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9-1-23 作者：[待确定]
在落实政策中，我室广大群众及受害者对军区后勤部邬桂英同志，在我室挖“新内人党”指挥策划，煽动武斗，造成严重后果，反映十分强烈。现将邬桂英的综合材料及揭发旁证随文报去，请局通过内蒙党委责成有关单位进行查处。
1、关于邬桂英在挖“新内人党”中严重违犯政策的材料1份，
2、揭发旁证材料10份。
中共实验室党委1979年元月13日
内蒙军区后勤部邬桂英是68年10月内蒙军区派驻我室军宣队的成员，直至军宣队撤走，一直是领导我室挖“新内人党”的主要策划者，并负责专案组工作。在实验室挖“新内人党”过程中指挥各战斗组进行严重的逼、供信；造成19人伤残，4名同志不久因伤势发展而死亡。
根据中央“4·20”批示，以及内蒙自治区党委关于彻底推倒挖“新内人党”这一历史错案精神，邬桂英在我室挖“新内人党”中违法乱纪行为极为严重，性质恶劣，给革命和生产造成了很大损失。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其所在单位介绍情况，并责成其检查交待实验室挖“新内人党”的来龙去脉；于去年6月初我室派人前往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介绍了邬桂英在我室挖“新内人党”中所犯错误的情况，并找邬面谈。邬不但不主动认错，反而把自己说成丝毫不了解情况的局外人，态度很不老实。
为了进一步掌握材料，我们进行了内查外调工作，通过被迫害同志的揭发及当时战斗组主要成员证实邬桂英在我室挖“新内人党”历史错案中确实起了左右实验室运动的极坏作用；其错误极为严重，为使其认真检查交待，我室党委付书书鄂全续同志及运动办的同志于12月7日又亲自去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带去关于邬桂英的综合整理材料及8份揭发旁证材料。去后了解到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于12月初方组成纪律检查组，对邬桂英的情况虽有所了解，但已于去年11月份批准其为预备党员。且至今邬未做彻底检查交待。
我们认为我室6月份已去人，本人又毫无认错诚意，反而在当前落实政策之际，发展其入党。邬桂英所在单位组织及有关人员的这种做法，在我室群众中，尤其是受害同志引起了强烈反映。据了解其所在单位群众反映也很大。这一问题，说明当前在落实政策工作中确实存在一定阻力，落实与反落实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应引起上级党委的足够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冲破阻力，以真正达到渣清路线是非，拨乱反正，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鉴于上述情况请局党组通过自治区党委，责成有关单位叫邬必须讲清我室挖“新内人党”的细节和打人凶手的具体情况。
根据群众揭发，其主要问题如下：
邬桂英主观臆断，密谋策划，任意践踏党的政策，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亲自指挥部署战斗组揪斗干部，我室所揪斗的，都是她与工宣队事先研究，提出名单，亲自布置。如大会揪斗化验工程师纳顺同志时，她事先给战斗组李成贵、杨佳林布置如何揪斗。在挖“新内人党”整个过程中，大搞逼供信，进行隔离反省，搞车轮战，90度低头弯腰，架杠子，拳打脚踢、扇耳光、拧胳膊、窝手腕（称之为扒猪蹄），用皮带狠抽，棍棒狠打等武斗刑法，进行拷打。
武斗情节严重，惨不忍睹，武斗成员一口气左右开弓抽打被揪斗者的耳光达数十下，用棍棒轮打臀部一打就是数十棍，直到打的被斗者承认为止，否则就继续毒打。邬桂英亲自传授车轮战经验“当被审查的对象疲劳时，精神上控制不住才能说出真话。”
