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6-11-5 作者：徐景贤
徐景贤我坚决拥护敬爱的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我衷心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同志到上海主持工作。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上海一千万军民对华主席的无限信赖，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无比仇恨，包括对我所犯罪行的无产阶级义愤，使我深深地受到教育。我是一个跟着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干了大量坏事，犯了严重罪行的人。中央把我和王秀珍召到北京，十月十二日晚华主席和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又当面对我们进行了谆谆教育，华主席严肃地指示我们“要转变立场，揭发批判”。但是因为我长期以来跟着“四人帮”陷得很深很深，回上海后在转变立场的过程中又不断犯错误，在传达中央精神时我继续放毒，在几次声讨、揭发、批判大会上我的态度极为恶劣，甚至声称自己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总理的，抛出《文汇报》的两个编辑，污蔑他们不热爱毛主席和周总理，这是继续犯罪的严重行为。我辜负了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期望，感到十分痛心。
最近，我反复学习了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在打招呼会上的指示，学习了中央16号文件、吴德同志讲话和中央报刊社论，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又对我进行了多次耐心的教育和挽救，广大革命群众也对“四人帮”以及我的罪行进行了大量揭发和批判。我决心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也清算自己的罪行。少说空话，拿出实际行动来。
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楼上，一边喝酒一边咒骂：“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邓小平）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这是毛主席定的呀！”
我和当时在场的马天水、王秀珍听了非常吃惊。王洪文有一度在中央主持工作，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确定的，他居然攻击说是让他“往火坑里跳”，真是恶毒透顶。现在知道，一九七五年五月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四人帮”，王洪文酒后吐真言，发泄对毛主席的仇恨。而且，他叫嚷“现在我有什么权！”他要把党政军大权都拿到手，充分暴露了他的个人野心。
关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反动思想和堕落生活，我曾经想借参加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十一月初，我在康平路三楼办公室对面用保密机给张春桥直接通了电话，要求去北京，他问有什么事，我说：“王（洪文）在上海说了很多很坏的话，电话里不能说。”张春桥说：“你现在不能来，你来了情况就复杂了。”坚持不同意我去。过了不久，姚文元老婆来上海，我到招待所去看她，详谈了王洪文的情况，要她转告姚文元、张春桥。
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我没有向毛主席报告。我总认为王洪文是张春桥等向毛主席推荐的，王洪文出了问题，张春桥等一定要受到牵累。我希望张春桥、姚文元能够主动处理，对王洪文有所制约。我一心对张、姚效忠，完全丧失了党的原则。这说明我彻底站在“四人帮”的反动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上。我只考虑“四人帮”的利益，而不考虑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对毛主席犯了大罪。
今年九月二十一日晚上，我经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批准，去北京参加卫生部的一个重要会议后到王洪文处，王洪文大骂外交部某某某同志，他说：“某某某不是好东西，最坏！我去上海以后，有一天某某某来到钓鱼台，对旁边的人说：“某号楼（指王洪文住的那个楼）那个霸王走了没有？妈的，我是‘霸王’，她是什么？”接着王洪文又说：“外交部某某某也不是好东西，我后悔住在上海东湖路时还专门给他送了螃蟹。”我听了大为奇怪，因为过去他一直是骂前面一个捧后面一个的。我回上海后，对马天水、王秀珍、冯国柱等说过：“王洪文讲外交部某某某和某某某都不是好东西。”
当时王洪文还说：“主席逝世守灵时，外宾来吊唁，外交部的几个人在我身后边介绍，我一句话也没有睬她们。”
最近到北京参加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打招呼会议，华国锋主席传达毛主席指示时，指出“四人帮”要某某某整王、唐，主席讲这是“借刀杀人”。李先念同志也指出：为什么对外交部两个青年干部这么恨，因为她们两个了解“四人帮”的很多事情。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九月二十一日毛主席逝世不久，王洪文就大骂她们两个青年，他显然是攻击毛主席关于“借刀杀人”的指示。他骂某某某是假，骂她们两个青年是真，而且他骂的决不仅仅是这两个青年干部，他骂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对毛主席关于“借刀杀人”的指示极端不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王洪文还要当着我的面“杀”这两个青年干部，疯狂反对毛主席，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狰狞面目，令人万分气愤！打倒王洪文！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我在卫生部开会结束后去过张春桥处。当我说到上海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毛主席逝世十分哀痛，因为我们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的时候，张春桥说：“今后的工作会遇到困难，主要依靠集体了。”他只字不提毛主席生前已经安排好了放心的接班人、我们党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什么“依靠集体”，其实就是要把华国锋等同志搞掉，“依靠”他们“四人帮”掌权。
接着张春桥又说：“我这几年参加了康老、总理、主席的三个医疗小组，结果一个也没有救活。今后我再也不会参加任何人的医疗小组了。”当时我听了有些纳闷。后来看到了他的反动罪证《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懂得了他这句话包藏着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张春桥当时只是个政治局常委，在他之上还有党的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副主席，张春桥当时只是个副总理，在他之上还有华总理。如果别人生了病，他怎么办？他对我说得很肯定：“我再也不会参加任何人的医疗小组了。”这就是说，他根本反对毛主席的生前安排，他要打倒华国锋等同志，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今后只有人家参加他的医疗小组，他当然不会参加“任何人”的医疗小组了。
那天，在谈到上海的工作时，我说在主席逝世以后，听说市委机关里对谁谁今后可能担任什么职务有些议论，王秀珍已要机关党委转告各方面不要议论了。这时，张春桥说：“要谨慎小心，特别是你们几个人讲话要注意。”他特别关照说：“你回去再跟老马说一说，南京路上出现过的大字报（指要张当总理的大字报）再也不能贴了，这是毛主席单独向我作过指示的。今年年初我已经给老马打过电话了，你再说一下。”他一再强调这一点，正好表明他的心虚。此刻他的心情和写《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时是一样的。那时，他想当总理，谁知道南京路一张大字报泄露了他的野心；现在，他要篡夺更高的领导权了，所以他特别关照，不要再给他帮倒忙。
我回上海后，把以上的情况告诉了马天水和王秀珍，马天水说：“年初时张春桥确实给他打过电话，也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我问：“那你为什么没有把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们？”马天水没有回答。
那天，张春桥说到谨慎小心以后，把话题一转，他说：“人家已经讲我们是‘上海帮’了”！他很恼火地紧接着说：“有一次北京的什么外事招待会，偏偏把我们几个（指“四人帮”）排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就给总理提了意见。”
