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5-3-17 作者：廖沫沙
廖沫沙发生“通货膨胀”，原定写五页，写了二十多页。而且我还删去几大段，没有抄上。怎么办呢？请你们裁度。不过我希望保住全文，以便暴露我的思想情况，让领导看得清楚。最好让我自己校对一下打印稿。有几处字旁有重点，得加上。
请你们把原稿交打字员打印后送给领导看。因为久不拿笔，且新换一个笔尖，我写起字来非常不顺手，叫他往左，它却往右，气人得很。字写得很不清楚，怕领导上看得更吃力。
如果能打印，那就请发给我自己一份，好让我再看看。反正在这里面我不能给别人看，有毒也害不了人。
再者我的眼睛大约因为年老，花得快要瞎似的，看书写字（尤其写字），费劲之大，“无与伦比”。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叫我写什么东西了，或者少写东西。
廖沫沙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七日
攻击鲁迅先生是犯罪行为，这点我是承认的。不过我得诉点苦情，喊几声冤屈，然后作检讨。
我那篇攻击文章《论〈花边文学〉》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初，上离鲁迅先生写的《倒提》的发表约一个星期，但是我的攻击文章却写于六月下旬，经过转折才发表于《大晚报》副刊。
我写那篇文章之前，和发表之后的一长段时间（直到我一九三六年出狱之后为止），我都确实不知道那篇《倒提》的作者是鲁迅先生。我写那篇文章与其说是想攻击鲁迅先生，倒不如说我当时的本心是在替他鸣不平，为他出气。因为我那时听人传说《申报》馆的老板受国民党的压力，撤掉了黎烈文（《自由谈》编辑），换了《申报》馆的一个“老人”（不知道是年老或是旧人的意思）当编辑，并且禁止再发表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一听这消息大怒，因为黎烈文是我的同乡，我认识他，我在《自由谈》发表文章，都是经他之手，他并且把读者的反映随时通知我。其中就有鲁迅先生对我的称许。而鲁迅先生是左翼的旗帜。我是从上小学起，就爱读他的文章，他是我最崇拜的前辈之一；他对我的一言之赞，我是如得九鼎的（这比喻不当，得九鼎是当皇帝，我并没有当皇帝的想法，不过是言其重大而已）。
鲁迅先生重视我的文章，并不是我自吹，有文为证：就在那一年的八月十六日（即我攻击他的文章发表以后一个月），他用另一笔名“史贲”在《自由谈》写的一篇题名《安贫乐道法》，还引用我（即“埜容”）在一篇文章中用过的材料。（请看《鲁迅全集》第五卷五六三页的注释）
可以推想，鲁迅先生在我攻击他的文章发表以后的一个月内外，还不知道是我，否则他就不会引用我用过的材料了。
这就是说，那时写文章互相攻击或互相支援呼应，往往是瞎着眼睛放炮。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至于化名、改名，那更是常事，我改用过不少笔名，就在《自由谈》同一刊物上，我就用过好几个笔名。鲁迅先生改用笔名更多了。《倒提》和《安贫乐道法》就用的是两个笔名，前后不出两个月。
那时虽同属“左联”，但各人写文章，彼此并不发通告。传言也往往半真半假，有真有假，例如传说黎烈文被撤换，禁止发表鲁迅先生的文章，既是真的，也不全是真的（参看《鲁迅全集》《花边文学》序言）。
那么，一个月不知道是攻击的鲁迅先生，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也不知道吗？为什么长时间拒不解释呢？
冤就冤在这里。我是那年的八、九月间被党调去作秘密工作，我不但搬离原住处，并且与一切熟悉的人断绝往来。冬天我被捕。在巡捕房挨打受苦，怎能知道是攻击了鲁迅先生，向他写信道歉、解释呢？
我知道攻击的是鲁迅先生，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出狱以后或抗战以后看到《鲁迅全集》之后的事。那时鲁迅先生已经逝世，我要解释也无法解释了，只能抱恨终天。
喊冤完了，检讨本来也写了一长段，为省篇幅，删去算了，如果要看，我可以补抄上陈。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规模这样广阔，直接卷入运动高潮的人群达到七、八亿人之多（不是指波及的人数，那数量还要更大），这是史无前例的，虽不能说绝后，至少也是空前。而马克思、列宁说过：一个革命运动的成熟和深入的条件，是看直接卷入运动的群众人数是多少（我不能用原话，太长）。但是他们那时所能想象的，至多也不过是西欧国家几百万、上千万人的群众规模，哪能想象到几亿人口去呢？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
我去年读到列宁的著作，读到他在一九二三年写的最后几篇文章，发现他也多次提到“文化革命”这个名词。细看他所提出的“文化革命”的内容和意义，再参照他在其它许多著作（如《伟大的创举》、《共青团的任务》等等）中的有关论述，我认为列宁所提的“文化革命”，同我国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和意义，不能说完全一致，我在这里无法把列宁有关的论述排列出来，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际加以对比。这是因为历史时代、社会条件、革命任务都不相同的缘故。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历史的必然发展。
而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导火点或着火点，竟然落在对“三家村”的评判上，这却是历史的偶然（当然从“三家村”的三个人本身来说，这还是必然的结局），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为批判（点火）的对象，躬逢这一伟大的历史盛举，虽然吃苦不小，却也足以引为“荣幸”而自得其乐。
