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8-12-30 作者：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一日 《人是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重要社论——《元旦献词》。
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落实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通知》要求首先要领会社论精神实质，必须要联系实际和加强党的领导，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同日 南宁市召开常委会，肖寒、王恩厚、郭耀卿等十三人到会。会上宣读了警备区《关于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请示报告》决定抽五百工人到民兵指挥部。由军区拨给一千五百支枪。在市东、西、南、北区搞四个团。每个中心片搞一个营。于元月十五日晚十二时至十八日共用三个晚上两个早上，进入各街道搞“政治大扫除”（刮台风）。主要是查户口。从此后，民兵小分队经常出入街道。（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为纪念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十六周年，区党委常委召开会议讨论改进报纸工作。会议由韦国清主持，就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会议肯定了《广西日报》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进一步发展我区大好形势。要求报纸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做好通讯工作，指出要继续整顿报纸文风，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最后强调，新闻工作人员“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培养出一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新闻队伍。（据《广西日报》）
二十日 《广西日报》一版在“要做学习的主人，不做分数的奴隶”的标题下载《柳铁二中党支部放手发动群众改革旧的考试制度》和刘敏等学生写的文章《旧考试制度要彻底改革》，并发表“编者按”。错误地认为考试制度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组成部份，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认为刘敏等小将——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带头揭露和批判考试制度危害，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猛烈开火，生动地反映了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的革命风貌。
二十九日 区党委在南宁举办批林批孔骨干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地、市、柳铁的负责同志和区直机关、军区的领导人，以及地、市、县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作了批林批孔的动员报告。在学习班里，统一对批林批孔的认识，认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当前存在的资本主义倾向非常严重，农村有，城镇有。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广泛发动群众，既要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同时要把注意力放在大批判上来。学习班至二月六日结束。学习结束后，全区立即组织四万多名干部作为宣传队，由各级主要领导带领，到城市、农村基层、厂矿企业和农村社队，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迅速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随后，各地、市、县相继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玉林地直也举办批林批孔干部学习班；梧州市委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城乡十五个单位搞批林批孔试点；钦州地区各级部门和单位培训了宣读队伍，人数达四十六万二千一百五十人，其中地区机关六百五十人；南宁地区抽调了地、市、县、社干部五千五百八十三人组成批林批孔宣传队到农村参加大批判。同日，《广西日报》在以基本路线为纲，深入批林批孔的通栏标题下，发表解放军某部《把批林批孔结合起来》一文。从此，《广西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林批孔的报导。（据韦国清动员报告、《广西日报》、各地、市“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广西大学中层以上干部听韦国清作《关于批林批孔的动员报告》。四月二十二日校革委副主任何忌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根据区党委部署，决定五?一节前集中批判区党委第二书记韦祖珍。五月四日召开批判韦祖珍大会；会后各单位开座谈会，联系批林批孔批韦，揭露“修正主义”回潮现象。十月四日全校批林批孔总结指出：作儒法斗争史报告五至十六次，听众二十万人次，强调今后还要搞下去，要研究所谓“儒法斗争”在科学领域的表现。该校编印《儒法斗争史讲话》小册子，在全区广泛出售流毒甚广。十一月广西大学以开门办学为中心，汇报会简报说：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开门办学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新的发展。十二月十六日广西大学在《关于继续搞好批林批孔的意见》提出进一步提高批林批孔的认识，要求加强领导批出新水平。（据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一月底，广西师范学院革委会负责人来南宁参加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传达学习中央[1974]1、2、3号文件，学习江青主持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布置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一月三十日区直机关召开干部动员大会，韦国清作动员报告。二月一日，该院参加会议的负责人用电话传达韦国清、乔晓光的指示说：批林批孔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批林必须批孔；要联系当前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实际，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思潮，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在广西的代理人韦祖珍。接着该院于二月三日举办批林批孔骨干学习班，学习文件和韦国清的动员报告，研究部署批林批孔运动。二月六日全院停课进行批林批孔，八日召开“批林批孔誓师大会”。会后根据区党委会议精神，联系本院实际，按《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八个专题开展批判。着重进行批判“克己复礼”，进行“忆、批”。即进行新旧社会回忆对比，一批“克己复礼”，狠揭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进行两条教育路线回忆对比，二批“克己复礼”，深入揭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和表现”、痛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广泛开展回忆对比，三批“克己复礼”，狠揭狠批林彪反党集团及其同伙“韦祖珍的反党罪行”。从二月一日至三月二十日的五十天中，全院写批判文章和揭批大字报四千二百四十三篇，出版批判专栏一百三十期，《批林批孔简报》七十二期，院、系忆比批判大会一百O九次，漫画六百九十八幅。由于强调上挂下联，这些大字报、大批判文章，批判会等，除批判反党集团的罪行外，还针对“两个估计”、“开门办学”、“八?二O”行动及“八?二O”后开展“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运动持有不同意见和认识的干部、教师，给他们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搞右倾翻案”等政治帽子，又一次伤害了大批同志。（据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月初，南宁市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主要负责有肖寒、王恩厚、施宗河、王璋甫等。办公室编印了《批林批孔专刊》；至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止，共印发一百O一期。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年初运用“四史”（家史、村史、厂史、个人成长史）的方法，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三月中旬，运动“三对比”的办法，围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深批“克己复礼”和“林彪的反党罪行”，并“清查与他们的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七月总结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历史经验，批判《三字经》、《增广贤文》等书。到九月份，已有一万八千五百四十五人的儒法斗争理论队伍，业余理论学习小组发展到二千六百九十八个，七万四千五百三十七人。编写儒法斗争讲稿二千七百六十四篇，批林批孔故事二千二百四十四则，写诗文一万九千二百六十八篇。 八十二个单位研究了法家人物及其代表著作。向群众作儒法 斗争史报告二千多场，听众达二十四万九千七百多人次。连七、八岁的小学生也上台讲儒法斗争史的故事，一个小学就有七十三人的小故事员。市里还举办了批林批孔展览，参观人数达二十多万人。运动之深入、广泛是空前的，可谓家喻户晓。（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七日 区党委第一期工农干部学习班举行开学典礼。区党委书记刘重桂、常委赵茂勋、组织部副部长姜铭海、宣传部副部长罗立斌等参加了开学典礼。这期学习班主要是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学员是来自“文革”以来从基层单位选进区、地、市、柳铁的党委、革委的工农干部共三百六十八人。刘重桂在讲话中指出，要办好工农干部学习班，是关系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大问题，办好工农干部学习班，必须以阶级路线斗争为纲，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同时要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据《广西日报》）
十六日 为把批林批孔斗争引向深入，韦国清到南宁手扶拖拉机厂看大字报并参加班组批林批孔会议，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常委、南宁市委书记肖寒，区总工会副主任赵玉馨， 区党委秘书长刘毅生，市委副书记王恩厚，市总工会副主任阮可潭和区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鞠国栋等一同与群众学习、座谈。韦国清在厂党委的有各车间党支部书记、各车间工人代表参加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讲话中分析了全区运动发展形势，指出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据《广西日报》）
十四日 区文化局组织广西艺术学院工农兵学员、区直文艺团体的创作人员、演员以及梧州市粤剧团、南宁市曲艺队代表举行批判会，以极大义愤批判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晋剧《三上桃峰》”。到会者表示在深入批林批孔运动中，坚决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坚决打退“文艺黑线的回潮”，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虽然，“四人帮”制造的《三上桃峰》事件借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但也有为《三上桃峰》拍案而起的。之前，柳州市开关厂质检员孙芷新（女，41岁，中共党员，中专文化），看到评晋剧《三上桃峰》后，三次写信为《三上桃峰》叫好，市委即以其为刘少奇歌功颂德，为邓小平翻案，属“现行反革命”，被判处十五年徒刑，投入劳改。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市委才给孙芷新平反。（据《广西日报》、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玉林地直举办批林批孔干部学习班，地委书记魏益年对学习班作了讲话，指出：“通过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批林批孔重要指示：学习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分析了地直机关批林批孔的形势。强调要大造声势、大造舆论，发动群众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大是大非问题，联系某些人对‘文革’的态度问题来批，把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
二十三日 在黄日南主持下刘碧荣等人共同署名写了一篇题为《坚持革命、反对复辟》的大字报。大字报把恢复韦树辉、熊福芝等领导干部的工作，称之为复辟回潮，诬蔑熊福芝‘企图翻案’，呼吁干部群众议一议。接着又串联县（镇）“联指”头头搞派性活动，玉林地区的大字报出来了。与此同时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把揭发地委领导的所谓罪行材料用《群言》的署名发至各单位，号召揭发批判。《群言》在批林批孔中起到很坏的影响。四、五月间，黄日南、刘碧荣等人到南宁会同党校学习班的张平（地区“联指”副总指挥）去找区党委的帮派人物廖炜雄进行帮派活动，反映玉林地区所谓刘景荣压制打击新生力量。五月十五日陈世球写了题为《条条黑线联林彪》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地委书记刘景荣（该同志一九七三年调出玉林地委），诬蔑刘景荣是“林彪线上的人”。称“五?二五”文件为黑通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打击新生力量的文件。六月十二日玉林地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深揭深批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深揭深批所谓“林彪反党集团重要成果韦祖珍的‘反革命罪行’”。地区革委第九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革委委员黄日南、林坚、陈世球等人联名写了《给地区党委的一封信》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列举了老干部出来工作称之为“回潮”等。指桑骂槐，给地委增加压力再次向地委要官要权。在批林批孔中，由于刘碧荣等人的帮派活动。受到了魏益年、李国伟的重用。黄日南升为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刘碧荣升为地区计委副主任、陈世球升为北流县革委副主任、副县长，林坚升为地委常委、地区总工会主席。达到了升官要权的目的。（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四月，《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广西恭城县挖沟大队小黄埠生产队知识青年小组文章《走上山下乡的革命路》。
一日 《广西日报》发表《认真抓好典型，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的社论。社论提出了要把斗争不断引向深入，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抓好典型的问题。
二日 河池地区根据自治区布置，在批林批孔中认真搞好三个揭批（即揭批林彪反党集团、揭批韦祖珍反革命罪行、深揭深批同他们有联系的人和事）。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及其死党韦祖珍的反革命罪行。把他们与批林批孔挂上勾，在批克己复礼时把林彪要“克己复礼”与韦祖珍相联系，揭批韦祖珍的《突出问题十八例》。在河池地区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和批韦祖珍反党罪行大会上，地区、军分区领导二十三人的发言，把林彪的《五?七一》纪要与韦祖珍的《突出问题十八例》相提并论。（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区党委在南宁体育馆召开自治区机关和南宁所属单位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区、市以及各条战线、农村、街道的六千多名干部群众参加了会议。区、市、军区负责人韦国清、乔晓光、覃应机、赵茂勋、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宋治平、曾小平、肖寒、韦世经等出席了会议。交流会是由肖寒主持的，韦国清在会上讲了话。会上，区党委第一期工农干部学习班柳铁学习组、区银行党组、市跃进农场党委、市绢纺厂党委、市郊上尧公社西明大队党支部、广西大学党委的同志介绍了他们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大家认为，要把批林批孔运动继续不断引向深入，必须：认真看书学习，掌握思想武器；紧密联系实际，深批“克己复礼”；认真总结经验，注意抓好典型；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实际上，这次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为全区全面开展批判韦祖珍的“反党罪行”发出了信号。（据《广西日报》）
十六日 经区党委研究决定恢复自治区“五?七”干校，校址设在区党校内，从四月中旬起开始轮训区直属机关在职干部。是日，区“五˙七”干校第二期干部轮训班正式开学，区党委、区革委负责人乔晓光、赵茂勋、韦世经、林福文、曾春生等出席了开学典礼。参加这期学习班的一百五十名干部中，有局以上领导干部十四名，处级干部二十五名，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乔晓光在会上讲了话，全体学员和教职员工一致表示，决心以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的实际行动，深入批判林彪一伙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罪行，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据桂发[1974]90、94号文件、《广西日报》）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区直属机关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深批“克己复礼”把批林批孔引向深入的消息，消息说：“大会要求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要联系上了林彪贼船的那个区党委负责人。他直接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反党命政变阴谋活动，猖狂地向党进攻，妄图篡党夺权。他来广西后极力吹捧林彪，大肆贩卖林彪的修正主义，全盘否定解放以来广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恶毒咒骂、丑化广大干部和群众，为林彪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效劳”。这是不点名的点了当时区党委书记韦祖珍。错误地把他当作林彪死党来批判。从一九七四年四月至七月《广西日报》发表批判韦祖珍的文章共七十五篇，其中四十九篇组成十三个专题。加以“紧密联系实际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作大标题发表区党委办公厅一作者（韦钦）的专文《卑鄙的手法罪恶的用心——批判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那一个区党委负责人诬蔑我区大好形势的罪行》及罪名“何迪”写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批判上了林彪贼船的那一个区党委负责人炮制的突出问题十八例》。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四日，区党委《关于韦祖珍同志在广西工作期间的问题的结论》说：“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 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在大小会议和《广西日报》上，多次揭发批判韦祖珍同志对广西形势的看法，给他加上……等罪名。经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关于《对韦祖珍同志……（此处有15字不清）》，韦祖珍同志‘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是不适当的，两次工作调动本人无责任’。因此，我区过去给韦祖珍同志戴上‘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来广西进行反革命夺权’和‘全盘否定广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恶毒咒骂、丑化广大干部、群众’等帽子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一日，韦祖珍同志逝世。十一月六日，韦祖珍同志追悼会在南宁举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送了花圈。悼词说：“韦祖珍同志是我军的好干部”，“韦祖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六日至十七日 安平生到都安、巴马、东兰、凤山等县检查工作，并对批林批孔作了指示。四月八日、九日到东兰作关于如何开展批林批孔，依靠贫下中农，建立贫下中农优势和正确贯彻党的政策的指示。（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南宁市委、市革委会在市礼堂召开深入揭批“上林彪贼船的那个区党委原负责人的反党罪行”大会，对韦祖珍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并列出所谓“五大罪状”。市直属机关、南宁警备区以及各基层单位的干部、群众和“五˙七”干校学员共一千五百多人参加大会，市委副书记李文轩主持会议，副书记范清涛、王恩厚分别发了言。随之，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民兵指挥部及市属各战线、各局也纷纷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批判会。
