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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对许名扬、张礼案件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日期:1983-5-28 作者:[待确定]

自治区党委:

我们对锡盟盟委,于1982年10月6日报来的《关于许名扬、张礼案件审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进行审理。现将我们的审查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许名扬,男,汉族,1938年10月7日生,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丹东市人。1963年秋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锡盟报社当记者。“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是锡盟“1·26”派(后为工派)总头头,曾任内蒙革委会委员、锡盟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在柴向堡学习班闹事,被北京卫戍区拘留,同年5月送回锡盟隔离审查,7月依法逮捕。1974年3月“批林批孔”中释放,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畏罪潜逃,1977年4月捕获归案,1978年依法逮捕。

张礼,男,汉族,5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初小文化。河北省康保县人。1952年参加工作,1959年调到锡盟食品公司当修理工,汽车司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锡盟“1·26”派(后为工派)总头头之一。曾任内蒙革委会委员、锡盟革委会副主任、锡盟食品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盟挖肃领导小组副组长,专揪“内外蒙合并委员会”联合调查组组长。1978年3月17日依法逮捕。

他们的主要犯罪事实

(一)

指挥“工派”抢枪武斗造成死伤多人的严重后果。以许名扬、张礼为首的“工派”把“梅花派”赶出锡林浩特地区后,“梅花派”于1969年6月24日在宝昌抢枪,准备回锡林浩特与“工派”武斗。张礼获悉后于6月25日上午与许名扬、赵纯栋商量对策。他们无根据地一致认为“梅花派”抢枪“是盟军分区支持的”。许名扬提出3个方案,一是拉上“工派”头头去呼市告状;二是“工派”全体人员去盟军分区静坐;三是拿起武器“自卫”。当天下午许名扬、张礼召集各单位“工派”头头紧急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拿起武器自卫”。会上推选出指挥班子,许名扬、张礼为总指挥,成员有赵纯栋、陆少坤、付中岐等人。会间,指挥班子具体研究了抢枪问题。决定由赵纯栋先带领一部分人去抢阿纳旗武装部的枪。当天下午7时左右赵纯栋带领由永刚、刘永春和财贸口的一部分人闯进旗武装部,与部长李振山纠缠一个多小时后,9时左右动手砸开武装部武器库,从库中拿出各种枪支。这时张礼、许名扬先后来到现场,张礼领上人在武装部到处找枪栓(因拿出的枪都没有枪栓)。许名扬对抢枪的人们说“不管怎么样枪拿到手再说,不然‘梅花’来了咱们脑袋就保不住了,到时候去中央打官司我去,责任由我和张礼负”。许名扬、张礼还逼武装部长李振山交出枪栓。最后从旗武装部抢走16支“五四”式手枪。从中许名扬、张礼各拿1支。因抢到的枪支少,许名扬当天晚上10时许去锡林浩特煤矿搞炸药,准备把“梅花派”进入锡林浩特必经的桥梁炸掉。

6月26日凌晨,张礼率领一百多人乘汽车去煤矿找许名扬商量去锡盟军分区军火库抢枪。许名扬同意并与张礼同乘一辆吉普车去军火库,抢了库中武器和警卫战士的枪支,计有各种枪支47支、各类子弹395000多发,手榴弹6200枚。当天上午8点左右返回锡林浩特后,张礼立即带领王增、徐强、张庆林亲自去水库南山进行侦察。许名扬、赵纯栋、陆少坤带领一百多人随后去水库南山准备武斗。张礼发现“梅花派”的侦察车后首先开枪。“梅花派”还击中打死王增、打伤张礼。并将张礼、张庆林逮住带走。许名扬、赵纯栋见“梅花派”已逃走,即把“工派”队伍撤回锡林浩特,将王增尸体停放在军分区会议室,给军分区施加压力。

6月26日晚许名扬召集“工派”头头会议,改组指挥班子。许名扬说:“我是拿笔杆子的,指挥不了枪杆子,要由打过仗的有经验的转业军人担任总指挥。我和赵纯栋是两级革委会的主要成员、要抓全面工作”,并鼓励“工派”头头说:“你们大胆干,我们给你们撑腰”。会上推选转业军人孙庆海为总指挥、郭存祥为副总指挥,杨国兴、陆少坤、付忠岐等人为成员。6月27日新指挥班子在“工派”总部开会,许名扬、赵纯栋也参加了会议。会上许名扬说:“因枪支不够,下边找我要枪的人很多,要尽量把北部几个旗县的枪,控制起来,再不能让‘梅花派’抢去”。会上研究决定先把东苏旗、西苏旗的枪抢过来。6月29日晚,由赵纯栋、陆少坤带人去东苏旗抢了旗武装部的各种枪支889支、各类子弹20000余发。6月30日陆少坤、付忠岐带人去抢了西苏旗武装部的各种枪支450支、各类子弹13000余发。

7月上旬许名扬派陆少坤、夏子安、谭元璋等人去多伦慰问多伦“工派”与“梅花派”武斗中伤亡人员家属,在路经兰旗时,得知该旗武装部有枪,陆少坤打电话请示许名扬。许在电话上指示:“把兰旗的枪全部拿过来”。陆少坤带人去抢了旗武装部各种枪支12支、子弹4300发。

