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9-4 作者：郑兆南, 唐锡阳
郑兆南、唐锡阳这是我妻子郑兆南的两封遗书，她重伤后于九月三日回家，九月八日在第六医院吐血身亡，前一封信给了李雪峰同志，后一封信交给了吴德同志。
我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严重反映，因此抄寄一份给你们，作为研究情况、指导运动的一个参考，并请敦促市委正确处理这个问题。
北京日报 唐锡阳
十月十九日
我不是当权派，也不是什么学术权威，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了工作组右倾路线错误下的一个牺牲品，被监禁了四十七天，被毒打得遍体鳞伤，昨天刚被放回家来。我有许多许多的话(不只是我个人的安危问题)要向党说，我应当自己到市委来，无奈我下不了地，浑身浮肿，创伤疼痛，又有其他病症，我恳切地要求你派一位同志到我家来，和我谈一次话。我的这个要求是否过份，我的心情是这样急迫。
此致
东方红长征中学(原五十二中)语文教员 郑兆南 九月四日
我家地址：继红胡同(原东城区府学胡同)二十二号
曾于九月四日给您写了封信，我因伤势太重，不能亲自来市委向党反映情况，要求您派一位同志到我家来和我谈一次话。看情况市委不会派人来了，我只好再写这个书面汇报。我被监禁了四十多天，很少接触外界事物，很少听到党的声音，加上自己思想改造很差，这些意见可能是片面的，错误的，仅供您参考。
学校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语文组教师是比较活跃的(也有一两个按兵未动)，但当时党支部压制很厉害，连大字报都不让贴，特别是在新市委成立前后，斗争十分激烈。我跑过新市委，请过工作组，因此就招来了更多的冷遇和压制。六月初，全体教职员听了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负责人的一个动员报告。现在来看，这也是一个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放手发动群众的报告。我们被压制的教师听了，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天夜里我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现在我还记得大字报是这样写的(学校存有原稿)：
“请你们根据新市委报告精神，回答以下问题：
(一)你们是站在群众的前面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站在后面拉群众的后腿，还是站在群众的对面来反对文化大革命？
(二)你们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还是保卫一个政治态度还不明朗的党支部？
(三)你们是支持群众向黑线开火，还是组织保皇派围攻革命群众？
(四)你们是和修正主义的前市委一刀两断、划清界限，还是继续千丝万缕、依依不舍？
(五)你们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路线呢，还是坚决执行前市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六)你们是属于第一类党支部，还是第二类或第三类党支部？
这样提出问题，不是太尖锐，太严重，有点吓唬人吗？不，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在以后的大字报里，逐条地向你们摆事实，说道理的。不过还是希望你们自觉革命，转变立场，认识错误，真正站到革命群众这方面来，领导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郑兆南”
这是当时面对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了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因此也招来了他们的更大不满。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因为工作组当夜进校，他们就没敢拿出来。)后来，借“六·一六”事件来陷害我和打击革命群众，更是他们的一枝毒箭。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工作组来到学校以后，学校领导公开镇压群众的气焰被压回去了，应该说学校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很好的。没料到突然发生了六月十六日的打人事件，反而破坏了这个有利形势。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也是不愿意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的。但事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不妨从政治上来分析一下，它到底是革命的事件，还是反革命的事件？因为这涉及到对工作组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的认识问题。
这个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是从学生要给李静背上贴大字报、王文俭在会上不喊口号引起学生不满开始的。但这是现象，真正原因是以党支部为首的保旧派(我还没有想出更确切的概念)压制学生起来革命，学生早就蕴藏了不满，再加上受到外校的一些影响，不免就采取了一些过火的行动。到后来，事态的急剧扩大与恶化，原因就复杂了，在冲破压制的革命学生中，混杂有好打成性的流氓(我是后来领教他们最深刻的一个受害者)；和党支部站在一起被打的一方也不都是不革命的，他们中有不明真象的师生，还有许多就是为了保护党的不让打人的政策的好老师好学生。(从这点认识出发，我们还给受伤同学写过一封慰问信，也成了区工作队长李淑铮给我们定的罪证之一。)据说在事件过程中，还有个别教职工暗中使坏或无理还击，更是起了添薪加油的作用。这样就发展成一个群众斗群众的不幸事件。
不管事件如何复杂，我还是认为事件的主流是革命的，它的基本性质还是反对学校领导压制群众运动的斗争，不过武斗，打人、破坏公共财物是十分错误的。正如第二天区工作队长李淑铮来校向全体师生(当时以党支部为首的被打的一方还在团中央“避难”)所讲的，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事件，是革命的行动，但是打人是不对的，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从以后事态的发展，学生是接受了这个正确的分析。