由于严重的武斗，有的被打成遍体鳞伤，特别是有4人当场被打休克了（其中付局长1人，工程师2人，一般干部1人）。凡被揪斗的同志，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折磨和摧残，后果严重，先后有4名同志（其中处级、科级各1人，工程师以上干部2人），在运动后因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后遗症加速了病情恶化，终于死亡。其中1人死亡时年仅44岁。其他被打的15名同志身体均有几处后遗症，如有的骶骨裂，有的肋骨骨折，有的耳膜穿孔，脊椎畸形，腰椎骨质增生，手腕关节陈旧性骨折，肩甲骨折，腰部扭伤，腰内盘脱出等达数10种之多。
邬在挖“新内人党”过程中，曾反复的在大小会议上说，解放前有“内人党”，解放后有系统的叛国投修的“新内人党”组织，在集宁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并说：共产党组织有一些实际就是“内人党”组织，“内人党”是单线联系，是地下党组织，统一党头子通福谁也不让见了。所以材料只有从敌人口供中找。“内人党”的纪律很严，谁暴露出去就杀头。必须加强火力，不打不交待。“内人党”是属核桃的不砸不出油。“不吃敬酒，要吃罚酒”。一定要深挖到底，并从揪斗所谓老内人党的哈达同志入手。
邬桂英为了迫使群众进行武斗，而施加压力说：你们中间就有内人党，凡是对挖内人党表现不坚决的人，大多是和“内人党”有联系，不然为什么恨不起来？为什么手软呢？XXX不坚决，结果他就是“内人党”，现在已挖出……等，造成人心惶惶，人人处于自卫的局面。
当群众提出车轮战的武斗行为，是违背了毛主席严禁逼、供、信的重要指示。邬不但不执行，公然说“挖内人党”特殊，必须用特殊办法，就像过河没有桥，采取一切方法攻下一个堡垒，从敌人嘴里寻找线索，突破一个就能揪出一大串，便能个个击破。”以致武斗不仅不予制止，反而更加残酷，掀起了武斗高潮，从抽耳光、拳打脚踢，发展到木棒上阵。不仅把室革委会主要成员揪出武斗，而且还将局正付局长也揪来，使武斗更加严重。
首先组织专案组，挑选培训武斗干将。邬还对每个战斗成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要求武斗成员不得外出，外面情况不准打听，组内情况要保密，有特殊情况必须向她请假，而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
她直接指挥各战斗组相互支援，调第一战斗组（群众称之为别动队），支援其他组，并亲自带领打人最凶的杨佳林到各组进行武斗。有意识的对被揪斗者进行诱供。
对战斗组成员大肆宣传武斗经验。邬曾多次宣传公安部门武斗如何厉害，不然阶级敌人就那么听话老实？还公开赞成支持那种“当毛主席的政策威力达不到时，就得棍棒解决问题”的荒谬主张，对武斗起了极坏的作用。
此外，邬带头按被斗争对象的头，让其长时间的低头弯腰，而且对战斗组成员一再指示火力要猛，并组织战斗组成员到打人最凶暴的马进德战斗组观摩，邬还当着大家的面，赞扬马真有两下子，他一个人能顶你们10个，马脑瓜子就是灵，会出主意想办法等，从而掀起了用条帚木把，行军床横棍进行武斗，把人打的惨叫，而邬桂英还嫌火力不猛，竞凶相毕露的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不交待就打，除两额外，什么地方都可以打，剩下一口气，打死了不好办。例如：斗革委会主任孙其顺之前，邬向大家交底说：“现在给你们找个大家伙叫你们过过瘾，你们要给他点苦头吃。”
邬桂英是我室挖“新内人党”的主要策划者，揪斗谁均由邬安排，想挖谁就挖谁，她直接控制挖出的斗争对象，被揪斗人所写的材料，特别是交待出来的“内人党”名单，任何人不准看，均由她直接索要掌握。各组斗争情况，不准别人外传，而她却可以到处乱串，到处指挥策划，盛气凌人。除本室外，她还可任意到地质局机关索取被斗人交待的材料。
每当被斗人被打的受不了，承认自己是“内人党”时，邬桂英就借机把别人支走，单独找被斗者谈话，让他写交待材料，往往是她怀疑谁是“内人党”就有意诱供，如邬与哈达谈话，从他是老内人党引到“新内人党”，她说：“只要承认了就没事，可以宽大。”当哈达承认后邬又以哈达是树根主干为比喻，引其交待名单，提示哈达要交待钻进肝脏要害部门的党徒。如果被斗者交待出她认为可靠的人，她就说：“你不要血口喷人！不要搅混水啊！”。当交待出她所要的人名单时，马上就组织人把他看守起来，立即抓来毒打。胡力亚奇同志承认是“内人党”以后，写材料时，邬诱供说：实验室的“内人党”不是几个，而是加上几个零的问题，开始胡供出30多人，在邬桂英谈话后，供出84人。纳顺同志亦在承认为“内人党”后，邬又把其单独叫到小房谈话，纳交待40余人，邬就按照胡力亚奇交待的名单审斗纳顺，因而供出75人，在斗云霞时，为了从云霞身上找突破口，将其押去参加呼市召开的围歼“内人党”政策兑现大会，回来后邬对战斗组成员说：云霞不老实得好好整一整，给她点压力，火药味要浓一些，于是对云霞搞了武斗，云即承认是“内人党”，邬随后将其他人陆续支走，个别谈话诱供，当云说出革委会付主任徐绍文，邬如获至宝，马上派人把徐看起来，立即抓到马进德组毒打。
