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6-11-6 作者：王秀珍
王秀珍过去，我跟“四人帮”反党集团跟得很紧，干了很多坏事，陷得很深。从九大时起就跟着“四人帮”，崇拜他们，迷信他们，对他们感恩戴德，跟他们干了很多坏事，犯了严重罪行。经过华国锋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耐心教育，经过同志们和广大群众的揭发、批判、，我决心同“四人帮”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同时彻底清算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现在，我进行揭发和交代。
一、首先揭发王洪文这伙人疯狂地对抗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
去年五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向他们发出了严正警告。但是王洪文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批评，反而怀恨在心，竭力对抗。就是在毛主席批评后，王洪文在去年七月窜到上海。到上海后，他就让秘书廖祖康对市委办公室同志说：要给他准备一间办公室。意思是王洪文不准备回北京了，要与毛主席对抗到底了。有一次，马天水、徐景贤同志和我去看他，他脱口而出说：我有什么权！党的权、政府的权、军队的权，都没有。我只有一个办工农兵学习班的权。他还大肆发泄说：什么要我主持工作，是他们把我往火坑里推。他还说邓小平能见到主席，他见不到。这些黑话，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罪大恶极。这些黑话，也充分暴露了王洪文的野心。我听了这些反动的话，没有报告毛主席，我有罪。
在毛主席那次批评“四人帮”后，姚文元也来过上海。我向他汇报工作，要他见总工会全委会的同志，他对我说：你不知道，我在那里处境很困难呀。接着又说：我身体还可以，还能挤公共汽车，我准备到五七干校去啦。他还说下半夜要出什么事（我当时不懂他的意思）。这完全暴露了姚文元拒绝毛主席的批评教育，不肯改悔的顽固立场。
对邓小平的解放问题，毛主席有过几次指示，“四人帮”一直是抵制的，反对毛主席的（张春桥在今年二月就讲过：邓小平出来工作，江青是不满的）。直到一九七三年，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发了文件，恢复邓小平副总理的职务，转发了他的检查。当时，我对邓小平的检查是不满的，对邓小平的解放、任用有看法。后来，在市委对这件事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流露了这种情绪，采取了一种保留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同毛主席指示唱对戏。这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就是反对毛主席。
还有对待陈丕显同志的问题。“四人帮”一直抵制、反对解放陈丕显。后来毛主席作了批示：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才不得不于一九七四年解放陈丕显。但是，“四人帮”还不甘心。王洪文于七四年十月九日打电话给徐景贤同志（第二天又打电话给我）说：陈丕显要解放啦，快叫专案办打报告，你们快点提一批一月革命风暴的老头头名单出来。意思就是把陈丕显的一些对头人提出来。后来，根据王洪文的旨意，我同其他同志商量提出了一份一百八十一人的所谓“老头头”的名单送给他，有十多个人都作了安排，其中有某某某等人。这样搞，名为“落实政策”，实际上是同毛主席的批示对着干。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也有罪，参与了“四人帮”对抗毛主席指示的罪恶勾当。在市委讨论陈丕显的职务安排时，原来提出安排为市委委员和市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张春桥说：先安排副主任，党的职务以后再考虑。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意思，修改了原来的安排。今年二月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时，姚文元对我们说：对陈丕显，我们是落实政策的，安排他当副主任，邓的问题是要搞兜底翻。张春桥对我们说：邓小平转送陈的信，没有告诉他，他大发脾气。后来还听了金祖敏讲陈丕显的坏话。我回上海后，传过和说过“陈丕显同志到北京后，住京西宾馆门庭若市，一周换几套服装，末班车没有轧上”等一些话，这也是错误的，因为陈丕显同志到北京，是经过毛主席圈阅的。我这样讲，实际上是对待毛主席指示的态度问题。也是反毛主席的。
二、揭发“四人帮”反对、仇视周总理的严重罪行。