二十四日 《广西日报》发表《狠批为林彪“克己复礼”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302案件）》文章。该文联系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为，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在区内某些地方个别文艺团体移植演出的《302案件》（又名《不静的海滨》）是一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大肆鼓吹林彪“克己复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的毒草戏。编者按指出，“毒草戏《302案件》的要害是诬蔑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大肆鼓吹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它出现在社会主义舞台上，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个明显表现”。“要深入狠批《三上桃峰》《302案件》之类的大毒草，进一步揭露和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抵制坏书、坏歌、坏戏”。
本月中旬至五月底，自治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多次批判区党委书记韦祖珍。四月十七日，自治区机关党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深入揭发批判韦祖珍的“反革命罪行”。嗣后，南宁、百色、玉林、桂林、河池、钦州、梧州等地、市以及区高等院校相继召开深揭狠批韦祖珍大会；区总工会、区妇联、团区委分别于五月上旬发出号召书，动员发动全区工人阶级、妇女、青年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之后，口诛笔伐韦祖珍遍及广西城乡。五月二十五日河池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吸收各部、委、办领导参加，议题是联系实际批判韦祖珍。（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有人在桂林市大街上贴出了十余张对“八˙二O”行动不同看法的大字报，说“八˙二O”行动是严重错误，是一派整一派，是“屠杀事件”，引起了桂市革委会的关注。四月二十日，桂林市革委会召开各基层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分析形势，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干扰了批林批孔斗争大方向，除设立专案查处外，各单位要组织干部、群众重新学习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统一思想认识。在桂林市革委的统一部署下广西师院党的核心小组于四月底至五月底多次组织全院师生学习“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强调“八?二O”行动是根据中央“七˙三”布告采取的革命措施，清查“五˙一六”是按中央的部署进行的，是符合中央政府的。在学习讨论中要求人人表明态度，只准说“八˙二O”行动好，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不能说“八˙二O”行动的缺点、错误。对一些有不同认识和看法的干部教师，采取了监视、排斥等错误做法。院清查“五˙一六”办公室的谢德全、林祥任等人贴出题为《揭深批透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彻底批判韦祖珍攻击清查运动罪行》等大字报，指责他们否定“八?二O”行动，妄图翻案，要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教育改造，使他们精神上受到很大压抑。
二十一日 在黄永彩等人的组织下广西师院团委、院学生会向全院共青团员、青年、“工农兵学员”发出《坚决批判韦祖珍反党罪行的号召书》。二十二日分别在本部和尧山分部举行共青团员、青年、“工农兵学员”批判韦祖珍罪行大会。会后，各系、各单位组织座谈，联系学院的实际，揭发批判所谓“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八˙二O”行动，“否定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反动思潮”。（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广西日报社郑新生传达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批林批孔批韦祖珍的精神说：从当前全国来看，主要解决政治斗争问题，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继续。对韦祖珍要进一步揭批。机关是重点。（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九日 广西日报社学习中央[1974]1、2、3号文件和区党委的补充通知，联系本单位实际情况批林批孔批韦祖珍，报社负责人郑新生传达区党委扩大会议揭批韦祖珍情况：韦祖珍是林彪反党集团派来的，是林彪安在广西的钉子，趁着国清同志向中央要干部的机会，派他来完全是黄永胜等人搞的，韦祖珍这家伙亲自到贵州“串联”。他到广西后到过区直十三个单位进行“反革命活动”，到全区各地散布“反革命言论”，完全是配合《5.71纪要》计划，是有计划的进行“反革命”活动。他来广西时间不长，但他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能低估。（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十一、十三日 广西师院党的核心小组连续举行会议，研究教育革命，揭露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问题”。会议认为，否定“文革”中教育战线出现的新生事物，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院的主要表现仍然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会议列举了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院回潮的种种表现：（1）外语系等系建立和严格考试制度；（2）按“工农兵学员”的原来文化基础分班分组教学；（3）部份师生要求增加专业教学时间，减少社会工作和劳动时间；（4）部分师生不同意搞学农基地，不愿意到外地开门办学。十三日下午，召开各系各单位党、政负责人会议，由李德韩向到会人员作传达贯彻，要求各系认真对待，并要求各系发动群众，检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种种表现，并坚决纠正。（据广西师大“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柳州地区常委会高普传达《韦国清在区党委常委会上讲话》精神，指出，以各级领导机关为重点，就是常委为重点，集中一段时间批韦祖珍、黄永胜。预计半月时间批韦祖珍联系实际揭发问题。常委会全天进行揭批，机关半天进行揭批。会上确定批韦祖珍的八个专题和揭批人员分工。
十九日 《广西日报》配合全区批判韦祖珍的“罪行”，发表署名文章《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批判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那一个区党委原负责人炮制的（突出问题十八例）》
二十八日 区党委宣传部、区总工会召开自治区驻学校工宣队代表会议，会议至六月二日结束。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乔晓光等出席了会议。乔晓光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工作经验，讨论和研究加强党的领导。指出要进一步发扬工宣队的政治工作，狠抓教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加强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明确工宣队基本任务，要为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努力。自一九六八年秋天派出工宣队开进学校参加斗批发，实行厂校挂钩，开展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在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少的“改革”，这些“改革”由于错误地认为建国后教育战线“被一条黑线统治着”，认为学校的教师是“资产阶级分子”，在实行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受到一些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抵制。在批林批孔时，这些都被当成“修正主义回潮”现象，当成是否定教育战线新生事物的“反动思潮”来批判，强调要坚持教育革命，继续搞开门办学，加强工宣队，规定工宣队人数：大学，队员占师生总数百分之十左右；中专和城镇中学，每校三至五人：小学，二至三人；公社以下的学校，由贫下中农管理。（据《广西日报》、桂发[1974]169号文件）
本月下旬，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给韦祖珍戴上“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贼船”、“来广西进行反革命夺权”、“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恶毒咒骂、丑化广大干部、群众”等帽子。（据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韦国清在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
本月，《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中共广西武鸣县委会文章《注意解决路线问题》。
十一日 自治区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出席开幕式的负责人有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乔晓光、赵欣然、赵茂勋、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宋治平、梁吉泉、曾小平、杜易、肖寒、廖炜雄、韦世经、林福文、颜景堂、岑国荣等。大会代表共一千一百五十三人，会议以批林批孔为纲，总结交流知青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坚持乡村革命的经验，会议于十七日结束。大会通过了给全区上山下乡知青的倡议书，号召知青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会后，区知青办就我区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工作提出以下安排意见：一九七四年全区共有四万五千八百多名应届毕业生应动员上山下乡。还有历届毕业生和社会青年一万八千多名要继续动员到农村去。应届毕业生安排到农村插队三万五千八百多名，安排到国营高峰林场、七坡林场、新光农场、华山农场、洞美农场九千多名。（据《广西日报》、桂发[1974]146号文件）
十五日 南宁市委召开市直机关揭批“林彪反党集团及其重要成员韦祖珍反党罪行”大会，对韦祖珍进行公开点名批判。（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广西梧州市第二轻化工业局党委文章《注意发展女党员》。
一日 《广西日报》发表文章，指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斗争的教育和锻炼，我区各级党组织，在培养教育“纳新”对象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宣称全区已吸取三十万“先进分子”入党。实际上这些“先进分子”中混进了一批派性思想严重（甚至是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三种人”）忠于广西“文革”那条所谓正确路线的人，给党组织造成严重不纯。（据《广西日报》）
三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加强理论队伍作为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要大力加强群众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队伍；要充分发挥理论队伍在斗争中的作用；要抓紧理论队伍的巩固和提高工作；要培养理论队伍，需要全党动手。为进一步加强理论队伍，各单位要组织落实。实际上是为了推行“阶级斗争为纲”那条极左路线服务。（据《广西日报》）
五至六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加强理论队伍工作座谈会，韦国清、乔晓光、覃应机、梁吉泉、肖寒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我国理论战线的大好形势并对理论工作队伍提出了要求。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对于那些传播很广，流毒很深的《三字经》、《增广贤文》以及反动谚语、格言等贩卖孔孟之道的毒草，要进行批判。实际上，区党委召开加强理论队伍工作座谈会，助长了极左思想的发展，持续地批判所谓的“坏书”，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据《广西日报》、各地、市“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自治区“五˙七”干校第二期举行结业典礼。区党委、区革委负责人刘重桂、赵茂勋、廖炜雄出席了结业典礼。刘重桂在会上讲了话，指出要坚定地去“五˙七”道路，坚定地办好“五˙七”干校；要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批林批孔。自后，区“五?七”干校第三期于八月二十七日开学。（据《广西日报》）
八月，区文化局党组在区直文化系统发动全体职工深揭韦祖珍同他们有关的人和事的“反革命罪行”。文化大院贴出许多大字报，其中有的揭了许圣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乃健（广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区宣传部副部长）、江滨（区文化局副局长）反对样板戏的问题。其中，局社文处熊树和等人写的《江滨十骂样板戏》大字报引人注目。于是，潘其旭（区革委创作办公室干部）、李美珍（文化局干部）、陈丽梅（《广西文艺》编辑部干部）认为江滨的问题严重，后来有人便在《十骂样板戏》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些材料，向区党委和江青写了一封长信，系统地揭发许、张、江对样板戏的所谓问题，信中列举的问题是：
1、诬蔑革命样板戏‘过时’；
2、诬蔑革命样板式‘不十全十美’；
3、诬蔑革命样板戏塑造的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机械的工具’，‘要一分为二’；
4、攻击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是‘框框’，狂叫‘不要踏着别人的路子前进’；
5、意图反对学习移植革命样板戏；
6、狂叫要‘超过’革命样板戏；
7、以封、资、修文艺为标本，大放封存影片，排演传统戏，带头唱黄色歌曲，掀起一股‘文艺黑线回潮’的逆流；
8、按照林彪鼓吹的‘方向问题解决了’的反动谬论抓创作，强行推销一批有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
9、违抗党中央的号令，捂盖子，保自己。
这封信于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写成，通过新华社记者郭玲春转送到江青手中。江青于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八日写了如下批语：
“按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来说，客观现实是不存在什么十全十美的事物的，只有相对的十全十美，当然绝对包含在相对之中，我个人从未吹捧革命样板戏和革命历史剧是十全十美的，实际上，我对他们要求是很严格的，事实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有待今后努力改进。广西文化界这几个小丑表面上诬蔑攻击革命样板戏，实质上他们仇视工农兵；仇视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国革命；仇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包括文艺路线）；仇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认为他们这样叫嚣‘三忠于’，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建议党中央重视两广的文艺界斗争，以点带面，推动全面。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我认为主席这个教导，对于我们现在说，还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的。
自治区党委根据江青所谓“三个小丑”、“四个仇视”的“八˙一八”批示，有计划地对许、张、江进行了批判，并规定许圣亭、张乃健由宣传部负责审查，江滨由区文化局负责审查。经过了各种会上的多次批判斗争，最后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为江滨作出了“在文艺工作方面所犯错误是严重”的结论，区党委对许圣亭、张乃健、江滨三位同志所进行的批判是错误的，它在客观上对我区在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由区直机关党委召开万人批判大会，区文化局、团区委、区京剧团、区妇联、区总工会、区党委宣传部、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区外事办公室等单位代表深揭狠批“三个小丑”、“四个仇视”的反动言行。乔晓光在讲话中指出：“必须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必须坚决回击那些对革命样板戏的攻击和诬蔑，以实际行动宣传、保卫革命样板戏，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粉碎“四人帮”后是年的十一月十九日，在区文化局召开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上，贺亦然说：“许、张、江有许、张、江的错误，批‘八˙一八’黑批示，他们就没有错误了”。而对潘具旭等三人对许、张、江的诬陷未加追究，未给予任何处分，最后将潘调离区壮剧团到区社科院工作。区党委对许、张、江开展错误的批判迟迟未有认识和纠正。直至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区党委才发出《关于根据江青“8?18”批语批判江滨同志的平反决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区党委根据江青强加给许圣亭、张乃健、江滨同志“四个仇视”的调子，有计划地对他们开展了批判运动，区党委认为，这个批判是错误的，决定予彻底平反，推倒批判中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江滨同志的政治名誉……”。（据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广西日报》）