这次我到北京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才知道批他们是“上海帮”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张春桥所说的“人家”讲我们是“上海帮”，这个“人家”，就是直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满腔恼恨，原来都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而发的。
张春桥还当我的面对上海工作发“指示”，说什么要引导群众，要有信心，要振奋精神，团结的面要广一些，等等。我回来后对市委常委和朱永嘉说了张的所谓“指示”。也对文教组的一位负责人说了一些，但未讲是张春桥的“指示”。这些所谓“指示”，是和王洪文的秘书肖木九月二十八日给市委常委传达张春桥的话的精神是一致的，什么要振奋精神、团结的面要广一些，什么“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总之，都是在给我们作反革命的打气和传授反革命的策略。
张春桥当时还对我说：“要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这和肖木对常委传话中说的“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又是一致的。张所谓的阶级斗争形势，就是有人要“搞上海”，什么人呢？张传话中说：“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这是肖木口头传达的，在我的原始记录本上有，已向中央专案组报告了。所谓林彪、邓小平式的人物，就是暗指华国锋同志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谓打仗，就是张、王拉起自己的武装山头，妄图利用上海民兵对抗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篡党夺权。这真是痴心梦想！更疯狂的是张春桥在天安门广场追悼大会上，根本不承认毛主席亲自安排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他反而说什么“有这么好的群众，一定会出好的领袖。”这“好的领袖”是谁，张的传话中自己供认了：“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他把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说成是资产阶级，而他自己就是要“挂帅”的“好的领袖”。据十月十七日王知常在市委组办会议上交代，肖木在九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给写作组核心有一封密信，信中讲：张春桥说现在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张春桥不露骨地说：托洛斯基当年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这进一步暴露了张春桥的野心，他以斯大林自居，而要把华国锋同志等都打成托洛斯基分子，简直猖狂透顶，反动之极！打倒张春桥！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晚上，在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专程来到京西宾馆上海组的套间里，把上海去开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还有某副政委找来，又叫把已经睡觉的南京军区某某同志单独找来，偏偏又不叫住在一起的江苏省和南京军区的某某和某某某同志（这也是江青分裂地方、分裂军队的阴谋）。
江青坐下就说：“你们知道吧？把我也说成是‘上海帮’了！”“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
江青还说：“什么言论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
江青在这里以控诉邓小平为幌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在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曾经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你们要注意。”毛主席批了江青是“上海帮”，江青和张春桥一样怀恨在心，那天晚上就到京西宾馆发泄来了。
从七四年到七五年，毛主席连续多次批了“四人帮”，批了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个人自作主张”等等。江青根本不听，却说什么“斗了我几个月”，“关在笼子里”，“把我也说成是‘上海帮’”等，这完全是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还有什么“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都是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疯狂之极！
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江青又让上海、辽宁和沈阳军区的一些同志到她的钓鱼台的住所去。她又进一步发泄：“我是孙猴子，去年他把我关在笼子里关了几个月，不能讲话，把我箍起来啦，他一念咒，我就头痛。现在是‘金猴奋起千钧棒’了。”当时，以为她指的是邓小平，现在读了中央16号文件，知道了从七四年初到七五年五月，仅仅在16号文件上写明的毛主席对江青等“四人帮”的严肃批判，就有九次之多。江青对此极端不满，她把毛主席的多次批评骂作“紧箍咒”，什么“他一念咒，我就头痛”，这根本不是对着邓小平的，而是直接对着毛主席的。她根本听不进毛主席的批评，她抵触，头痛，把毛主席的批评诬蔑为“念咒”，什么“金猴奋起千钧棒”，她就是要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
上海市委的几个人到江青钓鱼台住所共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会议期间，她到华东组开会时说：“鬼都不上我的门。”后来王洪文就带着我们几个去了。江青给我们拍彩色照片，拉拢我们，又请我们看电影“罗马之战”，她说她已经看过多遍了。这部电影是讲姊妹两个王族互相残杀，最后妹妹把姊姊杀死了，当上了女皇。现在看来，毛主席早就指出过“江青有野心”，江青精心研究这样的电影，决不是搞什么文艺，而是学会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权术和手段。所以，她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的时候迫害毛主席，巴不得毛主席早点去世后“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打倒江青！
一九七五年四月和五月，毛主席连续批评“四人帮”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之后，姚文元在七月五日来到上海，躲进一个招待所，情绪非常阴暗。七月底的一天，他找我去谈谈市委的工作情况之后，他忽然说：“我这个人，要我挤挤公共汽车，上上五七干校，还是可以的。”我不理解他的意思，我说：“假如林彪上台的话，我们恐怕连五七干校都进不成呢！”他点头称是。后来，马、徐、王三人在姚文元走以前到他那里去，他又说什么：“我想今年下半年可能要出事。”
现在才懂得，姚文元在“四人帮”挨了主席的多次严肃批判之后，正在考虑自己今后的下场，他害怕“出事”，他准备用“挤公共汽车，上五七干校”来对抗主席的批判。
当时是七月底，显然他已经知道了毛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对影片《创业》的批示，但他根本不向我传达。在园子里散步的时候，他忽然问我上海对《创业》的十条意见（即“十大罪状”）是如何传达的，我告诉他电影系统、样板戏剧组等已经传达到全体群众，他边听边说：“我坚持我的一条意见，就是当时的党中央为油田送毛主席著作，影片这样表现是错误的！毛主席自己不会送自己的书，刘少奇送毛主席著作吗？我在政治局会上也说了。”姚文元走后，我听到了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指示，内中讲到“罪名有十条之多”，联系到姚文元的话，他“坚持”他的所谓一条意见，就是针对毛主席指出的“十大罪状”而发的。现在我认识到，当时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除了刘少奇，还有周总理等领导同志，为什么不可以向油田送毛主席著作呢？姚文元和“四人帮”一起“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是“坚持”对抗毛主席的批示。后来，我向文化部某某某等说过姚文元“坚持”的这条意见，我还附和同意这条意见，我伙同他们一起抵制毛主席的批示，我是有罪的。
