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9-23 作者：李慎之
李慎之〖李慎之，时任新华社外训班教员。曾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编辑组组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
我是一个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参加革命以后，虽然得到党的长期教育，但是由于我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对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由内心怀疑，抵触而对抗，终于在1957年走到在政治上同党完全对立的地步，在大鸣大放期间发表了大量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反右斗争以后，我的反动的政治思想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表面上也似乎有了一些认识，口头表示低头认罪，但是骨子里仍然坚持原来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不肯认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的不服罪和抗拒改造的思想，在改造过程中一再有所流露，也一再受到打击，因而有所收敛，在1961年年底摘掉了右派帽子。当时我们的国家遭到了暂时的困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大批出笼，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我的反动思想再次萌发，还妄想重新钻进党内。我现在在这里向党向人民交代我的罪行，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请求党和人民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我第二次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根源在于我在1957年并没有真正服罪。我在反右斗争以后，只承认自己那一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错了，也教条主义式地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一些自我批判，但是内心不肯承认自己确确实实是站在同党和人民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同党和人民为敌，以为只要在理论上批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就还是一个“好人”。
我不是继续不断地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根子，而是不断地自欺欺人，把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看成是“认识问题”，是“受了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把自己发了那么一大堆反动言论，犯了那么严重的反党罪行说成只是“自作聪明”。自己认为自己一贯受党的爱护信任，被认为党的“宠儿”，自己“一直跟党走”，“对党有感情”，不可能是“蓄意反党”。我死死抱住跟党走过一段路，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历史，给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说成是虽然犯了错误，“人还是一个好人”，在处理我的时候，我勉强承认了自己是党和人民的敌人，在支部会议上也举手赞成把自己开除出党，但是心里却还自以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这样做是“为了服从党的利益”。以后又借龚定庵的诗句，大唱自我安慰的高调：“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仿佛自己只是一个失去了党籍的共产党员。
我把自己看成是所谓“党内右派”，认为自己同章、罗那样“或点火于基层，或策划于密室”，叫嚣“轮流坐庄”。妄想篡夺政权的政治野心家不同，同李康年那样在公私合营以后还想要继续剥削，搞“反攻倒算”的反动资本家也不同。我妄自把右派分子看成情况不一，是“鱼龙混杂”，而看不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顽固地拒绝承认像我这样的“党内右派”是更危险的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由于不服罪，我一直存在着委屈的情绪，认为开除党籍是党“下手太重”，认为自己还是可以留在党内改造，甚至认为自己应划为“修正主义分子”（当时修正主义分子还是党内的提法）而不应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幻想三年五载，就可以重新入党。到柏各庄以后，右派分子之间的相互批判，有些提法比反右斗争期间对我的批判还要更高些。如说右派都是对党有“阶级仇恨”的，右派分子同一般有右倾错误思想的同志的界限在于右派想“上大街”“搞匈牙利事件”，有政治阴谋等。我不从本质上去看我的反动政治思想实际上必然会引向这种严重的结果，反而抵触抗拒，认为新华社组织上和同志们都了解自己不是那种人，认为我自己不是符合这种标准的“典型的右派”。当时，柏各庄领导上对右派分子的改造抓得比较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开会，向一切错误的言行思想进行斗争，我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老在脑子里构想自己过去还有些“好的表现”，觉得成了右派以后“动辄得咎”，“右派难做人”，觉得自己“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甚至说：“错了就是错了，处分也已经处分了，天天无穷无尽地开斗争会，本来想通的问题也反而想不通了。”对同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一起改造，也感到委屈。我不是利用这样严格的改造环境来认真解决自己的立场问题和世界观问题，反而抗拒改造，听任自己的委屈情绪发展。我顽固地坚持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正好证明了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
由于我不服罪，不肯真正承认自己是一个与党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我就当然地诬蔑反右斗争扩大化了。