八月一日 河池地区革委和军分区联合给区党委、广西军区作《关于清剿武装反革命韦明乐等三人的报告》，决定成立“清剿”指挥小组，李义川（分区副参谋长）任组长，李春洋（地区公安局副局长）、李科（天峨县委副书记）为副组长，统一指挥清剿工作。
在长达十五年的清剿中，因韦氏三人问题受株连而遭迫害的干部群众达一百三十二人，其中被杀死和迫害致死八人，地雷炸死一人；被批斗毒打致残十三人；被视为现行反革命遭拘留十一人；判刑二人；被开除公职一人；被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各一人；被隔离审查九人；被强迫搬迁十五户；房屋被烧、被砸烂五户；被抄家五户，抢走各种财物三千余件，粮食四千多斤，耕牛一头。据不完全统计，损失财物价值约三万余元。清剿中共耗国家经费达二十万零五千九百六十元。（详见池地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南宁军民十万人批判大会，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会议号召广大工农兵在批判中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打一场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人民战争。刘重桂、安平生、覃应机、赵茂勋等出席了大会。（据《广西日报》）
二十九日 根据江青“8?18”指示，《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捍卫革命样板戏，夺取文化革命新胜利》，同时报导区直一千多文艺战士集合批判所谓“攻击样板戏反动言行”不点名地批判当时宣传部长许圣亭，副部长张乃健、文化局副局长江滨。把他们说的“样板戏并不是十全十美，有些地方不合理、不可信”、“听起来烦死人”、“可以搞出超过样板戏的作品”等硬说是“仇视、攻击样板戏，实质就是仇视工、农、兵，仇视毛主席革命路线，仇视中国革命，仇视无产阶级专政”。
二十一日 自治区革委、广西军区在南宁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区党委、区革委、广西军区、广西驻军的负责人刘重桂、安平生、赵欣然、宋治平、梁吉泉、曾小平、韩世福、陈运春、宋瀛州、何纪云、孙伯威、于斯夫、郭质甫、张理智、熊光武、许长庚、苏桐卿、卢继昌、候超、赵兴祥、陈琪、石伴樵、卢延庆、张林、鲁风等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市、柳铁党委和部份县委的负责人，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个市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以及各地、市工会、妇联、共青团、公安部门和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议题主要是学习上海建设“第二武装”的经验，明确在新形势下民兵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同时要组织“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要积极宣传上海经验，大力支持民兵指挥部，把我区民兵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历时十天的会议于三十日结束。（据《广西日报》）
三十日 区直机关党委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攻击“样板戏”反动言行大会，在大会上乔晓光说：“那些攻击、诬蔑样板戏的人，实质上是仇视工、农、兵，仇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仇视中国革命，仇视……”。又说“敌人在政治上搞复辟，就必然在文艺上搞倒退，他们必然把矛头指向革命样板戏。我区文化部门中诬蔑、攻击革命样板戏的人，他们所做、所为正是适应敌人复辟的需要。必须坚决回击那些向‘样板戏’的攻击和诬蔑”。同日，《广西日报》发表一个整版所谓批判、攻击“样板戏”的文稿。
五日 《广西日报》发表了《以上海为榜样，加强民兵建设》社论，指出上海经验的基本内容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依靠和武装工人阶级，建设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民兵队伍；积极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明确提出民兵的任务是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加强民兵骨干的建设；建立民兵指挥部，更有利于加强党对民兵的绝对领导。因此，上海的经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据《广西日报》）
十五日 《广西日报》报导，自治区党委在最近召开全区宣传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柳铁、军区政治部和区直机关有关单位主管宣传文化工作者二百多人。会议传达贯彻部份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精神，分析全区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揭发我区文化部门有的人疯狂攻击革命样板戏，研究关于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问题。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在会上讲了话，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瑞林、贺亦然就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问题和贯彻部份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精神的问题在会上发了言。（据《广西日报》）
二十七日 自治区革委在南宁举行第八次全体会议，分析全区政治经济形势，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讨论了继续搞好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巩固发展我区大好形势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区革委委员一百一十四人，区党委常委参加了会议。区直各战线和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区党委常委参加了会议。区直各战线和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区革委主任韦国清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区革委副主任安平生作了工作报告。区革委副主任刘重桂作了国际形势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认为，全区各条战线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工农生产持续跃进，全区早稻粮食总产量是历史上增产最多的一年，晚稻也有增产，主要经济作物也都有较大幅度增产，一至十月，全区工农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交通运输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点四三，各级革委会在同级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下，普遍发挥了积极作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进一步加强。我区公社革委会常委和正副主任中，青年干部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七九；各县革委会正副主任中，都配有一至二名青年干部；地、市革委会常委、正副主任中，也配备了青年干部。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工作也有加强，会议对今后的工作任务指出，继续把搞好批林批孔运动当作头等大事，进一步巩固发展我区大好形势；要继续广泛发动群众，打一场批判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的“人民战争”，对流毒深广的《三字经》、《增广贤文》、《千字文》、《女儿经》等坏书，彻底清除其流毒。要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准备，迎接明年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发挥各级革委会作用，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据《广西日报》）
一日 平乐县批林批孔学大寨改造古端河，鸦吉牙山村民对方案有意见找公社书记提意见被诬为“围攻公社党委书记，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公社书记在干部会上说“是反革命事件”。派工作队办批林批孔学习班，采取逼供吊打致死一人，判刑二人，大队革委主任撤职关押十个月。鸦吉山村十六岁以上居民一百多人被罚站，六十七户被罚款（全村共九十七户），抬去大猪四十七头。在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学大寨中在农村共批斗一千三百四十六人，收“三地”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二亩，收回野马付业人员二千四百七十五人。（据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五日至十三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委、柳铁党委，部份区直厂矿党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以及自治区各战线、广西军区政治部、区直各单位和大专院校负责政治工作的同志共三百一十六人。刘重桂、安平生、覃应机、赵茂勋、杜易、肖寒、廖炜雄等出席了会议。区党委书记刘重桂、覃应机在会上讲了话，区党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廖炜雄向会议作了工作报告，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茂勋作了会议总结。会议把广西组织工作几年来推行“左”的路线，以派划线，对“文革”中造反杀人的“功臣”和有严重派性思想的人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的错误，当作“成绩”肯定了下来，给我区造成干部队伍的严重不纯。中央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明确指出：“广西区党委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特别是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参与过杀人和残酷打人的干部至今还在台上，没有进行必要的处理。广大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严重地影响了区党委团结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经过“处遗”定案，全区处分了“文革”中犯错误的干部一万八千多人，其中开除党籍五千人。从组织上拨乱反正，否定了“文革”的那条所谓“正确路线”。（据《广西日报》、桂发[1974]301号文件）
十八日 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南宁开幕。这次代表大会共有代表三千零六人，其中妇女代表一千一百四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八，三十五岁以下的代表八百六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九，此外，还邀请老干部、老红军、驻军领导干部和战斗英雄、工业战线和农林场站的工人代表，各个战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农、农村教师、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小将，表现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各方面代表一百五十多人。区党委、区革委、广西军区和广西驻军负责人刘重桂、安平生、乔晓光、赵茂勋、陈开路、徐其海、宋治平、杜易、肖寒、廖炜雄、毛凤鸾、韦世经、林福文、曾春生、何纪元、毛余、李廉芳，有关部门负责人韦永甫、黄红升、梁云禧、罗达林、黄玉英等出席了开幕式。岑国荣、盘美英、郭耀卿等也参加了大会。乔晓光致开幕词，安平生就农村工作问题作了报告。
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南垴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赵二苟抵南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会见陈永贵，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向陈永贵汇报了广西工作。
二十四日 陈永贵在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中心会场在广西体育馆，另设三十多个分会场，共十八万多人集会听了报告。市区工厂、郊区、学校以及全区的生产队都普遍组织干部、群众收听，实为罕见。当陈永贵等在刘重桂、安平生等陪同下绕场一周时，会场代表长时间热烈鼓掌，把整个会场推向了狂热的顶峰。大会上，郭凤莲通过大会向广西各族人民赠送了大寨大队的玉米种，之后，郭凤莲、赵二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陈永贵也讲了话，极力鼓吹“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理论，说什么：资本主义倾向，不仅农村有，城市有，机关也有，要把这股资本主义势力打下去，要解决障碍大干快上问题，用党的基本路线去抓人的思想，抓大批促大干。昔阳县是通过抓点，解决了点面结合的问题，不敢干的事也敢干了，不敢想的事也敢想了，这样就能干出一个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声势和气魄来。最后， 陈永贵强调，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坚持每年县里干部劳动一百天，公社干部二百天，大队干部三百天。安平生最后讲话指出，大寨的道路，是我国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继续革命的道路，我们要争取把我区所有的大队都建成大寨式的大队，把所有的县都建成大寨式的昔阳县。
二十六日 区第二次贫代会闭幕。大会期间共有四十七个单位的代表和个人作了口头和书面发言。大会选举产生了区贫协第二届委员会，通过了《倡议书》，号召全区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干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把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新水平，以大批促大干，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为夺取明年新丰收，为实现我区第五个农业规划而斗争。实际上，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为一九七五年全区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到大寨“取经”，学习大寨批资批修总体战那套极左的东西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二十九日 在安平生陪同下，陈永贵等抵柳州市。当晚八点三十分，陈永贵在柳州饭店会见柳州地、市、柳铁、柳州军分区领导人，市委书记郭鹏向大家介绍陈永贵、郭凤莲、赵二苟。陈永贵在柳州活动期间，会见老乡、参观市郊和农场会说，柳州郊区条件很好，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号召郊区农民向大寨学习，毁林造田，大种粮食，不搞副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你们广西就比不上上海那样把资本主义搞臭。致使不种蔬菜，城镇居民吃蔬菜非常困难。（据《广西日报》、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新年献词》。区革委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行文通知各级革委要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执行。（据《广西日报》）
十日 《广西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代表会代表和区新闻 单位干部、职工举行集会，纪念毛泽东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十七周年。刘重桂、赵茂勋、陈开路、杜易和宣传部徐瑞林、贺亦然参加了大会。刘重桂在会上指出新闻战线今年的任务。（见《广西日报》）
七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阶级专政的理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要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立即带头学，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随后，各地、市和柳铁党委根据区党委通知精神，先后开了党委常委会或举办学习班进行了学习和讨论。（见桂发[1975]24号文件、《广西日报》）
十日 南宁市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郭耀卿传达区党委扩大会议《纪要》，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把学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作为全年工作中心。（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月，广西大学召开骨干会议传达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韦国清在区党委扩大会总结讲话。决定从十二月至三月七日停课，集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朝农”经验。使办学方向越来越向下。后来把学校搬到山区村上去办。如桂林医专搬到湖南与广西灌阳交界的山区黄关去办，于是全国学“朝农”广西学“黄关”。
广西大学制定的学“理论”学“朝农”的教育革命方案，提出首先要把大学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大学，要求学员毕业后成为单位的理论学习辅导员和宣传员。（详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月，河池地区各县相继开展“批资批修总体战”运动，又一次掀起乱批乱斗高潮，截至年底全地区处理扩大自留地九千二百二十六亩，收回私荒地三万一千零五十三亩，强行评价私有林木入队四十六万三千三百八十二株。私有耕牛 七千三百四十九头；还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八百九十人，招回搞野马副业人员六千五百六十八人、全地区批斗了大批干部群众。（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自治区党委第七期干部读书班开学，学员共四百一十九名。乔晓光、赵茂勋、廖炜雄及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负责人参加了开学典礼，乔晓光在会上讲了话。（见《广西日报》）
四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区直机关和南宁市各单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级领导、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及理论学习小组共二万多人。自治区党委、区革委、广西军区、南宁地、市委、革委的领导安平生、乔晓光、赵茂勋、陈开路、宋治平、肖寒、廖炜雄、孙伯威、卢延庆、李文轩、石更等出席了大会。大会由肖寒主持。乔晓光讲了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做调查研究，各级党组织要做出具体部署，订出计划，联系实际，领导和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好。（据《广西日报》）
本月中旬，为争取用两年左右时间把基层单位的斗批改抓一遍，区党委决定组成宣传队抓好“三分之一”。全区从区直机关和各地、市、县、公社抽调五万多名干部组成宣传队，到农村、工矿开展所谓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全区各高等院校也抽一千八百名师生参加宣传队。实际上是推行“左”的路线，不少干部群众在“教育”中被整。（据桂发[1975]34号文件、《广西日报》）
