剧团二楼会议室召开“参战”领队人员会议，宣布“作战”方案。参加攻打的单位有广西“联指”保卫处、警卫排、冶金局“联指”武装连、“沥血兵”、“后备军”、“独立八˙三一”、“汽司”、“红水院”、“红全球”、水电学校“联指”和崇左县“联指”民兵连等。李家海负责指挥，何唯钦、高廷、姜占德也参加指挥、廖炜雄、颜景堂、潘玉臣、任树人等都亲临现场。下午一点开始攻打，久攻未下，晚上十点，李家海、何唯钦等人决定用爆破法炸毁大楼。二十日凌晨何唯钦组织“沥血兵”用炸药爆破，下午两点多，又逼迫“四?二二”的两个“俘虏”刘仲华和腾振尚接连送了几次炸药包，最后一次用了五十公斤炸药，将大楼的山墙全部炸毁。下午四时，大楼上打出白旗，表示投降。而刘、腾两个“俘虏”被“沥血兵”打死于二楼。至此，火种大楼口被打死七人。下午五时许，“联指”保卫处和“沥血兵”等组成敢死队，冲上大楼，抓获“俘虏”六十一人，立即拉到水电院内枪杀了五十五人，死者是设计院的纪烈、蔡玉华、黄克兰、周勇等十九人，电业公司的欧学廉、彭柏生，其余是南宁市的红卫和陆川县逃难来的青年。在“俘虏”中，有六人幸免杀害。惨杀“俘虏”后，由任树人、何唯钦等带领十六人把死者的尸体装上汽车，拉到凌铁水厂后面，一一抛下邕江。“火种”惨案发生后，区革筹、广西军区既不及时向中共报告，也不定性处理。对策划、组织和指挥攻打者视为“文革”“功臣”，提拔重用，升官晋级。（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王德堂亲自策划，夺了赵永禧的领导权，成立所谓凌云县“红革会”，王任“红革会”主任。同年五月二十五日，王德堂在原县委、人委各部办领导干部会上，公开诬陷赵永禧“出卖组织原则”、“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站出来造无阶级的反”等。与会干部中，有的支持王德堂整赵永禧，有的反对和抵制，说赵永禧出任县委书记一年多，工作有成绩，不应该打倒。王德堂把反对他整赵永禧的人打成“反军派”、“牛鬼蛇神”并诬陷赵永禧是“牛鬼蛇神总后台”。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成立县革委会，王德堂任革委会主任后，又多次在各种大小会上诬陷赵永禧和反对他的干部群众是“反革命”、“组织暗杀队”、“赵永禧是反革命组织的总后台”。同年六月中旬，王德堂在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期间，诬陷赵永禧及反对王德堂的群众组织——“四?二二”搞“武装暴乱”。十八日，王德堂布置“积代会”批斗和毒打赵永禧等十二名干部、教师和学生。十九日下午，王德堂在“积代会”上作总结报告说，“昨天批斗大会打人是革命行动，火力还不够，谁不老实，就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王报告结束，又布置道：“今晚县直机关把‘牛鬼蛇神’拉到街上批斗，让代表们看了以后，回去好照样做”。晚饭后，由出席“积代会”代表、县工代会主任韦德带领一伙凶手拉赵永禧等三十多个干部、教师和学生上街游斗，赵永禧等十一人当场被打死，二十多人被打致伤残。二十日上午，王德堂向“积代会”布置杀人，说：“昨天晚上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大长无产阶级志气”。“赵永禧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彻底打倒了！”“这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各公社回去后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决不能心慈手软”。于是，“积代会”后，全县杀人全面展开。王德堂在“文革”期间，不仅主谋策划危害赵永禧和干部群众，而且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六人。如此最大恶极的王德堂，曾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一九八三年开始“处遗”后，依法逮捕了王德堂，于一九八五年二月二日在百色处决。（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柳州军分区授意在柳江县穿山召开“联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柳江县革委会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以及忻城、来宾、武宣、象州等县和八一矿革委会、人武部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成立“前线联防总指挥部”，宋吉月任总指挥。会议决定调集各县“联指”万名武装人员包围柳州“造反大军”，迫使“造反大军”投降。会后，调集各县、厂矿“联指”一万多人，包围大军，逼而不进。（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迟至今日，区革筹、广西军区才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联指”攻打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情况报告》。
二十三日 《广西联指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头版下半版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所谓《关于彻底摧毁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总攻击令》说“反‘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的头头就是‘反共救国团’”。《总攻击令》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行动起来。清查“反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二版刊登社论《彻底摧毁蒋匪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
同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六˙一七》〈公告〉告全区人民书》。《告全区人民书》指出，《公告》发布后，将为更大规模的血腥大屠杀，消灭广西“四˙二二”一派群众组织大造舆论。（“△”）
同日 广西“联指”所属的航运“红联”攻打“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南宁北大路码头，打了几个小时攻不下，即要求广西“联指”指挥部通知河南片“联指”给予炮火支援，南宁糖纸厂炮连当即把一门三七炮拉到西园饭店后面河边，向“桂宏”号船开炮，接着南宁化工厂“联指”也拉来一门炮参加轰击，打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打中“桂宏”、“东风”号船，停泊在河边的四十多艘船只全部起火焚毁。（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公布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后，全区各地“联指”武装人员乱杀人十分严重，对此，区革筹、广西军区再次向各专区革委会、各军分区发出《关于禁止乱杀人、乱抓人的指示》。
二十六日 柳江、忻城、象州、武宣和合山矿“联指”两千多武装人员包围柳江县进德“造反大军”槎山加工厂据点。前线总指挥是柳江县革委会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他在战前动员说：槎山盘踞着“一股武装土匪”，还有“反共救国团”，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歼灭。而驻守在槎山加工厂的只有十二人（大部分是红卫兵），七支枪。三县一矿两千多武装人员围剿时，当场打死四人，“俘虏”八人。俘后枪杀了四人。熊国芬、潘洪连死后，被割下头颅，贴上“反共救国团”的标记，分别挂在进德墟和拉堡墟（县城）示众。六月二十九日，柳江县委会印发了《给在围剿武装土匪战斗英勇负伤的同志的慰问信》和《给全体指战员的慰问信》中说：“‘六˙二六’槎山围剿战斗的胜利，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桂北“联指”民兵“司令部”曾明轩、李年生与桂林地区“联指”头头唐廷国、廖祖迪、唐贵才等人，以及桂北五县“联指”武斗队负责人在灵川县委会议室开会，研究决定，组织全地区和桂林市“联指”“战士”到兴安县“四五三”国防仓库（总后勤部管）“抢夺”武器问题，并成立“抢夺”指挥部。曾明轩任总指挥，成员有伊景春、唐廷国、廖祖迪、李年生、唐贵才等。同在一个时候，桂林市“联指”主要头目曹铁军等，在桂林市“五?一”饭店召开郊区和桂南各县“联指”武斗队负责人会议，动员布置到兴安“四五三”军械库“抢夺”武器。（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广西联指报》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火种”的所谓“罪行”——《六月天兵惩腐恶——盘踞在水电设计院大楼的一小撮蒋匪“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匪徒和美蒋特务分子反革命罪行概述。同时发表评论《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此外，还伪造“反共救国团”六幅照片公之于众。这家派报第四版刊登“联指”东风战斗写的《反共救国团的新花招——“四˙二二”指挥部“六˙一六”黑通知的画皮》。
三十日 武鸣华侨农场“四˙二二”群众组织一千三百多人集体赴京上访，要求中央解决归侨的人身安全问题。武鸣县革委和县武装部领导何景学等人，组织干部、群众数百人和调动武装民兵荷枪实弹进行拦截。在双桥邕武公路当场抓了所谓“坏头头”共七十四人，分别在平陆、平福、平稳、孔镇关押，进行刑讯逼供，残酷斗争。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民兵枪杀，最后逼出一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武侨支队”假案。武鸣华侨农场革委会宣布这次上访是一起反革命事件。从“六˙三O”到后来的“邑朋惨案”和红泥村“阶级报复血案”，前后被审查的归侨和国内职工达一千三百三十七人（其中学生五百零八人，归侨职工八百一十七人），被抓捕二百二十一人（其中归侨二百零八人，国内职工十三人），被关押二百零二人，被吊打一百六十二人，被打死和含冤致死一百零七人，被抄家三百四十一户，许多人家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武鸣县委作出了“关于为一九六八年‘六˙三O’归侨上访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平反的决定”。受害者得到平反昭雪，对参与迫害的人，分别给予了党纪政纪和刑事处分。（详见武鸣“文革”大事记、区侨办党组纪检组调查汇报材料）
同日 从上午九时五十分起，至七月四日止，先后有桂林地区十二个县“联指”、桂林市“联指”、桂林钢铁厂“联指”武斗队，连续五天对兴安“四五三”国防军械库发起十一次“冲击”。“冲击”人数最多时达一万多人，汽车四百多辆，少时也有五、六百人。“抢夺”各种枪五千六百三十六支，各种子弹三百二十五万零七百发，各种手榴弹十二万四千四百二十八枚，爆破筒一百零一十四根，各种军需物品七百八十三件。连续五天这样大规模地抢夺武器，区革筹、广西军区未作任何表示。（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六月至八月，河池地区各县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刮十二级台风，关押毒打、揪斗、杀害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地区打死逼死七千八百六十四人，其中凤山、宜山、巴马、罗城、都安五个县被害死千人以上，凤山县死一千三百人，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百分之二，为全区、地之冠。（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五月至六月，全州县革委按地区“三办”布置审查地下党，把全州县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作为叛徒上报，把一九四七年入党的地下党员三十二人捏造情况诬为自首分子，大批人员遭到关押、抄家、罚款而被杀。据不完全统计，被审查人数达九百零八人，其中五百二十七人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一百五十二人被判刑、五十人致死，家属十四人被杀，被罚款的一百三十四户共一万二千元。（见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一日 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军区副司令员、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宋治平、军区副政委、南宁警司政委韩世福、警备区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广西军区的部署，讨论研究了关于执行武装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区展览馆、百货大楼等据点，强行收缴武器问题。广西军区拟从独立一、二师、警卫团、南宁军分区、警备区调六个连的兵力和广西“联指”武斗队，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等县“联指”武装人员参加围剿广西“四˙二二”。于是，从今天起，自治区首府——南宁，开始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了。（见区档案馆1967-1968“文革”材料33卷）
是日 玉林军分区、专区革委会决定成立玉林军分区第三办公室（简称“三办”），各县（镇）也相继成立由人武部领导的第三办公室。玉林专区“三办”总负责人是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寿山，设秘书、定案、审干、个人、集团、清查六个组。“文革”期间，“六O六”专案组审查地下党专案中，全专区被审查的地下党员、地下革命干部达一千三百零八人，其中厅局级干部三人，处级九人，县级七十三人。仅博白县在审查地下党中就逼疯一人，被打致伤残二十七人，被迫自杀三人，被打死十二人。玉林专区“三办还搞了一个以原玉林地委书记韦树辉为首的所谓“黑班子”假案，专案组代号一O一，被当作“黑班子”成员进行审查的共三百六十人，因“黑班子”、“走资派”被牵连的达九千二百二十一人，其中厅局级干部一人，处级九人，县级二百三十人。在审查中大搞逼供讯，疯狂迫害干部。这些冤假错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陆续平反，韦树辉的错案于一九八一年才得到彻底平反。（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日 《广西日报》三版刊登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作出决定：《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化为巨大的动力，在部队民兵中深入开展“三忠于”运动》。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凤山县“支左”小组发出《关于稳住部队阵脚，加强社会调查的指示》。自从军区命令六五九团一营去凤山“支左”。（实为支持“联指”）致使两派矛盾加剧，武斗升级。“七˙二九”兵团抢枪武装自己，准备对付“联指”和部队的包围。指示说，部队要排除万难，深入宣传最新指示，依靠群众揭露“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要稳住阵脚，坚守岗位，驻军和人武部领导机关不得撤出县城。
同日 原南丹县委副书记黄品忠被南丹县革委和南宁市“治安委员会”联合派人抓捕后被打死。（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日 六点二十分，魏佑铸从北京打来电话说，根据当前情况，在京的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的几位领导同志经过讨论研究，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请家里的同志抓一抓。
一、狠抓阶级斗争。主要是抓好舆论，向“阶级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1）继续对贺、霍、傅进行深入批判，要批深批透。对谢王岗、袁家柯可以公开点名批判。对“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案件要继续抓下去。
（2）专案工作要抓紧，主要是抓“走资派”、抓“黑手”，对“坏头头”（指“四˙二二”）可通过审查接班人的方式来搞。人力不够要加强，要告诉各军分区抓紧此项工作。
（3）抓紧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查“叛徒”、“特务”。
（4）狠抓报社、广播电台的工作，要很好地组织稿件，充分运用这些工具，批判谢、袁。报社、电台可能受到冲击，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二、狠抓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做好反对我们那一派的群众的思想工作。
三、毛主席接见广州、兰州、济南军区赴京学习的全体干部的伟大意义，要广泛深入地宣传。
四、狠抓革命促生产。
五、区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要继续抓紧进行。
六、中央首长六月十七日晚接见的全文记录，对军区领导可以全文传达，对团、师级干部有些部分（主要是点领导同志的名的地方）不要传达。
七、兴安县国防仓库武器弹药被“抢”的问题严重，请欧司令员很好抓一抓。（见区档案馆1967年——1968年“文革”材料33卷“革筹记录本”）