我长期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把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歪曲理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把毛主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解为开放资产阶级式的民主，一直到1962年的时候，我还诬蔑毛主席和党中央对鸣放中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事先估计不足，鸣放以后，反动分子大量出笼，才出于实际政治的必要进行了反击，结果使得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起来无法分辨，使得对党有仇恨的右派分子同认识上有错误的人分辨不清，我引用肃反甄别时候的一句话，说这种情况是“打狼的鞭子打到羊身上”。把自己这只披着羊皮的狼也说成是“羊”。
我继续重犯在1957年鸣放期间诬蔑肃反运动的罪行，说肃反是胡风问题引起来的，但是肃反的结果，清查出来的真正反革命分子并不多，错斗的人倒不少；说反右斗争是章、罗这样的野心政客引起来的，但是反右的结果从政界反到党内，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都搞成了敌我矛盾。
我诬蔑反右斗争原来的对象只有像章、罗那样一小批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政客和像李康年那样一小批反动资产阶级分子，但是结果反到了三十万人，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加上受批判的中右分子，打击面太宽，震动很大，结果使得知识分子不敢讲话，反右反到党内是损害了党内民主。事实上，正是因为打击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他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保障了人民的民主，但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却公然睁眼说瞎话。
我说：“肃反运动和过去历次的运动到运动结束以后都要进行甄别，有许多人得到平反，唯独反右运动以后却没有进行甄别，没有一个右派分子曾经过甄别而平反。这是违反了过去历次运动的‘常规’。”
党把属于敌人范畴的右派分子放在人民内部处理，给以立功赎罪，继续为人民效力的机会，这样的处理是十分宽大的，但是我却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不肯真心服罪，诬蔑党对党内右派分子“处理太严”，过去历次运动中犯错误的人，在运动结束后接受处分就完了，而右派分子却要长期戴帽子，我也把这诬蔑成是党改变了过去“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常规。我甚至诬蔑说，“毛主席历来对犯错误的人都是宽宏大量的，唯独对右派分子却是太严厉了。”事实是：有了敌人的自由，就没有人民的自由，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右派分子的阴谋如果得逞，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就将在中国重新出现，中国将重新落入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千百万人头将落地。我的罪行如此严重，党对我如此宽大，我还不思改造，这只能证明我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的顽固。
党明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右派分子不一样，后者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而前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这一点我是明明知道的。但是，由于自己没有真正服罪，我却站在反党的立场上加以混淆。我在1959年底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陶铸同志写的一篇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章，其中把党内右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提，我就以此为“根据”，诬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党内右派分子“差不多”，罪行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情节也大多是“言论”，还说什么把“党内右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提是“比较实事求是”。我甚至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也是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并不开除出党，可能是有鉴于反右斗争中把党内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是“处分过重”的缘故。
1962年，我在看到有些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经过甄别得到平反，特别是，在新华社黑编委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之下，我所在的外训班领导上给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的人“百分之百”平反，并且宣布他们的意见“基本正确”以后，我诬蔑反右倾的斗争也扩大化了。还诬蔑1957年以后，党员一有错误言论就成为“反党”，压力过大。我诬蔑反右倾斗争虽然只限于党内，但是批判激烈不下于反右派斗争（我在农场看到反右倾运动中贴出的大字报要比新华社在反右派斗争中贴出的大字报要多好几倍），把人搞得很臭，给社会上震动很大，是“斗争过火”；而不看这场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革命就是要给社会猛烈的震动。我还借党给在反右倾斗争中受批判的一些同志甄别平反的机会，幻想对右派分子，也会来一个甄别。
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到1962年的时候，就又根据一些微不足道的现象，猖狂地发出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我诬蔑总路线。我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并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只抓了一个“快字当头”，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我还根据当时上边传达工农业生产要五年才能恢复到1957年水平的说法，诬蔑“大跃进成了大跃退”，还说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说，1956年反冒进的结果出了一个马鞍形，而大跃进的结果却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马鞍形。我诬蔑这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人的因素，而过低地估计了物质和技术的因素的缘故。