二十六日至三十日 区总工会、区团委、区妇联分别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号召工、青、妇的各级干部、广大工人、共青团员、红卫兵、青年、妇女迅速行动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资批修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以优异成绩迎接工青妇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据《广西日报》）
一日至八日 全区召开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大会。大会代表共一千九百多人。韦国清、刘重桂、乔晓光、覃应机、陈开路、徐其海、宋治平、梁吉泉、曾小平、肖寒、廖炜雄、毛凤鸾、韦世经、林福文、颜景堂、曾春生、刘玉堤、韩世福、熊光武等出席了大会。覃应机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把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和工业学大庆紧密结合起来，抓好“三分之一”，把工业学大庆运动提高到新水平。（据《广西日报》）
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会。有各地、市、县的领导干部、专业和业余理论辅导员、理论学习小组、读书小组和基层代表一千二百多人参加。区党委、区革委、广西军区的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乔晓光、赵欣然、赵茂勋、徐其海、陈开路、肖寒、廖炜雄等出席了大会。会上，有农村、厂矿、部队、机关、学校等十六个单位介绍他们的学习经验和体会。韦国清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号召，要进一步提高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学好理论的自觉性；要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调查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搞好斗、批、改；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进一步推行张春桥鼓吹的“全面专政的那套极左的东西，为在即将开展的所谓“批资批修总体战”大造舆论。（据《广西日报》）
五月 《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中共合山矿务局委员会文章：《团结战斗，胜利向前》。
七日 广西日报社负责人传达韦国清指示，说在学大寨中要批资本主义、对扩大自留地、“野马副业”要处理。报社党委书记说，“野马副业”要写一下，第一篇题目叫《评野马副业》。这是九评野马副业的第一篇。
二十四日 《广西日报》发表区、地、市、县书记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的消息和社论《深入学大寨快步赶昔阳》，消息说：“大寨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样板”。“学大寨要狠抓根本”、“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大批旧的意识形态”，社论说“要按照昔阳的经验，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要七斗、八斗不停休、一直斗到彻底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据《广西日报》）
本月下旬至六月下旬，自治区党委组织各地、市、县委和区直机关部门的领导，在安平生率领下去大寨、昔阳参观学习。陈永贵陪同到大寨大队参观。参观团先后在昔阳参观了二十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参观团回到南宁后，区党委召开了会议，韦国清要求各地学习大寨、昔阳人民彻底革命的精神；学习昔阳、大寨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和贯彻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伟大实践；并明确指出这次会议是学昔阳、大寨的紧急动员会。随后，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地批“五种人”，批“资产主义倾向”批自留地“商品化”，抓所谓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割资本主义尾巴，推广大寨评工记分和形式主义的人造平原，等等。南宁地委把邕宁县刘凤大队党支书刘增相当作所谓“蜕化变质”的干部，是全地区的“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逮捕押解在邕宁全县二十一个公社进行游斗；全地区在这场运动中共处理干部、群众一千二百三十七人，其中开除党籍二百二十四人，拘留、逮捕四百六十六人，判刑四百八十一人，作其它处理六十六人，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致使许多农村干部、群众被残酷批斗，蒙受迫害，农村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据《广西日报》、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九日 广西日报社书记传达区党委参观大寨学习会议精神。安生平说“要解决‘五种人’问题，‘五种人’掌权就不能学大寨”。“要大批促大干”。“搞集市贸易是不好的，要加强限制”。乔晓光说，大寨昔阳主要经验是干社会主义， 想共产主义，抓路线教育，批修正主义、批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学大寨要学根本，学习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十五日 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我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决定》，提出在全区打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总体战。简称批资批修总体战。规定自留地面积不得超过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点七。超过部分要坚决收归集体；自留地主要种社员家庭自食自用的蔬菜和饲料作物，不得搞商品化；严禁私人开荒，已开荒的坚决收归集体；禁止私人圈地建房围园。已圈的要严肃处理；严禁把集体田地、鱼塘私分到户或包产到户，不准借田给私人搞冬种；不准私人搞马驮、马车、牛车、船只运输捞钱；劳动力归生产队统一调配，不准搞“自留人”。生产队要把工副业纳入集体经济计划的轨道，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多种经营要以种养为主；不准搞“野马”副业，已外出搞“野马”的要坚决地限期收回来；所有企事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所需各种临时工，必须经县以上劳动部门批准，不准在社会上私自招工；商业、森工以及有关部门对木材、茯苓、松脂等林产品。砖瓦灰砂石等建筑材料，各种矿产品等的收购，要和集体打交道，不允许向私人购买。社员口粮分配要坚持基本口粮和工分粮相结合的办法。反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积极推行大寨评记分办法。有计划安排建设社员房屋，坚持“先治坡，后治窝”。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粮、油、糖、烤烟、黄红麻、木材等六种农副产品，一律不许进入集市贸易，除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有证商贩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取缔长途贩运。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准到国营林场和农村、集市采购国家统派购的农副产品，未经当地市场管理部门批准，不许自行采购三类农副产品；全区所有农村集市从七月份起，一律改为每个星期天为一墟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上足百分之十左右劳动力进行常年施工。《决定》使“左”的政策系统化、条文化。在《决定》的指导下，一个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批资批修总体战”在全区迅猛开展，大批干部、群众被当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保护伞”等进行批斗，遭受迫害。给全区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仅南宁市，在批资批修总体战中，扩大了打击面。不少人蒙受冤屈，城乡清理“野马”副业人员达一千八百多人，郊区收回超过规定的自留地、开荒地一千三百多亩；七五年错判，七九年以后平反的有十四人（反革命分子十三人）；市包装公司被打成“土围子”等等。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德保县在总体战中，揭露了从县委到公社、大队班子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四名县常委长期欠公款九百四十五元；在三级干部会上一次赔清，在常委带动下，当天有五百人退欠款一万零二百五十元，手表六十七只，单车十三辆，衣车五台，收音机十五部，交出现金和实物折款一万九千一百三十八元，并在会上批判了两个有贪污和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单位负责人；全县共揭出投机倒把案一百八十多起，金额一万六千多元，贪污盗窃一百六十六起， 金额十三万多元，其中千元以上四十四人，粮食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七斤，收回超过政策自留地，开荒地，饲料地九千一百二十九亩，收回“野马”副业人员七千三百多人，归还超欠款一百一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七元，同时，批斗大批四类分子，逮捕判处徒刑七十四人，死刑二人。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在学校中则联系所谓教育革命实际，批判“文革”前十七年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错误理论指导下“社来社去”学生毕业当农民，回去拿工分。使教育事业又受到一次摧残。（据桂发[1975]130号文件，南宁市、德保县“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韦纯束在南宁市常委会上传达区党委有关“在全区继续大张旗鼓地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打“‘总体战’特别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的会议精神。十九日区党委又召开电话会议传达中央十三号文件和中央领导讲话精神。南宁市委组织五万人听。市委要求全市人民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七月六日市委颁布《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布告》。七月二十一日又颁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十条”规定。（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社书记孙鸿泉传达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韦国清说大寨、昔阳经验，不仅适用于农业，它的经验机关、城镇、学校都适用。批修批资产阶级风、机关、城镇、农村、工厂都要批。《广西日报》要发社论、发文章。六月三十日孙鸿泉写的报社党委《关于农业学大寨宣传报导意见的请示报告》提到，宣传报道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报道学大寨赶昔阳，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使广大干部胸怀革命大目标，干着社会主义，想着共产主义，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觉悟。要大力宣传不计报酬，工作不讲价钱，……二、报道学大寨、赶昔阳，重抓学理论，抓路线，打好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风的总体战。……大力宣传党、政、军、民、学齐动员，党内、外，干部群众、上边下边一齐抓，城市农村、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紧密配合的情况和经验，有计划、系统地批资本主义倾向和修正主义路线。在生产资料方面侵犯集体所有制，化公为私，劳动力自由市场（如搞野马副业）、产品分配交换（如多分实物、以物量物……）、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等表现，狠狠打击煽动资本主义妖风的阶级敌人。（据《广西日报》）
十日至八月二十四日 《广西日报》连续发表十评不准搞“野马”副业的文章，即《评“野马”副业》、《“野马”是害马》、《锄“野草”》、《靠什么“上马”》、《田少人多出路何在》、《斥钱迷》、《从一百户调查中得到的启示》、《事关大局、非清不可》、《要把“野马”变“家马”》。把我区刚刚兴办起来的一些社队企业当作“野马”批判而被迫下马。这是当时广西区党委在推行极左路线的突出表现，使长期贫困落后的广西农村经济带来重大的灾难，国家、人民身受其害。
十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利锋”的评论《评野马副业》，把生产队派人外出搞工、副业生产说成是“野马”副业，说让社员搞所谓“野马”副业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同天发表了《全州棕村大队发动群众刹“野马”副业妖风》、《大青山林场学理论联系实际纠正私招滥雇不正之风》。十日至九月四日共发表了批判所谓“野马”副业的评论十篇，一版配发批判所谓“野马”副业的消息十七篇；二版发批判专题十二个，稿件六十四篇。在三评“野马”副业的评论《锄野草》中，又把城镇企业请农民来做工叫做“长野草”，说这样做“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为资本主义培土填泥”，提出“要拴住农村的‘野马’，必须锄掉城市‘野草’”。关于批判所谓“野马”副业，第一、二、三篇评论题目、内容、署名都是由孙鸿泉提出，第四篇评论也是他布置写的。有关评“野马”副业的评论文章都是经他审定后发表。他说评“野马”副业的报道得到区党委书记安平生的赞扬。（据《广西日报》）
二十日 《广西日报》第三版发表理论文章《正确认识我国商品制度的两重性》，按当时的极左思想说什么“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就不可避免地继续产生着资产阶级，这个情况正是同旧社会差不多的”。还说商品制度的两重性……后来从九月十六日至十月七日，先后又发表四说商品生产的理论文章，总的是讲商品生产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痕迹，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为当时限制集市贸易，批判所谓“野马”副业寻找和制造理论根据。（据《广西日报》）
二十一日 在毛泽东《七?二一》指示指引下，我区积极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新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三十所，截至十一月底止已建一百三十六所，学员五千多人。中小学校办工厂（车间）一千六百三十六个，农林场六十六万亩，四市和柳铁八十九所中学有六十八所办了农村分校。（据《广西日报》）
十五日 经过批修批资总体战，环江县洛阳公社调查外来的“野马”副业人员情况报告中列举外来“野马”人员有七百多人，主要活动有：1、伪造证明，搞地下包工；2、以搞副业为名，进行盗窃活动；3、拐买妇女，为非作歹；4、内外勾结，贪污盗窃；5、以各种借口，进行诈骗活动；6、抬高工价，牟取暴利；7、哄抢物价，破坏市场管理。对此，区党委将此报告批转全区，指出“各级党委一定要高度重视，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清理。坚决按照党的有关政策严肃处理。对情节严重的犯罪分子，要坚决给予打击。在清理‘野马’副业的同时，要按照实际需要和改造把集体副业组织起来，把‘野马’改造成为‘家马’”。凌云县在八个点开展“批资批修总体战”大刹“野马”副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农民养的母马、母猪、母鸡、鸡鸭说成是“五母”发家，当作自发倾向。实际上，批修批资总体战是极“左”思潮在全区的泛滥，给人民群众带来严重的灾难，凌云县广大人民群众痛恶地说，批修批资是对人民群众的专政。（据桂发[1975]116号文件，凌云县“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南宁市召开“学理论，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万人大会。在学习理论中，各级领导带头上辅导课，机关印出学习资料二十八万册，召开经验交流大会。全市工农兵理论队伍发展至二万四千人。上辅导课五千多场，听课者达九十多万人次。业余马列自学小组发展二千七百多个，七万多人。专政机关在工人民兵小分队配合下大搞群众专政。于三、三月间组织群众批斗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廖欢荣、冷坚等罪犯巡回批斗一百四十多场。……声势浩大的“一学三批”总体战说“是有力地煞住了资本主义歪风”。在这期间全市先后宣判二百三十四名罪犯。这次“学理论”、打“总体战”不少人蒙受冤屈。在农村则把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策上允许存在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一日 桂林师范学院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科以评《水浒》为“战斗任务”组织教学，改革教学，通过评论《水浒》，提高所谓“识辩投降派”，“防修反修”的自觉性。这场评论《水浒》的运动，实际上是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为以后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广西全区都进行了所谓评《水浒》提高“识别投降派”。
七日 《广西日报》发表评《水浒》的文章，《宋江——投降派的典型形象》、《晁盖之死与宋江篡权》，实际是影射、攻击邓小平。此后连续发表十二个专版评《水浒》的文章。十一月下旬还连续三天在一版突出报导区内评《水浒》，批所谓投降派的活动。
二十八日 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区党委从区直机关和大专院校中抽调一批干部和师生组成宣传队，与地、市、县宣传队一起，到八个地区、四个市的部分县、社、队和厂矿企业继续抓“三分之一”，要求继续贯彻学理论，防修反修，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样做的结果，是把农民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的积极性当作资本主义批掉了。（据《广西日报》）
本月上旬，全区八十六个县、市普遍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五十多万干部参加了会议。大家决心象搞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那样，全力以赴，领导广大群众夺取普及大寨县和一九八O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胜利。（据《广西日报》）
二十七日 为在全区迅速普及大寨县，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区党委又从区直机关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宣传队分赴各地。连上一批在内，区直下基层的宣传队员共达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区直机关干部一千六百多人，大专院校师生一千六百多人，宣传队分驻八个地区，四个市的二十四个县，五个农场，三十六个厂矿企业，继续抓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据《广西日报》）
实际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发展了在农业生产“左”的东西。严重地挫伤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使群众继续过着穷社会主义的贫困生活。
同日 中共中央同意乔晓光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赵茂勋、杜易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岑国荣、廖生东任自治区党委常委。（据区党委桂发[1975]175号文件）
一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宣传毛主席两首词（即〈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两首词和元旦社论的精神实质；要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新的一年里，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促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据桂发[1976]1号文件）
