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0-12-3 作者：[待确定]
转来中共乌盟盟委乌党发〔1980〕219号文件向内蒙古党委《关于对许集山同志申诉请求查证核实的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已收到。
这几案有的我已经背十多年，有的也背2、3年了。总以为在4·20批示之后乌盟会有论处的，等到1979年8月还未见消息，我向党组织写了报告，又耐心等待了一年之多。经过尤其内蒙古党委有关部门多次催促才见到1980年10月份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我反复看了这个报告，实在感到寒心，因为应该遵照党的三中全会纠正冤错假案的精神，把强加在我身上的几件冤错假案纠正过来，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却不敢正视问题，竭立回避矛盾，含糊其词，不是一个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报告，而是一个推卸责任，应付上级的报告。现将我对这个报告的看法提出以下意见。
一、报告中说：“许集山同志在乌盟工作期间是有成绩的，但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中也有错误”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想揪住我在乌盟多年来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不放，来避开纠正错误的实质。说实话，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十年浩劫和灾难，可是十年浩却在乌盟地区灾难的残结局是乌盟盟委机关极少数人所谓创造的挖内人党经验，而致打伤打残打死乌盟很多好同志，而且对内蒙其它地方也危害不小，乌盟所谓挖内人党经验创造人至今还有人袒护。我虽然也有过一些错误，但我没有犯过打人错误，也未袒护和支持过打人的人。在批林批孔中，首先是我在批林批孔开始不久，因有病就离开了乌盟又到北京看病去了，而没有参与批林批孔的全过程；其次是在1973年11月去北京看病的前夕，曾向郝力生同志辞行时，对当时社会上的动象作了反映，我反映过当时社会上有人说，“造反派受压，而要提高造反派的地位，”但我作为盟委的领导成员之一，听到社会上的反映，有责任向第一书记汇报。这两件事，1974年春节的前夕，在呼市召开的乌盟盟委常委整班子会议上，尤太忠、邓存伦同志指示要我为此作出检查。因而我也承担了这两个错误的责任，而且从乌盟作了检查后又到巴盟作了自我检查，并向两地党组织请求过对我这些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给予党纪处分。乌盟这次在报告中又加以肯定，只不过也是某些个别领导人想掩盖其整人，支持打人的人的实质而已。因为乌盟批林批孔开始，在社会上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而处理过有关的问题，都是经过盟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当时我作为盟委的成员之一，应该负一份责任，实际上我在检查中也已承担了责任。但范建国同志也是当时的领导成员之一，我从来未听见过范建国同志说过应该承担一份责任的检查。更不应该把盟委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都推卸到另人身上又去替罪，这种做法是不能服人的。
二、对我申诉的“3·26”事件等3个已经错了的问题，乌盟盟委的报告不应该敷衍了事，籍故推诿，而应该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这样作才符合党的三中全会纠正冤假错案精神的。
（一）在1968年乌盟小报出现的3月26日所谓的反革命事件在乌盟地区是赫赫闻听的，腾海青亲自赶到集宁坐阵并发表的5月28日的讲话：要揪出“3·26”反革命事件的黑司令部许、孔、达黑司令、座山雕许集山和八大金刚也是众所周知、举目共睹的。这一案件的出现株连了乌盟许许多多的同志。不久急转进入打内人党，而乌盟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很多人，多数还是这一案件所株连的人，乌盟革委会当时为给挖肃斗争扫清道路即抓住“3·26”这一案件从1968年7月25日到8月7日共14天除去中间休息过4天外，乌盟革委会直接主持连明昼夜围攻我达十天之久。腾海清7月31日第二次赶到集宁又发表讲话，表态支持。因此把所谓“3·26”反革命事件强加在我身上。围攻我的目的就是扫清挖肃斗争的阻碍，对我所围攻的错词滥调，当时都通过大字报、传单等形式公布在集宁社会上，也是举目共睹的。在围攻我的十天当中，当时乌盟革委会主任周发言及其贺寿琪、吴尚志、赵军、李文吉、葛政峰以及贾成元、朱志明、李枝，还有其他许多人的多次围攻的错词滥调且省略，就当时乌盟革委会副主任吴尚志同志对围攻我十天之久的最后总结记录抄件摘要附后，供党组织在纠正这一冤案时参考。