这当然是些狂妄的想法，未免有点阿Q精神。但这种想法也可以说明，我在读了一些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后，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有所领悟的。虽然我自己成了历史的反面人物，好像很不幸，但这只是我个人的小事，无关大局；个人事小，全局事大，牺牲这区区个人，而有利于全局，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党和人民，有利于共产主义事业，我又何乐而不为？
你成了历史的反面人物，就不怕遗臭万年么？这问题我确实想到过，而且想得很痛切。但是读了一些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以后，终于想通了，并且消释了这个痛苦。如果要说明这个消释过程，说来太长，总之我对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思想，细读了他们的一些著作以后，我建立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就是这个信心使我的痛苦涣然冰释。
使我对毛主席的思想建立信心的，是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中的第一节第一段，“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那一全段的话。在此我不必引述。对马克思主义建立信心的，有一段话和一件事实。那段话我想谁也不会注意到，恐怕在这次运动中犯错误的人也不易注意或即使读到也不会思索到。我觉得这段话十分重要、十分深刻、十分伟大，对人们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有极其重大的启发。所以我想抄引在这里，用以证明我的思考过程的根据何在。这段话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马克思这里讲的是资本家和地主，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敌人，是讲敌对的阶级，而不是讲党内、无产阶级内和人民的内部。用来比喻人民、无产阶级和党内关系的问题是不恰当的。但也正是如此，我看到马克思对阶级和个人是怎样区别的，他把经济形态的发展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必然产物同个人的责任区别得这样清清楚楚。那么对敌对阶级尚且如此加以区别，对党内、阶级内、人民内，不是直接的经济形态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又当如何呢？意识形态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产物。不论是正确的思想或错误的、反动的思想，都不能归之于某一个人，要求某一个人负责任。这也正是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中所讲过的对历史问题、思想错误和个人责任应加以区别的思想。
马克思对待犯错误（极严重错误）的同志的宽大事实，见于一八五六年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一封信，我不抄了，原信在《马恩选集》第四卷三三三页。那人是冒险主义路线的头子之一，叫沙佩尔。他不仅政治路线错误，而且对马克思和追随马克思的同志有极恶劣的行为。我看到过马克思夫人的一封通信，说沙佩尔领导的那些“大老粗”，竟把亲近马克思的两个同志打得满身鲜血。就是这样一个家伙，当他稍有转变，稍有悔悟，马克思立即宽恕他，同他见面交谈。我看到这些通讯，感动极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思想的信心，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两个右派分子）的态度，在《列宁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我不多叙了。
这里我本来还写了一段我同吴晗在运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一九六七年夏秋），我对斗争的乐观表现（当时写了《嘲吴晗并自嘲》的诗）。抄写这个清稿时，一看字数已多，只好割弃。言归正传，说到本题上来：“三家村”问题。
我对那些毒草文章，在一九六六年和以前曾作过多次检查。那是“四·一六”（即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批判“三家村”按语）以前的思想觉悟水平，现在回想起来，不但检讨不深刻，而且也幼稚之极。就像回想我十几岁在小学作文似的。现在文不在手，我也无法重新再作检查，并且也无此必要。总起来说，那些东西是一笔糊涂账。糊涂在哪里？糊涂在那时和那时以前的几十年我是个“三未通”：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一窍未通，对革命（包括阶级斗争）一窍未通，对自己写文章是在干什么也一窍未通。我攻击鲁迅先生的《倒提》为“花边文学”，他就把它定为书名，我假如（是说“假如”）现在要把我的那些毒草文章出专集，我也要把书名定为《三未通集》；并且写一篇长序来说明我大半生读书、革命和写文章的经历与思想状况。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讲到我们这类人时，引用过一幅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一字不差，每一个字都落在我的身上。