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8-7-0 作者：[待确定]
肖剑秋，男，1917年生，山东泗水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1939年6月入党，同时参加工作。原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院政治部负责人。行政13级。1977年8月，经党中央批准将其从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中除名。
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肖剑秋挂着“老干部”的招牌，打着支持“造反派”、“新生事物”的旗号，积极追随“四人邦”，伙同“四人邦”的党羽柳忠阳、李先惠、乔林猖狂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
鉴于肖剑秋的反党罪恶活动，1976年11月，经院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对肖办学习班进行专案审查。现将已经专案组审查落实的肖剑秋的主要罪行报告如下：
周总理逝世以后，肖剑秋积极配合“四人邦”反对周总理。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科技战线17年，周总理早就明确指示：我们总的方向是循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前进，这是一条红线。这个指示，肖剑秋是知道的，但他在1976年9月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汇报会总结》中攻击说：“中国科学院的今天是从昨天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斗过来的……文化大革命前的科学院是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是资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了资产阶级世袭领地”。尤其严重的是，在写《总结》过程中，院政治部宣传处的同志曾向肖指出，周总理对此有过明确指示，肖当即斥责说：“你不要书呆子气，小心上当！”，明目张胆地反对周总理。
1976年4月清明节期间，广大革命群众送花圈深切怀念周总理，肖剑秋紧密配合“四人邦”，借清查所谓“反革命”之机，对我院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镇压。他诬蔑一○九厂送花圈悼念周总理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阴谋策划闹事”，是“有预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反革命暴乱的政治事件”；指责半导体所的领导干部“默许放总理生平录音”是“破坏批邓”；叫嚷要“杀阴风”；诬蔑国家地震局梁鸿光同志写的《深切怀念周总理，坚决反击逆流》的小字报，是矛头指向中央，分裂中央，说“梁是小字报的制造者，还要抓操纵者，对梁的问题升级”，并强令给梁鸿光同志办学习班，进行审查；伙同“四人邦”在公安部门的党羽，将抄写革命诗词、送花圈的革命群众进行拘留，加以迫害；1976年4月30日，还在院核心组会上提出派人“到分局和公安部两处联系，对象一是郑殿珍、一是计算所王建新，批斗完后逮捕，不行就继续隔离”，并于5月6日在中关村召开了批斗大会，由公安机关将郑殿珍同志拘留审查。
1976年3月，“四人邦”利用控制的舆论工具《参考资料》和《文汇报》，恶意毁谤周总理，激起广大革命群众的义愤。肖剑秋却站在“四人邦”的立场上辩解说：“新华社3月6日登了启事，《文汇报》3月25日文章是有毛病的……最多是个缺点错误，但也不能以此为根据说就是反总理”，诬蔑革命群众是“敌人接过怀念周总理的旗号大反中央”。1976年4月，计算所一室理论组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大字报，肖在院核心组会上说：“看来理论组也有变化，现在和党中央理论起来了”。1976年7月13日，肖在清查工作会上还说政治谣言“有的直接指向3位中央领导同志。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这几位领导同志在文革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革中立了功的”，无耻地吹捧“四人邦”。
1975年，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科学院工作期间，曾多次指示：科学院要抓紧整顿，取消院核心组列席成员制度，在整顿期间暂时不改选党委，并同意将院政治部由原司局级单位提升为司局级以上单位。1975年8月14日、9月2日和9月4日，李昌同志在院核心组会上曾3次传达过华国锋同志的指示。肖剑秋听了传达，并作有记录。10月7日，中央又发出了电报通知：任命胡耀邦、李昌、王光伟3同志为院核心组付组长；王屏、刘华清、胡克实3同志为核心组成员；免去张魁三核心组成员职务。1976年在“四人邦”猖獗之时，肖剑秋借批胡耀邦、李昌同志为名，对党中央的决定和华国锋同志的重要指示，多次进行恶毒攻击。