毛主席批评四人帮“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而姚文元在七五年七月十六日参加市委常委会讲话时，只字不提“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也不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竭力掩盖自己的错误，拒绝毛主席的批评。
在单独接见写作组负责人和姚文元直属的红旗组稿小组成员朱永嘉等人的谈话时（我未参加，现根据传达记录揭发），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提出：“研究党史还是要研究路线斗争，后六次是苏联通过它们来分裂我们的党，反对主席路线”。他绝口不提党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特别不提毛主席批判“四人帮”时强调指出的搞教条主义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的这段党史。因为主席引的这段党史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四人帮“统治”我们的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姚文元回避要害，反而要别人把注意力引到后六次路线斗争的苏联干涉方面去，他完全是用偷天换日、转移视线的手法来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当时，他还对写作组负责人说什么：“苏修的领导阶层都是搞技术的，而不是搞理论的。另外，技术方面也出了一批新资产阶级分子。”他想用这种办法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领导”和“无产阶级分子”，因为他和张春桥都是“搞理论”的，而不是“搞技术”的，意思就是不会成为修正主义的领导阶层。同时，他是想打倒一批“搞技术”，“搞经济”的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把别人打成修正主义领导和“资产阶级分子”。真是欲盖弥彰，苏修的领导阶层中的苏斯洛夫不是搞理论的吗？姚文元也好，张春桥也好，他们和苏斯洛夫都是一丘之貉。
我和姚文元的关系最深，从认识到密切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同时他的假象很多，过去我经常吹捧他。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很不容易识破。直到从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回来以后，我还没有和他划清界限，甚至为他惋惜。可见我陷得太深，转变立场太慢，当我反复学习中央16号文件，学习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之后，我又重新翻阅了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看到他利用毛主席一九五九年的指示，把当前我们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篡改成是经验主义，而且把矛头直接针对周总理（这一点是马天水和我在这次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回上海后，找肖木谈话要他去北京时，肖木自己供认的），我才对他愤恨起来，我才真正的和他决裂。正如华主席当面谆谆教导我的：“确实转变立场后会发现一些问题。”我相信，我今后将继续发现姚文元更多的罪行和我自己的严重问题。
昨天我又想起一件事，一九七五年七月他来上海，因为我平时说话、写东西经常要捅漏子，他教我一个办法：“以后你搞什么东西，都要写成书面稿子，然后送别人划圈。”我当时很感激他，以为这是要我少出漏子，是一种关怀。现在，华主席、党中央揭露了“四人帮”的罪行，我看清了，这正是姚文元的一种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阴谋手段，他自己篡改毛主席指示，把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篡改成经验主义，然后又把文章送毛主席圈阅，这正是最恶毒的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阴险手法。又如毛主席逝世后，姚文元伙同“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把它塞进九月十六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利用中央政治局同志忙于毛主席丧事的时刻逼大家画圈，然后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这实际上是宣扬了“四人帮”，宣扬了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当华国锋同志发现后，他又嫁祸于人，攻击别人是“修正主义头子”，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背叛马克思主义，简直恶毒阴险到了极点。打倒姚文元！
我紧跟“四人帮”，进行分裂党、分裂军队、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由来已久。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直非常错误地把“四人帮”看作左派，看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把他们攻击的人，看成是右派。我的立场错了，是非常颠倒了。张、姚、王在我们面前攻击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是经常的。我们听了以后，也是跟着攻击。王洪文调中央以后，曾经多次来上海，包括陪外宾来沪在内，他几乎每次都要在我们面前攻击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和军队的领导同志，攻击中共中央有关部和国务院有关部的领导同志，还攻击各兄弟省、市、区的领导同志。这些恶毒攻击的内容我正在继续写成书面材料上报。
批林批孔期间，张春桥、王洪文又鼓动我们直接插手军队，他们作了所谓批示，要市委常委和警备区联合开两委会，揭发警备区和南京军区的问题，我是最积极的打手之一。在他们指使下，我和马天水、王秀珍经常单独接见军队所谓一种观点的同志，实际上就是跟市委、跟张、姚、王跟得最紧的几个负责人；另外我们还在某些秘密的点里接见部队的同志，进行煽风点火。我们几个人根本没有军职，却插手军队，手伸得这样长，而且还直接到警备区看大字报。一面看大字报，一面点警备区的一些领导同志的名。在警备区的群众会上，我还说了“南京军区的某些领导人一贯正确的神话破产了”这种话，实际上我公开的把矛头指向军区的负责人，完全把自己凌驾于大军区之上。直到前不久，我还插手军队，以个人名义送材料，想要揪军内走资派。这样就进一步地分裂了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一九七五年七月底到十一月中，王洪文受了毛主席的批判后来到上海，这一段时间他除了吃喝玩乐以外，攻击和议论党中央、国务院、军队和各地的领导同志次数更多了。而且他往往是在议论邓小平的时候，联系起来议论了中央、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使我们的脑子里形成了邓小平和这些人是一起的、是一帮子这样的一种概念。
王洪文在上海期间，我们多次劝他是不是回北京去，他不去。十一月初，他在上海看到了清华大学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大辩论的简报，当时他非常关心。他告诉了我们，而且说那个地方辩论得很激烈，提到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劝他回北京去，他坚持还要再看几天。这说明他在进行政治投机，他是要看一看究竟谁胜谁负有没有分晓。又过了几天，他告诉我们：现在毛主席对教育部也有批示了，对七机部也有批示了。他觉得形势对他有利了，他就在十一月十五日动身回北京。当时，卫生部来电要有可靠的专人送药去，王洪文就同意让我的秘书带着药随王洪文的专机去北京。秘书到北京后由卫生部接待，没有到王那里去。办好事以后，秘书到迟群那里去过。找迟群时因新华社记者在场，迟群没有说什么。但第二天从文化部某某某处了解到很多情况。某某某说是迟群跟他说的：清华在批刘冰、周荣鑫了，中央在开会，揭露邓小平的问题。而且据说邓的问题是毛远新从新疆慰问团回来以后向毛主席汇报后揭发出来的。某某某还说什么毛主席要邓小平主持、要张春桥参加起草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某某某又说：毛主席在接见外宾后，说过：邓小平八年没有工作了，不懂得文化大革命，要张春桥给他讲讲文化大革命。某某某说这些情况都是迟群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后告诉他的。
十一月十八日左右，我的秘书从北京回来，我和马、王三人在锦江小礼堂听了上述的情况汇报，我们心中就有了底了。