三日 《广西日报》一版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为题，报导了浦北县“教育革命的成果”。附题提出回击“左倾翻案风”。这是《广西日报》第一次在地方稿中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该县各学校都认真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
此后，该报在整个一月份的本地区新闻报道和文章中，几乎每篇都贯穿“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中心，有时，一天的版面上就出现五、六个、甚至七、八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题。
九日 《广西日报》一版刊登了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震惊人心的消息，可是在当天的第三版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夺取新的胜利”的通栏大标题下，刊登了小通讯《欢腾的乐里河畔》——记田林县乐里河改河的二千多民兵、干部学习毛主席两首词的情景；还登了四幅表现我区工农兵欢呼、学习毛主席两首词的欢乐场面的宣传画，画旁题有诗句：“新春喜读光辉词，迈步征途志更坚”；“夺胜利信心百倍，战逆流豪情满怀”。这与读者极其沉痛地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心情是极其不协调的。全区没有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活动是很不正常的，广大群众、干部内心是愤愤不平的。
十二日 《广西日报》发表《纪念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十八周年，区党委常委开会讨论进一步改进报纸工作》的消息，文内错误地说：“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报纸各项工作，把阶级斗争这个纲，贯穿到每个行动，每条消息，每篇文章中去”。
十三日 自治区党委任命造反起家，刚从“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社“学习和工作”回来的李文光为广西日报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李于二月九日到职后，分管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的宣传报道。（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上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宣传口党员副科级以上干部大会，廖炜雄在大会上讲话中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因为宣传部派驻《红旗》杂志社的李文光，早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已给廖炜雄来信，传达了姚文元的黑指示，廖炜雄等便有恃无恐地在会上说什么“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当天下午，广西日报社群工部立即刷出了“打倒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邓小平”的巨幅标语，贴在报社编辑部大楼的外墙上，这是南宁第一张公开写“打倒邓小平”的大标语，过路的群众十分惊异，停步围观。两小时后，报社党委通知把这条大标语撕下。十八日下午，报社召开了全体干部职工大会，报社领导干部在大会上带头批邓。（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广西日报》刊登自治区革委会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在大好形势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组织群众过好革命化的春节，该报并为此配发了社论《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社论说：“大破‘四旧 ’，大立‘四新’，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春节前后，往往是阶级敌人利用‘四旧’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机，我们必须针锋相对，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一切挑战。”于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通栏大标题下，连续登了《过春节不忘阶级斗争》，有的群众在节日里穿戴稍讲究，去照相的，是《照相机前的阶级斗争》（通讯）；宾阳县芦墟镇有个老头用竹蔑扎了一个小龙头给孙子玩，则成了“阶级敌人”，“腐蚀少年儿童，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受到错误的批斗。（据《广西日报》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版）
本月下旬至二月上旬，《广西日报》还连续报道了我区教育界、科技界开展“大辩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把主张提高教育质量、改善科技人员工作条件错误地当作“奇谈怪论”加以批判。
一九七六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为了配合“批邓”，刊登了广西区党委写作组署名“桂志”的题为《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流毒全国（注：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央编译局编印《关于“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歪曲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部分材料》，摘编了广西写作组署名“桂志”的《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歪曲引用的几处行文）。
本月上旬，我区各大、中、小学校陆续开学，各学校根据区党宣传部的部署，和元旦社论提到的：“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迹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的精神，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了教育战线的大辩论。一些严格执行学校纪律、认真抓教学质量的老师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搞“智育第一”；一些在“文革”初期或中期被揪斗、批判过的老师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刚刚恢复起来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了。二月九日，《广西日报》在一版显著地位刊登了南宁市二中党支部的文章《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一些体会》；几天后，又报道了浦北县党委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培训骨干；之后又登了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理论组写的文章《不许篡改阶级斗争这门主课》。
十七日 《广西日报》 转载了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四人帮”爪牙梁效的文章《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此稿新华社没有发电稿，《广西日报》率先转载，这在当时全国是罕见的）。区党委常委立即进行学习。文中提到，“当前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常委们一看便知道这是批判邓小平同志。因为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区党委常委梁吉泉已把中央开“打招呼会”的情况传了回来。于是区党委立即决定召开常委扩大会（共六十七人）抢先批邓，分工几个常委带头批，还交代秘书起草一个电报，对这个重大事件向中央表态，建议中央在适当时候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电报草稿经安平生修改，常委讨论通过后，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宣读，即于当天发出。（据“处遗”办卷宗75号88页、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会后，各大专院校，各地、市、县党委也跟着照样办理，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各级党委常委均带头在会上点名批判邓小平，批判“三项指示”（即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为纲；并就在群众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部署。报纸上每天也都是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和文章，从而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据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农学院及各地、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市根据中央精神和区党委的部署，召开有一千三百多人参加的市委的扩大会议，市委领导带头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三月份起，由党内到党外开始批邓。中央两项决议公布后，批邓进一步形成高潮。（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社翻印了一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小册子。（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吴朝阳（漓江机械厂工人，送往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读书）大学毕业后，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到金秀县插队当农民。插队期间与同队青年发生争执被打伤。于是地、县委调查组进行调查，认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反映”。撤了带队的县知青办副主任邱尚付的职务，并以“摧残新生事物”之罪进行批斗。为此五月四日《广西日报》发表了《顶着风浪上，不开顺风船——记农村落户大学生吴朝阳》的文章。后《光明日报》、《成都日报》也作了报导，因此吴朝阳入了党，被区、地、县树为反潮流典型。（据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至十八日 自治区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八百一十四名，区党委、区革委和军区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们“大赞大颂‘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以切身的体验，批驳教育界、科技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奇谈怪论’，决心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以阶级斗争为纲’，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回击‘右倾翻案风’”。（据《广西日报》二十日报道）
本月，平南县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上旬集中全县中小学校教师五千多人进行八天学习批判。三月点名批判邓小平。四月上旬，中央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职务的错误决定后，城乡集会游行声讨邓小平的所谓“反动罪行”。县成立运动办公室，各公社成立领导小组，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强调各级党委要认真重视，书记带头深入实际，带领群众投入运动。至五月底统计，全县共训练骨干十四万多人，参加集会游行批判会的共三十九万多人，出专栏三千一百多个，批判大字报二十八万多篇，还联系“实际”批判了二百三十一人。（据平南县“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新华社发北大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电稿。当天，《广西日报》就发了一个版的所谓批右倾翻案风的地方稿件，其中署名南宁铸造厂理论小组写的《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署名甘啸写的《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林培、周国文写的《不许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由此可见《广西日报》批邓之积极。
十九日 《广西日报》二版刊登了自治区党校写作小组的文章《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搞修正主义》。还登了西林县委书记刘章全的文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陈碧河写的《业务台风析》。
二十一日 《广西日报》继续发表南宁铸造厂部分工人、干部的发言摘要，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回击所谓右倾翻案风……等。
二十二日 《广西日报》发表苏德祯写的文章《“三项指标为纲”是修正主义纲领》，林雨如写的《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折中主义手法》，并发表《全区烈军属、残废军人、复退转业军人代表大会回击右倾翻案风、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消息。
二十五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黎轩”写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剖析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
二十六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广西日报印刷厂工人理论小组”写的《刮右倾翻案风就是“克己复礼”》。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发表《白沙大队党支部组织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消息。
二日 《广西日报》发表南宁机械厂、南宁罐头厂批唯生产力论的消息。
八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桂志”写的文章《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
十二日 《广西日报》用一个版发表记者写的题为《革命风雷激》的长篇通讯，写南宁七所高等院校批所谓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巡礼。
十八日 广西日报社党委常委开会研究理论学习问题。编辑部一些人提出，说共产党内有资产阶级是新提法。“党内资产阶级和过去的资产阶级有何不同？”“即要限制又要承认资产阶级法权，具体怎么执行？”“邓小平的民主革命思想要批，基层干部有民主革命思想要不要批？”“老干部有民主革命，青年干部有没有？”“李文光说：“党内资产阶级以合法的手段进行剥削，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同样可以支配生产资料，到了这一步就完全是资产阶级了。党内资产阶级与党外资产阶级有什么区别？要很好研究。毛主席说，一千年一万年还有阶级斗争，这是个很大的理论问题，要认真研究。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看，程度不同要提高。三七开要看到七，对三也要一分为二，这个三也是林彪修正主义干扰造成的。对运动的做法，要集中批邓。”该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孙鸿泉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怎样理解？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毛主席提出来的，不是突然的。党内产生资产阶级要联系社会基础，一是有资产阶级存在，小生产存在，自己代表资产阶级思想就容易右，再一个是民主革命派，不革命了”。
当天下午，广西日报社召开职工大会，点名批邓，有十八人发言，李文光带头点名批邓，孙鸿泉最后讲话。（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在广西日报社党委常委学习会上，李文光说：“当前这场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把邓小平揭出来，批右倾翻案风，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决心从思想上、政治上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线”。孙鸿泉说：“过去总认为邓小平敢抓工作是好的，对他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没有进行分析，没有识破他的阴谋，现在看清楚了，不批邓小平，右倾翻案风就刹不住。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抓住战机，对我们也是个挽救。看来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势在必行，不出邓小平也会出现其他人翻案。我们老同志要特别警惕，不要受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一个是主席说的，小资产阶级容易右，一个是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主要讲要三七开，我们要经常想到七，不要老是看到三。对老同志批一下是有好处的。文化大革命不足部分是林彪路线干扰造成的。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容易‘左’，社会主义时期容易右”。
二十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北暮盐场工人干部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走资派纪要》，其中一大段是造反起家、当上盐场党委书记的“三种人”、坏分子黄乃贤的发言。（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孙鸿泉传达乔晓光对“五?一六” 通知十周年报道意见的指示。乔晓光说，理论宣传主要是要解决走资派的问题，阶级根源，思想根源，经济基础，主要是搞清楚这些问题，有了汽车，住了好房子的，不一定都是走资派，主要看执行什么路线。浦北中小学可以，生产建设问题主要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日，《广西日报》发表题为《朝气蓬勃的一班人》为题的通讯，又吹捧“三种人”、坏分子黄乃贤。（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光明日报》刊登了广西区写作组的题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切工作的总纲》的文章。
二日 《广西日报》一版头条发表梧州市委新闻科写的长篇通讯《我们不听他那一套——梧州市光学仪器厂工人理论队伍及时识破黑纲，坚决抵制右倾翻案风》，文内说什么这个厂的工人理论队伍，早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就同“三项指示为纲”对着干，抵制和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其实是迎合形势需要，上下结合，共同捏造的假报道）此后，在全区工人学理论会上，这个厂得到了乔晓光的表扬。（据广西日报社、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五日 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著名的“四?五”运动。四月初，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被中央错误地定为“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四日晚，北京市派出人员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五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这就是被“四人帮”称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这个强大的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七日 晚，区党委常委们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立即进行了讨论，并以区党委名义，于当晚十一时致电毛主席、党中央 ，表示坚决拥护两项决议。电文中说：中央作出的这两项决议是非常“英明”、“大得人心”的。“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据区党委“处遗”档案64卷）
