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8-7-0 作者：[待确定]
乔林，又名乔晓林、路小林，女，陕西省子长县人，1938年10月生。家庭出身：革命干部。本人成份：学生。1960年10月入党，1964年2月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原为中国科学院科技办公室领导小组组长，1977年12月经院党组决定除名。
王、张、江、姚“四人邦”被粉碎后，广大群众揭发了乔林的大量反革命罪行，根据院党的核心小组决定，于1976年12月13日停职检查，1977年3月7日办了住宿学习班。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于1977年12月8日由卫戍区进行监护审查。
一年多来，我们遵循专案工作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坚持“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和“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对“四人邦”的党羽乔林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认真严肃的审查。现将已查实的罪行报告如下：
1970年到1972年，周总理遵照毛主席指示，对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1972年以后，“四人邦”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目的，策划批所谓“理论风”，攻击周总理，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乔林紧跟“四人邦”，从1973年9月开始，就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大批“理论风”，流毒全国。乔林说：“去年以来，我院从上到下刮起一股‘理论风’”，“前一段刮了一阵‘理论风’，对理论作了资产阶级的解释，一讲理论就是‘三脱离’的理论。按资产阶级思想去解释，在理论工作上就出现回潮，成了资产阶级代言人，辛辛苦苦的也可能搞修正主义”，“科学院的回潮，影响到全国各地，尤其是72年刮起了三脱离的‘理论风’”。1974年7、8月，科技办在上海、杭州连续召开两次20余省、市参加的会议，乔林在会上又说：“72年底、73年初，我们还召开了一系列理论座谈会，有些会打着‘加强理论研究’的旗号，鼓吹‘三脱离’的科研道路，引偏了方向。”
1974年初，乔林煽动揪“大人物”，议论攻击周总理。她曾对人说：“……有大人物，我们四局心里都明白，就是不说。”她还向别人暗示说：“1967年首都红卫兵到孔子老家去砸孔庙是谁把红卫兵给调回来的？！”接着她就直言不讳地说：“我印象也是总理。”
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乔林伙同柳、肖、李紧跟“四人邦”不批林、假批孔，批“周公”，批所谓“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1974年3月10日在院党的核心小组会上，乔林吹捧叛徒江青黑信“对院批林批孔有很大的作用，信点了院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科研为谁服务”。乔林亲自传达过国务院关于不要向下散发批林批孔材料的精神，却坚持要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散发叛徒江青的黑信及什么《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材料，并在通知中说叛徒江青的黑信“不仅是写给我院的，也是写给整个科技界的”。并且还发出一期《科学实验动态》、两期《科技办工作简报》，吹捧叛徒江青的黑信“是一股强劲的东风”，鼓吹什么“学柳下跖痛斥孔老二，联系本单位的实际，向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猛烈开火”。乔林明知国务院不许向下传达“四人邦”搞的“一·二五”大会的讲话，却在1974年2月16日8省市科技局负责人批林批孔座谈会上亲自传达迟群、谢静宜等人的讲话，还念了叛徒江青给恽仁祥等人的信（即所谓“蜗牛事件”），大反周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乔林站在“四人邦”的反动立场上，为“四人邦”反对周总理的罪恶行径辩护。她把《文汇报》猖狂反对周总理的罪行说成是“编辑的事”。对广大人民群众对《文汇报》的声讨说是“不要神经过敏”，“矛头所向不对头，气氛不对头”。科学院情报所郑殿珍同志由于反对“四人邦”，捍卫周总理，遭到柳、肖、李、乔的残酷迫害。1976年4月19日在他们开会策划迫害郑的会上，乔林恶狠狠地说：“要采取坚决措施”。1976年清明节前，有的同志在群众中发送周总理遗像，乔林得知后，亲自追查责问，并强令禁止。
四届人大以后，华国锋同志主管全国科技工作，1975年4月，两次听取中国科学院的汇报，并对加快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乔林为了推行“四人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仅在汇报中大唱“四人邦”的调子，而且在汇报后，极力反对传达华国锋同志的指示，并伙同陆赐麟，接连在桂林、青岛、西宁等地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科技部门的会议，在会上不贯彻华国锋同志的指示，却大谈要“剥夺资产阶级在知识上的优势”，要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极力兜售“四人邦”的黑货，和华国锋同志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重视专业研究机构的作用等指示唱反调。
1975年9月26日，国务院领导同志讨论《汇报提纲》时，华国锋同志指出：“科学院整顿的工作量很大”。1976年2月13日华国锋同志又批驳了柳忠阳的“全面整顿就是全面复辟”的反动观点。对此，乔林都是知道的。但乔林却在2月15日的反革命大字报上攻击整顿是“大搞反攻倒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6年3月18日柳忠阳等人讨论院里运动部署时，乔林说：“整顿以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都可以深入专题批”，策划大批整顿。1976年7月乔林私自向“四人邦”在上海的余党介绍中国科学院的运动，其中攻击整顿时说：“抓整顿，以整派性为名，把批林批孔以后产生的列席核心（组成员）都整顿掉了。”
