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4-3-4 作者：白栋材
白栋材我坚决拥护中央〔1974〕1号文件，以及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文件。我坚决拥护中央2月19日的批示。我坚决拥护潘世告同志的革命大字报。
中共中央转发给涂烈同志的信和给江西省委的批示，明确地指出了江西有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成果的问题。指出了我在事关路线原则的大事上犯了严重错误。中央的批示，点出了江西问题的实质，为解决江西问题指明了方向。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省人民的最大关怀和爱护，也是对我的最大关怀和爱护。我坚决拥护，坚决执行。
江西出现的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和成果的问题，责任主要在省委的几个负责人，我要负主要责任。下面只是执行问题，责任不在他们。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经过全省革命群众的严肃批判和诚恳帮助，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亲切关怀和耐心教育，给我在实际工作中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我没有真正领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其深远意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自己思想上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对同志们的帮助和挽救，不是感激，而是有怨气，遇到适当机会，思想就容易回潮。所以，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成果的问题上，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志们对我的揭发和批判，是对我的再一次挽救，我诚恳地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下面，就我所犯的错误，向同志们作初步检查。
中央领导同志就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曾两次给我打过招呼，但我没有完全听进去。以后又三次派出工作组来江西进行调查，也未引起我的注意。
1972年6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在进一步讨论处理程世清的问题时，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凡是经过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都不能动。当时，我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立即打电话向佘积德同志作了汇报。佘表示，这不仅是给你个人打的招呼，也是给省委打的招呼。回省后，我向书记传达过，同年7月，在地、师级干部会议上作过传达。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又向佘积德同志和我打招呼。指出，江西最近给中央的来信较多，主要是反映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对待新干部的态度问题，一朝天子一朝臣。还有对军管的问题。要充分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要注意团结大多数，犯错误的同志是少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和一些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一起工作有好处，你们要多接近他们。你们不要紧张，不是说你们路线错误，中央处理江西问题以后，形势发展是好的，落实政策也是稳的。但出现上述问题要注意，不注意可能引起反复，处理不好调动不起积极性。今天给你们打个招呼。回省后，我建议佘积德同志向省委常委传达，后来佘积德同志向常委作了传达，但没有把主要精神讲出来。会后，我向佘积德同志提出，还有些重要的话你没有说呀。佘表示，这些问题，在省里不是那么严重，讲了可能会引起错觉，我们以后在工作中纠正就是了。当时，我也同意了他的看法。因此，我也未作补充传达，更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采取措施纠正已经发生的问题。象这样重大的问题，不经过各级党的组织，不发动群众，不统一思想认识，根本就不可能得到纠正。以至于越走越远，越陷越深，错误越来越大。
我为什么对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不认真传达呢？当时主要是错误地认为这方面的问题不严重，对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问题听不进去。但当面又表示，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是对我们的关怀，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有所察觉，准备回去改。回来后又不这样做。实际上，这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是捂我们错误的盖子。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态度问题。
这里还要提到，在贯彻中央17号文件以后，有一段时间，佘积德同志找我和黄知真同志商量工作比较多。多数问题，在商量以后，提交了省委常委讨论；也有一些问题，甚至一些重大问题，没有经过省委常委讨论，甚至其他两位书记也没有商量，就交有关部门办了。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况，违背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四句话四个“想不到”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内容是十分恶毒的。它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和成果的，是完全为倒退、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尤其严重的是，这些反革命政治谣言是通过省的一些领导同志，在一些会议上传播出去的。传播面很广，流毒很深，危害很大，实际上已渗透到政治思想领域和干部工作中去了，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去年8月，中央派人来省追查。当时，我虽然在口头上向中央来的同志当面作过检讨，但认识是很不深刻的。这样大的问题，连有的书记也没有告知，更没有提到省委常委会上来讨论，没有向中央作检查，没有对刘俊秀同志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后来，中央负责同志指示江西省委要作检查，也只是几个书记研究，以省委名义作了个很不深刻的检查，但仍没有提交常委讨论。这种做法的本身也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去年8月，党的十大前夕，几个书记研究，要我在当时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宣布是政治谣言，要辟谣，但仍然没有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一直拖到今年1月，才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对刘俊秀同志进行了批评、帮助。这样重大的问题，省委如此很不严肃，很不认真，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错误。至于对吴允中同志传播的4个“想不到”的反革命谣言，省委一直未予追查，至今还未查清，这更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
江西很长时间成为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的市场，省委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追查，不批判，不肃清流毒，不向中央报告，不对当事人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和处理，说明我在捍卫毛主席、党中央，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是不坚定的。也说明我在思想上对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成果的右倾思潮是共鸣的。
