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8-12-30 作者：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七日 继中央两报一刊传达毛主席“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社论发表之后，广西区革委办事组印发《区革委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纪要》。该会议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区革委委员八十四人，专、市、县 革委、军分区、武装部九十八人，共一百八十二人，讨论今冬明春工作安排。会议认为今冬明春工作，要坚决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紧清理阶级队伍，为搞好六九年工作做好准备。提出：
第一、要抓根本，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围绕斗、批、改各阶段任务，继续大力办好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好两报一刊社论。在工厂、农村、部队，普遍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二、继续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第三、认真搞好斗、批、改，说“斗、批、改”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要“斗、批、改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把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使阶级队伍分明。提出继续斗“贺、霍、傅、谢、袁”，整要“吐故纳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继续搞好教育革命及要掀起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高潮。要下放劳动，农村斗批改要解决印把子、枪杆子问题。在各级领导干部及民兵中，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第四、要求执行“稳、准、狠”打击敌人的政策，区别矛盾，分化瓦解等。
本月初，按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传达的最新指示及去年年底召开的区革委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布置，继去年的斗批改在全区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继续组织在全区范围内游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用“打活靶”的方法把“清队”运动推向高潮，摆开了深广的以派划线的阶级战队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场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区革委斗批改办公室在六月十三日《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的基本情况》的文件中说：“采用了打活靶的做法，把贺、霍、傅、谢、袁之流拉到各专、市、县去让广大群众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推动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深入发展。全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伟大群众运动”。并“通过这次广泛深入的全面清理，在全区公社以上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为群众揪斗了二万四千七百多人”。（见区档案馆“文革”档案）
在游斗开始的同时，全区各专、市、县普遍召开了“宽严大会”，拿出具体的“宽严”样板，使与不同层次举办的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配合，包括各级被揪斗的领导都不例外。一月五日，南宁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的“宽严”会上，把南宁市物资局副局长黄炎隆、邕剧团陆金莲、南宁晚报副总编秦祖荫及劳动局干部童文龙四人作为样板。将黄炎隆定为“反革命分子”判三年徒刑，秦祖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金莲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各判七年徒刑（经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市人民法院复查无罪，撤销原判）。各单位同时组织批斗对象的家属及其子女办学习班，在宽严大会的五天内，就有一百三十八人分别坦白交待了所谓“新反共救国团”、“特务组织”及“隐瞒历史”等一些重大问题。二月上中旬，南宁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队部组织专案组和专门批斗小组，负责包干对市一级批斗对象进行批斗。小组人员由“三办”统一管理。在总结“宽严”大会的基础上，大队部即开展狠揭猛批所谓刘少奇及其在南宁市的“代理人”袁家柯、市领导干部陈枫、韦纯束等人。并召开了对“叛徒”韦纯束等人的斗争大会，把他们放到“专政班”审查。通过批斗大会，掀起了坦白检举，“解放”干部的两个高潮。（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大事件）
全区各专、县、市以至农村，也象南宁市一样，处处设战场，残酷批斗、审讯逼供，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大案件就有“新反共救国团”和“地下党案”等。如“新反团”一案。广西大联筹中，广西军区支左办联络组组长王国生等一些“支左”人员，一月六日在南宁橡胶厂召开了抓“新反团”为目的的所谓“阶级斗争情况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驻市的八十多个单位，共一百多人。会议抓“新反团”的派性活动就在这些单位搞开。同时把这一活动深入到都安、隆安、天等、百色、东兰、凤山、武鸣等区内专县和贵阳、长沙、汉口、天津等区外省市。后来市革委会在礼堂召开了有关单位领导干部参加的千人大会，由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王国典介绍破获“反共救国团”（即“旧反团”）确证案详情，强调指出这个“反团”的组织成员已查明，其全部骨干分子已全部缉拿归案，而要求大家不要相信“新反团”的材料，因为是假的。但在大抓“新反团”中，全市就清出了二千多“新反团”的成员。六月四日，南宁市清理“反团”专案领导小组向区党委的核心小组和军区领导同志写的一份《关于清查“反团”新线索的情况报告》中“提出经过三个月的调查，肯定大搞这个“新反团”是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假案，这条线牵涉及区、市厂企、机关、学校、街道、郊区公社的三百八十三个单位，据不完全统计，已列为所谓反团的就有三千五百四十七人（全部是原属“四˙二二”组织的成员）。其中单因这一问题而被指名揪斗者达一千七百二十二人，被隔离关押九百九十七人。属基层群众的二千三百五十人。在一千七百二十二人中，就有九百九十七人受到点供和施行各种不同的刑讯逼供。其中被打死的三十七人，自杀三十四人（已死二十九人，未遂五人，其中南宁园艺场风岭分场职工黄输孟一家三口，其妻已有身孕，被诬为反团受逼供后，全家上吊自杀），打残二人，下落不明四人。（据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在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三查一清”（查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专地保卫组写给专区革委的《关于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说：在查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运动中，八、九月份，全专区发生自杀三百九十一起，其中：上思一百三十六起，钦州六十二起，浦北五十一起，东兴三十四起，北海三十起，地直机关一起。其实全钦州地区，整个“三查一清”运动中，死人不止这个数，如地直机关就不止一人，而是七人。
钦州地区为了抓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设立了大批判办公室和第二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简称二办、三办），专门负责组织对有问题的干部、职工的揭发、批判和立案、审查、处理工作，学习了外地经验，层层举办了“斗私批修”等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向毛主席表忠活动，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注意力集中到共同对敌的“清队”工作上来，各战线单位都对本系统本单位的干部职工进行摸底排队，确定清查对象和斗争对象，以如财贸战线当时共有干部职工一百二十九人，被排上队的就有五十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地委九个常委，有七个被列为审查批斗对象，财贸政治部共五个干部，被揪斗的就有四人，建设银行十二个干部中，有九人被揪斗、审查。军分区副参谋长专区革委办事组长李延茂、军分区团级干部专区革委直属政工组长刘锡恩等三人一次谈话中就说：“地方干部有几个好人？”商业局杨××也说：“我们商业局二十多人，只有三个好人”。各单位除内查外，还陆续派人带着框框到全国各地外调，千方百计搜集、拼凑证据，利用这些拼凑来的材料对被清查对象大小会批斗，刑讯逼供，甚至吊打、捆绑、跪石子、假枪毙、活埋半身等手段，使被批斗者受尽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以致有的寻死自杀。（据钦州地区大事件）
六月二十一日玉林地区桂平县在县人委斗争谢兆平（副县长）时，县人委干部吴金育、李远才、麦养元、黄汉光等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用残酷斗争逼供讯的办法，搞出一个以地委书记韦树辉为首的黑班子。还捏造了部分黑班子成员，有张朝光（桂平县副书记）、赵国璋（桂平县副书记）、甘焕杰（博白县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张祖贵（地质局处长），副专员有周桂森（北流县委副书记）、江庆东（博白县副县长）、谢兆平（桂平县副县长），地委秘书长韦子佳（玉林县名山公社书记）。一九六八年七月，玉林军分区“三办室”成立“一O一”专案组，具体负责追查所谓韦树辉“黑班子”工作，统一部署立即开展对所谓韦树辉的“黑班子”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于是一场揪韦树辉为首的黑班子的群众运动在全地区展开。如北流县革委主任李国伟在会上作报告说：要以“七˙三”、“七˙二四”布告为武器，掀起对阶级敌人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以周桂森为首的“黑班子”上通韦树辉，下伸基层单位，全县十个区，五十六个公社（大队），二十六个生产队，二十个机关单位都有黑班子，要主动地、全面地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在李国伟的鼓动下，追查斗争面越来越广，被列为县黑班子成员审查的有周桂森（县委副书记）、黎济武（县委副书记）、钟积厚、梁兆员等人，全县干部被诬为“黑班子”成员的达八百二十八人。其中县级干部九人，区级干部四十三人，一般干部群众二百八十七人，大小队干部四百八十二人，被斗争的七百四十八人，斗打致伤的四百七十九人，致残的六十二人，致死的三十一人。玉林县（镇）被划为黑班子审查的有林挺住（县委书记）、曹凤举（县长）、李联璞（组织部长）等，县（镇）受审人数九百三十七人，受株连的二千四百多人。贵县被列为县“黑班子”审查的有周可正（县委书记）、黄醒怀（ 县委副书记）、胡玉山（县委副书记）、韦正辉（副县长）、杨业荣（县委副书记）、莫光德（公安局长）、梁兴波（副检察长）等一十六人，被列区黑班子人数达一百六十八人，大墟区区委书记曾伟才因黑班子问题被迫害致死。博白县被列为黑班子审查的有甘焕杰（县委书记）、黎海波等人，全县有一百九十八名干部和职工受到审查。桂平县被列为“黑班子”成员审查的有县委副书记张朝光、赵国璋、副县长谢兆平等三十二人。容县被列为县“黑班子”成员审查的有丁绍岚（县委书记）、刘荣光（副书记）、覃锐（公安局长）、曹振华（法院院长）等二十多人。陆川县被列为县黑班子成员审查的有杨志庆（县委书记）、周覆光（监委副书记）、巫德椿（县长）、陈健（副书记）等人。全县被列为“黑班子”几个月中，被杀害的达五十六人，被劳改四人，被关禁二十一人，被斗打三十九人。
在追查“黑班子”过程中，很多受审查者被关押隔离审查，被关押的有韦树辉、熊福芝、张达明、邓允萃、邹林等人，他们经常受到专案人员毒打，还对他们抄家，抢夺财物，扣工资，在审问中有的被刑讯逼供、捆绑、吊打、体罚，有的致伤、致死，如容县县委书记丁绍岚被斗打致重伤，肋骨被打断。北流县民乐公社副书记吕奠潘被诬为“黑书记”剃十字头，涂漆油，残酷斗争致死。在此案中，许多同志政治上受到迫害，身心上受到严重摧残，造成严重后果。
在追查中，玉林军分区“三办室”101专案组编印了《101专案简报》五十一期，大量刊登所谓“黑班子”成员交待，并给“黑班子”定性，十三期简报编者按说：这个“黑班子”究竟是什么货色？他们有的是“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有的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有的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牛鬼蛇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造他们的反，夺他们的权，专他们的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妄图复辟，他们知道公开干不行了，于是在阴沟里互相勾结，相依为命，以便建立他们的反革命政权，这就是他组织“黑班子”的实质。无中生有地给一批领导干部和群众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横加迫害。
“文革”期间，玉林地区根本不存在所谓以韦树辉为首的“黑班子”，这个“黑班子”完全是一大冤案，原来的所谓证据胡说：自治区文化局岳平、机械局李丹、地质局张祖贵等人在一九六七年冬到玉林镇后与韦树辉一起组阁玉林地区“黑班子”，这根本不是事实，这是在残酷的逼供讯的情况下编造的，完全是假的。（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中，玉林地委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作出决定，对“黑班子”案的受害者已进行平反和昭雪。
经历学习班、宽严大会的大揭、大批、大斗，到各种“专案组”的审查、刑讯逼供等，清理阶级队伍就进入了“吐故”的高潮。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区革委斗批改办公室在《清理阶级队伍和落实政策的基本情况》中说：“通过广泛深入的清理，全区公社以上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被揪斗共二万四千多人”。韦国清在《一九六九年的形势和一九七O年的任务》报告中说：“精兵简政工作，改造了旧机关。自治区原六十八个部、委、厅（局）精简为四组、一室、一校和十四个服务公司、站、局。人员精简了百分之八十，各专、市、县也精简百分之七十。据不完全统计，有七千三百名干部下放基层，三万多干部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十月中南宁市革委举办“干部去向学习班”共一千七百五十一人。十一月公布去向名单，其中去“五˙七”干校五百七十七人。加强基层六百五十一人，市革委会四组一百九十人，在审七十六人，老死三十四人，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未定去向的四十三人。三月一日，岑溪县革委精简，仅留下二十五人（原二百六十六人）。县直合并，将原一百一十个单位改设为十一服务站。精简五百五十人，下放五十二人到基层，三百多人到“五˙七”干校。（据区档案馆“文革”档案、南宁市、岑溪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 荔浦县革委专案组以全体人员名义，组广西军区党委、广西区革委保卫组写了《荔浦县深挖反革命组织情况汇报》，汇报肯定“反革命组织”存在，但目前还遇到了来自领导班子内部的阻力（注），要求上级派员前来调查了解。接着，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为了了解荔浦县这一重大案情，和支农部队一起到荔浦县，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月二十九日，荔浦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欧致富亲临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上作出“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为假案，及将制造假案的主要人员工农兵司令部头头董茂轩施行拘留的决定。当天在县革委召开的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上，欧致富又作了讲话，指出了“工农兵司令部”少数负责人的错误和罪行，宣布“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是假案，应平反。欧致富和支农部队在荔浦期间，撤销了两个假案专案组，释放了“文革”中被错关押的人员，补发了干部、职工被克扣的工资和取消了在桂林及修仁武斗中死亡的十八人为烈士的决定；对在“文革”中犯严重错误和违法乱纪的干部、职工三百二十四人（其中荔浦县直属机关八十五人，各区二百三十九人），分别给予拘留、开除、撤职、免职等制裁和处分。尽管这一处理在当时还不够彻底，而且他们离开后又出现反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出这一拨乱反正之举，不仅阻止了假案的恶性发展，震慑了“文革”中的违法乱纪分子，在广大干部、职工和群众中，起了极为良好的影响。（据桂林地区和荔浦县“文革”大事记）
（注）：荔浦县“反共救国团”假案，全县有一千四百七十七人受迫害，六百四十六人被逼承认参加这一反革命组织，一百二十五人在斗争中被打死，五十一人被斗后自杀，五百四十一人被打，他们惨遭各种刑罚和人格侮辱，有二百五十人被打致残，当时荔浦县深挖反团组织定案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县公安局长齐殿发和领导小组成员武装部副政委陈准良等人已觉察此案有假，与领导小组中的制造这一冤案的造反派头头莫国龙、冯志方等人发生激烈的争论。（见荔浦县“文革”大事记和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日 区革委把广西地下党作为“大案”、“要案”列入所谓斗批改的“主要任务”布置全面审查。建国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有的地方领导人把广西地下党的一些组织和其领导的游击武装队伍，诬蔑为“地主党”、“土匪党”和“土匪队伍”，把革命游击区和根据地诬蔑为“叛徒村”、“土匪村”，错处了一批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文革”期间，首先是玉林军分区“三办”于一九六八年七月间即审查原玉林地区专员熊福芝，说“不到两个月即突破熊的自首叛变问题……挖出了隐藏在博白和桂南地下党的，以熊福芝、邹优宁、张祖贵、林执真、梁山为首的代表“国民党利益的黑帮”。玉林军分区第六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清查桂东南地下党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要搞“六O六”专案，以弄清桂东南地下党，清除隐蔽在该党组织的叛徒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并说：“桂东南地下党问题比较复杂，据初步掌握的材料，桂东南地下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一些机关可能受特务机关利用控制”。认为清理桂东南地下党是个“吐故纳新”、“清除废料”的重大问题。六九年三月至七月，自治区分管政工工作的刘重桂，先后三次在全区定案和落实政策工作会议上讲话，布置审查广西地下党，说：“广西地下党问题很大”，“要组织专案彻底查清”。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他在自治区专案定案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要抓紧广西地下党的专案调查。广西地下党，情况错综复杂，牵涉面广，涉及的人员多，凡是有地下党活动的地区，所在地区的革委会都要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工作，尽快弄清其性质，跟上对敌斗争的需要”。六九年三月十九日，他又在区革委会定案工作座谈会上讲话，除重申二月会议关于清查广西地下党的布置之外，指出要突出重点，抓住大案和要案。并说：“所谓大案，是指广西地下党和其他集团案”，要求：“凡是有地下党活动的地方，所在市县革委会都要组织专案组，你那个单位原来有领导有严重问题，也要组织专案彻底清理。说这是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望这些单位，尽快组织专案，争取在短时间作出成效。”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他再次在区革委会落实党的政策会议上说：“这次会议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广西地下党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几十个县，时间久，面很广，任务复杂艰巨，问题突出”。认为：“开展清查敌人破坏广西地下党的专案工作，是斗、批、改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地下党受敌人的破坏是很大的，据初步掌握的部分资料，先后发生过三十五起重大事件，破坏面达八个专区五十八个县（市），其中重点县市二十八个。”“共产党员大批被捕，……有的动摇变节，成了可耻的叛徒，有的被派回充当敌人的特务、内奸”。他以玉林、合浦两地区的“调查”为根据说：“一九三六年的新省工委九个成员中，就有二个是敌人派进来的特务。一九三七年博白地下党三届特支四届工委十八名领导成员，调查了其中十五人，发现特务四名，假党员二名，叛徒九名。合浦县委特支一级干部二十六名，现查出特务五，历反一，叛徒五，叛徒可疑分子七名，占百分之六十九点二三，玉林地区革委会‘六O六’专案组通过调查博白地下党‘一˙一三’事件，已挖出了一个以熊福芝为首的近百人的叛徒集团。其中窃踞厅级重要职务三名，处级一名，县级十名，区级十六名。从上面几个简单数字：已经可以说明广西地下党内部是有问题的，在局部还有严重问题。”（经“文革”处遗查实刘重桂讲话中举的例子，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纯系诬蔑编造出来的谎言。他会上的三次讲话，也予以撤销）
在上述错误的部署指挥下，区革委政工组领导的区直斗批改学习班，对该班上的广西地下党干部进行迫害审查。直至六九年十二月，该班的审查对象中，尚有近百名广西地下党干部被认为有重大问题未弄清而被集中到武鸣继续审查。另有一批被认为问题更严重的，在茅桥监护审查。又在全区解放前有地下党活动的七十四个县市，都组织了地下党问题专案组，共有七百多人，区革委组织了“清查广西地下党小组”，组长：齐金山，组员：苏志桔，冰鞘，农戈良，艾祖华，李玉华，对广西地下党组织全面审查，埋单长达三年多。广西地下党遭受全面审查迫害期间，原地下党员，特别是特支组织以上的领导成员，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有的造成精神病患，家破人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在专案审查中，桂林地区地下党游击队五千多人，被审查的有三千九百一十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遭迫害的达二千零八十七人，占受审人数百分之五十三。被迫害致死的二百零一人。桂北地工委委员吴腾芳，全昭毅被迫害致死，阳雄飞致残，诸葛鑫被关押。六八年二月，合浦县、北海市组织一百零六人的工作队，调查清理地下党——南路党的问题。合浦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主任孙相臣，县“三办”专案组副组长，县革委常委李树余等人对解放前后组织已查清下了结论的一些地下党案件，重新立案进行审查清理。北海市地下党案与合浦地下党关系密切，亦派出十一人前来合浦共同清理。广州军区、广西军分区，专区“三办”都派人到县指导。工作队连续办了十三期学习班，强迫一千六百多人参加学习，大搞逼供讯。在审查所谓“南路党”事件中，全县被审查的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国家干部一百四十八人），被打死逼死七人，致伤致残二十六人，被打成“叛徒”三十六人，“特务”四人，“土匪”一百零九人。七月下旬南宁地区及所属各县先后成立了审查原地下党专案组，对原地下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队伍，作为“大案”、“要案”全面审查。对一些人进行刑讯逼供，肆意摧残。这是地下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最残酷面最广的一次迫害。仅上林县，就组织了六十人的专案队伍，给一百九十人定了案，其中被定为“叛徒”的有四十二人，“特务”三人，假党员四人，“走资派”十人，：“历史反革命”十六人，其他罪名的一百一十五人。在审查批斗中，刑讯拷打迫害致死的三十九人，被打伤致残三十一人。当时还以东兰县作为审查的重点，以致该县的老红军，老干部二百四十九人被打成“叛徒”、“变节分子”以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右江地区很多老干部，老赤卫队员及其家属，被诬蔑为“邓小平的徒子徒孙”，“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更为严重的是把当年红七军参谋长黄大权（土地革命时已牺牲），当作叛徒，并将其在东兰革命烈士陵园刻下的英名抹掉，严重地损害了东兰地下党光辉形象。（据东兰县“文革”大事记）
近在区首府南宁咫尺的区属武鸣华侨农场中，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四日发生的红泥队阶级报复血案。红泥队九十多户人家，解放前以伪保安团长邓文兴等伪军政人员和一批惯匪武装为一般“实力派”和以贫下中农及一些进步人士为“非实力派”，解放战争时期，贫下中农和进步人士支持拥护我党，参加地下游击队，提供情报，筹粮助款。解放后，在我党领导下，先后镇压了反动势力伪保安团长邓文兴，匪首邓玉成等人。在“文革”中这些被镇压的家属，却充当了“造反派”，以诬告他人和借抓“反共救国团”为名，大搞阶级报复，他们设牢房，逮捕、关押斗打无辜二十六人，其中被活活剖腹割头，打死的七人，过去为我地下党游击队截断敌人通路，提供敌人活动情报的职工邓元亮同志，被匪属（被镇压的匪属）邓斯环、邓金泉等人，用钢钎活活打死，职工邓金庭也被邓斯环、邓金泉责令“四类分子”邓金秀等人拉到过去被镇压的伪保团长邓文兴的坟墓前，用菜刀活活剖腹取肝，在被活活剖腹时，被害者邓金庭还怒斥凶手说：“你们不要这样，事不要做得太绝”。大凶手邓斯环还说什么“你们游击队能杀人，我们不能吗？”就这样把人活活剖腹取肝，人肝取出，血淋淋地，心还在跳，人还有挣扎，又割头，并将头部放到伪保安团长的墓顶，以示他们复仇的胜利。更奇怪的是在侨办纪检组对此案提出上诉时，原区党委书记竟说，如果这案处理了引起连锁反映怎办，将上诉材料退回。一九八三年“处遗”时侨办纪检组又提出此案的处理问题，韦纯束在材料上批向赵茂勋了解情况，赵说“不了解”。经调查确有此事。（据区侨办纪检组关于武鸣华侨农场干部政策和“三案”的落实情况检查汇报。“处遗”档案73号）
全州县审查“会灌地下党、游击队集团案”。对九百零八人进行了审查，其中五百二十八人遭到各种迫害，致死的五十人，致残的五人，家属株连被杀的十四人，地下党、游击队员其亲属被罚、没、抄的共一百三十多户，罚款一万二千元，造成了全州最大的地下党集团冤案。（据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又如玉林地区直属机关“造反派”，把他们关在地委党校进行审查批斗的熊福芝（专员，博白地下党领导人之一）诬为“大叛徒”、“特务”等罪名，于一九六七年秋，遭到造反派的廖刚、苏礼光等人的罚跪、踢打、鞭抽、勒剌、假枪毙等刑讯逼供，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造成精神失常，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地委党校召开的地、县党员代表大会上，由罗贤操宣布熊福芝的所谓“叛徒”罪状后，被大会决议撤销熊福芝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期间，他又被以翻案，“复辟”为罪名，再次遭到攻击和迫害，致使他思想再度受到创伤，精神再度失常，至今未愈。（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件）
历时三年多批斗、专案刑讯逼供，造成五千零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的严重后果。（据区档案馆档案一九六九年永久二卷）
广西地下党假案，由于打倒“四人帮”以后，广西仍坚持“文革”期间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彻底平反昭雪。直至一九八三年广西“文革”处遗工作的全面开展，才进行彻底的查证落实，予以平反。在“文革”处遗查证中，玉林地区就错定为叛徒一百四十多人；浦北县平马一个大队，就错定“叛徒”一百零八人；该县挖出“叛徒”四百七十七人，最后全部平反。经查证，博白地下党特支以上领导成员是好的。合浦地下党特支领导成员中，也只有二人有自首错误，在解放前已作了处理。一九三六年广西地下党省工委成员是六人，不是九人，更没有所谓“敌人派进来的特务”。博白地下党也没有所谓“熊福芝为首的叛徒集团”。原广西农委、桂、柳城工委（后改广西城工委）十个地委（地工委）桂、柳、南三个市的工委（临工委）以及梧州市党组织负责人总共八十人当中，没有所谓“叛徒、特务、土匪”。这些情况说明当时区革委会对广西地下党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立专案作为“大案”、“要案”审查，是完全错误的。（据区党委地下党处遗问题领导小组向区党委报告和钦州、玉林、桂林三地区，博白县、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二月三日至十日，自治区革委政工组召开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参加会议九十三人。以“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要继续下去了”的“语录”为指导，讨论自去年十一月农村小学掀起下放的热潮以来的情况和今后教育革命的任务。会上区革委副主任欧致富讲了话；区革委常委、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作了报告和总结发言。据《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桂发[69]41号）说，会议畅谈了我区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工人和贫下中农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有十三万多人，在解放军的配合下进驻了四万七千多所大、中、小学；各社队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基本上实行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去年十一月农村掀起了小学下放的高潮，到今年二月底，全区八十六个县市，把小学下放的有三十九个，铺开的三十一个，其余都在试点。据四十五个县统计百分之七十六的公办小学已下放到大队办，城市厂矿街道办学也有很大的发展，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毛泽东思想占领了学校的一切阵地。目前学校广泛开展“三忠于”活动，建立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制度。开展了深入持久的大批判，认真清理了教师队伍，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挖出来批斗，从工人、贫下中农、复退军人和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分子任教师，组织了工人、贫下中农业余讲课团，改变了教师队伍的政治面貌。
会议讨论了我区今后教育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当前工作。认为应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为武器，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深入持久地开展教育革命大批判，抓好清理阶级 队伍的工作，进一步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当前在抓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要突出抓好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和城市工厂街道办中小学的工作。具体要求：
一、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学校一切阵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学生的一门主课。对知识分子要围绕斗批改，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二、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批判，抓住“学校为谁开门”、“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以及“依靠谁办学”等问题批深批透。
三、抓紧做好清理阶级队伍。遵照毛主席“吐故纳新”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指示，整顿原有的教师队伍。把混入教师队伍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清除出去。选一批“优秀”分子任教，组织工人、贫下中农“讲课团”。
四、全面开展教育改革。
五、突出抓好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大队办和城市工厂、街道办中小学的工作。
六、加强对教革的领导。
这次会议的贯彻，使我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下降，教师秩序受到破坏教师队伍再一次备受摧残。农民的负担加重。玉林地区六九年五月五日的统计：全地区原有四千九百四十八间小学下放大队、生产队办，对五十八间全日制中学、初中给大队、高中给公社办。教师队伍经大审查、大清理。全区公办教师一万五千八百七十四人，安排任教一万二千零九十九人，不安排三千七百八十四人，定敌我矛盾受审查批斗的一千四百二十六人。钦州地区小学下放后。教师回原籍安排任教的，每月仅发生活费十五元。地富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的，一般不安排，每月发生活费八元。南宁地区八月份统计，全地区选出了民办教师共七千三百六十人，还选派一万一千多名农民组成“赤脚讲师团”或兼职教师到学校去讲课。凌云县于三月十日发通知，所有农村小学下放大队或联队办，限在当年三月底，最迟不过四月十五日要完成，仅两天（即三月十二日）即完成下放任务，并向百色专区革委、军分区党委报喜。据《凌云县“文革”大事记》所载：“公办小学下放给大队或联队办，即加重了群众负担，又使教师生活不能保障，影响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全县小学教育，从此处于混乱状态。”
九日 《广西日报》发表区内城市知青响应毛泽东“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号召，柳州、桂林、梧州市二千三百名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南宁一万二千名居民职工干部到农村去。从此区内各专、县、市开始掀起到农村去落户的高潮。南宁地区从一九六九年一月至一九七O年七月，全地区先后下放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干部等七万五千多人。其中知青一万七千人，一九七O年到七一年底又安排下放了二万九千六百四十一人。三年共安排到农村落户共十万零六千六百多人，一九七四年安排到农场、林场的有一千七百二十四人，到农村的还有二千五百三十七人。偏僻的天等县，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共分十批五百五十五名知青到农村插队，全县先后发给知青安家、生活费十八万八千一百八十元。大米十八万二千六百四十斤，宾阳县从一九六九年元月二日第一批知青三千四百三十人到农村落户到一九七七年止，下乡知青达七千七百四十一人，城镇居民下乡落户九百七十八户三千七百五十人，接收南宁及各地下放回乡投亲的干部、农民、知青六百七十九户二千四百八十八人，共花去安置费一百四十九万五千二百五十元。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在区革委负责同志碰头会议上，徐其海说：目前整个下乡人员二十二万四千多人，其中插队的十二万三千余人，成户下放的十三万人，单身下放的九万人，老弱残回收的二千多人，倒流城市的二万多人。并说：中央已指示今年还要下放几十万人。下放之风延续了几年，遍及全区。知青及城市居民下放，象“流放”一样，造成了不少悲剧。徐其海在上述发言中也提到“南宁市有些下乡人员是农村开介绍信回家看看，但却把人家当倒流（城市）把他们赶走。有的确实失去劳动力，农村介绍回城市，少数工人纠察队，把人家蚊帐也给拆了，家具拿走，有的甚至还把儿子从工厂调回来，随父母一块下放”。城市知青与居民的下放，实际就是城镇“清理阶级队伍”的产物，把城市“五类”、“二十一种人”与“清队”时“站错队”的所谓“坏头头”与城市知青一起下放，造成很大的政治与思想压力，从而不论从经济上、政治上以至思想上，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一日至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区出席九大代表有：玉辉（百色通用机械厂工人）、谭秀卿（女，梧州市机械厂工人）、李德成（大厂巴里矿工人）、郭耀卿（南宁糖纸厂工人）、赵淑琴（女，南宁冶矿厂工人）、杨远发（桂林市印刷厂工人）、岑国荣（柳州钢铁厂工人）、陈国昆（玉林县新桥公社五金大队支书）、黄河滔（天等县龙苍公社小山大队生产队队长）、盘美英（女，贺县黄石大队支书）、潘天福（荔浦县社黄公社三保大队生产队长）、黄强（钦州县那丽公社上寮大队支书）、何金光（象州县寺材公社王院大队支书）、韦秀群（女，南宁市食品公司红旗肉店售货员）、朱性威（区医学院附属院医院医生）、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员）、吕锦德（宁明县委会副书记）、肖寒（南宁市委书记）、韦国清（广西自治区革委会主任）。
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对“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全面的肯定。他自己也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写进党章。副统帅与接班人的地位用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对“九大”的召开我区举行了盛大的遍及全区的庆祝活动。四月一日晚，南宁市军民载歌载舞，连夜举行庆祝大会。全区各地分别举行了数千人到几十万人的庆祝集会和游行。凌云县发出通知，规定要以最快的行动速度，最隆重的仪式，热烈庆祝。并作了三条规定：一、庆祝活动连续搞几天，县城四月二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晚会，各公社也要举行， 各单位要张灯结彩庆祝；二、迅速大宣传、大学习“九大”喜讯。每个单位要把“三忠于”境界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三、以“九大”特大喜讯为动力，认真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作出优异成绩向“九大”献礼，向毛主席表忠。