1976年，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乔林紧跟“四人邦”疯狂反对，同时却百般吹捧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提出：“还是张春桥当总理比较理想”。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乔林反对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一心要拥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上台。她说：“张春桥是个人才，很有思想，当主席比较合适。”在审定科技办全体同志向毛主席宣誓的《誓词》时一笔勾去“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战斗号令”一句话，并说：“党中央是谁，现在还难说。”
乔林明知1975年是华国锋同志不同意召开“城市科技交流站”会议，却在1976 年初攻击这次会议没有开成是“右倾翻案风所致”。 1976 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交流站”会议上，乔林进一步攻击说：“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1976 年7月10日，徐景贤窜到乔林主持的“交流站”会上发表反党讲话，煽动起来“抵制”“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乔林不仅下令将徐的黑话连夜赶印，发给全体代表，流毒全国，而且在她得知毛主席病重的消息后，又伙同柳忠阳将徐的黑话塞进大连全国性会议的讲话和文件中。并在科技办的一些会上大肆鼓吹“下次走资派上台”要“顶得住 ”，叫嚣“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有什么“五不怕精神”，“得搞地下工作，地下串联”。
乔林在1976年2月15日的反革命大字报中攻击邓小平同志“网罗了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组成一个右倾翻案集团”，“这一小撮人，有的在中央，有的在地方，有的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的在工交产业部门，有的在民用部门，有的在国防单位”，还攻击说：“科学院是最大走资派亲自抓的一个点，他三天两头听汇报、作批示。在他的直接指挥下，由胡耀邦、李昌等人出面，胡乔木、张爱萍等人参与，共同炮制了一个所谓‘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的‘汇报提纲’，其实质是一个科技系统的完整的修正主义大纲。”乔林在1976 年6月29日的上海城市科技交流站会上攻击说：“邓小平以及胡耀邦、李昌就是这样一些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邓小平在他们全部翻案复辟活动中，‘特殊’地重视科技领域……阴谋把科技界作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突破口。”
“四人邦”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指使其党羽整理和散发了大量攻击、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乔林紧密配合，与柳忠阳等人一起策划编印和翻印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所谓《言论摘录》。这个材料不仅把邓小平同志全面地、准确地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诬蔑为“右倾翻案”言论，甚至把邓小平同志引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也横加批判。还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话安在邓小平同志头上进行批判。乔林还盗用“院领导决定”的名义，于1976年3月9日签发科技字第013号文，将这个材料以及所谓胡耀邦、李昌同志的《言论摘录》等4种材料，散发到29个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三十几个部委的科技部门及十多个新闻单位，供批判用。
乔林伙同柳忠阳等人，采取一系列卑劣手段，硬要把邓小平同志的女儿、在我院半导体所工作的邓楠同志和天安门事件挂上，妄图为“四人邦”诬陷邓小平同志是所谓“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提供“证据”。乔林说：“这事要查清，就能弄清与邓小平的关系。”“半导体所的邓楠，一定要查清楚。”“运动以来阻力相当大，背后有阶级敌人捣鬼，这次露了头。要揭盖子，重点单位：一○九、电子所、半导体所等，要派调查组。”1976 年7月，乔林又将这一情况提供给“四人邦”在上海的余党。
科技办具体负责《科学实验动态》（中国科学院编）和《科技工作情况》（科技办编）的编辑工作。1976年1月，乔林硬要这两个刊物“配合运动紧一些”，“要紧密配合形势”，扭转了这两个刊物的政治方向，为“四人邦”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乔林利用她控制的这两个刊物煽动“层层揪”“走资派”。《动态》的第6、8、10等期、乔林亲笔作了大量修改，如第6期中乔林亲笔加上“混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他们往往利用已经窃取的一部分权力，篡改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散布机会主义谬论，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压制新生力量，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乔林亲自多次将各地方科技局报导运动的简报批给《情况》转载。