我省的批林整风运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的积极努力，贯彻中央17号文件以来，对于揭发、批判林彪及其在江西的代理人程世清的反革命罪行，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由于我的指导思想有右倾情绪，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理解不深，贯彻不力，没有紧紧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和深入批判林彪及其在江西的代理人程世清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因此，对林彪和程世清的反革命罪行揭得不深，批得不透，有的煮了夹生饭，甚至继续捂盖子，尤其是没有揭发批判程世清干扰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1972年，我曾有过批极“左”的错误提法。为什么提批极“左”？主要是我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认识不清，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用老眼光看新生事物。批极“左”，实际上是批革命造反派，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这就干扰了批林整风的大方向。
批林批孔运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由于我对这场斗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对江西出现的倒退、复辟的右倾思潮认识不清，更没有认识到自己在方向、路线上犯了错误，因此，在讲批林批孔联系实际时，只强调要联系批判林彪及其在江西的代理人程世清的罪行，这是对的。但没有强调联系江西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联系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成果的右倾思潮，影响了我省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使我省实际存在的倒退、复辟的右倾思潮得不到有力的批判和及时的纠正。
适当调整和加强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1972年7月初，佘积德、我和黄知真等同志，在滨江招待所研究了调整要害部门的干部问题，实际上是以调整为名，搞以派划线，排挤革命造反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省涌现了大批新干部，他们在各条战线上朝气蓬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了积极贡献。程世清为了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排挤打击了一批新老干部。省委在贯彻中央17号文件以后，没有揭发、批判程世清这方面的罪行，没有划清干部路线问题上的是非界限，更没有为程世清以种种名义打击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实际上是继续为程世清捂盖子，继续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在贯彻中央17号文件的过程中，省委又重犯了程世清的错误，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又排挤打击了一些同志。这实际上是以批林批程为名，排挤打击了革命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老同志，执行了没有程世清的程世清路线。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本来我应满腔热情地支持、帮助和培养他们。但由于我的立场、观点没有真正转过来，对这些同志感情不深，有些新干部曾多次主动来找我反映情况和意见，有的我没有接见，有的听了他们的意见后，也没有采取得力的措施，及时改正缺点错误。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工农委员，只强调不能脱离生产，对他们的培养、使用没有作认真的研究，更没有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这实际上是把工农委员撇在一边，是与毛主席一贯教导的从工农中培养干部的指示背道而驰的。
这里我尤其要检查对潘世告同志的错误态度。去年夏天，我曾对吴允中同志说，潘世告同志在全省工人中的影响不大，十大可以考虑选另一个同志为中央委员。这是对潘世告同志的一种诽谤。这里我向潘世告同志道歉。
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是应该的。但在安排时也是以派划线。对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受过冲击，保过自己的，有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就过快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有的安排得不够适当。但对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的老同志，通过所谓调整，有的调离了重要岗位，有的被架空起来，有的至今未予安排。
在筹备成立省总工会时，把工代会撇在一边，实际上，这是否定了工代会的历史作用。在讨论筹备班子时，我曾主张各级工会多安排些劳模，实际是要排挤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潘世告同志也是劳模，但筹备班子中却没有他，这就充分地暴露了我的错误思想。后来，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提议作了些弥补，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在成立共青团和妇联时，也有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这是我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和成果的又一表现。
在对待万里浪同志和洪都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1972年5月，省委在贯彻中央17号文件时，我同意在传达提纲写上“对万里浪的批判必须肯定”。我在地、师级干部会议上也讲了这句话。有人说，这句话是我先提出来的，程世清等人同意的，这不是事实。但直至万里浪等同志赴京上访之前，我一直认为万里浪同志的案不能翻，这也是事实。使洪都革命群众和万里浪同志继续受到打击和迫害，得不到及时纠正。这也是我对革命造反派缺乏阶级感情的又一表现。万里浪同志的问题是程世清搞的。前一段的责任在程世清，后一段的责任在我们。洪都广大的干部和工人是没有责任的。
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十大文件中反复强调了这个原则，但我一直很不理解。
十大以后，我省部分革命干部和群众，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起来揭发批判省委和我的错误，贴了我几张大字报，我不是抱着热情诚恳的态度，欢迎同志们的批评，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和同志们一道投入反潮流的斗争，而是抵制、指责写大字报的同志搞派性，干扰了批林整风的大方向。自去年9月至今年2月上旬，我在南昌、宜春、萍乡等地的讲话，常以方向、路线正确，形势大好来压敢于反潮流的同志，和这些同志的对立情绪愈演愈烈。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严重错误的，是违背十大精神的。正如同志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欢迎是假，压制是真。去年我到萍乡、宜春等地时，还要当地领导同志看《湖南通讯》第12期刊登的一篇文章，用意就是要他们去压制起来反潮流的同志。由于我的错误，使一些同志也跟着讲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责任在我，不在下面的同志。我向反潮流的战士和同志们作检讨。
省委分工我主管经济工作。同志们揭发我省经济领域中的许多倒退、复旧现象，我要负主要责任。这股歪风，有些就是从我这里刮出去的。
经济管理机构，已经倒退到文化革命前那个老样子了。造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分工越来越细，扯皮的事越来越多。我错误地认为没有这么多机构，事情不好办。这是违背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一贯教导，是上层建筑中修正主义回潮的一种表现。
企业管理上，那些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的东西在一些企业中又复活了。我对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企业管理的指示作了不正确的理解，有的部门有关管理方面的一些错误提法，同我倒退、复旧的错误观念很合拍。例如，提出过厂长负责制，大厂恢复总工程师负责制，恢复原有的职能科室等，实际上等于取消了革命委员会。使“专家治厂”、“业务挂帅”、“物资刺激”那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在一些企业中又复辟了，《鞍钢宪法》五项原则的贯彻执行受到了严重干扰。