同日 广西日报社门前贴出“揪出中国的邓纳吉”的大标语。（据“处遗”档案64卷）
同日 经区党委批准，《广西日报》在一版刊登《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征文启事》。《启事》说：“文革十年来，我区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意见风发，斗志昂扬，革修正主义的命，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命，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迎来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的光辉胜利”，……“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团漆黑，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革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启事》要求征文歌颂“文革”，继续批邓，颠倒是非，颠倒敌我关系。
八日 《广西日报》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和所谓《天安门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三条重大消息。并发表了李文光连夜派出记者到南宁郊区，以工人、农民、解放军、民兵指挥部、公安部门等名义写的六篇表态文章，拼成一个专版，还写了一篇南宁党政军民表态的消息，表示拥护中央决议，对制造所谓天安门事件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要深入批邓，批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正在来宾县搞“社教”的广西医学院七三级学生吴久华听到上述三条重大消息的广播后发表议论说：“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在这之前他已受批判，难道他能指挥？他有那么蠢？这是坏人利用党内矛盾，分裂党中央”。“中央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是轻率的、可笑的”。“三项指示为纲没有错，当务之急就是要贯彻三项指示为纲，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吴的这些议论被当时驻来宾县的区党委宣传队认为“反动言论”，办他的“学习班”。四月十九日，宣传队向区党委运动办公室上报《关于吴久华反动言论问题的报告》。四月十八日，区教育局转来廖炜雄指示：“应将吴久华马上调回来批判，并提出处理意见”。医学院革委副主任左克显将吴久华带回学院后，又办吴的“学习班”，连续一个多月，后定吴久华有精神分裂症而令退学，并送柳州精神病院治疗。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广西医学院党委为吴久华政治平反，但未能恢复学籍。（据广西医学院“文革”大事记）
九日 南宁军民十五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热烈欢呼中央两个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的罪行”。区党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这就充分说明，邓小平是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我们决心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同日，桂、柳、梧、百色、玉林、钦州、河池等地各族人民也分别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共三十七万人参加。《广西日报》在报道这一活动时，号召群众“把斗争锋芒对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见九日、十日《广西日报》）
本月上旬，自治区贫下中农协会在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区党委负责人安平生、覃应机、赵茂勋、杜易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系列指示，集中火力“批邓”，批判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会议认为贫协的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广大贫下中农，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学习大寨的经验，始终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在安排农业生产中，继续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大无畏精神，夺取农业大丰收。在农村基层组织中，进一步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据区党委桂发[1976]8号文件）
十五日 《广西日报》又发表署名“广西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理论小组”的文章《他们是马列主义的敌人》，支持镇压所谓制造天安门事件的“阶级敌人”。
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为了鼓动“批邓”，刊登了广西写作组的题为《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的文章，流毒全国。
二十八日 李文光在传达上级精神时说：“五月那么多节日，应该主要是赞颂文革十年。天安门事件是个大翻案，要批邓，抓天安门事件。五月要集中批邓”。（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转载署名“桂志”的长文《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文章诬蔑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所以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因为党内走资派 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是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还因为他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思想仍然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文章还胡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只要这个阶段没有结束，剥削阶级就必须会把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走资派必然还会走”。当天，还在一版头条以《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为题，报道《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以天安门事件为反面教材，把批邓推向新高潮》的消息。
三日至五日，区党委召开了有区直机关、广西军区直属机关、南宁市、南宁地区的部分工农兵业余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座谈会，对正在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见六日《广西日报》）
四日 《广西日报》开始用《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为刊头，在一版发表该报记者和通讯员合写的通讯《顶着风浪上，不开顺水船》，报道大学生吴朝阳到金秀瑶族自治县当农民。此后，该报挂《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刊头，发表专版四十九个，内容极为广泛，有全区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卫生、体育各条战线的所谓“发展”和“变化”，及所谓先进人物等。（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七日 区党委发出《关于彻底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等反革命政治谣言的通知》。《通知》说：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是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人民战争。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重点，是所谓总理遗言。要集中力量，定出计划，抓紧时间，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查出结果。在基层单位还要成立追查反革命谣言领导小组。（据区党委桂发[1976]10号文件）
同日 上午，区党委召开南宁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号召共产党员和广大军民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在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推向新高潮。大会主会场设在自治区革委会礼堂，并有十四个分会场同时收听。安平生、乔晓光等出席了大会，赵茂生主持大会，刘重桂在会上讲话。他首先宣读了公安部[1976]12号文件。接着说：“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反革命诗词，反革命传单，反革命标语，坚决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号召全党动员，打一场彻底追查“反革命”的人民战争。这是把怀念周恩来总理，痛恨“四人帮”，为邓小平鸣不平的舆论当作反革命政治谣言追查，是完全错误的。
《广西日报》紧密配合，在《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手段》、《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威力大》、《群众专政就是好》、《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不信谣、不传谣，坚持斗争大方向》等文章。（据见八日《广西日报》）
在这次追查活动中，制造了不少冤案。所谓南宁麻纺厂的“反革命纠合案”，逮捕了该厂五名干部职工，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九八O年才得到平反。“工农兵饭店事件”的当事人原木森，因说了几句为邓小平同志鸣不平的话，被公安局逮捕，说他制造谣言，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无期徒刑，一九七九年底才得平反。市糖烟公司职工周骥勋，也因为邓小平同志说了几句好话，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一九七八年三月才平反。仅在这半年时间里，南宁市错判的反革命分子，后来平反的就有十六人。柳江县进德公社进德街居民邓家祥从“同姓一家亲”的旧观念出发，对别人讲：“你们不要批判邓小平，他是我的叔公，他没有什么错误”。也被逮捕法办，判徒刑二十年，一九七九年才得平反。融水县五金公司修配门市部一干部曾议论谈到：“周总理去世了，要是给选举，我选邓小平当总理”。 结果被追查批斗十多次。隆安县在二十天内，揭发谣言一百三十一起，批斗了二十七个“谣言制造者”，拘留一人，逮捕四人。而这些“谣言”有些竟是毛主席有关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苍梧县在追查谣言中，把从外地回家探亲的和“四?五”期间外出归来的人，都作为重点追查对象，搞得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梧州市查出“总理遗言”六十六份，传涉一百七十一人；“政治谣言”九类八十九条，传涉六十八人。这些“政治谣言”多数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各种片断情况和外国电台对江青、“四人帮”的种种评论。这些“谣言”传涉到的人均被责令检查交代，有些人还被公安局拘捕。全州县在县直机关和厂矿企业中追查，查出“总理遗言”三份，“反动诗词”六十八份，其中许多是天安门前悼念总理和咒骂“四人帮”的诗；还把毛主席悼念周总理和陈毅的诗词，也当作反动诗词查抄了。边查抄，边“消毒”，被迫交出诗词的人还要挨斗。那坡县在追查谣言中逮捕了二十七人，判刑二十五人，打倒“四人帮”后，全部平反。灵山县酒厂出纳员谭琼秀，因说了：“邓小平被撤职了，但还是党员，还有选举权嘛”。结果被打成反革命而被捕，还有三人也是因“政治谣言”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捕的，到年底才释放，一九八三年彻底平反。钦州县城南大队一复退军人禤德超，也因讲了邓小平的好话，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逮捕判刑。陆川县把从北京遣送回来的上京告状者刘永枢，当作“天安门事件”参加者，在县单位和公社巡回批斗。（见各市、县“文革”大事记）
十日 平南县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全县共查出所谓总理遗言四份，其他所谓反革命谣言三十一种，书写反动词句，呼喊“反动口号”十八起，破获一起重大“反革命匿名信”，查获反革命纠合集团线索一条。造成一批冤案。（据平南县“文革”大事记）（注：在整个“文革”期间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刘少奇、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全区有四百一十五件，四百五十六人）
七日 在“学朝农，狠批‘右倾翻案风’”的形势下，广西农学院筹备迁校，借用广州军区“五?七”干校在全州县绍水公社的部分房屋和土地为校址，先成立桂北分院，任命党委副书记陈清源为桂北分院临时党委书记，将原籍属桂北四十个县的学员分往桂北分院，教学设备也一分为二。四百多师生在陈清源带领下，自背行李，步行到火车站，再乘车前往全州。说什么这是“与旧传统决裂，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由于无校舍，只好把农学、植保、园艺、牧医、农机等五个系的师生员工，分别安排在全州县的城厢、才湾、绍水、咸水四个公社和军区“五?七”干校农场等地进行开门办学。口号是：“以社队为学校，以农村为课堂”。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无法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师生们意见很多。打倒“四人帮”后又搬回南宁。这样往返搬迁，用了二百多个车皮，浪费了几十万元。（据广西农学院“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至六月上旬，区党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共二千七百多人，分批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陈永贵接见了参观团负责同志，大肆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理论，割资本主义尾巴。参观人员回来后，照搬大寨那套左的做法，用“大批判开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实行记“政治工分”，不准搞家庭副业，不准赶墟，不准走亲访友，用对农民实行“全面专政”的办法建设大寨县，盲目大搞农田水利和人造小平原等等，极大地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严重地破坏了我区的农村经济。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我区粮食连续三年减产，同这种左的错误密切相关。当年全区有玉林、象州、武鸣、都安、合浦、田阳、横县、宾阳等二十三个县被宣称进入了建成大寨县行列。
十二日 区党委批转发出《全区一九七六年计划会议纪要》。全区计划会议从四月六日起在南宁召开了二十二天。先开了十四天的预备会议。后开了八天正式会议。会议期间，区党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到会作了多次指示，区党委书记覃应机作了报告和总结发言。整个会议也是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主要内容，集中火力批邓。（见桂发[1976]12号文件）
十四日 区党委召开的全区工农兵理论队伍经验交流会在南宁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地、市、柳铁、区直机关、广西军区和驻军的工农兵理论辅导员、理论学习小组、读书小组和基层单位的代表共一千二百多人。安平生、乔晓光、杜易等出席了开幕式。会上，廖炜雄致开幕词。梧州市光学仪器厂代表介绍该厂工人理论队伍，早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就同“三项指标为纲”对着干，坚决抵制、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和修正主义路线（注：这实际是一个上下共同编造的假典型的经验，受到了乔晓光的表扬）。（见十五日《广西日报》）
这个会，实际是一个培训批邓骨干会。经过这样的交流培训，这些代表又回到各地去培训基层的批邓骨干。据百色、 钦州、平南、博白、岑溪、天峨、罗城、梧州、富川、武鸣、那坡等十一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共培训骨干二十一万五千四百多人。（据各该县、市“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南宁军民十五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隆重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南宁市党委、市革委会、南宁地区党委、地区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区党委第一书记、区革委会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安平生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给毛泽东、党中央的致敬电。这一天，桂、柳、梧、百色、钦州、河池、玉林各地、市、县也都举委了大的集会游行。（见十七日《广西日报》）
十七日 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的《电话通知》。《通知》说，这篇重要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阐明了文化大革命伟大的历史意义。全区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学习放在首位，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中央两报一刊这篇重要文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回顾十年来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斗历程，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一步掀起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
同日 都安县召开首届宣教战线先代会，太平大队二队理论辅导员韦花荣在会上作了题为“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斗争”的发言（此材料内容多数是假的）。先后韦被树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与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标兵”，先后到本县、地区、自治区、广州军区等作三十多次讲用，各级报刊电台采用了有关她的事迹的稿件。在区内外造成极坏影响。（据都安县“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区革委会发出通知，要迅速开展以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歌咏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学唱、教唱。组织专业或业余作者编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曲。迅速在全区学校、机关、工矿、农村、部队掀起群众性歌咏活动高潮。（据区革委会[1976]28号文件）