1976年2月24日，肖在院核心组会上攻击说“整顿就是搞复辟”，“全面整顿即全面复辟”。8月18日，他在“批邓汇报会讲话稿”中攻击说：“他们（指胡耀邦、李昌等同志）扯起邓小平全面整顿——即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旗，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他还在1975年11月所写的“查阅材料摘记和意见随笔录”里攻击说：“你们一刀砍掉了列席制度，把‘青’字杀了头。……对院政治部砍得更残（惨），一刀杀掉了中青，只有老字幸免”。
1976年9月，肖剑秋和柳忠阳精心策划并亲自炮制的《总结》中，凶相毕露地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整顿科学院的部署，对华国锋同志一系列重要指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攻击，把毛主席、党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等同志来科学院加强领导和进行整顿，攻击为“邓小平指挥的胡耀邦、李昌两个大右派来整顿科学院”，“组织还乡团”，“反攻倒算”；攻击华国锋同志提出的，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的1975年10月院核心组成员的调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反夺权成功的一个先例”；攻击华国锋同志同意胡克实同志进院核心组，是“用走资派胡克实换掉了革命干部张魁三”；攻击华国锋同志指示暂停搞院属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是“大砍老中青三结合，打击新生力量”；攻击华国锋同志批准院政治部升格，是“按照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强化了政治部，作为走资派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把党中央和华国锋同志的一系列指示，统统诬蔑为“妖风”，是“妖雾重来”等等。
1976年4月7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付主席、国务院总理。“四人邦”死党毛远新控制的《辽宁日报》刊登的《纳吉的几下几上说明了什么？》反党黑文，恶毒影射攻击华主席说：“邓小平下台了，资产阶级仍然在党内，他们仍然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事反革命活动。他们不仅还要推出自己新的代表人物，而且有可能把已经垮了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重新推上台，同无产阶级进行全面较量”。肖剑秋紧跟“四人邦”，于1976年7月，经他亲自审定批准，将该文编入《汇报会学习文选》，在会上散发，矛头指向华主席。
肖剑秋还反对和攻击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百家争鸣”座谈会，1976年5月，在他审定宣扬大化所“经验”的《中国科学院运动简报》第43期中，竟把座谈会《简报》攻击为“散布修正主义黑货的文件”。
1975年7月，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加强科学院的领导，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肖剑秋对此心怀不满，他伙同柳忠阳等人，阴谋从批判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1976年9月26日国务院几位付总理讨论《汇报提纲》时的插语入手，攻击邓付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1975年12月，肖在院核心组会上的发言和他所写的“随笔录”中，都攻击《九·二六插话》“对科学院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是持基本否定的观点，……抓住个别缺点错误加以夸大”，“从插话看不出基本方面，路线是什么不清楚，反映不出来”。
1976年3月5日，在院运动领导小组讨论运动的部署的会议上，肖剑秋与柳忠阳一唱一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柳说：“过去林彪、黄、吴、李、邱搞军事政变，这次他们不是搞阴谋集团？”肖马上接着讲：“我怀疑他们是资产阶级司令部”。
1976年6月，肖借追查所谓“政治谣言”之机，多次攻击“邓记谣言公司不只是一个邓小平”，并且不择手段地指使“清查”工作组“要围绕邓楠下功夫”，“抓住这条线索往上追”；还要物理所对陈云同志的女儿“决不能放过”，说“邓记谣言公司的重要线索要追清”，妄图为“四人邦”诬陷邓付主席是所谓“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提供“证据”。
1975年邓付主席和李先念付总理，在两次全国性专业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的指示，肖听了院核心组的传达，并作有笔记。但1976年3月10日他在院核心组会上竟然攻击说：“邓说主席说过老九不能走，这是公然造主席的谣”。7月，他在修改韩兆桂的一份发言稿时，又把原稿中“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一句里的“毛主席说”删去，并别有用心地加上“有人又想借机篡改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把矛头指向邓付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