去年，王洪文在上海，某某某同志打电话给徐景贤同志，说周总理病情恶化。徐景贤同志和我马上到王洪文那里，劝他快点回北京。他却冷酷地恶狠狠地说：“还早呢，你们不知道，这种病有得拖了。”到去年十一月月中，他才回北京。到北京后，他竟迟迟不去看周总理。后来，去看周总理时，他没有说两句话，周总理就示意让他出去了。可见周总理当时已经看透了这个人，不愿意同他多讲话了。更令人气愤的是，听说，在周总理追悼大会刚刚结束，一走出人民大会堂，王洪文就要去打猎。汽车司机一听气坏了，耐不住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因为司机不肯开车，才没有去成。但是过了两天，又去打猎了。这几件事情充分说明了王洪文对周总理是多么仇视，也暴露了王洪文一伙人迫不及待地要篡党夺权的野心。
去年三月，我去北京参加人大常委会议，见到张春桥，我向他反映了王洪文秘书廖祖康任意调房子的事情。张春桥当时对王洪文的生活作风表示不满，但他接着就说：“这都是某某某怂恿王洪文。”“四人帮”相互包庇，抱成一团，胡作非为，狼狈为奸，张春桥竟然倒打一耙，栽赃诬害，这完全是对周总理的污蔑和攻击。张春桥这句话，我没有对别人讲过。但是，我没有向毛主席报告，我有罪。
三、揭发“四人帮”攻击、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分裂党中央的严重罪行。
这方面，我的罪行也是严重的。
早在一九六九年，参加九大时，张春桥授意王洪文，对我们上海代表说：对几位老帅，不能给满票，要杀杀他们的威风。这完全是践踏党内民主，打击中央领导同志的阴谋活动。当时，我照着做了。那次，几位老帅的票数是比较少。在会议过程中，在张春桥授意下，用上海代表的名义请陈毅同志参加我们的会议，实际上是批陈毅同志。我当时也是最起劲的一个。九大后，我也散布过指责、贬低、攻击陈毅同志的话。
一九七四年初，姚文元离开上海时，在我们面前有意贬低、攻击一位老帅。说毛主席批这位老帅了。还说下半年要出事。还讲了苏联现在是修正主义，今后怎样变回来？
去年十一月，王洪文从上海临回北京时，对我和金祖敏、黄金海、叶昌明、陈阿大等说：你们不知道，中央斗争多么复杂，政治局就分好几派呀，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了。这完全是分裂党中央的反党言论。这些话我都听进去了，中了毒。
今年二月，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都给我和马天水、徐景贤同志讲，国务院的一些部门，除了文化、卫生、公安等几个部外，都怎么怎么不行，批邓没有批起来。谢静宜有一次同我们交谈中，讲到政治局批邓时说：最有水平的是张、江、姚、王四人，还有另外两位还比较好，其他同志都怎么怎么不行。谢静宜大肆吹捧“四人帮”，丑化、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这是十分反动的。特别是毛远新以毛主席联络员身份，攻击了好几位副总理。如说某副总理到东北后，不去了解大寨情况，而对挖金子倒很感兴趣等等。
“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这些反动言论，对自己影响很大，中毒很深。我在市委常委会上、党员干部会议以及工会的部分同志中，都散布过这些言论，我做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分裂和反对党中央阴谋活动的帮凶，参与了“四人帮”分裂和反对党中央的阴谋活动。我恨自己成为“四人帮”的帮凶。
四、揭发“四人帮”攻击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妄图打倒一大批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破坏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破坏大好形势。
这方面，我紧跟四人帮，做了他们的传声筒，做了他们手中的棍子，干了不少坏事，造成严重后果，犯了很大的罪。
今年二月，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毛远新、迟群、谢静宜，还有金祖敏、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等人都到我们的住宿处来过，王、张、姚等都来过几次。一时间，我们住宿处，简直成了串连站，一些人川流不息地来到我们那里，激昂慷慨、声色俱厉地大肆散布攻击、污蔑一些地方负责同志的言论，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妄图利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打倒一大批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罪恶用心。