是日 柳州专区“前线联防总指挥部”总指挥长宋吉月于今天又在象州县石龙镇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柳江县宋吉月、韦日荣、韦炳修；忻城县王健民、韦长仁；武宣县高凌云、腾柏琨、严玉林；来宾县龙德源、朱金生；鹿寒县张仪信；象州县何长寿、郑锡成；柳州“联指”头头沈善泽、王二贵（据沈的交待，是柳州军分区一位科长电话通知他们去参加的）；柳州市郊区郑帝旺、罗天琦；地专“联指司令部”唐彪、苏一民、樊冠华等。柳州地委、专署领导干部姜肇初、马忠英也到石龙参加活动。会议决定：一、发表强硬声明，强迫柳州“造反大军”投降，交出武器。二、做好进攻柳州“造反大军”的准备工作。柳江、来宾县“联指”武装从柳铁“五三八”处进攻“造反大军”；武宣、象州从柳石进攻“造反大军”；鹿寨、金秀从柳桂路进攻“造反大军”。（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是日 原天峨县委代理书记张迁儒被迫害致死。（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四日 广西军区召集南宁全体“支左”干部大会。韩世福作“南宁当前形势”报告。强调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坚决打倒谢王岗、袁家柯。（“△”）
五日 上午，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孙磊向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常委传达区革筹、广西军区关于坚决打倒谢王岗、袁家柯的决定。（“△”）
是晚 欧致富、安平生等召见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常委，传达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下称“七˙三”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编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
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
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设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为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1、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2、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3、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4、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装备。
5、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6、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七日 《广西日报》三版在特大通栏标题《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下，刊登区卫东批判著名作家秦兆阳的文章：《彻底粉碎右派秦兆阳反革命翻案复辟阴谋》。同时配发评论《不准老右翻天》。对秦兆阳的批判完全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是强加于人的棍棒式的批判。（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晚，原区石油公司干部、广西“联指”总部保卫处人员欧飞海与一红卫兵李子书在原区石油公司办公室附近摆弄一枚土制手榴弹，不慎引起爆炸，李子书当场死亡，欧飞海受重伤，后送三O三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当晚，区商业厅“红色商业”兵团负责人谢顺丰和管宣传工作的戴端钧商定，将欧被炸死的责任转嫁给“四˙二二”派，由戴起草“抗议声明”，经谢顺丰修改后，在大院内广播。兵团主要负责人赵英虎明知广播与事实不符，也不加以纠正。后来，“红色商业”在区商业厅礼堂为欧飞海开“追悼会”，由赵英虎主持，还拉了石油公司对立派的倪豹、李龙宝、夏宗发三人进会场跪灵，结果三人被参加会的人用皮带抽打，拳打脚踢，被打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后来主持会场的赵英虎等出面把三人拉走，才没有让事态继续发展。“文革”期间，一些人派性恶性发作，为打倒另一派，不择手段，制造假案，其手段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见区商业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专区革委在礼堂召开庆祝“七˙三”布告大会。十三日发出《关于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决定》。印发《宣传贯彻“七˙三”布告讲话参考提纲》和《关于落实“七?三”布告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通知》要求各级革委会以“七˙三”布告为武器，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对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彻底揭露、狠狠打击，坚决镇压”。地区革委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带工作队于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到横县蹲点宣传说：“‘七˙三’布告是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动员令，是开展镇压运动”。佟国华（军分区科长）说：“‘七˙三’布告是一场镇压反革命的动员令，是一场全歼中国赫鲁晓夫运动，动作要快，进攻要猛”。邕宁县于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分五片召开千人至万人大会，刮十二级台风，结果在全县九个区同时调民兵攻打“四˙二二”派据点，全县乱抓人，到八月二十二日止抓了四千七百六十二人，七至九月乱打死九百四十七人，占该县“文革”期间死人数百分之八十八。（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在南宁地区，自“七˙三”布告下达至十月止，共揪出“坏人”六万零六十一人（布告公布前揪斗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五人）。七月打死、逼死二千七百三十八人，大战八、九月的结果，两个月打死、逼死七千一百九十九人。占当年死亡人数百分之四十点六。（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桂林地区，在“七˙三”布告前全地区死亡一千八百五十九人，《布告》之后死亡九千零八十七人（共计一万零九百四十六人），占死亡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桂林、南宁两个地区在“七˙三”布告后共打死一六千二百八十六人。（见桂林、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八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举行一千多人的大会。“热烈欢呼‘七˙三’布告”。安平生宣读《布告》，欧致富讲了话。他说“七˙三”布告是解放广西问题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进军号，我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进一步团结起来，为迎接区革委会早日成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肖寒也在会上讲话。他说对“七˙三”布告抱什么态度，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也是对每个同志的严峻考验。要条条落实，坚决紧跟，把矛头始终对准“阶级敌人”，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认真搞好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把一小撮“阶级敌人”从各个阴暗角落里统统拉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见九日《广西日报》）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的措施》和《贯彻“七˙三”布告的情况简报之一》。《简报》说，接到布告后，革筹、军区、驻军负责同志立即研究贯彻执行。军区机关、部队、驻军、三支两军人员都召开“庆祝大会”，并召开了两派常委（“新‘四˙二二’”拒不参加）座谈会。南宁驻军派出宣传车，抽调三百多名干部、战士组成了四十三个宣传队，深入街道、机关、工厂、学校宣传《布告》。还说老“四˙二二”和“联指”常委在座谈会上各自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坚决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还说，在《布告》的鼓舞下，又掀起了对“敌”斗争新高潮。有些单位“三查”运动进一步深化，又揪出一批“坏人”和“反共救国团”成员。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出动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一带散发“七˙三”布告九万多份。南宁、柳州共组织五十一个所谓“宣传队”深入工厂、学校、生产队宣传《“七˙三”布告》。（“△”）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贯彻“七˙三”布告简报之二》，《简报》宣称，出动两架飞机从凭祥到南宁散发《布告》九万多份。当日柳州、南宁组织五十一个“宣传队”，到基层宣传《布告》，一小撮阶级敌人仍然继续蒙蔽群众，抵制和破坏《布告》的贯彻。“ 新‘四˙二二’说《布告》是“变色龙”搞出来的，是镇压“四˙二二”的。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各地发出《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指示》发出后，为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以清理“流窜犯”为名，追捕、屠杀“四˙二二”一大批人。
八日至十日 临桂县武装部长龙凤山在公社主任、武装部长的会议上，针对有些人对杀人太多有思想顾虑，把“七清”集中为“三查”，刮更大的十二级台风。“三查”即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三查阶级敌人。具体办法是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宣传“七?三”布告，批评行动慢的公社，限期打开局面，否则要犯政治错误。会后，各公社开大会杀人。县武装部和县“联指”派人到各公社参加杀人大会。在杀人会上，各公社均先宣读“七˙三”布告然后杀人。至十六日共杀去三十六人。十六日至十八日，县“联指”“三保卫”指挥部出面开会。指出“我们这次行动就是搞‘四˙二二’骨干分子和把各公社大队的四类分子和其他危险分子，刮他一次十二级台风”。县“联指”头头胥明德也说具体对象是对立面的主要头头、对立面骨干分子还有未改造好的四类分子等。从此次会后到七月二十四日共杀一百人。七月二十四日，县民兵团开全面落实“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县武装部副部长大讲“七清”、“三查”、刮十二级台风成绩，要求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还派人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七月二十五日县“保革”指挥部（保卫革委指挥部）公布“坚决贯彻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七˙一八’指示，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总动员令”，同时还翻印发出与他们“总动员令”内容相同的桂林专区革委会七月二十一日的公告。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日共杀了九十六人。“八˙二O”时，临桂县被关押在军管会的四十余人，除一人在杀场中死里逃生外，其余全被杀害，就地枪杀或未经过关押杀的无法计算。八月二十三日押在麻袋厂的其中九人拉出杀害。八月二十八日，革委副主任唐申元，常委韦英豪分别向驻桂的公社民兵团说，要抓紧清理关押人员，要搞（杀）的对象快搞，下一步“清理阶级队伍”。从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八日又杀去八十九人。这样，临桂县从六月至十月共被杀一千七百九十三人。（见临桂县“文革”大事记）
全州县于七月八日召开执行“七˙三”布告誓师大会，会后立即组织一千五百人宣传队，印发布告四万四千五百五十五份。全县共召开大小庆祝会一千七百零九次，二万九千九百七十二人参加；开办“学习班”二百二十七期，有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九人参加。七月份共开批斗会一千一百零七次，被批斗者二千一百七十九人。人们说“七?三”布告成为“联指”镇压“四˙二二”的上方宝剑。七月十三日，县革委主任说现在农村杀人比较多，要看得惯，领导要站在运动前头。全州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杀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占全县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四。（见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德保县贯彻“七˙三”布告，把各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的办法向下贯彻。七月七日，那甲公社召开万人批斗会，传达“七˙三”布告和县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公社武装部长（革委副主任）作大会报告，宣布以大队为单位，摆开战场，把所谓“四类分子”和“反团”一百八十七人进行批斗，当场打死打伤十九人（各占一半）。燕洞公社七月十八日开万人大会，对被批斗者宣传罪状后，二百零六人个个过鬼门关（即被纠察队、民兵、群众用木棍、枪托等凶器毒打）。到七月二十日宣布全县已抓了“坏人”一千二百多人。八月五日，县革委主任王君太主持召开县常委会，决定召开控诉揭发“反革命分子罗仕彦罪状会”，在讲台前跪的“反革命”共七百多人，王君太一面号召刮十二级台风，向“敌人”猛烈进攻。纠察队、民兵等动手打骂，台下面哭声震耳。至八月七日，县贯彻“七?三”布告办公室宣布：“七˙三”布告传达后，德保县抓紧清理阶级队伍和“三查”工作，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到八月五日止，农村共揪斗干部、群众二千一百二十人，县直机关共揪干部职工一百二十一人。学习“七˙三”布告后，自首投案者二百人。全县死人三百一十二人，其中贯彻“七˙三”布告前死九十八人、之后死二百一十四人。（见德保县“文革”大事记）
都安县在向专区革委作报告中说：从革委成立到“七?三”布告公布，这一阶段斗争特点，主要是横扫阶级敌人颠覆革委会的现行破坏活动为主，这一阶段全县共揪斗七千三百六十七人。……便更深入更艰苦的斗争还是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在“七?三”布告威胁下，一个“三查一清”运动迅速在全县范围开展起来，到九月上旬共揪斗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五人，挖出六十一个“反动组织”，特别是“反团”和“中国青年党”。（见都安县“文革”大事记）
北流县七月八日举行七万人参加的贯彻“七?三”布告大会。提出更猛烈地向阶级敌人进攻。七月九日革委武装部作出贯彻“七?三”布告决定，说靠“七?三”布告威力揪“黑班子”等案。接着成立四个专案组：一O一、二O二、三O三、六O六专案组，共清理二百五十三个案件（全系错案、假案）。七月十八日，北流“联指”和各公社为贯彻“七˙三”布告成立“七˙一八”指挥部。此后在全县范围内乱揪乱斗。全县被诬为“黑班子”的八百二十人，被斗争七百四十八人，打斗致伤四百七十九人，致残六十二人，致死三十一人；打成“反团”八百零四人，斗打致伤的四百一十四人，致残的二百二十五人（其中新丰区书记顾德荣因未得三结合，诬陷副书记搞“反团”，该区受害五百多人，致残二百零五人，致死一百一十二人。“处遗”时，顾被判刑十三年又翻案加判三年共十六年）。（见北流县“文革”大事记）
九日 平南县发出贯彻“七˙三”布告决定，说是解决广西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向一小撮“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进军号，提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开展“三查一清”。提出要深入边远山区和未揭开盖子的地方开展工作。出动了四万八千多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县、区、乡领导带头深入基层办班九千七百二十一期，学习者达二十五万人。翻印了“七˙三”布告七十二万份，随之是在全县范围内出现空前的乱杀人恐怖现象（见平南县“文革”大事记）
九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三》说，“中央‘七?三’”布告公布三天来，已在全区掀起了宣传学习高潮。特别是行动快，声势大，宣传面广。驻军各党委对贯彻《布告》决心大，抓得紧。各专、市、县革委会宣传《布告》得力深入。
同日 广西民族学院革委召开了欢呼并坚决执行“七˙三”布告的大会。
同日 民院“联指”“三˙七司令部”宣布民院领导和教师韦章平等五十七人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政治死刑”。
同日 横县召开二万八千多人的宣传“七˙三”布告誓师大会。组织二万五千多人的“宣传队”员，发出清理外地人的通知，在一个月中共揪斗二千零七十五人，打死一百零二人，八月份打死二百二十六人，九月份打一百二十七人，三个月共打死五百四十三人。（见横县“文革”大事记）