1976年8月，在“四人邦”掀起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反革命阴风时，肖剑秋充当了急先锋。1976年8月25日，肖剑秋在他主持召开的布置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院核心组会议上，叫嚷说：“参照清华的经验，具体作法不再重复”。1976年8月，在他审定的《中国科学院运动简报》第46期中，狂叫对《汇报提纲》要“对照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科学纲领进行批判”。在1976年3月和8月印发的两本《论总纲》的小册子中，肖剑秋作了53处批语，恶毒攻击邓付主席以及胡耀邦等同志是“一小撮资产阶级”，“被打下台的走资派和叛、特、反”，“林彪一类正是你们这邦还乡团”，“无产阶级的敌人”，并恶狠狠地叫嚷“对你们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还不够”，等等。
王、张、江、姚“四人邦”，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的完整论述，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打击诬陷革命领导干部，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大造反革命舆论。肖剑秋伙同柳忠阳把持院党的核心小组，在1976年接连策划召开了“京区学大化会”、“全院理论讨论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汇报会”，布置进行“阶级斗争历史和现状调查”，系统地推行“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1975年秋，“四人邦”的死党毛远新等人，授意炮制了一个所谓大化所“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黑经验，向党中央、国务院猖狂进攻。肖剑秋与柳忠阳等人紧密配合，在1976年4月23日院核心组会议上作出了推广“大化经验”的决定，肖剑秋提出“最好到大化参观，在此交流经验”，5月13日，院核心组研究学大化与学大庆、学大寨的关系时，肖还说：“大化与大庆、大寨有共同的东西，也有个性的东西，有自己的特点。大化是科研单位，要强调改造知识分子，不要怕，不要有那么多顾虑。可能有人抓住作文章，没关系”，妄图把大化所的所谓“对着干”的黑经验树为典型，同党中央关于整顿、加强科学院的重要部署相对抗。
1976年5月，肖剑秋伙同柳忠阳等人策划召开了“京区学大化”会。在会议期间，他们利用会议的《简报》、《总结》、《决议》，大肆鼓吹大化所的所谓“路线分析”的黑经验。肖剑秋在为柳忠阳修改的总结讲话稿中，大肆兜售“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诬蔑院核心组是“走资派、投降派和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不满分子，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还在《总结》稿上批了大段的反党黑话，胡诌“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结合我们的班子加以分析，实质上是革命派与走资派的斗争，革命派是极少数”，“科研大权，基本未动。仍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说了算，或者仍然是专家权威掌握领导权”，“关键不在于老中青不健全，而在于领导权在谁手里”，叫嚷“调大化所几个骨干到院核心组参加领导”。
1976年5月，柳忠阳提出召开“全院理论讨论会”，并且印发了“四人邦”干将谢静宜直接控制的鼓吹“四人邦”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北京市委宣传组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材料。6月15日和6月25日经肖剑秋同意，先后两次以院政治部的名义发出召开“理论讨论会”的通知，把“民主派”变成“走资派”作为讨论的主题。
会议期间，肖剑秋担任会议领导小组组长，亲自坐镇指挥。在他审定的刘元明的《开幕词》中，疯狂攻击诬陷邓付主席以及胡耀邦、李昌同志“搞修正主义”、“搞翻案复辟”，煽动要“剥掉邓小平、胡耀邦、李昌‘老革命’、‘光明正大’、‘关心科学’、‘关心知识分子’、‘关心群众生活’等画皮”，叫嚷会议要开得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针对性”等等。
1976年7月17日，肖剑秋在总结讲话中攻击胡耀邦、李昌同志“不再是革命的了，而是反革命的了”，胡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与无产阶级没有什么矛盾，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挖了他们的祖坟”。并布置各单位“要密切联系实际，分析本单位阶级斗争的现状和历史”，妄图诬陷和打倒一批革命老干部。
肖剑秋伙同柳忠阳等人，策划于1976年9月召开的所谓“批邓汇报会”，是他们配合“四人邦”加紧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会议期间，他们竭力推行“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加强科学院领导的重要决定；反对华国锋同志对科学院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攻击院核心组，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大造抢班夺权的反革命舆论。
