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5-19 作者：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运动办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运动办姜永厚，男，44岁，行政23级，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陕西府谷人，汉族，1953年入党，1956年入伍。文化大革命前任伊盟团委组织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任盟革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捕前系盟革委常委、水泵厂副书记。
一、篡党夺权。姜永厚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伊盟“造反派司令”当上了伊盟革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组干组组长，他办了一张《鄂尔多斯战报》推行林彪的极左路线，鼓吹“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伊盟盟委”的滥调。把1946年以来历届盟委领导成员的90%打成“伊盟三股反革命黑势力”的代表，给他们强加上特务、叛徒、走资派、高岗余党，乌兰夫哈丰阿死党，打倒对象等等罪名，进行残酷折磨。早已调离伊盟的周仁山、高增培、李振华、寒峰、韩是今、云北峰等同志都被他划为专政对象，扬言要把“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斩尽杀绝”，以建立他们的“新伊盟”。
党的十大以后，他们拼凑了以他为首的帮派活动指挥班子，设据点于东胜服务大楼，办了《反复辟战报》，派出了驻内蒙机关的观察员，在盟直部分单位和各旗县设了联络员，在盟委领导人中排列了打倒对象，依靠中立、争取的对象。他编造了伊盟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五大问题”，妄图把盟委一些领导人打入林彪反革命集团。他在1974年3、4、5月率众围攻盟委，其中有一次长达36小时。他说：“盟委不给我们解决问题（指给他们权力的问题）越瘫痪，领导的责任越大，越对我们有利。”又一次搞乱了伊盟局势，妄图进一步篡党夺权。
二、挑动武斗，制造流血事件。姜永厚于1967年7月至1968年3月，3次挑起大规模武斗。1968年3月3日他实现了“血洗联委”、"踏平联委”（注：这是他们当时的口号）反诬联委进行反革命暴乱。“33”事件造成2人死亡，80余人受伤。在3次武斗事件中，国家财务损失十余万多元。
三、制造冤、错、假案，煽动刑讯逼供。1968年至1969年，姜永厚是伊盟革委对敌斗争领导小组成员，第二专案组负责人。开始“肃二月逆流”刮红色风暴，全盟有5000多人被“群专”，接着挖肃，挖“新内人党”，全盟致死1600人，致残致伤7000多人，株连15万人，造成这些恶果，他有重大责任。他用“立场没有转过来”的大棒，乱打参加革委会的军队干部，用不断的反右倾，威胁革委会中的老干部，盟直机关两个干部被逼死后，他对盟直单位挖“新内人党”的负责人说：“这么大的运动，死一、两个人有什么要紧”，“打一、两下也不要大惊小怪，不要给群众泼冷水”致使私设公堂刑讯逼供之风遍及全盟。
四、矛头指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74年3、4月间，姜永厚对其同伙说：“周总理就是搞折中主义，行中庸之道”。1976年他对其同伙说：“现在看得很清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根子就在邓小平身上。邓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上台就对造反派看不惯”。
五、在揭批查运动中，姜被隔离审查期间，蓄意寻衅，行凶掐我看管人员。
我们对中共伊盟盟委于1982年9月13日报来的《关于姜永厚案件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姜永厚，男，汉族，48岁，本人成分学生，家庭出身贫农，原籍陕西省府谷县人。
1950年参加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班长、副排长。1960年转业后在内蒙人委办公厅工作，1961年7月调到伊盟团委工作。1964年任盟团委组织部长，1965年因私分会议剩余物资受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文化大革命”初为伊盟造反派组织“鄂尔多斯”的司令。1968年结合为伊盟革委会常委、政治部副主任兼组干组组长。军管后，1971年免去一切职务。1974年“批林批孔”中恢复盟革委常委职务，任伊盟水泵厂党委副书记。清查开始后，1977年6月29日拘留审查，1978年9月22日以帮派骨干分子逮捕，开除党籍，开除工职。1979年12月27日起诉到伊盟中级人民法院待判。