《广西日报》为配合这一活动，于五月三十一日在第四版刊登了七首歌曲：《党中央两个决议威力大》、《翻案不得人心》、《举起革命的铁拳头》、《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贫下中农不信邪》、《誓让红旗万代飘》。许多市、县的广播站协同文化部门举办了广播教唱节目，教唱上述歌曲。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毒雾弥漫全区每个城镇和山村，毒害人民。
凌云县革委会于五月六日以[1976]24号文件发出通知说：为了配合集中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1776]28号文件指示精神，作如下通知：1、迅速开展以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歌咏活动。……2、专业和业余歌咏文艺队伍要深入各单位进行演唱辅导……3、各大队、生活队要以业余文艺宣传队为骨干，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歌咏活动；4、各级领导带头学，带头教唱……”。这个通知错误地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舆论。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此普遍怀疑、不满，有的干部学习不发言，不写“批邓”的大字报，被扣上“右倾”、……的帽子。由于“批邓”，凌云局势再度陷于动荡、混乱状态。（据凌云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广西日报》以《毛泽东思想育新人，文化大革命结硕果》作通栏标题，用两个版的篇幅，报道“文革初期敢冲、敢闯、带头造反的红卫兵，以后当上领导干部的所谓先进事迹。其中有当时任贵县奇石公社党委书记，后定为“三种人”、被开除党籍的廖刚，和当时任广西大学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后因“文革”问题而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的何武。（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区党委转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说：“在批资批修总体战中，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把全区墟期统一由五天一次改为七天一次（统一规定星期天为墟日）；禁止粮食、糖、油、黄红麻、烤烟、木材以及中猪上市；建立健全生产队代购代销店；取缔长途贩运，打击投机倒把；充分发挥依靠贫下中农管理集市的作用，在经济领域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以来，全区农村集市贸易的活动范围缩小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收购农副产品的总额增加，集市农副产品出售总值下降，成交额显著减少”。（见桂发[1976]16号文件）用限制农村集市贸易的办法来壮大国营商业，无异于削足适履。各地自实行上述办法后，许多县城和墟镇出现了买不到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买不到柴草，造成城镇居民职工生活上很大困难，纷纷向领导反映意见，而一些领导竟说：“宁吃社会主义的盐，也不吃资本主义的青菜”。永福县几宗大的土特产品，如罗汉果、香菇、冬笋等上市量大大减少，市场冷落萧条，造成地方财政和人民生活困难。（据各该县、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份，《广西日报》批邓达到了高潮，几乎天天都有批邓文章，有时甚至一个整版或两个整版都是批邓文章，二十一日发表了《“猫论”就是复辟论》，二十四日二版发表了署名区效的批判文章《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翻案复辟》，同日的第四版还发表了署名黄河的长诗《第十个春天》，狂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伟大胜利，恶毒攻击咒骂邓小平“赖抱鸡一样死抱住资产阶级法权，……”，“组织起还乡团”，……“恶魔遮不住鬼脸，……乌鸦扮不成凤凰”……“这个复辟狂耍起江湖骗术，……捧出麻痹人民的蒙汗药，兜售毒杀革命的糖砒霜”。用诗歌形式如此毒恶攻击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实属罕见。
七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县委书记会议。区党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在会上作报告。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是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安平生说：“在这一斗争中，我区各地紧密联系实际，揭露出了一批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今年一月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共揭发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二万五千五百五十二起，牵涉到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四百九十九人，其中有二百六十人是在三月《人民日报》公布毛主席上述指示以后揭出来的。在上述这些人当中，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县革委会的局长、副局长，县党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甚至还有市党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大量的事实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党内确实存在资产阶级’，‘走资派还在走’”。他在报告中分析总结出‘走资派’有六个共同的特点。强调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重点是要搞好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充分利用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继续深入批判”。“和党内走资派斗争，必须大搞群众运动。要坚持城乡一起搞，党内外一起搞，上下左右一起搞”。安平生说：“去年，尽管有邓小平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干扰，但我们始终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组织县委书记以上主要干部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 坚决执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打了批资批修总体战，这实际上是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今后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要紧密联系实际，以抓好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为重点，继续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使我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发展”。“根据中央关于‘省、地、县都要派大批干部下去，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地搞好’。现在我区地、市、县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干部在下面，自治区派到下面搞三分之一的宣传队占机关编制的三分之一。全区机关干部下到基层工作的达六万人以上”。“对那些问题特别严重的社队，县委领导要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解决领导权问题”。会上，还印发了一些“走资派”的典型案例。（据区党委一九七六年档案文件）
会后，各市、县在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中，全面掀起大学、大揭、大批、大斗、大干高潮，又使一批城乡基层领导干部遭到打击迫害。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桂林市委召开市、郊区两级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梁继光被当作该市“党内走资派”典型进行了批判，并撤销其党内外职务。桂林市大河公社新民大队长李良埗被当作“走资派”批斗，被迫自杀；市养殖场党支部书记谢虹被拘留审查，逮捕法办。临桂县硫铁矿矿长马本旺、县氮肥厂副厂长尹辅续，因主张加强和改进厂矿管理，实行按件计酬，被当作搞“修正主义”而受到多次批判。北流县把积极带领群众搞集体工副业的德胜塘生产队队长黄松当作搞“资本主义”而加以逮捕判刑。隆安县那桐公社党委书记农积活，被诬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典型，被押在全县范围内巡回批斗。上林县错误地把县革委会副主任卢蒿山当作“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批斗。平乐县委组织万人批斗大会，批斗了两次写信给县委和县广播站，主张“应允许社员在自留地上种菜出卖，以弥补一些油盐钱”，同乐大队第五生产队民兵排长黄桂荣，说他的信是“‘大毒草’，破坏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会后还拉黄桂荣到全县十三个公社的群众大会上巡回批斗。据全州、资源、田东、百色、 灵山、马山、鹿寨、天峨、罗城、隆安、大新、富川、藤县、那坡、北海等十五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共批斗了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五千四百多人，批斗“走资派”六百九十多人，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九百零五起，批判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行为”的五千五百七十多人。这样的乱批乱斗，极大的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据各该市、县“文革”大事记）
九日 《广西日报》二版发表该报记者、通讯员合写的长篇通讯《小将在斗争中前进——记合浦县委副书记宾祖媛》，吹捧造反起家的宾祖媛。说：“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时候，广西大学有一位红卫兵女将，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累立战功，这位红卫兵女将的名字叫宾祖媛。十年过去了，小宾现在怎么样，她仍在战斗，就象当年红卫兵那样……勇敢地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倾向斗，显示出无产阶级青年一代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革命风貌”。还刊登了宾祖媛在合浦县三级干部会上带头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三项指标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照片。（宾祖媛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犯严重错误，后在整党中作不予登记处理。）（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广西日报》二版发表署名“黎轩”的文章《揭穿邓小平用折中主义搞复辟阴谋》。这是孙鸿泉在宣传战线批邓的发言稿。文章污蔑邓小平同志说：“他讲专政，不强调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大讲反什么‘派性’，批什么‘极左’，大谈什么都要整顿，实际是借机想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打下去”。“他狂叫要敢字当头，反所谓‘派性’，把文化大革命整党内走资派污蔑为‘极左’，扬言要坚决地斗，……要统统进行整顿……，邓小平的这些谬论，完全是为了搅乱阶级阵线，打击革命新生力量，排挤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扶持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上台”。更进一步诬蔑邓小平同志的言论“和布哈林、林彪是一路货色”，“是中国的纳吉”。（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黎轩”的思想评论：《深入批邓，长期作战》，文中说：“走资派还在走，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这一个修正主义头子垮台了，又会有另一个头子出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团讯》第十三期发表署名团区委学习中心组的文章《邓小平是最大的教唆犯》。文章说：“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挂帅人物，他利用手中掌握的那部分党政大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群众，唆使青少年走资本主义道路，比社会上的教唆犯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据团区委“文革”大事记）
七、八月份，批判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所制订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所谓三株大毒草。
二日 区党委批转了《全区“七˙二一”工人大学、五˙七大学经验交流会议纪要》。《纪要》说，一年多来，我区各级党委认真贯彻一九七五年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议期间和朝阳农学院办学经验，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员的道路，依靠群众扎扎实实地兴办了一批“七?二一”工人大学和五˙七大学。到现在，全区有“七˙二一”工人大学四百三十八所，学员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一人，五˙七大学十九所，学员五千二百五十一人。这些大学是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办起来的，培养同工农划等号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纪要》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南宁召开了全区“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经验交流会。基本经验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相信和依靠群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积极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走毛主席已经指出的办学道路，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实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同工农划等号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纪要》认为：“教育战线上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学校要上好阶级斗争主课，要不断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知识私有，智育第一，学而优则仕等剥削阶级的旧观念。要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作为基础课。学校要彻底破除“三脱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群众）、“三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教师中心），“三段式”（普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技术课）的旧体系，建立学校、生产单位、科研机关三结合和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招生对象，着重考虑政治思想和实践经验，不受文化程度和年龄的限制。（区党委桂发[1976]24号）《纪要》反映出来的左的指导思想和做法是非常明显的，办学校不从提高学员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水平出发，而是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对发展生产、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都是无益的，这样的学校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四人帮”以教育革命为借口，破坏学校教育事业由此可见一斑。
九日 毛泽东主席逝世。区党委于九月十日发给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唁电，表示对毛主席逝世极其沉痛的哀悼。同时也给江青发唁电，向江青这个坏蛋表示亲切的慰问。这是与全国各省市有不同的、独特的做法。电报是经过常委们讨论，并由区党委第一书记安平生签发的。（据区党委“处遗”办永久卷宗75号99页）
十八日 全区一千七百多万各族人民怀着极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分别在南宁和其他各市、县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极其沉痛地悼念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各地人民群众表示，化悲痛为力量，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悼念毛主席期间，少数干部和群众因一时疏忽大意，或说错了话，或违背了上级规定的有关事项，而受到批斗或逮捕判刑。灵山县农科所职工谭之荣等十五人因唱歌、饮酒，而被拘留，以后才陆续释放，八O年彻底平反。该县文化局长廖科，因讲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馨竹难书”，便被斗了一年多，前后共十八场，还被拉到全县几千人的大会上批斗。扶绥县水电局干部林文周等人因违禁令，被捕坐牢。隆安县雁江公社党委书记阮瑞荣参加加菜、饮酒，被认定是对毛主席没有感情，幸灾乐祸，被批斗后，受双开除处分。龙胜县有两个职工违禁打鱼、饮酒，未配戴黑纱而受批判、逮捕判刑。
六日 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全国人民衷心拥护。
十九日 李文光在广西日报社党委常委会上还狂叫，要以《亿万人民的心愿》为口径，批邓还要批，批“三项指示为纲”，“白猫黑猫”。当天该报发表后因“文革”问题被开除党籍的潘天福的文章：《团结大得人心，分裂不得人心》。文内还在胡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妄图翻案复辟，分裂我们的党，也遭到可耻的失败”。三版发了五篇表示要团结在华国锋周围的稿件，每篇都点名批邓。
二十日 《广西日报》一版头条发表署名“黎轩”的文章《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作坚决斗争》，文内说党内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人物”。（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全区各市、县党、政、军民、学，上千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城乡一片欢腾。区党委、区革委会、广西军区给华主席、党中央发了致敬电。（据二十五日《广西日报》）
从一月到十月，《广西日报》刊登我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稿件共一千七百三十八篇，共六百五十四个版，平均每天六篇；有时一天四个版都是批邓文章。而打倒“四人帮”后，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广西日报》共发我区批“四人帮”稿件七百二十九篇。据平南、博白、岑溪、百色、平果、武鸣、扶绥、天峨、罗城等县的统计，批邓中共开批判会一万八千五百九十多次，出批判专栏墙报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二版，批判文章达七十二万九千多篇，诗歌九千五百多首。（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各该县“文革”大事记）
