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2-10-4 作者：[待确定]
刘恒礼，男，汉族，现年51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籍贯辽宁省人，原为驻巴盟4927部队副团长。“文化大革命”中，他以“军队左派领导干部”的身份，进入巴盟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从1967年4月13日到1969年12月内蒙地区全面军管止，他先后担任过巴盟革筹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核心小组负责人，“挖肃”领导小组副组长、“挖肃”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等职。现任吉林省长春市供销社副主任。在“挖肃”、挖“新内人党”期间，他竭力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积极策划并指挥大挖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制造了名目繁多，骇人听闻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特别是在挖所谓“新内人党”时，残酷迫害了巴盟各族广大干部和群众，给巴盟广大人民造成了空前惨重的灾难。对原盟委第一书记、现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巴图巴根同志，刘恒礼提出要坚决打倒。在上级革委会不予批准他们的意见时，他竟迫不及待地在1968年5月3日召开的巴盟革委会第49次常委会议上，擅自宣布：“我们这一级革委会决定，巴图巴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巴盟最大的走资派，坚决打倒。”后来又相继多次讲话和报告，绐巴图巴根同志罗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致使巴图巴根同志长期遭受非人的折磨和严重摧残，仅肋骨就有两根骨折，指使打手并将巴图巴根同志全家群专、批斗、残遭毒打，老小七口，无一幸免。刘恒礼在一次汇报会上说：“青山（原4927部队）是内人党的骨干分子，你们应把青山的爱人看管起来。”会后便把青山的爱人哈斯同志（小学教员）隔离批斗，实行群专，致使哈斯不久便含冤而烧死于隔离室中。刘恒礼身为核心小组负责人、挖肃领导小组副组长、挖肃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在“挖肃”、挖“新内人党”的历史错案中，在巴盟地区受害总人数达42030人，致死2798人，致伤残10565人，他应负直接责任和重要的领导责任。
刘恒礼在十年动乱期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践踏党的政策，迫害广大干部群众，所犯错误极为严重，民愤极大。按照中共中央9号文件及内蒙“两案”会议精神，为了吸取历史教圳和教育其本人，我们建议长春市委给予刘恒礼以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请区党委批示，转吉林省委、长春市委。
中共内蒙古巴盟委员会1982年10月4日
刘恒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犯有严重错误，现将其错误事实结论如下：
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忠实地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积极支持、怂恿一小撮帮派头目和骨干分子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成为“左派军队领导干部”，他妄图达到夺取军队领导权的目的，公然违背中央军委命令，指挥造反派头头崔建雄、甄达泳等人在群众大会上以“反革命复辟的黑后台”、“黑司令”等罪名公开批斗原巴彦淖尔军分区第一政委梁涤尘同志（现为辽宁省丹东市警备区政委）、副政委王业（现为内蒙军区后勤部政委）。还把梁涤尘同志所谓罪行材料和本人头像强行刊登到《东方红》造反报上，致使全盟上至军分区司令、政委，下至公社武装部长，甚至民兵连长层层被揪斗，巴盟军队系统一度处于瘫痪状态，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二、1968年冬至1969年春，大挖所谓“新内人党”期间，刘恒礼是巴盟“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指挥部的常务副总指挥。当时，“挖肃”方面的事情大都由他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他积极组织策划并指挥大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制造了空前未有的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给巴盟各族干部和群众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全盟范围内制造的所谓“新内人党”、“土尔扈特人民党”（简称“土党”）、“地下党”、“统一党”、“复兴党”等冤案多达40余种。刘恒礼主观臆断，凭空捏造敌情，把巴盟地区的“敌人”说得多如牛毛，离奇古怪，说什么“新内人党”在巴盟上有党委，下有支部、小组，星罗棋布，到处可遇。