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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呼和浩特铁路局委员会关于邢骏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结论及处理意见

日期:1982-8-20 作者:[待确定]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邢骏,男,汉族,现年64岁,文化程度初中,家庭出身下中农,个人成份职员,原籍山西洪洞县,1938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呼铁局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任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主要简历

1929年~1930年太原兵工厂学徒;

1931年~1934年7月在临汾中学学习;

1934年7月~1938年3月陕西华阴农工机器厂文书,临汾车务段站务夫、车守;

1938年3月~1945年8月,参加革命入安吴堡青训班、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延安马列学院秘书、晋绥日报社记者;

1945年8月~1958年11月同蒲铁路军代表,灵石县委城工部长、天津铁路局监察室主任,太原铁路局计划处处长、副局长;

1958年11月~1964年,呼铁局副局长、党委常委;

1964年~1966年9月,西安、兰州铁路局四清工作队副队长;

1966年9月~1967年6月回呼铁局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7年6月~1969年12月,曾任呼铁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呼铁局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1969年12月~1974年3月,免去革委会职务,入山西阳高学习班、局五七干校;

1974年3月~1974年8月,任呼铁局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

1974年8月~1978年11月入中央举办的北京批林批孔会学习班,1976.2月调铁道部另行分配工作,在未分配工作之前,先去昌平桥梁厂劳动;

1978年11月回呼铁局入清查班受审查。

邢骏的主要错误

一、“文化大革命”初,身为副局长,局党委常委的邢骏,首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局党委,于1966年10月4日写出题为:《揭露胡常伦(是当时呼铁局党委书记)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攻击局党委“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捏造说:“一面保护腐化分子李克非(当时已调离,61年前是呼铁局局长,现任铁道部副部长);一面对一些领导干部打击排挤;一面又大批的把一些有历史问题的重用……”(一卷59页)接着又于1966年10月26日,又编造了题为:《揭露胡常伦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诬蔑说:“以胡常伦为代表的一小撮……,反对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党的阶级路线,打击群众镇压左派,他们一开始就有纲领、有组织、有阴谋,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以胡常伦为首的。积极支持执行者是李平(局监委书记)、赵正午(政治部副主任)”(一卷66页)。以上两张大字报邢骏本人在“4·13”后夸耀自己时写到:引起了很大震动,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一卷100页)。当时也确实起到了打一批,拉一批的作用,得到了造反派的赞扬。呼铁局机关“文革小组”于1966年10月28日以简报形式广为散发,上报内蒙党委“文革小组”、铁道部党委、内蒙工交政治部,下发至各文革小组(一卷47、60页)。1967年4月13日后,邢骏以“革命领导干部”自居,配戴造反派袖标,与造反派头子合影(一卷44页)。造反派称邢骏:“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揭开呼铁局党委阶级斗争盖子,起了积极推动作用,积极支持造反派火车头,同走资派、保守派进行了积极斗争,经受了考验”(一卷68页)。因此,邢骏当上了呼铁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军管为组长、主任)。

二、邢骏在任副主任期间,呼铁局造反组织揪斗、迫害干部、群众,大搞“挖肃”,挖“新内人党”,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后果严重。

1967年4月13日后,当时主要揪斗对象是“走资派”和“保守派坏头头”。1967年6月22日,邢骏在呼铁局领导小组研究大批判会议时讲:“大批判与本单位结合起来,动员一切力量,目标与中心是胡、马、任、赵;准备些材料,控诉(的)例子;7月份掀起一个高潮。……开个动员会,安排好,—切力量都要服从斗批改”,(一卷75页)。1967年7月,邢骏写了题为《由保守走向反动,由反动走向反革命》的材料。1967年冬季,亲自去集宁召开分局副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指名将集宁分局党委副书记刘万春、武装部长赵建耀诬陷为“走资派”、“二月逆流急先锋”、“黑干将”(三卷470、471页)。尔后,造反派给赵戴高帽子游街、批斗,在邢骏等人的领导下,全局上下掀起了批斗“走资派”、“保守派坏头头”的高潮。低头弯腰、游街示众残遭毒打,很多人还被抄家、关押、劳改、遇节假日更是惨不忍睹。

1968年2月内蒙“挖肃”运动后,邢骏于1968年3月14日,在局革委会常委会研究“挖肃”运动时讲:“群众起来了,行动快,震动大,面广,发现了很多重要线索,有黑线人物,也有黑线线索,叛国集团、特务、铁联一百多人,收获很大。目前,运动是正常的,群众情绪很高,向纵深发展,如额尔、旺丹、监委、公安问题。这次运动是硬战、近战、恶战,走资派很猖狂。对走资派不能放松,走资派不是死老虎,而是活老虎……,要全面发动,重点突破,线是两条线:薄(一波)、吕(正操)、武(竟天);乌兰夫、额尔、胡常伦;部门是公安、监委,集中目标,集中力量”(一卷95、96页)。1968年5月10日,邢骏以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头衔,在《火车头》小报上发表题为《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的文章中写道:“……狠批当前出现的右倾翻案活动,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向无产阶级的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把隐藏的叛徒、特务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二卷325页)。1968年12月,邢在全局广播大会上又讲:“反右倾挖肃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全局已挖出1500多名叛徒、特务。挖肃高潮普遍掀起,正在向纵深发展,一些主要反革命组织负责人已挖出,旺、额、哈。一些集团性的反革命组织已被摧毁,‘新内人党’、‘反共保建团’,一些混入革命委员会的人,正一个一个的被揪出”(二卷304、306页)。据1968年12月31日,路局革委会“群专”报给邢骏的材料证实:全局共挖出“敌人”2511名。由此可见当时已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产生了严重的恶果;但是,邢骏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仍继续坚持挖肃。1969年初,邢骏在全局广播大会上讲:“全局共清查出叛徒、特务等2500余人,占7~8%(一卷151页)。当然,战斗的收获数字也是一个方面,但不能算做主要的,只要有了这些经验,剩下的残余也会一个一个的揪岀来。”(一卷157页)。在邢骏等人的组织领导下,致使全局冤假错案继续扩大和蔓延。仅据1969年3月1日当时他们自己原始统计证实:共挖出“敌人”3179名,其中:隔离410名,批斗799名,监督劳动294名,自杀60名,自杀未遂12名,逃跑的17名,有1503名干部、群众以“走资派”、“叛徒”、“特务”、“二月逆流黑干将”、“还乡团”、“保守派坏头头”、“内人党”、“反革命”等罪名遭到逮捕、拘留、关押、武斗、抄家(二卷324页)。局长马林含冤致死。这一大批干部、群众残遭迫害所造成的致死、致残、致伤的严重恶果,邢骏应负有领导责任。