十四日 晚，南宁市二十多万军民在“七˙三”广场（即原朝阳广场）《七˙三布告》颁布后改名，以示纪念）隆重集会欢呼“九大”新闻公报的发表，欢呼大会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一致通过林彪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欢呼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区革委负责人安平生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孙伯威在会上讲了话。
本月，区革委“三办”把区直各单位人员编成十四个大队，进行斗、批、改。初期在财政厅，后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根据区革委的决定，区直机关审查对象和专案人员搬迁到武鸣壮校，就是所谓的“武鸣学习班”（全称：区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武鸣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始于一九六九年四月，止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历时四年零七个月。被编入武鸣斗、批、改学习班审查、批斗的厅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有钟枫、李殷丹（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尚持（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林克武、农康、李同文、孙善佑、徐麟村、吴荣忠、王顺志、李隆、仲仑、田克、张清栋、王升阶、覃宝龙、鲁源、郭铭、余明炎、郑绍文、邹优宁、阮洪川、张华、李德观、江平秋、周华彪、赵洪滔、王汉昭、黄狄、丘伟等六十四人，还有送去茅桥监护审查的贺希明、霍泛、傅雨田、李殷丹（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副主席、后又去武鸣斗批改学习班）、张华、阳雄飞、李隆、岳平、谢王岗、杨林、王斌吾、李丹、王同连等厅局以上领导干部。
“学习班”主任是段纯和，副主任李发南、栾玉亭、曹德春，“学习班”下设政工组、专案组、办事组、第二专案组（专管五˙一六案）。学习班的性质，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学习班”给中共广西区革命核心小组《关于接收原区直二级机构专案工作任务的情况报告》称：“大家比较深刻地认识到：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难，‘人民得到的权利 ，决不让它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专案工作是对敌斗争很重要的组成部份，是直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
“学习班”主要工作是审查案件。共有专案人员六百零一人，审查对象五百三十人，来自区直机关和二层机构一百六十五个单位。据“学习班”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专案审干工作总结报告》称，审查对象五百三十人，经上级批准结案五百一十六人，定为敌我矛盾的六十一人，其中：叛徒三十人，历史反革命二十四人，以及阶级异己分子等七人；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四百一十九人，其中有重大历史问题和重大错误的一百八十一人；审查对象中，受党内处分的九十二人，其中：开除党籍三十人，留党察看二十五人，严重警告二十一人，警告十六人，受行政处分的一百三十七人（次），其中：开除干部队伍或清洗回家十六人，撤销职务六十四人，降级五十四人，记过三人，逮捕二人。在审定案件过程中，对参加“四˙二二”的，凡支持“二˙一九”、“四˙一九”声明或进驻过展览馆的，均作为犯了严重错误进行处理。（见“处遗”档案103号）
这些案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以后，绝大部份已得到平反。（详见“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桂林广西师院根据区革委文教组指示，组织师生员工到大榕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同批资产阶级，为此还要师生们同贫下中农交底，把自己的家庭出身，个人历史，“文革”中参加哪一派组织，有哪些错误等，一一告诉贫下中农，接受监督，这是通过贫下中农去批判那些师生员工，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更大的压力。纪念“八˙二O”一周年，又把院党委副书记陆文中等人拉到大榕江，交由师生与贫下中农批斗，扣上“反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等帽子，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职工师生返回学校后，又继续进行斗、批、改。
也在这段斗、批、改斗争中，广西大学宣称专案定性的四十八人中，有“现行反革命”十四人，历史反革命分子十人，特务分子二人，阶级异己分子五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六人，其他“反革命”分子十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一人。
八日至二十六日 自治区革委召开党委代表会议，在代表会中学习了毛泽东、林彪在“九大”的讲话。林彪的政治报告及新党章等“九大”文献。区革委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五月十二日，广西日报发表了“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为内容的社论。五月二十日，会议发出《关于贯彻“九大”精神的几点意见》。
韦国清在他的总结发言中，把区革委成立以来“左”的一套错误做法作为“抓根本”的巨大成绩肯定下来。他说：“自‘革委’成立以来，全区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的人数共达七千多万人次，组成了有一百四十万人参加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起了有线广播，把毛主席的每一条最新指示都传达到每个角落，深入人心”。并说：“前段时间活学活用取得了巨大成绩，从上到下普遍做到语录随身带，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雷厉风行”。报告人还把数万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工厂、农村，十六万知识青年和城市居民下放农村落户，多数单位深挖了“敌人”，全区大、中、小学已由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起来，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及整党建党时清除了一批“废料”，吸收了一批“文革”有功之臣的“新血液”入党等作为“成绩”加以肯定，并说成绩越大，抓根本的劲头应该更大。
《总结发言》对“九大”进一步肯定错误的政治路线推崇备至。说：“会议代表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灯塔，字字闪金光，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坚决照办，字字照办。”还说：“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增强革命团结，坚决完成“九大”提出的多项国，夺取更大的胜利。”
会议对“九大”的传达作了具体布置，要求以最快速度，把“九大”精神传达到全区各族人民中去，并提出要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的新高潮。以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及“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党的事业就前进，就胜利。”作为我区今后夺取全面胜利的方面。又说：“林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执行得最坚决。决心要以林彪同志为光辉榜样，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会议要求学习、贯彻“九大”精神，要联系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大颂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大赞毛主席的无比英明，并要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原实际，进一步批判贺、霍、傅、谢、袁在广西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要反复进行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再教育，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激发“三恨”从“甜”字上树“三忠”，把“三忠于”境界提到新的高度。还要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强调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学出新水平，用出新水平。其次要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第三要搞好整党建党；第四要准备打仗；第五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批判“生产第一”、“利润挂帅”、“专家治厂”、“爬行主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洋奴哲学”及“工分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以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一日至十四日 区革委召开了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到会委员一百三十一人。会议研究讨论进一步落实“九大”精神，加强革命大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争取更大的胜利。
会议总结了当时我区“文革”的大好形势；研究讨论了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整党建党、中小学教育政策，大、中专斗、批、改及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进行的基本情况。七月十四日听取了区革委主任韦国清的《总结发言》，并通过了《会议纪要》。
会议对当时我区形势的看法是：毛泽东思想在全区空前大普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挖出了一批暗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全区县以上干部已解放百分之八十，四万多干部到“五七”干校。工厂企业也下放了一大批干部到生产第一线。全区三万多所农村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和生产队接办。大中院校的大多数师生下乡下厂劳动，十万多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农业学大寨深入开展，去冬今春造田五十七万多亩。
韦国清在总结发言中认为：“广西文化大革命，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刘少奇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这是对的，是正确的。”并说：“已取得了丰功伟绩。”号召“要团结，不要分裂，把过去的帐都挂到敌人身上。”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团结问题，巩固发展大好形势。
会议决定：要加强团结，继续革命，要搞好斗、批、改，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各项政策；要改进领导作风、工作方法和要准备打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的基本情况》在叙述“清队”时说：“采用了‘打活靶’的做法，把贺、霍、傅、谢、袁之流。拉到各专、市、县去让广大群众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推动了清理队伍工作的深入发展，全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伟大群众运动。”通过这次广泛深入的清理，全区公社以上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共揪斗了二万四千七百多人，在揪斗对象中解放出来一万五千五百多人。
《关于我区当前中、小学教育情况》中报导了全区农村三万三千四百五十一所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生产队、工厂、企业和街道办。但下放后存在一些问题。公办小学下放后，对原有教师的留用率低。据玉林、陆川、容县、北流、钦州、合浦等六县统计，原公办教师共一万二千七百四十八人，被选上继续任教的有八千八百七十人，占原有教师的百分之七十，容县则占百分之五十七。拒绝收子女较多的教师，同姓者安排，异姓者排斥：同观点者安排，不同观点的排斥。尤其是对一些在运动中有“错误”的好人或做过一些“坏事”的教师，及认为教师本人出身或社会关系较复杂的人，对他们采取歧视的政策，长期排斥打击。教师中对工资改记工分想不通，普遍认为“当教师倒霉”，“教书吃亏”。贵县一复员军人来信反映：“当地民办教师下放以来，每月收入折款十二元八角至十五元三角不等，生活困难。今年二月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决定：“公办小学教师下放时发给三个月工资，口粮按规定标准继续供应到接上新粮为止”。教师们落户后，三个月工资用光，生活困难。
《大、中专斗、批、改及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情况》报导：
1、当前大、中专学校斗、批、改情况：为了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政策，加快文教战线的斗、批、改步伐；我们遵循毛主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教导，将区直二十五所大、中专学校，集中到广西大学、广西农学院和广西财经学校，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员二千二百零四人，其中革委成员八十一人，专案人员二百二十六人，一般学员一千三百八十七人，批斗对象（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四百七十人。占学习班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在学习班里对批斗对象一个一个进行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决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集中打击了最顽固的“阶级敌人”，加速了斗、批、改的步伐。
2、大、中专师生接受再教育的情况：我区二十九所大、中专学校五千九百八十七名师生，在三、四月间，徒步行军，先后奔赴玉林、兴安、隆林、邕宁等十一个县十六个公社，五个工厂一个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西师院学生王莲英，住在贫农张大娘家，有一次看到张大娘一边煮饭，一边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愚公移山》，学习入了神，把饭煮糊了还不知道。又有一天晚上，已经是十二点钟了，张大娘拉着王莲英的手到毛主席像前学习贴在墙上的“最高指示”，张大娘如饥似渴的学习毛著，使王莲英深受教育。她深感自己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比不上贫下中农深厚，“三忠于”的思想境界不如贫下中农高，决心拜贫下中农为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西农学院学生陈永霖是学兽医的，贫下中农请他阉猪，他没学过，又怕死了毁掉“广西农学院”这块牌。工宣队以最高指示鼓励他。在他阉猪发生困难时，贫下中农用“语录”鼓励他。在工人及贫下中农的支持帮助下，使他学会了阉猪。该文件还报导了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师生存在着不少的活思想。广西大学的学生说：“我是贫下中农，挑担比贫下中农挑得多，插秧比贫下中农插得快，开会时贫下中农还说要向我们学习哩！我向他们学习什么呢？有的说：”我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社会上的废品”。在这些所谓活思想中从一侧面看到这种“再教育”的失败和师生们的抵制。
3、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情况：现在我区全部城市中小学已由工人阶级接管领导，从根本上结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我区工人阶级领导城市中小学，采取了定厂办校（这种形式占多数）、厂校挂钩和工宣队进驻，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等三种形式。实际上在大、中专院校这场斗、批、改深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又一批大中专教职员和学生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如在广西大学召开批所谓二月逆流和二月逆流翻案风，批斗教授覃宽大会，给他的是所谓地主分子等罪名，并威胁说不交待问题“要脑袋开花”。会后覃宽教授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同一时期在广西大学进行整建党工作，对该校党委书记黄传林批判时，说他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广西师范学院在召开党员大会批判杨江（院党委书记）、陆文中、齐广才（院党委副书记）时，扣上“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学院的代理人、假党员、叛徒等罪名”。
本月，区直斗、批、改办公室所属第十四大队负责人蒙阴昭，把广西大学一位政治教师在一九六六年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会上提出的，“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今后还要不要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意见”。宣布作为思想反动，属反革命性质的言论。（从一九六六年《羊城晚报》发表“顶峰论”的社论后，在知识界学生、干部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不少人受批斗）（据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三日 为纪念在六八年造成广西杀害数万人民的“七˙三”布告发表一周年，《广西日报》发表社论。社论指出：“中央七˙三布告颁发，大长了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与一小撮阶级敌人开展了激烈搏斗，彻底粉碎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给他们毁灭性的打击，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八月初以后，根据毛主席“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指示及区革委的部署，全区各专、市、县，先后集中力量，派出大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蹲点开展抓第一批“三分之一”的“斗、批、改”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大批判开路，抓“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重点解决“领导班子革命化和一些‘老大难’问题”。八月初百色专区革委即派出抓第一批“三分之一”宣传队四千三百人，分别进驻三十八个公社，三百九十九个大队，五十二个县直单位和公社直属单位，结合贯彻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深入进行斗批改。全区第一批搞“三分之一”的斗批改工作，在年底基本结束。韦国清在总结一九六九年的形势时说：“全区组织三万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抓三分之一，目前（一九七O年一月）全区已结束和正在抓的单位五千三百二十二个（公社二百八十五个，占公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一，大队三千八百二十九个，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点八”并在布置一九七O年的任务时，要求：继续抓好三分之一，大力加强基层建设。要坚定不移地把机关工作重点转向基层，把“三分之一”工作做出成绩来。第一批要争取春节前完成，已完成的要抓好第二批，整个抓“三分之一”的战役，争取秋收前结束。
实际上，在一九七O年铺开的第二、三批抓“三分之一”，也是贯彻“二˙五”指示，以“一打三反”为中心内容搞斗批改。如桂平县于一九七O年二月二十日开万人誓师大会，为期七天。内容仍是贯彻“二?五”指示，开展“三反”，击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进攻。提出以“三反”为中心结合搞好斗批改，实现全面大跃进的口号。第二批工作队一千四百三十三人于二月二十一日下去，历时五个月，清出“敌人”共三千九百八十四人，破案一千三百三十五起，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四千五百四十人，总金额四十六万四千九百九十二元作为“成绩”。第三批工作队一万一千人下去四个月，除数字外作出成果的内容与上一批同。三批“三分之一”的斗批改在进行的过程中，都坚持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农村经济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批“工分挂帅”，学“大寨记工分”，具体地推行平均主义，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批自留地“商品化”从而引申到限制赶集，从三日一个墟期改为五日至七日一个墟期，派民兵守路口，直至到在自留地上铲青苗。农民的家庭副业受到限制，连上山砍柴卖也作资本主义来批。从搞完三分之一的三批以后，斗批改仍全面地，一直进行下去。
十一至二十二日，区革委召开了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工作会议、出席会议二百九十一人。会议继去年十一月农村中小学掀起下放高潮到今年二月中旬区中、小学教育座谈会以后，在“教育要革命”的口号下，对我区的中小学，进行组织更进一步的有计划的“教育革命”。
会议对过去十一个月来把我区各小学备受摧残的形势说成是“形势一片大好”。说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浩浩荡荡开进了学校，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夺回了被资产阶级夺去的那一部份权力，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开展大批判，猛烈冲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农村公办小学全部下放大队办，城市学校由工厂管理，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挖出了混入教师队伍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工农兵登上了讲台，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讲台的局面，学校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
会议提出要对教育革命加强领导、要抓紧大批判推动斗批改、要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要建立一支革命化的教师队伍和以“五˙七指示”为指针走政治建校的道路。号召要：批判凯洛夫教育体系、批判旧教育制度、批旧小学“四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大学“六十条”。批“读书做官论”和“读书无用论”。要建立好“天天读”、“评教评学”等的“新”教育制度。决定根据“学制要缩短”的“最高指示”，从今年秋季起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及“中学二、二分段制”。肯定农村中、小学下放大队办、教师工资实行“民办公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就是在这个所谓“正确大方向”指引下，在钦州地区就有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九名中小学教师被迫进行集训，搞所谓斗私批修和清理阶级队伍，其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被扣上地、富分子、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帽子进行轮番批斗，有一百零八人被斗打致残，有二百六十六人被逼死、打死，有二百三十一人受到党、政纪处分，有五千六百六十八人被下放回原籍劳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教师的迫害之惨，对人才损折和社会进步的恶劣影响是不可估计的。（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广西日报》以显著大编幅报导了都安县“走大寨道路，战天斗地，驯江河”的情况，为树都安县为大寨县样榜的闹剧，大造舆论。这个县早在本年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都安县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誓师大会在六也公社召开时，就宣布要“兴起一个波澜壮阔的学大寨，赶大寨的群众运动”，号召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要“学大寨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敢于斗天斗地，改天换地的伟大气魄，大搞造田造地，扩大耕地面积，平整土地，使大寨精神迅速在都安瑶山遍地开花”。为开创都安成为全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拉开序幕。在学大寨创“先进典型”的幌子下，以县革委主任、武装部政委田长喜为首的县委玫子，连年大量虚报粮食产量，且浮夸之风越刮越猛，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累计十年间，全县共虚报粮食产量二亿五千万斤。长期的虚报增产大量粮食和驱动大批农民，花去大批财力物力去干违背客观规律“战石海”，“造平原”，使这个在一九六八年制造冤、假、错案和被迫致死二千零三十九人的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弄得生活贫困万分，怨声载道，而田长喜却为了掩盖错误，不顾河池地区对他的浮夸的批评，更对不满的人民群众，施以高压手段，说是“阶级敌人造谣生事”，“是个‘五˙一六’审查对象讲的”，“可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我们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阶级敌人不可能不搞破坏”。都安这个学大寨“先进典型”，在全区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迅速树立，全区许多县造梯田，劈山头造平原，毁林造田，开小运河，所谓重新安排山河破坏生态平衡的蠢事，大干起来，又浪费一大批人力、物力、钱财，一平二调更加盛行，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社员的工分值更加下降，一个日工分值最低者仅人民币伍分。（据河池地区、都安县“文革”大事记及《广西日报》）
本月，区组织部“斗、批、改”告一段落，由王文新宣布干部的四个去向，对干部的去向和使用，以支持不支持谁为划分干部好坏的标准，和决定对他们的使用，宣布下放（包括去武鸣学习班被审查和宣布去“五˙七”干部学校，去宣传队结束被下放的）到基层降级使用的干部有：黎开模、黄新路、陈致谦、文凡、马英荣、陈家昌、刘祖志、赖金明、仇之、邱如岳、刘池民、马琳、梁淑如、石军、覃洪、尚持、吕哲、李炳麟、梁俊、周鸣岐、梁爽、唐奇秋共二十二人，其中除两人外，全部是参加“四˙二二”派和很少参加派性活动的人。原部长尚持被分配到南宁机械学校当一名图书馆管理员。有的人下放登记表中被写上“文革”表现不好，“站错队”等，下放后被剥夺了看文件，听报告的政治待遇，受到歧视，如赖金明被下放到河池氮肥厂，该厂领导对他说：“你只能分配做仓库保管员的工作，这是下放登记表中注明了的”。陈家昌在“文革”初期参加群众组织只有三、四个月，两派对立后即退出了派性组织，但仍然当作“站错队”的人。被下放到梧州地区后，地区把他下放到县，县又把他下放到公社，后抽去水电工地八年。有的家属还受到株连，被强迫跟随干部下放到基层。如马琳是个四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县科级干部，因他是区党委后补书记霍泛的爱人，本人被只身下放到鹿寨化肥厂的幼儿园做保姆工作，年纪还幼小的儿女被下放到农村插队，只留下一个残废的儿子独自在南宁无人照管。（据区党委组织部“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中化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因受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在河南省开封市含冤去世。
三十一日 晚，南宁市工农兵和干部集会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发表。自治区领导人韦国清、安平生、廖炜雄、刘重桂、欧致富和肖寒等出席了大会。两报一刊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社论还号召要抓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斗、批、改，并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搞好整党建党。
二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提出《关于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决定》（载《广西日报》，不另行文）。《决定》提出：1、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3、百倍警惕，加强战备；3、抓革命、促生产，实现农业大跃进，进一步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4、各级革委思想上、作风上进一步革命化，“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把领导工作重点转向基层。
五日至十七日 自治区革委召开第四次委员（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区革委全体委员，各专、市、县、柳铁、区直厂矿、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和工农代表共六百二十二人参加。区革委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我区一九六九年的形势和一九七O年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九七O年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落实“九大”各项任务，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要求：1、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要联系实际贯彻林彪“二十九字方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老三篇”为座右铭；2、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批判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 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经济上开展“三反”，教育上批刘少奇的教育路线、孔孟之道，批判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和读书做官论，落实“五?七”指示；文艺上要继续批判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肃清其流毒，并要求学好、演好、捍卫革命样板戏；3、抓革命、促生产，掀起工农业大跃进的高潮；4、继续抓好三分之一，争取秋收前抓三分之一整个战役结束；5、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
这次会议《纪要》还提到，会议代表一致表示：“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搞小跃进不行，搞中跃进也不行，一定要搞全面大跃进，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同时还认为要解放思想，争取我区工农业生产在最短期间内跃入全国最先进行列。要求今年粮食产量达一百六十八亿斤，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一十六，工业总产值达到二十六至二十九亿元，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决心要击退“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疯狂进攻，去促进实现今年工农业的大跃进，这种以搞大跃进为名，在农村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做法，在我区做了大量劳民伤财的蠢事，伤害了不少人，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打击了生产积极性。
这次会议，以大批判开路，揭开了我区经济、政治、教育、文艺战线以至农业生产上进行“左”的残酷斗争的序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一日至四日 东兰县革委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传达韦国清在东兰检查工作时的指示。（见东兰县“文革”大事记）
九日 天津“下放”来广西医务人员二千多人全部到达我区，分配到七十个县，一百七十个公社和医疗单位。
本月中旬，自治区革委在平果县黎明公社召开全区保卫工作会议。总结推广黎明公社深挖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的经验。一月二十日，出席会议的代表参加了平果县革委在黎明公社召开的“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此次会议又一次造成各地区在“深挖阶级敌人”口号下制造一批冤案。
二十一日 区 革委会文艺组负责人苏大伦传达区革委扩大会议精神，文艺界革命大批判的任务是批判《刘三姐》、《朝阳》、《英雄虎胆》等剧。（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九日 区革委接到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发（1970）5号、6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的三个文件）。区革委核心小组当日立即进行学习讨论，决定：“要闻风而动”。当即成立以刘重桂、安平生等六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组织办事机构（即“二?五”办公室），当晚召开电话会议传达到专、市、县，同时向区直全体干部传达。会后，专、市、县也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并立即行动。
十日至十四日 区革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一打三反”的斗争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十三日广西区革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二˙五”指示的通知》（桂发[1970]14号）。《通知》列举并强调了我区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严重，决定要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群众运动新高潮，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层层发动，“帮助”手脚不干净的人斗私批修。《通知》还指出抓“三分之一”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要以这一斗争为中心，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以“四大”为手段，以“一打三反”为内容的“二五”运动深入开展到我区的每一个角落，直进行到七O年底。在经济上、经济上进行了极“左”的清理，同时也为进一步打击少数派的派性清理造成了机会，制造了大批冤案。据一九七O年二月八日自治区革委“二?五运动”办公室《十个月“一打三反”运动情况小结》统计，全区共挖出所谓“反革命分子”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五人。
十二日 河池地区传达贯彻“二?五”指示，地、县建立领导机构，有领导人员六十六人，办事人员八十八人。在全地区开展“四大、七查”。到本年底统计，全地区挖出“阶级敌人”二千五百五十五人，挖出反革命集团六个共四十四人，其中判死刑十人，挖出大小贪污分子八千五百九十四人，金额十九万零六千五百七十二元，粮票五十五万一千五百零四斤，布票四万四千三百六十一尺，投机倒把分子二千三百五十一人，四十五万八千一百五十元，粮一十一万九千一百三十五斤，布二万九千二百二十六尺，地下工厂四十六个，地下商店七个，地下包工队四十二个，地下运输队七十六个，地下俱乐部七个，各县均开万人宣判大会，斗争一千二百四十三人（自杀一百六十九人）。对上述人员分别判徒刑、戴帽、给各种纪律处分。
本月中旬，自治区各专、市、县分别发出贯彻执行中央“二˙五”指示的意见，层层成立领导小组，组织宣传队伍，深入开展大宣传、大动员、大学习。仅梧州专区，就有一百九十四万人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到三月中统计，全地区共举办了四万五千多期学习班，有一百三十万人参加学习，印发一百多个案例，发动了一百五十六万人开展讨论。在全区贯彻“二?五”指示的同时，各地、市、县大多召开了宽严大会或公判大会，进行统一性的全地区统一时间，统一行动的大搜查，没收了不少财物，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有些地区甚至发生死亡数百人的严重后果。