1968年初，伊盟的“鄂尔多斯”、“联委”两派，形成严重对立，曾发生过武斗。于2月29日滕海清在包头青山宾馆，召见伊盟革筹小组领导人陈维舟、白双喜和成员姜永厚、张基林、赵贵才，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汇报中，滕海清曾反复强调：“对联委的几个头头要按保守组织处理，群众要联合”，对坏人“要他们自己交出来，不交就派军队去抓”、“派政法机关去抓”。滕还说，搞打砸抢是反革命组织。姜永厚利用滕海清对“联委”头头的错误认定，他就伙同张基林，于3月2日晚去东胜服务大楼召开“鄂派”战斗队长以上人员会议。会上姜永厚决定：“明天去‘联委’要打人凶手李猫，如不给就动手”，同时还布置当天晚上（3月2日）“要把东胜的各要道口卡住”。3月3日凌晨“鄂派”数百人把“联委”总部（即盟党校）包围，上午发起几次冲击。姜永厚、张基林在服务大楼电话指挥，在冲击中“鄂派”李光新被“联委”汽车压死。“鄂派”冲进“联委”总部后，正在厨房做饭的“联委”炊事员郝福和被人扎死（凶手至今未查清），被抓住的“联委”派干部群众均遭毒打。“联委”头头马良尧、白银柱、刘兴等人均给加上“反革命”“反红色政权”的罪名送“群专”。姜永厚还宣称他们“平息了—场反革命暴乱”。由姜永厚等人亲自策划指挥的这次武斗（3·3武斗）事件造成2人死亡，70余人受伤，给国家造成十万余元的巨大损失。
自1968年3月到1969年底，姜永厚一直担任盟“挖肃”领导小组成员、挖“内人党”专案组长。（简称二专）参与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1968年他主持创办的“鄂尔多斯战报”发表了很多给各级领导和干部、群众捏造的所谓“罪行材料”，为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制造舆论。他把伊盟盟委污蔑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在伊盟的总代表”、“黑司令部”。给1946年以来的历届盟委领导成员都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罪名，列为打倒的对象。
在挖“内人党”开绐后，把盟委第一书记暴彦巴图、副书记杨达赖、吴占东等领导同志当做伊盟最危险的敌人。1968年11月28日姜永厚在盟革委会常委会上说：“伊盟的主要反革命势力，从现状上看，就是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在伊盟的总代表暴彦巴图”，并把暴彦巴图、杨达赖、吴占东等同志打成“暴修集团”、“内人党党魁”。姜永厚还亲自审讯暴彦巴图，逼他交待“内人党”上层活动的情况。1968年12月在盟革委会召开的盟直机关挖“内人党”会议上，姜永厚亲自点名奇珍、杨达赖，齐志仁、李杰珠是“内人党”并指定具体单位去挖。奇珍、李杰珠二同志被关进牢房。齐志仁等同志均遭残酷迫害致成伤残。在挖“内人党”期间盟挖肃领导小组和第二专案组经常召集盟直机关挖“内人党”汇报会，陈维舟、姜永厚等人亲自听汇报、做指示。1969年元月在一次盟直机关汇报会上，反映各单位在挖“内人党”中都有刑讯逼供，有的单位逼死人（盟气象局局长刘琮被迫自杀）。姜永厚说：“‘内人党’是叛国组织，群众有些过激行动，打几下，踢几脚正说明群众觉悟高。”“这样大的政治运动死几个人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还说：“有的单位挖‘内人党’无动于衷，这些很可能是‘内人党’掌权。”1969年元月，陈维舟、姜永厚、刘忠把盟土产公司负责挖“内人党”的张洪宇、曹福生叫到盟革委会，批评他们挖“内人党”迟迟不动。姜永厚指出，齐志仁就是财贸口“内人党”组织委员。要他们去挖，曹福生要求看看齐的材料，姜永厚批评说：“不要吃现成的，你们自己去搞。”致使齐志仁同志惨遭毒打迫害。5·22批示下达后姜永厚仍坚持有新“内人党”组织，并指示土产公司不准给齐志仁平反。
姜永厚伙同陈维舟、刘忠等人，领导指挥“挖肃”特别是挖“内人党”造成严重的恶果，激起了民愤。全盟惨遭迫害的干部群众达7万余人，其中死亡的2200余人，伤残的6000余人。对此姜永厚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和直接指挥责任。