讲到读马列的书，也正像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说的那样：“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也正像毛主席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中说的：“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历史思想，就丧失批评的能力，有些人则竟向这种思想投降。”毛主席的这些话，也是一字不差地像冰雹或枪弹似的打在我的头上。——这样一扯，又拉长了。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在这里“单身牢房”住久了，一拿笔就跑野马，赶快勒住罢。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到北京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邓拓是部长。但他那时已调去《人民日报》工作。后来他又再来市委，当文教书记，我那时已调统战部工作，因此，一向很少接触，关系疏而不密。我对他的文章倒也感兴趣。觉得他读书不少，所引材料很多，也很能写。
吴晗也是我到北京才相识的。从我看来。他名声虽大，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比我还幼稚。对马列主义则同我一样叫作“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但是他有读书的习惯，书不离手。我看到他那书呆子气，很觉可爱。我那篇为他的《海瑞罢官》捧场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出来的。我说他“破门而出”，确实并无别意，只是说他从历史学家的门户里跑到文学家、戏剧家这个门户里面来了，打破了“门户”的界限。那时我正读恩格斯的名著《自然辩证法》，在《导言》里看到恩格斯讲到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都是多才多艺，文学、艺术、科学、政治、历史往往集于一身，我羡慕之极（我那时读马列的书欣赏程度就是这样）。所以那篇文章只差把这段书引上去。要是引上。就不会造成误解“破门而出”的事了。但这也无关紧要，反正这句话成了“名言”，也算是我的“创作”吧。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七年全年，三家只剩我同吴晗两家，我同吴晗发生“同台之谊”（同台挨斗争）。我这里只引我当时单同他关在一个房里，等候开斗争会时作的一首开玩笑的打油诗，来说明我们那时的“闲情逸致”：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他只知前两句，不知有后两句。“自喜投”“于今爱”完全不是反面话，倒是我那时的心境。我至今还思念着和吴晗“同台之谊”的那一段时期。
如果论政治，论思想观点，论阶级性，“三家村”的三个人只能划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无产阶级。如果讲教育改造，那我不是偏爱而是我现在的真心真话，我觉得吴晗是有改造前途的。因为他幼稚而纯朴。
一九五八年以前，因为吴晗在市政府是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我是在市委教育部工作，工作上接触较多，一九五九年以后我调到统战部，吴晗是民盟的北京主委，接触的机会更多些，我同他接触的是两类：一是市的民主党派开会或同他谈民盟有关的问题，二是他主编历史小丛书和语文小丛书，我参加北京市历史学会，负责学会的党组，这些会吴晗都邀我去参加聚餐或开会。此外和吴没有私人交往。
我的交代与检查至此暂告一段落，写几句结束语如下：
一、在前述的几个问题上我都犯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不过，这回挨了打，倒把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读懂了一些，读进去一些。若没有这场斗争，我一辈子也莫想读通这些书。列宁多次讲过：“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他说的是干革命斗争，干革命工作。我看这条“公式”也可以用到读马列的书上：一个挨过批斗的人，读马列的书的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批斗的人。——当然我说的“两个”，都是指我自己。
二、在这运动中我虽受过一些苦楚，但也确有乐趣。前面所引的打油诗可以为我作证。所以我并不怀恨任何人，也决不要求任何报复。但为了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为了惩前毖后，我保留将来向党的领导同志（只向党的负责领导同志，不向任何别人），汇报几件突出的虐待人的行为，以便今后在运动中有所注意。我这个要求决不是为了自己，这是可以理解的。
三、我今年进入六十九岁（一九○七年一月生），年将古稀，离开化尸炉大约不远。不过我的脑力似乎还不是很衰退（前年我偶然得到一支笔，在几大本马列书上，学列宁的办法作读书摘要，可以为证）。如果我还得在这里待下去，那就请求两件事：一是给我笔和纸；二是准许我除开马列之外，还能看点古籍。因为在这里读了马列的书，想用这把刀子，向读过的古书上试它一试，用以取乐，以度余年。
这篇报告写得过长，累得领导化费不少时间，很抱歉。一则单身已久，有话无处说，拿起笔就不能自止。我已经删割好几段了。二则年岁也到了爱啰唆的时期了，这恐怕倒是衰老现象。——完
来源：廖沫沙《瓮中杂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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