十七日 区革委会召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动员贯彻执行中央“二˙五”运动指示。徐其海作动员报告，报告提出要狠抓经济领域阶级斗争。（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本月，东兰县开展“二˙五”运动，进行“九查、九掘”，制造一起“中华大皇国反革命集团案”。把李玉亭判处死刑，另判死缓一人，判二十年判刑三人，十年徒刑五人，五年徒刑一人，戴帽管制三人，新定历史反革命的二百二十一人，现行反革命三百九十一人。还挖出投机倒把、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运输队、地下包工队……等共有一千一百九十六人。
二十七日 钦州专区革委组织大批干部，当夜在钦州县统一行动搜查住户，并在西冷门广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由于“文革”以来的杀人及这次运动的激烈，钦州专区革委常委开会，主要讨论了“杀人问题”的处理。讨论后由革委主任孙景芳归纳总结为：一、好人杀坏人，不予追究；二、好人杀好人，要教育，如幕后是坏人要处理；三、坏人杀好人，不管凶手与幕后都要处理；四、坏人杀坏人是破坏国法，要分别情况处理；五、凡属谋财害命或阶级报复，要根据情况轻重处分，作判决徒刑或其他处理。以这种思想去指导正在兴起的“二?五”运动。四月八日零时起，钦州全地区（包括各县、市）组织了一次统一行动城乡户口大检查，共组织了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干部、红卫兵二十四万三千九百人的 检查大军，对被认为“二?五”运动中有问题的重点户，进行了抄家搜查，没收财物以至非法绑人关押，据“二?五”办公室对这次大检查的情况报告称：挖出反革命分子二百零二名，逃犯十六名，查破反标案三百三十六起，反动书信、传单、变天帐一万四千多件，伪造印章二百三十枚，黄金五百四十三两，光洋三万三千八百多元，银毫二万六千八百多枚，铜板七千五百多斤，赃款三十万七千八百元，粮票五千九百多斤，布票一万三千尺，布料一万七千五百尺。
十二日 全梧州专区分二百多个点统一召开“公判大会”，计有一百三十万人参加。通过以上活动，掀起了“四大”（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高潮。到三月底，按当时的政策界限，计挖出了“阶级敌人”一千五百一十七名，“现行反革命分子”四百一十三名，“历史反革命分子”九十八名，揭出有“三反”罪行的人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二人，金额三百二十二万元。二十七日全专区统一户口大检查，查出无证、假证外来人员一千四百零一人，破各种案件一百一十八起，并查出一批“赃物”。
十三日 广西大学召开师生大会，批判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教师”赵耐雪，说他攻击江青、林彪，在他的日记中有骂江青、林彪的话，经区革委批准关押，有十个教师受牵连被批斗，其中一人自杀。该校六四级学生付东晓（是该校群众组织东单俱乐部主要成员），他在该部说：“林彪与苏联的赫鲁晓夫一样有野心的”；“谭震林是中央高级干部中唯一工人出身的，战争时期有很大功劳，现在也被打倒了，真想不通……”。他被判刑五年。
二十四日 浦北县成立清查“五˙一六”小组，对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O年分配来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自治区下放来的干部二百七十九人当作清查对象进行清查。
十七日 河池地区革委派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进驻地区“五七”干校，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四月二十日该政治部副主任在大会上说：“干校有个‘三家村’、‘五家店’反革命集团，在这个反革命集团中有‘村长’、‘副村长’。这些人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国民党残渣余孽’、‘三青团分子’等，是货真价实的双料反革命”。他号召把他们挖出来，斗倒斗臭。为此甘苦、江明、高原等领导长期蒙不白之冤。李玉和等二十五位同志受株连。造成地专机关干部思想极大混乱，身心受到摧残与折磨，元气大伤，是为“三家村”、“五家店”事件。（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 百色地区一召开公判、坦白、检举大会。三十万人参加，宣判五十六人（其中死刑七人、死缓一人），当场逮捕三十三人（其中现反二十二人）、从宽处理一百五十人。会后就地组织二千三百九十二个会场批斗重点对象三千五百一十一人。五月十日搜查十种对象：坚持反动立场有现行破坏的五类分子、伪军政宪警、反动党团骨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动会道门头子、来历不明人员、五个地下为首分子（地下工厂、商店、运输队、建筑队、包工队）、隐藏枪弹、下落不明五类分子、吸、种、贩烟毒分子。五月二十二日全区组织一万二千积极分子对城镇重点户大清查一千三百五十户，查出……不少地方借搜查之名拿走贵重物品，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到十二月底共挖出敌人七百八十四名，破各种案一千五百多起，查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二十万零三千多人，揭发铺张浪费四千三百五十多万元，粮食六百多万斤。
二十一日至十一月底。《广西日报》陆续发表批判文章，以通栏标题设专页批判《刘三姐》、《朝阳》、《英雄虎胆》三个戏。早在一月八日，韦国清在区革委第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所作《我区一九六九年的形势和一九七O年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提出：“在文艺上，要继续批判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肃清其流毒，并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毒草例如：《刘三姐》、《朝阳》和《英雄虎胆》进行批判，并要求学好、演好样板戏”。同日，《广西日报》发表署名红辛兵的《大毒草〈刘三姐〉的要害是反对暴力革命》，揭开了公开批判的序幕。四月二十三日，《广西日报》以“动员起来，打一场批判《刘三姐》的人民战争”为通栏标题专页批判《刘三姐》。（详见广西日报社、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三月二十五日和四月二十日，梧州市两次召开宽严大会，共计一千四百七十一人交待问题，清出“叛徒”二人，特务四人，历史反革命三十二人，现行反革命五十二人，地主一十四人，其他政治问题一百一十八人。在宽严大会上，揪斗民主路小学教师廖碧玉，以“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年，原因是上课时，把“美帝必败，越南必胜”错读成“美帝必胜、越南必败”（当堂课已纠正）及在批改学生作文中，删去了“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接班人”。会上还判了粮食局售货员陈德仁为“现行反革命”，原因是讨论制药厂某仓库起火，他带笑发言（平时总爱这样的）以“幸灾乐祸”为罪名，被揪出批斗，斗争时他也带笑答话，被认为是“反革命气焰嚣张”判刑十五年，两人都在一九七七年平反，无辜坐了几年冤狱。
二十二日 玉林专区革委根据自治区革委四月十八日晚电话会议的精神，总结了前段运动情况说：“前段运动声势浩大，效果显著，到四月中旬，全专区共挖出阶级敌人二千九百一十七人，揭露政治案件二千六百一十三起，破案二千三百四十四起，初步落实投机倒把有五万七千四百九十九人，总金额二百九十五万元。从二月开展运动以来至四月底，总共有三百二十三人死亡。
二十六日 桂林专区及桂林市都进行了一次统一行动大搜查，桂林专区各县城乡统一行动，当天动员组织了三十五万人，分三千三百多个战区，就地对四万一千多个重点对象进行所谓大清理。该专区资源县在这次大搜查、大抄家的行动中，就组织了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二人参加行动，在十五个战区，于当晚对三十三个重点大队，二千二百二十个重点对象进行大清查。挖出“阶级敌人”三十七人，破“反革命集团案”一起，搜出来路不明人员一百零七人，罪证二千一百四十三件，并抄获一批金、银、物资。桂林市当日组织了三万一千多人，搜查了八千八百三十九个对象，有八十八人自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桂林师院被立案审查一百零七人，三人死亡，一人判刑十年，一人判刑二十年的严重后果。
四月，百色地区组成贯彻落实《三˙二七通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开展对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调查摸底工作。（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平乐县根据地区统一布置大搜查，建立一百九十九个指挥组、二百九十五个战区、五千一百四十九个战斗组、三万零八百九十六个战斗员，搜查一百九十一个重点单位四千二百七十个重点对象。（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五日至十日 广西军区对北海港务局、航运局、检疫所、外贸办事处等开展“整顿口岸运动”，清查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挂帅，开展“四清四查”，这些单位共有职工一百二十五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四人，被抄家十二人，迫死、迫疯、自杀致残各一人，被关押二人，不适口岸工作下放干校六十人。（见北海市“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钦州专区“二?五”运动领导小组《关于运动情况分析和今后工作意见》写述：全专区共组织七千二百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基层办学习班五万五千多期二百五十四万人参加学习。共清出阶级敌人（包括重大政、历问题）七千七百六十四人，整理了一千八百四十一个案例，发动了一百四十三万多人讨论，全地区各县、市召开了一次以上的宽严大会，参加六十三万人，从宽处理六十八人，从严（即逮捕）七十一人，大会布置了二千九百多个战场，批斗了五千五百多人，运动以来共发生自杀案二百三十九起，已死亡一百一十八人。南宁专区革委五月底向自治区的报告中，说运动中出现了乱抓人现象。全专区共逃跑七百五十人，自杀四百三十五人。南宁专区五月底统计，揭出“阶级敌人”二千七百零五人，破政治案件一千零二十一起。（见钦州、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桂发[1970]1号通知：经中共中央一九七O年四月三日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由韦国清、刘重桂、赵欣然、魏佑铸、焦红光、安平生、赵茂勋等七人组成。由韦国清任组长，刘重桂任副组长。
十六日至八月八日 区革委核心小组举办了区革委常委（扩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落实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三˙二七”通知（即清查“五˙一六”）为中心内容。参加人员是“四˙二二”在建立革命委员会时结合进来的主要成员。在办班过程中，韦国清，刘重桂听取了情况汇报，刘重桂在结束时作了总结。
三个月的学习班，经大摆大揭及大学大批等两个阶级，把广西“四?二二”派在北京及区内的派性活动，作为“五?一六”的反革命罪行来揭批。一九六七年北京公开揪“五˙一六”后，……他们有计划地退却，活动更加鬼秘，有的打进新生的红色政权，经过这次学习，“五?一六”在广西的“反革命”罪行，得到了充分的揭露。提高了贯彻“三?二七”通知的觉悟，并“对有些人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清理。”
学习班的《汇报》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两面派肖华、杨、余、付、王、关、戚黑手就伸向广西，和广西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走资派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在一起，搞了一系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从而把“四?二二”在京的一切活动都与“五?一六”联系起来。说：“六七年五月‘四˙二二’代表团到达北京后，龙智铭与朱仁等就与北京的很多黑线联系起来。……龙智铭、刘德胜、李超林、朱仁、李朝杰、杨福庭等人很快就掌握了代表团的实权。……龙号称为代表团的‘黑总理’，掌握了对外活动，联络南（广西）北（北京）两个战场的大权。他很快与各方面搞通关系，参与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充当急先锋”。学习班把广西文革发生的一些事件，都作“五?一六”反革命事件清查。说：“六七年伍（晋南）、贺、霍打起了矛头指向军区的黑旗，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向军区开刀的同时，章英、李超林、刘德胜等人神密到北京，……大揭军区和韦国清的黑材料”。龙智铭打电话到桂林调“全无敌”演出队去北京参加“全国文艺汇演”演出“南疆烈火”，说这个剧是伍晋南、龙智铭为“武装夺取政权”，丑化“文革”及鼓吹“揪军内一小撮”而授意泡制出来的。要揪广西军区内的一小撮及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抢劫援越物资等，都是反对解放军。提出“中央保的人也一样可以打倒，策划“六?二五”京西宾馆静坐，六七年八月二日“联指”斗贺、霍时，龙智铭（“四?二二”）在“广西联络站”指使下斗安（平生）、乔（晓光）是破坏革命三结合。说龙智铭布置收听“解放军之声”（说是当时在广西发现的反动电台）录音去北京播放，制造反革命谣言。并说破坏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搞曲线打韦（国清），支持“一二?二六”冲击广西军区，挽留六九八四部队，抵制革委会等，都作为“五˙一六”的罪行来调查。
刘重桂在学习班的总结指出：“回顾广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就是有阶级敌人在那里搞，就是‘五˙一六’在那里搞”。并说通过学习班，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些叛徒、特务搞的，他们一开始就要打倒韦国清同志”。从而把少数派“四˙二二”的一切派性活动，与反革命“五˙一六”罪行划了等号。
刘重桂在总结中最后说：“同志们回去，别人问你们不要乱说这些事。谁的问题不清楚，谁谁怎么样，也不能说谁的问题搞清了。还要跟同志们讲清楚，不要随便活动啊！”他宣布：“学习班暂时结束，什么时候（再）办，我就不说了”。（据区档案局：《贯彻“三˙二七”》通知情况报告及《刘重桂学习班总结报告》）
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七日 玉林地区革委会举办“阶级斗争教育巡回展览”，历时三个多月，观众一十一万零八百八十五人。整个展览穿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及“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内容。为“一打三反”推波助浪。（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六日 桂林师范学院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学院根据中央关于高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以及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等规定”。举办教育革命试点班。办两个专业学期一年。现代汉语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开展所谓的“革命大批判”，在革命大批判中提高写作能力，办成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农基专业班强调面向三大革命运动，重实践，轻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培养提高。文化和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时间不到整个学时的百分之五十，教育质量明显下降。（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七日 广西日报社作区下放干部试点。区革委会到报社进行此项工作的有副主任廖炜雄（革委政工组、宣传组派人参加），赵茂勋等也亲自来过问此事。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长后来回忆说：当时下放干部是在受“左”的影响下和“派性”影响下实际是搞大换班（这些下放的干部实际上是对立派，多是到“五?七”干校劳动或审查，接着七月二十日报社又要求派五十人“掺沙子”）。所谓下放干部、清查“五?一六”等，实质都是排除异己，进一步推行一派掌权，把大量的本派的更“左”的人物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害部门中，给后来的工作带来严重困难。（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八月，在区公安厅召开了一次布置开展清查“五˙一六”的会议。当时军区政委刘重桂出席了会议。会议上点了“文革”中广西发生的冲击广西日报、抢劫援越抗美物资、挽留六九八四部队、演出《南疆烈火》、兵管兵训及反对砸“二黑”等六件事。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要查与这些事有关的人和事。
区文化系统在清查“五˙一六”中，定为“五˙一六”分子被审查的八十六人，立案的三十六人，被迫自杀的一人，精神失常的二人。桂林市配备二百一十多专案人员清查“五˙一六”。清查的事件主要是：“造反大军”一派的“八˙一O”夺枪、“九˙六”劫密、夺“抓促指挥部的权”、“颠覆革命委员会”、“攻打百货站办公大楼”、“炸德智桥和新桥”、“炮击一O四部队”、“炮击越校”、“冲击监狱”、“火烧百货仓”、“甲山伏击战”等。全市清查对象一百六十五人，主要是“造反大军”的头头和支持“造反大军”的领导干部。七十人被重点立案清查，全市开展专案斗争的有桂林师院、桂林医专、“五˙七干校”等二十多个单位、梧州专区清查“五˙一六”三年多，共查大小事件三十四起，涉及干部群众数百人、被立案审查的七十二人（干部四十五人，教师七人，群众六人，学生一十二人）。这些被审查的对象受到非法的对待。在地直被立案审查的三十三人中，有二十三人被秘密逮捕关押，并被抄家。有十人被隔离审查。被关押的人，遭到捆绑斗打，受尽折磨，致使精神失常一人，自杀未遂的四人。柳州市清查“五?一六”，培养骨干二千四百五十四人，专案人员二百四十人，重点对象一百四十四人。清查的主要形式：办学习班。据不完全统计，有五十三个单位办班，对九十五个重点对象进行审查。如文化系统五个单位办四百五十五人的班。另一种形式把被清查者当作专政对象。据中百站五个单位被关的有三十人。（见“处遗”档案卷宗203卷，柳州市清查“五˙一六”调查报告）
六日至十四日 《广西日报》连续两天在头版头条登载都安县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消息，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社论和文章。在各级领导和宣传工具的鼓吹下，都安县成为自治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六日 区革委核心小组《关于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中统计自一九六八年整党试点，一九六九年铺开整党以来，目前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单位建立了新支部，百分之三十九的公社建立了新党委、自今年四月平果县成立了第一个广西县一级的新党委以来，目前已有十二个县建立了党的新的委员会。
自“文革”踢开党委闹革命以来，各级组织已瘫痪。广西几年来是夺权武斗、派性屠杀、阶级站队、“一打三反”等一系列的运动，派性力量的消长，已成定局，所以上述整党建党的成果，很大一部份是派性胜利的产物。新建立起来的党组织，由于派性而产生的政治、组织及思想的不纯，对今后带来消极的后果。
六日 《广西日报》发表题为《揭开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批反动话剧〈朝阳〉》。诬蔑《朝阳》是“刘少奇所作两种教育制度讲话的翻版，是刘少奇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陶、贺、霍、傅……之流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的”。（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召开了地方党代表大会问题座谈会。会上韦国清讲了话，刘重桂作总结。座谈会的中心是如何开好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同时要求抓好基层及县的党委会的建立，会议要求年底建立百分之七十县一级的党委会，要狠抓阶级斗争。
十五日 《光明日报》发表广西革委大批判组编写小组写的诬蔑周扬的题为《彻底粉碎反革命文艺黑线总纲领〈批判周扬一伙炮制的文艺十条〉》的文章。（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八日 区革委要《十个月来“一打三反”运动基本情况小结》中，认为在全区范围掀起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运动，揪出了“敌人”，沉重地打击了帝、修、反的“别动队”，进一步“纯洁”了阶级队伍，挖出了“反革命分子”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五名，揭发了一批贪污、盗窃案件，初步落实金额三千一百五十六多万元，粮票六百四十二万斤，布票二十九万尺。还破了一批积案，查出了一批反动证件，一批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揭发出铺张浪费积压损失共六点八亿元。
一日 《广西日报》转发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社论》指出：今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更加深入的一年。错误地提出：我们要在思想、政治、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抓革命大批准，进一步批判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潮，进一步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余毒。
当天，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通知》。指出：“社论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这是我们全年工作的纲领”。要求：以元旦社论为武器，用战备的观点分析形势，检查工作，提高思想，明确任务，制订措施，进一步搞好斗、批、改，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做好整团建团工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将元旦社论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据本月一、二日《广西日报》）
同日，桂林地区撤销“二˙五”运动办公室，有关“一打三反”运动对敌斗争，落实政策的具体问题，由专区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办理。（据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表示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把斗批改运动进行到底，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见《广西日报》）
九日 梧州市委作出《关于中共梧州地下党组织调查结案报告》。声称：审查梧州地下党组织的目的是“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致使地下党不少同志为此蒙受不白之冤。（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五日 《广西日报》转发《红旗》杂志刊登的毛泽东《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语录》的三个部份，即：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正确路线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八日 南宁十万军民隆重纪念毛泽东主席冬泳邕江十三周年，并组成二万五千多人的游泳队伍横渡邕江。
自治区革委会革政字[1971]1号文件发出《关于为〈广西日报〉选调新生力量的通知》。为加强《广西日报》工作，充实干部队伍，进一步搞好新闻队伍的“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在自治区、军区“双代会”期间，挑选了二十九名所谓家庭出身好、政治思想好、年轻，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插队知识青年和回乡知识青年到报社工作，其中多是以“根正苗红”、“三忠于”、“四无限”而获选。在二十九人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了十四人。
一九七O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自治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在南宁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区革委常委、军区、区革委各大组、各专、市、柳铁、区“五˙七”干校、区直一、二临时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上届区党委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岑国荣、盘美英等。会上刘重桂传达康生在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党代表大会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并代表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是遵照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通知的精神，进行开门整风”。“为成立新党委做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次整风重点是领导班子的思想整顿”。“在整顿过程中，要批判黑《修养》、黑《六论》、资产阶级世界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各种错误思想，进一步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会议期间，闫光彩、贺亦然、乔晓光、赵茂勋、罗立斌、许圣亭、刘毅生、杨烈、韩世福、慕石起、伍晋南等十二人，在会上进行自我检查（名曰自觉革命）。一月五日，刘重桂作《关于酝酿自治区第三届党委委员候补人问题》的讲话。七日，经过三次酝酿后造出自治区第三届党委委员候选人一百二十六名，其中解放军代表三十四名，干部代表四十名，不脱产人员三十名，少数民族代表二十二名。妇女代表为二十一名。（据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档案”材料）
九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的《一九七一年第一季度工作要点》中提出六点要求：一、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二、积极完成整党建党任务，继续抓好各项领导班子思想建设，开好各级党代会，建立新党委。三、、继续搞好斗、批、改，抓紧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集中火力批判“刘修”贩卖的“业务挂帅”、“生产第一”、“庸人哲学”、“爬行主义”；继续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抓好、抓到底，对阶级敌人要加强专政，对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要继续深挖，对新冒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要露头即打；进一步抓好教育、文艺、新闻、卫生等部门的斗、批、改。四、积极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五、加强战备工作，进一步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六、努力提高干部水平，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十一日 当晚，南宁市军民集会，热烈庆祝毛泽东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的指示信》发表十三周年。刘重桂、赵茂勋、韦世经、韩世福、廖炜雄、林福文、许圣亭、张智理、卢继昌等出席大会。刘重桂在讲话中说：“十三年来，我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的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过去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之流，利用他们篡夺的一部份权力，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大搞资产阶级的‘七性’办报方针，妄图把《广西日报》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他号召新闻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认真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重要指示，把新闻战线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据十二日《广西日报》）
十八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区电话会议，号召广大贫下中农紧急行动起来，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陈开路在讲话中要求各级革委会，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自身思想革命化，斗倒“难”字，打掉“怕”字，反掉“骄”字，破掉“满”字，大破无所作为的庸人哲学，树雄心、立壮志，学大寨，赶昔阳，艰苦奋战，力争尽快实现全区粮食亩产跨《纲要》。这是一次推行极“左”错误的动员令。（据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档案”材料）
十九日 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小小组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第三号文件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区党政机关开展的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即“反骄破满”运动）。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英雄观念，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据桂发[1971]8号文件）
二十五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通版发表毛泽东主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语录。（据桂发[1971]8号文件、见《广西日报》）
二十七日 《广西日报》发表《把路线教育当作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来抓》社论。社论提出，路线教育必须同三大革命斗争紧密配合，把它贯彻到一切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到各项活动中去。要联系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的实际，发动群众进行揭、斗、批、改。第三版发表《红旗》杂志《继续搞好斗、批、改》的思想评论。文中指出：“对斗、批、改怎么认识，持什么态度，是关系到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见《广西日报》）
十五日至三十日 自治区革委会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于十五日发出《举办第二期教育系统干部、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区革委政工组三十日举办了全区各地进驻中学的宣传队、管理中学的贫下中农代表、中学党支部和革委会负责人以及高中教师和行政干部四百多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中，错误地提出“当前我区教育革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争夺知识分子，争夺青少年一代的问题上”。这一极“左”错误，干扰了教育改革，影响了教学，不少教职工受到错误的批判。（据革教字[1971]号文件、见三十日《广西日报》）
三十日 《广西日报》刊登广西医学院七一级工农兵学员赖云珍的文章《要抓讲台上的和课堂上的阶级斗争》。文章荒谬地指责人体解剖教研室讲师汤冠军讲课讲到“针刺哑门穴位时要注意延恼的关系，若针刺不当，刺到正脑就有生命危险”是散布“活命哲学”。从而引起全院师生强烈反映，百分之九十五的教师不同意赖的观点。但学院党委强行组织全院对汤冠军老师的批判，汤冠军愤然迁居香港定居。（据广西医学院“文革”大事记）
一日 《广西日报》转发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五˙七”干校会议，总结办校经验，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把“五˙七”干校办成培养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基地。其实，当时各地普遍开办的“五˙七”干校，是根据“文化大革命”的需要，用以对广大机关干部进行审查、批斗、“以劳代惩”的所谓斗、批、改的基地。（见《广西日报》）
二日《广西日报》以《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胜利万岁》为题，报道了我区各级党组织从一九六八年五月份起，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群众性的整党建党工作。在“九大”错误路线指导下，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所谓的“吐故纳新”，清除了一些好党员，吸收一些所谓“文革”的“功臣”，造成了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见《广西日报》）
四日 经中央决定：任命韦祖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任命乔晓光、覃应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常委。（据区桂发[1971]14号文件）
五日 《广西日报》社论《狠抓路线教育，猛促春耕生产》一文中提出，要防止埋头抓春耕，放松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要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继续深入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质刺激”和“黑货”，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思想要经常批、反复批。当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万事不离“纲”和“线”，田头、地脚都成了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阵地，广大群众深受其害。（见《广西日报》）
十六日 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历时八天。参加大会的以壮、汉、瑶、苗、侗等十一个民族的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红卫兵党员代表共八百五十三人。这次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贯彻了“九大”的错误路线。韦国清在大会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乘胜前进》工作报告。他说：“广西曾经是桂系军阀的老巢，隐藏了一批叛徒、特务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两面派陶铸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谢王岗之流，长期以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并声称“我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场斗争的必然结果。经过反复强烈的阶级大搏斗，我们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总结斗、批、改运动的所谓“伟大成果”时，他说：通过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挖出了一批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据南宁地区统计：一九六八年搞的“反团”、清理阶级队伍批斗了七万八千七百四十六人，一九六九年遭批斗者达十一万零六百零六人，其中三千七百七十五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被打死九百七十六人）。揪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沉重打击了帝修反的“别动队”，纯洁了队伍。全区自一九六八年以来，有十三万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有一万七千多名干部“充实”到基层，有一万一千多名干部到“五?七”干校学习锻炼。基层党组织通过整顿，清除“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分子，吸收了六万多名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先进分子”入党（据区党委组织部材料：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发展党员八万九千八百三十八人，一九七一年党员数为六十二万六千一百九十一人。新发展党员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四点三）。在今后工作部署中，他说：要深入开展斗、批、改运动，“一打三反”运动和要继续抓紧、抓好、深挖阶级敌人。大会选举产生区党委委员七十八名、候补委员十六名。常委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赵欣然、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乔晓光、覃应机、宋治平等十二人。韦国清任第一书记；韦祖珍任书记；刘重桂、安平生任副书记。这届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安插了一些所谓“文革”时的“功臣”派性严重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在一九八五年“处遗”中，颜景堂：原柳州工程机械厂党委副书记，开除党籍，判刑；唐以豪：原团区委副书记，开除党籍，判刑；盘美英：原贺县县委副书记，开除党籍，降为一般干部；贾凤英：原融水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留党察看两年，降为一般干部；廖炜雄：原梧州市委副书记，开除党籍，降为一般干部；岑国荣：原区总工会主席，开除党籍，降为一级干部，另有三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五人定为犯有错误免予处分，占当届委员、候补委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四点八）。（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档案、一九八七年区党委整党办核查组材料）