特别是邬让战斗组搞熊鳞儿同志时，起初纳顺说熊是64年由张英涛发展的，这个条子让纳写完不久，就退回来了，说熊是胡力亚奇65年发展的，于是又让纳顺将64年改为65年。
事实充分说明，我室挖“新内人党”运动由于邬桂英的指挥策划，造成的后果严重。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实验室党委1979年元月10日
我们单位有几个同志曾向您及内蒙革委会反映过近来挖“内人党的情况，相信上级革委会及首长同志们能重视这些情况，在反映情况的同时部分的涉及到军区后勤部派遣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个别人的问题。因为我们贫下中农最热爱解放军，他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兵，是我们贫下中农的亲骨肉。他们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即使他的个别同志犯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我们都是本着为人民服务，为革命负责，为解放军负责的特意的态度提出来。希望也相信这个别人能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也就是能改正错误缺点。下面我是反映部分情况也是本着上述精神实事求是的反映的。若上级首长认为有价值就请参考。”
我局我室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继411支左部队撤出地质局走向新的战斗岗位的同时进驻的（10月28日）。我局总负责是金政委。我室负责的原是赛希，另有张占海、邬桂英、高洪志共4人。不几天赛希调走，补来一位姓孔的同志。这时的负责人可能是邬桂英（给我的印象是她，因很多问题是她说了算）具体搞专案工作的及挖“内人党”的布置及具体人员等基本上是她点头算。在68年12月9日由我们学习班选的2名（杨佳林、李成贵）挖“内人党”专案组成员，杨、李都是67年站错队的同志，其中杨为我室8名顽固分子（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一，我曾是伪革委会委员。她对我们俩都是有看法的，但在工宣队某同志的说服下她才同意了。
我组只有6个人除杨和我还有3名65年大专生和1名车工（女），后因北京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经验的学习，认为必须重调查研究，应加强外调，因此决定我组抽1名65年大学生和1名工人（车工）与解放军张占海一起跑外调，剩下我们4人对敌战斗。一开始是对老牌民族分裂主义头子，老“内人党”魁，大右派哈达进行斗争，多是黑夜斗他，因白天让他去登记站登记。黑夜我们斗，实际就是车轮战术，当时有人有意见，认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我们火力上不去，在12月16日前停了半天统一思想；后决定还得从敌人口中获得线索（外调用），大家基本同意。往后采取小组批斗，政策攻心为主，此段时间由解放军邬桂英个别谈话也有（内容不知）。我们战斗员给其谈过，内容是在任何犯罪分子面前，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问题。每当个别谈话后（特别是邬与其谈后）敌人就能多少承认或交待一点问题，我们当时认为小邬就是行！直到12月23日晨都是如此。我们所需要哈达所承认的问题，也基本承认了，他还表示要继续交待他的历史问题并揭发别人，23日又让他去登记（19日后因哈加入“统一党”问题没弄清，故有几天没去登记）在此阶段，我们尚未发现什么大问题。