我对这些言论，都很听得进去。回到上海后，在市委常委会上，接着在党员干部会议上，我都原原本本地传了这些言论，有的话，我在党员干部会议的几个小组里都讲过。我卖力地加以扩散。市委在四月二、三日召开全市批邓经验交流大会，我原来准备了篇发言稿，把“四人帮”攻击一些地方领导同志的主要内容都写进去了，后来这篇发言稿送给张春桥去看时，他连忙告诉我们：有关外地的事情不要讲了。张春桥怕在大会上讲了，就会露馅。可见，“四人帮”搞的都是阴谋诡计，耍的是两面派手法。这些话，在大会上我虽然没有全部讲。但是，后来去市五七干校时，下厂时，还有参加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的一些会议时，我都带有煽动性地散布过攻击外地负责同志的言论。有一次，我去照相机三厂，我讲了攻击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兄弟省领导同志的一些言论，讲了南京等地有人不给上海去的人住旅馆等，挑拨了上海同兄弟省的关系。我还传了张春桥在一份关于蔬菜问题材料上的批的话：“靠外地是靠不住的，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后来有人把这次讲话内容传到外地去了，我就着急起来，还要化工局有关同志进行检查，想抵赖不认账，这是错上加错。有关攻兄弟地区的言论，我扩散得最多，有的部传到了外地，有的地方油印出来、张贴出来，起了很坏的作用，干扰了外地运动，破坏了那里的大好形势。
我不仅散布过这些言论，还把江苏一位同志的所谓“告状材料”，送给王洪文。还有河南一位同志来上海时，黄金海帮她写了“告状材料”，这份材料我也看过。批邓初期，我还收集过外省的材料，还要团市委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送给我。罪责在我。迟群向我要材料，我把在上海收集到的一些材料寄给了他。还有当兄弟省有的同志来上海时，我们把清华、北大编印的材料，送给他们，请他们到大学里参观大字报。我还把有关材料寄给两个省的同志，同辽宁交换过上海和他们的大字报汇编。这样，“四人帮”通过我们的手，实际上把上海变成了一个最大的串连站，一个公开的联络点。完全违背了中央五号文件精神，破坏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部署，破坏了外地的大好形势，破坏了上海同兄弟省市的关系。这方面，我犯的错误和罪行是很多、很严重的，根子是“四人帮”，罪责在我身上，我做了“四人帮”搞分裂主义，打击一大批，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帮凶和工具。“四人帮”是个大骗子，我也是骗子，下面传了我散布的分裂主义的言论，罪责在我，下面是没有责任的。
其实，不仅在批邓斗争中，在这之前，“四人帮”就利用上海，干扰和插手外地的运动，破坏外地的大好形势。比如在批林批孔时，王洪文曾对我讲：批林批孔一定要联系实际。批林批孔要清查林彪的死党余孽。按照王洪文的意见，市总工会打头阵，召开万人大会，发动揭盖子，一把火烧了起来。各级工会层层开会，把党委撇在一边。请党委负责人到会，实际上是批斗，还靠边了一批干部，有的至今还未解决，整了一些同志。我还到基层去“放火”，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发动工会干部大揭所谓“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迫害新干部的问题。把有的基层党组织搞瘫痪了。上海这样一搞，对外地有影响，有的地方也这样搞了起来，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把形势又搞乱了。
“四人帮”利用、控制上海总工会一些头头（实际上就是王洪文的一伙小兄弟），自成体系，搞宗派，搞行帮，自成体系，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不听“四人帮”的话，就整谁，这伙小兄弟就是“四人帮”整人的打手。这方面，我积极执行了“四人帮”的意图，参与了这些活动，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是有罪行的。王洪文每次回上海，多次召开工会干部会议，有时还不让工会干部给党委汇报，党委不知道工会开会干什么，完全把工会凌驾于党委之上。我有时召集工会干部开会，也是这样做的，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我有罪。
五、交代我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严重罪行。
马天水在十月七日上北京后，我们要马天水的秘书到北京后，按惯例和上海通一次电话。马天水的秘书到北京后，找不到“四人帮”中三人的秘书，电话没来。我打了一天电话找，一直打不通，就心神不定。那天下午到川沙县去了。晚上六点三十多分回来后，我就打电话给办公室，问马老有消息没有？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说，没有消息。九点左右，我打电话找公安部的某某某，问他王、张、姚三人情况，他说：王、张、姚前几天还看到，可能因为地震搬家了。没摸到什么情况。九点三十分，我就把正在上海的金祖敏秘书找来，请他打电话找马老在哪里。他就通过北京的熟人，在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我与他通上了电话，在电话中我问他：会议开始了吗？他答：还没有消息。又问：来了哪些单位？答：有山东、江苏、湖北和三个军区。还问：那三个军区？答：有武汉、济南、南京军区。我还问了马老好吗？他说：马老有点感冒，现在正在洗澡。晚上十二点，徐景贤同志的秘书告诉我，说老徐给文化部的某某某打了电话，他说华国锋同志已正式通知他，原来他带队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听到这些情况，我心神更不定。