1976年，柳、肖、李、乔为了篡夺院党的核心小组的领导权，以“路线分析”为名，对胡耀邦、李昌等同志进行打击诬陷。乔林在一些会上多次攻击说：“院核心组除郭老外14人，胡、李刮风，……跟着干的来劲的14个人中10人以上，……那时的核心组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司令部。”“7、8、9三个月科学院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走资派组织派别可以变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当时的核心组成了专无产阶级政的工具。”“胡、李已变成走资派。但已经走的或正在走的走资派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些，不然怎么会说是一个阶级呢。”毛主席逝世以后，乔林还对人说：“院核心组有80％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几个付组长基本上不是干共产党的事。”
7月在大连开门办科研会议上，乔林坚持所有的发言都必须贯穿与走资派作斗争，否则不同意发言，发了言也不同意印发。
（1）伙同柳忠阳等人炮制黑报告，诬告胡耀邦、李昌同志
1976年3月至9月，柳、肖、李、乔背着院党的核心小组多数成员，强行通过了以院党的核心小组名义上报毛主席、党中央的5个报告（因“四人邦”被粉碎，最后两个报告没来得及送出）。这些报告捏造事实，颠倒黑白，任意上纲，把胡耀邦、李昌同志打成什么“反党反中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5个报告，乔林都参与策划。前3个报告上送之前，乔林都看过，并作了批改。1976年3月13日在院党的核心小组会上诬蔑胡耀邦同志“散布了攻击中央领导的小道消息，进行了恶毒的攻击”。9月23日在院党的核心小组会上讨论后两个报告时，乔林甚至说：“李昌是‘地主资产阶级本性未改’”，对胡“要写成为邓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一部分”，“胡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李昌撤销党的核心小组职务和政协常委职务”。她还诬陷林乎加、周荣鑫、沈图、李井泉等同志，提出什么“建议向国务院政工小组打招呼”。
（2）亲自带队去冶金部和团中央搜集胡耀邦同志的“材料”
1976年3月12日在冶金部搜集胡耀邦同志的所谓材料48页，其中10页是乔林亲笔抄录的。1976年4月6日，去团中央“调查”，把早已被否定的所谓胡耀邦同志的材料拿来批判。4月29日，乔林致信柳忠阳说：“胡耀邦69年在团中央的检查送上请阅，建议由材料组摘要打印，供批判时参考，印1500份。”
科技办公室是中国科学院负责全国科技归口管理工作的一个办事机构。乔林等窃取科技办的领导权后，多年来，利用这一合法渠道，在科技界极力推行“四人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全国科技工作。
几年来，乔林紧跟“四人邦”利用各种办法破坏党的科技事业。1974年批林批孔时，乔林在刊物中攻击说：“全国科技会议提出以研为主后，科研单位下去的人少了，回所的人多了。”她还打着所谓“开门办科研”的幌子，否定专业科研机构的作用，大肆宣扬科研机构要办成什么“不象研究所，不象工厂，不象机关，不象推广站”的所谓“四不象”经验。1975年初，在院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上，乔林说：“在科技领域，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流毒很深。科学至上、技术决定一切的影响十分严重。”1975年3月17日，乔林在科技办的一次会上，谈到专业科研机构时，按照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腔调说：“土围子还不少”。4月，在一个科研单位的调查材料上，乔林指使加上：“山河依旧，面貌未改，资产阶级土围子还相当顽固”。
1976年乔林还在刊物上大肆吹捧上海城市科技交流站的经验及大连化物所8个“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经验，与“四人邦”在上海及辽宁的死党和余党紧密配合，反对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
1975年3月，乔林以“学习理论”为名，召集一些科研单位开“调查会”，专门搜集科技人员的所谓“问题和现状”，肆意丑化和诬蔑科技人员。1976年3月在科技办的一次批判会上，乔林说：“在科技界，资产阶级可以凭借他们知识上的优势，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以此为资本，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保持资产阶级法权，不受侵犯，并竭力扩大它。”
1975年华国锋同志明确指示要发挥专业科技人员的作用后，乔林继续在《动态》上把科技人员划为“资产阶级传统势力”，并说在科技领域里“资产阶级还拥有某些知识上的优势”。
1975年4月乔林指使要在《规划纲要》中写上“剥夺资产阶级在知识上的优势”。1976年6月在“交流站会议”上，诬蔑科技人员钻研业务是走“白专道路”，搞科研是为了“积累个人资本、追名逐利”，甚至把科技人员当作“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并说“我们进行科技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伟大历史任务，就是要不断剥夺资产阶级在知识上的优势”。
全国科协是毛主席、周总理直接关怀下建立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曾多次指示全国科协要好好开展工作。“四人邦”为否定17年，提出“砸烂旧科协”，以“交流站”取而代之。乔林紧跟“四人邦”，1975年《动态》第四期中大肆吹捧上海科技交流站，咒骂“旧科协”的讲座是“凭兴趣，轧苗头，选冷门”，“夸夸其谈，故弄玄虚，理论一大篇，实际不沾边”。在1976年7月交流站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乔林又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技术第一’、‘业务挂帅’、‘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货色，在学会、学术交流活动中大肆泛滥，一些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把科技交流变成了积累个人资本、追名逐利的场所，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邦”以后，乔林顽固坚持“四人邦”的反动立场，多次恶毒攻击华主席、党中央。