并在好多场合胡说：“巴盟地区的敌情十分复杂，有乌兰夫的老班底，有傅作义、达理扎雅、马洪奎势力，也有乌兰夫接收过来的哈丰阿的势力，如巴图巴根（原盟委第一书记，现为内蒙人民政府副主席）、肇和斯图（原盟长，现为内蒙科委副主任）等就是”。诬蔑巴图巴根、肇和斯图、杨力生（原盟委副书记，现中共阿拉善盟委书记）、副盟长关保（含冤去世）等大批领导干部以“反党叛国集团”等莫须有的罪名，横加打击、迫害。刘恒礼全盘否定党中央关于民族政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取得的伟大成就，肆意践踏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路线，把地处反修前哨的边疆少数民族人民一概视为“阶级敌人”，大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直挖到了蒙古包和畜群点。他诬蔑蒙古民族，竟把“民族特点”作为大挖“阶级敌人”的线索和依据。他在1969年2月28日的盟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内人党是利用民族情绪搞活动的，应好好揭露才能把内人党搞垮。”同年3月1日说：“这个组织的上层是一小撮反革命老手，他们利用内蒙古民族特点发展了一大批内人党徒”。“现在把其上层组织搞垮了，基层还没有全部搞清”。“额旗现已初步破获‘土尔扈特人民党’（简称土党），就是‘新内人党’的变种，现已落实有338人，嫌疑227人，共计565人，已建立支部16个，并任命了叛变后的王爷，政权中的头目，其中包括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公安部长等”。在“挖肃”、挖“新内人党”期间总共才有6000多人口的额旗，被挖进了1700多人，逼死和打死92人。该旗布和等7名经党多年培养的蒙族领导干部全被打成叛国投修集团、“土党”的头目。其中：原旗委委员、旗长额尔登格日勒同志被关进监狱，带着镣铐坐狱7年之久，曾几次上报判处死刑，皆因上级不批未遂，其母被逼自杀，女儿气死，本人直至1970年额旗划归甘肃后才得平反释放。
刘恒礼还大力推行林彪的所谓“政治边防”，大搞“四人帮”的所谓“全面专政”，在牧区乱划阶级，乱搞内迁，搅乱了边境地区的阶级阵线。在大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时，从农区抽调大批汉族农民组成“贫宣队”派往牧区，施以各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罚，残害广大牧民群众，制造了民族矛盾，分裂了边疆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仅一个乌拉特中后旗被打成的叛国集团就达9个，因挖“新内人党”、划阶级、内迁受害者达2524人，严重伤残698人，致死113人。其中由于错划阶级受害者达253户812人，严重伤残317人，致死28人。造成经济损失达18万4856元。潮格旗苏德那木斯楞一家4口，全被致死。
三、在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中，刘恒礼首当其冲地要打倒乌兰夫、巴图巴根同志和一大批老干部。他颠倒敌我，给乌兰夫、巴图巴根等同志罗织种种罪名，把50年代内蒙党委根据党中央指示，为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而派到巴盟的37名党的少数民族干部打成了“乌兰夫死党”，通过法西斯手段，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在一次会上煽动说：“巴盟地区的敌情十分复杂，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当代王爷乌兰夫自1952年以来先后把4批37名死党分子派来巴盟，窃取了巴盟地区的党政财文大权。其中巴图巴根这个反革命分子，早在育成学院期间就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日本投降后，又投靠了哈丰阿，成为苏蒙修特务。”在另一次会上，他又毫无根据地污蔑说：“根据很多材料证实，巴图巴根不但是个老‘内人党’党员，内人团执行委员，而且是‘新内人党’在巴盟的总头子，60年以后他还在发展秘密党员。”在刘恒礼的主持下，几次上报了关于打倒巴图巴根同志的“罪证材料”，并不待上面批示，便于68年5月3日的盟革委常委会上擅自非法宣布：“我们这一级革命委员会决定，巴图巴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巴盟最大的走资派，坚决打倒。”将原盟委书记、副书记8人里的7人，原盟长、副盟长6人里的4人，全被打成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国投敌分子”、“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或是“1·28反革命复辟的总后台”、“历史反革命”、“内人党党魁”等等，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其中，原盟委委员、副盟长、杭锦后旗第一书记张学谦同志在惨重的法西斯刑讯逼供中含冤死去。原盟委委员、常委、副盟长关保同志被打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内人党党魁”、“日本特务”、“苏蒙修特务”后，惨遭各种刑罚的折磨摧残，后来，由于伤残后遗症发作而含冤去世。
为了达到打倒巴图巴根同志，篡夺党政权力的目的，刘恒礼把所谓“巴图巴根的罪行材料”强行登载于《巴彦淖尔报》，流毒甚广，影响极坏。