十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派出飞机散发《布告》后，又布置各地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队伍，宣传《布告》。强调“七?三”布告是镇压阶级敌人的锐利武器，要求干部人人要学，人手一册。于是，全区共翻印散发“七˙三”《布告》约一千万份。（“△”）
是日 《广西联指报》一版全文刊登中央“七˙三”布告。二版上半版刊登“联指”指挥部《关于坚决打倒假党员、国民党大特务、顽固不化走资派、反革命分子袁家柯的总攻击令》。下半版刊登“联指”航运“红联”调查报告《天兵怒气冲霄汉——盘踞在南宁航运局北大港口反共救国团匪徒和美蒋特务的滔天罪行》。
本月上旬，永福县以贯彻“七˙三”布告为名，发生集体杀人事件八十一起，死亡一百八十四人。七月二十五日，为在桂林打仗死亡“烈士”开追悼会，杀死五位区级干部，之后又发生七起杀人祭尸的事件，杀死二十一人。以上八次追悼会（均为追悼围剿桂林“四?二二”死亡的十二人）共杀二十六人。另外，在桂林武斗期间抓到对立派四人枪杀，为死去的十二人报仇。（见永福县“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广西日报》一版报导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于十日上午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消息《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斗号令》。消息摘录了安平生、欧致富、肖寒在大会上的讲话。他们的讲话都强调，“七˙三”布告是解决广西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进军号，要狠狠地打击、打倒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及所谓“地、富、反、坏、右”。
是日 各地、市、县所在地都召开干部群众大会，“热烈欢呼中央‘七˙三’布告”，全区约有三百万人参加大会。（“△”）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四》。报告近几天来，对“七˙三”布告的宣传，从城市到农村，已全面形成高潮。群众组织揪出了一批“坏人”，其中有“叛徒”、“特务”、“托派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
是日 广西“联指”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大会，欢呼《“七˙三”布告》。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在大会上讲话，动员围歼“阶级敌人”（“△”）
是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决策——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的颁发》。从今天起，该报军管小组根据广西军区和区革筹主要负责人的指示，就贯彻“七˙三”布告问题，发表了九篇社论。
十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五》。
是日 平乐县“联指”为赴桂林攻打桂林“四˙二二”死亡十二人报仇，从在桂林关押的人中拉出十二人枪杀；回到平乐后又在平乐分三处开追悼会，共杀死对立派二十人祭死者。四次共杀三十五人（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南宁市革委、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关于恢复邕江大桥、朝阳路等全市交通的通告》，这是因为广西“四?二二”控制的解放路一带已被广西“联指”和解放军武装包围后，“四˙二二”在控制区外边的朝阳路和邕江桥附近布防。因此，警司发布了交通问题的通告，揭露“四?二二”火力封锁朝阳路至邕江桥，为歼灭“四˙二二”大造舆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六。报告掩盖了广西“联指”、解放军重兵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一带而引起“四˙二二”还击的真相，而是说“自七月十日以来，南宁百货大楼、造反楼“四˙二二”据点多次开枪，打死群众二人，伤多人。十二日上午他们从解放路、华西路向北大路打催泪弹（实际是“联指”向“四˙二二”进攻打的）有二、三百人中毒。
十四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坚决贯彻“七˙三”布告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区革筹、广西军区以贯彻“七˙三”布告为名，对“四˙二二”执行全面武装包围和镇压。（“△”）
同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七》。
十五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在区体育场召开“誓死捍卫‘七˙三’”布告大会。安平生在会上宣读“七˙三”布告，欧致富、肖寒分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们的讲话都强调“要结合‘三查’，‘清理阶级队伍’，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的、不停顿的、猛烈的进攻，刮一场十二级台风”，“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前来参加大会的河南片“联指”通过邕江大桥时，遭到“四˙二二”某组织据点开枪射击，打死群众二人，伤二人。大会宣布“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的反革命事件”。（见《广西日报》、《广西联指报》、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下午，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武装及数县“联指”武斗队向广西“四˙二二”的据点和控制区（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推进了包围圈。市革委、南宁警备区、广西“联指”广播说，上午八点钟，广西“四˙二二”从区展览馆据点向区体育场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群众大会开枪，打死打伤前来参加开会的群众，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于是，事先布防在邕江桥两头的炮兵部队和“联指”武装，向“四˙二二”据点解放路一带开枪炮击。（见区档案馆1967年——1968年“文革”材料31卷）
是日 下午，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在南宁饭店据点召开常委、各片武装负责人和各据点头头会议，研究布置总攻问题。会后，“联指”副总指挥姜占德等到广西军区汇报。司令员欧致富问道：“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暗示同意大打了。（见区“处遗”档案55卷）
是晚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八》。《简报》说，十七点五十五分到十九点三十分，解放路的广西“四˙二二”向军区机关开炮，军区院内中弹五发，打伤战士二人（其实，是军区调动部队和“联指”武装围攻解放路一带，炮兵部队在军区后院向解放路“四?二二”据点开炮时，驻守解放路的“四?二二”进行还击，炮弹落到军区院里）。
十六日 晚，“支左”人员董坤从北京打来电报说，经在京几位领导研究，有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1、清理敌伪档案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应继续抓紧进行。已查出的“叛徒”、“特务”，应抓紧核实，如有厅局级以上的应先搞清几个报来。
2、拟再公布一批“反共救国团”成员及其罪恶，上石“农总”问题也可以公布。
3、广播电台目前在广播中不要提到“七?三”布告及贺、霍、傅、谢、袁问题。
4、凤山县副县长覃家修的材料要继续核实。核实后的材料如够点名批判的，即由家里领导讨论决定。（见区档案馆1967——1968年“文革”材料卷革筹记录本）
同日 《广西日报》用三个整版的篇幅报导“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大会。一版报导十五日南宁十三万人集会“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活动。二版刊登大会《向毛主席的表忠书》和社论：《坚决执行，誓死捍卫——二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三版在《誓死捍卫‘七˙三’布告》通栏标题下，刊登记者采写的“誓死捍卫”大会侧记长篇通讯，大造声势，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联指”）和人民解放军起来歼灭“阶级敌人”。
同日 从中午十二时至晚上，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炮击起火。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和广西“联指”却宣传广播说是“广西‘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街道民房”（“△”）
下午四时许，欧致富召见广西“联指”常委，要求他们“排斥群众救火”，并交代了注意事项。（“△”）
是日 南宁革委、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广西军区八月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以“治安委员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二百八十多人，杀害三十三人。还有的人被抓后，至今生死不明。
十七日 韦国清在赴京学习班的“誓师的大会”上说，“七˙三布告”是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进攻的总动员令，“阶级敌人”可能要挑起更大规模“武斗”，要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的进攻，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布告》的全面落实。
同日 解放军、广西“联指”和十县“联指”武斗人员全面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一带。开枪炮击，双方互相投汽油弹，使永明街、汉乐街、上国街、自强街、民生路商店、民房起火燃烧、广西“联指”桂剧院据点向“四˙二二”百货大楼据点开炮，大楼的第三层楼里起火燃烧。
同日 部队和“联指”围攻解放路一带时，“四˙二二”航运“工总”所据守的停泊在邕江河边的船只第三次遭到“联指”炮击，“兴无”号和“反修”号等一批船舶中弹烧毁。广西“联指”第一次炮击船只是六月二十三日，打中了“桂宏”、“东风”号船；连接在一起的四十多艘船只起火燃烧。第二次炮击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下午七时，广西“联指”武斗团从邕江两岸据点向航运“工总”据守的船只开枪射击，一四三一号和一四O四号两艘船内装汽油一千四百二十五桶共二百零三点六吨，另有航空机油二十四桶。因中弹全部燃烧。“联指”前后三次炮击邕江河边船舶，共烧毁船只一百六十六艘，一万一千三百八十载货吨位，一千零三十载客位，五千二百三十八匹马力，其中钢质船六十四艘。木质船一百零二艘。当时船舶装载的物资三千六百多吨，全部烧毁，被烧船舶和物资总共损失约一千多万元。当时，广西“联指”、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司却把烧毁船只的责任强加给广西“四?二二”。宣传广播说：“‘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停泊在邕江边的船舶，船上载有援越物资，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犯下滔天罪行”。（见南宁市和区交通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解放军六九七七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四˙二二”农总，俘虏一百二十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一百四十多支。尔后，又抓捕八十多人。（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是日 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关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反革命事件公告》。（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晚 广西军区召开联席会议，在南宁的区革筹成员和军区党委委员都到会。会议研究了所谓制止“四˙二二”中的一小撮坏人纵火的措施。会上，伍晋南说：“现在抓了不少‘纵火犯’，对这些人不要打死了，要继续查明纵火原因，以免你说是他，他说是你。要最后作结论”。（“△”）
十八日 遵照区革筹、广西军区的指示，各地、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及“联指”又召开“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群众大会，全区城乡有七百万人次参加了“誓死捍卫”大会。通过“誓死捍卫”大会，大造舆论，歼灭“阶级敌人”。 （“△”）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调动部队以及广西“联指”数千武装围攻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一带。“四˙二二”驻守的几条街道被“联指”和部队炮击起火，另有几条街道是双方交战时互相投汽油瓶而燃烧了民房商店。但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广州军区发出歪曲事实的所谓《严防阶级敌人制造更大规模纵火事件的措施的报告》。《报告》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并说，“消防队”组织“救火”时，遭到“新‘四˙二二’”据点开枪射击，仅十八日中午就打伤三人。
同日 南丹县革委会根据军分区布置，调动民兵千余人，动用轻重机枪、六O炮、高射机枪、火箭炮……等武器，对住在拉么矿内的“四˙二二”派群众进行武装围剿。几次以县革委会名义发布通告，要矿内干部、群众投降，保证生命安全等。经过谈判，矿内干部、群众走出来“投降”，走至矿口后被矿党总支书记匡宗玲指挥武装人员杀害四十七人，接着又将逃走的六人杀死，共杀死五十三人。（详见南丹县“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又调二二O师六六O团四个连和广西“联指”数千武装包围炮击“四二二”解放路一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但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却发布《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同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又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所谓《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指示情况报告》说，由于着火地区都在“新‘四˙二二’”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我们采取的措施是：（1）组织了指挥所， 由军区副司令员焦玉山负责。（2）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3）已发出了坚决迅速制止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纵火事件的呼吁书，在全市反复广播，开展政治攻势，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三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
同日 区革筹给河池专区革委会、凤山县“支左”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说：“凤山县原副县长覃家修，在‘文革’中，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指挥武斗，破坏革命秩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做了不少坏事，起了很坏的作用，至今仍不回单位，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应该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通知下达后，县人武部和“联指”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声讨覃家修的“罪行”。