我在听了《十二条》和《六十条》中关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传达以后，诬蔑人民公社办“早了”，“办快了”，是“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水平”。是“由上面贯（灌）下去的”，“结果不得不退到初级社的水平”。我还诬蔑我所见到的居庸关山区食堂“没有必要”。
我还把当时物资供应上比较紧张的情况归咎于商业工作有“偏差”。
在听到关于“天灾人祸”的说法以后，我站在反动的右派立场上，把所谓“人祸”看成就是五风，而且诬蔑造成困难的原因“人祸是主要的，比天灾还严重”（我不能确认我有没有说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但是类似的思想确实是有的）。对于五风的原因，我当时并没有像在十中全会后那样认识到主要是因为国内，尤其是农村中，阶级敌人还十分猖狂，资本主义势力还严重存在，他们利用党的工作中的一些错误与缺点大肆兴风作浪的结果，而是极端荒谬地把这些缺点和错误同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联系起来看，把五风的原因说成是这两场斗争扩大化损害了党内民主和人民内部民主，说群众害怕，不敢讲话的缘故。
我歪曲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来比附反右倾斗争，说什么：“鸣放之初，陈铭枢上书毛主席，诋毁毛主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一共十六个字，现在已记不真切）。要毛主席功成身退，毛主席觉察到右派政客的政治野心，才发动了反右派斗争。（据吴冷西传达，毛主席曾因此说过：“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在庐山会议上，可能也是彭德怀这样的政治野心家攻击了三面红旗，毛主席才发动了反右倾斗争。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右派进攻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事先估计不足，反击以后，斗争扩大化，没有及时甄别，连续反右，没有纠偏，是“热了未冷”，是犯了“左”的错误，我引用斯大林的话，说什么“不反对什么倾向，什么倾向就是错误的”。我丧心病狂地把矛头针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妄想开脱自己这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我这时虽然在思想上似乎改变了一些我在1957年时候那种荒唐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是根子实际并未拔除，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实际上并无转变，把超阶级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概念来解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我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我在诬蔑党的政策的时候，诬蔑党中央犯了“左”的错误，甚至于诬蔑反右斗争以后没有甄别，是毛主席违反了过去的“常规”，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比过去几次运动中犯错误的人重一些是毛主席改变了过去“治病救人”的作法，而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右派分子实质上是反革命派，放在人民内部处理，已经是极其宽大的待遇。
我在1961年底听过吴冷西的一次传达，他说中国在农业上碰到的问题苏联东欧也有过，但是我们还是得自己经历过了才能体会到。我以为这是指苏联三十年代农业集体化过快的教训，我又站在自己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比附上苏联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说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便利了赫鲁晓夫之流的篡夺。我曾说过“毛主席要防止修正主义，须得吸收斯大林的教训，对持反对意见和犯错误的人要给以出路”。我还以为主席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在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特别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在1957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行整风就有这个目的，但是章罗出来捣乱，反右一下扩大了，因此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我这种想法，实际上仍是我过去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遗留。
由于我一直没有彻底服罪，反右斗争以后，在前途问题上，一直有种种幻想，曾幻想自己不被开除出党，曾幻想运动完了会有甄别，曾幻想三年五载就可以重新入党，但是我自己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严重，因此一直只是寄希望于党的政策会对我这样的人宽大一些。
我是在1961年年底摘帽子的，当时党在若干重大政策方面有所调整，我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认为党也可能会对反右派斗争重新加以考虑。这种想法在得知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一些同志经过甄别而平反以后，逐渐强烈起来，尤其是当时外训班总支宣布在1959年受批判的同志“百分之百”平反，我就觉得如果对右派分子甄别，面甚至还可能比我以前所敢于设想的要宽一些。这样自己的问题也许还有重新考虑的希望。后来又得知若干部门的领导上曾征求有的右派分子对自己的问题的意见（我知道的有李正凌和庄重），我关于甄别平反的幻想就大大抬头。后来领导上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提到反右斗争后期，打击面宽了一些，处理重了一些，我对甄别平反的幻想就达到高潮，曾着手给吴冷西写信，希望领导上考虑我的问题，但是只写开了一个头，考虑到自己提不出像样的理由来，信始终没有写成，但是思想上却一直幻想领导上可能来找我谈。一直到那年秋天，吴冷西向全社作关于十中全会的传达时，明确提出要反击单干风和翻案风，我才意识到自己又临到了再一次犯错误的边缘，收起了对甄别平反的幻想。实际上，我已经以我恶毒的言论，对党对人民又一次犯下了极其严重的、无可饶恕的罪行。
