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4-0 作者：任乐
任乐内容提要：蔚县城关一街大队会计任乐，是个贫农出身的青年。从学校回乡后，不安心农业生产，滋长了追求名利、贪图享受的思想。在地主分子生西（和尚）的腐蚀引诱下，迷醉于读古书，中了封建主义的毒，一步一步滑下去，逐渐堕落为反革命，到处散布错误观点和反动言论，诬蔑党的整风、粮食、下放、民族等项政策，并通过给农村知识青年讲古文，散布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进而物色“人才”，准备组织反党的“五台学社”，要走什么“第三条路线”；还要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相呼应；计划二十年后，争取当上新上台的政治家，来一个“和平演变”，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事败，还作了保留组织、长期隐蔽、逃亡国外，著书立说等准备。
一九六四年初四清时，他感到压力很大，想逃往苏联，投靠苏修。经大同、包头、兰州、乌鲁木齐，西至二台，因不能前行，才被迫返回。在党的教育和群众帮助下，他检查交代了所犯的严重错误。
下面便是任乐自己的检查交代：
在旧社会，我们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父亲扛长工，母亲给人家上锅（当佣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两人干活，还吃不饱三人的肚子。一九四五年第一次解放，我们分了十二亩地，父亲当了农会主任，我军撤退之后，敌人倒算，小房子内落得片瓦无存，父亲还坐了四十天监狱。第二次解放，我们分了五亩旱地，一亩八分畦子，我父亲当了支书，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也得到了改善。可是由于小农经济不足以抵抗自然灾害，一九五四年一场雹子，加上父亲的一场病，不得不宣告破产，卖去畦子五分，当农村开始再度向两极分化时，党指出了合作化道路，再度挽救了我们。
我父亲是六〇年七月死的。那时我在管理区，任国在城关卫生院，母亲在食堂，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吃饭，他的指标是五两。一个被旧社会吸干了血汗的年老多病的人，长期吃这样低的指标，怎么生活呢？难道这种情况，西关的支书、队长看不到吗？不是，他们看见就是不管。不仅不管，而且骂他。这是阶级报复。当时支书的女人是富农的闺女，队长的女人是地主的女儿。试想：这两位太太，怎么会放过两次土改的农会主任呢？这二位干部，也是花天酒地，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接受坏人，压制好人的老爷。我父亲虽然年老多病，但是敢说敢做，对坏人是不留情的。由于以上原因，他们便动手对付我父亲了。第一步，是乘我父亲有病，一个时期没有过组织生活，把他排挤出党。第二步是乘我们都在外面的机会，压低了他的口粮标准。还经常骂他，气病交加，营养不足，于是被折磨死了。
社会主义明明是为了贫下中农不再破产，为了五亿农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道路明明解决了我家破产的问题，可是我却对社会主义不满。
明明是敌人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两只瞎眼看不见，反而怀恨恩人，埋怨党的粮食政策。
党明明花钱培养了我，叫我上了学，懂了事，可是我反说党不让青年懂事，对青年实行“愚民政策”。
贫下中农明明劝告自己，不要当“大少爷”，应该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可是我把好言当成恶意，反而恨他们，讨厌他们。
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根本原因是我变了。
贪图个人名利，相信只要有知识就可以成名。有地位，就可以高人一头。因此，在敌人的引诱下，钻进了故纸堆，其结果是把自己的思想染的一塌糊涂，抹煞了阶级界限，把人分成有知识无知识两大类，接近一些不三不四的所谓知识分子，远离了贫下中农，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贪图个人名利，疯狂地追求个人名利，在私人目的达不到的时刻，便抱怨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和社会主义对立。由于追求私人目标而苦读古书，接受了封建主义毒素，相信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由于相信封建主义的东西，抹煞了阶级观点。在父亲死了之后，放过敌人，和党对立。