上旬，自治区党委以及各地、市、县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纷纷举行大会和座谈会，愤怒声讨“四人帮”，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据《广西日报》）
二十六日 乔晓光在区党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传达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主要是三个问题：一是突出宣传华国锋主席；二是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意义；三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强调要大赞大颂华国锋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要继续提高突出宣传华国锋主席的自觉性，要在全区城乡普遍书写赞颂和拥护华主席的大标语，要普遍张挂华主席的标准像。（据区党委文件16号）
一九七六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七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书：（一）《回击右倾翻案风》，印了四十三万五千册。（二）《评三项指示为纲》，印了五十万册。（三）《翻案不得人心》，印了二十万册。（四）《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印了十万册。（五）简评《水浒》印了二万三千册。（六）《论总纲》选批，印了十万册。（七）《从苏联变修看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印一万六千册。以上七本书共印了一百三十七万四千册。竭尽全力宣传“四人帮”极左理论，流毒全广西以至全国。（据广西人民出版社“文革”大事记）
《广西“文革”档案资料》
广西于一九八三年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工作，一九八四年开展整党工作，把“处遗”工作纳入整党中一同进行。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自治区党委四届八次全体会议宣布“处遗”工作结束后，自治区党委整党办公室根据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档案局联合下发的中整办〈1984〉22号“关于认真做好整党文件材料归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当时中指委办公室关于编好整党工作大事记的指示精神，及时向全区部署编写《广西“文革”档案资料》，作为史料存档备查。这是一项细致、复杂的工作，加上排印工作量大（八个单位承印），在各地、市、县委整党办公室的通力协作和有关单位的支持下，经过近四年的努力，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完成了印刷、发送任务。
《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按地区和区直机关共编印十八册，分两大部分。第一册至第七册为“文革”大事件部分，并编印了中央对广西处理好“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批复等三个文件和全区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总结；第八册至第十八册为“文革”大事记部份。全套资料比较系统的记载了广西“文革”中发生的大事件、党政和各造反组织的重大活动的主要情况以及广西各级党委对“文革”遗留问题处理情况。但是由于“文革”资料有的已被烧毁、散失，因此，本《资料》的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而目涉及到当时的派性斗争和有关人的处理问题，机密性较大，请妥为保管，供内部参阅，不要公开引用。
编者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构领导人名录
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这时的区党委有委员48人，候补委员19人，常委16人，其中书记7人。
韦国清（壮族，1962.10.31—1988.8.16）
乔晓光（1966.9—1967.1）
伍晋南（1962.10.31—1967.1）
贺希明（1962.10.31—1967.1）
覃应机（壮族，1962.1.31—1967.1）
安平生（1962.10.31—1967.1）
霍 泛（1964.5.15—1967.1）
欧致富（壮族，军区司令员，1962.10.31—1967.1）
傅雨田（满族，区人民政府副主任，1962.10.31—1967.1）
李殷丹（区人民政府副主席，1962.10.31—1967.1）
卢绍武（壮族，区人民政府副席，1962.10.31—1967.1）
钟 枫（区人民政府副席，1962.10.31—1967.1）
尚 持（区党委组织部长，1966.1.15—1967.1）
段远钟（区党委工交部长，1966.1.15—1967.1）
黄一平（1966.1.15—1967.1）
刘世昌（空七军政委，1966.1.15—1967.1）
67年3月6日，广西军区党委成立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任委员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副主任委员贺希明（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殷丹（自治区人委副主席）、陈开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何纪元（广西军区副政委）、范迪波（空七军副军长）、魏德安（广西驻军二O分部副部长）。委员13人，并设办公室，下分政治工作组、生产组、秘书组，负责具体工作。
（广西军区党委党字<67>第一号）
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广西军区的检查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的检讨，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孙凤章（五十五军副军长）、焦红光（空七军长）、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韦国清负责领导革筹小组工作。下设政治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保卫部、同时撤销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1968.8—1971.2）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8月26日宣告成立，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刮铭、颜景堂、曾春生。常委29人，委员133人。
1970年4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增补刘重桂、赵欣然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欧致富自治区革命会副 主任职务。
1971年2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韦祖珍为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职务 姓名 社会身份 任职时间 现所在地区单位职务 主任 韦国清 （壮族） 领导干部 1968.8.20-1975.10 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副主任 欧致富 （壮族） 军代表 1968.8-1970.4 回部队，八二年离休现住广州 - 魏佑铸 军代表 1968.8.20-1970.11 回部队，1985年离休住广州 - 焦红光 军代表 1968.8.20-1976.10 回部队 - 霍成忠 军代表 1968.8.20- 回部队1983年离休住广州 - 安平生 领导干部 1968.8.20-1975.10.5 北京，中顾委委员。 - 韦世经 工人 1968.8.20-1976.10 广西柳州航运公司港务所调度员 - 林福文 工人 同上 广西黎塘水泥厂一般干部。（群众组织派头头） - 毛凤鸾 农民 同上 广西区农业银行办公室机要科长 - 廖炜雄 一般干部 同上 “文革”中造反起家，1984年7月开除党籍。梧州市一般干部 - 龙智铭 一般干部 1968.8.02-1971. 群众组织派头头 1971年自杀死亡 - 颜景堂 学生 1968.8.20— 1976.10 “文革”中造反起家，严重违法乱纪，1984年开除党籍经法院判刑12年 - 曾春生 学生 1968.8.20 —1976.10 “文革”中造反起家，1984年5月5日开除党籍。现为区人民医院放疗科医生。 - 刘重桂 军代表 1970.4.4 —1970.10 回部队1983年1月离休住广州 - 赵欣然 军代表 同上 回部队1983年离休住南宁 - 韦祖珍 军代表 1971.2.4 —1973.8.17 1982年10月病逝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社会身份 任职时间 现所在地区单位职务 办事组 组长 徐其海 军代表 1968.11 | 1973.8 回部队，1984年12月病故 政治 工作组 组长 魏佑铸 军代表 1969.11 | 1973.81 回部队。1985年离休住广州 人民 保卫组 组长 宋治平 军代表 1968.11 | 1973.8 回部队。1984年离休住南宁 生产 指挥组 组长 陈开路 军代表 1969.11 | 1973.8 回部队。1980年11月离休住广州 斗批改 办公室 主任 卢继昌 军代表 1969.11 | 1973.8 回部队。1983年离休住南宁 “五、七” 干校革命 领导小组 组长 任国璋 干部 1970.l | 1971.8 广西纪检会 组长 季兴华 军代表 1971.9 | 1972.3 回部队。1978年12月离休住南宁
1970年4月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到1971年2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委员会为止。
自治区革委会的人民保卫组于1968年2月成立党委会；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于1970年2月成立党的核心小组。1971年7月撤销三大组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党委会；1972年5、6月间，四大组均改为党的核心小组。1973年8月8日，经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决定，撤销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四大组工作机构。
注：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于1979年12月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而从1971年2月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后，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不再行使党委的职权。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71年2月9日至16日在南宁召开。韦国清代表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参加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852人，其中：工人代表221人，占26%；贫下中农代表204人，占23.9%；解放军代表174人，占20.4%；干部代表172人，占20.2%，知识分子代表43人，占5%；其他劳动人民代表38人，占4.5%。选举产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78人，候补委员16人，共94人（其中，解放军31人，占33%；不脱产党员32人，占34%）。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届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67人中，只有16人参加第三届委员占24%，其余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走资派”、“叛徒”、“历史反革命”、“特务”等还在被批斗被审查。
2月17日，召开中共广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常委13人，其中书记、副书记四人。
韦国清（壮族 1971.2.17—1975.10.5）
韦祖珍（壮族 1971.2.17—1973.8.17）
刘重桂（1971.2.17—1973.8.17）
安平生（1971.2.17—1973.10.5）
赵欣然（1971.2.17—1976.10）
焦红光（1971.2.17—1976.10）
赵茂勋（1971.2.17—1976.10）
陈开路（1971.2.17—1976.10）
徐其海（1971.2.17—1976.10）
许圣亭（1971.2.17—1976.10）
乔晓光（1971.2.17—1976.10）
覃应机（壮族 1971.2.17—1976.10）
宋治平（1971.2.17—1976.10）
这届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在1985年“处理文革遗留”时中被定为“三种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有6人，已开除党籍；犯有严重错误受党纪、政纪处分的3人，以上占9.6%。犯有错误免予处分的5人占5.3%。
1973年8月17日，自治区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刘重桂、安平生、乔晓光、覃应机自治区党委书记，梁吉泉、曾小平、杜易、肖寒、廖炜雄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免去韦祖珍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职务（1981年7月中央同意给予韦祖珍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广西的代表有张云逸、岑国荣、韦忠均、刘富贵、邓月琼、沈少卿、苏庆朴、农琼、罗耀芳、盘美英、梁云禧、卢永兴、温树玉、覃其修、万琼英、胡运江、林纯波、叶馥荪、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崔凤翥、李秉见等23人。会上，广西代表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韦国清、安平生、岑国荣；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有盘美英、郭耀卿。韦国清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查明岑国荣、盘美英是“三种人”，郭耀卿犯有错误）。
1975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安平生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
12月27日，中共中央同意乔晓光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赵茂勋、杜易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岑国荣、廖生东任自治区党委常委
这时第三届委员会有常委18人，其中书记6人：
安平生（1975.10.5—1976.10）
乔晓光（1975.10.27—1976.10）
刘重桂（1973.8.17—1976.10）
覃应机（壮族1973.8.17—1976.10）
赵茂勋（1975.12.27—1976.10）
杜 易（壮族1975.12.27—1976.10）
赵欣然（1971.2.17—1976.10）
焦红光（1971.2.17—1976.10）
陈开路（1971.2.17—1976.10）
徐其海（1971.2.17—1976.10）
许圣亭（1971.2.17—1976.10）
宋治平（1971.2.17—1976.10）
梁吉泉（1973.8.17—1976.10）
曾小平（1973.8.17—1976.10）
肖 寒（1973.8.17—1976.10）
廖炜雄（1973.8.17—1976.10）
岑国荣（1975.12.27—1976.10）
廖生东（1975.12.27—1976.10）
1971年12月选出中共广西第三届区党委，但未单独建立区党委的主要工作机构。1973年8月8日，自治区党委决定，撤销自治区革委会主要工作机构的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建立自治区党委的主要工作机构三部一厅，即自治区党发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办公厅。
1975年2月18日，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自治区党委农村政治部、工业交通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并在上述各部建立党组。
同年四月，自治区党委决定，将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改为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
乔晓光（兼）（1973.8.8—1976.8.30）
肖 寒 （1976.8.30—1976.10）
主 任 刘毅生（兼）（1973.8.8—1976.9.8）
董 坤 （原在军区保卫科工作，“支工”人员，1976.9.8 —1976.10）
部 长 赵茂勋（兼）（1973.8.8—1976.10）
部 长 许圣亭（兼）（1973.8—1975.11）
廖炜雄（兼）（1975.11—1976.10）
部 长 梁华新（壮）（1973.8—1976.10）
主任 杜 易（壮）（1975.2—1976.10）
主任 岑国荣 （1975.2—1976.10）
主任 廖生东 （1975.2—1976.10）
主任 张 罗 （1975.4—1976.9）
党委书记 郑新生 （1976.6—1975.3）
张鸿泉（兼）（1975.3—1976.5）
钟纪民 （1976.5—1976.10）
校长 赵茂勋（兼）（1972.4—1976.10）
党委书记 陶云萍 （1975.12—1976.10）
1969年8月12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广西军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选出了中共广西军区第五届委员会第一书记韦国清、第二书记欧致富、副书记刘重桂、魏佑铸、焦玉山，委员48人。
1969年12月16日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批复，增补赵欣然、刘重桂为广西军区党委书记，免去欧致富广西军区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1971年8月2日，增补韦祖珍广西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王泮文为广西军区党委书记。
1975年10月5日韦国清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11月6日，经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批准，增补安平生为广西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第一书记 韦国清（壮族，1969.9.10—1975.10.5 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第一政委）
安平生（1975.10.5—1976.10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第一政委）
第二书记 欧致富（壮族，1969.8—1969.12广西军区司令员）
韦祖珍（壮族，1971.8—1973.8广西区党委书记、广西军区第二政委）
副书记 刘重桂（1969.8—1970.11广西军区第三政委）
魏佑铸（1969.8—1970.11广西军区政委）
焦玉山（1969.8—1969.12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书 记 赵欣然（1969.12—1976.10广西军区司令员）
刘重桂（1969.12—1976.10广西军区第二政委）
王泮文（1971.8—1976.10广西军区政委）
自治区总工会于1974年1月经区党委批准重新成立。区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岑国荣（1974.1—1976.10，“文革”时造反起家，被开除党籍）。
自治区共青团委于1973年11月15日经自治区党委会批准成立。
团区委党组书记 梁吉泉（1973.10—1976.10，“文革”时造反起家，“处遗”时被开除党籍）
自治区妇联会于1973年11月经区党委批准重新成立
妇联会党组书记、主任曾小平（1973.10—1976.10）
自治区贫下中农协会于1974年12月产生，1976年8月经区委批准成立。
区贫协党组书记、贫协主任杜易（壮族，1976.8—1976.10）
来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八册）》，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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