当时的乌盟革委会主任周发言在1969年2月18日向全委第四次扩大会上的讲话也讲到……去年7、8月，我们彻底粉碎了“3·26”反革命事件，揪出了钻进红色政权的反革命两面派许、孔、达之后，把全盟挖肃运动大大推进了一步。讲话还说，“据凉城、卓资、后旗、商都等十个旗县统计，共挖出各种反革命集团案件126起，挖出成员2148人。……”1969年2月25日乌盟革委会第四次扩大会的纪要上还决议写到：“……胜利地开展了两条路线斗争，彻底粉碎了“3·26”反革命事件和右倾翻案的九月暗流，摧毁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工具内蒙最大的反革命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在我盟的暗班子，使‘挖肃’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乌盟革委会纪要的决议和周发言在扩大会议的讲话，不是凭空他自己信口开河的想像，而是由于乌盟当时有人向他提供假情况才做出决议和讲出口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给乌盟制造了这么多的冤错假案，乌盟现在也不能推出了事吧。这些冤错假案的受害者不能仍背上反革命黑锅吧，总应该有个归结吧。象所谓叛国投修的五十二号案，小喇嘛案等等。
乌盟盟委在向内蒙党委的报告中又把这一问题推到1969年内蒙古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的148号文件的平反决定上。写这个文件时所谓的许、孔、达有的刚放出牛棚，有的还关在牛棚里。因为周发言等人觉得打内人党太残无人道，而把反革命的“3·26”事件又改成革命的“3·26”事件，以掩饰其实质。同时周发言，贺孝琪等人也明明知道“3·26”事件的肇事者不是许集山，因此只写进去许、孔的名字，连达瓦的名字也未敢提及。把许集山仍拴在“3·26”事件上也只不过是好下台阶。在内蒙核心小组148号文件一下达的当时还一度引起集宁社会上“批腾”、“保腾”的派性混乱。而且在1977年内蒙革委会主持批判吴涛有线广播大会上范建国同志曾代表乌盟发言时，也批判过那个文件是腾、吴、高对乌盟炮制的七条。现在乌盟盟委某些领导又捡起来从自己嘴里批判过的文件作为给许集山已经平反的证据，而推出了事。不能反手是风，复手是雨，早晚各有市价吧。那个时期被乌盟某些领导批判的黑文件，现在又当成纠正许集山“3·26”冤案的唯一证据。这种行为不太好吧。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对“3·26”事件的批判与利用，平反与不平反，这都与我无关。因为我不是“3·26”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受害替罪者。当时为什么要抓住我来替“3·26”的罪，直到现在我还理解不了，因为148号那个文件的平反决定，只不过是继续把我强拉在“3·26”事件上边，乌盟盟委的这个报告也还是继续沿用这个老调。所以说，148号文件未接触到我本人的实际。“3·26”是革命的事件我不争功，因它与我无关。“3·26”事件是反革命的，我也不受其害，更不能让我在1968年已经替了罪而现在继续拉着我再替罪。
（二）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中讲到的第三个问题时说：“乌盟盟委1977年12月7日向自治区党委《关于对许集山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是根据当时召开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揭发的问题整理的，由于当时内蒙党委催报这方面的材料，要得很紧，对其揭发出的具体问题未进行调查核实，只作为情况反映上报内蒙党委。现在看来，此报告是欠妥的，决定予以撤销。这种说法殊为荒唐，作为一级党委的乌盟盟委为什么把不经过调查核实的假情况向上级党委报告呢？不能那么轻率吧！乌盟的报告也至少是想瞒上怨下、推卸责任来了结完事的。
乌盟盟委1977年12月7日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的主要内容、观点很明确，是诬陷许集山“支持帮派，反对军管，反对党委，分裂群众”，而且例举了几项假事实。尤太忠同志阅后就批示，转到巴盟责成许集山作严格检查。乌盟盟委〔1980〕219号文件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中为什么回避了这个问题的实质，而把问题推卸到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的揭发上，接着又瞒怨内蒙古党委的催报情况。然后才写到此报告欠妥，决定予以撤销。根本不敢承认所伪造的假事实。而想一溜而过。如1977年12月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中所用过诬蔑不实之词，只字也未敢提，空谈撤销。究竟撤销了个什么错误观点和假事实。