从23日开始我组就转入另一对象了，哈达就由邬直接负责了。往后她也直接负责起全室4个战斗组的工作了。也就是挖“内人党”总负责（至少给我的印象如此）。我们第二个对象的材料是据局里乌兰其其格揭发我室胡力亚奇是“内人党”徒并任我室“内人党”组织委员，胡平常胆小怕事，决定给他吃硬的为主（以打为主，邬也同意的），23日拉上胡简单问了几句就打了一顿，同时针对他腿长个高，腹大等特点总是让他低头弯腰举手，不到半小时他就喘粗气，豆大的汗珠直淌，在此情况下于23日24时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任组织委员。但是在14时至24时的几小时中也是多次进行个别谈话的。特别是胡在招供我室的几十名“内人党”徒名单时，多数是与邬个别交待的。战斗员均不知道。
24日晨6时后胡去休息（因承认交待了问题）。8时召开了全室职工大会，宣布了对哈达的从宽处理，并当场又揪出一个混在群众中的纳顺（也是乌兰揭发的）又交给我们组斗。方法基本同胡。但因纳在回答群众问题时说：他是蒙古人，加之态度恶劣，所以对纳打的厉害一些，除皮带外还动了扫帚打和木棍。24日下午在提示和引线的帮助下也包括个别谈话，纳承认自己是“内人党”并任局组织委员。在邬与纳的个别谈话时，我特别耽心邬的安全，因当时纳的态度极坏，我们又打的较重，我怕他狗急跳墙，怕害邬，因此曾让解放军小张和工宣队小杨也进到屋去以保护邬。后在纳交待室“内人党”名单时，邬又曾将纳叫入小屋单独谈话，个别交待人名。在邬与胡与纳个别交谈时2人同时供出了我战斗组组员杨佳林，邬对杨也不信任了，准备往外揪了。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胡在25日供出我室有84名“内人党”徒。纳供出75名。二人一对照连同对上对不上的人名共100多（但入党时间，介绍人绝大多数对不上）其中多是旧党委书记、委员、党员、积极分子及其亲近者，也有一般群众，加上已揪出的牛鬼蛇神，这些人数早在22号前就在邬桂英脑子里有底的，她经常说：“内人党”在实验室不但有而且不是几个的问题，是加几个零的问题。当时我想，加一个零就了不得了，在200来人的单位有几十“内人党”就已经可观了，加两个零就是几百了，室全部才200来人，就是加两个零也不太可能别谈几个零了。就在24日胡供出40多名时我曾给邬提出：对这些名字必须科学的分析，加之周密的调查，研究，可不能让敌人索着我们的鼻子走啊！但往后的事实证明她没有重视我这一正确的意见，而是轻率的相信了阶级敌人的口供。从24日晚（或23日晨）揪出室革委会主任孙其顺，25日中午揪出革委会付主任徐绍文的情况看都只是轻信了某一阶级敌人的口供而揪出毒打的。据说孙的揪出是听信了三反分子，乌兰夫死党分子王晨光的一句话：“我发展了孙其顺”。而徐绍文的揪出是听信了联社头头，云丽文表妹云霞的25日的一句话：“昨天徐绍文叫我顶住，别承认，解放军、工宣队都住不长”而揪出的毒打的。这是徐揪出前几分钟邬桂英告诉我揪徐的唯一依据，（我知道的唯一依据），另外在25日对汤煜彦、熊鳞儿（腾司令员67年3月12日讲话后坚持挖肃的）的揪出和毒打又只是因为有2个或以上的阶级敌人供出了他们的名字而入党时期，介绍人都对不上，而且还闹了笑话就这样被揪出毒打的，25日开始的打并非徒手的打，而是用皮带木棍扫帚把，方棱棒，并且脱了衣服和长裤子打的。现在因为我们不掌握材料，不敢说谁是谁不是，就以上述作法看一定有阶级敌人在捣鬼。
另外，由于搞“内人党特殊”必须“绝密”以便于她邬桂英更“绝密”（绝妙）的掌握材料，各组斗争情况（特别是名单）不准外传，对斗争对象的交待材料只能专人去取，连工宣队和看管人员也不能信任，看管人员之间更不能随便来往，连战斗员有时都不知道斗争对象的一点材料就拉来斗。但是奇怪的是邬桂英她一个人特殊可以到处串，随便进行个别密谈，并任意索取交待材料，非但在室里如此，就是局里的犯人，她也可以随时去取“旁证”材料，须知该“旁证”既无公章和单位意见，也无私章，有时年月日也没有，实际上等于一张白条，就是如此的“旁证”就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这难道只是一般的作法问题吗？只是一般的错误问题吗？而不是执行政策的大问题，不是方向、路线的问题吗？
上述情况大多数是本人亲身经历的事实，少部分是听说的，均已注明“据说”字样，希参考！
内蒙地质实验室李成贵69年元月4日