农村“四旧”有了抬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一些地方比较严重。这同我在强调纠正程世清在农村政策上的错误的同时，没有抓紧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抓紧对农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研究和处理经济工作问题时，我没有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没有充分发挥省委经济领导小组各个成员的作用，基本上是一个人说了算。这就使得我在经济工作上的一些陈腐观念和修正主义的老框框，得不到及时的批判和纠正。
在文化大革命前，我曾推行过刘少奇修正主义办企业的路线，错误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教育，使我的路线觉悟有所提高，但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没有真正划清什么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办企业的路线，什么是刘少奇修正主义办企业的路线，思想上没有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决裂，致使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又复旧了。这是我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和成果的右倾思潮在经济领域里的反映，给我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涂烈同志信中提到我的几件事，反映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反映了我有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和成果的右倾思想。
去年5月，一次省委常委会上，当吴允中同志对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5月28日发表的国棉17厂工会关于《工人阶级要为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战斗》一文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时，我曾说，有人同我讲了，里面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现在这样提好不好？现在我们这里也有一股风。当时，已有一些同志，对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倒退、复旧的一些错误，已有议论和抵制，本来，这同国棉17厂那篇文章一样，吹的是革命之风，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在立场和感情上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所以，颠倒是非地把革命之风看成错误之风。
去年上半年，省委在讨论筹备成立省总工会时，有同志提出，要我兼任省总工会主任。我提出不要兼，还是让其他同志搞好。有一个同志讲，有的省还是省委第一书记兼。我说，什么都第一把手搞，第二、第三把手怎么搞呢？接着又有个同志提出，上海是王洪文同志兼任的。我说，我们怎能同王洪文同志比呢？全国只有一个王洪文同志，那有那么多王洪文呀。我这种讲话是很不严肃的，这反映了我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大批新干部的看法有错误，但绝没有攻击王洪文同志的意思。
去年9月，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十大精神，会议第四期《情况反映》登了一个县武装部政委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李德生副主席的言论。在一次常委会上，涂烈同志提出要在会议总结时强调一下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并举了这个例子。我当时说，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应该强调一下，同时，也要强调批林整风，至于那个武装部政委的讲话，当然是很错误的，但对一个干部要历史地看，不要说了一两句错话，就认为是什么大问题。我对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极端错误的思想和言论，不进行严肃的批判，是十分错误的，这是和自己有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成果的右倾思想也是分不开的。
我在九次路线斗争中，是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十次路线斗争中，在一些问题上，也是有错误的；这次，在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成果问题上，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又一次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认真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没有认真总结九、十两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尤其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缺乏精神准备，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缺乏深刻认识，自己头脑里旧东西较多，对习惯了的旧东西，总是恋恋不舍，尤其是对那些触及到自己利益的革命行动更是反感，对自己缺乏自知之明，爱吹不爱批，没有经常想想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的作风不深入，很少接近群众，群众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的生动实践，我不很了解。领导高明，群众落后，“上智下愚”的孔老二思想在我头脑里的影响是很深的。去年12月在萍乡市湘东新村大队看到批孔老二的专栏时，我就对大队干部说，“上智下愚”你们懂吗？这是对工农兵的污蔑，归根结蒂，是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我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我省出现的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和成果的右倾思潮得不到有力的批判，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尤其是干部政策得不到很好落实，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不能深入发展，所有这些与我所犯的错误是有很大关系的，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我深深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期望，辜负了全省人民的重托，心情十分沉痛。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向全省人民作检讨，认错服罪，永不翻案。
毛主席指示“凡犯了错误的必须改正。”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的伟大群众运动中，我坚决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认真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深刻领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目前，更要认真学习中央关于解决江西问题的7号文件，诚恳接受到会同志和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揭发批判，深刻检查自己所犯的错误，誓与全省人民一道，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斗争，坚决击退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和成果的右倾思潮。坚持革命，反对倒退，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成果。我决心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端正态度，转变立场，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以上是我的初步检查，恳切希望同志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和帮助，我再进一步作检查。
1974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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