十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声明》重申：七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可靠的后方。十六日，南宁二十万军民冒雨示威游行，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声明，愤怒声讨美帝及其走狗侵入老挝的滔天罪行。（见《广西日报》）
二十一日 南宁市所在地五所高等院校举行首届工农兵学员开学典礼，会上提出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红代会提出口号：要发扬“五敢”精神；工农兵学员表示：“要用锄头挖掉封、资、修的毒根，用扁担挑起教育革命的重担”。广西农学院首届工农兵学员四百人，初中文化水平居多，甚至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们要求教学内容要做到“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其后果是教师难教，学员难学，教学质量明显下降。
二十二、二十五日 两天来《广西日报》报道了我区首批近二千名工农兵学员，跨进了七所新型的社会大学。据自治区高校招生办公室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材料：全区自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六七年，高等院校废除考试制度，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几年来，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农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广西中医学院、桂林医专、百色医专等共招工农兵学员一万九千四百七十人。这种教育制度的“改革”，不仅在大学，而且在中、小学都造成了教育秩序紊乱、师生关系紧张、教学质量下降的严重后果。（据广西农学院“文革”大事记、自治区高校招生办公室材料、二十二、二十五日《广西日报》）
二十三日 韦国清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批陈整风”工作会议精神。他着重指出：此次“批陈整风”的重点是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会上，同时研究了文件传达的范围和时间安排的问题。全区分三批进行传达，第一批从三月一日开始。（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二十五日 宋亚琛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批陈整风”工作会议精神。他着重指出：此次“批陈整风”的重点是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会上，同时研究了文件传达的范围和时间安排的问题。全区分三批进行传达，第一批从三月一日开始。（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二十五日 宋亚琛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汇报有关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试点情况。他说：“从一九七O年四月起，全区在一些重点地区和重点单位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试点工作。目前立案审查的四十八人，已初步承认并揭发了一批人的问题。其中，对伍晋南、曾春生、龙智铭等均有揭发材料，我们认为伍晋南有很大野心。王、关、威这条黑线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就伸进了广西，与贺、霍、傅、谢、袁黑班子勾结在一起，在广西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罪恶活动。初步查明，在广西有六个勾子：一是以王荔为首的直接接受王、关、戚的黑指示，操纵和利用一些坏头头进行阴谋活动。王荔的“亲信”是刘德性和王福庭。王荔有野心，妄图在广西任第二把手。二是原中央党校李广文和卢文，是关锋把这条黑线插进广西来的。卢文与谢王岗、章英、龙廷驹勾结最紧，并与王荔有密切联系。一九六七年这个组分成两个组，北京组以刘德胜为领导，南宁组以章英为领导，与谢王岗“密谋”活动。这个小组成员有章英、刘德胜、农烈、李超林等十余人。三是全国文艺黑线。四是北京大专院校“五˙一六”集团。五是武汉线直接插进梧州。六是水电设计院的“火种”。王荔来广西后，即与刘德胜“共谋”组织夺黑班子，搞了十二人的“尖刀班”，搜罗贺希明等人。从“二˙一九”声明到“四˙一九”声明，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搞的。最后，宋亚琛说：根据当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形势，全区转入广泛发动群众清查“五?一六”的条件已经成熟。刘重桂表示：“中央指示很明确，清查“五˙一六”一定要搞，我们已搞出不少线索，要搞彻底，要开会交流情况，研究下步做法”。由于受极左思潮和派性的影响，宋亚琛的汇报，成为以后“跟踪追击”、“顺藤摸瓜”的依据，对“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工作的错误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二月“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清查“五˙一六”实际上是以派划线，执行“文革”中广西有一条以某人为代表的所谓正确路线，打击另一派群众组织和不同观点干部。所谓“五˙一六”集团的“罪行”、“三指向”全是无限上纲或捏造强加于人的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据区党委组织部“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自治区革委政工组召开的政工系统所属单位的干部大会。区革委副主任刘重桂作《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动员报告》。他说：文化大院、广西大学、艺术学院、医学院和航运局为区直机关第一批开展清查的单位。张乃健作《专案工作经验总结》，自治区革委政工组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副主任李宁作《文化大院运动情况的分析和估计》。同时，会上还宣布了各单位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为了配合运动的全面铺开，从三月底到四月初，区直政工系统在教育学院举办了一期大规模的专案人员学习班，仅自治区文艺工作总团就有一百二十人参加。（据自治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三月，自治区毛泽东著作出版社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成立后，小组成员到广西军区“受训”一个月，回来后即在本单位确定重点清查事件和清查对象。（据桂发[1971]15号文件、区文化厅大事记）
十八日 《广西日报》转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刊登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文中提出：一、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二、革命人民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三、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四、要有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五、现代修正主义是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叛徒；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争取更大胜利。（见《广西日报》）
三月，桂林市，从市领导机关到市直各单位都成立了清查“五˙一六” 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机构，培训了骨干，配备了专案人员二百一十多人，并把“造反大军”群众组织的“八˙一O”夺枪、“九˙六”劫密、夺“抓促指挥部”的权、“颠覆革命委员会”、“攻打百货站办公大楼”、“炸德智桥和新桥”、“炮击一O四部队”、“炮击越校”、“冲击监狱”、“火烧百货仓”、“甲山伏击战”等定为清查的重点事件。全市清查的一百六十五名对象，主要是“造反大军”的头头和支持“造反大军”的领导干部。其中王同连（桂林市委副书记）、杨德华（自治区高等法院院长）、冯邦瑞（桂林市市长）等七十人被立案重点审查。全市在广西师院、医专、冶专、机专、漓江机械厂、百货站等二十多个单位开展专案斗争。此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给予彻底平反。
二十三日 柳州铁路局成立清查“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由张文芳（师长）、张贵仁（副师长）、孙连捷、庞建勋（师副政委）、李銮（师参谋长）、施广声（师政治部主任）、姚文斌（团副政委）、王大生（团副政委）等八人组成。张文芳为组长，张贵仁、孙连捷、庞建勋为副组长。各分局一级单位也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成四百九十三人的专案队伍。全局把柳州机务段等十二个单位定为清查重点，定为重点清查事件有八起，有八十人定为审查对象（被关押审查的二十一人、隔离审查五十七人、背靠背审查二人）。其中除张炎等五人定为“五?一六”分子待上级审批外，其余有三人定为“反革命分子”，十一人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三十人定为严重错误，二十二人定为一般错误，因刑事犯罪交公安部门处理的有六人。此冤案直到一九八四年四月十日，柳铁[1984]28号文件，才作出平反决定。
同日 《广西日报》转发北京大学闻军“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评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国防文学’的反动性”的文章。
二十五日 自治区党委转发自治区革委政工组《第二季度工作要点》。《要点》的中心是继续贯彻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精神，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以此来带动各项工作。《要点》中提出五项任务：一、开展“批修整风”，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新高潮，自治区拟于三月底开办一期中央规定参加学习人员的学习班。二、建立各级新党委，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建立新党委中，要抓好开门整风，突出抓好路线教育，调配好领导班子。三、继续认真搞好文教战线的斗、批、改。这条战绩的斗、批、改要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抓住两条路线、两种世界斗争中的要害问题“大破大立”。文化战线，继续批《刘三姐》、《朝阳》、《英雄虎胆》等“毒草”的同时，以《苗家儿女》为靶子，狠批“反革命文艺黑线”；教育战线，在继续狠批凯洛夫教育学、“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的同时，要上挂下联，狠批“智育第一”、“教师倒霉论”、“读书无用论”等，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余毒”。四、抓好“四好”初评。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各级领导水平。（据桂发[1971]18号文件）
同日 《广西日报》在《关于如何把大寨经验学到手的讨论》专栏中，发表了《提高路线觉悟，做农业学大寨的促进派》的文章。
三月，天峨县开展清查“五˙一六”和社会清队运动。全县各级开办“批修批资”学习班二千九百多期，参加人数近五万。学习班中提出“学中批，批中学”的极“左”口号，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全县有二十三人被列为“五˙一六”分子进行审查；地下党有二十三人被错定为叛徒；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五十三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三十人，有五人被迫害致死。（据天峨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上林县革委会成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后，立案审查的有副组长黄榜超、县委组织部长韦卓耀、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韦克全等三十一人，审查中牵连一百多人。（据上林县“文革”大事记）
二日 区革委政工组《关于内部发行放映几部影片的通知》中指出：根据区党委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文艺大批的指示精神，《苗家儿女》影片从四月中旬起，实行内部发行，放映前要提出批判要点，放映后要组织批判。“大毒草”《英雄虎胆》、《刘三姐》两部影片，除文艺、新闻、宣传等部门有关人员可以根据批判需要，经过专、县革委会领导批准组织放映外，其它单位不再放映。（据革政字[1971]23号文件）
八日至二十一日 自治区政工系统在区革委礼堂召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张乃健作《动员报告》，宋治平、张智理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都错误地阐述和部署了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大意义和清查工作的具体方法等问题。会后，区直政工系统各单位清查“五?一六”的运动相继开展起来。十二日，自治区文艺工作总团在文化大院召开各领导小组成员和骨干会议，名曰：“战前整风”会议。石昆、张乃健、夏翰鸠、王中学都到会讲话，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抓紧阶级斗争，抓出成效来。十七日，总团部又召开各单位领导小组成员会议，石昆肯定了八日至十七日这段工作的成绩，并布置了下步的具体作法。二十一日，总团部举行文化系统控诉、揭发、声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大会，歌舞团、话剧团、桂剧团等六个单位的代表发言，区文艺工作总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石昆作大会总结，张乃健作指示。会后，随之掀起了大揭发、大检举、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区文艺总团在京剧、壮剧、彩调、杂技、话剧、歌舞、桂剧、木偶等九个剧团里，确定了二十二名审查对象并上报区革委政工组。相继举办各种人员学习班，运用大会、小会、大字报、大标语、广播等各种形式对重点人物进行点名批判，整个文化系统人心惶惶。（据自治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十日 玉林地委成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各县成立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全地区审查的一千二百人中有十一人由地委直接立案长期隔离审查。其中受党纪 、政纪处分两人，被遣送回原籍的一人，开除留用察看两年的一人，判处六年的一人。此冤案直到一九八四年才给予彻底平反。（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玉林地委“三办”在《关于钻进玉林地区地下党两面派人物情况汇报》中，把地下党老干部韦树辉、熊福芝、林克武、黄经柱、王英等二十八人列为伪党员、两面派、叛徒进行审查，有的被批斗、关押，长期遭受迫害，家属受株连。这一冤案，于一九八一年平反。（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主要听取区革委保卫组王惠民、宋长发两人对有关全区开展对敌斗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汇报。在汇报中指出：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列举了阶级新斗争动向的种种表现，并建议在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一次阶级斗争教育，发挥群众专政的作用，抓紧打击有破坏行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清查“五˙一六”运动方面：全区准备在南宁、桂林、柳州、梧州四市和柳铁全面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汇报后，刘重桂表示：这项工作一定要抓紧。十七日，召开在南宁学习的各地、市负责同志会议，刘重桂在会上讲话。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区开展了群众性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的专案斗争。在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清算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针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要求在全区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结合开展社会清队工作”。“‘一打三反’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地区是南宁、桂林、柳州、梧州四市和柳铁（包括中央、区直和地直驻市的机关、院校、企事业单位）；清查的对象是‘五˙一六’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社会清队主要在四市、县城的街道和公社一级的墟镇，清理的重点对象是暗藏的和外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和独立办道人员，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等。可以通过查来历、查历史、查成份、查社会关系、查表现、查口音与籍贯是否相符、查年龄与相貌是否相符、查身份与生活特征是否相符，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巩固无产级专政”。十九日，区党委批转了刘重桂四月十七日在各地、市负责同志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和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讲话》。这一《讲话》得到区党委的批转后，各地层层进行传达贯彻，一个深挖“阶级敌人”的运动在全区迅猛开展起来。（据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档案”材料）
十四日至十九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召开了各地、市和柳铁革委会政工组负责同志，以及路线教育试点的有关人员参加的“路线教育试点经验交流座谈会”。区党委常委、区革委政工组、广西军区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张智理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为解决当前的路线教育中存在的“革命大批判不够深入”、“批判水平不高”等问题，要求进一步认识路线教育的重大意义，弄通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基本观点，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反动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各地、市举办的领导、骨干学习班“批修整风”中，要突出批修；报纸要组织好革命大批判的报道；文艺战线要深入批判反动影片《苗家儿女》和反动小说《美丽的南方》等“毒草”作品。（据自治区档案一九七一年档案材料、《广西日报》）
二十五日 自治区革委政工组在桂林召开桂剧试验移植革命样板戏经验交流会。指出：桂剧是封建社会产物，解放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一直霸占着舞台。试验移植革命样板戏，彻底改造旧桂剧，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要求刻苦 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革全”样板戏的一整套经验。（见《广西日报》）
二十七日 东兰县革委会召开公社主任紧急会议，传达自治区《关于继续抓好“一打三反”运动，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县、社分别成立运动领导小组和专案组织等领导机构，在全县范围内又掀起“四大”、“九查”、“九挖”活动。通过查和挖共批斗六百五十六人，其中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二十七人，定为“五˙一六”对象重点审查的（全县“四˙二二”群众组织成员）十四人。（据东兰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罗城仫佬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社会清队运动领导小组，全县一百零五个大队，有八十七个大队开展了“四大”、“四查”活动，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有五十一个大队开展了对敌斗争活动，共批斗二百五十二人，发生自杀事件三起，逃跑事件十三起。（据罗城县“文革”大事记）
二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政工系统全面铺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意见》。指出：四月下旬，党的核心小组八个单位在开展运动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决定在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召开各单位领导、骨干会议，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有关“五˙一六”的指示，群众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可陆续铺开。在清查过程中，要结合“一打三反”运动，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革政字[1971]33号文件）
三月三十日至五月二日，自治区革委召开全区计划会议，各地、市、县、部份厂矿、柳铁、国防工业系统、军工生产师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一千三百多人参加，会议期间，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反骄破满”，毛泽东批发的《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等文件。到会人员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拟订了不切实际的《一九七一年我区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见《广西日报》）
五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庆祝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的通知》。指出，毛泽东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是我们完成斗、批、改伟大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建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同日，《广西日报》发表《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社论，指出：当前落实、《五˙七指示》就是要深入批判“ 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贩卖的唯心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要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所散布的修正主义余毒。（《广西日报》）
同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焦红光、赵茂勋、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覃应机、宋治平、岑国荣、盘美英、卢继昌、张智理、姜铭海、张乃健、郭兴生、赵维学、梁华新、杨仲绪、宋亚琛、柴树民、黄继济、程学林以及新华分社军代表等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主要听取传达全国公安保卫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批陈整风”等工作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了有关领导班子建设等问题。会上，韦国清提出：自治区机关在“批陈整风”学习中，对机构设置重迭的现象，要统一研究调整，总的原则是减层次、减人员。广西军区对全区五所高等院校以及区广播电台、柳铁等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安排提出了具体意见：广西大学陈秉德、中医学院滕树凯、广西民族学院张仁才、广西农学院朱明德、自治区文艺工作总团卢辅明、广西艺术学院孙焕章、广西广播电台杨仲绪、柳铁姜铭海、杨振宗等人。所选派的人员都是军队干部，而且全被破格提拔使用。宋亚琛在汇报清查“五?一六”的工作情况时提出：根据我区当前情况，转入广泛发动群众清查“五?一六”的条件已成熟。为弄清我区几个重点人物的定性问题，建议把王荔、北大钱××、武汉彭伟杰这几个“关健人物”搞来广西审查；龙智铭（区革委副主任）很多问题与他有关，也调他来南宁审查；撤销单位的“重点人物”，可放到自治区武鸣学习班去审查。
六日，赵茂勋向党的核心小组传达由毛主席亲自批示召开并由康生挂帅领导的中央整党建党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有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赵茂勋、徐其海、许圣亭、覃应机、宋治平及姜铭海、郑兴生、柴树民、宋长发、赵维党、宋亚琛、梁华等人。赵茂勋在汇报到领导班子问题时说：“全区三十三万三千九百一十四名干部中，工农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三，知识分子干部占百分之七十一，剥削 阶级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十八”。“老病残干部七千五百九十四人，占干部总的百分之二点三八，这部分干部不处理好，提拔、培养新干部受到影响”。“现在，全区在原有地、市委正、副书记和正副专员中，尚未“解放”的占百分之四十二；在原县委正、副书记和县正、副县长中尚未“解放”的占百分之二十；在原厅局长干部中，尚未“解放”的占百分之三十二”。（据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
七日 南宁市广大干部群众隆重集会庆祝毛泽东《五˙一七指示》发表五周年。区党委、区革委和南宁市委、市革委以及南宁地区革委会的负责人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赵茂勋、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覃应机、宋治平、廖炜雄、韩世福、肖寒、贾焕雨、董以法等参加。刘重桂在会上讲话，他说：“《五?七指示》是毛主席对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途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军队、建设国家的宏伟纲领”。要求更深入、更扎实地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见五、六、七日《广西日报》）
九日 自治区党委于二月中旬建立后，分别在三、四月份连续举办党员负责干部学习班、认真读马列的书，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联系阶级斗争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所谓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贩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见《广西日报》）
十日 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面分析我区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研究“批陈整风”以及当前工作问题。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都围绕我区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讲了话。韦祖珍说：“当前阶级斗争的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存在’是伟大真理”。刘重桂说：“要在领导干部和群众中，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观念和继续革命觉悟，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否则，就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领导者”。安平生说：“要正确估计敌人，现在全区农村有四类分子三十多万，加上他们的亲属大概在一百万以上”。韦国清在最后讲话时着重分析了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和今后的几项工作。他说：“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极力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没有改造好的四类分子顽抗改造，敌特也加强间谍活动。他们书写反动标语和反动口号，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大刮翻案风，杀人放火、复活‘四旧’，腐蚀干部群众，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煽动无政府主义，扰乱社会秩序；‘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革命复辟，是适应帝修反需要的，是有国际背景的，象陈伯达就是有国际背景的，是托派，是五毒俱全的阶级敌人”。在此，他再次重申，广西社会情况复杂，是李、白、黄的老巢，广西解放晚，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坏人流窜到这里来。当谈到“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他说：广西两派严重对立，以致武斗打死人，应记在刘少奇、王、关、戚、杨、余、傅以及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记在“五˙一六”总后台陈伯达身上。在广西要把帐记在国民党、叛徒、特务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身上。对今后的工作要求：一、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讲清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二、狠抓根本，当前要以“批陈整风”为中心，带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社会清队；三、开展革命大批判，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四、要经常地、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五、认真抓好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由于区党委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分析，对工作的错误指导，给全区正在开展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社会清队，带来严重后果。（一九七一年“区党委扩大会议记录”）
五月间，梧州市革委会把“红色造反团”群众组织打成“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主要成员被当作“五˙一六”分子进行审查。工作队以办“学习班”为名，把江文琪等十四人秘密关押或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到辽宁把彭伟杰押回梧州隔离审查。根据逼供、诱供、指供所得材料，将崔炳荣、关照、梁治光、孙波、唐杰等一批领导干部也进行隔离审查。清查对象从“四˙二二”群众组织的干部头头，扩大到市直 部、局乃至市一级的领导干部。（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自治区文艺工作总团，从五月份起，运动由“四大”阶段转入专案斗争阶段。举办了为期两天的专案人员学习班。随后，把本团所谓的《南疆烈火》、《6984挽联站》、《兵管、兵训》、《夺〈广西日报〉大权》、《反砸‘二黑’》、《收听反动敌台》定为六件大事，并立案审查与上述大事件有关的三十六人。（据自治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南丹县通过“四大”、“八查”，查出外逃五类分子十八人，有政治问题的二百一十六人，有经济问题的二百零八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金额达十二万八千三百五十三元。全县共批斗了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五类分子及各种有严重问题的三百零二人。（据南丹县“文革”大事记）
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作为“五˙一六”对象立案审查的有二百三十八人，其中定案处理了六十四人。（据广西师院“文革”大事记）
环江县分别在城管、驯乐两地召开公判大会。全县分设的四十七个参加大会原达七万多人，在会上批斗四十七人、宣判九人、拘留三人。会后，各地全面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群众运动。全县百分之八十的生产队开展对敌斗争，共批斗九百四十五人。（据环江县“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广西日报》以通栏标题开辟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苗家儿女》的专栏。编者按把这一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的迫害文艺工作者、扼杀文艺创作的行径，说成是“本报根据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要求，从今天起，对反动影片《苗家儿女》进行公开批判”。编者按指责：《苗家儿女》影片贯穿着一条反对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鼓吹“唯生产力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号召广大读者，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向“反动”影响《苗家儿女》猛烈开火。（见十日的《广西日报》）
十六日 自治区革委隆重庆祝毛泽东主席“五˙一O”声明发表一周年。（见《广西日报》）
十七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举办文艺革命大批判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地、市、柳铁以及广西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学院等地区和单位的写作小组成员，以《苗家儿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美丽的南方》等“毒草”为活靶子，狠批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等“四条汉子”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这一学习班之后，对影片《苗家儿女》进行了持续批判。（见《广西日报》）
同日 《广西日报》第三版，又以通栏标题开辟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唯生产力论”。据五月至十二月连续发表了五十五篇大批判文章。（见五月至十二月《广西日报》）
二十一日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举行学习毛泽东主席“五˙二O”庄严声明报告会。热烈欢呼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的伟大胜利，决心遵照毛主席教导，坚决支持五国人民斗争。（见《广西日报》）
二十三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教育战线革命大批判的通知》。指出：为了进一步推动教育战线斗、批、改运动深入发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全面教育”的伟大指示，继续深入持久地进行革命大批准。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同时，要求紧密结合教育战线的实际，继续狠批凯洛夫教育学、“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以及“智育第一”、“教师倒霉论”、“读书无用论”等。这一批判，全面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在教育战线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据革政字[1971]40号文件）
