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6-11-5 作者：马天水
马天水我有错误，我有罪。“四人帮”搞阴谋、搞分裂、篡党夺权，犯了反革命滔天罪行，干尽了坏事。我过去把他们当作中央，有事不向中央办公厅请示，向他们请示，帮他们做了很多坏事。我痛恨“四人帮”这一伙坏蛋，痛恨我自己帮他们作了很多坏事，痛恨我自己弯子转得太慢。
几年来，我错误地把“四人帮”当作左派，当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名义上是以毛主席革命路线来划线，实际上是以“四人帮”划线，谁支持“四人帮”，就认为他是左派，我们就支持谁，谁反对“四人帮”，我们就认为他是右的势力，我们就反对谁。“四人帮”身边来的，或者观点相同的人，不论是秘书、演员、部长，我们是热情招待、请客吃饭。目的是打听消息，摸点气候。对国务院经济部门来的，多数同志因为观点不同，我们就很冷淡，很少有负责同志去看他们。有时也招待一下，目的为了做争取工作。这搞的就是亲不亲，以“四人帮”的线上分。
我说的右的势力大，就是反对“四人帮”的势力大，我们看问题、分析问题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因此，就陷得深、跟得紧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如果“四人帮”不打倒，我们还会进一步陷进去，罪行还要更严重。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解了全国人民之恨，也挽救了我们，这是很庆幸的。
下面我揭发、交代几个问题：
关于整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省、有关部的材料问题。上海的广大干部和人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有成绩的。但“四人帮”利用批邓，搞阴谋、搞分裂、搞修正主义，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干部，我积极参加了这个阴谋、分裂活动。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的时候，我和张春桥打电话，张春桥首先问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的怎么样，要大力开展。我说，我们正在开展，只感到材料不多。他说，材料不少嘛。我说，有些材料，比如某某省委负责同志传达邓小平对十二个省的讲话能印发么？张春桥说，只要不以市委名义，下边印发是可以的。在张春桥的授意下，我们立即印发了某某省负责同志的传达材料，里面有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的名字。还印发了科技汇报会上有中央领导同志和几位副总理的插话材料。还印发了其他很多会议上的讲话和材料。有的印发到基层，有的作为区县局干部会议的文件。当时下面有反映，有抵制，我们就压制。不以市委名义印发，不具名的印发或下边发，本身就是一个大阴谋。这样广泛的抛出攻击中央国务院和某些省和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就是打击了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和兄弟省市的领导同志，这就凌驾于兄弟省市之上，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破坏了毛主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略部署，实际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我想起来非常痛恨“四人帮”这伙坏蛋，又痛恨我自己当时为什么这么积极、这么起劲？这说明我陷得很深，跟得很紧，变成他们的得力帮凶。张春桥这个坏蛋，批邓开始时，他要上海不要搞乱自己，但他要把兄弟省搞乱，要把党中央搞乱，要把国务院搞乱，要把有关部搞乱，打倒人家，这不是篡党夺权的大阴谋么？
我还转送过告状材料，收集中央和国务院及有关部的、以及有些省的领导同志的讲话材料，有的摘要，有的手抄，送给搞阴谋的“四人帮”当炮弹。实际上，我们已成为“四人帮”与其他省市的联络点。我还插手外地的运动，如河南有一位同志来上海，反映在那里受压，我不加分析地答应黄金海同她谈话，并整理了中央某负责同志的材料，向“四人帮”送。她说没有钱，我们就对她的吃饭、治疗不收费。我们的黑手一插，就干扰和破坏了人家的大好形势。直至今年七月份，“四人帮”的头目王洪文，还批了一个黑指示，要外贸系统给外贸部送大字报。王洪文在计划会上批了外贸的一个文件，我们转发了。当然对外贸部有意见正常提是可以的。但王洪文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搞乱外贸部、打倒某某人。我也紧跟王洪文、张春桥的黑指示，支持贴外贸部大字报，说某某可以点名，点名不用财贸组的名义。我积极参加了“四人帮”的阴谋、分裂活动。
“四人帮”口头上大喊大叫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他们的斗争对象是革命的领导同志。他们眼睛老盯着中央的革命领导同志，国务院的革命领导同志，有些省的革命领导同志，有些部的革命领导同志，甚至反对周总理，这是十分气愤的。
