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0-11-24 作者：刘子厚
刘子厚[刘子厚，长期以来任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 文革中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我在河北工作期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犯有严重错误。1968年初，成立省革委，我被解放并任副主任，自71年起由我主持河北省的工作。71年前省革委会领导工作的错误我有份，71年以后的错误，我负主要责任。过去我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认识很不够。最近，经过学习和反复思考，特别是重新学习和对照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制定的路线，触动很深，痛感在党的历史性大转折时期，我没能觉醒过来，清算自己的错误。回想起来，心情十分沉重。现就初步认识，作一检查，诚恳希望党中央和河北省委同志给予批评和帮助。
我的左倾错误是从1958年开始的，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左的思想体系。如“大跃进”、“反右倾”我都是积极的。在这段时期内，河北省错误处理了“三北”问题，我是积极参与的，伤害了自己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挑动派性，制造分裂，给河北省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在此期间，我对“四人帮”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搞的一套倒行逆施，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既有抵制的一面，也有执行的一面。粉碎“四人帮”后，我如释重负，心情非常振奋。但在我身上的左倾路线的流毒，并未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肃清。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搞了一些极左的错误的东西。如在揭批查运动中，有的地方把清查面搞宽了，甚至有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把柴晋川同志当作反革命逮捕，是错误的。
对我执行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错误，省委虽然进行了一些纠正，但直到三中全会前夕，还遗留许多重大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党的三中全会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对这样的一次从根本上拨乱反正，扭转乾坤，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会议，觉悟很迟，认识不足。没能从实质上学好学透三中全会的精神。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在形式上我也进行了传达贯彻，但对10年浩劫遗留下的许多重大问题，没有积极和自觉地解决好。对此同志们很有意见，使省委的工作也非常被动，这是我要完全负责的。
我的思想长期为两个凡是所禁锢，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认识很不够，学得不好，理解不深，在思想上突不破“惟上”，“惟书”的束缚，更不能从左倾错误路线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行动上总是瞻前顾后，忧虑重重，深怕批左过了头，怕否定了过去的成绩。对过去的错误不能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有的同志批判了，自己还听不进去。正因为这样，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及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等一系列问题上，显得很不得力。更严重的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批判左倾路线的错误，而我在思想路线上仍没有端正过来，转变很慢，甚至仍在不自觉地搞左倾错误的东西，继续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这是十分沉痛的教训。
三中全会前，中央就一再提出平反冤假错案，三中全会上又再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紧落实好干部政策，并在会上为彭德怀同志、陶铸同志和61位同志的重大历史冤案予以平反昭雪，为全党做出了榜样。这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过去我总认为1959年整风反右受批判的同志虽然平了反，但他们还是有错误的。三中全会对彭德怀同志的平反，才使我认识到是非应该颠倒过来，正确的恰恰是这些同志，错误的是我的左倾认识。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的错误认识解决了，但左倾错误路线在我身上的流毒，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而妨碍了落实政策工作的进行。
河北省委在批陈整风后和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也抓了几次落实政策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又给一部分同志落实了政策。表面上看，好像大多数同志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实际上不少干部的落实政策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三中全会后，我本应该根据会议精神，坚决迅速地把落实干部政策搞好搞彻底。但由于我思想上还有左倾流毒，过去有的案子定错了，没有及时纠正过来。我没有把落实干部政策作为肃清极左路线流毒，促进安定团结的重要措施来抓，以至实际工作跟不上，政策落实得不快不好。如对林铁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就搞得不够好。三中全会后，虽然再次宣布为这些同志平反，但仍未作到及时妥善安排。我当时在领导岗位上，没能设身处地为这些台下的同志身心长期受到折磨的苦处着想，没有尽快地消除对他们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后果。我很少找这些同志交心，交换意见，自我批评做得很差。这些老同志对我有意见，完全是应该的。每念及此，深为内疚，感到很对不起这些同志。