覃家修被罗织的“罪行”甚多，是因为县人武部奉命支持“联指”，压“七˙二九”（“四˙二二”组点），覃家修和离休老干部、当年韦拔群部一营营长廖熙英对抗了“军方”，支持“七?二九”所致，廖、覃二人在凤山老革命根据地颇有威望，因此，广大农民和民兵都跟着他们，区革筹、广西军区为了扭转凤山局势，便首先将覃家修和廖熙英当“阶级敌人”打下去。覃家修被抓到后，被多次批斗、毒打，最后被判刑十五年。一九八三年“处遗”时平反。（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 上午九点到十二点，广西“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炮击百货大楼广西“四˙二二”据点，东北面山墙被炮击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广西日报》发社论《分清敌我，联合对敌——四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二版刊登广西教育学院所谓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其实，这所学院把不同观点的一批教师、干部打成了“阶级敌人”，进行镇压。韦国清“视察”该院时，肯定他们打击“阶级敌人”的“经验”很好，要总结推广。
二十三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专区、南宁市革委会分片召开“坚决贯彻‘七˙一八’批示（对湖南省革委会、省军区贯彻“七˙三”布告的批示），全面落实‘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南宁市革委会副主任肖寒等分别到各片群众大会上动员“无产阶级革命派”紧急行动起来，歼灭“阶级敌人”。（见南宁市、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用特大号黑体字制作通栏社论标题《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五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中央“七˙三”布告》。
二十四日 凌晨四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三千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这是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攻打的，并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郊、一厂“联指”武装联合攻打，由柳江县革委会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总指挥。然而，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仅四?五十人（大部分是柳钢的，不少人的家在福塘），并在二十三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四˙二二”观点的农民五、六十人，在“重兵”包围后，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联指”三千多人搜山围村，抓获七十多人，立即枪杀二十五人。在清剿中，又枪杀死一百二十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一妇人背着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四˙二二”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群众一百四十六人，开支现金十万四千多元，粮食五万三千五百八十三斤。（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宾阳县根据区革筹、广西军区和南宁专区革委会关于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的指示精神，成立落实“七?三”布告领导小组，由王建勋（驻军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县革委主任）、王贵增（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副主任）、黄智源（六九四九部队营教导员）、凌文华（六九四九部队炮营政委）为正副组长。王建勋二十六日在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的三区（芦墟、新宾、邹墟）两镇（芦墟镇、新宾镇）领导、公安员、派出所长会议上说：“对坏人要处理，杀个把不要紧，杀人犯要干掉，民愤大的可以干掉”。当晚，新宾镇革委根据王建勋的指示精神，组织东风街群众斗争罗贵昌、黄德三，当晚把罗、黄打死。第二天，新宾镇革委主任何其清、武装部长李发新组织落实“七?三”布告大游斗，当场在新宾街上打死十四人。二十八日，新宾、大桥、芦墟三区（镇）分别押了一百多个“二十三种人”来芦墟镇挂牌游斗，当场用木棒打死八、九十人，其中有县人民医院院长李贵生，副院长兼内科主任邓启俊，外科主任刘大德，妇产科主任刘霄桐，药剂科主任刘长祥等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九日上午，王建勋在县军管召开的政法干部会上具体布置镇压“阶级敌人”，对杀人对象、时间、手段、指标都作了具体安排。王建勋说：“我们这一仗，时间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为一段落，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对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次要的是投机倒把分子、赌头、闹分队的首要分子等”。县的重点在芦墟、新宾镇，现在新宾也拉开序幕（新宾二十六日开始杀人）不要看不惯，气可鼓不可泄。这个任务要执行，但又不能开大会，大张旗鼓地去发动群众。只要群众认为是“坏人”要专政的，你们就不能束缚群众的手脚。二十九日下午又召开各区武装部长和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王建勋、王贵增在会上批评一些单位“左看右看，拖拖拉拉，行动迟缓，回去后要统一行动，该打死的交给群众处理”。这两个会议后，全县一百七十二个大队，每个大队都成批杀了人。八月三日黎塘区补塘公社枪杀三十七人。黎塘区革委主任兼武装部长韦善强趁贯彻“七?三”布告之机，挟嫌报复，直接指使杀害黄世济（原宾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因病退职回家养病）等五名地下党老游击队员。杀人手段十分残忍，有枪杀、刀刺、绳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活埋、活烧、挖眼、剖腹、碎尸和用牛拖死等。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的十二天里，全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五十一人，教师八十七人，工人二十七人，集体工七十五人，农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全家被杀绝的达一百七十六 户。在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因韦善强挟嫌报复杀人，民愤极大，于一九八四年冬被依法逮捕，一九八五年被执行枪决。其他为首谋划杀人的罪犯和参与者，也受到了判刑或党纪、政纪处分。所有无辜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昭雪。（见宾阳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联指”和部队继续进攻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域，不断地向解放路一带“四˙二二”据点开枪炮击，多起火燃烧。但区革筹、广西军区又倒打一耙，向中央、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发出《南宁市情况报告》却说：“阶级敌人”继续纵火破坏，向部队技术侦察兵开枪，展览馆向驻总工会干校高炮六四二团打炮十一发。
是日 《广西日报》用头版整版篇幅宣传毛主席“七˙一八”批示。继续报导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活动。这个版的通栏标题是《我区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七˙一八”重要批示指引下，掀起了更广泛更深入贯彻执行中央“七˙三”布告的新高潮》。
同日 自治区政协委员刘介及其儿子刘忠汉、媳妇黄剑珍、孙子刘颂平和邻居李雄坤被桂林市马车社社员蔡振华“联指”成员）杀害。原因是蔡振华养的一条小狗从二楼掉下摔死了，蔡认为狗是黄剑珍丢下去的，两人发生争吵，邻居李雄坤说：“一条小狗有什么了不起”。蔡说：“打狗就是欺主”。于是怀恨在心。二十三日，蔡便以抓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为名，指使申松华等人将刘介等五人抓走杀害。（详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大事件、区“处遗”档案108号）。
二十五日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个连二百多人进驻广西大学，宣传、落实“七˙三”布告，领导“斗、批、改”。“宣传队”负责人是陈田、蒙荫昭。在“斗、批、改”中，审查批斗造成冤假错案一百五十六人（起），其中厅级干部二人，处级干部五人，科（县）级六人，正副教授十九人，讲师十七人，助教五十七人，一般干部十人，工人七人，学生三十一人，家属二人，校党委书记高仕克于八月一日被当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揪斗后，押送南宁警司关押了七年。这一百五十六位受害者，后来都已平反，恢复名誉。在“斗、批、改”中共耗外调旅差费六万二千九百多元。（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同日 全州县清查“反团”七十起，共死亡一千六百三十八人（其中枪杀一千一百二十五人，自杀一百九十八人，斗打死三百一十五人）。“文革”十年，全州县共死二千一百五十六人。（见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上林县革委研究落实“七?三”布告措施，提出八月要大战一个月。到八月二十一日止全县组织一万一千五百十六个宣传队，召开大小型会议二千六百多次，翻印布告五十一万六千七百三十一份。据当时县革委统计，“七?三”布告前全县打死二百二十一人，被迫自杀八十一人；“七˙三”布告后，打死一千一百五十一人，逼死四百二十七人。（见上林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巨大的鼓舞，有力的支持——七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
三十日 上林县“联指”总指挥调动大丰、巷贤、白墟、乔贤区原“联指”上林中学“沥血兵”共四百多人，到南宁参加广西“联指”围剿广西“四˙二二”。在围剿中，白启鲁、梁可明、潘连标中弹死亡。上林“联指”决定为他们报仇，并分别为他们举行“追悼会”。在潘连标“追悼会”上，蓝宏记代表乔贤区革委会讲话，他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们的遗志，战斗到底！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还我战友血，报我战友仇，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在蓝的讲话煽动下，以韦成祖为首的凶手离开了会场，将参加抗美援朝的共产党员（“四?二二”观点）覃绍辉等三人打死。当天晚上，一批凶手又打死“四˙二二”观点的三十人。在乔贤区，年仅十六岁的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潘连标墓地枪杀陪祭。蒙光忠被打死后被凶手剖腹挖肝煮吃。潘展才（党员）、潘展光（团员）、潘海青（团员）、潘棉波（地下党游击队员）被打死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和煤油，焚烧死者的尸体，亲属边烧边哭，泣不成声。三个“追悼会”后，上林“联指”为三个“战友”报仇，共打死“四˙二二”和“四类分子”共一百零三人。这宗严重的派性报复杀人事件的主要凶手，迟到一九八四年“处遗”才受到惩处。（见上林县“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背着中央和广州军区，调动解放军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六四二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攻打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指挥攻打的是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参谋长陈德华等。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十五时开始包围炮击。据“处遗”档案109号记载，打展览馆整个计划是经韦国清，欧致富批准的，主攻方向选择由越南领事馆突破，也是经韦、欧批准的。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负责人李仕才、安平生、韩世福召见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布置“联指”对广西“四˙二二”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迫使上交武器，反戈一击。（“△”）
一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联指”围歼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据点于上午八点结束。打死驻守据点二十三人，伤五人，“俘虏”四百七十多人。据解放军炮兵第六四二团给军区和广州军区的报告中得到，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命令，炮兵第六四二团高炮一连、二连协同兄弟部队担任“强行收缴展览馆武器”，主要负责火力压制和牵制“敌人”正面火力，防止“敌人”从正面突围、掩护兄弟部队进馆的任务。从七月三十一日十五时开始，到八月一日八时结束。共耗冲（步）枪子弹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二发，轻机枪子弹一千八百一十四发，四联高射炮枪弹六百九十发，信号弹二十二发，损坏轻机枪二挺， 四联高机枪一个管机匣。（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由凌云、乐业、巴马县人武部干部带领的三县“联指”武斗队和六九一一部队进入凤山县，会同该县“联指”和人武部中队共一千多武装，围剿对立派“七˙二九”兵团。“七˙三”布告下达后，“七˙二九”被县人武部和“联指”当作“土匪”围剿，人马逃散到“南山”——江州一带和“北山”——久隆一带躲藏。今天，解放军和凌云县“联指”武斗队包围了江洲洞。洞里有男女老少一百多人。解放军和凌云“联指”围攻三天三夜后，洞里弹尽粮绝（有七支步枪），老人和小孩呼吁救命。于是洞里提出，保证他们人身安全，即可缴械投降。解放军和“联指”“同意”。三日上午，洞内派出代表黄显应、陆祖业、陆伦贵出来“谈判”。指挥围攻山洞的凌云县人武部科长卢元俊主持“和谈”会议。双方“谈判”结果，达成协议：“洞内‘七˙二九’交枪投降，保证全部人身安全”。经双方签字后，“七˙二九”先交枪，后出洞。解放军和“联指”收缴枪支后，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队仓库里关起来。三个小时后，枪杀了七人。尔后，又杀害十多人。这就是震惊河池、百色两地区的“江洲惨案”。但在十年浩劫里，却被称之为“江洲剿匪大捷”，卢元俊等人“立功受奖”。继“江洲惨案”后，解放军和“联指”又围剿“北山”。（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日 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因为背着中央，调动部队和“联指”摧毁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后，今天，他们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发出电报，检讨错误。电报说“我们对新‘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见区档案局1967年——1968年“文革”材料3卷）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命令六九一二、六九六六、六九三六等部队，以及广西“联指”武斗队和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队，大举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据点。总指挥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焦玉山。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张海波、景伯承、仲生栋，南宁警备区副司令员印玺和陈德华等也分别到各片指挥。广西“四?二二”原先控制解放路附近的民生路、新华街、上国街等十二条街道，于昨天已被部队和“联指”打成废墟。（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三日 解放军和“联指”征兵包围解放路，开枪炮击，一片火海，区革筹、广西军区今天给中央的报告却说：“阶级敌人”仍然纵火破坏。解放路的“坏人”不断向“掩护”部队和“救火”的“群众“开枪射击”，“破坏救火”。（见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
是日 《广西日报》报导南宁市革委会于昨天召开“军民大会”，全面落实毛主席批示“七˙二四”布告和“七˙三”布告。消息标题是《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消息摘要发表肖寒、王恩厚在大会上的讲话都强调：贯彻“七˙二四”布告要象“七˙三”布告那样，继续、猛烈地进攻，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现在他们已陷入四面楚歌，孤立待擒的困境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立即行动起来，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最最猛烈的进攻。