二十四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专栏，发表了署名新文撰写的《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文章。全文分四个部份：一、“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假，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是真；二、“反修”、“防修”是假，保护“一小撮”是真；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假，妄图进行反革命夺权是真；四、“无产阶级革命”是假，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是真。对刘少奇进行诬陷和攻击。（见《广西日报》）
五月间，自治区党委举办自治区革委常委（群众代表常委）以上人员学习班。学员有廖炜雄、潘玉臣、颜景堂、李家海、任树人、韦仕珍、邓元清、曾春生、龙智铭、林福文、覃启品、何作然、李耀增等十三人，伍晋南也参加了学习班。工作人员十三人（其中军代表十一人）。学习班中主要摆“文革”中的大事件以及两派参加大事件的活动情况。这次办班，实际上是清查“五˙一六”分子。学习班结束后，龙智铭被专案审查。龙在审查期间自杀死亡。（据范文苑一九八三年七月五日写给自治区“处遗”办公室的材料）
一日 《广西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柳州市革委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撰写的《鼓吹自由化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批判大毒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编者按说：这篇文章是打着反教条主义、探讨文艺创作道路的幌子，大肆鼓吹“写真实”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疯狂反对文艺的阶级性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反对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见《广西日报》）
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新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彻底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文章。文中提出：坚持阶级分析，搞无阶级革命，还是鼓吹抽象的“人性论”、“搞阶级调和”，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搞阶级斗争、坚持无产资级专政，还是鼓吹“和平”、“自由”、搞“大家专政”，是区别真假革命的分水岭；深入批判“人性论”，坚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分析一切，观察一切。（见《广西日报》）
六日 自治区党委转发《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一九七一年计划会议纪要》的通知。同日，还批转了自治区公安保卫工作会议《关于贯彻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的意见的通知》。区党委强调指出：各级党委会要切实加强对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狠抓公安保卫机关的革命化建设，加强对敌斗争，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搞好社会清队工作。（据桂发[1971]48号文件）
六月初，梧州地区革委会在八步镇搞“社会清队”试点。十三日至十五日，地区革委一号办公室在八步镇召开梧州地区社会清队工作会议，总结第一阶段的工作经验，部署下步工作，要求发动群众开展“四大”（大检举、大揭发、 大批判、大清理）、“八查”（查来历、查历史、查成份、查社会关系、查表现、查口音与籍贯是否相符、查年龄与面貌是否相符、查身份与生活特征是否相符）活动。按区党委指示，要求社会清队试点在十月份前结束，而后采取三分之一带三分之二的办法逐步铺开，力争在一、两年内搞完。（据贺县“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广西日报》刊登了上海机床厂党委会《沿着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光辉道路前进》的文章。文中指出：一、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办好学校的根本；二、在批判中建立新专业，设置新课程，编写新教材；三、在教学上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四、造就无产阶级技术队伍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一办校经验广为推开，全区各地“七˙二一”大学林立。（见《广西日报》）
十六日 在“批修整风”和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运动中，《广西日报》第一版刊登了毛主席关于路线斗争的指示。（见《广西日报》）
二十三日 自治区宣传、出版系统召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张乃健作“动员报告”他说：“揪广西军内的二十个为什么”、“四管四训”、“冲击《广西日报》”、“冲击电台”、“一中军训”、“六˙一三武斗”、“揪军内一小撮”、“文攻武卫十五条”、“二˙一九声明》、“四˙一九声明”、“今日哥达纲领”、“邕江风霜”、“三˙二九声明”，属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活动，要深挖。会后，区直文化系统开展大抓“五˙一六”分子活动。（据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负责人张乃健在区党委常委会议上汇报举办《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的情况。区党委常委会议同意汇报意见，并决定二十九日在 自治区展览馆门前广场举行八百人参加的开幕式。（据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同日 自治区党委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报一刊“七˙一”重要社论的通知》。在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备战”的同时，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据桂发[1971]62号文件）
二十九日 我区各地、市、县和柳铁，到六月二十七日止，已全部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建立了新党委会。《广西日报》发表本报评论员《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革命化建设》的文章，祝贺各级党委会的建立。其实这次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在“九大”错误路线指导下，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各级党委会中，都安排了一些“文革”中的所谓“有功之臣”。据钟山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举县委委员二十六名，候补委员三名，其中有九人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犯有“ 打砸抢”和主谋杀人错误的，在（一九八五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有五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四人判刑），占新县委成员的百分之三十一。（据钟山县“文革”大事记）
一日 《广西日报》刊登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重要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全文阐述三个问题：一、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三、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文中声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叫做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召开常委会，学习中央两报一刊重要文章。并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重要文章的通知》。（见一、二日《广西日报》）
三日至十四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重要文章。同时，还通过了《关于上半年形势的分析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纪要》。最后，韦祖珍作会议总结发言。他要求：一、县以上党委在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要结合分析上半年工作形势，对那些骄傲自满、讲假话、闹不团结和自由主义等倾向，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问题严重的单位，领导班子要进行整风，批判不正之风要上挂下联与黑“四论”结合起来。二、要克服对敌人斗争中的右倾情绪和执行政策中形“左”实右的倾向。三、要大鼓干劲，狠抓工、农业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四、要认真做好外事工作。五、要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据自治区档案局材料、桂发[1971]70号文件）
八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发表了广西区党委写作小组撰写的《坚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批判所谓“四条汉子”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创作自由”的反革命口号》的大批判文章。（见《广西日报》）
九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又集中地发表了五篇所谓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文章。（见《广西日报》）
十六日 自治区党委会议，讨论有关干部的定性处理的问题。段纯和汇报武鸣学习班审查干部的情况。他说：武鸣学习班审查的五百多名干部中，大部份属人民内部矛盾。在审查中多是采用群众“批斗”的办法，在问题未弄清之前，不能“解放”，不能恢复组织生活。会上，还讨论了二十四名厅局长以上干部的定性处理问题。其中，错误地定为敌我矛盾的有熊和清（叛徒）、王汉昭（历史反革命）二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有周嘉琳、吴永忠、崔毅三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有候暮寒、张今雄、陈任生、冯寿天、王升阶、梁唐晋六人；政治思想错误的有祖振兴、张羽、方中祜、韦章平、钟枫、袁似瑶、蒙谷、鲁源、秋伟、吴英甫等十人；审查无问题的有孙善佑、安伦、卢振华三人。这些被审查的同志多年来在工作上得不到正常的安排，精神上受到摧残。（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二十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召开全区政治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全区政治工作会议定于八月五日召开，会期二十天，一百五十人参加。会议将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第二次全会精神，分析全区政治工作形势，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如何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批修整风”为中心，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使各项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基层。（据革政字[1971]47号文件）
同日 《广西日报》开辟的“关于如何把大寨经验学到手的讨论”专栏，发表了《推广大寨经验，必须狠抓阶级斗争》的文章。这一“讨论”进行为时数月的报道。（见《广西日报》）
二十日至八月间，自治区党委书记韦祖珍先后到河池地区的巴马、凤山、东兰、南丹、河地、宜山、都安和罗城等 县检查工作，每到一处则对有关形势、山区建设，以及如何抓好基层工作等七个方面作了指导，并提出“住山、爱山、治山的要求。三年后，这些讲话被诬为“右倾翻案风”，横遭批判。“韦祖珍反党言行十八例”即由此而来。（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三十一日 这两天的《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准》的专栏中，发表了九篇批判“大毒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文章。其中河池地委写作小组撰写的《“写真实”的要害，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见《广西日报》）
六、七月间，《广西日报》开辟专栏集中地、连续地批判了陶铸。六月十九日，《广西日报》发表了《彻底批判反革命两面派陶铸鼓吹的“林业党”反动谬论》的专栏。七月十八日在编者按中指责陶铸一九六O年到钦州地区以检查生产为名，沿途放毒《西行纪谈》一书是他“黑话”的汇集。（见六、七月间《广西日报》）
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灵山县革委会副主任杨登元、林济梅撰写的《阶级斗争，一抓则灵——批判“反革命两面派”陶铸鼓吹“有茶则灵”的谬论》，文中指出，一九六O年秋，陶铸到灵山曾说：“灵山、灵山、山不在高，有茶则灵”、“茶树是摇钱树，采茶是采工资”。作者对此横加指责， 批之为“要我们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只抓钱，不抓阶级斗争，这充分暴露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类似这样的文章，在当天同一个版面发表了五篇之多。由此可见，极左思想对人们毒害之深。（见六月十九日至八月三日《广西日报》）
五日至二十五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政治工作会议。各地、市、县、柳铁党委、革委会和区直有关部门、各级政工部门负责人，以及大专院校和部份厂矿、企事业分管政治工作人员四百四十多人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区各级领导以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为中心，搞好基层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建设，为完成党的“九大”以来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努力奋斗。会议期间，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到会听取发言：赵茂勋、许圣亭、宋治平、张智理、张乃健、郑新生等人在大会讲话；刘重桂作会议总结。”（见三十日《广西日报》）
五日 自治区文艺工作总团召开“坦白交代和批判‘五˙一六’罪行大会”。对所谓“罪行”严重的人在大会进行了批斗。会后，文化系统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更猛烈地开展起来。有的单位对审查对象实行“车轮战”日夜审讯，威吓逼供；有的对病人不让休息，逼供、批斗、强迫劳动。采调团在军代表刘荣弟指导下，对赵小明连续批斗达半个月有余，有时通宵达旦的批斗，致使其精神极度恐惧，终在二十八日跳楼自杀，博物馆一女同志直到临产前，还遭到轮番审讯，致使其患精神分裂症。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文化系统被诬陷为“五?一六”分子受审查的有八十六人，立案审查的三十六人。其中被迫自杀一人，神经失常二人，被双开除五人，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六人。（据自治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九日 《广西日报》发表《把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社论。指出：大庆，是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大庆的道路，是中国工人阶级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工业的道路。同时，在《广西日报》开辟了《如何把大庆经验学到手》的讨论。（见《广西日报》）
十六日 自治区党委关于安置处理老、弱、病、残干部和吸收新干部问题向中共中央写出了《请示报告》。《报告》中指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我们进行了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对干部进行了适当调整，初步统计有七千名‘老弱病残’干部不宜分配，需要安置处理”，“关于吸收新干部问题，全自治区一千零一十六个公社，按每个公社吸收三至四名计算，即应吸收三千零四百八名至四千零六十四名。条件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出身，政治历史清楚，家庭和社会关系无重大问题，有基层工作经验和一定组织能力，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年龄在二十八岁以下”。这种做法，实际是在国家机关干部中进行清队，把“文革”中的“功臣”、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派性严重的人拉进干部队伍。（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档案材料）
三十一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全区政治工作会议三个文件。即：《关于全区各级领导班子“两化”建设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意见》，指出：我区各级领导班子是按照“军、干、群”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地、市、县和柳铁党委委员中，解放军代表占百分之二十点二，干部党员代表占百分之三十三点四，不脱产委员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三十五岁以下的委员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出席县以上“双代会” 的代表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八。《关于全区路线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指出：今年以来，开展了以“批修整风”为中心的群众性路线教育运动，集中地批判了极左思潮，增强了革命团结，共同对敌；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加强了组织纪律性；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批判“四旧”，增强了抵制腐蚀能力；批判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倾向，使党的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实。《关于全区文化工作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指出：全区各地经过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正在进行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深挖了“阶级敌人”，揭露和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了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反动的社会思潮，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桂发[1971]82号文件）
同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关于加强基层政治工作建设的意见》。（据桂发[1971]83号文件）
一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举办干部读马、列书学习班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按照毛主席关于“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的指示。通知决定十月在南宁举办干部读马列书的学习班。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两本书和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以及《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等文章。参加第一期学习班的有各地、市、县和柳铁党委学习中心小组、各地、市、县革委会宣传、政工小组的负责人以及相当县以上厂矿、大专院校、区直属厅局以上单位共五百一十五人。（据桂发[1971]84号文件）
十二日 自治区革委会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七日在南宁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各地、市、县到会代表三百一十多人。会议期间，自治区党委书记韦祖珍作《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报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刘重桂作《形势报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安平生作《会议总结报告》。会议指出：要把大寨经验真正学到手，必须抓住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个根本，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抓住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这个关键。会议要求各级革委会，要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做好规划，制订措施，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号召广西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要鼓起更大革命干劲，继续发扬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迅速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群众运动新高潮。（见《广西日报》）
十日至二十一日 上林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落实自治区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精神。县委成立基本建设指挥部，各公社成立指挥所。（据上林县“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都安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自治区政治工作会议和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后，全县掀起了一个打秋前农田基本建设“歼灭战”的新高潮。有的公社百分之四十的劳动力涌上工地。（据都安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自治区党委清查“五˙一六” 领导小组召开工作会议。各地、市、柳铁、区直四大组，武鸣学习班和自治区“五?七”干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会议。会议产生了《清查“五˙一六”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在清查过程中，坚决贯彻了中央十三号文件和九条方针。目前已有一百五十一个重点单位开展了‘四大’和专案斗争，办了七百七十四名重点人物学习班”“根据揭露出来的‘五?一六’‘罪行’，把收集整理中央‘首长’黑材料的几个组织，‘二?一九’和‘四?一九’夺权黑班子 、揪‘军内一小撮’、‘北航黑会’、破坏区市革委会成立、抢劫援越抗美物资、冲击桂林第三监狱、‘九?六’抢劫桂林步枪机密档案、南宁梧州反革命纵火案、建立‘反革命基地’”定为我区十大事件。《纪要》提出：要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认真抓好社会清队工作，继续落实“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加强同帝、修、反、特务、间谍的隐藏斗争，加强首脑机关、要害部门的保卫和保密工作。自治区党委于十一月二日批转了这一会议《纪要》。（据桂发[1971]111号文件）
二十三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增补乔晓光为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并兼任区革委政工组副组长；覃应机为自治区常委会生产组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并兼任生产指挥组副组长。（据桂发[1971]92号文件）
九月，百色地区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在地区农业试验站举办清查“五˙一六”学习班，集中“四˙二二”群众组织主要骨干（内有专区革委委员十人）到学习班审查。地区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组长禤壮存在学习班动员会上说：“不管它的组织是不是叫‘五˙一六’，不看他填不填表，凡是在‘文革’中有组织的反党乱军夺权的就是‘五?一六’，就要挖出来。在百色有三种情况，一是有罪行无组织；二是有罪行有组织；三是无罪行有组织。不管哪种，都要清查出来”。学习班采取严密封锁措施，规定学员不准外出，饭后活动要有三人以上，不准会客，不准同被隔离审查人员打招呼，不准搞串连，不准毁灭“罪证”，不准转移“黑材料”等，每个被审查人员都安排有两个人监守。审查中搞刑讯逼供，搞“车轮战”、“轰耳战”，进行残酷批斗。全区各地都有类似情况发生。（据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九月，河池地区革委“三办”，以审查干部历史为名，在地区“五˙七”干校集中地委副书记张延年、地委常委、秘书长江明等十一人到宜山县九龙岩办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长达一年之久，致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此次“学习班”，事后称之为“九龙岩事件”。（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三个问题：一、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关于进一步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指示》草稿；二、召开全区教育工作会议问题；三、举办马、列学习班问题。
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指示》。《指示》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奋战三、五年，把我区所有县办成大寨“式”的县。为实现其目标，要求：一、进一步提高农业学大寨原认识；二、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狠狠打击一小撮敌人的破坏活动，有针对性地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四旧”；三、狠抓基层建设；四、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五、加速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六、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据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自治区党委会议记录、桂发[1971]100号文件）
四日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关于进一步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 群众运动的指示》于今日在《广西日报》发表。（见《广西日报》）
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九月十八日通知，林彪于九月十三日仓惶乘机外逃叛国，途径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十一日至二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有关“林彪叛党叛国事件”所发出的文件。十一日，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韦国清在《关于今冬明春工作安排意见》中说，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贯彻中央有关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57、65号文件，当作当前第一位的大事来抓；并把这项工作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二十六日，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贯彻中共68号文件。为集中力量进行传达贯彻，要求县以上单位抽三分之二的干部下去。先县级机关，然后再到基层，全区要在十一月中旬传达完。二十八日，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贯彻68号文件。决定在农村党员干部中分批、分片进行传达；县人武部、军分区同地方党委一起传达，区直四大组在南化、邕宁县搞点，由刘重桂负责；机关要组织干部下去，下去的干部由各地、市委统一领导。二十九日，区党委向各地、市、县、公社、柳铁党委、广西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党委、 区直机关各大组、“五˙七”干校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传达中央67号文件的通知》。指出，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通知》，决定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大事，是一场最深刻最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是当前中心任务，是推动各项工作的总纲。要求全区在十一月十五日左右传达完毕。（据桂发[1971]104号文件）。
中央[1971]67号文件，各地传达迅速、广泛。上林县全县总人口三十万零五百二十九人，听传达中央“关于林彪事件”文件人数竟达十七万七千九百五十九人，占应听传达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八。柳州市有二十四万一千零五十七人听了文件传达，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六以上。（据上林县“文革”大事记、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宣讲中央[1971]68号文件应注意掌握的几个问题的意见》。要求：揭批罪行，大谈危害，激发对林彪的无产阶级义愤；剥开画皮，认清本质，识破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真面目；大讲胜利，激励斗志，增强把反帝、反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提高认识，团结对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搞好“两个结合”，争取更大胜利。（据桂发[1971]105号文件、中发[1971]57号文件）
三十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基层年终政治工作总结的通知》。根据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对今冬明春工作的部署”，在今年基层政治工作总结中，要求认真总结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搞好基层领导班子开门整风，以及做好生产队干部的政治工作，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等方面的经验。（据革政字[1971]63号文件）
同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专栏，发表署名区教革《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一文，荒谬提出：鼓吹“天才论”就是反对学校向工农兵开门；鼓吹“理论至上”就是反对学生参加三大革命实践；鼓吹“教授治校”就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教育。（见《广西日报》）
十月，梧州市召开清查“五?一六”工作会议，决定把清查工作的重点转为查事件查罪行。周树忠在会上提出要清查七个重点事件：揪军内“一小撮”；一九六八年五月“反革命”纵火事件；“八˙二九”抢枪；“八˙二六”攻打工人医院；“八˙二九”洗劫公安局；抗拒“军管”银行；“武汉黑会”。与此同时，市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自治区清查领导小组《关于做好事件结案和个人定案工作的几点意见，开始进行定案处理工作。（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一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区党委向中央所作的关于区党委在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中传达中央[1971]57号等文件和关于龙智铭自杀问题（五月间，清查“五?一六”罪行时，龙卧轨身亡）的两个《情况报告》。韦国清在讨论到龙自杀问题时说，去年办学习班时，龙智铭不交待问题，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中，群众揭发他大量“罪行”，又办了学习班，龙智铭感到问题严重，而“畏罪”自杀，我们的错误是对龙“管理不严”。龙智铭是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他自杀应向中央汇报。（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二日 自治区党委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于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召开清查“五˙一六”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所形成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工作会议纪要》经自治区党委同意，并以桂发[1971]111号文件转发至各地、市和柳铁。由于“左”的错误和派性思潮所形成的会议《纪要》，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的肯定。（据桂发[1971]111号文件）
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论述。（见《广西日报》）
七日、十五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两天来连续开会讨论区党委写作小组给《红旗》杂志撰写的《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权〉》和《为不断地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点体会》两篇文章，经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发稿。（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区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十九日至十二月上旬 自治区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经毛主席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并以《纪要》中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并以这一精神为指导，总结交流了经验，部署了会后的工作，制订了全区贯彻执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措施。韦国清在全区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同样是以“两个估计”的精神，对我区教育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作了错误的分析和部署。他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已在全区二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中传达贯彻。今天着重谈三个问题；一、认清教育战线大好形势，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一九六八年九月，我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配合解放军战士组成近十万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了大、中、小学校，打破了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改变了学校长期“一不批、二不斗、三不改”的严重局面。二、充分认识教育革命的重大意义，提高执行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抓不抓教育革命是关系到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抓不抓教育革命是关系到能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抓不抓教育革命，是关系到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三、全面落实《纪要》，夺取教育革命的新胜利。”《纪要》贯彻执行的后果，是我区广大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在政治上、生活上受到歧视；教育革命也被引上邪路。（据自治区档案局1971年档案材料）