河北还有一些人所共知的大案，教训也是极为沉痛的。1967年陈伯达制造的冀东大冤安，8万余人遭受诬陷迫害，二三千人被迫害致死。对这样的大冤案，我长期没有过问。粉碎“四人帮”后，地市委同志反映这个问题，我才派人去作调查处理。我对这一重大冤案的平反工作，实际上采取了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是很错误的。邱县专案本来是完全搞错了，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长期认为只是扩大化，没有彻底纠正。在解决中拖拖拉拉，直到1979年中央召集的河北省委汇报会，在中央领导同志帮助下，才得到正确解决，落实了政策，作了彻底平反。对此，我应负主要责任。对深县的冤案，解决处理得比较迟钝。在承德发生的董秀芝同志冤案，使这位张志新式的好同志，受到严重的摧残迫害，幸而后来得救。虽然事情发生前我和省委都不知道，但问题在于我并未能从董秀芝同志的事件中，进一步深刻看到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危害和恶果。
由于思想路线不端正，在对有些干部的识别，选拔上存在着主观片面和使用不当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其中大多数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确实混有造反派起家，有打砸抢罪行的人，未能及早发现，加以处理。对一些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年轻干部，也没有及时调整。对原省工会主席樊德玲（注一）和原革委会副主任兼妇联主任王桂华（注二）的处理，也由于思想路线不端正，拖拖拉拉，未能及时调整他们的工作。这些，我都应负主要责任。
另外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在石家庄关于两派群众问题的反动表态，我是赞成的，对我的思想是有影响的，表现在当时对省革委会干部的使用上，看法上和感情上，有亲有疏。批陈整风后，我对此比较警惕了，注意了对派性问题的解决。但对解决思想隔阂的工作做得不够，对有的同志的工作安排，也有不当之处。
多年来在执行农村经济政策上，一直强调要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而实际上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搞清楚。以至把一些左的错误的东西，当成正确的加以坚持。各地出现的诸如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平均主义，搞“大呼隆”，以及对自留地、农村集市贸易采取的一些左的错误的措施，就是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反映。我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的过程中，同样受到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的干扰。如当时群众中存在怕“冒尖”等思想顾虑，未能及时解决。虽然也抓了按劳分配和生产责任制的工作，但很不得力，影响了两个农业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特别是对自留地和开放集市贸易解决得迟缓，这些都对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有影响的。
这种左的思想，还表现在经济工作中存在的急躁冒进情绪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毛病。76年唐山地震，77年又发生水灾，在全省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也盲目地跟着讲“高速度”，“大干快上”，“一年初年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等左的口号。显然是脱离实际，很不恰当的。
由于我的错误，给河北省各方面工作和广大干部，群众都带来了重大损失。我所以犯了严重错误而又迟迟不能认识，从根本上来说，是自己没有认真学习和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没有真正确立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建国后，我在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和历史经验中，接受了许多消极的教训。在工作中总是怕右。另外一个促使自己犯了错误而迟迟不能觉悟的原因，是对自己的工作成绩估计过高，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我总认为四人帮曾多次整河北省委，省委对四人帮也有抵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坚持工作，并在粮食生产和工业生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在那段时间内，河北省的工作有一定的成绩，是应该肯定的，但这是由于党中央内部有周总理、邓小平等同志坚持正确领导和河北省广大干部、群众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不应该把这作为个人居功自傲的资本，更不能成为掩盖自己错误的理由。我一方面过高估计了成绩，另一方面又对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危害和左倾错误路线给自己的影响和流毒估计不足，最后导致在三中全会后我还不能正视和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这是必然的。再加上自己长期高高在上，很少深入实际，自己弄不清楚，又听不进不同意见，这是我的错误迟迟不能改正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我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还很肤浅，检查也是不深刻的。我要继续认真回忆思考，提高认识，深刻检查。我再次热切希望党和同志们的严肃批评和帮助。
刘子厚1980年11月24日
（针对他这个检查，林铁、裴养山等河北的很多老干部都提出了批评。胡开明也提出了批评。以下为原省委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的意见）
刘子厚同志过去总是宣扬自己“一贯正确”，现在开始做检讨，并表示希望别人给以批评帮助，这是值得欢迎的表现。但是在这个《检讨》中，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有的加以回避，有的上推下卸；并把自己犯错误完全说成是认识问题。我认为这样的检讨，既难改正本人的错误，也无助于河北问题的解决。今就我所知道的部分情况，对《检讨》提几点意见：