最初一段时期，工作组对待这个事件的态度还是正确的：一面调查研究；一面说服双方，让在团中央“避难”的师生回来，并教育他们不要揪住“六·一六”事件不放，应集中火力炮打司令部，并布置我们给支部书记、校长、两个主任出大字报专栏。到月底，从李淑铮开始，工作组忽然来了一个急剧变化，推翻了自己原来对“六·一六”事件的分析，突然把它打成反革命事件。经过七月九日、十日两天两夜的紧急动员，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突然袭击，从积极写大字报的教师中揪出了四个“牛鬼蛇神”，一口咬定我们是“六·一六”事件的“肇事者”，并且把我排在首恶者的地位。(关于别人，我没有发言权；关于我自己，我可以明确地回答：这是政治陷害。)不仅我们成了众矢之的，连和我们一起写大字报的教师，全部成了围攻的对象。参加“六·一六”事件的学生更是一片检讨，在此同时，又逮捕了两个流氓学生。顷刻之间，学校乌云密布，几百张大字报不外乎两种内容：一种是揪“假左派”；一种是检讨。革命师生人人自危，而“避难”师生却趾高气扬，甚嚣尘上，立即全部夺得了革委会领导权。
对这样一个突然变化，我一直非常纳闷，当时只认为是工作组偏听一面之辞，主观武断。后未经过学习十六条，听到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精神，听到一些外校同学前来革命串连的谈论，知道外面运动的一点情况，我才明白过来，我被揪出来，弄到如此地步，学校出现白色恐怖，运动被引上邪路，其根本原因是工作组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当时，我们学校除了中间观望的不说，的确存在两派：一派是“避难派”。他们是保皇势力、保旧势力、折衷主义势力、以及一些不明真相，一心跟着班主任或领导跑的人的混合。另一派是积极投入运动的革命派。是谁在干扰运动呢？肯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十六条讲得非常清楚：“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而工作组偏偏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对群众运动怕得要死，分不清主流和支流，甚至发展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不革命的捧成革命派，把革命的打成反革命。为了顽固地推行这条反动路线，他们甚至在工作队内部采取组织措施，在调出工作组员的同时，“加强”了工作组。从他们以后对不同势力的态度来看，问题就更清楚了。对积极参加运动的师生，前面已经说了；对“避难派”中的教职工，他们许多人都是学校党政领导的知情人，迟到七月中旬就是不给领导写大字报(有的一张也没写)。工作组又是怎样解释的呢：“他们对党支部有感情，不贴大字报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这样地给他们涂脂抹粉，并轻易地把领导权交给他们。对当权派呢，运动还没有真正搞起来，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对当权派的问题还没有经过充分鸣放，工作组就放出了空气：“你们党支部顶多是个二类支部。”难怪工作组一直到撤出以前，没有斗过当权派，却在临别前夕，给我安排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斗争会，而且李静就是这个会上的主要火力。
所以问题不在于揪出四个教师和逮捕两个学生，如果仅仅如此，就算不得什么方向路线的错误，何况这四个教师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拿我来说，家庭出身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其他人也各有性质不同的问题。把我们的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后来果然听说工作组作了这样的检查：“这些人是可以揪的，只是时候不对。”这个检查未免有点羞羞答答，却也道出了关键所在：他们所以选择这个“时候”，问题不在于这几个人，而在于“杀鸡给猴子看”，以达到镇压群众，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的目的。从学校以后运动的发展来看，这个罪恶目的是完全达到了的。
一、打击了不应该打击的人。我被打、受尽非人凌辱的时候，工作组虽然已经撤退，不能负直接责任，但这个错误的决定是他们做的，反革命帽子是他们戴的。他们不根据中央精神作必要的检查，对我们的问题作妥善的处理，一甩手就走了。遗留下今天这样严重的后果，他们是不能辞其主要责任的。
二、压制了革命左派。凡是运动前期积极参加斗争的教师，凡是与“六·一六”事件有关的学生，至今翻不了身。他们不仅谈不到参加运动，还时刻面临着被揪被斗的威胁。
这些恶果，在毛主席和党的十一中全会提出批评，特别是公布了十六条以后，理应很快可以得到纠正和扫清的。听说从北大开始，许多单位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五十二中老也翻不了身，反而愈演愈烈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工作组虽然走了，但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的阴魂未散，他们所留下的领导班子不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敢引导群众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坚决按十六条办事。再是我们学校新建不久，只有初一、初二学生。他们岁数比较小，领会政策精神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比起高年级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来，是要差一些，慢一些。可能我这个估计是保守的，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出。不管情况怎样，我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六·一六”事件的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的，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定要清算的，运动的错误方向终究要扭转的。但是，我们不能坐等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应当把党的精神迅速交给群众，使运动及早走上正轨。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应当就“六·一六”事件的性质和工作组的错误展开辩论，澄清事实，辨明是非；同时，造成一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正常政治气氛。