十九日、二十二日 两天来，自治区党委连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有关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路线教育以及今冬明春的工作部署问题。宋治平汇报：林彪事件后，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十月份案件比九月份上升百分之五十六。其原因是：我们思想跟不上；公安队伍“新鲜血液”多，破案率低；在执行政策上，对敌人打击不力。韦国清在会上讲话。他说：要全面搞一个对敌斗争的意见。对敌人造谣破坏不打击不行，对敌人不专政不行，劳改犯嚣张，不杀几个不行，对资本主义泛滥要批判。到会人员一致提出对阶级敌人要进行镇压。许圣亭说：要镇压罪大恶极分子，制服敌人，教育群众。赵茂勋说：要拿出五月份“西园会议”对敌斗争的声势，打击敌人。刘重桂说，当前对敌斗争在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掌握上，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形“左”实右，二是右。覃应机说，当前要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打击敌人，为大跃进扫清障碍。会议研究了《当前工作提示》初稿。（据自治区档案局一九七一年“区 党委常委会议记录”）
二十一日 百色专区革委会，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将百色镇压五十八名四类分子清理遣送到百色、田林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随迁家属一百三十人。这批人后来（具体时间不清）全部收回百色镇。（据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针对当前形势，研究今后要着重抓的几项工作问题。韦国清提出：对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按毛主席“三要三不要”原则：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会议期间，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当前应着重抓好几项工作的通知》。一、狠抓阶级斗争，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二、加强政策观念，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三、大力 搞好基层建设，力争十二月以前做好生产队干部改选工作。四、认真做好实现明年持续跃进的思想发动和物质准备工作，在农村着重批判“四旧”和资本主义倾向。（桂发［1971］126号文件）
二日 自治区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的通知〉。指出：“这一社论，全面、深刻而又简明地总结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批修整风’运动极其丰富的经验”。学习社论要和认真看书学习、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学习社论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据桂发[1971]126、127号文件）
同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发表毛主席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论述。
十五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央[1971]77号文件的通知》。指出：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央[1971]77号文件，转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望即组织传达和讨论。（据桂发[1971]131号文件）
二十一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措施》。《措施》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革命的领导，加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加强教育队伍的改造和建设，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教师队伍，实行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工农兵教师是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据桂发[1971]131号文件）
三十日 《广西日报》以《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教育革命新胜利》为题，报道了全区教育工作会议的消息。自治区党委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赵茂勋、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乔晓光、覃应机、宋治平。另外，中央后补委员岑国荣也出席了会议。各地、市、县、柳铁党委和革委会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教育部门的干部、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党委、革委以及区直各部门、部份厂矿、宣传队、贫管会、学校和教师代表六百多人参加会议。会议分析了我区教育战线的形势。特别指出：从今年以来有七所大专院校开始招生，出现了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新局面。（见《广西日报》）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党对教育革命的领导》。指出：“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在深入开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崭新的无产阶级新人在茁壮成长”。“目前，我区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占全区人口的六分之一。建国以来，资产阶级利用文化教育阵地向无产阶级发动多次进攻，当前，这个阵地上资产阶级对青少年腐蚀、争夺和无产阶级反腐蚀、反争夺的斗争仍在十分激烈地进行着”。（见《广西日报》）
三十一日 我区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路线教育总结活动，自治区党委要求要认真总结经验，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区党委派出宣传队分别到南宁化工厂、南宁第八中学和邕宁县良永大队蹲点，总结推广年终路线教育总结的经验。各地、市和柳铁党委都及时召开了各级党的会议和举办骨干学习班，层层进行动员和布置，为加强对路线教育总结工作的领导，各地、市成立“路线教育总结办公室”。（见《广西日报》）
同日 《广西日报》转载中央北京市委写作小组撰写的《记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重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钦州地区一九七一年间，档案员黄兰先、谢森昌清理六万六千六百一十五份各种文件资料，经杨玉茂（办事组副组长）批准，由谢森昌、古荣礼押送到北海纸厂处理（溶解成纸浆）。（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一日至七日 自治区革委会举行第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学习和讨论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会议期间，还传达了中央[1971]77号文件（即中共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斗争》材料之一）和82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韦国清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路线斗争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是路线教育的重要内容；还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唯心论的先验论，唯心史观，以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领导班子就是政权”等反动谬论，并说“民富国强”这个反动口号必须批判。在会上发言的还有韦祖珍、乔晓光、覃应机、许圣亭、陈开路、宋治平等常委（据自治区革委会档案第十卷）
二日 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通知》说，元旦社论传达了毛主席极为重要的指示（按：即“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要求全区各地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元旦社论的热潮，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批修整风。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元旦社论精神贯彻到当前各项工作中去，并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元旦社论的领导。（见《广西日报》）
四日 《广西日报》发表通讯《柳钢在沸腾，柳钢在跃进》，吹捧在“文革”中杀人的刘目忠，把他誉为“钢厂铁人”。经“处遗”查实，刘目忠被判刑。（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广西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柳州革委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写的文章，题目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标本》，错误地批判我区著名壮族作家陆地写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
十五日 乔晓光到桂林师院检查贯彻全国、全区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他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大批判、大辩论、分清路线是非，解决教育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接着举行全院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点名批判张云莹（院长）、杨江（书记）等人。（据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区党委常委开会讨论贯彻中央[1972]2号文件（是中央通知，将[1971]77号文件扩大发至工厂、企业、学校、农村、部队班排和街道居委会）4号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主要内容是林彪一伙 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5号文件，决定召开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中央5号文件是供批判用的，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即毛主席是天才，有人反对，不承认毛是天才），中央要求暂时传到省军级。区党委常委决定，先传达到区党委常委、区革委会党员副主任以上和军区军级干部。听了传达的人对林彪的反动讲话进行了专题批判。（据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十卷七号）
二十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凌云县残酷批斗老干部的坏分子李真云的文章《千头万绪要抓纲》。《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至二月四日 区党委召开第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区党委委员六十五人，候补委员十四人，列席会议的干部五百七十六人。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中央[1972]4号文件，并继续深入学习中央[1971]77号文件，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在全区传达贯彻中央文件、深入开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打好基础。会议期间，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岑国荣、盘美英和区党委常委、军区负责人，以及各地、市委负责同志共三十人在大会上对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唯天才论、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等进行了声讨、揭发和批判。会议期间，区党委常委还和各地、市委负责人就回去后的做法进行了研究和部署。韦国清在二月四日的大会上作了批判发言，并提出了几点补充意见：（一）认真做好培训骨干和向群众传达的工作，三级干部会要在春节前结束，春节后向群众传达。要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中央文件，逐条逐段地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二）各级党委要把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当作头一位的大事来抓，抓紧抓好。（三）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推动各项工作，创造优异成绩。（四）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坚决予以打击。（五）要严格执行过去的保密制度，认真做好保密工作。（据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十卷七号）
五日至中旬 各地、市、县党委遵照区党委的部署，相继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972]4号、[1971]77号文件，和区党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各地、市、县领导干部也都在他们召开的会议上作了批判发言。二月中旬以后，在各级领导的带领下，全区五万五千多名宣传队员，近百万骨干队伍，向城镇居民和农村社员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并和广大群众一起，挥戈上阵，口诛笔伐，掀起了革命大批判高潮。（据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十卷七号）
十日 根据一九七一年试点经验，区党委向各地、市、县、柳铁党委会发出《关于在城市、县城的街道铺开社会清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社会清队的基本做法：第一步，广泛开展四个大讲（讲国内外大好形势，讲阶级斗争新动向，讲社会清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讲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搞好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第二步，开展四大、八查，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四大”是：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八查”是：查来历、查历史、查成份、查社会关系、查表现、查口音与籍贯是否相符、查年龄与相貌是否相符、查身份民生活特殊是否相符）。清理的重点：一是查清帝修反的潜伏特务，以及特务间谍在街道的社会基础；二是查清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的各种线索、案件；三是把暗藏的和外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等清查出来；四是查清历年来的积案和各种政治事故。第三步，搞好定案处理，整顿基层组织，落实群众专政，组织居民走“光辉的‘五?七’道路”（桂发[1972]20号文件）
根据区党委的这个文件，各地、市、县委都陆续部署和铺开了社会清队工作，有的县则是结合“一打三反”运动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一起搞的。在清队中由于乱怀疑、乱揪斗，搞得广大群众人心惶惶，人心自危，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梧州、柳州、北海、贺县、资源、阳朔、凤山、巴马、环江、都安、罗城、柳城、融水、横县、武鸣、天等、崇左、上思、德保、天峨等二十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在清队中就揪斗了二万八千五百多人，定为伪军、警、政、宪、特和地、富、反、坏、右等各类人员八千七百六十九人，逼死三百一十多人，还有一些人不堪批斗而逃跑了的（见各该县的文革大事记）。全区在清队中批斗了归侨和侨眷三千多人，真正属于敌我矛盾的只有三人（区党委常委会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记录，许圣亭插话）。在清队中，各市、县普遍搞了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美其名曰：走“光辉的‘五七’道路”。结果到农村后，许多人的住房成了问题，许多人不习惯农业生产劳动，所得工分少，工分值又低，于是许多人在农村生活不下去，又慢慢地倒流回城市，而城市又不允许迂回户口，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黑户”。仅据桂林市、南宁市和钦州、南宁两地区不完全统计，倒流回城的“黑人黑户”即达一万六千八百多人。（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15卷10号）
十二日，《广西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二期文章：《必须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点体会，作者署名是：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写作小组。
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区党委常委会讨论给中央的报告：《区党委对林彪死党黄永胜插手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揭发材料》。在会上，常委们揭发，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广州军区党委来电报指示：“广西要坚决支持‘四˙二二’”。当时黄永胜是广州军区党委书记，电报是他指示发的。黄永胜还指示广西军区要就此问题作检讨。韦国清认为，“由于黄永胜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两派严重对立，挑起武斗，破坏广西文化大革命，使广西受到巨大损失，死人很多，还烧了许多房子，烧了船，对黄永胜的这些罪行，要以区党委名义单独写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并附上电报原件和其他揭发材料。”（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10卷10、11号）这个报告歪曲了广西在文革中死人多的真象，蒙蔽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怎能把广西在文革中死人多、烧房子多等巨大损失都推给黄永胜一人呢？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联合发的所谓“破获广西反共救国团”的公告，以及“七˙三”布告所造成的对一派群众实行大屠杀，又该谁负责呢？
同日，《广西日报》发表《柳钢各级领导深入学习铁人精神》的报导，又吹捧“三种人”刘目忠。（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至四月十一日，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全区计划会议。到会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批发的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文件，学习了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声讨、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了我区经济领域中无政府主义和破坏国家统一计划的严重现象；有擅自动用计划内产品，拿统配物资搞投机倒把的；许多工矿企业因要派人去搞工宣队、工纠队、支农、挖防空洞，以致出勤率严重不足，影响生产和营业任务的完成。全区亏损企业达百分之三十，国营农场亏损也很普遍，柳江县新兴农场职工任意吃农场和产品，种什么吃什么，养什么吃什么，七一年死牛七百五十头，失牛一百二十头，亏损达八十六万元，七二年又造了一个亏损一百八十八万元的预算，而该场一年发工资才一百二十万元。大家认为很有必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10卷24号）
二十四日 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和传达这个谈话纪要。当时我区正值春耕大忙，旱情严重在，先在县以上领导成员中学习，而后举办公社党委负责同志、宣传骨干和机关干部学习班传达贯彻，再由国家干部下到生产队和党支部共同向群众传达，至五月中旬告一段落。学习中着重领会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批林整风打下思想基础。（桂发[1972]45号文件、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10卷32、34号）
二十五日 桂林师范学院根据区教育局指示，决定审查聂启桐整理诬陷、攻击韦国清的材料问题。经核实聂启桐于六七年一月与李桂、廖明斌等人收集整理所谓韦国清的错误材料，列举了十三条“罪状”，指责韦国清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勾结罗瑞卿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等。共印四份，送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各一份。师院核心组认为：材料是在批反动路线时搞的，是向中央反映情况，以后未做反韦的活动，表现“很好”，不了了之。在研究安排聂的工作时，院核心组重要负责人说：从培养新生力量考虑，从“文化大革命”冲杀出来的代表性人物应合理安排。决定安排聂当系领导小组组长、党总支书记。最后区党委决定安排聂为党总支副书记。（据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至四月十日 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传达讨论了在接见广州地区三省（区）部分负责同志时的指示。会议期间，韦祖珍对自己在庐山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区党委和广西军区党委常委对过去在宣传林彪问题上的错误作了检查。
五日 《广西日报》刊登“三种人”盘美英（九大中央候补委员，“处遗”时开除出党）的照片，说她带领广大群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六日 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代表区党委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对过去宣传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上的错误作了如下检查：“1、过去几年，因迷信林贼，对他盲目崇拜，经常对他进行吹捧、宣传，充当了他的义务宣传员。在一些报告和报纸社论中，经常把林贼和毛主席相提并论，吹捧林贼，抬高他的地位。一九六九年区革委会在传达‘九大’时，说林贼‘学习毛泽东思想最好最好，用得最活最活，跟毛主席最紧最紧’。一九七O年，区革委会在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词把林贼说成‘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用毛泽东思想最活最活最活，学毛泽东思想最好最好最好’。在《广西日报》配发的社论上还写有‘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2、错误地翻印、编印林贼的反动言论和吹捧、宣传林贼的材料。一九六九年，区革委会印发了编有林贼‘语录’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五十万册。广西日报社编印了林贼的‘言论集’十万册，选编他的报告、讲话文章共三十五篇。自治区编印的中小学课本中，也有吹捧宣传林贼的内容。一九七一年七月，自治区举办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展览中，有一幅仿制大型油画《井冈山会师》，把毛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毛主席与林彪会师。颠倒了历史，美化了林彪。有些单位还自行翻印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小道资料。据初步清查，全区共发现五种版木，都有歪曲历史、吹捧林贼的内容。3、在基层建设中，普遍推行林贼的‘四好运动’，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一九七O年三月，区革委发出了《关于开展四好运动的指示》，错误地提出：‘抓不抓四好，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四好运动’在全区的开展，使一些单位不能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的辩证关系，助长了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的全面落实。4、为贯彻毛主席关于要学好唱好《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革命歌曲的指示，区党委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发出的关于学好唱好这两首革命歌曲的通知中，错误地引用林贼的话：‘教一个好的歌子，实际上也是一堂重要的政治课，又是文化课’。特别是在林贼叛国出逃后，又于九月十日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了这个通知，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据桂发[1972]47号文件）
七、八晚上 区党委常委开会，就韦祖珍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搞突然袭击，发表称赞毛泽东是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陈伯达在小组会上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韦祖珍在不明林、陈等真实用意和过分崇拜、迷信林贼的情况下，在华东大组会上的发言中也说了‘要设国家主席’、“宪法中要写上毛主席是我们国家当然的主席，林副主席是我们国家的当然副主席”的言论，并对上海市委提出了不满的意见。“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韦祖珍认识到上当受骗了，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了检讨。由于韦祖珍在发言中对上海市委表示了不满，并不指名地批评了张春桥，这就触怒了江青一伙，在广州地区三省（区）负责同志座谈会上被江青几次点名批评。在四月七、八日两晚的区党常委会议上，常委们就以江青的谈话为依据，无限上纲上线批判韦祖珍，迫使他在四月九日的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违心地作了第二次检查，承认自己“上了贼船”、“犯了反党、反毛主席、反‘九大’路线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九卷2号、第10卷22、23号）
七日在区党委常委会议上，韦国清指示：过去吹捧宣传林贼的地市委要作检查。区党委的检查要发下去。在四月八日晚的区党委常委会上，韦国清指示：韦祖珍的这次检讨要送中央；这次检讨，连同在北京的检讨要往下发，传达到县团级。（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10卷22、23号）
十日，韦国清在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要求全区各地进一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在大批判中，一是要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二是把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狠抓本地区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他说：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动向，就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和捣乱，有的书写吹捧林贼的反革命标语；有的呼喊为林陈死党招魂的反动口号；有的与港特勾结，递送情报；有的大肆造谣，煽动战争恐怖。三是各级党委要不断增强党内外的革命大团结，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和无政府主义，进一步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夺取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胜利。（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9卷1号）
中下旬，各地、市、县党委召开了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和学习中央[1972]12号文件，和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百色地委和军分区、柳州市委对过去在宣传林贼问题上的错误都作了检查（见该地、 市、县文革大事记）。
四日，为彻底清查林陈反党集团在我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情况，区党委成立专案办公室（对外称第四办公室），由区党委常委刘重桂、宋治平负责抓此工作。（桂发[1972]55号文件）
同日，《广西日报》发表颜景堂（区革委副主任，“处遗”时被开除出党）的题为《永远做工农群众的小学生》的文章。
八日，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讨论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会议通知。我区是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和岑国荣去参加。（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10卷31号）
十七日，区党委将专案办公室综合整理的《林彪死党江腾蛟一伙拉拢、控制广空桂林航修厂，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情况》向中央专案组报告。报告说：“自‘九一三’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广空派出工作组到广空桂林航修厂，发动群众，揭发林彪死党的反革命罪行。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查，问题基本搞清。林彪死党江腾蛟、顾同舟，伙同前广空政治部主任查全伦等人，从一九七一年一月开始。对广空桂林航修厂多方进行拉拢、控制，妄图使该厂为林贼父子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该厂领导干部中有几人被拉拢。他们根据江腾蛟等人的黑指示，采取各种手段，强令干部战士抄写林立果的黑报告，把以林副部长为光辉榜样，做一个好战士作为新兵入伍的第一课，举行发林立果黑报告的‘授书仪式’；在厂房、饭堂、宿舍涂写吹捧林立果的反动标语。他们还根据林立果关于要搞武器的黑指示，制造匕首，阴谋造枪造炮，并组织机动武装，加强陆战训练，积极为林贼父子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作准备。
林彪叛国外逃事件发生后，遵照中央指示，广西军区于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派出工作组到广西民航局，传达贯彻中央[1971]57号文件，发动群众揭发林彪死党在广西民航局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并对有问题的人专门举办学习班，进行审查。同时，对林彪死党在广西其它一些单位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也加强了专案斗争。从一九七O年十月以来，广西民航局的一些领导成员组织干部群众大学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报告（全局人手一册，计十一种版本），极力吹捧林立果，提出“学习不走样，紧跟不掉队，执行不含糊，照办不动摇”对干部群众毒害很深。他们还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培植亲信，排斥异己，积极为林家父子搞反革命政变作组织上的准备。
报告还说：“一九七二年以来，全区发生各类反革命案件一百七十五起，共捕反革命分子一百二十八人。这些人中，有的无耻吹捧林贼，狂叫要向林贼学习，向林贼致敬，做林贼的好学生。”灵山县反革命分子梁必强，声称要改名为“梁彪”，其未婚妻改名为“朱群”以示效忠林贼。有的和反革命《“五七一”工程纪要》共鸣，恶罪攻击我党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叫嚷“这个纲领写得好”。有的散布谣言，妄图制造混乱，有的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有的主动与敌特机关挂钩，向帝修反递送林彪一伙叛党叛国的情报。如反革命分子潘位峰，从广州窜到梧州，以假名字将中央68号文件的内容写信报告蒋特机关，并随即逃离梧州。案件发生后，梧州市委发动群众，很快就查出了犯罪分子。还有的五类分子不服管制，抗拒改造，乘机翻案，梦想变天。（区党委一九七二年档案第12卷32、34号）
（注：这些问题处遗时如何解决的查不到资料）。
十三日，区革委会发出我区九所高等院校开始秋季招生的通知。强调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要认真选送优秀的工农兵上大学，要认真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区革委会一九七二年档案第8卷二、三、四号）由于取消了文化考试，招收入学的学生有高中文化的，也有初中文化的，甚至有初小文化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给教学带来了很大困难，也给一些人“走后门”开了方便之门。
十六至十九日 河池地区召开学习韦江歌先进事迹经验交流大会，进一步搞好思想路线教育，把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落实到基层。（韦江歌过去在部队时确实做出了不少成绩，为人民立了功。但“文革”期间，一些领导在组织学先进中，却把他当作推行左倾路线的工具，损害了这位先进人物。）
四日至八月六日 区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入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推动我区批林整风运动全面开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区革委会委员中的党员，各地、市、县、柳铁党委和县、市人武部的负责人，区直机关小组长以上干部，以及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和基层干部，共九百一十五人。中央候补委员岑国荣、盘美英（此二人“处遗”时均被开除出党）也参加了会议。区直机关、南宁地、市和南宁驻军的县团级（包括十八级）以上党员干部共四千零一十五人听了传达报告。
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等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到会同志用十三天时间，着重学习了《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文化大革命前后部分中央文件，阅读和讨论了中央[1972]24、25号文件。接着用十天时间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着重批判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O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反党文章《论短促突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讲话等反面教材。接着用四天时间进行整风。
三十日上午，韦国清代表区党委常委作了关于过去在工作中宣传林彪问题上的错误的检查。他首先检查自己的错误，他说，过去由于自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低，对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狰狞面目辨别不清，错误地认为他“一贯正确”、“一贯高举”、“一贯紧跟”，对他盲目迷信崇拜。当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和采取诡辩的手法，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候，自己毫无警惕。加上林贼死党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制造谣言，大肆放毒，而我不作阶级分析，不经调查研究，便在小组会上跟着起哄，乱放炮，受了他们的骗，上了他们的当，犯了错误。又如林贼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本来是个大毒草，但自己却辨别不出来，当时还认为他讲得好。
