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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呼和浩特铁路局委员会关于张泽民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日期：1982-8-20 作者：[待确定]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张泽民，男，汉族，现年68岁，山西省洪洞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个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高中。原任呼和浩特铁路局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文化革命”中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委员、政工组长。现在呼和浩特电务段工作。

主要简历：

1938年3月~1949年9月在延安抗大吴安堡青训班学习，洪洞县公安局长。

1949年10月~1953年7月在太原铁路分局任科长、太原局副部长。

1953年8月~1958年10月任铁三局政治部组织部长。

1958年11月~1967年5月任呼和铁路局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

1967年5月~1977年10月任呼铁局政治部副主任、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政工组组长。

1977年11月离职审查；1979年3月分配到呼和电务段工作。

张泽民同志的主要错误：

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

1967年“4·13”后，张泽民于4月27日写出题为《愤怒控诉“2·8”反夺权当局对我的迫害，热烈欢呼内蒙我局的新生》的大字报。他把呼铁局说成是“正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在内蒙古党内‘走资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一小撮坏人的操纵下，从上到下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我局‘2·8’反夺权，就是这股逆流中的一股，而且在内蒙来说，是最突出的一个典型。”（卷92页）

早在1966年11月，身为政治部副主任的张泽民同志把赵正午（政治部副主任）本已做过结论的有关历史结论材料提供给造反派头头金士魁等人（卷72、86页）。又于1967年7、8月份，将他原保存的组织上做过结论的局处级干部赵正午、丁一、许正江等29名同志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派头头金士魁、劳均逸等人。为他们一伙诬陷迫害干部提供了依据（卷73、79、80页）1967年5月22日，张泽民参加了呼铁局第二次革命领导小组会议，斗批改办公室负责人孙国元讲述对呼铁局各主要领导斗批安排：“胡常伦（局党委书记）、马林（局长）、任发庆（副局长）是资本主义复辟策划者，赵正午是资本主义复辟公安系统实行白色恐怖的操纵者，沈博、党录英、丁一、房洪吉、齐玉芳、孔宪文等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并决定交群众批判斗争。张泽民不仅同意斗批安排，还补充道：“各站段掌握政权的是保守派，我们批下去他们不执行，……。”（卷109、111页）。

1967年8月20日，张泽民在群众大会上作了题为《我以愤怒的心情揭发批判三反分子胡常伦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推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滔天罪行》的发言，他把过去局党委干部的正常调动说成是：“胡贼窃取了我局党政领导权以后，在其黑主子武竟天、徐芝寅的支持下，开始了赫鲁晓夫式的干部大清洗，妄图以此巩固其罪恶的统治。”“胡贼实行的干部大清洗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遥相呼应。其实质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李克非翻案，为以李克非为代表的反党宗派集团翻案，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是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反扑，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卷99－104页）。由于张泽民的上述行动，赢得了造反派的赏识和信任，当造反派夺权后，1967年9月30日，造反派在干部呈报表上称赞张泽民：“积极靠拢造反派，并揭发和控诉胡常伦等一小撮走资派罪行。”（卷71页）进而被任用为局革委会委员、政工组组长等要职。根据张泽民提供的档案材料以及大会发言，使马林、赵正午等同志戴上“叛徒”、“特务”等帽子，遭到残酷的批斗。

二、在“清队”及挖“新内人党”中的错误

1967年8月20日，张泽民在“批判胡常伦推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滔天罪行大会”上，把胡常伦同志说成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门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正操、武竟天的死党”；把李克非（原呼铁局局长）说成是“三反分子”、“反党宗派集团”；把赵正午说成是“大叛徒、大特务”；把齐玉芳说成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并利用职权包庇重用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卷99~104页）。

1968年3月13日，张泽民在局革委会常委会上讲：“挖肃运动发展不平衡，群众发动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向纵深发展，隐藏更深的敌人还没有挖出来”。“关于挖叛徒，首先要挖走资派中叛徒，300人问题都外调一年也调不清，重点是两条线：额尔线；胡常伦线。”“公安盖子，监委盖子问题最多，从重点看公安、监委也是重点，从问题看也是重点，力量应集中放在这些单位”。（卷114页）。

1968年6月26日，张泽民在临河地区群众大会上讲：“当前要狠反三右，为了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要扫清障碍，今后应怎样做，提几点意见：如何深入运动，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大方向是什么？就是挖黑线肃流毒，首先是党内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清除顽固不化，化的可以留下，不清理是隐患。”（卷213页）。

在张泽民等人的参与下，把呼铁局，3179名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新内人党”。有1503人遭到揪斗、抄家、关押、劳改（卷183页）。对于上述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张泽民同志应负一定的领导责任。

三、在“批林批孔，批邓反右”期间的错误

1974年2月23日，包头车务段造反派头头佟万增在段党委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强行传达王洪文煽动派性夺权的黑讲话，遭到车务段、分局党委的抵制。佟万增等19人放下生产，把车务段、分局党委领导张国俊等同志揪到呼铁局进行上访，张泽民亲自接待，并声称：“王洪文讲话这份材料不是小道消息，是王德山由北京传来的，内容很好，这不是假的，可不可读，我看没什么不可，群众要念，但我们也不能反对，对发动群众是有好处的”。公开支持佟万增等人的活动（卷150、151页）。

1974年4月8日，张泽民与刘立堂等人策划后，在局党委召开的全局“批林批孔，批陈、李、郑”有线广播大会上，刘立堂大放厥词，诬蔑路局党委“在铁路局大搞倒退，大搞复辟。”攻击尤太忠同志“在那里死捂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赵丁酉在会上诬蔑局党委“踢摊子，换班子，就是搞复辟、搞倒退。”（卷192、203、204、205页）。

1976年5月30日，刘立堂、赵丁酉、劳均逸等人写了一封诬告“呼铁局是一个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搞修正主义典型”的信，劳均逸将信交给张泽民亲自审阅修改后，又以刘立堂的名义将信除报送姚文元外，还写成大字报，印发成传单，广为散发（卷171、172、179页）。

综上所述，张泽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邢骏、刘立堂等打击迫害干部、群众，搞乱了呼铁局的形势，干扰了铁路运输生产，犯有严重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经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尚能认识错误，交代了一些主要问题、态度较好。根据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经1982年9月15日局党委常委研究后，又经党委常委慎重研究决定，给予张泽民同志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中共呼铁局委员会

1982年8月20日

铁道部政治部关于撤销张泽民等二同志职务的通知

1979.02.21；（79）政干通字88号

呼和浩特铁路局党委：

经铁道部党组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商量同意：

撤销张泽民呼和浩特铁路局党委常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撤销李子明呼和浩特铁路局工电处处长职务。

1979年2月21日

抄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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