八日上午，我到张春桥的老婆那里，她讲她的儿子原定当天要到北京去，想同张春桥的秘书通电话，从七日晚上到八日上午，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当时就把我们同北京通电话也接不上的情况告诉了她，实际上同她通了“消息”。这也是我的严重罪行。
我打了好多电话，一直找不到“四人帮”中三人的下落，又听张春桥的老婆打电话也找不到张春桥，心里更着急。因此，在八日上午，我就把徐景贤、冯国柱、张敬标同志找来一起商量，又把张春桥的秘书、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肖木叫来，要廖祖康、肖木、某某某再打电话找。张春桥的秘书给姚文元的老婆和秘书打电话，廖祖康给钓鱼台打电话，肖木给王洪文的秘书某某某打电话，都没打通。当时，看到了南京军区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传达了军委首长的指示，又说据警备区告总政通知原在上海开的图书现场会撤销了；他给迟群挂电话没打通；给人民日报某某打电话问宣传方针，他吞吞吐吐神态反常等情况。这时，我们更产生了疑问。
后来，张敬标同志打电话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他说“生胃病了”。徐景贤同志亲自要求马天水接电话，马不接，听徐景贤同志说，马天水的秘书在电话里暗示说：我老胃病复发了。电话就挂掉了。听了这个话后，大家联系前面讲的情况，进行了议论，引起了很大惊慌。就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央出修正主义了，已下手抓人了。
八日中午，我认为自己的分析对了。就带着这种反动的思想情绪，把金祖敏的秘书找来，他原定八日回北京，我对他讲，你到北京后，到京西宾馆马天水的秘书那里去摸摸情况，赶快打电话给我，并且交代了联络的暗号：如一般情况就说肚子痛，情况严重就说胃痛，最严重的情况就说心肌梗塞。下午，我和王少庸同志就分头找人部署战备，找了民兵和公安局同志，还有部队两位同志。我给民兵和部队的两位同志念了军委首长指示的电话记录，又给他们讲了马天水到北京后通不上，找到马天水的秘书后说“老胃病复发了”等情况，说现在情况反常，可能出事了。然后就说：一级战备撤销后，发现有些单位战备松懈，我们要提高警惕，要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空飘、海飘，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突然袭击，等。要他们回去抓紧部署战备。
下午五点，我从反革命的立场出发，同徐景贤一起开了常委会，把列席常委也找来了，但不找空军和海军的同志参加会议。会上，又把找不到王、张、姚的情况，以及马天水秘书在电话中讲的“老胃病复发了”，向他们“打招呼”。傍晚，我给辽宁某某某的秘书打电话，请他给毛远新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毛远新的情况；不久，某的秘书回电话说：毛远新那里情况一切正常。晚饭后，我从反革命立场出发，觉得要作最坏打算，就找了王日初和车队队长，还有我爱人，要他们给我整理一下放在家里的一些材料。后来，他们整理后，把一部分打印的材料烧掉了，当时我未在场。晚上八点半，金祖敏的秘书来电说“我还好，我娘心肌梗死”。公安部的某某某又来电告诉某某某，说刚才金祖敏的秘书某某某的电话是在我处打的，现在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时，我的反革命情绪进一步发展。
当时，廖祖康要文化部的某某某打了王、张、姚的三个直线电话，张的电话打通了，但接电话的人说打错了。我还打电话找过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位同志，对方说公出了。这时，新华分社告：今晚十二时可能有重要广播，问电台说不知道，中央台打不通电话。文化部某某某也来电话给徐景贤，说你要我找马老，电话打进去有人接了就挂了。还说，我们这里也都有病情。这时，肖木说：现在已对文化部下手了。当时，在场的几个人情绪十分紧张、激动，说：接下来要轮到我们了，怎么办？这时，朱永嘉也来了，他说：我看这次的事是某某某同某某的结合搞的，其他人是搞不起来的。廖祖康也说：八三四一部队是很厉害的，没有某主任的指挥，一下子搞掉四个人不容易。接着朱永嘉就提出：我们用民兵打它一个礼拜，不行的话五天、三天，好让全世界都知道，象巴黎公社那样。