（韦国清代表区党委常委作的《关于过去宣传林彪的错误的检查》与四月初在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内容相同，故略）
三十日下午，韦祖珍在大会上检查了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与四月下旬在区党委常委扩大会上的检查相同，故略）
伍晋南、钟枫、阎光彩、段远钟在他们各自所在地、市大组会上作了整风检查。
三十一日，南宁市委书记肖寒、许世淮在南宁市大组会上检查过去几年中，对林贼盲目崇拜，经常吹捧，做了他的义务宣传员的错误：大搞“三忠于”活动；把林贼的话与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对他的黑指示从不怀疑，并广为宣传；滥印“资料”，扩散影响。一九七一年八月，从小道找来一份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材料，如获至宝，未经请示。就编入《学习资料》，翻印了三万余册。原市轻化公司革委会翻印了《党史资料》四万八千多册。一九七一年在市革委会举办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展览中，仿制了一幅大型油画《井冈山会师》。这些资料和画歪曲了历史，吹捧了林贼，流毒甚广。南宁市还推行了林贼炮制的“四好”运动。（见区党委三届四次全会扩大会议文件）
参加会议的军队干部和三支两军的负责人还学习了中央[1972]28号文件，文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抓军队工作，无非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军队干部检查了三支两军人员中有的人因成了地方某个单位的领导，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产生了优越感，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于是生活特殊化，占用地方房屋，贪大求洋，铺张浪费、请客送礼、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也滋长起来。（见区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简报）
百色地区大组会上，有位同志说：“在林贼‘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毒害下，有一段时间，政治工作大搞形式主义，热衷于早请示晚汇报，背警句，搞讲用，雷打不动。灾情严重，不组织力量抗灾；季节大忙，不动员群众突击搞生产，耽误了农时，影响了生产。评工分时，不看劳动态度和质量，不讲实效，只看‘警句’背得多少，‘讲用’好不好，出现了会说会唱的人吃得开，老实肯干的人受气，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有些地方曾一度大搞‘大红洋’、‘语录牌’、‘展览会’、大搞‘三忠于’活动，浪费许多人力、物力。”西林县刘章全同志说：“由于受林贼的毒害，我们曾动用了水利经费四万多元来搞‘三忠于’活动，影响了水利建设”。靖西县的同志说：“由于大搞突出政治，不抓生产，靖西县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粮食产量比一九六六年减产了四千多万斤”。（见区党委三届四次全会扩大会议文件卷二）
贵县革委会的郭世公在玉林地区大组会上检查时， 把文革中被打死者遗嘱到县革委会门口申诉、控告，提出“还我丈夫”、“还我儿子”的现象，说成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背后煽动群众闹事”。以此来印证“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按：贵县在文革中被杀害和迫害死三千一百多人，使许多人成了寡母寡妇。郭世公却还要给这些遗嘱扣上“被阶级敌人煽动闹事”的帽子，真是中左倾路线的毒太深，这样的检查只能越查越“左”）。凡是反左的东西，在当时都被说成是“阶级敌人破坏”，叫做“路线觉悟高”。这是当时的指导思想。
四日，刘重桂在大会发言中强调：“各地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在进行路线教育的同时，认真抓阶级斗争，打击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继续抓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开展社会清队工作。”“必须进一步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继续以批林整风为纲，狠抓阶级斗争，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他说：“融安县最近破获一个所谓‘中华人民救国军林彪野战部队’反革命集团，就策划过抢粮、抢钱、抢枪，上山‘打游击’，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按：这是造谣。“处遗”中，融安县未发现有此案。）因此还要继续抓好“一打三反”运动，重点仍然是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同时要认真抓好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是四个市和区直机关单位。现在正在逐步深入。（区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主要文件）
六日，韦国清在区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对全区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作了具体安排，要求各级党组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仍然把批林整风运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八月十五日前后，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以市、县为单位，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吸收车间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参加，培训骨干。九月份陆续在群众中传达贯彻。（共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主要文件）
中、下旬至九月初，全区各市、县委根据区党委的部署，都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和区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开展批林整风，培训骨干、组织宣传队伍。九月下旬开始深入大队、生产队，向广大群众传达，到十月底或十一月上旬，基本告一段落。
在批林整风中，各地根据“要狠抓阶级斗争”的指示，连续召开公判大会，批斗“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实际是批那些对当时现状不满的人，整风也是整那些“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人。据不完全统计，百色地区就批斗了“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一千三百多人；凤山、天峨、钦州、灵山、天等、隆安、岑溪、藤县等八个县批斗了一千六百三十八人，宣判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一百二十九人；玉林县则把一万二千二百七十多人列为专政对象，交由群众专政。有五十四人被拉去全县各公社搞巡回公判。事实证明，这些被批斗、被专政的、被公判的，都是错案、假案。
十二日 区党委常委开会听取区党委专案组办公室汇报清查林彪反党集团情况，并向中央报告。报告说：“从一九七O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有林彪死党江腾蛟等十六人到过广西，有八人被他们拉上了贼船，接受交底，陷得较深的共有七人，沾边的有八人。”
空七军党委积极传达布置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军党委一九七一年七月在团以上干部传达林立果的报告，并要听报告的干部很好地把林立果的报告向干部、战士传达。八月四日还专门作了布置。空七军查出有吹捧林立果、林彪的黑报告有十几种，共二万九千八百零九册，还有周赤萍、王辉球的报告。全军干部、战士、家属小孩人人都有林立果的报告。这些报告有许多是在广西翻印的。鹿寨县印刷厂承接空军“五?七”干校印了二万五千册；桂林印刷厂印了二千册，是空五、六团要印的。空七军还在排以上干部中传达了“一切听林立果指挥，一切服从林立果”，“林立果可以调动空军的一切，指挥空军的一切”。空九师印有《胸怀朝阳保安全》，还有林立果所谓的五次指示，以及向林立果学习的五个方面的材料。一九七O年九月三十日，空高炮九师在传达时说：“对待林立果问题是对待毛主席态度问题。凭林立果这报告，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毫无逊色。”空四十二师和广空桂林航修厂，提出对林立果的报告要学、抄、背、讲用，说什么“学、抄、背一次，就增加一次感情”。一九七一年八月，空军在宁明机场搞了一个“天上能打，地下能战”的试点，是按林立果的指示去搞的。广州还发了一百多支枪给他们搞训练。空七军党委作过研究，原定训练三个月，实际只搞了一个多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了了之。（据中央“林彪事件”专案组最后审查结果表明，广西没有林彪死党。）
廿一日，《广西日报》发表《北暮盐场勤俭办场》的文章，吹捧“三种人”黄乃贤。（广西日报社“文章”大事记）
十六日、二十六日，区党委常委两次开会，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乱打死人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七二年以来，我区各地不少在文革中被打死或被迫害致死的遗嘱上访上诉频繁，有的甚至向中央申诉，迫切要求给死者正确定性平反和惩处杀人凶手。中央责成区党委处理，并把广西在文革中死人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区党委常委们对此问题顾虑重重，极力掩盖乱打死人的现象，歪曲造成乱打死人的原因，缩小死的数字。韦国清说：“处理乱打死人的问题，政策性很强，弄不好会反复，这是一件大事，处理了一个就联系到一派问题，所以必须十分慎重。”安平生也说：“对这个问题，只要人家不告状，就不要把这件事再搞了，要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行了，四类分子被打死就算了，不作处理了。”他们把造成乱打死人的原因统统归咎于“叛徒卖国贼林彪和陈伯达、王、关、戚以及在广西的爪牙的严重破坏和干扰，挑动武斗”所致。对于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发布揪“反共救国团”通告，和号召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所造成的全区性的大屠杀，只字不提。对于“七三”布告造成的乱打乱杀，则说成是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革命的大联合，竭力阻挠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使“广大革命群众极为愤恨，以中央“七三布告为武器，向他们发起了猛烈进攻。……”还有六八年连续向中央发出几十封电报，其中不少是要求派部队围剿“4?22”派，出现大量杀“俘虏”的事也只字不提。对于死人的数字，韦国清说：“死人的数字，我的意见还是要保留。我过去给中央讲过了四万多人，其中干部和群众一万二千多人。”因此，十月二十二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仍然写：“据初步统计，全区被乱打死的约四万四千多人，其中五类分子两万七千多人，五类分子的家属子女五千多人。”（按，这个报告既蒙蔽了中央，又欺骗了群众。经过处遗核实查清，“文革”中全区共打死、逼死八万四千七百六十二人。）对处理乱打死人的问题，定了四条办法：一、反复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能搞派性，必须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二、要把乱打死人这笔帐记在“刘少奇”、林彪、王、关、戚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谢王岗之流”和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三、对死者家属子女，不管是哪一派的，坚持一视同仁，政治上不歧视，工作（生产）上作好安排，生活上有困难的，均用社会救济的办法解决（这些都是空话，没有人执行，上诉都受到打击）。四、通过各项政治活动，加强对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逐步解决乱打死人的问题。”（区党委1972年档案11卷5号、8号）
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召开的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韦国清对到会的同志讲话中，又说：“关于六七，六八年期间我区发生乱打死人的问题。给中央作了一个报告，同志们也看了这个文件。这是告诉你们，领导上掌握处理这些问题的四条办法，让领导同志心中有数，不是要你们去宣传这四条办法，宣传打死人要落实政策，不是这个问题，你去宣传这个东西，弄不好还会挑起派性。所以只告诉你们心中有数。这个是上报中央的。是让你们掌握这个政策，遇到找上门来了，你心中有数，有四条办法可以做好工作，进行个别处理。处理这个问题不能大张旗鼓，现在不是时候，就是以后，也是个别找上门来个别解释处理，要防止‘坏人’挑拨离间，挑起‘派性’。”（区党委1972年档案11卷43号）这段话正好说明当时的区党委领导根本不打算认真处理文革中乱打死人的问题。在玉林专区就发生过下边处理打死人的问题。区党委肖寒等去与下边作难。因此，上述会议以后，有些市、县在落实政策中，把一些原来定为“敌我矛盾”的死者，改为“非正常死亡”了事。受害者遗嘱当然不服，多年来，仍频繁地到上级党政机关和党中央申诉，迫切要求平反和处理冤假错案。直到八三年，开展“处遗”工作，这些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四日，巴马县最后一名“政治土匪”林大强在立德大队被抓获，就地枪杀，至此，为时二年多，耗资数万元的“巴马剿匪”宣告结束（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区党委和区革委联合发出通知，将自治区最近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讨论纪要。即《目前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草稿），印发给各地、市、县及柳铁党委和革委会，通知要求组织一定力量以县为单位，选择一个公社或若干大队作为试点，贯彻实行文件所提出的各项意见。试点工作要求在十二月下旬结束。《纪要》（草稿）共有十四条，对当前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和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农田基本建设、体育事业等，提出了较全面的意见。要求以批修整风为纲，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错误，解决存在问题、加快农业发展步伐，使“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而健康地发展。（桂发[1972]123号文件）。随后，各县成立了“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开展试点工作。十二月中下旬，各县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十二月二十五日，区党委、区革委联合发出《纪要》通知，全面开展贯彻实施《纪要》的工作。
十三日至二十六日，韦祖珍先后到东兴、钦州、合浦、上思、北海等县（市）视察工作。九月钦州地委派人前往北海调查韦祖珍的“三反罪行”，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和三份附件一并送区党委。（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月至十一月，桂林师范学院根据《人民日报》“夺取新的胜利”，以及批判极左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方面的文章，在全院开展了对林彪极左路线的批判，整顿教学秩序，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解放了一批干部和教师。
八日至十二月二日，桂林市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南宁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市委书记于海学、副书记曹杰，常委王汝保、刘竹溪、钟秀琛、苏玉山、姜凤林、董正华、鲍德福，委员杨远发，王凤枝、吴怀礼、李年生、曾明轩，候补委员曹铁军，机关党员干部胡松鹤、孟兆德、王义杰等十八人。
区党委书记韦国清、副书记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以及其他常委都参加了会议。韦国清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话。会议主要是解决桂林市委常委在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执行党的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会议结束时，写了一个《中共桂林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
韦国清在十二月二日的讲话中对桂林市委在执行政策中所犯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一）一七九O年四月，在“一打三反”运动的大清查中，曹杰犯了扩大打击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提出对所有的怀疑对象都进行搜查。开始，市革委会部分常委决定清查三千户，这个面已经过宽了，而桂林市委副书记曹杰又自作主张，提出“翻一番”。在行动过程中，还提出了“乘胜前进，跟踪追击，扩大线索，挖地三尺，大杀回马枪”的错误口号，结果搜查了八千多户，有六百多个同志出去搜查别人，自己的家又被别人搜查。这就伤害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感情，影响了革命团结，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二）一九七O年五月，桂林市医药站搞的所谓反革命杀人集团案，是一个假案、错案，轻率地把五位同志隔阂审查达两年零两个月之久。在审查中又搞逼供信，严重违犯了党的政策，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三）一九七O年，桂林市办第三期公检法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对公检法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在执行政治上出现了偏差：一是扩大了打击面；二是搞刑讯逼供，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共斗争了七十多人，后又把这些干部当作工人下放到工厂；三是让判处死缓、后来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舒道南到学习班去作所谓学毛著讲用报告，还号召学习班的同志们向他学习，走他的路。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这是严重的立场错误。当时在林彪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对公检法作了错误的评价，有其影响。要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不要过于追究个人责任。”（区党委1972年档案9卷4、5号）
但是，这次会议对桂林市一些派性较重的人的派性活动，没有给予应有的批评和帮助。会后一些人对军队的个别同志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揪住不放，影响了团结，使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见桂林市“文革”事记）
二十七日，区党委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关于我区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根据中央指示，我区各级党委都把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这次整风学习中，主要抓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批判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路线斗争消失论”，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对阶级斗争抓得更紧了。（二）批判林彪污蔑马列的书“多”、“远”、“洋”和反动的“三十字”方针，进一步认识“认真看书学习”的重要，改变了多年不读马列的状况。（三）批判林彪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改进了领导作风。（四）批判林彪“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反动谬论，坚持政治与实践的统一，更好地落实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区党委1972年档案11卷31号）
十六日，区党委批转了区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关于做好事件结案和个人定案处理工作的几点意见》。希望各级党委结合具体情况贯彻执行。（桂发[1972]141号文件）
二十八日，区党委召开贯彻执行中央[1972]45号文件、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会议。到会同志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摆了一些政策不落实的情况，如有的在案件定性处理上有偏宽偏严现象；有的以劝退为名，随便开除职工；有的对扣发的工资该补发的没有补发，抄家抄走的财物该退回的没有退回，反映较多的是户口问题，许多下放农村倒流回城的人和部分由农村来的职工家属，没有户口，成了黑人黑户。（区党委1972年档案15卷10号）
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新年贺词》。传达毛主席“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讲话。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三日至十四日 《广西日报》在显著位置连续刊登都安县农业学大寨事迹和评论员文章。（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六日至十日 《广西日报》在第一版《千山万岭盛开大寨花》的通栏标题下连续发表长篇通讯《为世界革命开山造地最幸福》、《与天斗其乐无穷》、《开出万代幸福泉》、《万里长征第一步》报导都安学大寨开石海、开地下河、劈山造地“事迹”。
十三日至三月六日 《广西日报》开设专栏号召全区向都安学习。都安县委发出“关于全区学都安、都安怎么办？”号召以批修整风为纲，全民动员加快学大寨步伐，为实现今年每人有粮八百斤、生猪发展到八十万头、山羊发展到五十万只奋斗。再一次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采取多报产量的办法欺骗自己，引起群众不满。（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广西师院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决定，要充分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批判极右。从此不再提批“左”。提出强调批判极右要联系学院教育革命实际，批判教育革命中的“右倾思潮”。从而使一些对“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和“工、农、兵学员上、管、改”有不同认识和看法的干部、教师再次受到批判。（据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十日——二十一日 自治区宣传工作会议在南宁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全区各地、市、县、柳铁、区直机关、大专院校及部份厂矿政工组、宣传小组的负责人，共一百七十五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刘重桂在会上讲了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许圣亭、乔晓光分别作了关于本年宣传工作任务、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发言。会上各单位就一年来批林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以及新闻报道工作等情况作了汇报。这次会议确定一九七三年全区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为：动员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继续进行以“三项基本原则”为重要内容的“路线教育”。“认真吸收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警惕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沿着党的‘九五’路线继续前进。（据区党委桂发[1973]5号文件、二十七日《广西日报》）
十一日 自治区召开全区工业学大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和柳州铁路局的负责人，各地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以及区直有关单位人员。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和广西军区负责人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陈开路、许圣亭、乔晓光、覃应机、宋治平等出席会议。陈开路、乔晓光和覃应机分别作了报告和会议总结。北暮盐场、梧州市锅炉厂、八一锰矿等单位在会议上介绍了学大庆的“先进经验”。会议认为，在工业生产、建设中，必须坚持“以钢为纲”，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尽一切努力，把钢铁生产建设搞上去。（据《广西日报》、《当代中国的广西》附录“广西壮族自治区大事记）
二日 自治区革委会批复南宁、桂林市革委会关于撤销工人纠察队的请示报告，同意撤销该两市的工纠队。（建立工人纠察队，名为保卫红色政权，实则做了大量违法乱纪的事，搞了大批冤假错案。（详见南宁市、桂林市“文革”大事记）（据区革委桂发[1973]60号文件）
四月，中共百色地委作出决定，要求全地区学习田阳县田州公社那塘大队的“先进事迹”，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是月，《广西日报》第一版以《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为题，从十八日至二十三日，连续报道了那塘大队学大寨的“事迹”。（见四月十七至二十三日《广西日报》）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那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卢永兴当选为十大代表，出席了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十大”会议结束后，卢永兴根据地委安排，先后到田东等十个县作传达报告（注：卢永兴系大队副支部书记兼民兵营长，因贪污腐化于一九七五年逮捕法办，判有期徒刑七年）。（据田阳县“文革”大事记）
二至十二日 自治区召开全区计划会议。会议提出一九七三年的主要经济指标为：粮食一百九十五至二百亿斤，花生三百万担，甘蔗六千四百万担，生猪存栏一千一百万头，水产品十四万吨，钢十八万吨，钢材十万吨，生铁三十五万吨， 煤三百八十吨，发电量二十六亿五千万度，木材一百二十七万立方米，化肥八十万吨，丰收——37型拖拉机三千二百台，机制糖十九万吨，铁路、公路、航运货运量二千六百四十万吨，财政收入九亿五千五百万元。关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方针，会议提出农业要“以粮为钢，力争一九七四年全区粮食平均亩产跨《纲要》；工业则要“以钢为钢，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等。（据区党委桂发[1973]53号文件）
二十日 《广西日报》三版半版篇幅转载《红旗》半月刊登颜景堂的文章《全心全意同工农相结合》。（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至三十一日 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一千二百一十八人，列席代表九十二人。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负责人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赵欣然、赵茂勋、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乔晓光、覃应机、宋治平等出席了会议或大会的开幕式、 闭幕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安平生在会上作报告，报告总结我区青年工作的“成绩”说，七年来，全区有十六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四千多名工农兵青年进入大学，有四万三千多名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十四万多青年加入了共青团，一大批“优秀”青年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区党委常委乔晓光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二十一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总结交流“深入批修整风”、“与工农相结合”及“加强团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八十二名，候补委员十二名。并经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自治区党委批准产生了常务委员会，常委十八人。梁吉泉（“文革”前为都安县百旺区妙田大队小学教师、百旺区共青团专职干部。“文革”中参加造反，入党升官，先后任中共都安县委常委，团中央“十大”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都安县委第一书记，自治区民委办公室副主任。一九八五年定性为“三种人”，清除出党，撤销原任职务。）、颜景堂（广西大学土木工程系六四届学生，一九六七年九月任群众组织“广西联指”指挥部总指挥，积极组织，策划武斗，造成严重后果。后任柳州工程机械厂党委副书记。一九八四年因其“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被撤销职务，清除出党，追究刑事责任）、唐以豪（“文革”前梧州市淀粉厂锅炉工，“文革”中参加造反，为一派群众组织头头，曾参与密谋策划杀害对立派人员。一九八五年一月由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判刘有期徒刑十五年）等六人任正副书记。（据见三日、二十六日《广西日报》；区党委桂发[1973]81号文件）
二十九日 都安县革委在《都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治山治水情况简介》宣布；七二年粮食达四万九千万斤。从六八年——七二年向国家提供一万二千万斤，其中七二年提供四千三百万斤，由缺粮县变余粮县。到本年十一月份查明都安县虚报粮食产量：七一年虚报四百六十八万斤，七二年虚报五千六百四十七万斤，七三年上半年虚报六千零七十五万斤，七四年虚报三千二百五十六万斤，七五年虚报四千二百七十四万斤，七六年虚报二千六百七十九万斤，七七年虚报一千三百九十八万斤，七八年虚报三百六十一万斤，共虚报二万五千万斤。（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加速小化肥工业建设的通知》。该《通知》说，为“加速小化肥工业建设的步伐，经与上海市协商，今年他们（上海）帮助我区制造年产三千吨小氨肥设备二十一套；自治区也计划自制一批小磷矿粉肥设备和部份小氨肥厂扩建设备。这些项目都准备在今明两年建成投产”。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区革委会再次发出《关于认真抓好小化肥建设的通知》说：我区委托上海加工的二十套年产三千吨和六套年产五千吨扩建到一万吨合成氨设备已陆续到货。要求各地积极创造条件，尽快施工，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到十月间建成投产。然而以后的实践却证明，由于我区小化肥工业在缺乏原料和技术力量的前提下，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盲目上马，“遍地开花”，造成后来亏损严重和财务上的重大负担。（据区革委会桂发[1973]82号、171号文件，九月十六日《广西日报》）
五月，全区地、市、县党委根据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及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的指示，纷纷传达和动员本地干部群众“揭发批判”原区党委书记韦祖珍的所谓“罪行”。这一“批判”一直延续到次年，并达到了高潮。一九七四年四月中旬到五月底，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多次批判区党委书记韦祖珍。 四月十七日，自治区机关党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深入揭发批判韦祖珍的“反革命罪行”。嗣后，南宁、百色、玉林、桂林、河池、钦州、梧州等地、市相继召开深揭狠批韦祖珍大会；区总工会、区妇联、团区委分别于五月上旬发出号召书，动员发动全区工人阶级、妇女、青年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之后，口诛笔伐韦祖珍遍及广西城乡。
二十五日，河池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吸收各部委办领导参加，议题是：“联系实际揭批韦祖珍”。会后，席云山（地委副秘书长）等联名写揭发所谓韦祖珍于一九七一年八月间 在南丹主持召开的一次有预谋的反革命会议的大字报，标题是《是巧合？还是阴谋？》，地区公安处韦桂用等贴出与上内容相同的题为《揭露“三国四方会议”内幕》的大字报，在地直机关轰动一时，影响大，致使一些同志受牵连打击，是为“三国四方”事件始未。五月五日至十二日河池地委扩大会传达韦国清指示，用三天时间对韦祖珍一九七一年七、八月河池一行发表“反动言论”联系实际进行批判所谓《突出问题十八例》。五月中旬，根据区党委精神，地委三次扩大会议，各县成立清查小组清查韦祖珍的问题，地委组织三个组进行调查。三月三日地委再次进行批韦祖珍。在此期间河池地区收到揭发韦的材料七十九份，其中地、县主要领导写的十四份。归纳为“三大罪状”：1、污蔑社会主义大好形势和建设。2、丑化基层干部、群众；3、含沙射影攻击自治区领导。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事件。五月下旬，在区党委常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上，给区党委书记韦祖珍戴上“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来广西进行反革命夺权”、“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恶毒咒骂、丑化广大干部、群众”等帽子。韦祖珍到广西工作后，曾到全区五个地区、二个市、三十七个县和区直一些单位作调查研究，对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进行了中肯坦率的批评。在批林批孔中，区党委把他在工作中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当作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并把他对老革命根据地和山区工作提出的积极意见，以及指出山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落后现象（即所谓十八例等）作为污蔑广西大好形势来批判，这是完全错误的。它不仅转移了各地清除林彪极左影响的注意力，同时，又使当时山区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坚持下来，给后来山区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查明这是一个冤案，区党委《关于韦祖珍同志在广西工作期间问题的结论报告》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报请中共中央审批，为韦祖珍平反，并恢复名誉。（据柳州市、河池、百色地区、东兰县等地“文革”大事记综合，《广西日报》，“韦国清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在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桂发[1981]46号文件）
二十至二十六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开幕式由郭耀卿主持，岑国荣致开幕词，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在开幕式上讲话。大会期间，三十二名代表介绍经验或作了书面发言。大会通过的《工作报告》和《决议》认为：“我区工人阶级在‘文革’中，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英勇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派出自己的优秀代表，开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领导斗、批、改，使教育事业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大会选举产生了自治区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八十五人，候补委员十三人。经第一次委员会选举和自治区党委批准，总工会常委十七名，主任岑国荣（柳州钢铁厂工人，“文革”中先后担任区总工会主席，区党委常委等职务，一九八O年十二月免去其区党委常委职务，一九八二年九月免去其区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职务，一九八五年五月区党委下文定其为造反起家、干了坏事，情节严重，决定开除其党籍，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副主任郭耀卿（南宁糖纸厂干部，“文革”中任南宁市总工会主任兼区总工会副主任，区轻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一九八五年元月二十一日区组织部下文：定郭在“文革”中犯有错误，免予处分，免去其区轻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务，按“文革”前职务另行分配工作）、李家海（南宁橡胶厂车间指导员，“文革”中积极参加武斗，一九六八年六月，广西“联指”攻打水电设计院“火种”据点，李为前线指挥部总指挥），陈启品（南宁铝厂工人）、韦世经（南宁港务局服务员）、林福文（南宁船泊厂工人，一九六九年二月因男女关系问题被免职）、邓文光（区建一公司工人，“文革”中任区革委常委兼区总工会副主任，一九六八年六月故意杀人，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由南宁兴宁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六年）、罗美念（田阳绢纺厂工人）、何庶民（区总工会副主任）、赵玉馨（梧州火柴厂党委书记）。（据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广西日报》，区党委桂发[1973]80号文件）