回想起来，张春桥反党、反周总理、搞分裂要搞臭一些革命领导同志，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是早就散布攻击言论、搞阴谋诡计了。比如六八年，也许是六九年，张春桥和我在谈话中露出了总理要见上海的文化界人士，他说他阻止了总理在这一时期不要接触这些人。这实际上是控制总理的行动。
六七年，我刚解放，要我揭几位同志的材料，说他们拉我反文革，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我写了。当时，总理也曾苦口婆心的帮助我转变思想，但对我当时反对文革没作正面批评。张春桥的臭老婆，要我揭总理，说总理态度不鲜明。我没写。开十大时，张春桥抬高自己、反对总理。说政治报告是他写的，不过只是把毛主席的语录汇编了一下，他也没有完全理解。我在传达十大时也讲了，十大政治报告是张春桥执笔的，起了吹捧张春桥、贬低总理的坏作用。我有罪。
总理逝世后，群众要求设灵堂、送花圈、鸣汽笛，我两次问过王洪文，他第一次回答，严格按照治丧委员会规定办。第二次回答说，你不要再问了，毛主席已圈阅，一定要严格遵守。我当时对他的话信以为真，就按他的意见办，对鸣汽笛的还去追查。我们上海广大群众干部对总理是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四人帮”王洪文反对周总理，我执行了他的黑指示，这里反映了我对周总理的感情有问题。
张春桥反对和攻击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领导同志就更多了。回想起来，张春桥骂中央政治局某某同志，要我们对这些老同志做到心中有数。“四人帮”利用“十条王法”大作文章，说是国务院某某、某某领导同志搞的，等等。还攻击中央政治局某某同志，说他的思想未超过斯大林时代。张春桥还攻击某某某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只抓具体路线，不抓基本路线。八届十二中全会后，说陈毅在上海影响很大，要狠批陈毅，肃清他在上海的流毒。这是在北京说的，回来以后张春桥就对陈毅同志狠批一通。这是一个阴谋。此外，他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有议论、攻击。
另一方面，“四人帮”自吹自擂，说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姚文元为止。他们自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在我思想上逐步形成了一个反动观点，就是“四人帮”是左派，把有些中央、国务院、有些部和有些省的领导同志看成是右的势力，把毛主席信任的、坚持主席革命路线的华国锋同志，我错误地看成是中间派，公布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觉得也合适也摆得平。这个观点是极其错误的，是极其反动的。有了这个反动观点，我的方向路线就错了，我犯错误的根源就在这里。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谁反对“四人帮”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清君侧”。我就积极地反动地压制批判，追查对“四人帮”有议论、有抵制的人，有的甚至当作谣言进行追查。不仅对地方上搞得很厉害，对军队里搞得更厉害，因为军队里传“四人帮”的所谓谣言，对巩固“四人帮”的地位更不利。所以我们抓得更凶。这是阴谋分裂军队的组成部分。我们几个人经常从“四人帮”身边来的人了解小道。了解的是中央的一些斗争情况，但都以“四人帮”划线的情况。背后经常议论中央、国务院很多部以及兄弟省运动的情况，议论过中央、军队、国务院负责同志的情况，总认为人家搞得不好。“四人帮”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有的我也和少数人散布过，这也是极端错误的，反动的。
我回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开始对张春桥等人有些话也感到不能接受。我当时认为我刚解放，可能有些思想没有完全转过来。后来我就逐步接受了“四人帮”的观点，七二年底，主持工作以后，对“四人帮”跟得更紧了，陷得更深了。主要是许多基本观点越来越一致，把错误路线当成正确路线来积极执行；实际上他们长期以来篡改、修正毛主席革命路线，篡改、修正毛泽东思想，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是极右。七四年以来，毛主席对“四人帮”作了一系列的批评，他们这些人根本没有向我们讲过，这充分暴露他们是阴谋家、两面派、伪君子。
“四人帮”在九月下旬，派来了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向我们带来了口信。这个口信的原始材料已转送党中央。这个口信的原话是党内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还胡说什么就是北京炸平，相信各地会出领袖；有这么好的群众一定会出领袖。还说什么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没有搞成，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的考验。当时我们听了只感到阶级斗争很尖锐，我们要提高警惕，谨慎小心一点。现在认识到，张春桥的中心意思很明显，是要反对华国锋同志，想阴谋篡夺最高领导权。要我们有思想准备。这是要我们配合反党集团搞阴谋的信号弹。