(二)结合总结前一阶段的运动，在全校开展大学十六条的活动。合十六条的，就继续照办；不合十六条的，就要改过来。对那些抵制十六条的负责人，就要揭发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改选出一个忠实执行十六条的革委会。
(三)在斗争的基础上，求得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把火力集中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特别是在运动中我还犯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我虽有积极投入斗争的愿望，但由于自己人生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李静等的压力下表现过动摇；在武斗的威吓下，有过企图自杀的行为，这是背叛革命的严重错误。另一个是在“六·一六”事件中，我也有错误。当时我认为打的是“保皇派”，有过幸灾乐祸的情绪；同时又顾虑别人反咬我和打人有关，就躲在本班做了一点消极阻难工作，而没有挺身而出，到现场去帮助防止事态的扩大，更不应该的是我还劝阻了别的老师也别去“招事”。这些错误和过去其他错误我已作了详细交代，并准备在运动后期进一步清理自己思想。
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但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这个结论，现在不仅我自己可以下了，党和革命群众也可以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在工作组的反复动员下，全校师生大揭大议过我的问题。几百张大字报帮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更不是“六·一六”事件的阴谋策划者。(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第二，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几百名师生查抄过我的家，没有查出任何反动物品，却翻出我的大量文字材料，从我的高中作文、来往书信、日记、听课笔记、教学笔记、我在北京日报工作时的采访本及见报稿件、一直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经过挑选以后，抬走了整整一筐。这是我的全部“私人档案”，也是党和革命群众客观地了解我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同样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所以说，经过这样两次猛火烧、细筛过，党和革命群众有足够的客观材料给我下一个客观的结论。
有人会说，你自己不是也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假左派”“阴谋家”等等吧，你不是还交代了许多“阴谋”材料吧。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这是武斗的结果，是逼供信。有点政治经验的人只要一看我所“交代”的材料，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责任——经不起武斗的考验，但主要责任不在我。
尽管我成了被斗争的对象，但革命同学特别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能不使我深受感动。他们猛扫“四旧”，移风易俗，干着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就是骂我打我的红卫兵，尽管我不喜欢他们的简单、粗暴、不按政策办事，但是他们那疾恶如仇，对阶级敌人的愤恨，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不能不使我从肉体的痛苦中受到深刻的教育。这种思想感情正是我所没有的，正是我所需要学习的。还有一些红卫兵日夜不离地看守着我，夜里连被子都没有就躺在我的旁边。在我拉痢疾、满屋脏污的时候，他们也从不擅离自己的职守，那时正是满城革命风暴的时候，他们又多么希望出去闯闯啊。有些红卫兵还从党的政策出发，劝阻了一些学生来打我，否则我早就活不到今天了。当我怀着敬佩的心情说起这些红卫兵的时候，不得不同时指出，在大量可爱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中间，也混杂了少数个别的流氓。他们撕掉我家的毛主席象，造我女儿自杀的消息来刺激我，抢走我的手表，逼我吃烂水果，因此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我在盆里拉痢疾，要我给两块钱(给了一元五)，九月三日发工资那天向我“借”钱(实际没发我工资)等等。这些流氓不是把我看做政治思想上的敌人，而是把我看做玩弄的对象和勒索的对象。我建议在运动后期，应当清理这样的流氓分子，不能允许他们玷污了光荣的红卫兵组织。不过话又说回来，运动中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流氓能够如此得逞，这和革委会的无心真正革命(其中有个别人借机发泄私愤见死不救)，因此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也是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阴魂不散的必然反映。
第一，要求允许我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目前我没有这个权利，只要我稍有异议，就立即会被打死。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死我并不怕，我已经经历了比死更严重的毒打和侮辱。我怕的是没有发言权，没有申辩是非，参加革命的权利。
第二，要求给我医疗条件。目前我没有这个条件，大夫请不到，医院又不给我看病。
这两个月，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两个月，真是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毛主席说的：“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从这短短两个月的经历，我体会到先烈创业的艰难和苦楚，我体会到建设共产主义的光荣和伟大。我个人吃了点苦，是好事，不是坏事。我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到底！
此致
五十二中语文教员 郑兆南 再上九月四至七日
来源：北京轻工业学院造反有理战斗团星星之火战斗队翻印，196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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