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发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75］23号文件，我们认定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就是邓小平。我们从“四人帮”反动的立场出发，认为既然是两上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清华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而且又有教育部的问题、中科院的问题、七机部的问题，主席都有批示了，我们就认为邓小平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子。这一伙子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要算账，要翻案的走资派。在我的思想上，就想端出一伙来；在我的脑子里，就是“四人帮”正确，特别是张春桥正确。
十二月《红旗》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文章，当时我的心里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大进攻的信号。在这段时间里，“四人帮”连续对我们下达过几个指示：第一是关于发材料的问题。马天水电话请示张春桥后，张说“不用市委名义发，用下面名义发”。第二是张春桥亲自把北大、清华的《大字报选编》批给我们阅，授意上海也要贴大字报，并且指示要上海快编出自己的大字报选。第三是张春桥看到上海有几个县、团级干部对我们这样批邓的搞法思想不通，他在十二月中旬的一期简报上批道：“对这几位同志……希望他们能够取得主动权。”第四是王洪文直接打电话给市委，要上海市委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材料印成单份白头的一式几份送他。在他们指示的授意下，我连续干了一系列分裂党、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我做的第一件坏事，就是印发材料。我在县团级干部会议上听到同济大学有一份从国家建委科教局抄来的邓小平和几位副总理接见科学院的讲话，我就迫不及待地要文教组拿到几个大学去印，再让其他单位去要。后来迟群和文化部某某某也都送来了版本，内容有些不一致，经过修订，以迟群送来的版本为准。此外，我还收到江西省委的一个常委寄来的省委负责人的讲话（里面也有好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姓名），我如获至宝，一面下发印刷，一面送王洪文。
当时，我印材料的时候完全是搞阴谋，给了一个大学，我又告诉他们不要讲是我们给的，是你们自己从什么地方来传得来的；给了一个中学，又讲不要讲是上面给的，是你们自己印的。我曾经偷偷地把张春桥送来的清华、北大大字报选撕下来，复抄后贴到一个大学里去，一面张贴，一面又让这个大学进行散发，我还甚至要有的同志带着材料到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散发。
这样，大量的不署名的材料就从上海流传到全国，完全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做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忠实的工具，抛出几位政治局同志和副总理的材料，正如华国锋主席所严肃批判的，这是开国以来所没有过的。我的罪孽十分深重。假如这些材料上有王、张、江、姚的名字的话，我是决不会这样做的。这证明，我鬼迷心窍，拚命紧跟“四人帮”，打击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特别是《红旗》二月号《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发表后，我看到文章的第二部分批了“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论点，这很明显地是在批判政治局的一位领导同志，我更加心领神会。我迎合了“四人帮”的旨意，一心想揪出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来，只是口头上没有说出来罢了。所有上面这些见不得人的动作，是我跟着“四人帮”干的，有的我还发展了。在这个问题上，文教系统和其他系统的同志是没有责任的，一切罪责在我，因为这些阴谋活动都是我搞的。
第二件坏事是收集材料。我曾经从邻近各省收集材料，比如有关于各地运动的来信，各地右倾翻案风的表现，还有军队的情况、来信等，我甚至把外省有人议论张春桥历史上叛变过的一封朋友的来信，直接送给了张本人。因为我过去多次听张说：“我从来没有坐过牢，怎么会是叛徒！”我居然认为来信提到的问题是对张的污蔑。另外，我还把外地的有些情况，如某某省铁路局、某某省一个县的右倾翻案风的表现等、印发给参加县、团级干部会议的同志。
第三件坏事是交换材料。我把在上海收集到的材料，除上面讲的几件以外，还有某省传来的工业十八条等，都送给迟群、谢静宜。我又向他们那儿要了很多我们上海没有的材料，再转手印发下去。如上海第一次印发的不署名的《邓小平言论摘录》等，就是迟群、谢静宜送来的。
第四件坏事，是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这件事是王洪文直接来电交办的。由市委布置有关部门收集编写，然后印成白头情况或言论摘编，送王洪文和张春桥、姚文元。至今在我的文件里还找到上述的几份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黑材料，已交专案组。
第五件坏事是整人。我对一些对上海批邓的做法思想不通的或我们怀疑他们在外地参与右倾翻案活动的人就整，我在市委常委会上整过王一平同志，在区、县、局会议上，用各种手段整过农业局、电影局、科技干校的领导同志，压迫他们服从“四人帮”的指挥。
第六件坏事，是非法组织大串连。我根据清华的所谓“经验”，先在上海两年大学点火，再布置各校到这两所大学去看大字报，然后又请市委告各工厂都可以去看大字报，我在县、团级干部会议上自己还到处宣讲，煽风点火。
第七件坏事是刺探情报。凡是文化部、卫生部、外交部等有的人来，我们认为他们和“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有机会就和他们吃饭、密谈、刺探情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尚未在全国展开时，我就让秘书趁出差去京的机会，到文化部、《红旗》杂志、清华大学去打听情况，我还让在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同志去清华找迟群打听情况。当清华来人到上海要校办工厂的机器、材料的时候，我又亲自去招待所找他谈话，将打听得来的清华的八条经验（后来印成中央［1975］26号文件），先在上海传了下去。十二月下旬，马天水生病几天，我以汇报马天水病情为由打电话给王洪文问打听中央和各部运动情况，王洪文说：“路线斗争的头子，改也难”，“下次你们向中央发电报，可以点部老爷的名。”我更疯狂地想抓出一大帮子来。
我干了这么多坏事，当时并不知罪，还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批邓，就要“突破封锁”，“打破阻力”，还以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是利令智昏，鬼迷心窍。说明我跟着“四人帮”干坏事已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
从二月十九日开始，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某副政委五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批邓打招呼会议。当时，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已指定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了。但那次会议期间，上海小组住的京西宾馆的套间，变成了一个反革命串连的黑窝。来往的人有王洪文（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来了两次），张春桥（二月二十日下午、二十三日下午来了两次，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找马、徐、王去一次），江青（二月二十日晚来一次，二月二十一日晚找上海、辽宁等同志去一次），姚文元（二月二十二日晚来一次），毛远新（二月二十二日晚来一次），迟群、谢静宜（二月二十五日晚来一次），其他来的人有金祖敏、以及文化部、公安部、国家体委、《人民日报》的某某某等，还有几个部、几个省和军队的少数几个人。总之，每一次碰面，就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一次反革命黑会。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经作了指示，华国锋同志已经作了讲话，不搞串连，但是，我们却公开进行反革命串连。
会上，讲话猖狂之极，从来不提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几次会上任意点中央政治局同志、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军队领导同志的名，并议论、攻击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列举如下：
二月二十日下午，张春桥在上海小组套房内攻击华国锋同志和纪登奎同志。
二月二十二日晚，王洪文攻击叶剑英同志，并且指名污蔑各省和军队的领导同志是“还乡团的分团长”、“邓小平的老部下”等等。