于是，徐景贤和我等人决定阴谋策划、紧急部署了反革命武装暴乱。徐景贤同我及其他人研究了分工。廖祖康提出，要警备区的四位同志参加，紧急时，可要他们调动部队。廖祖康、朱永嘉还提出，这次还要工会的同志参加，可以发动群众，号召工人起来。于是，徐景贤就拟定一个分工名单，由他带王少庸和警备区一个副司令、一个师长等人到一个秘密联络点，抓电台、报社等舆论工具；由我同冯国柱、廖祖康、警备区一个副政委、一个副司令和工会的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某某某、某某等人到市民兵指挥部，组织反革命武装力量。到指挥部后，我还把汪湘君找来。张敬标留守康平路，朱永嘉到陕西北路准备舆论工具。徐景贤当场写给我一张我带的人的名单，还写给我一张条子：“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我到了民兵指挥部后，先给民兵指挥部和部队的两个同志，讲了马天水同志到北京开会去了，没有找到王、张、姚，肯定人家已动手了等情况，并大肆放毒，进行反革命鼓动。我煽动说：“马天水去了没有回来，肯定出问题了，把文化大革命出来的‘中央领导’都抓起来了，我们要同他们干。这几天康平路不能蹲了，否则一网打尽了。”这以后，由冯国柱、廖祖康同部队两位同志和民兵指挥部的部队同志，研究部队的问题。我同总工会和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在另一个房间，详详细细地介绍了七、八两天所发生的全部“情况”，以及我们几个人的分析。接着我对大家说什么：“上海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我们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对着干，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后代，让全国知道。”当时，廖祖康也进来煽动说：周司令到上海，可能就到某地指挥抓我们，他们把马天水关在北京。也可能他们到松江某师，叫我们去开会，然后把我们全部抓起来。他要施尚英拿出上海地图，他边看边骂：“上次就告诉你们了，一张象样的地图也没有，这种地图怎么好打仗？”并要施尚英他们马上研究提出具体作战方案（作战方案由施尚英他们具体去搞的，我未看到，只听施尚英讲，是按国庆保卫工作具体方案准备的）。他提出，如果外地军队来怎么办，外地部队可能以加强战备名义来怎么对付，我们要随时掌握动向，采取对付措施。还说，铁路、码头、机场都要控制起来，要保证电讯的畅通，我也同意。后来，就由廖祖康和冯国柱分头去部署落实。然后，我们就密谋策划了如何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力量，决定由原来民兵值班二、三千人，准备增到一万多人，并根据打联司的经验，设立一线、二线（秘密指挥点），在指挥点设置电台。当时，我对陈阿大、黄金海、叶昌明、马振龙等人说，你们打过联司，有经验，那时也分一线、二线的。如打起来，你们都分到各指挥点去一起抓。还对某某某说，打联司时，你指挥调度交通有办法等，给他们打气。当时，有的提出把秘密指挥点设在闵行、吴松，或者十七棉、三十一棉，大家感到这些地方太远、太暴露，后来决定设在江南造船厂，并设置了电台。施尚英还提出要在杨浦区也设一个秘密指挥点，我同意（后来我得知设在中纺机厂）。这时，黄金海还提出，东海渔业指挥部有电台，也好用。施尚英说民兵自己有电台，够了。马振龙还讲，轻工系统下属工厂仓库里有子弹，打起来可以用等。
半夜，我听到中央两个决定的广播后，我仍坚持反革命立场，还说了很反动的话。我胡说什么：“这两个决定是得人心的，他们抓了旗帜，安定了人心的。”把自己完全放到了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敌对的地位，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
九日凌晨，我和廖祖康、冯国柱等人商量，怕老蹲在民兵指挥部遇到情况没有退路，天亮了容易暴露自己，建议撤出民兵指挥部，当时廖祖康就提出撤到某招待所去，我就同意了。早上，我问了徐景贤同志的点和办公室值班室有什么情况，都说没有什么突出情况。于是，我就回到康平路，想把王洪文、张春桥的家属和我们的家属安排转移。我提出，要把大孩子安排到工厂去，小孩子安排到工人家里去。还说要把革命后代，好好保存好，等等。后来，徐景贤说，两个决议已经公布，家属现在不要转移。我又去通知王、张两家暂时不动。这天上午，我总算同在北京的马天水同志通上了电话，问他两个决议怎么表态，他说：要热烈表态，坚决拥护。问他张、姚、王三人情况，他说：见到了，身体还好，他们很忙。我们一听到三人情况正常，就松了一口气，心里定了。这说明我们完全站在“四人帮”立场上，把自己命运同他们绑在一起。下午，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修改了给中央的电报。下午七时，徐景贤要我给施尚英打电话说：战备恢复正常，撤销民兵值班的万位数，保留千位数。我还问他“懂了没有”，他说“懂了”。之后，徐景贤和我当面告诉廖祖康，要他把他那里集中的一些人（工会的一些头头）分散，不要再聚在一起了。晚上，接到马天水来电话，通知我和徐二人第二天去北京开会，这又引起我们怀疑。后来又打电话去问马。冯国柱、廖祖康、肖木主张我们不要去，去一个抓一个。后来商量还是去。这时，我给叶昌明打了电话：你那里不要动，有事要请示少庸、国柱、敬标同志，我们去开会一二天回来。廖祖康提出，只让冯国柱、张敬标送我们上飞机，黄涛不去送。（据回来知道，第二号点根本没有撤销，由黄涛、廖祖康直接操纵，把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戴立清、施尚英等人弄在一起，继续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
