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6-21 作者：[待确定]
宋敬贤，男，汉族，1921年，1938年入伍，同年入党，行政12级。原任七机部四院计划部部长，“文革”中任四院革委会委员，受审查前任四院科技部部长、科技部党的领导小组组长，院党委列席常委职务。
于1978年2月22日，停职检查，1979年3月21日解除停职检查。
1966年6月15日，宋敬贤写大字报，将刘世琨同志在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和所持的观点，错误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对当时把刘世琨同志进行批斗、打击和迫害起了一定的作用。
宋与造反派—起对河西公司军管持反对态度，1967年4月9日宋给当时在北京的杨启明写信说：“我看他们军管，按当前之情况根本管不好，我看这班人马连战士必须换”。
1967年1月14日，宋敬贤在造反派的《818》专刊上发表文章，攻击院党委书记薛伟民同志，赞助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宋说：“揪出了以薛伟民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
1973年军管撤出后，宋回科技部主持工作。一上班就不承认军管时期组成的科技部党的领导小组，并停止其一切活动。
宋在1976年5月份召开的院党委常委会议上说：“形势为什么下降？追溯到邓、张的干扰、破坏大”。“邓、张的右倾翻案风在四院受到影响，七机部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重点，七机部在领导层里有土壤，四院与七机部不能截然分开”。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阎桐林等策划借悼念毛主席活动之机，迫使院领导处理邢鉴，同时把矛头指向院党委书记王树明和院长林爽同志。这期间，宋敬贤在北京给在陕西省兰田的四院党委常委中3名同观点的人写信，煽动说：“听说院内个别人公开抵制追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活动，并恶意诽谤。咱们的书记就无动于衷，听之任之，实际上是狼狈共鸣，其罪行已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已经和邓小平、张爱萍成了一丘之貉了”。还说：“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要坚决的镇压，对一切流言蜚语要坚决的制裁和批判”。
1976年3、4月间，他和阎、杨共同商量过：政治部叫山天松（造反派头头、革委会常委）、杨辰生负责，姜林枫回干部处，张仲跃、姚绍璞去组织处，于恩山到政治部宣传处。
1976年5月份，他们在院党委常委会上把所议论的这个名单抛了出来，宋说：“跟政治部斗”、“44所班子不是按毛主席路线配的”。
经审理，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对所犯错误后来有所认识，并作过检查，考虑到宋早年参加革命，为党曾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的这些错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根据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建议给宋敬贤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除其四院驻内蒙指挥部科技部部长职务。
妥否，请批示。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6月21日
1.四院驻内蒙指挥部〔82〕03号《关于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关于与宋敬贤同志材料见面后的复议意见》。
3.《关于与宋敬贤同志谈话记录复议意见》。
5.《与宋敬贤同志谈话记录》。
6.宋敬贤同志的检查。
7.宋敬贤同志1983年3月13日写的补充材料。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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