从不服罪到想平反，这就是我在1957年、1962年两次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一根黑线。既然自己不肯认错，就要把错误推到党的头上，这样，我就站到了与党对立的立场，重犯反党的罪行。这是我的沉痛的教训。
我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五年以后还再次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反映了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异常顽固。林彪同志说：“聪明的人仅仅是有错误改得快，没有别的。如果他犯了错误还要装好汉，还要坚持到底，硬要钻牛角尖，明明有错误硬说没有错，这是最愚蠢的人。”我就是这样一个最愚蠢的人。长期以来，我一再钻牛角尖，寻找各种各样不成理由的理由给自己开脱罪责。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思想是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对立的，而且这种思想已经发为言论，构成了政治上的罪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党给我的处理不是太严，而是十分宽大，是我一再辜负了党的教育和期望。对于我的第二次犯罪，我衷心接受群众对我的斗争，衷心请求党给我以严厉的处分，以帮助我真正地进行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我在“牛角尖”里钻了些什么？在1965年的小整风中，也曾有所检查，自以为解决了一些问题，当时回顾自己的反党言行，确也感到触目惊心，毛骨悚然，承认了自己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右派分子。但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我新的震动，使我看到自己挖掘得还远远不够。
我思想上不服罪的论据主要有两条。
第一条是认为自己主观上还不是蓄意反党，认为自己同党的关系一直是好的，对党是“有感情的”，不像那些政治野心家，或者对党有刻骨仇恨的人那样要推翻党。这一点，经过党的教育，我也已经能从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上来进行分析，看到自己所迷恋、所追求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而对无产阶级专政则抵触抗拒。但是，我还只认为我的政治思想是反动的，好像我所欣赏的那套旧的文化学术还不是反动的，还不是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完全不相容的。正因为这样，我曾长期幻想去做什么“学术研究工作”，以为这样还不至于犯错误，然而这次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一下当头棒喝。原来我认为可以埋头于其中的“学术”，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领域，而我自己所欣赏所爱慕的那套仍然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毒草。我想去钻研它们，继承它们，势必继续同无产阶级的文化相对抗，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抗，继续犯反党的罪行。我体会到我的右派政治罪行只是像露出在海面上的冰山的一个尖子，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是隐藏在海面下的部分，要大得多。我要真正改造决不应当仅仅是批判一下我那些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而必须要把我的整套资产阶级世界观连根拔掉。
我把自己所谓“同党的关系好”理解为“同领导关系好”，觉得我的反党只是在抽象理论上，而不是有什么具体对象。然而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新华社十多年来的领导集团原来是一个修正主义黑帮集团。同这样的集团“关系好”说明了我过去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同这个集团“沆瀣一气”，而决不是对无产阶级的政党无限忠诚。林彪同志说：“党性不是抽象的东西，……坚强的党性，应当表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全心全意地为党的纲领路线奋斗。这就要时时刻刻关心和注意政治形势、政策、路线等方向性的问题，站稳立场，分清是非，避免在大是大非面前摇摆不定，迷失方向”。我的所作所为恰恰与此相反。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以“同党关系好”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给我的震动之大，真是无可比拟。回过头来看，我自从反右以来（严格地说，是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走的是一条自欺欺人的道路，一直是以美化自己来抵制抗拒思想改造。如果我曾敢于正视自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丑恶面目的话，我就不至于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而如果我在57年以后敢于正视自己的反党罪行的话，也就不至于再次犯罪，然而我却一误再误，一错再错，这是我这一次再不能不牢牢记住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使我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犯罪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我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浪潮中参加了革命队伍，入了党，吃了几天小米，开会作文。嘴里笔下，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发言。俨然自己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如此。我出生在一个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从小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没有尝过生活的艰险，没有体验过多少阶级的压迫。我爱构想自己过去也有一段“斗争历史”，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从来没有跟工农群众一起生活过。虽然也在山沟里蹲了几年，却完全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堆里生活。我所经历过的斗争，完全是上层的，只是动动口，动动笔的斗争，并没有经历过工农群众真刀真枪的阶级斗争的大风雨。我完全是毛主席所说的，“党所不需要的”，对人民“一点好处也没有的”，“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没有“同群众结合”的“共产党员”。我生活上同工农很少接触，思想上更没有下工夫进行改造，在思想感情上，并没有经历“由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在进城以后，党给了我日益优厚的待遇，我把这些都看成是“革命果实”，是“按劳取酬”，理有应得，甚至把这看成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遗留，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它，而不是长期保留它。