此材料当时停止武斗后所写，李成贵同志现仍在我室。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实验室革命委员会政治处
我是1968年10月至11月份进驻地质局实验室工宣队队员，那时有军宣队分管整个全面掌握挖肃工作，以后根据运动的发展，内蒙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挖“内人党”因为时间比较年长了。有的过程回忆不一定全面，在搞挖“内人党”时，有军宣队张占海和邬桂英俩人主要负责人搞“内人党”专案所供出来的材料都交给了他俩人比如纳顺同志供出来的口供和受压的同志交出的材料都是同样。每天交待出来的都交给邬和张俩人，我记的只要1人交待就把谁搞进去如徐绍文就是其中1个，首先邬张二人先碰头。然后找上工宣队队长杨同志。有时杨队长还不知道把谁搞进去。邬那个人点子是比较多一点。邬有时和我讲过这家伙们如果实在不交待就给他们点高压。我想当时也是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说出来的，地点在实验室走廊内。
付有1978.7.23
湖北省十堰市白浪一局三公司驻呼留守处（盖章）
此系抄件
1979.1.8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实验室革命委员会政治处
我们组直接由邬桂英指挥。邬桂英说：“车轮战是一个经验，当被审查的对象疲劳时，精神上控制不住才能说出真话”。邬桂英随时鼓动旁边人上去打，由于我始终没动手，她还对乐君飞说我不适合搞阶级斗争。杨佳林由于能打人，她还经常带着他去外组打人，同时邬桂英还对我们说让杨佳林立新功。
被审查人的家属给送饭时，邬还让人查看有没有纸条。
徐和靖1978.10.7
徐和靖是马鞍山研究院设备研究室技术员。此材料是摘抄的有关部分。
1979.1.31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实验室革命委员会政治处
实验室挖“新内人党”是工军宣队把局搞乌兰的“经验”（就是把局机关的职工花名册交给乌兰圈名字的“经验”）搬到哈达、纳顺身上入手，搞起来的，在这点上邬桂英应当负主要责任的，是她在做法上提出连轴转的主张，她说后半夜最能出“干货”，例如，搞哈达最初白天搞，没有交待什么，由于连轴转，一连几天，在1个晚上，邬桂英就给哈达谈话，从他是老“内人党”引到是新“内人党”，她说只要承认了就没有事，可以宽大（后来也果然宽大了）当哈达承认后，邬桂英以哈达是树根主干，哈达发展的一般党徒象树枝、树叉子，为比喻，引哈达交待名单，我记得邬桂英特别提醒哈达要交待钻进肝脏要害部门的“内人党”党徒，那天晚上我在旁边，地点是在三楼拐角（东南角）拦起来那个走郎/廊房间里，由于第二天要我去参加政策兑现大会，在让哈达交待名单之时，好象是杨顺田来通知说要派人去参加这个会，当时邬桂英决定叫我去，另外好象叫带上云霞去参加，并让我回宿舍休息，事后回想起来，这里可能是有文章的，所以后来哈达交待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第二天下午就揪纳顺，邬桂英在宣布揪斗纳顺之前说：“为什么要揪纳顺，是因为他是“内人党”的组织部长，并把他隔离到局西北角一个房间（这是事后知道的事），不和实验室其他的所谓“新内人党”关在一起，所以实验室的人一直不知道纳顺关在那里，工军宣队象邬桂英等人就单独在那里审讯过纳顺。
自哈达，纳顺承认为“新内人党”后的那一天的晚上，邬桂英在专案组宣布，凡有关“内人党”的材料一概交由徐玉发负责，至此事态也就不言而喻了，并且对孙其顺也以隔离室要隔离得好为借口让他去抓搞好隔离室的工作，第二天就揪孙其顺（室革委会主任，已于20年去世），紧接着是揪徐绍文，当天下午我是邬桂英、马进德等人在三楼扶梯口那个屋开的会，那天我是稍早一些去专案组，听见这屋里有说话声，推开门一看，气氛较紧张，邬桂英脸上突然严肃起来，人们也突然停止了说话，我只好没趣地关上门离开了，这天下午一上班就揪了徐绍文（革委会付主任）。这天下午快下班前，杨顺田来专案组，把我的专案组门，办公桌的钥匙拿走了，我感到事情不妙，果然这天午夜，即12月26日凌晨1时许，我也被诬陷为“新内人党”而遭到拷打。
在挖“新内人党”过程中，马进德是颇得工军宣队邵树之，邬桂英等赏识和重用的。