1976年10月8日上午，乔林得知“四人邦”被粉碎的消息后，就对这一伟大胜利进行恶毒的攻击。当天下午，乔林就对刘元明说：“主席刚死还不到一个月，就这么干，太不象话”，“是右派政变”。这天，她又与陈仲田密谈，乔林更加恶毒地攻击说：“这叫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收集点材料，列个罪名，还不容易，无非是想个办法把革命力量打下去，通行无阻地搞修正主义，实际上是搞政变。”10月10日，乔林又与陈仲田密谈，当议论到叛徒江青要当主席等反革命罪行时，乔林说：“说法多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到底哪真哪假，谁讲得清。”并且煽动说：“我看广大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是要起来斗争的，回避斗争不是个办法。”10月11日乔林在家里又对亲友说：“右派政变，很可能是短命的。”并说：“怕什么，大不了上山打游击去。”
1976年10月12日，乔林听了华主席关于粉碎“四人邦”的讲话传达后，又利用各种机会，攻击华主席、党中央。她对陈仲田说：“逮捕4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两个常委，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开中央全会！”
1976年10月中旬，乔林对赵云生说：“现在中央里右的势力不小”。同一时期，她与王声孚议论时，说：“为什么这样做，应该向全国人民说清楚这个问题，否则全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还说：“四人邦问题出来之后，存在着一股右的势力，借机翻案，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统统一笔勾销了，什么都不说了。”“要给邓小平翻案的人多着哩，这些人都会出来为邓小平说话，生病的不病了，不上班的上班了，劲头都来了，还不借这个机会，把文化大革命否定，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否定，否则就不舒服。”1976年11月2日，乔林还在科技办全体大会上攻击邓小平同志，说什么“王、张、江、姚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完全一样，……刘少奇保护叛徒，……邓小平也是还乡团、复辟派”，“邓小平……还有阶梯论，形而上学。……作风上‘四人邦’、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搞阴谋诡计”。她把“四人邦”当作文化大革命的“化身”，同王声孚议论时还说，把“四人邦”搞掉了，“文化大革命在组织上的成果就不存在什么了，还剩什么，都彻底完了”。她对胡欣说：“我看现在有的人要趁此机会泄十年之气，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15日、18日，乔林接连借阅《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和《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等书，她要陈仲田、刘元明也看看，并且说：“苏联当时的情况和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
揪出“四人邦”后，乔林处处为“四人邦”鸣冤叫屈，开脱罪责，极力抵制和反对揭批“四人邦”的运动。乔林与赵云生、刘元明等人议论时说：“按现在传达的内容，我就看不出他们4个人是阴谋篡党夺权，够抓起来的罪过吗？”1976年10月15日，在科技办的一次会议上，公然为“四人邦”辩护说：“对‘四人邦’，说广大群众早已恨之入骨，可不能这样提，这不符合实际。”同时她为胡欣打气说：“我们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该顶的就是要顶。”
乔林还对陈仲田等人表示她的反革命决心说：“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孩子怎么办都想好了。”“我无所忌，也无所求。”
乔林还极力阻挠群众对柳忠阳的揭发批判，多次说：“柳忠阳和修正主义斗争是坚决的”，揭批柳忠阳“不符合大方向”。
从揭批“四人邦”运动以来，虽经党组织、革命群众和专案人员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帮助教育和批判斗争，要她认识自己所犯罪行，彻底坦白交代，但乔林态度十分顽固，说什么“我都讲清楚了，没有了，你再给10年，我也是这种态度”。甚至恶毒地攻击说：“你们现在在压力下搞的这些鬼名堂，迟早都要揭露出来。”“你们今天一条一条给我加，将来你们一条一条给我拿掉！”
自办住宿学习班之日起乔林记“变天账”，以便秋后算帐。她还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探听外界动向，托人给其父母寄信，要其父母去做揭发人的工作，妄图要揭发人否定揭发她恶毒攻击粉碎“四人邦”是“右派政变”的罪行。到现在只揭发交代了一些一般性问题，而对于一些证据确凿的实质性关键性问题仍拒不认帐，对她恶毒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行，百般抵赖。
鉴于“四人邦”的党羽乔林猖狂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疯狂打击诬陷邓付主席，极力推行“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利用窃取的权力，在科技界大肆放毒，破坏党的科技事业；“四人邦”被粉碎后，恶毒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罪行严重，证据确凿，民愤很大。她是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有大量反革命言行又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根据党的政策，建议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监督劳动。
乔林专案组197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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