二月二十二日晚，姚文元攻击华国锋同志。那天来了一个国务院经济部门的部长，他说：“现在国务院系统没有人管。”姚说：“你有主席指示嘛”，根本不让他找华国锋同志。同时，毛远新还攻击了王震副总理。那个部长又当着姚文元、毛远新的面，攻击了李先念同志和谷牧同志。
二十六日下午，张春桥找马、徐、王谈话时，攻击了纪登奎同志。同时胡说先来开会的五个省的领导都难以转弯，对有的省的领导还指名攻击。
二十五日晚，迟群、谢静宜来，和我们密谈，竭力把“四人帮”吹捧成批邓的英雄，什么“江青放炮，王洪文揭材料，姚文元有理论，最后总是张春桥作结论”等等。他们对绝大多数的政治局领导同志都作了攻击，有的甚至加以丑化。（以上攻击内容将另写书面揭发材料上报）。
“四人帮”还肆意攻击人民解放军，如二十二日姚文元、毛远新来后，谈到中国象苏联一样变修后怎么办，有的同志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容易。这时毛远新当着姚文元的面说：“那时要给你戴上一顶帽子，说你反党、反毛主席，那时枪口就会对着你。”
在这次打招呼会上，我们还收集了各部、各省“右倾翻案”的大量情况；我和王秀珍还曾到江苏省的领导同志面前去传播江青对彭冲同志的攻击，挑拨关系。
会议期间，我们到清华去听了一次“经验介绍”介绍人在会上公开大点某省某部的名，完全和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华国锋同志的讲话唱反调，继续搞乱全国，不让各地领导转弯子。
现在看来，“四人帮”反党集团早已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完全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他们实际上另立了一个中央，拿清华、北大作“窗口，指挥全国。而我们紧跟他们走。我也拿上海的两所大学做“窗口”来对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回到上海，在“四人帮”的鼓动下，我的活动完全和中央的五号文件反其道而行之。（1）我派出记者，收集邻省的情况上报，配合“四人帮”所谓“乱得不够”的分裂活动。（2）外地来的人我们接见，议论形势，搞串连，继续分裂各省。（3）在各种会议上，我们把清华、北大编的未经中央审定的《邓小平言论摘录》（初编、续编）等大量发送。经过我同意发送的有全国电视工作会议、赤脚医生工作会议的代表。我还向五个省熟悉的省委领导同志送了这两本材料，并写信暗示他们也和上海一样印发。（4）我在各种会议上大讲全国右倾翻案的情况，进行煽动。（5）继续交换材料，迟群专门打电话来要马天水在全市万人大会上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我给他送去了。直到毛主席逝世以后，他还和谢静宜送马、徐、王新编的未经中央审定的《邓小平言论摘编》各一本。
总之，开会回来以后，我的分裂党、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变本加厉。在这个过程中，江青还专门指示文化部组织几个电影厂给清华、北大和上海的几所大学和工厂拍纪录电影，给我们几个人的反革命分裂活动打气。上海市委内我们这几个人，已经成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公开的大联络点、黑基地，正如有的领导同志所批评的那样，我们几个人不仅是独立王国，而且还到处伸手插手，比之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还厉害。“四人帮”搞篡党夺权，已经用不着篡夺上海的权了，上海的权早已在“四人帮”的手里了。
上海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包括文教战线上的同志们在内，他们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而“四人帮”和我却利用批邓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证明他们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而我却紧跟“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是反对毛主席。我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我在宣传方针上，对“四人帮”唯命是从。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上海广大群众十分哀悼，上海的报纸和刊物除了发表中央的讣告、悼词、报道和唁电外，都想发表本市的吊唁活动情况和群众的悼念文章，有的报道象《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等都已写出，有些文艺、诗歌、短文等也排好了，但我打听到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各地报刊的口径后，知道“四人帮”不让登。当时，《朝霞》约了文艺界的几位同志写了悼念文章，我又要写作组文艺组的负责人直接去问肖木可不可以登，答复是不登。这样，我就把上海本市的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文章统统拉下来了。我和市委的几个同志商量，决定采取在几个刊物内专加一个插页的办法，精印总理的照片和讣告，表示悼念。最近据揭发说后来姚文元通过《红旗》编辑部提出批评。有一个《上海少年》的刊物我们没有通知，结果登了一篇周总理来到少年宫的悼念文章，姚文元知道后又批评。“四人帮”对总理是如此刻骨仇恨，而我却听从他们的旨意，砍掉了很多篇上海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我对敬爱的总理犯了大罪，我对全市人民犯了大罪。
我对华国锋同志的态度，也完全是以“四人帮”的态度为转移的，早在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业务组领导工作的时候，张春桥就说过贬低华国锋同志的话。周总理逝世以后，我内心是想要张春桥当总理的，但我觉得他树敌太多，资历不够，恐怕摆不平。当时，马天水还想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建议要另一位副总理当总理，我和王秀珍反对，我们说这类大事应该听主席的安排。等到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发来以后，我们对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大为意外，在康平路学习室议论时，我和马天水都认为：华国锋同志为人比较中间，左右都能接受。因此在市委向中央发电报拥护时，对一号文件是批邓斗争的胜利讲得很多，对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和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陈锡联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只是表示坚决听从主席的安排，拥护毛主席的提名和政治局的决定，没有作什么评价。这证明我中“四人帮”之毒太深，把他们看成“左派”而把别人都看成中间派和右派。“四人帮”又向我们封锁毛主席亲笔写给华国锋同志的“你办事，我放心”的重要指示（华主席最近告诉我们，姚文元在政治局会议上亲自看过这指示）。我们从“四人帮”的观点出发，任意歪曲毛主席的安排。我听了“四人帮”的话，就不听毛主席的话。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以后，上海群众的反映很强烈，而我却几次把报社情况简报上群众对毛主席的安排感到放心的完全正确的内容，以及群众对华国锋同志高度评价的语句，大量删去了，只留下较为简单的表示拥护的内容。我的罪责是极其严重的。今年二月底，我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会时，迟群这个家伙在吹捧“四人帮”后，提到华国锋同志，竟然冷冷地说：“还可以，人还忠厚”。他们这帮子其实早就知道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高度评价了（这次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上，汪东兴同志传达的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的三条重要指示），但迟群等人却还要如此攻击华国锋同志，这完全是和毛主席唱反调。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有一次曾告诉我，“国锋同志表示自己马列水平低，毛主席说就选一个马列水平低的当。”肖木又说：“毛主席还告诉张春桥、王洪文说，不一定有能力的人当主要领导。”不论后者这话是否当真，总之，毛主席是在警告张、王等人，毛主席早就看出了他们的野心，对他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而今年二月张春桥在会见马、徐、王时，我们请他回上海一次，他却假惺惺地说什么：“国锋同志刚出来工作，需要支持他，我离不开。”我中了“四人帮”的毒，完全歪曲了毛主席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的伟大的和深远的意义。我有一次到写作组开会时，居然胡说什么：“毛主席很会处理各种关系。去年邓小平上台，因为只有邓最适宜，能把党政军一把抓。现在邓垮台了，毛主席又决定让华国锋同志当代总理，因为只有他最适宜，能把各方面摆平。”我还说什么：“不一定水平最高的人当第一把手。九大时毛主席就说过，好人不一定都进中央委员会，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我这些话，吹捧了张春桥，同时把矛头直指华国锋同志，也是直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的。我贬低和反对华国锋同志由来已久，这也为我在直接指挥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过程中，后来把矛头直接指向和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提供了反动的思想基础。