1977年乌盟的报告中所写到的“许集山同志在十二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支持帮派，反对军管，反对党委，分裂群众”等这些诬蔑不实之词到底还存在不存在了，使我甚为担心。1977年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中所捏造的第一条是所谓反对军管、反对党委的假事实中还写到：“……74年许在北京看病，常到高锦明那里串连……”。报告的第三条中又写到：……“许散布说，造反派是法家，保守派是儒家……在许的煽动下，大街上出现了‘法家必胜，儒家必败’的标语，许还警告畜牧局的靳崇义同志说，你不要当老保，要当法家……。”所捏造的这两段不实之词的要害是想证实许集山支持帮派，反对军管，反对党委，分裂群众的祸首。这两段陈词滥调我第一次听到，是在1974年春节前夕，内蒙古党委召集乌盟盟委常委到呼市新城宾馆开整班子会议时范建国同志当场讲出口的。参加这次整班子会议的有郝力生、阎健、昭力格图、李文精、范建国、林慰然、林田、冯静卿、李志忠、张发、乌云其其格和我自己，还有内蒙的领导尤太忠、邓存伦、孟奇、苏平等同志也领导参加了会议。范建国同志在会上说：许集山1974年在北京养病，由赵虎东开小汽车拉上许集山见高锦明搞黑串连的……。还说：许集山说，造反派是法家，保守派是儒家，许向靳崇义说过，靳崇义又说给李生花的……。这些荒言出口之后，随即引起尤太忠、邓存伦等同志当面询问我，我也当场否定了。为此，邓存伦同志第二天找我谈话，我又作了否定，邓并说服过我，说：不要记较这类语辞了，要多讲团结吗。在我1975年离开乌盟去巴盟时，专为此事又给郝力生同志写了一封信，亲自交到范建国之手转郝力生。（这封信的底稿原文抄附于后）从此我认为这一问题算了结了。而郝力生、范建国明明知道这件事已经了结的全过程，为什么1977年12月以乌盟盟委正式文件又上报内蒙古党委，不知用心何在？我自己理解不了，要求乌盟必须要说明意图。如果把这个责任推卸到由于内蒙古党委催报这方面的情况所急而致，真有点荒唐至极。其次，所有77年12月乌盟盟委的报告中所捏造的其它假话连篇等不实之词也要一一查对核实，不要回避问题的实质，而应当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3.也不应该回避乌盟革委会诬陷过我是所谓的叛徒特务问题。也确实现乌盟盟委没有审查过许集山的历史问题。但是在1968年、1969年对我进行过这方面的逼问是什么意思？第一次是1968年的9、10月间，由乌盟革委会指派两个解放军（姓名不详）、范登（学生）、李生富（干部）从陕西省靖边县（即我出生地）调查回来，在牛棚里对我进行逼问，要我交待叛徒特务问题，还强迫我承认中共靖边县委是所谓国民党的县委，中共靖边县委书记李维钧同志是所谓国民党的县委书记，中共靖边县委组织部长李新民同志是所谓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从此以后，乌盟革委又指派贾瑞（现在阿盟军分区任参谋长）郭万清（土右旗）在牛棚里对我进行过多次逼问，还有马生英、郭洪谋（现在乌盟）等同志都是当时搞这一专案的，请乌盟盟委向以上等同志了解一下是真是假，他们是不是乌盟革委会指派的，还是这些同志和我自己有什么过不去而专案我吧！乌盟直到现在还不承担这一责任，实在是太不实事求是了。
乌盟盟委〔1980〕219号文件的报告中还写到，我从呼市等地拣了一份材料……。不管是从那里拣到的，这份材料千真万确是乌盟写出来的，其中不仅写到许集山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统建会”，而且还写到许集山隐瞒了地主成份，还诬陷我的3个家兄哥也是国民党特务；还诬陷许集山对待解放军尤其对待军分区李文吉的态度不端正；并写到许集山包庇和扶持所谓乌兰夫黑线人物上台，具体列了达瓦、谭玉玺，（均是家族）的所谓黑线人物的名；也指责许集山在乌盟公安处的问题上和李文吉是背道而驰的；还写到许集山是个历史鸦片毒品贩；以及“3·26”反革命事件等问题也写到了。这个材料美名为：“关于许集山问题的调查报告”，并且还经过当时乌盟革委会某一领导同志亲笔改划过的笔迹，必要时也可以对对笔迹，证明看一看这个材料是真是假。希望乌盟不要回避这些问题。
陕西省靖边县在十年浩劫期间搞的所谓的统建会这一特务组织案件是否存在，现在已经更清楚了，完全是一起诬陷我们的冤案，因这起冤案，把1948年前后靖边县党组织派出支援解放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北京等地的—些同志也被株连到这一案件中来了。我要求乌盟宣布撤销1968年、1969年对关于许集山历史问题的诬陷调查和错误审问。同时也要求乌盟转告陕西省靖边县撤销回他们对许集山历史等问题的所谓检举并撤销回对我3个家兄所谓特务的诬陷。
我所以写出以上当时情况，并不是要计较过去谁怎么过我的人，而是为了更进一步地、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解决好。
三、我的要求。
1.以上三个案件都是对我的诬陷。要求将以往所施行出的错误的斗、批、围攻，尤其乌盟革委会直接主持的围攻和决议及错误的检举揭发和调查，错误地向上级的报告等等明文宣布撤销，滥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并要向乌、巴两地群众公开宣布。