是日 《广西日报》头版还发表社论《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八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社论动员各地、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歼灭“四˙二二”中的“阶级敌人”。
是日 广西“联指”和部队，三面包围广西“四˙二二”南宁百货大楼据点。先用重机、高射机枪，无后座力炮轰击，后用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药包，将大楼山墙摧毁。据一九八三年区、市“处遗”联合工作组调查，大楼被摧毁后，国家财产损失一百一十多万元。（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解放军和广西“联指”围攻解放路，数发炮弹落在解放路银行办事处左右两侧的民房中着火。此刻，银行干部高镜凤、黄长安、刘强、雷祖佑、陈永富、钟甲正等人决定向“四?二二”解放路中心片指挥所报告，研究如何处理金库的钞票问题。指挥所的黄希立带“四?二二”保卫处的黄耀明、郑峰等人来到银行，用十字锄砸开铁门，并打开金库。黄希立找银行干部高镜凤、黄长安、刘强、李明军、雷祖佑等人清点钞票，共现金五十一万零四百三十元六角。当时，“四?二二”头头熊一军也来到现场，他当面给银行干部打了收条 ，然后将钞票抬至解放路土产门市部后面球场焚烧。对这一事件，当时被定为反革命抢劫银行罪 ，“抢走解放路银行七十一万二千二百零一十五元，并且放火焚烧银行和民房”。与事件有关的人员被关押十多年。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弄清事件真相，对原来被定为“反革命抢劫银行罪”的人，免于刑事处分，释放了在押的有关人员。（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藤县落实“七?三”布告，于八月中旬集中小学教师二千七百人办学习班，三百九十九人被批斗，二百二十五人被打伤，六十三人被打致残，二人被炸死。至八月十日全县被批斗干部、群众四千三百七十九人。（见藤县“文革”大事记）
五日 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四?二二”被打死一千三百四十人（拉到二塘煤矿废坑丢的尸体六百八十具；在解放路及附近街道就地“火化”六百九十四具；在朝阳沟边枪杀活埋七十五具；分散“火化”、丢下邕江四十四具）。抓获“俘虏”——广西“四?二二”成员六千四百四十五人，另外居民二千五百人。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虏”出来，走到广州照相馆门前，枪杀打死二十三人。死者中有南宁市公安局干警黄祖霖、钟敬仁、胡跃明、李国和、谢赤德、黄初庚；南宁市废旧公司唐光琮（女）、廖洪基；南宁市粮食局韦质彬；南宁市树林园五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解放军和“联指”打下解放路。下午，广西“联指”和南宁市“联指”下属各组织普遍召开庆祝胜利大会。晚上举行宴会。大吃大喝后，又去屠杀“俘虏”。南宁市“联指”“财司”兵团分两处会餐，炮连在朝阳路小学，其余在区工商联。在朝阳小学会餐的王利（市饮食公司保卫干事）等人吃喝后，提出要“教训教训”康兴。吕继才、杨爱群表示同意。于是他们把康兴从关押的教室里拉到球场上，王利、吕继才和杨爱群用木棍轮流毒打，当康兴被打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时，王利、吕继才和杨爱群把康兴拖上汽车，令司机蒙日光开车到望洲岭（现在的皮具厂）把康抛下红苕地里，王利、杨爱群先后开枪杀害。康兴“文革”前是中共南宁市委第三届候补委员，历届人大代表、市财办副主任，一九四三年入伍的老干部。（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两周年》。社论强调以“七˙三”布告为武器，歼灭“阶级敌人”。第三版报导各地工农兵欢呼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发表两周年的消息，呼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要团结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六日 根据区革筹、广西军区指示精神，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所谓《关于坚决肃清一小撮流窜的阶级敌人的紧急通知》，《通知》号召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急行动起来，大打一场围歼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个个动手清查“坏人”，揭发“坏人”，捕捉“坏人”，为“人民除害”，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再立新功。
八日 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围歼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一千四百七十多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展览馆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等地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含“四?二二”赴京控诉团四百二十七人，外地流入南宁的五百人）]先后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处。关押在区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区交通学校七百一十一人、南宁幼师四百四十一人，都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要犯”、“首犯”处理。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七千零十三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二百四十六人。据一九八三年“处遗”调查，解放军和“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筑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烧毁重工、轻工、手工业的厂房、门市部八十多间、中小学校十五间、医院门诊部八间、百货、医药、烟酒、水产、蔬菜、服务公司的商店和门市部共六十一间。（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晚 区革筹、广西军区召开全区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市、县革委会、军分区、人武部认真贯彻“七˙三”布告，组织“阶级队伍”，向“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的代表人物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实现全区一片红”。尚未成立革委会的县，一定要在二十六日革委会成立前成立。（见区革筹、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份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
同日 南宁市召开大会，动员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市革委会负责人张正安、肖寒、梁中一、王恩厚参加了大会。张正安、梁中一分别在会上讲话。他们说，目前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以及“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等一小撮“阶级敌人”，已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彻底灭亡的日子已经来到了。（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九日 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公布《关于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分部的反革命罪行公报》。号召开展“三查一清”认真清理“阶级队伍”，迎接自治区革委会早日诞生。（见区革筹、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份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
十日 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在南宁市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捍卫“七˙三”布告“胜利大会”。会后举行万名武装游行。有十万人参加；贵县、容县、横县、北流、崇左、桂产、田阳、博白、玉林、钦州、上林、邕宁等县和东罗煤矿还派来“赴邕慰问团”参加大会。（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是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处理南宁市解放路一带问题的情况报告》。《报告》对调动部队和“联指”武装攻打、炮击、爆破对方据点，以及双方对打时互相扔汽油瓶，企图燃烧对方前沿阵地而引起的火灾，烧掉解放路一带三十三条街（巷）和河边的船舶的罪行强加于广西“四˙二二”一方。（见区革筹、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份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
是日 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在展览举办所谓“反革命罪证”展览。安平生、韩世福等前去“参观”。随后，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前来“参观”。（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河池军分区司令员孙长锁、副参谋长李义川，奉广西军区之命，在东兰县人武部主持召开“关于用武力解决凤山另一派群众组织“七˙二九”问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天峨、巴马、南丹、东兰、凤山等县人武部领导人。以及凤山县“联指“头目覃杰，六九一一部队政委李宽永等。会议决定调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 乐业、罗城“联指”武装和三厂（人民、龙江、东江三个兵工厂）的“联指”武装，会同六九一一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三千多人“进驻”凤山，“强行收缴”“七˙二九”的武器。孙长锁在会上还说，根据上级首长指示，凤山县革委会一定在二十六日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成立起来，实现广西大地“一片红”。会议宣布解决凤山问题指挥小组名单。组长孙长锁、副组长李宽永。成员有李义川、张春林、陈金柱、覃杰等。指挥小组决定，进驻凤山武装人员和部队于十六日凌晨三点到达各自指定的地点，上午九点为全面总攻时间。四千四百多人进攻凤山后，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全面包围，抓捕了一万多人。这一次围剿，全县枪杀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占“文革”中杀死、害死总人数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被杀害的人中，有国家干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参加过红军的二十人，参加过赤卫队的十二人，参加过游击队的一百一十七人。经过武装围歼后，凤山县革命委员会于二十五日宣告成立。一批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凶手成了“功臣”，参加了各级革命委员会。“联指”武装和部队围剿“七?二九”时，乔音公社的韦明乐、韦明成、韦明立三兄弟带着武装逃上高山，长期不归。（见河池地区、凤山县“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在朝阳广场召开所谓“全面落实‘七?三’布告，上缴武装誓师大会”。宋治平代表广西军区、区革筹、南宁警备区在大会上讲话。他肯定和表扬广西“联指”参加所谓“掩护群众救火”，打击歼灭“阶级敌人”后，召开上缴武器誓师大会，“彻底”上缴武器的革命精神好得很！好极了！
十二日 由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在展览馆联合举办的“反革命罪行”展览，正式开展。展开时间五十二天。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四十八万九千三百六十五人来参观。展览共分三个馆，第三馆是“活人展览”，将在攻打围歼区展览馆和解放路一带抓获的熊一军等二十六个“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五花大绑，关在铁笼，当作禽兽让“无产阶级革命派”观赏了五十二天后，将他们送进警司，长期关押。（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广西革筹向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任革委会主任。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焦红光（空七军政委）、霍成忠（五十五军副军长）、伍晋南（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区党委书记）、韦世经（南宁橡胶厂工人）、林福文（南宁航运局工人）、毛凤鸾（凤山县农村女民兵、“活学活用”标兵）、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副科级干事）、龙智铭（区水电设计院干部）、颜景堂（广西大学学生）、曾春生（广西医学院学生）任副主任。（见区革筹、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份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
是晚 欧致富在北京代表区革筹、广西军区主持召开广西“联指”常委电话会议。向颜景堂等头目谈三个问题。一要上缴武器（因为十一日“联指”召开所谓“上交武器誓师大会”后，并没有把武器上交）。二要节约闹革命（因为围歼解放路后，广西“联指”从总部到基层组织都召开“庆祝大会”，大摆宴席，大吃大喝）。三要对“俘虏”执行政策（因为九千八百四十五人被抓获后，关押期间被凶手动用十五种“刑法”敲打，成批杀害，不少女红卫兵被强奸、轮奸）。
十四日 区革筹、广西军区向各地发出“关于自治区革委会成立的庆祝大会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电报。（见区革筹、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份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
十六日 南宁专区革委会保卫组在地区行署饭堂搞“活人展览”，有七个干部被当作“阶级敌人”展出。给他们带上手铐，由解放军看守，参观者达数千人。（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是日 晚，上林县三里区发生爆炸事件。三里区革委会认为是“敌人”破坏，经会议研究决定把“四类”分子和“二十三种”人等二百余人，抓来批斗，当天把原区委书记、区长、区妇联主任等一百六十七人杀害（后查明爆炸事件系该区共青团书记因未得参加区革委会不满所为）。（见上林县“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在桂林步校主持召开桂林地区各县“联指”武斗团负责人及各县人武部负责人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桂林问题是要解决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搞干净。贯彻‘七˙三’布告要抓两个关键：一是收缴武器。二是清理外地人员。对抗拒不交武器的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行收缴”。桂林军分区政委慕石起也在会上说：“你们来桂林已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很大贡献。‘坏人’、‘坏头头’、‘走资派’、‘叛徒’、‘特务’一个也跑不了”。会议布置用武力解决“四˙二二”桂林“造反大军”的问题。（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南宁举行“盛大”军民大会。韩世福代表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在会上作《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以“战斗姿态”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的动员报告》。