十月十日，我到北京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但策划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魁祸首是我。十日以后，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组织活动的继续发展，十月十三日的反革命“吹风”，都是我在家时煽动、策划的必然结果，罪责完全在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了大罪，广大民兵和民兵指挥部的同志，还有很多工会和妇联的同志，是没有责任的。我对他们也犯了大罪，我欢迎同志们对我的罪行进行深入揭发、批判。
这次我策划武装暴乱这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绝非偶然，是有它深刻的根源的。长期以来，我对“四人帮”跟得很紧，中毒很深。我头脑中只有“四人帮”，没有党中央，把这几个人看作就是党中央，被“四人帮”的鬼迷住了心窍，以为自己当中央委员、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都是他们的“栽培”，因此把自己的命运、前途紧紧连在他们身上。我一直极端错误地认为，他们是什么“左派”、“正确路线的代表”，认为“跟着他们，就是干革命”。一直到毛主席逝世后，在电视中看到“四人帮”中有的“面容消瘦”，我还专门打电话给廖祖康、某某某，要他转告“四人帮”保重身体。可见，我对“四人帮”迷信、忠心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正因为这样，所以把“四人帮”的垮台，就看作是“右派政变”，就要死保，就去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以武力对抗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说明，路线错了，立场错了，就会把事情全部颠倒过来了。这次反革命事件的发生，是我紧跟“四人帮”，积极参与他们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罪恶活动的一个大恶果，一次总暴露。早在今年初，中央一号文件下来的时候，马天水、徐景贤和我三个人曾经有过议论，讲了“张春桥当代总理，外地通不过，华国锋同志当代总理，各方面通得过，摆得平”等诬蔑和攻击华国锋同志的话，我还在总工会几位同志和上棉三十厂党委中扩散过。市委办公室有一份简报，其中有几句赞扬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的话，我叫他们删掉，这是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的攻击，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反主席的，我有罪，罪该万死！在毛主席逝世不久，肖木在九月下旬带来张春桥的口信，说什么“上海还没有真正经过严重考验”，“要看到曲折，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等等，与自己头脑中的反动思想一拍即合。正因为我有这种反动的思想，因此，听到“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就站到了与全党、全国人民为敌的一边。这次到北京参加了打招呼会议，受到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耐心教育和挽救，立场、观点才开始转变，看到了自己策划这场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严重性。我决心彻底交代，彻底认罪
六、揭发“四人帮”反党乱军，分裂军队的罪行。我也执行了“四人帮”的黑旨意，这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
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我们在北京开会时，上海和辽宁、沈阳军区的同志去看江青。江青对我们说：部队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啊”不注意老中青三结合，老的那么老了，怎么打仗？等到部队搞好了，问题解决了，我再穿上军装，再戴上红星。在那次开会时，有一次王洪文也说过：现在军队新干部都被排挤了，只剩下某某某一个人了。“四人帮”篡军的野心，早有流露。去年，我去北京参加十届二中全会时，王洪文向我们说过：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四人帮”还对我散布过攻击一些军队领导同志的言论。