四、在挖“新内人党”期间，刘恒礼亲自策划、组织并指挥搞逼、供、信。在几次盟委常委会议上，他都积极策划、部署搞“大会战”、“打歼灭战”、刮“十二级台风”，并选定会战对象。他在68年8月6日的盟革委常委会上说：“……会战的对象：巴图巴根、肇和斯图、关保、乔桂章（原盟委副书记，现乌海市委书记）这是第一个战役，第二个战役再安排。”他在另一次会上又说：“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要打主动仗。有重点、有计划、有准备地打几个歼灭战。”在68年12月15日的盟革委全委扩大会议上，他煽风点火地说：“现在我们的主攻方向明确了，目标集中了，仗怎么打？刮一场十二级台风，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并具体部署说：“全面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这是我们当前运动的重点，各旗县都要搞，对内人党这个反革命组织，要发起强大的击势，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全线突破”“‘内人党’党徒首先要都抓起来，审讯、内查、外调、要斗，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是强制性的，集中起来住，随时发现一个往进拿一个，没有内人党怀疑，当前破坏大的，也把他拿进去。”由于刘恒礼的煽动纵恿，全盟上下，到处私立公堂，刑讯逼供，什么拳打脚踢、捆绑吊打、压杠子、钉铁笔头、过电刑、火烫、割舌头、假枪毙等等30余种刑罚，无所不用其极，弄得巴盟地区从机关到厂矿企业，从城镇到农村牧区，到处是法西斯专政，到处是逼供信，人身安全朝不保夕，一片白色恐怖。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恒礼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继续升级加码，胡说什么：“巴盟的阶级斗争就是内人党与共产党的斗争”，叫吐什么要“狠反右倾……统统挖出来，格揪勿论”草菅人命。他在68年11月8日电话传达滕海清指示时说：“巴盟的问题没解决，就是因为没有把坏人挖出来，特别是没有把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家伙抓起来，搞右倾翻案的要坚决打下去。”在同年12月15日召开的盟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对借口贯彻政策掩盖挖内人党的要进行严肃批判”等等。由于刘恒礼这样主观臆断，一意孤行，仅盟直机关就有300多名干部、职工被抓进“土牢”、监狱，其中有10人含冤死于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罚之下。
刘恒礼亲自点名抓起来的原盟委组织部副部长白瑞卿同志，在被抓后的第四天便含冤死去。而刘恒礼亲自主持会议决定白瑞卿同志的死是“畏罪自杀”。他点名叫抓起来的原4927部队现役军人青山同志的爱人、附小教员哈斯同志被抓后，未过几天便不明不白地烧死于隔离室内。他亲自确定并经亲自过问的15个“重点案件”里的15名局处以上党员干部，由于严重的刑讯逼供，当时死去1人（白瑞卿），伤残后医治无效死去的2人（关保、哈斯阿古拉），严重伤残11人。其中，对原盟委第一书记巴图巴根同志长期群专期间，动用了各种刑罚，一次迫害竟连续15个昼夜，压杠子，打断了两根肋骨，腰椎错位变形。对宣传部副部长查干（巴图巴根同志爱人）同志，搞车轮战8个昼夜，拳打脚踢，鞭子抽，脱掉衣服烤头号大火炉等各种恶害卑劣的刑罚，致使查干同志被打昏死过去一天多，先后被迫绝食5次，还继续毒打，迫不得已，自杀3次，经抢救后又继续毒打，身体遭受严重摧残。其家属也受株连，多次抄家，查干同志年过70岁的两个老人和不足15岁的两个小女儿都无一幸免，遭到严刑烤打。大女儿在巴盟报上点名批判，至今3个女儿都有后遗症，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原盟委统战部副部长博彦同志，在挖“新内人党”期间被群专8个月，一次被连续审讯17天，中间休息不到15个小时，又连续进行47天的审讯，遭受长期的刑讯逼供，连80多岁的老岳母和14岁的女儿也不放过，逼迫交待“新内人党”。原盟委统战部部长苏德保同志除残遭多种毒刑烤打外，头上又被钉进了一颗铁笔尖，至今无法取出。原统战系统女干部其木格同志长期遭受毒打，牙齿被打掉手指被打坏，脚指脱落，还不让给未满两月的小孩喂奶，其木格同志忍受不了酷刑折磨，被迫触电自杀未遂。
刘恒礼身为核心小组负责人，“挖肃”领导小组副组长，“挖肃”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在“挖肃”、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历史错案中，巴盟地区受害总人数达42030人，致死2798人，致伤残10565人，他应负直接责任和重要的直接领导责任。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刘恒礼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中共内蒙古巴盟委员会1982年10月4日
抄送：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中共长春市委及组织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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