许名扬、张礼指挥的这场武斗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共死亡11人(其中“梅花派”打死“工派”9人,多伦“工派”打死“梅花派”1人,“工派”自己掉水淹死1人)、受伤数十人。由于两派抢枪武斗,造成锡盟地区交通中断,各项工作停顿,供应紧张,社会秩序混乱,给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二)

直接指挥亲自参与挖所谓“锡盟叛国投修集团”和“内人党”,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1968年3月挖肃开始后,许名扬在盟革委会常委会上说:锡盟黑线中有“乌兰夫一线、王铎、王逸伦一线,哈丰阿—线”。锡盟“所以敌人多,突出的一点是民族分裂”,“锡盟历次民族分裂案件都是由乌兰夫包庇下来的”,“敌人在这里敢表演,党政军文艺界里都有他们的人”。许名扬还点了很多人的名字,“军队里有罗旺扎布、云一立、陶克奎、付金山,卫生有阿拉布吉、贺兴格、芒沙,政法有毕力格巴特尔,孟和特木尔,文教有从外蒙回来的80多名留学生”。挖肃中,许名扬还在锡盟报上发表文章表示:“下定决心、反掉右倾”、刮起挖肃的“十二级台风”。

1968年11月,在内蒙革委会第四次全委会议期间,许名扬、张礼捏造材料,诬陷原盟委第一书记高万保扎布是“锡盟叛国集团”的“总根子”、“大后台”,向内蒙核心小组滕海清、吴涛等人汇报,致使高万保扎布被撤销盟革委会主任职务,进行隔离审查。第二天(11月8日)张礼给锡盟“工派”头头徐桂林打电话指示,以“叛国投修”和“内人党”分子的罪名把高万保扎布的亲属于淑紫同志进行隔离审查、刑讯逼供,致使于淑紫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许名扬、张礼等人还联名写信煽动盟革委会其他常委诬陷迫害高万保扎布同志。在挖肃中经许名扬批准以各种罪名关押了很多人,其中锡盟报社负责人耿官保、丹巴、赵俊等人均遭受严重的摧残。

张礼在挖肃期间担任“挖肃领导小组”副组长、专揪“内外蒙合并委员会”联合调查组组长。他利用各种会议散布“锡盟有‘内人党’、敌人混进了我们的心脏,旧盟委基本上是叛国投修集团的总指挥部。绝大多数干部是‘内人党’成员和骨干……”。为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造舆论。为取得“挖肃经验”,张礼还去盟党群口蹲点,亲自指挥挖“内人党”。为了加强党群口的挖肃力量,从盟运输公司调来打人最凶狠的赵田智当工宣队副队长,把另一名打人凶手邓万水提升为工宣队副队长。又派人去盟“公检法”军管会学习所谓挖“内人党”经验。赵田智、邓万水等人在党群口大搞逼供信,用烤火炉子、脖子上挂砖头、钻桌子、手指缝挟笔杆、坐喷气式等多种法西斯手段残酷的折磨党群口的吐布、阿思冷、金风山、苏日嘎尔图、巴彦、宝音图等领导干部。张礼鼓励打人凶手赵田智、邓万水等人说:“你们干的不错,比在大楼有进步,就这样干吧!这里是锡盟的黑司令部,这里的问题解决了,锡盟问题都解决了”。赵田智、邓万水把齐嘎德尔同志折磨死后,向张礼报告时,张礼却满不在乎地说:“死就死吧,那有什么办法,处理了(指尸体)就行啦!”张礼对党群口挖“内人党”抓得很紧,不分昼夜到现场了解情况,听汇报,作指示,有时到深夜两、三点。张礼在党群口蹲点时还亲自审讯过吐布、贡布、拉木扎布、哈达布和、陶克套、胡雅格图等领导同志。亲自批准隔离审查贡布同志,又亲自带人去逮捕电台的旺庆同志。张礼在党群口蹲点亲自指挥挖“内人党”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共有77人被打成“内人党”,遭受残酷的折磨,其中有1人当场死亡,有5人因伤残严重治疗无效相继死亡,有50多人造成伤残。

在挖“内人党”期间,张礼还指示他本单位(指食品公司)挖肃负责人陈树雄、孙庆海要他们清理所谓金山(食品公司书记)的“老班底”。又提供了梅其其格、哈达布和、宝音德力格尔、苏日塔拉图等人的所谓“内人党”和“叛国投修集团”的材料。陈树雄、孙庆海等人按照张礼的旨意在食品公司大挖所谓“内人党”和“叛国投修集团”,致使13名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其中宝音德力格尔死亡。

锡盟地区在十年动乱期间,被隔离、关押受到刑讯逼供的有36400余人,其中致残的有4100多人、致死的2352人(在挖“内人党”和牧区划阶级中死的1851人),给锡盟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负有严重的罪责。

综上所述,许名扬、张礼的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犯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他们犯有打砸抢罪、抢夺军警人员枪支、弹药罪和诬告陷害罪,应予数罪并罚。许名扬指挥抢枪武斗造成流血事件,领导挖肃诬陷迫害干部造成严重后果。粉碎“四人帮”后畏罪潜逃,被捕后狡辩抵赖,拒不认罪。因此我们同意锡盟盟委意见,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张礼指挥抢枪武斗造成流血事件,在挖肃中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专案组长,亲自在党群口蹲点,直接指挥挖“内人党”造成严重的恶果,罪行是严重的。但被捕后态度较好,基本上供认自己所犯的罪行,因此同意锡盟盟委意见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妥否,请批示。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5月28日

来源: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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