1976年6月，柳忠阳提出召开“政工座谈会”，7月，肖剑秋改名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汇报会”。并组织专人，按照他提出的内容、观点、例子以及标题，起草会议《总结》。《总结》稿写出后，经肖亲自审定，印发给院核心组成员，准备讨论。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为了配合“四人邦”加快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肖剑秋与柳忠阳对《总结》重新进行了策划，决定甩开原《总结》稿，由肖剑秋亲自执笔，炮制出三万余言的所谓《总结》，疯狂地攻击党中央、周总理、华国锋同志；把院核心组70％的成员打成“资产阶级”、“走资派”，诬蔑院核心组是“资产阶级、走资派、犯过走资派错误又翻案、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不满或紧跟修正主义路线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掌权，加起来，除郭老外，在14名成员中占了10个，约70％”。肖剑秋为了抛出他的反党《总结》，还攻击院核心组对会议不重视，对《总结》不讨论，叫嚷“反正我是要讲的，披头散发也要讲”，气焰极为嚣张。
肖剑秋在1976年5月的“京区学大化会”上提出要对领导班子进行“路线分析”和“阶级分析”之后，又多次提出要搞“阶级斗争历史和现状调查”，极力兜售“张春桥思想”，系统地鼓吹党内有个资产阶级，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
1976年7月22日，肖剑秋在院核心组会上说：“剖析走资派，按过去的阶级分析不行了”。1976年10月初，他又在院政治部负责人会上说：“社会主义以来，阶级关系不光靠原来的成分”。在他炮制的《批邓汇报会讲话稿》中，更露骨地声称：“党内的（确）存在着一个同工人阶级相对抗的资产阶级”。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阶级分析的教导和党内走资派的完整论述。1976年6月，他利用“清查”工作会议多次散布“资产阶级在党内，走资派是共产党员，干的是反革命”，“跳出来的都是出身好、成分好、共产党员”等谬论。1976年9月19日，他又在院核心组会上恶毒攻击老干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不再革命了，他们不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员，而是资产阶级，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污蔑老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
为了推行“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肖剑秋在1976年7月12日布置我院各单位进行“阶级斗争历史和现状调查”。9月29日，肖又在物理所，生物物理所和一○九厂部分领导干部的会议上，一再叫嚷“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要抓住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科学院不光是胡、李，……你们各单位都是如此”。粉碎“四人邦”后，1976年10月8日，肖剑秋还窜到物理所，要常龙存加快总结“调查”的“经验”，妄图继续推广。
通过“路线分析”、“阶级斗争历史和现状调查”，肖剑秋把院、所的一批革命领导干部打成“资产阶级”、“复辟派”、“正在走的走资派”，并强迫他们“转弯子”。他诬蔑胡耀邦、李昌、胡克实同志是“名牌走资派”，布置对院核心组的一些成员进行“路线分析”，并点名攻击院属单位的一批革命领导干部。1976年9月21日，他在政治部办公会上公然提出“保卫工作，除了抓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外，要特别注意党内的思想动向”，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内。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肖剑秋更是有恃无恐，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叫嚷要“该调的调，该动的动，该吐的吐”。在肖剑秋等一伙的策划下，从1976年6月19日到9月28日的100天内，就处分和调动了处级以上干部27名。
肖剑秋利用篡夺的院政治部的权力，极力推行“四人邦”的组织路线，以“邦”代党，以“邦”划线，网罗党羽，安插亲信，妄图控制院、所的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