我强烈要求对邬桂英、马进德等作出严肃处理。
汤煜彦78.10.11
汤煜彦同志原在我室工作，挖肃运动开始一度为专案组长，后被挖。
此材料系抄件。
1979.1.8
在挖“新内人党”阶段，邬桂英是实验室军管负责人。关于她的表现，尽我所知揭发如下：
她是我们专案小组的组长，我是从到达专案组（哈达专案）开始认识的。第一次讲话就强调说：“你们是来立新功的，要在运动中以实际行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以后组内的事均由她和另外一个组长徐玉发主持，在哈达专案开始不久，她给我们开会介绍有关内蒙出现反革命叛国集团——“内人党”的情况，她从上面（可能是实验室或局革委会）拿来了关于“内人党”的纲领，组织形势等材料，并给我们念，号召我们要“深挖到底”。在这不久，她还给我们讲：“内人党”是单线联系，而且他们的纪律严，谁若暴露出去就杀头。所以我们必须加强火力“不打不交待”。我们组里的武斗从这时也就开始了。并且在斗哈达和胡力亚奇时她也按头，让被斗者长时低头弯腰。
我们组如何搞均由她和徐玉发决定，而她是指挥者。例如：让我们去外组打许文华、徐绍文、吴修身、张大华、付金声、纳顺等均由她和徐玉发安排。
在组内她有时说：“表现不坚决的人大多是和“内人党”有联系的，不然为什么恨不起来呢？为什么手软呢？汤煜彦平时就不坚决，结果他确实是“内人党”现已挖出……等”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当中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人，造成人人自卫。
在挖“新内人党”过程中，她非常“辛苦”有时不回家睡在凳子上，不许我们外出，并说：“外面情况不需要打听，组内情况要“保密”。我们有特殊情况才能向她请假，而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回来。
她亲自指挥我们看徐绍文，别让她跑了，然后抓起来。关于她在组外的情况我不了解。
检查人：杨佳林78.7.18
杨佳林现在地训班工作，当时是专案组成员。
1979.1.12
邬桂英自那一批军工宣队进驻地质局时起，她就一起进驻实验室，一直到那批军工宣队撤离地质局时她才离开。
在实验室不到一个星期时间的挖“内人党”时我认为她是左右了实验室的运动，虽然她不是什么主要负责人也不是队长，只是一个普通成员。但她能说会道，把她自己吹得非常了不起。她那一个组都去，她到那里就布置或古/鼓动那里的所谓战斗士气而且听不得不同意见，如果那一个人（指实验室的职工）不同意她的看法，就有被揪斗的危险。她在专案组里起着主导作用。说一不二，反正她认为看问题看得很准，说什么揪一个准一个，她在对哈达进行揪斗时，一直采用引供，什么钻到我们心脏里的有没有？过去的有没有？现在的有没有？钻到红色政权的心脏里的有没有？上面有什么人，下面有什么人，左右有什么人。当哈达说到某一个人时，但又不肯定时她就引导他，这样哈达就顺着她的口气进行所谓的交待名单。
同时邬桂英对马进德组是比较欣赏的，尤其是对马进德。她经常说他们组火力强，有办法，效果好，别人攻不下一到他们组就拿下来，她在说这样的话时，总是洋洋得意，她说马进德能干，有办法，总之她特别欣赏他，经常在其他人面前吹捧马进德是如何能干。有办法。
大约到运动高潮时，我对当前的运动有看法，我认为“内人党”（按当时传达的来说）是秘密的组织单线联系，而且又是搞分裂活动的组织，怎么会你知、他知，同时我认为好多人根本不可能是“内人党”，而且我还向她举了好几个人的名字，和提出我对他们不可能是“内人党”的我的看法和理由，认为他们不可能会参加“内人党”。她立即指出，说我阶级斗争敌情观念不强，她马上布置我学习几篇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著作，还在我按照她的指示学习时，她就在我的旁边审查我的档案，就是这样给我施加压力。
反正我认为，邬桂英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而且起了坏作用，由于时间较长对她的好多话记不清了。
乐君飞1978.10.9
乐君飞同志是我院选矿研究室技术员
（马鞍山矿山研究院组织处盖章）1978.10.17
此系复制件
1979.1.8