是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迎接我区革委会胜利诞生——九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七?三”布告》。社论说，贯彻“七˙三”布告，消灭“阶级敌人”取得了“伟大胜利”，要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以新的战斗姿态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十九日 景伯承、慕石起在桂林一O四部队驻地召开平乐、兴安等十二县“联指”武斗团头头会议（当时调进桂林市的各县“联指”武装人员已达七千多人）。景伯承在会上说：“‘造反大军’的枪一定要缴，一枪一弹不能少，他们不交，我们就采取强硬措施了”。“我们已成立三千多人的纠察队，‘联指’的枪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今天还要发”。“还有一股人（指‘造反大军’）要上山。他们上山，‘民兵’同志看到不用请示，打掉算了”。会上，景伯承对“八˙二O”行动作了具体部署。成立“军民联合指挥部”，由张东芝（桂林军分区副司员）任总指挥，全州县人武部长庞人军任十二县“民兵”指挥部。会议确定由军队主攻，“民兵”负责拦截外围逃散人员。（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是日 前去北京参加中央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广西“四?二二”的九个头头，章英、农烈、白鉴平、廖伟业、王反修、李振林、钱之俊、刘振林、刘天偿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送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白鉴平被柳州市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同日 百色地区革委举办地区追查“黑班子”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九十二人；对支持、同情“四˙二二”的领导干部和“四˙二二”的骨干进行审查，其中有覃展、田永春、陶爱英等被诬为“黑班底”，黄克刚等十余人被诬为主要成员。（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七˙三”布告的公告》。《公告》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为由，对“四˙二二”桂林“造反大军”进行全面围歼。其实，在“八˙二O”前，他们已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捣毁所有的据点，溃不成军的“造反大军”，已毫无抵抗能力了。但为了彻底围歼对立派，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将桂林地、市“联指”两千多武装人员编成“纠察队”，由市武装部科长王永清和市工交部武装科长郑国安指挥，会同十二个县“联指”武斗队团共一万多人，于凌晨三点包围桂林市，搜捕“造反大军”，接连四天四夜，对“造反大军”及持“四˙二二”观点的干部、职工、居民和学生共一万多人实行逮捕关押，五千多户被抄家，劫走财物。二十九日，市革委会召开干部群众大会。桂林市革委副主任陈秉德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刮一场十二级台风”。会议结束后，连续几天游斗批斗了近万人。杀害、打死和迫害致死的共三百四十五人。原来两派群众组织对等参加革命委员会成员中，“造反大军”的二十二个委员，在“八˙二O”事件中，被逮捕关进监狱的有十九人。而“联指”的二十二个委员，不管是策划武斗，指挥武斗，参加武斗，指挥乱杀人，亲自杀人，策划抢夺武器的，不仅不予追究责任，却成为执行“正确路线”的“精英”，保卫“红色政权”的“功臣”，不断升官晋级。例如“联指”的主要头目，组织、策划武斗犯了罪的曾明轩、曹铁军等人都升了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西军区、原区党委和桂林地、市委、军分区，一直坚持桂林“八?二O”事件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谁反对“八?二O”行动，谁就是“反革命”。原市长冯帮瑞因反对“八˙二O”行动，从一九六八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底，以“反革命罪”，被批斗、审查了十年。市委曾多次报告要求原区党委把冯帮瑞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开除党籍，每月只发生活费。冯帮瑞不服，向中央申诉。一九八三年“处遗”后，新区党委下文给冯帮瑞平反。一九七四年初，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张雄飞等一批人贴大字报揭露“八˙二O”行动是韦国清等人镇压人民群众。结果，张雄飞、李新、刘玉生、赖东荣、潘文源、彭富森、许瑞林、龚志明、黄锦祥、李和平、周述耀、陈体郁、牛建农、杨炎玲、杨德华、鲁鹤松、刘重喜、张树枝、唐兆宣、莫汝、阳文生、汤焚新、孔宪才等二十三人被当作“现行反革命”逮捕。张雄飞、龚志明、许端林、黄锦祥等八人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印发《张雄飞等一伙反革命分子》、《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罪行”材料，散发全区，广泛宣传。一九七六年底，又把张雄飞定为“林彪和‘四人帮’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一九七七年又定为“‘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份”，“是‘四人帮’ 在桂林的别动队。”一九七七年原区党委发出的三号文件中说，“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生的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份”。原区党委还决定在《广西日报》刊登一系列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文章和评论，以巩固“八˙一O”行动成果。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原区党委和桂林市委，每年要在桂林市进行一次“八˙二O”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的“教育”，强制干部人人表态。谁反对“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谁就是“反革命”。于是，轰动全区十三年“八˙二O”事件和“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案件，迟到一九八四年三月，新区党委才给予平反昭雪。（见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按：此案是区高级法院副院长张佐民办的，是乔晓光 亲自抓的，亲自修改判决书。乔授意桂林市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龚志明死缓，张雄飞、许瑞林无期徒刑，黄锦祥有期徒刑十五年。宣判后，张雄飞等人不服，多次申诉，法院也多次复查，只要改变刑期，而不给予平反。一九八二年二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听了该案的复查汇报后指出，属于错案，应予平反。但乔晓光以湖南省唐忠富一案为例，要法院关了多少年就改判多少年。区高级法院副院长孙曹威也拖着不予平反，至一九八二年底，孙到最高法院请示工作时，又向王战平副院长提出要维持原判。经最高法院来电话答复：仍按江华院长在南宁的意见办。之后，才于一九八四年元月彻底平反。）（见“处遗”档案材料）
二十一日 广西革筹第二次向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这次报告取消了上次报告中建议伍晋南为副主任的意见。（见区革筹、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份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
是日 为了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红日照南疆，形势无限好——本报记者述评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述评广西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是，区革筹、广西军区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誓死捍卫中央“七˙三”布告，坚决镇压“阶级敌人”，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了“十二级台风”，从而实现了全区大地“一片红”——各专、市、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然而，在“文革”中，特别是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以后，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八万五千多人。
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同志，宣读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二十四日 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等从北京回到南宁。（“△”）
同日 河池地专“联指”、河地县革委会等组织联合行动，对“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四˙二二”派“坏头头”等进行一次大斗争、大清理。将地委副书记张延年、副专员崔树芝等三百余人进行游斗，最后集中在工人球场，李丰生（“联指”总指挥、地区局干部）手持木棍一一敲打他们。经过游斗和李丰生等的敲打，有百余人被打伤，在地专干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见河池地、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供销社革命领导小组成立。组长张坚，副组长左凤才、王玉林，成员：阮世具、王福奎、莫畏、罗勇。 这天，持“四?二二”观点的该社干部顾隆和从桂林回来，即被王玉林、阮世具等人打死，尸体被丢到麻村附近原水沟里。从九月开始，区供销社开始了较大范围的审查。共三十九人被重新审查。由张坚任指导员，王玉林、阮世具管专案工作。九月二日，广州军区外调组向阮庆了解部队的一位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区供销社即成立审查阮庆专案组，对阮庆实行隔离审查。连续用罚跪、殴打等办法逼供，十多天无结果，广州军区外调组撤走。但阮庆仍继续受审查。并两次派阮世具、覃继喜到广州军区索取有关阮庆的材料，仍无结果。其后，把阮庆、宋友宽、庄东月、王新等十人作为敌我矛盾对象送到武鸣学习班继续审查。（见区供销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综合消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亲切关怀下，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消息副题特别指出：经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中南和广西的代理人等一小撮“ 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恶阴谋”，极其沉重的打击了“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全区自下而上地逐级建立了革委会，四个市、八个专区和八十二个县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也成立了革委会。
二十六日 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并举行了庆祝大会，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常委：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陈开路、余其海、刘重桂、韩世福、伍晋南、赵茂勋、肖寒、韦世经、邓成汉、邓文光、林福文、陈启品、蒋运英、毛凤鸾、肖桂荣、农其新、曾春生、颜景堂、何作然、廖炜雄、龙智铭、潘玉臣、李家海。革委委员一百三十三人。在庆祝大会上，韦国清、江燮元（广州军区副政委）、欧致富、安平生、韩世福等作了“重要”讲话。韦国清在讲话中强调，“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批倒批臭”，“要肃清国民党残渣余孽……”。（见二十七日《广西日报》）
是日 环江县石棉厂革委会副主任韦水邓接到县纠察队长张兵电话通知，要该厂杀“猪”（即杀人）向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献礼。当天该厂纠察队长指挥枪杀了“四?二二”派的工人莫万朝。（见环江县“文革”大事记）
是日 临桂县革委副主任唐中元、韦英豪提出清理在押人员，“要杀的快杀，快要‘停车’”了。至九月十八日共杀一百五十二人。（见临县桂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刊登新华社播发电讯稿《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并公布了主任、副主任和常委名单。二版刊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十九日 自治区革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韦国清在会上讲话，说“当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大刮右倾翻案风，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时候，‘七˙三’布告给广西二千四百万人以及大支持和鼓舞， 我们以《布告》为锐利思想武器，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七˙三’布告和‘七˙二四’指示划清了广西的革命与反革命界限”。还说“解放时国民党有意留下一批军、警、宪、特，美帝、苏修又派来一批特务。贺、霍、傅、谢、袁是代表帝国主义、国民党地、富、反、坏利益的反动分子”。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要牢牢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同一小撮地‘阶级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狠狠打击他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彻底粉碎他们翻案复辟的罪恶阴谋”。（见《广西日报》）
三十日 平乐县月城区为龙岩反革命事件（是一件编造的假案）开大会杀十三人。与龙岩事件同时，各区均进行追查“反团”，全县因受反团案受牵连者达一千七百二十九人，死亡一千二百九十人。（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临桂县“联指”头头胥明德率“工纠队”将周丽英（县民政科长、县委副书记李瑾科之妻）等二十人杀害。三十一日，胥明德又带领“工纠队”将周克仁（副县长）、王振廷（县人委办公室主任）等二十三人打死。胥明德在“处遗”时被判死刑，立即枪决。被害者得到平反昭雪。
本月，大新月桃城区大岭公社造反派负责人、公社革委副主任周均定（因“文革”初期被揭发贪污公款和乱搞男女关系）为首的专案组，为达到报私仇目的，制造了一个“广西反共救国团大岭分团”的冤案，受害者共五十六人，其中被打死和迫害致死三十二人。还有二十三户被抄家，罚款共二千八百九十七元六角。（见大新县“文革”大事记）
一日 《广西日报》一版头条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的指示》二版刊登《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韦国清同志八月下旬对广西两派在京学习班学员讲话》。该报还突出报导广西劳大“星火燎原”兵团写的所谓《借问瘟君欲何在——坚决镇压劳大“四˙二二”的蒋匪反共救国团匪徒》。
四日 《广西日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军管小组举行批斗大会，将已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三反分子”、“黑笔杆子”七十多人进行批判和斗争。诬蔑这些同志在新闻单位把报纸和电台变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的罪行。（见五日《广西日报》）
五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认真搞好斗、批、改》。
同日 平乐县革委会错误地根据县“联指”的意见，把逃往农村的“造反大军”成员当作土匪来追剿，并发布“剿匪”紧急动员令，成立指挥部，调动民兵追剿。在追剿中打死二十一人，枪杀七十七人，共死亡九十八人。（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六日至九日 区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连续批斗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参加批斗大会的有区革委会委员、广西军区、南宁驻军领导和“三支”、“两军”人员，还有区直机关干部。焦红光在批斗结束时，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见《广西日报》）