三、批林批孔期间的错误

批林批孔期间邢骏和一些人散布说:“12·19”军管执行了陈、李、郑的修正主义路线,支持了保守势力,镇压了造反派,颠倒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拆了革委会的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搞复辟,搞倒退,全局站段以上87个单位革委会,除两名主任留用外,其余全部换掉了,军管不了解情况,都是胡常伦搞的鬼,就是应该积极斗争,你们斗吧,我支持。(三卷360、365、368、370、448)。

煽动造反派向军管要官要权。1973年11月杨殿荣去邢骏家,邢骏说:“你那个单位革委会主任早就应当恢复,你继续找他们解决。发展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原来的革委会的成员都给搞掉了,出了问题谁掌权就由谁负责。”(三卷413、422页)邢对工程二段张春泉说:“你是包头的副主任,你找他们落实政策去,有什么不可以的。”(三卷416页)1973年末,恢复了邢骏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后,邢骏对呼局的造反派头头劳均逸说:“我一个人上也不行,你们也应该上,刘立堂可以管生产嘛。赵丁酉可以去政治部,王树藩可以去办公室,你和陈万雄可以搞生产嘛。”(三卷421页)

1974年2月18日,邢骏召开了呼局基建处、设计所、综合技术室股级以上干部有关生产会议,主要讲了批林批孔的内容。邢说:“内蒙有个负责同志(指王德山)去北京开会回来,带来一些中央领导讲话精神,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好。‘12·19’军管搞了一个减缓免,拆了各级革委会的台,铁路局出现了复辟、倒退和回潮现象。成立战斗队不要指责,你不领导他,他就要领导你,我看可以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有群众参加……。”

此外,邢骏还带领工作人员到包头、白云、临河、乌达等地检查工作时也讲了上述内容的话。进行组织煽动。(三卷385、387、389、397页)

干扰破坏小白楼整风会议,支持停工、停产上访,干扰破坏运输生产。1974年初,铁道部和内蒙党委为解决呼铁局班子问题,在呼市小白楼召开了呼铁局党委常委整风会,会上规定纪律,不准往外泄露会议情况,不准打电话。邢骏里通山头,将会议上,对呼铁局的问题定调为宗派斗争,各自作检查等情况,泄露给造反派头子劳均逸、杨杰。(三卷439、450、442页)。刘立堂、劳均逸、杨杰等人开会策谋,以反映情况为名,认为呼铁局问题不是宗派斗争,要求分清路线是非,彻底解决呼铁局问题,刘立堂等人组织了20余人冲击小白楼,静坐3天干扰了会议的正常进行。(三卷454页)。

1973年10月前后,刘立堂等人得知呼铁局党委要研究一批科级以上干部。刘立堂、劳均逸、王树藩等人研究认为,他们造反派不会被重用,因而决定以他们几个革委会成员的名义向铁道部发电报,要求暂缓提干。发报前送给邢骏看了电报稿。(三卷398、460、461、462页)1974年2月21日,阿吉拉机务段岳春绪因和曲德山打架,带领30余人,停产来呼和铁路局上访,邢骏对岳春绪、高付等人说:“机务段形势很好,干部都站出来了,全局象你们这样的单位还没有,回去好好干,把群众都发动起来:。”并亲自给驻段工作组组长吕树德同志写信,叫吕支持上访,给开支、照顾。(二卷328、333,三卷366~389、482页)由于邢骏支持派性活动,加剧了阿吉拉机务段瘫痪,机车“爬窝”,全段运用机车78台,造成库内停修25台,10台机车不能出库运用,由于保证不了机车供应,铁道部不得不从北京局调拨5台机车支援该段的运输生产(二卷347页)。对此邢骏应负一定责任。

1967年至1969年期间,运输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使铁路处于半瘫痪状态。据统计,少装货车319375车,少发送货物667万吨,浪费机煤43564吨,运输少收入3182万元。严重影响了内蒙工农牧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运输生产的大幅度下降,除了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原因外,作为呼铁局主要负责人的邢骏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结论及处理意见

邢骏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造反派一边,参与了打击迫害干部、群众,后果严重。搞乱了铁路局的形势,干扰了铁路运输生产,犯有严重错误,问题已经查清,给予结论。

粉碎“四人帮”后,在清查中交待了一些问题,但避重就轻,还视为有意整他,态度不好,对错误认识不深刻。事实说明,邢骏已丧失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家干部应有的品质。

根据中共中央(1982)第9号文件精神,为了严明党的纪律,经呼铁局党委常委9月15日会议研究后,又经党委常委慎重研究决定,给予邢骏党内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1982年8月20日

来源: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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