邬桂英是68年下半年派驻实验室的军宣队成员，（张占海负责）到室后主要是抓运动，特别是11月份呼市开展“挖内人党”以来一直是直接抓“挖内人党”专案组的，要说工宣队也有人分管这一工作，但谁也不如她管的多管得细。
我记得11月底（也许是12月初）专案组（当时只有哈达被审）要扩大，工宣队邢队长，杨队长及富有都找我谈过话，说让我参加专案组，我都拒绝了，第三天邬桂英与我谈话，又捧又拉还激将，最后我只得答应试一试。回忆当时我被问得没办法了，只好说出思想顾虑，主要是自己刚犯了“老保”错误（当时是提到路线高度谈的）如参加政治运动再犯点错误，给我新帐老帐一起算我可受不了。当时邬说：上有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领导，下有群众支持对敌人进行斗争这还能犯什么错误？！你就放心吧。再说我们这种成份、出身的团员同志不起来领导运动，难道让敌人来领导运动？！党培养了我们这么多年现在党需要我们的时候难道还向党、向组织讲条件，讲价钱吗？我们就是要依靠党团员贫下中农。
后来到专案组后，看了一些材料，同时也对哈达进行了几次帮助到12月初毛主席亲自批转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经验下达了，我与徐和靖有些看法，认为对哈实行的24小时不让休息（名曰车轮战）不符合毛主席批示的对敌斗争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要轻信口供，不搞逼、供、信等等。为此专案组整开会一天，曰：统一认识，当时我们谈了看法，邬说，挖“内人党”特殊，必须用特殊方法。谈到逼、供、信时邬说：我们现在就是缺乏材料所以要从敌人口里找到线索，最后统一思想就是从敌人口里找线索。
她还不止一次的向我们宣传公安部门如何武斗厉害，不然阶级敌人就那么听话、老实。另外她还轻视毛主席政策的威力，公开同意有人说的：“当毛主席政策（也许原话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达不到时就得棍棒解决问题”。这种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还不止一次说过，“内人党”是属核桃的不榨（扎）不出油。更为恶毒的是她一再指示战斗组的火力要猛，总觉得我们组不如别组火力猛，还组织我们去马进德组观摩武斗，回组后就有人拿起了帚扫把，说：对敌人就是要狠（并引用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段）猛，不交待就打，一直到剩下一口气，打死了不好办，所以实验室扩大化时武斗问题与邬是有很大关系的。当然工宣队里队长们的言行也起不小作用，有的队长（邢平头）在光天化日之下提着棍棒到处乱串，言谈中总是离不开他们单位武斗如何凶，他又如何厉害等，并对不同意武斗的工宣队员进行迫害，以镇压工宣队内部的不满情绪。另外在具体到“挖内人党”的材料问题也就是所谓的证据问题也很荒唐，有的便条式的证据曾经多次修改而且无证明人签字和年、月、日，同时诱供严重，经常是让被审对象说出自己（邬桂英）要说的话，否则又是重刑对付，在交待名单时对审查对象进行启发式的提问如：有张三没有？有李四没有？好好想一想。如交待的名单有马进德或她们心上的人时邬就说“你不要血口喷人啊！不要搅混水啊”等等，致使实验室不少同志受了害。
李成贵78.6.16·抄
李成贵现在我室为鉴定技术员，挖“内人党”期间是专案组组员。
1978.12.8
一、贩卖错误言论，说解放前有“内人党”，解放后有系统的叛国投降的“新内人党”组织，什么在集宁还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什么在共产党组织有一些就实际上是“内人党”组织。甚至威胁群众说你们中间就有“内人党”，闹得人心惶惶。
二、鼓吹武斗：我室对所谓“新内人党”搞车轮战，长时间九十度弯腰，抽耳光的武斗和变相武斗，群众对之很反感。12月21日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指示下达后，当天群众进行了讨论，邬桂英参加了我们第四组讨论，我向她指出，我们现在审查新“内人党”的做法是错误的，搞逼供信违背了毛主席指示。而邬桂英视毛主席指示不顾，反而制造错误论调，鼓吹武斗。她说：“我们对新“内人党”是对一个神密/秘的单线联系的反革命组织，用一般方法是困难的。就象过河没有桥，必须弄到船一样，必须采取一切方法攻下一个堡垒，从嘴里弄到东西，便能个个击破。”她身为军宣队负责公开贩卖错误论调实际上掀起了新的武斗高潮。从而武斗由抽耳光变成木棒上阵，并把革委会主任孙其顺、付主任徐绍文、专案组长汤煜彦全部揪出来，进行了严重的武斗，被打坏的近10来人。揪出来的人达20多人。