2.每一冤错假案中所株连的其它同志，诸如所谓黑司令部、许、孔、达、黑高参、八大金刚以及黑干将、小爬虫、许、孔黑势力等，也要给予纠正，恢复名誉。
3.请求党组织批准并由党组织派专人领上我本人到陕西省靖边县把“统建会”这一冤案彻底弄清楚，为所株连的30多人作出平反。
4.1968年8、9月间，对我先后进行过两次抄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其它落实政策方面等问题，要求党组织应该有所着落。
5.要求党组织彻底查清原达茂旗委书记昭力格图同志在5·22批示下达后，为什么关进监狱，是何人制造策划的，要向群众宣布。
以上请党组织审查，望尽快落实我的问题，不妥之处，请批示。
此致
敬礼
许集山1980年12月3日于呼市一所
附件之一：1968年8月乌盟革委会副主任吴尚志同志的总结摘要。
附件之二：1975年12月我离开乌盟到巴盟时给郝力生同志信的底稿复抄。
1968年8月7日上午乌盟革委会亲自主持围攻许集山十天之久，这是当时乌盟革委会副主任吴尚志同志总结摘要：
许集山你要脱胎换骨不？要敢承认你自己是乌兰夫黑线人物的包庇者，是叛徒、特务的保护伞，并且能一宗一宗交待给群众，你才能改正错误，群众才能谅解你的。不要光自以为你是个老革命，老是老，是个老反革命，你包庇起来那么多的坏人，镇压群众起来开展挖肃斗争，让你交待又不作交待你是个什么老？不是个老反革命嘛，不管有多大的错，也不要害怕，敢于承认、敢于向群众交待才算个老革命。许集山为什么不敢触击自己的灵魂呢，一不揭发，二不交待，是那一个黑线人物揪的小辫子着啦。我们还要求许集山爬起来立新功吧，否则许集山你究竟要往什么道路上走也。经过十多天的大会，群众那么诚心诚意的帮助，连自己的灵魂一点也不触击，还是个反革命的精神状态。大会之后对许集山要狠狠的揭、狠狠的批、狠狠的斗。不要留情面，许集山不是个老革命，而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反革命。混进党内几十年的一个老反革命，通过文化大革命才认清楚许集山的丑恶嘴脸。
当前，全盟进行这场阶级斗争要依靠谁呢？就要坚决依靠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把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进行到底的、真正的革命左派。就象立新功战斗队那样，敢于向庞然大物开展你死我活斗争的，敢于向乌兰夫暗藏在乌盟黑线人物开展斗争的革命派。这才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坚定不移的依靠力量。绝不能依靠那些假革命派和反革命两面派的群众组织。要斗争下去，坚决地斗争下去，决不能心慈手软，要不停劲地猛烈的向阶级敌人进攻，绝不给敌人留下喘息之机。不管是钻进来的坏人，还是混进来的坏人，也不管是什么庞然大物，都要彻底的、干净的揪出来，交给群众进行批斗。
革委会混进来的国民党掌握了实权，而且抄了共产党的家，难道我们能忍受吗？现在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了，只能进攻，决不能退却，更不能手软，否则就是口头革命派。要充分地放手地发动群众，放手的揪，放手的挖。向立新功战斗队学习。学习他们的阶级立场，学习他们敢打敢挖的斗争勇气。只要是乌兰夫隐藏在乌盟的暗班子，只要认清是死党，不管是蒙古人，不管是汉人，不管是什么人，要坚决揪住不能放松，一直揪出来就是胜利。
各个单位、各个组织都要立新功、不能搞派性，团结起来一致对准敌人。当前的主要任务要把火力集中到阶级敌人、许集山、孔祥瑞等一小撮身上。都要把自己放在革命的位置上边。
许集山你是不是一个真叛徒，要你自己向群众交待清楚。李文精、郝秀山都是乌兰夫的死党，许集山你也是一个死党。死党不能区分蒙人、汉人，以作出的坏事多少为标准的。谁要慈悲乌兰夫的死党谁就是犯罪。要和许集山一小撮彻底划清界限。
盟委、盟公署机关和各个单位，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原原本本地贯彻始终，把许集山、孔祥瑞的罪状一条一条向群众宣布，以便向许集山、孔祥瑞一小撮展开持续地不停劲的斗争。
这次扩大会暂开到这里，如需要开，再召集，散会。
我已离乌赴巴，想见见你，因为你的工作特忙，也不给你添麻烦了。
曾几次向你提出过的几个问题，我建议还是把情况核实清楚为好。例如，有人说我为了搞派性，把群众分成儒、法两派，而且又说我对靳崇义说过，靳崇义又向李生花说出的……还说去年我去北京看病时，由赵虎东开上小汽车拉我去见高锦明搞派性……以及其它。有人这样说，就应该把情况查实，是非澄清，更为妥善，到目前时近一年之久，是真是假，我希望转告我为好。
至于工作中的十多年，尤其是近两三年，我所分管的工作理应有个意见交换，但是由于你工作特忙，我也不能再等了，以后坦叙吧。
此致
许集山1975年12月15日于集宁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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