1974年7月，柳忠阳等人以政治部名义将“四人邦”党羽炮制的“杭州学上海材料”印发全院后，肖剑秋大肆宣扬“是个好文件”，指令党委和政治部门必须“按这个精神办”。1974年6月，他在一份简报上批示：“对造反派的态度有问题，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问题”。肖剑秋一伙为了篡党夺权，一方面加紧迫害革命干部，另一方面积极拉邦结派，在全院大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仅1976年6月至9月，就突击提拔了处级以上干部68名，把那些追随柳忠阳的邦派骨干、亲信塞进了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1973年秋，肖剑秋就强令天文台党委写报告，要余伟才当台党委付书记；1976年6月，肖不顾物理所绝大多数党员的反对，玩弄“先补后选”的手法，硬把王佐卿塞进了所领导班子；1976年7月，肖利用职权，弄虚作假，将XXX从外地调回北京，安插在人事局调配处，掌管人事大权。
肖剑秋吹捧柳忠阳是被“革命洪流涌上了领导岗位”。并公然对抗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柳忠阳搞派性、搞双突、手越伸越长的严肃批评，胡说：“如果是你们认为的那样，那就不仅是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子，而且是成了‘精’了”。1973年11月7日，他还以政治部名义向国务院政工组写假报告，包庇柳忠阳道德败坏、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为柳忠阳开脱罪责。
邦派骨干刘继英、周信及华亮明等人道德败坏，违法乱纪，早就激起公愤，群众多次要求严肃处理，而肖剑秋一伙却百般包庇，甚至反诬革命群众是“抓住一些同志的缺点大做文章”，还把这些邦派骨干大加提拔重用。
肖剑秋一伙为了篡夺院核心组的领导权，首先阴谋策划打倒胡耀邦、李昌同志。他们采取无中生有、造谣诬蔑的卑劣手法，于1976年3月至10月，先后炮制了5个所谓胡、李的“罪行报告”，肖亲自参与讨论、修改了其中3个报告。他们硬给胡耀邦、李昌同志加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反党”、“反革命”的罪名。在所谓《关于胡耀邦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罪行的报告》中，肖亲笔加上了“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并把原文中“以观后效”一笔勾掉。在所谓《关于李昌进行翻案复辟及反革命活动罪行的报告》中，肖加上了“鉴于李昌一贯坚持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屡教不改，问题严重”。妄图把胡耀邦、李昌同志置于死地。
肖剑秋一伙公然对抗华国锋同志关于组织问题运动后期处理的指示，有组织、有步骤地阴谋策划，进行篡权活动。1976年2月，在肖剑秋的积极参与下，成立了“院运动领导小组”和“院业务领导小组”，实际篡夺了院核心小组的领导权。接着，1976年6月，肖剑秋等人又密谋策划非法改组了院政治部，肖窃取了政治部第一负责人的职务。10月4日，“四人邦”抛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黑文，发出了篡党夺权的信号，当天上午，肖剑秋召集政治部负责人会议，叫嚷要“冲一冲核心组”，“要认真准备材料”。10月5日，肖剑秋在院核心组会上狂叫：“核心组的问题非解决不可，不能等，现在我们就受不了啦”。10月6日晚，柳忠阳、肖剑秋、李先惠、党文林密谋商定了肖剑秋提出的改组院核心组的名单。10月7日上午，肖再次布置要对核心组进行“路线分析”，私整院核心组成员和院领导7位同志的黑材料。叫嚷“上来就真刀真枪”的干。当天下午，柳、肖、李、乔操纵院核心组会议，强行通过了改组院核心组的名单，将核心组4位付组长和1位成员赶出了院核心组，把柳忠阳封为第一付组长，李先惠为付组长。
“四人邦”被粉碎后，肖剑秋与其同伙互相串联，对抗运动。1976年10月中旬，肖剑秋散布“要警惕有人乘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注意研究阶级斗争新动向”，压制群众揭发他们的罪行。10月18日，肖召开政治部负责人“谈心会”，说什么“核心组一些老家伙的劲头很大”，“要保持清醒头脑，这对我们是一次考验”，并给到会的人撑腰打气说：“要能稳得住 ”。10月27日，在召开揭批“四人邦”全院大会前，肖听到群众要轰柳忠阳下台的风声，便对柳出谋献策说：“群众轰，别走，核心组作了决定后再走”，妄想秋后算帐。此后，肖剑秋佯称心脏病发作，常期在家，不参加运动。经医生证明，肖剑秋的病情是可以上班的，院领导要他来院参加运动。1976年11月肖两次写信给国务院，诬告院领导从心脏病上整他，并把我院广大干部、群众对柳、肖的揭发批判，与叛徒江青提出的“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打击迫害革命老干部相提并论。肖剑秋还抗拒清查运动，涂抹、撕毁笔记本及经他批阅的文件材料，销毁罪证。
此外，肖剑秋参加革命工作后，多次伪造、谎报经历和职务，欺骗组织。他还把1938年12月参加国民党游击队的一段历史，谎报为参加“抗日游击队”。
肖剑秋反党篡权活动，证据确凿，罪行严重，属敌我矛盾。在清查“四人邦”运动中，肖又坚持反动立场，销毁罪证，狡辩抵赖，经群众多次揭发批判，直到去年12月份才开始承认犯有攻击华主席、邓付主席和党中央的部分罪行，但仍不老实交待主要罪行。根据党的“抗拒从严，悔改从宽”的政策以及肖剑秋的罪行和态度，我们建议定肖剑秋为反党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交由群众监督劳动改造，考虑其年老有病，可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
肖剑秋专案组197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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