批林批孔时，我去北京，是在七四年三月，王洪文对我说：批林批孔军队也开展起来了，是我批了铁道兵的一封信，群众就发动起来了，总政也在动了。我现在到处放火，把军队批林批孔搞起来。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张春桥、王洪文要我们去发动上海警备区的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煽风点火。他们不仅要搞乱警备区，而且要我们发动一些人到南京军区去送大字报，矛头是对着某某某领导同志和南京军区的。“四人帮”总认为部队乱得不够，盖子没有揭开，所以到处点火乱军。我也跟着去做了，干扰了部队的工作，破坏了部队和地方的团结，造成了很坏的后果。我也散布过“四人帮”攻击部队首长的话。
“四人帮”一面反军乱军，另一面就拚命抓民兵。王洪文、张春桥贪天之功，把毛主席关心和支持的上海民兵的成绩，归功于他们自己。他们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破坏民兵建设，妄图使民兵成为他们搞篡党夺权的阴谋的工具。今年二月，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时，王洪文对我们说过：上海民兵，是春桥和我两人搞起来的。去年，王洪文在上海三个半月中，对民兵工作抓得很紧。特别是去年九月十八日在锦江小礼堂，同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开了一次会，我也参加了。他在会上提出了人武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问题，实际上是要吃掉人武部，篡夺兵权，还讲了武器装备要多要好，一旦有事就好使用。暴露了他抓民兵，是为了阴谋篡党夺权。这次会议后，我们在两个区、一个县试行“两部合并”，卖力地推行他的黑主意，破坏了民兵建设，实际上也为这次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埋下了祸根。我积极推行王、张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很卖力的，对民兵指挥部同志也放了很多毒，破坏了军民关系。我要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行。
七、在推行“四人帮”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搞宗派活动方面，我也有严重罪行。
“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阴谋诡计，就要在组织上结党营私，任人唯亲，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不讲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却提出了什么“领导熟悉，群众拥护”等选拔干部的标准，提出了不依靠党组织，不依靠群众，而是通过座谈、谈话方式，当场“相面”，听发言、看外表的选拔干部的方法。这完全背离了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背离了群众路线。根据王洪文的黑指示，要办工农兵读书班，在读书班里，要有右的代表，结果在学习班里整人。我们办了几期工农兵读书班，也就是所谓选拔干部的“苗子班”，这种读书班办在高楼大院里，吃的特别伙食，享受特殊待遇，实际上是在培养养尊处优，高人一等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在培养修正主义。这项工作是我负责的，是我的一条罪状。参加读书班的同志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主要是路线错了，这些同志是没有责任的。
我推行“四人帮”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分裂路线是很卖力的。召开十大时，王洪文对上海代表名单大为不满，说我们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等。他说：这次上海中委的名额多，看来不能从代表中挑选，代表中只能选出中间人物当中委。后来他要黄涛和金祖敏两人，急急忙忙到代表以外的对象中去挑选。“四人帮”为了挑选他们中意的人，就反反复复地选，今天提这个名，明天又改提那个名，因此中委候选人名单迟迟定不下来，是各地名单中最后提出来的一个，拖了大会的时间。这也是“四人帮”搞阴谋诡计的一个恶果。象这样选中委、候补中委的做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的。王洪文还说，有的人历史复杂有什么关系，去毛主席身边的人，有的历史也很复杂。王洪文一方面攻击毛主席，同时攻击了一批同志，罪该万死。王洪文还说：什么阶级分析，只要表现好就行了。王洪文的所谓表现好，就是对“四人帮”好，我们就是按王洪文的黑指示办的。王洪文对有问题的造反派老头头，无微不至的关怀，他说：这些老头头不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到时候是有用的。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中，这几个人是起了“大”作用了。王洪文所以要这样做，是有他的阴谋的，是怀着篡党夺权的野心的。
