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5-20 作者：[待确定]
现将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报上。
那顺巴雅尔，男，现年45岁，蒙族，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学生，大专文化，原籍科右前旗人，1956年8月在内蒙师院参加工作，同年11月入党。“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教育厅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内蒙革命委员会常委、土右旗委副书记、锡盟盟委书记。于1977年1月13日离职审查，5月隔离审查，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同年11月2日被拘留，1978年11月2日以新生反革命分子定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依法逮捕。
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黑风后，那顺巴雅尔做为“联委”代表驻人委“东联”群众组织当联络员。1967年3月中旬，在四方谈判期间，中央指示要内蒙群众组织增派代表，那顺巴雅尔做为内蒙人委系统“东联”组织（造反派）代表去北京参与谈判。1967年6月内蒙革筹小组成立后，那顺巴雅尔为革筹小组成员，分管全区农村牧区基层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成来当上了内蒙革命委员会常委。
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江青一伙，打着造反旗号，当上了内蒙文教口《鲁迅兵团》的头头，他是内蒙造反派组织的四大头目之一。他与郝广德、高树华、王金保等人勾结在一起，在“批林批孔”中拉帮结派，另立中心，踢开党委闹革命，对搞乱内蒙局势起了很坏的作用。
一、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继续拉帮结派，造、闹、跳。1974年初，那顺巴雅尔获知反革命分子王洪文在中央“虎班”的黑讲话后，认为“来头不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先兆”，他就以要水利投资为名，从土右旗回呼市，伙同郝广德、刘文研等人，纠集帮派势力，进驻内蒙革委会，建立了“218”帮派山头，把矛头指向了自治区党委。
“218”山头建立后，那顺认为：“军管否定了内蒙的“文化大革命”成就，颠倒了历史，拆了各级革委会的台，把造反派赶出宇宙，是严重的复辟倒退”。“218”山头研究决定：对尤太忠是先礼后兵，施加必要的压力。在策略上他们确定把于北辰同志作为“复辟倒退的典型”，组织揭批围攻。那顺指使土右旗文教局的同志，给于北辰同志赶写大字报，专程送到呼市，以达到“先搞于北辰，再打捞尤太忠，搞点小磨擦，让他们（指区党委领导同志）犯锴误”的目的。
1974年3月11日《呼和浩特日报》发生所谓“3·11”争件后，“218”一伙帮派组织马上插手。认为“这是揪尤太忠同志的导火线，要紧紧抓住这个突破口不放”。他们一方面于3月14日发出了题为“坚决支持《呼和浩特日报》社的革命行动，痛击资产阶级右倾复辟势力对批林批孔的猖狂反扑”的第二号公告，另一方面在轻化设计院召开大型串连会，进一步研究策划围攻市、区两级党委的统一行动和联合作战的具体步骤，把矛头由市委转向区党委，迫使尤太忠同志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1974年3月末，郝广德与那顺等人又迫使自治区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会前，那顺积极参与策划发言人名单、批判内容，并对郝广德的发言稿召集帮派会议多次进行研究修改。这次大会的召开，严重地搞乱了内蒙的形势。
1974年4月初，传达中央“不准任何群众组织冲击区党委，强行调阅档案”和“尤太忠同志多次接见群众，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电话指示后，郝广德指使白音太起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报告，随后又起草了—个“尤太忠同志向中央假报情况，诬告群众的声明”，并纠集43名常委、委员修改鉴名，广为散发，企图达到他们“把尤太忠打不倒也要赶跑”的目的。那顺积极参予了串联鉴名活动。在此期间，那顺还多次窜到内蒙工交、农牧、文化等系统，到处讲：“内蒙的问题在于北京军区，北京军区搞宗派，把内蒙看成是一块肥肉，九次路线斗争被破坏，十次路线斗争没沾边，捂盖子问题不只是内蒙，而是整个华北。问题就在李德生。王洪文、江青批的乌达（永红小学）、体委（二丁事件）文件，一直没有动，说明有些人想捂盖子，过去除揪出刘少奇、林彪以外，其他走资派都漏掉了。有些落水狗上岸以后咬人咬的厉害，有的甚至被咬死。他还煽动群众，说：“……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不会甘心，一定与我们作拼死斗争，我们工农兵要主宰运动，我特别希望工人阶级出来代表人物左右内蒙局势，打击敌人走资派的捣乱破坏”。
1974年初，他在土右旗对宣传部门的几名同志说：“你们是搞宣传的，先给你们通通风，全国要开展大的运动，可能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次运动不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就是两个阶级同归于尽，这次不一定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谁能站出来谁领导”。又讲：“‘文化大革命’就揪出一个刘少奇，还没戴走资派帽子，‘文化大革命’本来是揪走资派的，结果一个也没抓住，这次运动是要从上到下抓一批走资派。
那顺巴雅尔在此期间，积极参与策划串连，继续拉帮结派，另立山头，发动围攻区党委，对搞乱全区局势，他负有一定责任。
二、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那顺巴雅尔积极活动，大打出手。1976年4月7日晚8时，当中央电台广播了“两项决议”和天安门事件后，那顺起草通知，让旗委书记云福祥，旗革委会副主任陈道科鉴名，责令土右旗文化单位把在街头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照片摘掉，并立即派人送达，两小时后，就把在萨拉齐街头画廊内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的照片全部摘了下来，影响很坏。
1976年7月，他窜到内蒙“5·7”干校锡盟学员处散布：“你们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很好批邓，不要以为邓小平打倒了就没有事了，他是个大猴，下边还有很多小猴，不打倒还会咬人”。1976年11月，粉碎“四人帮”后，他说：“我对叶帅讲的那个‘伟大的转折’有看法，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1976年6月7日那顺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题为“坚持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文章，诬蔑“老干部当初参加革命是‘入股’，革命胜利后不仅想坐分红利，而且想世袭下去”。
1976年10月9日，那顺在正兰旗委扩大会议上鼓吹什么：“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专门对付‘资产阶级’的苗子”。在锡盟工业字大庆会议上，他又作了一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辅导报告，声言“要和走资派斗，走资派台上有台下有，我这个22级的干都就要和你12级干部对着干”。
综上所述，那顺巴雅尔所犯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鉴于被捕后本人做了多次检查交代，态度尚好，根据中央第五次“两案”会议精神，锡盟盟委提出对那顺巴雅尔不予起诉，开除党籍，下放基层分配一般工作。
该案经我们研究，同意锡盟盟委处理意见，在押期间工资不予补发。
妥否，请批示。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1983年5月20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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