我从北京开会回来后，还了解到肖木和写作组讲过，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不可怕，群众会起来把他们打倒，在上层、在中央出修正主义最可怕。还讲，主席逝世后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列宁逝世后，托洛斯基威信高，但斯大林当领袖。这样一说，他们的阴谋就更清楚了。
还有一件事，今年夏天，也能说明“四人帮”是有阴谋的。就是警卫处要求调换枪枝弹药，因为我们这里不生产这种手枪和子弹，当时想请求有关部门、要求南京解决。因为警卫处的重要问题一直是王洪文过问的，我要廖祖康提个意见，他说：这样会惊动人家的。为什么会惊动人家呢，无非是怕暴露了他们的阴谋。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由来已久，早在十大中委、候补中委人选上就搞鬼了。我们上海新当选十大中委、候补中委的同志，本身是没有责任的。十大提中委、候补中委时，我们上海开始准备的数字不多，他们要大批增加，认为代表中选不出这么多中委。王洪文就多次严厉批评我选代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连夜打电话在家里选人，我也帮他出点子一起选人，这种做法是个大阴谋，我积极参加了这个阴谋活动。
四届人大时，要我们送部长、副部长大批人选，阴谋妄图改组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竟提出要我们准备三十人。王洪文几次讲过要改组国务院有关部，还说三十人少了不行。王洪文还说你（马天水）现在离不开上海，如能离开，你到国家计委去工作很合适。当时点出有关部名字的有：六机部要准备一名部长，邮电部、建委、一机部、教育部、轻工部和中央组织部等部准备副职，六机部正部长名单我们已选好了，送出了后来又说这样不好还是选副职吧。后来还有工、青、妇。公安部等已去了不少人。我积极参与了这个阴谋活动，配合“四人帮”搞篡党夺权阴谋。
关于武装叛乱问题，是一件性质极为严重的事件。这是“四人帮”搞阴谋诡计，搞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必然恶果。是“四人帮”搞阴谋、搞分裂、搞修正主义的大暴露。
上海民兵是毛主席指示下建立起来的，是毛主席肯定的，广大民兵和民兵干部是好的，除备战外，搞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是对的。但“四人帮”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代表者，他们利用民兵武装为他们“四人帮”服务。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他们为了篡党夺权自知力量薄弱，需要有军队的力量，在中央抓不到军权，他们就在地方抓军权。张、王对上海警备区党委采取又打又拉又压的分裂主义政策，妄图拉住地方部队为他们的罪恶目的服务。借批林批孔的机会，张、王直接指使我们大整警备区的领导。我们也积极跟着干了。七二年两委会整得周司令心脏病发了。直到今年，王洪文还说过，周司令靠不住。李宝奇同志到警备区以后，王洪文一再问李宝奇政委怎么样，我说现在还看不出，不怎么样。在批林批孔中，还指使我们向南京军区送大字报，干扰南京军区的批林批孔。因为南京军区和警备区领导对他们有所警惕，他们拉不到解放军，这样“四人帮”就更要控制民兵，他们将民兵自立系统，还企图吃掉武装部。我在这方面作了他们的帮凶。对这一点，去年王洪文来上海时，在一次黑会上说：“现在军委要把民兵置于武装部管理之下，我是不同意的，过了二十年之后，我还是要把这支民兵队伍拉起来的。”他拉民兵干什么？不是妄图利用这支队伍为“四人帮”阴谋服务吗？“四人帮”，特别是王洪文对民兵武器的制造和装配，极为关心，经常过问和督促，这是有他的罪恶阴谋的。我在这方面也很起劲，积极当了“四人帮”的帮凶。这次武装叛乱根子在“四人帮”。广大民兵和民兵干部一旦真相大白，就起来坚定地站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这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造“四人帮”的反，起来揭发批判搞武装叛乱的阴谋。这说明广大民兵是要革命的，是很好的。我是执行了他们积极分裂军队、控制民兵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我是负有很大责任的。我帮他们作了不少坏事的。关于武装叛乱问题，我也有责任。有人揭发、检查时我再补充。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不仅插手兄弟省市，对上海更是搞法西斯控制。因“四人帮”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一伙，内部不可能团结一致。因此对上海前市委也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在上海搞分裂，“四人帮”各有自己的线控制市委。张春桥有上海的张办。张办秘书都参加常委活动，连电话记录都要向他送，有重要情况我必须向他汇报。张、姚和写作组直通一条线。王洪文直接控制总工会。他当了中央副主席后，上海总工会主任的位置还把住不放，以致总工会的权力很大，工团主义严重。半年多以来王洪文还直通黄涛一条线。