至于“四人帮”搞捏造罪名，陷害同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非常凶恶的。在多起事件上我都做了帮凶和打手，例如一九七二年九月张、姚来上海，在延安西路200号开会，主张工宣队脱工装，直接违反毛主席的指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复旦的工宣队卢善鹏等同志提出了正确的意见。有一天，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以及朱永嘉找了马天水，马天水把我找去，联系到另一位工宣队员讲了几句不满意张春桥的话，张的秘书就说是复旦第三次炮打开始了。他马上上报材料，张、姚批下来说，这个会是总结经验，有什么不可以开的等等，我就对复旦党委的负责同志施加压力，逼着复旦党委和工宣队把卢善鹏同志等批了很多次。以后张春桥又充当好人，批了个意见说算了不要搞了，才停下来。这完全是政治迫害。而我则是这场政治迫害的直接指挥者，我向受害的卢善鹏同志等沉痛请罪。
我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要害是死保“四人帮”，以武力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不但同意调动民兵、军队，准备反革命舆论，而且有恶毒攻击华主席的反革命思想和言论。我如实交代如下：
十月七日晨，中央办公厅通知马天水去开会，我就感到突然。因为：（1）九月二十一日我在北京见到张春桥、王洪文两人时，都问过近期有什么会议，他们说没有。此事回来后和市委常委说过。（2）九月二十八日肖木来沪给市委常委传张春桥的话时，我们问他，说也没有会议安排。
接着，马天水告诉我和王秀珍等，这次开会，中办又直接通知了周司令，这是从未有过的。过去都只告诉一个主要负责人。这又引起了我们怀疑。
同时，王秀珍连续给王洪文在北京的秘书打电话，根本打不通。
上飞机前，我们约好要马天水的秘书抵京后来电话和我们通个气。结果因为他找不到王、张、姚的秘书，电话未来。
七日晚上，王秀珍找来金祖敏在上海办事的秘书，通过京西宾馆的熟人电话找到马天水的秘书，说尚在待命，会议有上海、江苏、山东、湖北，还有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等参加。
晚上十一时左右，我给文化部某某某打电话，他说原定八日带文化代表团出国，忽然接到华总理指示不出国了。我觉得一定出了大事，因为毛主席逝世时有些代表团还照常出国的。
半夜，我给卫生部某某某通了电话，她正在开会，她说没有什么事，不过《人民日报》的某某某昨晚也打电话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王秀珍把我、冯国柱、张敬标找到康平路小礼堂商量。我们又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以及廖祖康、肖木都找来。他们分头给北京姚文元的秘书、姚的老婆、钓鱼台王洪文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服务员等打电话，又给紫光阁的某某某打电话，廖祖康甚至给八三四一部队值班科打电话，都不通。我又给迟群打电话，秘书给总政的一个熟人打电话，都不通。我和肖木再分别给人民日报某某打电话，他神态反常，旁若无人。我还给浙江、福建省的领导打了电话，没有摸到情况。
最后，张敬标给马天水秘书打通了电话（当时马已经去参加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回来了，思想不通，影响了他的秘书），秘书在电话中情绪低落，说是“胃病发作”；廖祖康抢过电话，听后也是同样的内容。
我觉得应该亲自给马天水打一次电话，因为他在主持上海的工作。接通马的秘书后，我说我有极其重要的事要请示马老，一定要马老通话，他去请示后答复，马老不能听电话；我又问，马老究竟在不在？他答：马老身体不太好。我再问，你那里情况究竟怎么样，他明显地暗示：“我的老胃病重犯了。”放下电话后，经办公室了解核实，他没有什么胃病。
同时，我们收到警备区作战处的电话记录说，军委首长指示，部队战备工作转入正常后，发现有的单位有些松懈，请检查一下。战备工作不能放松，仍应提高警惕，注意敌情，边防（沿海）防止内遣外逃。我们读了这份电话记录以后，大家议论纷纷：一级战备刚撤消，为什么又要加强战备，而且要防止“内遣外逃”。“老胃病复发”，是不是指老帅或某些军区的负责人动手了。加上警备区又来通知，说总政原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阅读现场会议不开了。于是，大家判定肯定出事了。当时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朱永嘉、肖木、廖祖康等人。
“四人帮”和我们的一切联系被割断了。由于“四人帮”的长期毒害，我凭我的反革命政治敏感性和上述的一系列迹象判断，觉得极可能发生了军事政变，而且已经把“四人帮”扣起来了。
午饭前，王秀珍约金祖敏的秘书来，要他下午随一架专机到北京去摸清情况，约定最严重的情况暗号为“心肌梗死”。
同时，我同意了王秀珍提出的下午要找民兵负责人，王少庸提出的要找公安局负责人来打招呼；我还主动提出，下午要找报社、电台等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来打打招呼。
午饭后，我休息片刻，从我家中书橱柜子内取出一九七五年初我写给张、姚的三封信的底稿，把它烧了。（此事已向领导报告另作专题交代）
接着，我们就和公安、民兵的负责人打了招呼。此前，王秀珍把部队的两个负责人也找来谈了一下。我找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打招呼时，给他们灌输了反动思想。我说了中央台通知停播的两首歌曲《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某某某突然不出国了。和人民日报的某某通电话时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领导都联系不上，又来了“老胃病发作”的暗示，可能出问题了。我谈了军委首长加强战备的指示，然后从我自己的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的推想出发，我非常反动地说：苏修侵捷时捷克国家广播电台只听一个负责人贝利康的指挥，坚持广播了一天的抗议声明，根本不听苏军的。我布置新闻单位加强保卫，还说准备调民兵去保卫。我要他们发表什么东西，都要告诉市委，实际上想把舆论都控制起来。当时。我又找来《人民日报》研究，发现七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还出现过“按既定方针办”黑体字，所以最后我说，“还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下午五点多钟，由我主持召开常委、列席常委会议，把我们的反动估计向大家打了招呼。但因为怀疑军队，没有通知应该列席的武占魁同志（空军）和康庄同志（海军）参加。
我马上赶回康平路学习室，讲了文化部电话，廖祖康听了表示怀疑，他马上打电话到钓鱼台江青那个楼核实，接电话的是放映员某某，说服务员某某今天根本没有来过。廖判断刚才文化部打通的电话是假的。他又告诉了王、张、姚的三个电话号码，让文化部再打一遍，不久他们回电说都打不通。我又告诉他们打电话找马天水试试。
与此同时，金祖敏的秘书从北京打来电话给上海警卫处某某某报告暗号：“我娘心肌梗死”！大家都惊呆了。
接着，公安部某某某又电告，说刚才金祖敏的秘书曾经进过京西宾馆，后来在他那儿打的电话。公安部某某某在电话中说了三句话：“人员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最后，文化部某某某来电话：“马老不接电话。我们都病了，有病情。”
这时，肖木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
于是，大家议定再也不能往外打电话了，下一步可能要对我们动手。形势严重。
这时，在场有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朱永嘉、肖木、廖祖康等人。
朱永嘉突然提出，“我看这次是某、某两个结合，其他人是搞不起来的。”他是在会上把矛头首先直接指向华国锋同志的第一人。
大家听了都楞了一下。廖祖康同意朱永嘉的分析，并说：“8341”部队是很厉害的，听某主任的，没有某主任指挥，一下子搞掉四个人是不容易的。”
朱永嘉又说：“他们先抓人，然后宣布一个决定，说这几个人反党。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象巴黎公社那样。”
大家都不响，我当时把这些话都听进去了，证明我的反动思想是和他们一致的。