1973年10月，姜永厚等帮派头目为了恢复他们军管时被免去的各级革委会领导职务，曾多次召开秘密串联会，鼓动造反派头目“坐着等不是办法，还要进行斗争”，并商定了5条措施，围攻盟委领导，给盟委施加压力。1973年11月20日姜永厚、温二才、邬德祥、耿世林、刘铁岭、李晓东等帮派头目，来呼市与郝广德、高树华、王金保、秦维宪、刘文研等帮派头目进行串联，交换对形势的看法，研究对策。返回东胜后，姜永厚召集帮派人物串联会大讲所谓“形势任务”。姜说：“十大以后形势对我们有利，王洪文上台是‘造反派’的胜利，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配合全国，尽快解决革委会补台问题。”姜还说：“如果盟委不落实政策（指给他们复职）势必要乱，革命生产上不去，中央是不会答应的，这就势必造成重新解决内蒙问题的局势……”会上对盟委几位书记进行分类排队并提出了对策。把巴图巴根、冉令忠定为“争取利用”的对象，把杨达赖定为“坐地虎，主攻方向”，认为蔡子平在补台问题上是支持他们的。
1974年初批林批孔开始后，姜永厚组成以他为首的7人“核心领导班子”，下设舆论材料组、总联络员和驻呼观察员。3月间，占据东胜服务大楼306号房间，立起帮派山头，重拉队伍，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另搞一套。不仅张贴了大量的大字报、大标语，而且还出版了《反复辟战报》，发表文章攻击盟委，转载外地帮派活动情况，贩卖“造反派掌权论”。大量印发王洪文在中央办的工农兵学习班上的讲话，派观察员李捍东参加呼市召开的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作为伊盟代表发言，并为郝广德等人的大会发言提供材料，又将郝广德、高树华的发言录音带回东胜播放。姜永厚还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无限上纲的手法，炮制伊盟所谓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五大问题”。他们把这所谓“五大问题”的材料，除上报中央和内蒙党委外，还用公开信、宣传车等形式大肆张贴和散发，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到盟委闹事，搞乱局势。
姜永厚在批林批孔期间，不仅直接指挥盟直机关的帮派活动，同时还指挥各旗县的帮派头头在旗县闹事。1974年4月姜永厚给达拉特旗的帮派头目李文华布置“要赶快闹起来，要多做群众工作，要群众闹起来”，并介绍了他们在盟里闹的经验，还提供了闹的线索（寄去达旗公安局报盟公安处的达旗“5·16”分子名单）。1974年4月姜永厚给准格尔旗的刘玉布置了他们进驻革委会，先行一步，为全盟各旗县进驻摸索经验。5月间，他还给刘玉布置，要刘物色并提出旗主要领导干部的名单。1974年4月姜永厚为炮制所谓伊盟“五大问题”的材料，给伊金霍洛旗的王修珍打电话，要王搞到一份各旗县革委会补台文件的原件。王修珍以查阅档案为名，在旗档案馆偷偷拍照了一份，寄给了姜永厚。
姜永厚等帮派头目，在批林批孔中围攻盟委领导、冲击盟委会议达十余次，围攻人数有时达五六十人。严重的干扰了盟委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致使各项工作瘫痪。姜永厚对此得意地说：“越瘫痪领导责任越大，越对我们有利。”围攻盟委领导最严重的一次是，1974年4月24日，盟委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姜永厚在发言顺序问题上挑起事端，造成两派在台上抢播音器、台下起哄，致使会议无法进行，被迫休会。姜永厚反咬一口说，这是盟委领导“挑动群众斗群众”，并勒令盟委几位书记“公开检讨，承认错误”。由于盟委几位书记不同意，姜永厚等帮派头目带领体校的50多名学生连续围攻巴图巴根等领导同志长达36小时。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清查中姜永厚仍顽固坚持“大方向全然没有错”，隔离审查后继续对抗。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一万年也不会接受”，并表示决心“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存”。隔离审查中不服管教，殴打看护人员。逮捕后先后提审十余次，对他所犯的罪行一条也不承认。要他写材料时，公然说：“我有什么问题自己也不清楚，不知怎么写”。
综上所述，姜永厚在十年动乱中造反起家指挥武斗造成流血事件。参与领导、指挥挖“内人党”，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批林批孔中重拉队伍另搞一套，搞乱伊盟局势，给各项工作造成严重损失。本人至今坚持错误，态度恶劣，殴打看护人员。我们同意伊盟盟委意见姜永厚已构成犯罪，应开除党籍，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左右为宜。
妥否，请批示。
自治区运动办1983年5月19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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