据上述情况我认为邬桂英操纵了我室的打“内人党”。同时并把局里的领导干部多人抓来我室武斗，这些邬桂英也有一定责任。
晏惕飞1978.6.8
晏惕飞同志是我室选矿组技术员，当时是第四战斗组成员。
1978.12.6
1968年挖“内人党”时期邬桂英是驻实验室的军宣队，具体负责实验室的挖肃运动，实验室在挖“内人党”过程中犯了武斗打人、大搞逼、供、信的错误，这些邬桂英忠实的执行了“四人帮”所推行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主观意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是分不开的，在实验室干了很多坏事，影响最坏，现就我所知道的揭发交待如下：
1、在挖“内人党”时她是主谋者、指挥者，又是决策者。实验室所揪斗的人员都是她与工宣队事先研究好的，提出名单，交给各战斗组进行批斗，并做具体布置。
3、她公开鼓吹打人，兜售打人经验，她在战斗组内部讲过：“内人党”是属核桃的不碰不出油，非砸不可。还说：“新华印刷厂的经验不适合地质局。更为严重的是教唆：“打人不要打死，要留口气”。
4、她积极推行原内蒙党委核心组成员的指示：贩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欺骗群众。她在各种会议上大讲行讲：“内人党”是反革命组织，是共产党的变种，内蒙的共产党就是“内人党”，两个班子，一套人马，共产党的书记，就是“内人党”的书记。
5、搞武斗她亲临坐阵。在许文华跳楼未遂被打的那天夜里，在批斗孙其顺、王晨光、高XX、熊鳞儿，张大华等人的所有夜里她都是亲临现场督战。在批斗孙其顺同志时她站在孙的面前审讯说：“你又不是生活在灯炮里，那么真空的”。还说：“怪不得实验室的挖‘内人党’搞不起来，鬼就在你这”。
揭发交待人：边启文
边启文所写关于军宣队邬桂英的材料供参考。
局机关总支（盖章）78.8.3
此系复制
79.1.20
我于68年10月末到地质局实验室搞所谓的“支左”，12月份调回部队历时2个多月，这次所谓支左是军宣队在工宣队领导正进行工作，由于当时林彪四人帮恶意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整个内蒙是黑云压顶，多少无辜的革命者受迫害受打击，那么我们所谓“支左”也不例外。也是反革命路线的效忠者，到实验室后工宣队由邵扬队长负责，军宣队有张占海，工宣队林有同志负责；下工宣队还有3名同志，由于时间长记不清了。
进驻实验室后，首先布置了两派头目集中，派性大，出身成份高，以唯成份论代替了阶级斗争，当时对哈达，云霞、纳顺等等同志进行了审查，我是记录审查时低头弯腰是家常便饭，那真是自己树菩萨自己拜，整个运动是逼、供、信的产物，这次所谓支左是执行了林彪四人帮的错误路线，所以说给受害的同志们身心造成的创伤和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在所谓的“支左”时由于自己对领导布置的工作不加分析盲目执行，犯了严重错误，自己想通过“支左”成名成家，捞取政治资本，取的领导信任，向上爬，所以只要领导布置我就首当其冲，属无面对面打人，但也参与了粉面登场，这些都是个人野心的大暴露，回过头来看我是有罪的，有罪于党，有罪于人民的，破坏了军民关系，允当了林彪四人帮的走卒，通过这次运动证明我是千古罪人。
我要向实验室的受害同志赔礼道歉，低头认罪。我深知这些受害的同志遭受的迫害与创伤是非我一份检查所能弥补的，所以我要从灵魂深处认识自己，请同志们批评帮助。
后勤部 邬桂英79.6.5
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实验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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