这时，大家都急着怕被抓去，怕当天晚上被一网打尽，议论要分两个点，撤出康平路机关。王少庸说白天问过民兵情况，很分散。有同志去问了一下民兵数字，值班的二千五百人，分在各厂，还有三万一千人可以待命（后来了解实际只有一万一千人）。王少庸又问：有没有一个团的力量形成拳头。这时廖祖康提议要把几个部队的负责人带在身边，我们同意了。大家催着快分散，由我执笔开了两个名单，分两个点：
一号点，设在一个招待所，有徐景贤、王少庸、张敬标、朱永嘉、部队的两个领导以及我的秘书等人。这是文的一路。二号点去民兵指挥部，有王秀珍、冯国柱、廖祖康以及部队的两个领导等。这是武的一路。在征求意见时，张敬标提出他留守康平路机关，朱永嘉也提出他去陕西北路经济组找几个人，准备舆论，我同意了。这时廖祖康又提出要把工总司的老造反头头集中起来，朱永嘉表示支持，说这样可以发动工人，我也同意了。廖祖康提出黄金海、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某某某等人的名单（后来他们又加了汪湘君），我一一记下交给了王秀珍。这时，大家急于分散，我又给王秀珍写了一张纸条提醒：请民兵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人待命，加强值班，并立即派民兵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分手时说定，大家作好准备，最后听徐、王指挥。
于是大家一哄而散。一号点的几个人在学习室等部队的两个人前来。不久，他们来了，我也跟他们打了招呼。这时正好半夜零点，电台广播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听了广播，“四人帮”过去灌输给我的反动思想更为抬头，我进一步怀疑这两个决定，特别是第二个决定，我一听是要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而我九月二十一日到张春桥那里去时，他还说过：“考虑不准备分别出五卷、六卷，准备先把有主席手稿的、经主席审定过的文章先合成一册出版，免得五、六卷如何分期引起争论，同时，其他文章一时也审定不了。”我听了中央的第二个决定，觉得和张春桥的意见不符，而且我估计一定是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我心想：五卷怎么可能“尽快”出版呢？特别听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提法，我更进一步发展到恶毒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坐上汽车到某招待所的路上，我对王少庸说：“发这两个决定的做法很坏，他们捞了稻草，看来是个阴谋！”当时，我的反革命思想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对我们敬爱的华国锋同志这样肆意恶毒攻击，完全配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该万死。
到了招待所，大家都休息了，前后处理过三次电话：先是朱永嘉来电，要找我谈，不同意九日上海两报发中央两个决定，被秘书挡了回去。其次是张敬标来电，说朱永嘉在他那儿谈了很久，他很同情朱永嘉，还是要来找我，秘书用我已经休息了为理由又把他挡回了。第三个电话是凌晨两点半左右，廖祖康从民兵指挥部来电说有要事，秘书把我叫起来听了电话，电话中廖祖康说：秀珍、国柱同志他们意见要加强电台和市委机关的保卫，建议请某师长通知电台的警卫连，由电台负责人指挥；康平路机关的警卫连由市委办公室指挥。我记下了字条给了部队的某师长（和我们同住在一号点）去部署，这实际上是下了调动军队的“手令”。同时，秘书告诉我朱永嘉准备不让上海两报发中央的两个决定。我当时的反动思想是和朱永嘉一致的，但我觉得中央这两个决定本身是广大群众拥护的，报纸不发的话会失去群众。因此我觉得还是要发，所以立刻给写作组某某某打了电话，告诉他报纸要登两个决定，要朱永嘉稳住。
这时，二号点的活动在民兵指挥部进行。
九日早晨，冯国柱先到一号点，接着张敬标来了，王秀珍在安排张春桥、王洪文的家属后也来到了。我和他们商量，今天如何对两项决定表态。我们就一起返回康平路学习室，读了中央两项决定的清样。我继续从极端反动的思想出发，细看了第一项决定，觉得找不到岔子；细看了第二项决定，我觉得一没有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没有写批邓，三没有写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没有写“按既定方针办”，我说我们的表态电报要把这四条加上，这实际上是要和中央的决定对着干。冯国柱建议，我们可以表态拥护两个决定，但不要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我同意了。我们还议论到：这第二项决定里中央办公厅很突出，我数了一下共有三处。我们当时的反动思想仍是攻击华国锋同志和汪东兴同志的。张敬标就根据这些意见打电话给办公室起草文件的同志，要他们照办。我们又商量还要继续给马天水打电话，问如何表态。
十时左右。昨晚分散的人又集中起来。这时，从电话里得知文化部、卫生部那里已经收到中央15号文件，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是，我急着给马天水打电话。当时，马天水已经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第二次接见回来，但他仍不肯接电话。我对马天水的秘书说中央发了两项决定，听说还有一个15号文件，如何表态。他放下电话去请示后答复八个字：“热烈表态，坚决拥护”。我接完电话，在场的常委同志一致不满意，说这么重大的事，马天水为什么不接电话。于是常委决定，一定要马本人接电话。因此又推王秀珍去打电话，磨了好久，马天水终于来接电话了，他还是要我们热烈表态，坚决拥护。王秀珍问他见到三位领导（指王、张、姚）没有？身体好不好？这时马天水撒了一个谎，他说：“他们身体还好，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和我个别谈了。”这样一来，大家就如释重负，说是一场虚惊。于是赶快准备起草两个电报，一个是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一个是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当天下午，我们收到了15号文件，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和组、办扩大会议，会上我还说：“马老和周司令到北京开会，刚才通上了电话，见到了上海在中央工作的三位领导，他们身体都还好，工作很忙。马老要我们对中央的两项决定和15号文件热烈表态，坚决拥护”。
从表面上看，我们确实写了两个比较热烈的电报，而在我的心目中，根本不是真正的拥护华国锋主席。而是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是“四人帮”拥护的，这样我才拥护。说穿了，我拥护的是“四人帮”，不是华主席。在我看来，“四人帮”就是党中央，党中央就是“四人帮”。这就是我的反动立场，说明我早就死心塌地跟定“四人帮”了。
发了电报以后，吃过晚饭，我和王秀珍商量，要立即撤销民兵的战备集中和待命的决定，马上恢复正常，不然要引起误会。王秀珍当即向民兵指挥部施尚英打了电话，告诉他：“撤销五位数（即三万一千人，实际上只有一万一千人），保持四位数（即二千五百人）恢复正常。”王秀珍再次问施尚英：“你懂了吗？”施回答：“懂了”。
接着，我和王秀珍在学习室和廖祖康谈话，要他即撤销廖祖康设在另一个招待所的那个据点，他表面答应了，在座的有冯国柱、张敬标等同志。（后来据了解，他们那个点根本没有撤销，由黄涛、廖祖康直接操纵和指挥，把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戴立清、施尚英、某某某等弄在一起，等于另立一个市委，一直搞到十三号我们回来以后。）
九日晚上马天水通知我和王秀珍去北京，并说由空军派专机来接。
十日凌晨，我获悉新华总社赵棣生同志通知新华分社徐寿铿同志，今后不再提“按既定方针办”，我即请秘书告文汇、解放两报负责人，上海报纸宣传要以人民日报、新华总社为准。并告诉了写作组，但忘了通知人民电台。
十日上午，发表了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我和王秀珍、冯国柱、张敬标在我办公室里又错误地分析了形势，认为社论所说：“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可能是有人反对华国锋同志，而“四人帮”是站在华国锋同志一边的，结果胜利了。但我们仍怀疑中央出过事，还怀疑中央办公厅的主要领导同志。十日中午，文化部某某某等来电询问时，我还把这个完全错误的形势分析和反动的怀疑，告诉了他们。下午，专机抵上海后听说江苏、山东的负责同志都要回来了，而我们却还要前去；心中就认为上海在中央的三个人，肯定有人出事了，并认为可能是王洪文，中央要徐景贤、王秀珍去，是为了回来做新干部的工作。后来，专机到了郑州停靠后，要将机上人员一一报名单后才准予起飞，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又使我们疑心生暗鬼，准备到了北京以后豁出去回不来了。