八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2]32号文件的指示》，要求各地遵照中央3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的具体情况，分期分批撤出“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人员。从七月份起，全区各地、各单位的“三支两军”人员除部份留地方工作外，其余全部陆续撤回部队。
九日，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发出《关于撤销军事管制的通知》，全区各地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亦陆续撤销。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军队“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许多消极的后果。广西的“三支两军”领导机构与广西军区、各军分区、市、县武装部、警备区支“左”的负责干部，在“文革”中执行“左”的政策，支一派，压一派，不少人曾参与策划、组织、指挥了屠杀群众迫害干部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广西“文革”中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是负有责任的。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人员，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多数人执行了上级的错误命令，一些人在各地的具体工作中亦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据区党委桂发[1973]84号文件，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二日《广西日报》，“处遗”档案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工作组给中央的汇报材料《广西“三支两军”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钦州地区、桂林地区、百色地区、玉林地区、柳州市、容县、临桂县“文革”大事记）
十六至二十一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二百三十八名。大会听取和讨论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的讲话，通过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充分发挥各族妇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的工作报告和《全区各族妇女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决议。三十四名代表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和书面发言。大会选举产生了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九十七名。经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自治区党委批准，妇联常委十八名，主任为曾小平，副主任为黄金峨、毛凤鸾、陆美花、余爱武、黎慧珍、何美珍、万琼英。（据十七日、二十三日《广西日报》，区党委桂发[1973]107号文件）
十八日 《广西日报》转载《红旗》杂志刊载盘美英的文章《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选派带队干部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根据中央指示和兄弟省的经验，区革委会决定，从今年开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行选派国家干部带队的办法。带队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协助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和解决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经常与知识青年的家长取得联系，共同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使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干部来源，可从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中选派。原则上一百名左右知识青年配备一名干部”。（据区革委会桂发[1973]115号文件）
十四至二十九日 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区各地、市、县生产建设部队的负责人及知识青年代表等二百四十七人。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负责人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覃应机、梁吉泉、廖炜雄等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区党委常委许圣亭，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先后讲了话。乔晓光的讲话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传达贯彻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我区的实际情况，分析大好形势，严格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统筹解决”的措施。会议对我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评价是“形势大好”，全区已有二十万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们中间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已有大批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许多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会议期间，自治区革委会并发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措施，提出要“狠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两条路线斗争”，“大力加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培训教育”，切实解决知识青年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等。（据九月十日《广西日报》）
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自治区农业大寨经验交流会议在南宁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全区各地、市、县、生产师的负责人及先进社队、农业科研、水利工程等有关部门的代表九百四十五人。都安、横县、钦州县飞跃大队、田阳县那塘大队等一百二十二个“先进”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经验。陈开路在会上作了题为《以批林整风为纲，大鼓革命干劲，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报告》认为，广西“在批林整风的推动下，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全区的旱涝保收农田面积已经超过二千万亩”，“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去年自然灾害严重，全区的粮食仍然增产十亿斤，有二十三个县、市跨《纲要》，七个县每人平均有粮超八百斤，一百一十七个公社亩产超千斤，三十五个大队亩产超一千五百斤，五十四个生产队亩产超二千斤”。并提出今后两年粮食总产量分别达到二百零六亿斤和二百一十六亿斤的“奋斗目标”，会议讨论并草拟了《关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若干问题》的纪要文件，文件说，我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由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向建设大寨式的县发展”，决定今冬明春要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据九月二十三日《广西日报》，一九七三年区党委、区革委会有关文件）
十三至二十九日 自治区全区卫生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全区农村在一九七四年基本实现合作医疗。（据区党委桂发[1973]170号文件，九月十四日《广西日报》）
十五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整版登载了《在农业机械化的大道上前进——武鸣县双桥人民公社十五年来的巨大变化》的长篇文章，宣扬双桥公社是全区“农业学大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先进典型。（据八月十五日《广西日报》）
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 中共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出席这次大会的广西代表有岑国荣、韦忠均、刘富贵、邓月琼、沈少卿、苏庆朴、农琼、罗耀芳、盘美英、梁云禧、卢永兴、温玉山、覃其修、万琼英、胡运江、林纯波、叶馥荪、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崔凤煮、李秉见等二十二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广西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韦国清、安平生、岑国荣，韦国清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有盘美英（“文革”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期间，曾迫害、关押社员，策划、指挥打死另一派群众，升任自治区党委委员、贺县县委副书记。后被免职、开除党籍，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郭耀卿。广西“十大”代表的产生，体现了派性的倾向，不少“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堂而皇之地成了“十大代表”。本年先后召开的全区团代会、全区工会代表大会等，亦体现出严重的派性倾向，通过所谓的“选举”，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们成为“委员”、“常委”、“书记”，从而得以从组织上将他们的地位固定下来，实现了权力的重新分配。（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38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十九日《广西日报》，区党委组织部的“十大”代表材料）
八月，广西高等院校一九七一年二月入学的首批工农兵学员毕业。（据八月十三日《广西日报》）
十七日 自治区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刘重桂、安平生、乔晓光、覃应机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梁吉泉、曾小平、杜易、肖寒、廖炜雄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免去韦祖珍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职务（一九八一年七月中央同意给予韦祖珍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据区组织史）。
二十三日 河池地委就继续搞好清查工作作了部署（全地区从七O年开始清查“五˙一六”）。在全自治区清查的十个反革命事件中，其中河池地区的是“凤山反革命基地事件”（指廖熙英、覃家修组织凤山“七˙二九”派被围剿后逃上山被当成匪剿一事），决定在清查结束时结合宣判案件进行宣布。同日地委以河池[1973]129号文件将凤山县调查“七˙二九”派群众组织的报告报区党委。此调查报告是按照区、地党委布置搞的，即对“凤山反革命基地”事件的调查。此报告站在极左及派性立场上，对一派群众组织进行诬蔑、指责、栽赃、认定他在凤山建立反革命基地。把“文革”凤山“七˙二九”派群众组织当成反革命组织，这一错误认定致使在全国动乱结束之后，凤山仍被当作“反革命基地”而加以围剿。直至一九八三年全区“处遗”之前长达十四年之后。在这十四年中，批斗、伤害、株连不少干部群众。
六至十七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举行了三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十大”精神。参加会议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和候补委员、我区出席“十大”的代表、各地、市县委主要负责人，柳铁和区直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广西军区和驻军团以上干部。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在会上传达了“十大”的“盛况”和会议“精神”。九月中下旬，自治区党委又举办所谓“学习班”，组织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学习“十大”文件。并逐渐在全区掀起了一阵学习“十大”文件的“热潮”。（据九月二十一日《广西日报》）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发表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的长篇通讯报道《爬不了大坡就上不了高山——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学大寨六年巨变的事迹》。报道说：几年来，都安瑶族自治县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发扬“百方石头一分地，千篓泥土一担粮”的精神，在乱石窝上“修造梯地十六万亩。全县粮食产量五年翻了一番，六年跨过了《纲要》。去年在五十年未遇的严重干旱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比一九六六年增长一点六倍，平均亩产也由六年前的三百多斤上升到八百一十四斤。多种经营逐步发展，达到了一人一猪和两人一羊。五年来给国家提供商品粮一亿二千多万斤，猪、羊二十一万头，成为少数民族大石山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事实上，以上数字均严重夸大。同年十一月十九日，都安县委就曾给河池地委、自治区党委写过《关于虚报粮食产量问题的检查报告》。据这个报告所提供的材料，该县一九七一年虚报粮食产量四百六十八万斤，一九七二年虚报五千六百四十七万斤，一九七三年仅上半年就虚报了六千零七十五万斤，并制订了当年计划卖双超粮五千万斤的远远超过实际承受能力的浮夸指标，这一数字相当于一九七二年完成征购数的六倍，县委为完成这一征购指标，竟层层分配数字，强迫农民卖过头粮搞得农民苦不堪言。可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当时的自治区党委尽管了解都安县委弄虚作假的事实，却并未对之作出严肃处理，反而继续维护、扶持这一假典型，继续在报章上连篇累牍地报道都安的“学大寨事迹”。都安县委的粮食浮夸风也因而越刮越猛。据《都安县“文革”大事记》的材料，至一九七八年止，都安县十年间虚报的粮食产量总计高达二亿五千万斤。这一做法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使都安县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群众也因此陷入日益贫困之中。有民歌一首曰：“四害”横行逞凶狂，都安县委吃得香；连续三年跨“纲要”，十户囤空九无粮。田有舌头地有腔，常于僻处话“超纲”；喜看名上区红榜，功绩不下小昔阳。（据九月二十八日《广西日报》，《都安瑶族自治县“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乔晓光、许圣亭、周光春、梁吉泉、曾小平、任耕卿、王祝光、张复海、黄云等组成，乔晓光任组长，许圣亭、周光春任副组长。（据区党委桂发[1973]241号文件）
十月，自治区党委从区直机关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宣传队，由区党委常委和各部、委、厅、局的三十七名负责人带领，赴全区八个地区、四个市的部份社队和厂矿，“广泛宣传”“十大”精神，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在全区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掀起一个“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十大文件的高潮”。从九月下旬起，梧州市委、柳州市委、玉林地委、武鸣县委、桂平县委等亦纷纷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或干部会议、分片会议等，由各地区出席“十大”的代表传达“十大”精神，并从机关抽调干部组成“宣传队”，到工厂、农村、街道“宣传贯彻”“十大”精神，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清队”等。据《广西日报》十月十三日，梧州市、柳州市、玉林地区、武鸣县、桂平县“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南宁市召开一九七三年全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家长等共三万多人参加大会。南宁市委书记肖寒在会上讲话，应届毕业生代表范慧婷在大会上发言。（据十月十八日《广西日报》）
十月，担任柳局军管的广西独立一师师长张文芳（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师副政委庞建勋（局党委副书记）等全部军管人员撤回部队。局党委常委在南宁召开了整风会议（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三日，统称五十三天会议，实际开四十九天）。参加会议的有：局党委常委孙连捷、杨志宏、沈博、王进（只参加扩大会）、姜成福、刘运海、农琼，柳州分局党委副书记杨世贵，南宁分局党委副书记杨飞，工程总队党委副书记李春兴，直属机关临时党委书记张峰，都匀分局党委副书记卢俊贵，局公安处党委书记张珍，局办公室主任韩杼滨，局宣传处代副处长范群（“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直属机关临时党委副书记陈良祖（“钢联指”总部头头），局“五?七”学校党委副书记李华山，局计划处处长陈西民，局人事处处长曹新周，局物资处副处长傅长和，局“清查办”负责人张坚（“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局工会副主任温甲友（“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南宁分局工会副主任曾永敢（南宁“红色铁路”主要头头），都匀分局工会副主任张明德（都匀“联指”主要头头之一），局组织处副处长赵景润，局运输处副处长刘永生，局财务处业务科科长李仕道，共二十七人。
整风会议分两段进行：
第一段，十月二十六至十一月十五日，开常委会。二十六日下午，常委会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赵茂勋，交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黎光（当时铁路、交通合并）以及核心小组成员、干部组副组长李新到会，并讲了话，对会议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如何开好会议作了指示。韦国清说：“你们这次常委会和扩大会，是区党委征得交通部的同意召开的，会议解决哪些问题？当然，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就我知道你们局领导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不一致，团结上有那些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摆事实，讲道理，交心通气”。“我知道孙连捷和杨志宏意见不少，有意见可以摆出来”。
三十日，会议进入了交心通气阶段。孙连捷发言中，对团结搞不好的由来和发展，列举了七个方面：（1）关于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处理意见不一致；（2）关于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上有分岐；（3）关于正确对待“三支两军”的工作问题；（4）关于正确对待干部问题上有分歧；（5）关于党的民主作风问题；（6）关于集体领导问题；（7）党委内部的分歧怎么暴露在群众之中的问题。孙认为张文芳、庞建勋“一来就搬石头，整了曾永敢、万健、温甲友等人，还提出要解放张炎，是在搞派性”。认为张文芝在背后整他，这几年他是“孤立、受压、有难言之苦”，“许多事情杨志宏和姜成福与军管意见一致，是紧跟照办的”，杨志宏在军队与地方干部中，没有起到“调解、促进、桥梁作用”。在干部工作上，认为对“犯有错误”的杨绪亮、邓文、王德芳、陶煦、张启文等干部给予了重用，而对“文革”有“贡献”的张坚、曾永敢、温甲友、邓乔生、曹泽中、张明德等人，没有给予重用，是“搞平衡，照顾两派”。认为班子“不团结或团结不好，不是个人恩怨和无足轻重的小是小非问题，也不止是我与杨志宏个人的隔阂问题，而是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根本还是路线问题”。他还引用了空军党委报告中的一段话：“为什么有些人对修正主义的东西不抵制，不反对，不向中央报告，反而同流合污，推波助澜呢？根本原因是他们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出卖原则，出卖灵魂”。孙引用这段话，引起了杨志宏、沈博、姜成福等人的强烈反感。孙连捷的发言中，阐述了同杨志宏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分歧：（1）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处理；（2）对待“三支两军”某些领导的某些缺点错误看法有分歧；（3）对待“文革”中一些有“贡献”的人的看法和使用问题有分歧；（4）对待班子的团结问题有分歧。
杨志宏、姜成福两的发言，对孙连捷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看法，主要是：（1）对许多事情杨志宏与姜成福是一致的，对军管是“紧跟照办的”，杨志宏认为是“跟路线跑，不是跟哪个跑”。姜成福认为是“我们是紧跟党跑，绝不是跟你孙连捷跑”。（2）对引用空军党委的一段话问题，杨志宏问孙连捷是谁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又是谁出卖原则，出卖灵魂？姜成福说：“我认为你企图用这些站不住脚的东西在党委内部制造认识混乱，你对下级压得太甚，我不服气，不管你用硬的压，用软的拉，我都没有‘出卖原则，出卖灵魂’”。（3）对“文革”的“闯将”有“贡献”的人使用和安排问题，杨志宏认为，对范群、刘俊三、曾永敢、温甲友等人是重用了，所说“不重用”只“是张坚一人，张坚的问题从未提到过党委讨论过，不能因为张没有提拔使用，就是对群众组织头头有看法有问题”。姜成福对孙讲的使用干部“搞平衡，照顾两派”，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应“看到基本倾向，否则我们不会谈到一块，也团结不到一起，我也永远和你作斗争，我绝不会象你引用空军报告的那两句话，‘私心重，骨头软’的人”。
其他常委，如沈博、刘运海、农琼，在会上就班子存在不团结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承担了个人应负的责任。沈博认为：孙连捷发言说常委之间的分歧“是路线问题，大是大非问题，没有摆出具体事实”。对引用空军党委的一段话，认为“这个比方是欠妥的，是很不慎重的”，“是有准备的，不是信口托出，也不是偶尔失言的”，这样“会容易激化矛盾，把水搅混，是不利于团结的”。
从党委整风所揭露出来的问题看，归纳起来主要是四大问题：（1）领导班子不团结问题，主要是孙连捷与杨志宏、姜成福之间；（2）对军队干部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孙连捷与张文芳、庞建勋之间；（3）对干部的使用问题，主要是对“文革”中有“贡献”的“闯将”，如张坚、温甲友、万健、曾永敢、张明德、邓乔生等人，和对“三办”、“清办”的干部定位问题，对所谓犯有错误的张炎、张子扬、杨绪亮、冯兆信、邓文、王德芳等人的解放、使用问题；（4）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问题，如工厂大搬家、宿舍大调整、大办食堂、都匀分局搬家、盖党委十二户，等等。这些问题，军管在时已有所暴露，但没有及时解决，使矛盾加深。十月，军管人员一走，矛盾就充分暴露出来的，在新的局领导班子未公布之前，召开了这个整风会，是很有必要的。
十一月六日晚，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赵茂勋、黎光、李新等听取了会议前阶段的情况汇报，对如何进一步开好会议作了指示。
常委整风会于十一月十五日结束，共进行十八天。通过揭露矛盾，交心通气，总结经验教训，促进了团结，为召开扩大会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二段，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三日，召开常委扩大会。十六日下午，孙连捷代表常委会汇报了前段常委整风情况，对扩大会议的开法，提出了意见和要求。会上，孙连捷、杨志宏两人作了个人的检查。会议还传达了区党委、交通部领导人的指示。黎光、赵茂勋到会讲了话。
从十八日开始，与会同志向常委提意见。意见集中在班子团结、干部使用、思想和工作作风三个方面。对班子团结方面，认为军管张文芳、庞建勋两人要搞掉孙连捷，杨志宏、姜成福是支持张、庞二人的。张峰发言说：“张文芳到柳局后就想把孙连捷整下去，张曾对我说过：‘老张呀，你是局里的老人，你知不知道孙连捷作风恶劣，骄横跋扈，目中无人’。‘我认为是班子不团结的根本原因’。张坚、范群认为：张文芳、庞建勋等采取各种手段打击、破坏孙连捷的威信，把矛盾公开化，公开动员群众整孙连捷，保护张炎。
对使用干部方面，认为该提拔重用的，没有提拔重用；不该使用的，使用了。这是否定柳铁的“文化大革命”。如张峰说：“‘三办’、‘清办’的同志都是‘文革’的闯将，为什么这些同志都要放到现场干一般工作，而对清查对象如张炎就那样关心？这是什么感情？这是对‘文革’的态度，对柳铁广大工人阶级的态度问题，这些同志在柳铁有很大的影响，你们否定了这些人，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韩杼滨说：“对‘清办’人员的定位问题，不仅是对几个人的问题，而是颠倒柳铁文化大革命历史在干部问题上发展的顶点，是由对个别人排斥发展到整批的排斥。‘清办’人员基本上都是柳铁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其中有的还是主要的，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怎样对待，是关系到按什么路线、什么政策对待柳铁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否定他们，不就是否定柳铁文化大革命历史吗？张坚说：“‘清办’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都是好的，庞建勋的一句话，‘这些人原则上不能留在机关’，下令把绝大部份人员调离机关，对邓乔生是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工作很好，为什么不能留在局干部部门呢？”范群说：“打击文革的积极分子，可以说上上下下都采取了措施。整张坚、杨志宏、姜成福是清楚的……。张在柳州地区比较有影响，为什么不能用？”张坚说：“范群头上戴了个代副处长，也是我的光荣。范也是受排斥歧视的。范原是公安处代副处长，有的人不放心，把他调到宣传处，据说是庞建勋传达交通部的指示，群众组织的头头不能当公安处长调走的，这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是中央规定的？当庞传达时，你们常委有什么想法？这是不是变相排斥。群众组织的头头不能当这个，不能当那个，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犯罪了，到底这是什么路线。……几年来，你们对我们冷若冰霜，我们有很多心里话要说也不敢找你们，怕说不清，怕大会点名，怕说我们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只好向党委汇报。……我感到张、庞就是颠倒柳铁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如果不是在广西，不是在区党委顶得硬，柳铁文革历史就会颠倒”。曾永敢、张坚、李华山等人，对使冯兆信、张志恒、王德芳、邓文、段峰、陶煦、张启文等干部，认为他们在“文革”犯有严重错误，不应重用。
对思想、工作作风方面，主要是领导班子有的人工作不从实际出发，主观武断，强迫命令等，提出了批评意见，特别是对张文芳、庞建勋两人的作风不民主，个人说了算，如搞工厂大搬家、宿舍大调整、大办食堂等。对孙连捷、杨志宏两人因个人之间不团结，闹意见，影响工作也提出严肃的批评。
在扩大会议期间，韦国清在明园小会议室接见张坚、范群、温甲友、曾永敢、陈良祖、张明德等六名群众的主要头头。在接见时，韦国清说：“怎么搞的，老孙（指孙连捷）在常委会上问题说不清，老是输，你们来了情况就变了，问题都搞清楚了，你们和老孙有没有联系？”（众答；没有）接见的大部份时间是张坚等人向韦国清诉说对军管干部，特别是张文芳、庞建勋的意见。陪同接见的有区党委办公厅的董坤。
十二月一日，孙连捷、杨志宏、姜成福三人，根据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作了补充检查。
十一日下午，韦国清、安平生、赵茂勋、黎光等领导接见了扩大会的全体人员，并讲了话。
十三日，会议结束，孙连捷作了总结，韦国清到会讲了话。黎光、赵茂勋和区党委办公厅的董坤、黄念先、王肖琴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在扩大会议即会结束时，宣布了柳州铁路局党委、革委会新的领导班子，孙连捷担任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其他领导成员除了原有的以外，新增了杨世贵为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温甲友（派头头）为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
这次会议，已经被历史证明，从思想上、组织上错误的肯定了“文革”中“一派正确”、“造反有功”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它是派性的产物。会议期间，把某些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加以批评否定；把某些是错误的说是正确的，加以支持肯定，颠倒了是非界限。主要反映以下三点：第一、会议中少数人研究确定吸收了一派主要头头参加了会议。他们会内会外结合，进行派性活动。他们一方面在会上大摆本派在“文革”中所谓功劳和贡献。另一方面对干部使用上，说什么“打击‘文革’的积极分子，可以说上上下下都采取了措施”；“由对个别人排斥发展到整批的排斥”；“群众头头不能当这个，不能当那个，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犯罪了，到底这是什么路线”、“我们有很多心里话要说，也不敢找你们，……只好向区党委汇报，……如果不是在广西，不是在区党委顶得硬，柳铁‘文革’历史就会颠倒”，相反的是，对恢复老干部工作和解放张炎则加以指责批评。第二，会议期间，区党第一书记韦国清单独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一派主要头头，并说：“怎么说的，老孙（指孙连捷）在常委会上很多问题说不清，老是输，你们来了（参加扩大会）情况就变了，问题都搞清了，你们和老孙没有联系”。这是支持造反派继续闹派性的根子。第三，这次会议使一派正确，造反派主要头头得以进入各级领导岗位从组织上合法化。“把选拔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中锻炼和考验的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写入了会议纪要。按照这次会议确定的原则。到一九七六年底，全局提拔副处以上干部三十一名，其中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十五名，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一；科级干部一百八十七名，其中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五十四名，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九。如柳铁“钢联指”总部的主要头头温甲友（“文革”前是工人，提为局党委常委、局革委会副主任）、张坚（原科长、局革委会委员，提为运输处处长）、刘俊三（原股级干部、局革委会常委、办事组副组长、局党委后补委员，提为工业处副处长）、范群（原科级干部、局革委会委员、局党委委员，提为柳州分局党委书记）、万健（原股级干部，提为柳州分局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政治部主任）、邓乔生（原一般干部，提为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施训志（原科级干部，提为都匀分局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曾永敢（原股级干部，提为南宁分局党委常委、副书记，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张明德（原工人，提为都匀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为了怕别人说“一派掌权”，相应的提拔了另一派的主要头头陶煦（原副科干部，提为物资处副处长）、张启文（原科级干部，局革委会委员，提为局体委办主任）。总之，这次会议，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我局干部群众思想中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给党的事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危害。
一九八三年五月，根据中央和广西区党委有关文件的精神，柳州铁路局开展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对他们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了核查，按照政策规定，给予了应得的处理。（据柳铁“文革”大事件）
十一月十五日 南宁市警备区副政委魏连和在市常委会上汇报了参观上海民兵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十二月十二日和十四日市委分别召开办公会研究南宁市民兵工作，李文轩宣读《南宁市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学习上海经验，加强城市建设的意见》，广州军区首先在我市搞试点，限三个月出成绩。市委对此作出部署。市民兵指挥部定员七十人左右，警备区出三十七人，下设小分队，每个小分队七人。西郊片搞两个小分队；百货大楼对面小楼进驻一个小分队；延安路、红星路一片（主要保卫军区、区党委）设一个小分队；南宁橡胶厂、药厂设一个小分队；北大片以小分队为主，各厂联防，日夜巡逻；南糖、冶矿分别设一个小分队。其任务是集中教养对象，即屡教不改的青年，以思想教育为主，劳动改造为辅。指挥部在市工会办公。总指挥是郭耀卿和魏连和，副政委是沈如环、吕斌、陈应品。十二月二十六日，市委在橡胶厂召开“结合社教、学习上海民兵工作经验，整顿民兵组织现场会”，部分局和厂矿、企业的领导及专、兼职武装干部，“社教”宣传队的领导共两百多人参加。广西军区和市委、警备区领导韩世福、候超、肖寒、王恩厚、魏连和、沈如环等出席了会议。橡胶厂党委书记王希有介绍了他们《在“社教”运动中学习上海民兵工作经验，整顿民兵组织的几点做法》，韩世福、肖寒分别讲了话。沈如环作了整顿武装基干民兵的部署。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朝阳广场召开民兵团成立大会。会上，魏连和讲了话，肖寒宣传区党委决定，民兵代表发言，空军及其他单位也派员参加。大会还举行授旗仪式。（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三至四日 自治区党委于三、四两日上午在南宁举行报告会，邀请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在会上作“批孔”报告。参加报告会的有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柳州铁路局和各地、市的负责人，自治区、南宁的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师生和中小学教师、解放军战士等共两万人。韦国清、安平生、乔晓光、覃应机、赵欣然、赵茂勋、郭耀卿等出席了报告会。杨国荣的“批孔”报告大谈“儒法斗争史”，认为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政治立场和思想都是极端反动的；批孔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阶级斗争，是深入批林整风的需要。杨荣国的报告，附和了江青等人搞影射史学的政治需要。自治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在杨报告后作了讲话，要求各级党委把“批孔”作为批林整风的“重要内容”、“有准备、有步骤地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批孔斗争”。后来，杨的报告录音在全区各地层层播放，并被翻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在全区掀起了一阵“批孔”的狂潮。当时，广西区党委组织的此类活动，配合了“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理论攻势，因而得到“四人帮”的赏识。（见五日《广西日报》，“处遗”档案材料）
十二月二十二日 据《广西日报》报道，全区一九七三年又有三万九千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见《广西日报》）
一九七三年，钦州地区、地区各市、县以及桂平县、容县等地的革命会员会“第三办公室”先后撤销。（据钦州地区、桂平县、容县“文革”大事记）
来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八册）》，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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