他们搞阴谋、搞分裂、搞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就要有一条为他们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上海的组织路线是王洪文控制的、张春桥插手的。
张春桥在开始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还说有些人问题不大，工作也作不好，也不好处理，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搞下去，是个好机会。这完全是篡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后来他说过多次：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要怎样怎样的。这是把毛主席和党培养的干部看成他搞宗派的政治资本。后来竟然提出了“领导熟悉，群众拥护，上上下下”的反动方针。这样他的组织路线、干部标准，就篡改、破坏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在这种反动方针的指导下，“四人帮”对有些干部犯了错误，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是无情打击，处分过重。有的就因为犯了走资派错误，检讨了还处分，有的该解放的迟迟不解放。毛主席对处理陈丕显的指示，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张春桥要黄涛口头带信，说什么性质是敌我矛盾。
在干部处理上，一是以“四人帮”划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搞小兄弟，对这些人当中有严重问题的还加以包庇重用。我还参予包庇了张春桥的老婆，他的老婆是叛徒，可能还是特务，主要包庇的是张春桥。六七年，当时少庸同志主持工作，把这些情况给我看了。后来张春桥的老婆把情况写信给江青，江青如何回答的我不清楚。张春桥规定他老婆不要工作，但长期来在政治上、生活上享受着高干待遇。因为我有私心杂念，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我犯了丧失立场的严重错误。
在干部路线上我执行了“四人帮”的错误路线，特别是这几年我要负领导责任。
王洪文去年在招待所生活腐化透顶、吃喝玩乐，每天看黄色反动电影。一九六八年，在十二中全会期间，要办公室寄二百元给他，上海寄出了，结果会后一段时间，要结账时，他竟说钱没有收到，反问我是否收到。我当时就是一个谜。
后来，他要的补助越来越多，我们虽有抵制，但抵制很不力。开始没有限制，后来限制七十、一百，后来一百五六，不断增加。
去年，王洪文在上海，劝王洪文回北京去抓工作，他说硬要把我往火坑里送。他还说，我有什么权，邓小平的权是毛主席给的。我们要王洪文去看看周总理的病情，他说什么有得拖了。去年王洪文的情绪，完全是反对周总理，反对毛主席。
张春桥口头上讲抓革命，促生产，但一促生产，他就用教条主义吓唬人。比如，江南造船厂革命、生产搞得很出色，报纸提出了“江南上去了，我们怎么办”的口号。为了这个口号，姚文元开大会澄清思想，开小会批评我，说这是抓生产的口号。我们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对生产方面抓了一下，“四人帮”就用教条主义来吓唬人。一抓企业管理，就是管卡压。这几年生产增长不快，增产不增收，同张春桥的反动方针的干扰、破坏是有直接关系的。去年，贯彻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我犯有严重错误，主要受了“四人帮”的影响，眼睛只看上面，不看下面，抵制派工作组和整风，另搞一套，自成体系。
这次打招呼会议精神，没有一口气传达，原因是中毒深。第一天，听了华主席、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当时感到很突然，好象打了一闷棍，一时想不通。思想斗争了一天。第二天，稍有进步，认为江青、王洪文的问题严重，但感到张春桥、姚文元有所不同，所以表态还是含糊错误的，建议中央是否可根据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后来经中央领导同志和纯麟同志的再三亲切教育，十月十一、十二日明确表了态。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回上海后，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思想不通的人身上，低估了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觉悟。对少数思想不通的人做工作，观点也是模糊的，右倾迁就，只要求他们绝对不能闹事，一时想不通可以的。
从这次传达中说明，因我陷得太深，立场没从根本上转过来，低估了群众的觉悟。现在我非常痛恨“四人帮”这些坏蛋，非常痛恨我弯子转得太慢。我自己在这方面犯了严重错误，使各级领导被动，一切责任在我，不怪下面。请同志们对我揭发批判，我热忱欢迎。现在我一定彻底转变立场，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和“四人帮”斗争到底，在市委领导下在群众监督下将功赎罪，将功补过。以上是我的初步揭发交代。
来源：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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