走以前，我们还和常委约过暗号，但晚上到了北京，听了马天水、周司令讲了中央会议的精神，听到有毛主席关于解决“四人帮”的多次指示，我们的思想虽一时还不通，但我们商量后觉得应该立即电告上海稳住。打电话的内容经过书面请示中央办公厅同意后，我当晚即打了电话，告知冯国柱：“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一切等我们回来以后再定。”以后，十一日、十二日每晚都由王秀珍、马天水打一次电话，告知上述精神；十一日还通知上海的宣传口径要按照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以上精神，留在上海的市委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他们是基本执行的，他们做到了“一切等我们回来再定”这一条。但是，黄涛、廖祖康的一个点和朱永嘉、肖木的一个点，后来继续搞了大量的活动，一直发展到十二日晚上的进一步大闹，布置反革命武装暴乱和十三号的反革命吹风。这是我们在八日阴谋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活动的一种恶性继续和发展，我虽不在上海，但仍要负最主要的罪责。
这次在上海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我是直接的决策者的指挥者，我之所以能干出这样的事，决非偶然。这是“四人帮”长期以来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
“四人帮”妄图把上海民兵作为他们搞阴谋、搞野心的工具，蓄谋已久。上海民兵指挥部过去一直叫“文攻武卫指挥部”，“文攻武卫”的名称就是江青提出来的。后来，张春桥看到全国都叫民兵指挥部，上海仍叫“文攻武卫”，感到太露骨，便下令把它改掉。但他们仍然要把上海民兵指挥部作为市委、市革会的一个直属武装部门，不让警备区插手。
一九七三年八月，突然以中央的名义把一九六七年张春桥写给毛主席的一份关于在斗争中重建上海民兵的报告，影印后发给全国各省市，上面写有毛主席批给几个人阅的批示，但我记得毛主席并没有写“同意”等批示。当时，市委还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学习讨论，并传达到区、县、局的干部，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觉得上海这样搞民兵武装山头是完全符合主席路线的，是合法的。我现在怀疑，这是张春桥、王洪文他们搞的一个阴谋。因为这个文件只讲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重建上海民兵，根本没有讲民兵脱离军队的具体领导之类的内容。“四人帮”想以这个报告为掩护，在上海拉出一个武装山头，和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相对抗，这是他们筹划经营已久的要害问题。这个影印件是发至全国各省市存档的，请华主席、党中央重新予以审查。
去年七、八月，王洪文来上海期间，在锦江小礼堂开了一次黑会，王洪文在会上狂叫：“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还要把这支队伍拉出来！”这更彻底地暴露了“四人帮”的杀气腾腾的个人野心。
今年批邓打招呼会时，二月二十二日晚，王洪文到京西，对我们说：“邓小平想敲掉上海民兵的经验，他要某某省抓出材料来，否定上海民兵的经验。上海民兵是毛主席支持、关怀的，春桥和我两个人搞的嘛！”这充分证明张、王妄图把上海民兵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由来已久。我为他们拉武装山头大造舆论。我跟着王洪文去打过靶，我还建议过一个单位的民兵学开飞机。我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干得非常卖力。
总之，“四人帮”长期以来，违背毛主席的“党指挥枪”的教导，分裂党，分裂军队，擅自大立上海民兵的武装山头。几年来，还擅自发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轻重武器。同时，张春桥经常对我们讲：“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这是在灌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反革命思想。王洪文经常叫嚷：“要上山打游击”，“进某某山（上海附近的国防工事）坚守”，“上海没有退路，两边一夹击，只能死守“等等，肖木九月二十八日来传话，暗示林彪、邓小平式的人物要“搞上海”，“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这就等于下了反革命的动员令。长期以来，我对“四人帮”唯命是从。在我的眼里，“四人帮”就是党中央，张春桥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是碰不得的。谁反对“四人帮”，我就要死保他们。我认为，军队的同志如果反对他们，我要和军队的同志拚；而这次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就负隅顽抗，同意调动民兵、军队，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妄图以武力对抗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的罪孽是万分深重的。
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广大民兵，在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四人帮”和我们几个人妄图蒙蔽广大民兵，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但是广大民兵发觉了阴谋以后，奋起造了“四人帮”和我们的反，这说明上海民兵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最近人民广场的十万民兵大会，显示了上海民兵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的坚强决心，对“四人帮”和我也是最有力的声讨和批判。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根子在“四人帮”，但我犯下了弥天大罪，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向敬爱的华国锋主席请罪，向党中央请罪，向全国人民和上海人民请罪。我请求中央给我以最严厉的处分。
在北京时，华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要转变立场”，但我回来以后，开始总以受“四人帮”蒙蔽者自居。在中央领导同志面前，我们讲过以前不知道有“四人帮”，但是，现在看来，我只是不知道“四人帮”这个名词，而实际上我是清清楚楚知道这四个人是抱成一团的。我自己则是和“四人帮”连在一起的，我把他们的命运看作是自己的命运，他们垮台了我就惊惶失措。回到上海以后，我还没有认识到这场斗争的性质，还把自己放在无产阶级一边。经过反复的学习和思想斗争，经过领导的教育和群众的批判，我才逐步认清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不斗怎么行呢？“四人帮”搞篡党夺权，自成体系，我就是这个体系里面的一名得力的干将；“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我就是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我跟着“四人帮”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就必然搞修正主义。用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来衡量，我那里是什么“左”派呢？右得无可再右了，是极右。我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话，只听“四人帮”的话。我中毒太深。在全市两个热烈欢呼的庆祝大会之前，当我看到致敬电初稿上写有“敬爱的华主席”，我内心深处居然对“敬爱的”三个字感到很别扭。我的思想是何等反动呀！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华主席在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着修正主义复辟的最危险的时刻，采取了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我们的党。华主席就是值得敬爱！华主席就是我们党的当之无愧的领袖！当我的立场逐步转变的时候，我才真正产生对华主席无限信赖和无比热爱的感情。我极度愤恨“四人帮”，我也极端愤恨我自己所犯的罪行。我跟着“四人帮”走得太远了，现在“四人帮”已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灭亡，我要改悔，我要脱胎换骨，我愿意彻底揭发、彻底交代“四人帮”和我自己的罪行。上海广大民兵干部是没有责任的，文教战线和其他战线广大干部是没有责任的，主要罪责全在我。我恳切地请求大家彻底声讨、清算我的罪行，对我揭发批判，进行挽救，我决心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请敬爱的华主席，请党中央，请市委领导同志和全市军民看我的行动吧！
来源：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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