由于贪图个人名利，在达不到的时候，便悲观失望，看不到人生的意义，而任其放纵，任其堕落。
由于追求个人名利，崇拜所谓知识分子，看不起劳动人民。这就加速了腐化堕落。
懒、馋、占、贪、变，相互影响；特别是这个“贪”字，在我这十几年的生活中，起了极其可怕的作用。
由于贪图个人名利，而上了敌人的当。由于上了敌人的当而接受了敌人的思想，接受了敌人的立场，形成反党反社会主义。
从我走出学校，八年以来，由于不听党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而走上了极其错误的道路，形成了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看着许多社会主义的东西不顺眼了，和党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情绪，不仅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诬蔑了党的各项政策，离间党群关系，而且企图以个人的观点改造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第一方面诬蔑党的政策和运动：
①整社运动。特别是六〇年的整风整社，我认为是大跃进等一系列政策搞糟了。
②粮食政策。国家的粮食政策我认为是储备粮食的一种手段，故意让社员少吃。我曾说：“国家有的是粮食，就是不给吃。如果没粮食，为啥年年忙了就补哩，这粮是哪里来的？社员有意见上级也知道，可是这样以来国家就储备起来了。”
③下放政策。我认为下放工人和城市人口有两个原因：一是处于国内外形势，国家为了疏散城市人口。二是减轻城市负担，万一有战争，国家只保证军队就可以了，免除了城市供应的压力。
④民族政策。我认为国家所以要照顾少数民族，是因为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少，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但是他们占的面积有一半，因此国家要团结他们。
⑤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我认为人与人之间本来没有矛盾。这是政治家为了树敌而讲的学说或策略。现在这种阶级关系的形成是土改之后农民分了土地，地主恨农民，因此互相形成了敌对关系。
⑥支援友领国家，我认为是古代的“守在四夷”，是让四周的国家给我们把大门。
⑦我诬蔑党号召青年上山下乡，做平凡而伟大的工作的指示，和古代“民不可使知之”是一样的“愚民政策”。
⑧我诬蔑党关于正义战争的观点，是不顾人的死活的军事冒险政策。
第二方面给青年灌输毒素：
由于资产阶级的同情心，我觉得参加农业的知识青年是可惜的。因此大量的给他们灌输毒素，暗示他们争取个人的前途，不要安心于农业生产。这种活动后来成了我为反革命活动物色人才的一段手段。由于个人强烈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全民共同富裕的道路相抵触。老是觉得社会主义禁固了人才。这种感情后来发展成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凡是和我接触过的知识青年，我都以名利思想予以启发，教他们采取个人的前途，不要安心于农业生产。
系统的给青年灌输毒素有三方面：
1、和刘福录、安增全形成的三人小组。六二年六月前后形成了这样一个组织。和刘福录的交往是从五九年开始的，我爱他一股死不回头，坚持己见的犟劲，合乎做一番“事业”的需要，但是这种有个性的人，弄不好也最危险，因此一直没有着手做工作，而是从感情上接近。我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和他谈了半夜，并叫他背苏东坡的“留候论”，要他建立个人主义的大志，并为此做一番努力。