同日 区革委会、广西军区批准同意河池专区革委会、河池军分区又组织四百八十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凤山县，宣传动员“散匪”下山“投城”。 这是因为八月十二日部队和十二个县（厂）“联指”武装四千多人围剿“七˙二九”后，尚有一批人带枪逃进深山老林。“宣传队”和县人武部、县革委会，强迫“散匪”家属上山动员亲人“下山交枪，一个不杀”。韦明乐、韦明立、韦明成三兄弟和堂弟韦明景带枪逃上了高流山。韦明乐父亲上山动员，韦明景先下山“投城”。但，韦明景回归第二天就被拉去杀害了，当时年仅十七岁。从此，逃上高流山的韦明乐、韦明成、韦明立三兄弟，长期不敢下山。尔后，区革委会和广西军区，下令派兵围剿三兄弟长达十四年。（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七日 南宁化工厂“支左”人员和革委会贯彻区革委会号召，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开办了第八期“学习班”，将本厂五十多名所谓有“反共救国团”嫌疑的人，集中住在旧水泥厂，由“支左”解放军李元春负责搞专案组审查。在“支左”小组长武伟召开的一次被审查对象会上，武说：“南化‘反团’成员不是一个两个，八个十个的问题，而是几个火车皮也装不完”。并说：“《台北日报》都有你们这些王八蛋的姓名”。李元春说：“市新风街八十九号房是‘反团’的老窝”。在这个会上被点为‘反团’的有二十多人。对审查对象施以“金鸡独立”刑罚逼供。李元春说：“我这样干，就是我的‘磨菇战术’”。六O三车间主任郭信被逼供后，自杀身亡。被逼供神经失常的有陆恒嘉、周俊希、邱明铭。此外还有三人被逼自杀未遂。（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刊登《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全部成立》。
八日 《广西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稿《共庆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热烈欢呼整个运动已进入斗、批、改的新阶段》。还报导南宁十万多军民集会，纵情歌唱全国山河“一片红”。广大军民决心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全区军民《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我区军民欢呼全国山河“一片区”》消息。宣传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布置开展斗、批、改的精神和决心。
九日 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公布所谓《关于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地区部份的反革命罪行公告》。《公告》说：“破获了反动组织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县上石分部，农总上石分部设作战部、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下属十七个分团，一个武装连，农总分部共二百四十人，经常活动有一百四十三人，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见区革筹、广西军区一九六八年间给中央的部分报告和向下发的一些指示档案资料）
十日 下午，欧致富召集“三办”（整地下党、“叛徒”、“特务”专案办公室）、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司和区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汇报攻打解放路后，《关于宁市“俘虏”、“收容”人员审查工作情况及下步打算》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二十六日，攻打区展览馆，解放路广西“四˙二二”据点后，共“俘虏”、“收容”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含广西“ 四?二二”赴京控诉团）。欧致富听汇报后，说：“对这批九千多个‘俘虏’，要根据不同情况，交由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作具体处理。……”九月六日，还成立了审查处理“俘虏”领导小组，组长由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孙磊兼任，下设办公室，由南宁市革委会副主任李瑞祥负责。（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广西日报》头版整版篇幅报导《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坚决执行毛主席发出的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战斗号召，同仇敌忾，愤怒批判斗争贺、霍、傅、谢、袁等一小撮“阶级敌人”》。还发表社论《把革命大批判烈火烧得更旺》。
十二日至十五日 横县峦城区召开积代会，会中及会后的十二天里，打死六十三人，逼死十二人，共死七十五人，横县全县七、八、九三个月共打死、逼死五百四十三人。（见横县“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都安县革委召开二万多人大会，宣读县革委、县人武部《关于查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在我县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公告》。全县共揪斗一万七千二百五十一人，受严重迫害三千三百四十一人，致死四百四十一人，受株连达八万人之多。原县长兰芳畹被诬为“反团”总指挥（关押八个月）、副县长覃向琦被诬为“反团”的上级领导，县委副书记黄保尧、粮食局副局长李振田、农业局长兰芝才被诬为“走资派”是“支持反团的”；公安局长韦立金、粮食局长韦志英、法院院长（县常委）苏盛文等三人被诬为“反团”头目。兰芳畹被毒打致死。成为都安县“文革”期间特大冤案。（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物资领导小组召开庆祝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大会（原材料、机电、储运三公司也同时成立革命领导小组）。柳州、桂林、贵县二级站和区直机关单位也派代表参加。集中全局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挂黑牌亮相批斗，黄国楠、李云、李兴武、明韬等三十多人遭毒打。会后，各二级站代表回去也照此办理，召开庆祝会和亮相批斗会。十月以后转入“斗、批、改”，在革命领导小组领导下，物资局机关和局直属单位遭到严重摧残迫害的老干部有黄国楠、朱维松、张超、李云、李兴武、明韬、刘长安、李铁雄等。分别于十月五日和十一月三日被批斗。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超、机电公司经理李云、局办公室干部李铁雄遭受多次残酷批斗毒打折磨后，被迫害身亡。“文革”期间，区物资局（包括二级站）被迫害、枪杀、打死的有二十二人，武斗中死亡九人，下落不明二人，总共三十三人。是区直机关“文革”中死人较多的单位之一。（见区物资局“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广西日报》出八个版，发表韦国清在区革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刊登了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的决议》、《关于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决定》等文件，报社为此配发了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即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
十九日 广西军区收枪小组给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党委《关于贯彻“七˙三”布告，动员群众组织上交武器装备的情况报告》。《报告》说，自八月十一日开始至九月十七日止，广西“联指”（指南宁“联指）上交各种武器七千八百九十件，占抢走数的百分之九十，各种弹药二百九十四万发，军用手榴弹九千五百二十五枚，收缴广西“四˙二二”（指南宁“四˙二二”）各种武器一百二十三件，占抢走数百分之四十五点二，各种弹药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六发，军用手榴弹二百五十四枚。（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广西日报》一版突出报导南宁专区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立即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大会传达贯彻自治区革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决议、决定。
同日 《广西日报》还突出报导柳州铁路局车辆段革命工人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消息。其标题是：《充分发挥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强调要主动把“阶级斗争”这件事管起来，不管一个单位的“阶级斗争”多么复杂，只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主力军作用，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就能把那些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各地传达贯彻区革委扩大决议、决定和韦国清的总结报告后，从自治区机关到基层组织，从工厂到农村，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立即掀起了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新高潮。自治区各部门、各地、市、县、各大、中学校，几乎每个单位都揪出几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五十个、七十个、一百多个的干部、教师、教授、工人当作“叛徒”、“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坏头头”、“反革命”、“反军干将”、“牛鬼蛇神”、“右派”等关进“牛棚”和私设牢房，以及监狱。全区有十五万多干部职工受到残酷批斗和劳役。南宁地区开展“三查一清”揪斗了七万多人；区农业系统被揪斗一千二百多人；都安县揪出斗争了六千多人；区直机关将批斗对象分为三等，一等送南宁茅桥监禁，有的被送进警司长期关押。二等被送进武鸣“学习班”隔离审查。三等送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批干部被残酷批斗，关押、毒打。到一九七二年才陆续“解放”。有的关押到一九七九年。
是日 博白县文地中学党支部书记刘振武同志惨遭迫害，在监中逝世。刘振武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反对“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用“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论的意见》投寄玉林军分区。《宣言》斥责林彪：“他通过乔装，披着画皮，偷偷地躲在我们敬爱领袖身边……推翻了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全部篡夺了它的职权……打击许多领导干部。已经把我们党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糟踏得不成样子了”。《意见》说：“两派都是错误的，……两派都站在错误立场上，帮助派性中央，推翻了全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推翻了无产阶级政党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从而导致了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流血、大内战”。刘振武同志为了党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敢于坦率陈述自己的见解，揭露林彪反革命阴谋，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却被玉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一些负责人错误地认为是“特大反革命匿名信”。于同年九月十二日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刘振武在狱中病逝后，县军管会决定对他“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一宗颠倒是非的大冤案，一九八三年“处遗”时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自治区人民政府于一九八四年元月三日批准追认刘振武为革命烈士。（见博白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自治区革委会在区体育馆召开“欢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新闻、医院、科研等十六个单位大会”。会上，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欧致富等代表区革委会向十六个“工宣队”授旗和赠送毛主席像章。区革委会副主任焦红光在大会上讲话。这批“工宣队”以产业工人为主，有解放军参加，共二千四百八十多人，分别进驻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广西中医学院、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农学院、广西劳动大学、广西教育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南宁医专、南宁一中、二中、广西日报社、新华社广西分社、区人民广播电台、南宁市东方红医院，以及区水电厅等十六个单位，领导那里的“斗、批、改”。此后，各地、市、县革委也派出“工宣队”进驻当地的学校、科研和新闻单位。（见《广西日报》及上述各院校“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区革委会、广西军区给各军分区、柳州、柳铁“支左”联合办公室、各驻军、各边防站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的电报。这是因为区革委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后，各级革委会和人武部坚决贯彻执行“扩大”会的部署，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冠以种种罪名，进行镇压，大抓乱杀，问题十分严重。
同日 原区财办党组书记、代主任马鸿祥被批斗、毒打、迫害致死。“文革”开始，马鸿祥就被批斗、抄家、隔离审查和强制劳役。区财办机关“联指”头头吴盛光两次派人外调马鸿祥的政治历史问题，最后定马是“走资派”、“历史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对马的批斗逐步升级。九月二十日下午和晚上，吴盛光参与批斗会，斗打得更凶，马两次被毒打得惨叫倒下，反复折磨至深夜十一点多钟，到九月二十四日清晨，发现马鸿祥已被迫害死亡。领导小组长任耕卿、吴盛光等当场商议定马是“畏罪自杀”的“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八日，吴盛光被开除党籍。（见《吴盛光案材料》）
二十八日 天等县上映中学教师许继善和连加公社农民许绍吉、韦加庆三人被怀疑参加了“四˙二二”，在批斗会上被非法施行文面烙刑，额头上被刺刻上“反革命分子”五字，涂进蓝墨水，永留在额。直到一九八四年“处遗”中，组织上才把他们送到上海医院整容。额上的字迹才全部消除，抹去了这奇耻大辱。（见天等县“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平乐县“联指”召开常委会提出以朱秋麟（坏头头，“处遗”判死缓）、张仕旺为副主任的九名县革委常委名单，补充原县革委中已被杀去的“四˙二二”派成员李恒达、杨永喜（“处遗”时判十五年徒刑）、林义文（“处遗”时判十二年徒刑）等十八名委员名单。同时发出《九˙三O公报》。内容是：一、改组革委会；二、打倒李媚山（平乐人民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主任），打不倒就撤，撤不了就排挤，调出平乐（李媚山前期不支持“联指”出兵桂林，不支持乱打乱杀）；不把李媚山打倒、挤走将是“联指”的后患（李媚山于一九六九年上级调出平乐）；三、追认“联指”死亡人员为烈士。并从县直机关二百多人下乡宣传队《九˙三O公报》，组织讨论改组革委成员名单。（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本月，灵山县“三办”清理敌伪档案，审查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员受迫害达二百八十二人。灵山县第一任副县长、合浦副专员梁中光、副县长梁可胜，中学校长等人被迫害致死。（见灵山县“文革”大事记）
本月，陆川中小学校教师贯彻“七˙三”布告，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一大批中小学教师受审查挨批斗。陆川中学八十多名教师、职工被杀八人，批斗五十六人，米厂中学二十二名教职工被杀七人。陆川中学校长前后被批斗一百二十多次后去世。（见陆川县“文革”大事记）
四日至九日 区革委会在区体育馆召开为期五天半的批斗“伍修集团”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区直机关干部，各地、市、县代表共一万多人。韦国清、安平生、焦红光、徐其海主持批斗大会。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李殷丹、高仕克等被拉到大会批斗，六十六名处以上干部被拉到大会陪斗。大会还勒令全区六十名副厅以上干部交待与“伍修集团”的“黑关系”。在批斗大会上，伍晋南多次反驳说：“广西没有伍修集团，他自己既不是‘伍修集团’总头目，更不是总后台”。