在召开四届人大时，王洪文还要金祖敏准备一大批名单，说是国务院各部都要掺沙子，都需要人。一九七四年我去北京，王洪文就要我选一点，抽上来考察，到各组办工作。我们提出过一批名单。这样搞，“四人帮”就是妄图组织他们的“内阁”。四届人大前（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搞过一批三十个人的名单（部级十八人，司局级十二人），以后（一九七五年一月）又搞了个十六个人的名单（都是部级）。我也积极干了。罪行在我，组织部门是没有责任的。今年二月份，张春桥对我们说，不要对各部送人了，如某某某到了北京，也不起作用。按这个黑指示，中组部来要两位副部长，我们不给，要一位计委副主任，黄涛认为去一个人也不起作用，要被人家吃掉的，也不给。
“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大搞宗派活动，拉了一伙小兄弟，结成一个小集团，大搞招降纳叛。张春桥在一九六八年就讲过，工总司的老头头入党，要报市革委会（后是市委）审批。实际上为这些人的入党大开方便之门。在王洪文的指使和支持下，有的人不符合入党条件，如戴立清、黄金海、陈阿大、叶昌明、马振龙等，用各种办法把他们拉入党内，陈阿大是先内定当九大代表，再突击发展入党的；有的明明有严重问题，也照样提拔重用；有的违法犯罪，就加以包庇，让他们逍遥法外；有的已被判了刑的，还给他平反。这些事，我都参与了，这完全是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包庇坏人。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时，曾告诉我：有事情要多找总工会一些老头头商量。因此，遇到什么事情，或者开什么会议，我总要在会前或会后，把几个小兄弟找来谈谈，议论议论。特别是在批林批孔时，我常和这几个人研究分析运动形势，研究党委班子人员，让工会直接发号施令，不听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就是在搞宗派，搞分裂，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根子在“四人帮”，有好多坏事是我干的，下面工会同志是没有责任的。
这里，我还要交代同张春桥的老婆的往来，这方面我也有严重错误。从一九六九年三月开始，我同她有些往来，串串门子，当时并不清楚她的问题。一九七四年，王洪文回上海，对我们说：张春桥要与她离婚，否则不好办。这时才知道她有重大政历问题。但是，我仍旧保持了同她的密切往来，有时也同她谈些工作情况等。这说明自己没有同她划清界限，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所以要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讨好张春桥，有时也想通过她向张春桥反映反映自己的意见。这是自己紧跟猛靠“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又一罪证。
长期来，在“四人帮”的控制、毒害和影响下，我干了不少坏事，犯了严重罪行。今天揭发和交代，只是初步的。我要继续回忆和检查，彻底揭发“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同时彻底清算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特别是关于搞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搞宗派集团等方面的罪行，我要详细地一件件作彻底揭发和交代。我衷心地、诚恳地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和罪行进行揭发和批判。自己决心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脱胎换骨，与“四人帮”决裂，彻底揭发“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清算自己的罪行，立功赎罪，将功补过，真正转变立场，站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跟广大干部和群众在一起，把“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和修正主义路线揭深揭透、批深批透，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来源：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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