接近安增全用了另一种形式。当时他的精神很苦闷，很消沉，长期处于这种精神状态的人，最需要安慰和鼓励。因此当他要参加青岛函授美术学习的时候，不仅从思想上支持他，而且主动地借给他钱，让他报考。在完全征服了他俩的感情之后，我开始了工作。这一阶段主要是灌输名利思想，讲古人怎么勤奋学习，然后成了怎么样的人；讲青年人只要有决心、有毅力，就能按照“行动养成习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的公式，驾驭个人的命运，做一番事业，希望他们树立稳固的资产阶级事业心。
2、六三年春节组织的“人生哲学”讲座。参加的有刘云、刘福录、安增全等人。讲了两篇古文，一篇是筍子的“劝学”，意思是要青年只专不红，为个人的名利着想；另一篇是左传上的“郑伯克段于鄢”，说明世上的人都是冷酷的，不能轻信任何人，对人对事要有个人的见解。
3、文化馆的“古典文字讲座”。六三年春节之后，在文化馆办了“古典文学讲座”参加的有中学生和社会青年，达三十多人。先后讲了“阿房宫赋”和“劝学”两篇。讲“劝学”的目的和以前相同，而“阿房宫赋”则掺杂了借古讽今的目的。
当时我在日记上写道：
古为今日一篇文 春节座讲阿房宫
华夏虽富民饥馑 莫使后人哀后人
意思是说，国家虽然富强了，但是老百姓却饿着肚皮，快点吸收秦二世不恤百姓而亡的教训吧！可不要叫后来的人，向叹惜秦朝二世而亡一样，来叹惜我们的时代了。
我组织这些活动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借组织青年学习的名义取得公社以至县级的支持，以便更多地更系统地给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我当时曾和刘福录系统地研究过每一个干部的为人处事和个性，目的就是看看这些人，哪个会发现我们的活动，哪个会干涉我们的活动，将来以什么手段对付。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活动，物色反革命活动的人才。
我当时的目的是，如果能物色到十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便组织一个反动的学术团体，名字叫“五台学社”。起初原想叫“壮悔学社”，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青年时代轻信共产主义而到了壮年才找到了正路。后来考虑到大显眼，不如叫“壮飞学社”，这个名字一个意思是，以雄壮的姿态飞翔于云天之上，另一个意思是学习谭嗣同等六君子，随时准备为真理献身。这个名字也觉不妥，后来想不如干脆叫“五台学社”，如果这个学社组织起来了，将一方面系统的研究走“第三条路线”，在政治经济、哲学、文艺、史学等方面的理论根据和将来的体制。另一方面，特别是学生，他们将被分配到各个部门去工作，到了岗位以后，他们可以从各个角落争取信徒，扩大队伍，形成社会力量。
各方面比较成熟之后，利用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现行的各种思想体系展开辩论，在上压下挤的情况下，取得政治地位，给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打下基础。这一段工作大体需要二十多年的时间，到那时老一代的革命家差不多已经去世，那时一方面找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势力联合，争取援助，一方面争取新上台的政治家，来一个“和平演变”，使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这是第一套野心。第二套是在上述野心实现一半的时候，中途发生突变，组织被取缔。这一套打算是，开始有一部分精捍力量，一直不露面，长期隐蔽，以便必要时候保留组织，以图再起，而另一部分暴露出来的主要人物，流亡图外，著书立说，从事理论工作，给将来的继承人准备精神力量。第三套打算是在上述目的根本不能行动的时候，以一个无名小卒、浪荡公子的身份，长期掩盖个人的政治野心，从事理论研究，后期以作家的身份出现于世，积储资金，在个人临死之时，私人在国外出版“第三条践线”的理论著作，使之传于后世。
我所说的“第三条路线”，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变种——修正主义。
于是，首先欺骗了家庭，说我要到天津托朋友找工作。一年二年可能不来信。将来四清完再联系。十一月十一日拿了我贪污的钱九十元，和董玉贤借了四十五元，和康根原借了三十元，经宣化、大同到包头，在第一旅社住了一夜（写的是高树果的名字），再走又在兰州车站旅社住了一夜，（仍是高树果的名字），在九泉路古旧书店还买了红楼梦一套，艺术哲学一部，哲学词典一部。后来到了乌鲁木齐、再西到乌苏附近的二台，因不能前行，才被迫返回。路线是乌鲁木齐、兰州、天水、宝鸡、咸阳、西安、郑州、邯郸、石家庄，绕道太原，钱已用完，而进太原收容站，登记的是广灵殷家庄人。后来送至大同再送至广灵才回家。