一、《检讨》中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是从1968年初成立省革委会时说起的。这就避开了1966年6月华北会议上发生的重大问题。在那个会议上，刘子厚同志带头造林铁同志的反，编造了所谓“河北省委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已达4年之外”的谎言，并指明有以林铁为首的4个右派（胡开明、马国瑞、裴仰山）和以刘子厚为首的4个左派（闫达开、李颉伯、王路明）。会上还内定了全省要揪斗的大批干部名单。从此就开始分裂了河北的党组织。可是在《检讨》中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挑动派性，制造分裂，颠倒思想路线是非，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残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给河北省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在此期间，我对四人帮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搞的一套倒行逆施，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既有抵制的一面，也有执行的一面。”这种把河北党组织的大分裂和发生的大批冤假错案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说法，显然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对文化大革命以前错误处理“三北”（张家口、承德、唐山）问题，检讨中说“我是积极参加的”。这就把主要的责任推给林铁同志了。但据我所知，林铁同志对于那样处理“三北”问题是根本不赞成的，而处理张家口问题时还是背着林铁同志搞的。
三、关于“冀东大冤案”问题，检讨中说：“1967年陈伯达制造的冀东大冤案，……我长期没有过问”。而实际情况是：早在1966年的华北局会议上，就已定下了“杨、白反党集团”和“杨白阴谋政变集团”，还点了李运昌同志的名。会后很快成立了20个专案组，实际上就是要挖冀东党的问题。不过后来听了陈伯达的反动表态，搞的劲头更大就是了。而且唐山地区搞的这个案件过程中，刘子厚同志是和李雪峰多次听过汇报，并做了指示的。据说，此案搜罗的黑材料，包括很多的领导干部，甚至有李大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等革命老前辈。所以1979年中央追查此案时，刘子厚同志对唐山市委书记苏峰同志说：“这个案子提起来千斤，放下四两。”暗示不要去追查了。这怎么能说是长期没有过问呢？
四、1969年8月，曾以省直机关工、军宣传队的名义，编写了《原河北省委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约5万6千多字，可谓极尽篡改历史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林铁同志上挂刘澜涛——彭真——刘少奇这条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把刘子厚同志上挂到李雪峰——林彪这条所谓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说什么“林铁窃据河北省第一书记17年的时间内，拼命执行了一条臭名昭著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跃进的1958年，中央、毛主席调革命干部刘子厚、解学恭到河北书记处工作。10年来，省委内革命领导干部同全省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无论在大跃进年代，还是在3年暂时困难时期，都积极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林铁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三面红旗，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录自第二稿）此稿当时已打印多份，到了“批陈整风”时才慌忙收回。这书到底是谁指使编的？刘子厚同志看过没有？对于这件“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我认为也有交代的必要。
五、据说刘子厚同志临调离河北时，让他的秘书从战备档案库取出十几箱共1,800斤档案材料私自销毁了。对于这样一个严重问题，为什么在《检讨》中根本不提呢？
六、在《检讨》中，刘子厚同志对于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而又长期不能改正的原因，统归之于“思想上长期为两个凡是所禁锢，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我认为是有这种思想认识方面的情况，但是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这里还可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2、在华北局会议上，刘子厚同志为给打倒林铁同志制造根据，说“林铁主持召开的（1962年）‘5月会议’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会。这个会议的总结本来是准备由林铁做的，可是他临时推给我做，这是他要的一个阴谋。不过我后来没有按照他的讲，我讲我的。”实际上那个总结稿是办公厅根据常委会上讨论的意见起草的，刘子厚同志讲的时候也没有变动原稿的任何内容，最后还是由他自己签发的。如果说有点变动的话，那只有一个地方——原稿对把社员的自留地增加到10％和允许户养大牲畜这两项，说的是等报中央批准后执行；而刘子厚同志签发时，把“等报中央批准后执行”这两句话勾了去，并批上“立即按照执行”的字样。所以当李雪峰叫把“5月会议”的材料拿来印发大会时，他就推说“这个情况大家都很清楚，用不着印发。”
3、1965年中监委叫省监委协助调查何朗明的问题。省监委书记裴仰山同志因这案涉及到林铁同志，只向刘子厚同志做了汇报。刘听了裴的汇报后，嘱裴不要告诉林铁。可是后来批判裴仰山同志时，刘竟说裴“背着省委搞省委，背着省委搞林铁。”而到了华北局会议上批判林铁同志时，又说裴是林的“黑干将”。
4、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发动鸣放时，刘子厚同志也召集了地市委书记征求意见。会上我第一个发言，对他的工作作风提了不少意见。当场他曾表示接受批评。可是后来开北戴河会议时，我给毛主席上了两封意见书：一是《对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主张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办法，反对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二是《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结果前者得到主席的支持（据说会后主席对刘子厚同志说：不要过分强调口粮按劳分配，那样容易打击四属户，会引起两极分化），后者受到主席的批评。于是刘子厚同志对省委副秘书长黄桦同志说：“这回可抓住胡开明的辫子了！”果然后来我就一直挨整了。
5、为了把林铁同志和我整得“永世不能翻身”，刘子厚同志明知李雪峰是支持他整林铁同志和我的，可是在省委《关于李雪峰问题的报告》上，竟把林铁同志和我与李雪峰一起批，还说李是支持我俩搞单干的。这个报告后来还以省革委会的文件发到全省。直到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刘子厚同志还说：“在河北批邓要联系林铁、胡开明。”
总之，我认为刘子厚同志的错误，决不仅是由于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还有思想品质上的问题。因此刘子厚同志如果真的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还必须挖一挖思想意识方面的根源才行。
胡开明1981年2月8日
来源： 老鬼《胡开明》. 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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