十日 区革委作出干部下放的决定。魏佑铸作了五点指示：一、重点做好下放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二、下放干部由区革委统一安排；三、各级革委会大胆提建议和意见；四、各专区已下放，我们区直机关也马上放；五、斗批改与下放的关系，有些单位斗批改没有搞好的可以到下面搞，主要把隐藏深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关于干部去留问题，当时区革委会决定四个去向。（1）是留革委会工作；（2）参加宣传队下乡搞三分之一；（3）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4）去武鸣壮校办学习班，搞专案审查。后来执行的结果是：属“联指”观点的干部基本都留在机关工作；“问题较复杂”，未搞清楚的，去武鸣学习班；“问题”已搞清，但领导上认为不适合在革委会机关工作的，或原属“四˙二二”观点的绝大部分干部，被下放到各县“五˙七”干校劳动。当时，下放干部实际是一种政治惩罚，也是一种排挤、更换。原来的干部下放后，各单位立即吸收了大批“文革”中的积极分子进入机关，结果是机构未精简，人事已变迁。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刊登两篇“典型”报导。一篇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抓阶级斗争——广西医学院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一篇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捅“马蜂窝”——广西师院炸开阶级斗争盖子，面貌改变》。这两篇“典型”报导都说“工宣队”进驻院校后，认真贯彻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狠抓“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开展“革命大批判”，院校面貌大改观。典型报导还号召所有的机关单位和大专院校，要象他们那样，狠抓“阶级斗争”，狠斗“阶级敌人”。
十九日 徐其海代表区革委作关于下放干部的报告，报告内容；一、开办学习班，深入斗批改；二、继续清队，把稳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挖出来；对伍晋南的问题，中央未表态，群众要求打倒是可以理解的，各级革委会要做工作，统一政策，并不反对打倒伍晋南；四、大破大立，精简机构、合并机构。各单位逐级上报下放干部名单。留下的人员、组织编队，离开单位按连排制过军队生活。区直机关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下面战线，系统分成大队，党群战线为第一大队，工交系统为第二大队；财贸系统为第三大队；农林系统为第四大队；计划系统为第五大队；统战为第六大队；宣教、科委为第七大队；文化为第八大队；卫生为第九大队；公、检、法为一个大队；大专院校为十四大队，进行斗、批、改和落实宽严政策。（据区直各机关“文革”大事记综合）
同日 从九月中旬以来，继区革委会组织批斗贺、霍、傅、谢、袁之后，又召开了几次批斗大会。区、市建设系统、区宣传系统、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等也分别拉贺、霍、傅、谢、袁去游斗和批斗。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区直新闻出版战线七个单位联合举行批斗伍、贺、霍、傅、谢、袁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区革委宣传小组的王冠德定的。批判材料中，一篇是《彻底清算伍、霍、谢十七年在广西日报犯下的滔天罪行》（后印成传单散发），这份材料把曾为广西日报撰写稿件的区内外领导、民主人士、学者名流以及报社老同志，打成残渣余孽、叛徒、特务、反动文人、托派、地富反坏右、封建遗老等。其中全国知名人士有邓拓、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赵树理、赵丹、翦伯赞等十六人，区内点名的有林克武、吕集义、莫乃群、李任仁、石兆棠、张华、泰似、周民震、阳太阳等二十九人，报社被点名的有十六人。（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自治区、南宁市党外人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参加“学习班”的有区、市民主党派、工商联、政协参事室、文史馆和宗教界人士等共一百三十人。梁华新主持开学典礼并讲了话，官涛（区统战部统战处处长）宣布：“学习班”由区革委群工组直接领导，群工组组长赵品卿（空七军后勤部副部长），副组长是梁华新，学习班工作人员有：官涛、韦如（区统战部干部）、陆继烈、江文（区工商联专干）、何梧珍（区统战部干部）和解放军支左人员。强调“学习班”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斗批改”为中心，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深入揭发“文革”中的坏人坏事，集中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对照六条政治标准检查自己的立场，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认真改造。这个“学习班”历时十一月零五天，至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结束。学习期间被批斗的人有：张景宁（区民进主委）、莫树杰（区政协副主席）、爱国人士唐现之、陈可夫、岑建英、马万里（著名画家、区文史馆馆长）、马明龙（区农工民主党办公室主任）、马清和（九三学社专干）、卢燕南（区工商联主委）、吕集义（区民革主委、区交通厅副厅长）、张先辰（民进副主委）、陈国材（区民盟专干）、陈汉流（区民革干部）、陈如平（区农工民主党派副秘书长）、黄启汉（区民革副主委）、秦振武（区民委副主任）、黄梦醒（南宁市民革主委）、王大南（区工商联秘书）、徐善环、粟一、韩炳枢、何标、扬春等，其中有些人还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在批斗中，张景宁、莫树杰、徐善环等被多次殴打。学习班结束后，这些爱国人士一律被送到西乡塘参加繁重的劳动。（见区政协“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勇追穷寇》。社论说在贯彻“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后，特别是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炸开了一些“老大难”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一小撮埋藏得很深的“叛徒”、“特务”、“内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反革命分子”一个个从阴暗的角落里被揪了出来，对“敌”斗争取得了新的胜利。社论要求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安插在各单位的“黑爪牙”和一切“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斗倒斗臭。该报还配合社论刊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 新特点、新问题，东方红医院（南宁市工人医院）对‘敌’斗争深入发展的‘典型’报导”。
本月，全区各地、市、县遵照区革委会指示，相继开办“五˙七”干校或斗、批、改大队，对干部进行审查，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百色地区“五˙七”干校立案审查二百三 十二人，其中定敌我矛盾的六十九人，“现行反革命”一人，其他一百五十二人。副专员田永春被定为“破坏革委会的走资派”，公安处处长郭风林被定为“两面派的走资派”，科委副主任蒋悦被定为“‘四?二二’黑军师”，检察院院长被定为“三假”分子。开除党籍六人，留党察看六人，其他处分六人。大新县革委把直属机关“有问题”的四百五十多名干部编为“斗、批、改”连，立案审查二百一十五人，定“叛徒”四十二人，“特务”十三人、“历史反革命”十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二人、“五类分子”二十人、“现行反革命”十五人、“阶级异己分子”二人、“假党员”二人、“漏网右派”七人。（见百色地区、大新县“文革”大事记）
十月区革委会决定将贺、霍、傅、谢、袁等进行巡回游斗。
十月二十五日开始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结束。批判工作由区革委会政工组负责。区革委副主任徐其海、魏佑铸到政工组开会研究组建批斗小组，具体由区革委政工组秘书小组副组长王生江负责召开会议研究批斗小组人选问题。批斗小组工作人员由二十一人组成。军代表李荣、李永翔负责带队，领队蔡高怀（南宁航运局工人），副领队黄冠德（区党委宣传干部）、潘荣才（区文联干部）。
还组织材料组：韦雄（监委副处长）、黄宗保（赵茂勋秘书）、黄可殿（区党委办公厅干部）、李宝静（《广西文艺》编辑）系列整理贺等材料，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彻底清算“伍修集团”的滔天罪行，共售出十五万九千一百二十八份，赠送六千五百五十份。
十一月四日出发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止，先后被拉到柳州、河池、南宁、桂林、百色、钦州、玉林、梧州、宜山、巴马、宾阳、荔浦、全州、靖西、北海、灵山、玉林、岑溪等八个地区、四十三个市县，批斗四十九场，约三百三十万 人参加批斗大会。每场批斗都有当地所谓“走资派”陪斗，在各地批斗时，黄冠德是主要发言人。（见区党委办公厅“文革”大事件）
区革委会成立后设置了“茅桥监护所”，由区革委政工组直接抓，由南宁警司负责看管，主要对象是“文革”中的 “危险分子”，是“文革”中迫害干部最机密的场所。手段最残暴、关押对象共有三十六人；其中省级干部四人，厅级干部十六人，处级干部二人，科级干部二人。（详见区党委组织部“文革”大事件）
二日 《广西日报》刊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公报》说，“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全会批准所谓《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同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深入宣传、深入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的通知》。
六日 区革委按照斗批改的步伐提出整党建党工作，徐其海代表区革委作报告说：清理阶级队伍结合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在整党、建党中发展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入党。从此各单位通过整建党，“吐故纳新”把大批老干部，老党员，当作“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等开除出党，对在“文革”中的一批有功之臣突击入党。据“处遗”统计，全区在“文革”中就有二万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人。（见“处遗”核查组统计资料）
十一日 钟林病重。钟的爱人向报社军管组长提出看病，组长答曰：“我有病都无法看，他看什么病”？又说“批斗了再说”。看管人员看钟实在不行了，押着钟去区医院二门诊看病。十九日钟林休克，其爱人雇三轮车送去留医，接着拉钟的爱人去斗争。二十一日，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钟林含冤逝世。（按：“文革”中批判钟林完全是个大冤案。一九六六年七月区党委作出撤销钟林的党内外职务决定。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区党委作出关于钟林平反决定。《决定》说，钟林同志“是经受长期考验的好党员好干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折磨致死”。“现决定给钟林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给钟林同志一切罪名和诬陷不实之词”。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六日《广西日报》发表编辑黄耿写的《悼钟林》的七律二首和报社记者写的悼念文章。九月十七日又在《广西日报》发表区党委常委、区政协主席覃应机写的文章《忆钟林》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迹传等五位《人民日报》老同志写的文章《悼念钟林》。（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新华社发出《广西斗、批、改的前进步伐大大加快》电讯稿。《广西日报》突出刊登这条消息。同时配发社论《掀起学习宣传落实公报的新高潮》。
十八日 广西大学“阶级斗争展览“对外开放，历时两个月，到一九六九年一月中旬闭馆。前来参观的有全国二十五个省区（区内有七十七个县、市，十六万多人次）。展览内容：“教育革命”、“伍修集团罪行”。还有一批教师被当作禽兽展览。受尽侮辱和摧残。（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广西日报》头版刊登毛泽东同志《 在中共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同时刊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本月下旬，玉林召开地县党员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把韦树辉、熊福芝押至会场错误地宣布韦树辉是“叛徒”，熊福芝是“历史反革命”，决定撤销他们的党内外职务，永远开除出党。
同一时期，贵县开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错误决定把原县委书记周可正、副书记胡玉山、黄醒环等七位同志永远开除党籍。（见玉林地区“文章”大事记）
本月，原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团长（原天峨县副县长）韦国英因受“三办”审查和长期残酷批斗、毒打，含冤去世，终年六十八岁。（见天峨县“文革”大事记）
一日 玉林县党员代表大会决定，错误地以“假党员”、“黑县委书记”、“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罪名将林廷柱（县委书记）、曾风举（县长）、李联璞、庞真、韦子佳等永远开除党籍。（见玉林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广西日报》上午版套红标题报导积代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把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到新的高度》。报导说，有数千名（实际三千五百多人）代表参加的这次大会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忠’、颂‘忠’、炼‘忠’的大会”，是“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关于“七˙三”、“七˙二四”布告》”，经过反复较量、激烈搏斗，粉碎了“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夺得了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报导突出韦国清、欧致富、焦红光、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徐其海、何纪元、范迪波、韩世福、张正安、肖寒、李端祥、王恩厚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六日 自治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代表会举行“三忠于”报告会。韦国清、欧致富、焦红光、安平生等出席大会，听取讲用。
七日 “积代会”分组讨论“三忠于”报告。广西日报军管小组遵照韦国清、欧致富的指示，报导讨论会。报导的主题是《大赞大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大赞大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英明正确》。副题是《代表们决心以林彪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把路线斗争觉悟提得高高的，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为人民再立新功》。
八日和九日 区积代会接连两天在区体育馆批斗“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和伍晋南”。区直机关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伍修集团成员”的领导干部也被揪去会场陪斗。每天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人。韦国清、欧致富、焦红光、安平生等出席批斗大会，并具体主持和指导批斗。（以上均见《广西日报》）
十九日 《广西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社论《彻底肃清“二月逆流”在我区的流毒”》，突出批判谭震林，结合批判伍晋南，同天二、三版发了批判谭震林和所谓“伍修集团”的文章。以后，又用两个版连续批判所谓“二月逆流”。
二十一日 区“积代会”代表开展对“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者的批判、声讨。《广西日报》发批判“二月逆流”，批判谭震林专版的文章。
二十六日 历时十四天的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今天闭幕。大会通过了给“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忠电”。（见《广西日报》）
来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八册）》，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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