我从学校回到农村的时候才十七岁，正处在年幼无知的时候。在我开始探索人生的时候，受了和尚生西的影响，上了这个地主分子的当。
当时我的思想是不安心农业生产，羡慕参加了工业和升了学的人。敌人就抓住了这个弱点向我进攻。一开始是我随同其他青年到河公庙去听“古话”象隋唐、聊斋之类的东西，后来深深觉得这位老师傅挺和气，慢慢就亲热起来。他经常对我说：“年轻人又有变化，应该到外面找点事，在家欺负土坷垃有啥出息。”这就打中了我的心，于是我和他说本来也想当工人，但是没机会。起先他是用佛家生死轮回的迷信观点安慰我，劝我耐心等待。后来见我不大相信这一套，他就改了方法。在这一段相处中，他抓住了我有盲目崇拜古人的特点，就经常和我谈古人的事，什么苏东坡的逸闻、韩愈的趣事，这是我十分爱听的。有一次他说，你很有才能，但是没人赏识，这和“千里马辱没于车夫之手”是一样的，你年轻轻的不要埋没个人的天才，要多学点东西，将来总会遇见伯乐的。这一下进一步打中了我，我不仅感激他的话，而且也佩服古人说的透彻。以后他又给我讲了韩愈的祭噩鱼文，说他如何用一篇文章为潮州人民驱散了为害的噩鱼，这使我万分叹服古文的神通广大。增加了古文对我的吸引力。以后他又和二大肚给我借了一套古文观止，作为我学古文的开始，当他讲“郑伯克段于鄢”的时候，特别指出人们总是阴险，为人处事不能太天真、太轻信。以后我就迷上了古文，不仅请教于生西，而且和长宽学过五方元普。在此基础上我先后读了庄子、论语、孟子、列子、杨朱、古文观止、唐宋文集等古董。形成了严重的封建主义思想，不仅相信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观念；同时也相信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说法。认为人活着不是统治人，就是受统治，其分界线在于个人有没有本领，这就是从我投入社会之后，到现在的全部人生观。这就是说我已经被阶级敌人改造成他们需要的人了。这一段我不知不觉之中，上了阶级敌人的钩，糊里糊涂的接受了封建士大夫的思想，认为这是人生的真理。
由于相信上述言论，从根本上轻视劳动，因此我当干部之后，首先占了“懒”字，并很快走上了贪污盗窃的道路。我当上管理区统计之后，认为这是升了一级，当干部们过年吃私分肉的时候，我想古人说的不错，劳心者治人，这么一个小小管理区就可以高人一等，把党的机关和旧官府混同起来。觉得吃喝一点是应该的。特别是一九六一年底我和许文功相处，他说：“政治家的心肠永远是冷酷的，饿死几个人可以储备几年的军粮。”这句话联系到我父亲的死，使我马上想到了唐朝监察御史柳宗元的话。“不忘仇，孝也，不惜死，义也。”“元庆能手刃父仇，不越于理，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意思是说不忘父亲的仇人就是孝，为报仇不惜一死就是义，徐元庆能够亲手杀死仇人是孝，准备为孝而死是义，这才是明白事理，明白道义的人呀。这样我就在封建道德忠孝节义的指导下，形成了和党对立。当年贪污八百三十八元，这就使我演变成了贫下中农的敌人。
作为一个贫农家庭出身的人，我本来应该对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什么不满的，但是，由于我有追求个人名利、贪图享受的思想，在敌人的引诱下，在敌人的包围中，在敌人一片假意的吹捧中，逐渐地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几年来我所走的道路是极其危险的，我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我所走的道路和我所犯的错误，不仅使我由一个贫农的子弟变成了贫下中农的败类，变成了祖国人民的叛徒，堕落成一个卑鄙的罪犯；而且严重的影响了社员生活，严重的破坏了集体经济，同时也配合了国内外敌人向党猖狂进攻，这一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无法估计的。
（蔚县四清工作团办公室供稿）
来源：中共河北省委《河北四省通讯》编辑部编《河北农村阶级斗争典型材料（第一辑）》，196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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