一个革命干部如果没有这种自觉的话，就有成为特权阶层，成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危险，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质上保持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精神上响往于资产阶级的文化学术，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要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当社会主义革命来临，开始触及到我的资产阶级灵魂的时候，我就跳起来反抗这，反抗那，自己撕破了过去披在身上的“左派”的外衣而堕落成为一个右派分子。
我过去常常吹嘘自己“启蒙早”，“青年时代就有共产主义的憧憬。”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我自小从家庭和学校接受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外加封建主义的教育，脑袋里灌满了“成名成家”，“学而优则仕”之类的个人主义思想。等我接触到党的影响的时候，我早已牢牢地树立了资产阶级世界观了。参加革命以后，我虽然在口头上挂上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但是一直保持着各种各样的个人打算。这种个人主义虽然在57年以前还没有发展成为公开的错误，但是却是我政治上犯错误的根子。
极其可笑的是，虽然我曾学过一些马列主义，但是直到1965年以前，还根本不能理解“世界观”这个辞的意义。我过去只以为世界观是一种思想体系，是理论上的东西，而我自己还模模糊糊地自以为自己还是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的。最近才注意到毛主席所提出的：“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才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拿这来同我自己的思想对比，我的世界观是明明白白的“为我”二字。
我曾自我标榜为曾经“为党工作过”。但是我在1957年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一天万把字的稿子发下来，两手空空。”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自己感到发稿工作不能为自己“积累资本”，这个工作不是“我的”，我明明是一心只想为自己服务，一心只想自己的“成名成家”，而根本不是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1957年以前是如此，1957年以后在改造上也还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有时表现得好一点，也是为了要争取早一点摘帽子，早一点重新入党，等到这种希望看来渺茫时，就悲观消极，直到诿过于党，与党对立。我一心一意想回到党内，这似乎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然而我所以想回到党内，难道是为了要更完全地贡献自己的一切为人民服务吗？根本不是如此。实际上我所念念不忘地是要恢复自己的荣誉地位。正因为我的出发点是如此，我那种想回到党内的“良好愿望”，居然会成为我二次重犯反党罪行的思想根子。这真是对我自己最辛辣的讽刺。
毛主席在《这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中说：“社会主义要求整个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有计划的发展，要求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个人的利益和意志服从于广大人民的统一利益和意志，这是他们（右派分子）认为不能忍受的。”我的个人主义就是强烈到了这种程度。
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许多曾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我所敬慕过或者曾同我共事过的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这个事实打掉了我的一个历史包袱。原来我过去所引以自豪的所接受的所谓“党的影响”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三十年代那批“祖师爷”的东西，他们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卖的却是资产阶级的黑货。我在当时就是毒草香花不辨，把其中许多当作无产阶级的东西接受下来。因此事实上，我脑袋里的马列主义实在是微乎其微，而绝不是我自己过去所想像的那么多。
当然我也读过一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然而我从来就是教条式地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积累知识，用于业务，而不是为了改造思想。毛主席说：“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毛主席在这里说的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事实，而反右斗争中所揭发出来的许多党内右派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所揭发出来的许多黑帮分子，以及我自己，恰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例证。
这次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小撮黑帮分子对新华社十多年的统治，也摧毁了我内心深处长期保留的一块阵地。在1957年对我批判斗争时，几乎完全没有触及我在业务上的问题。因此，我总自以为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是业务上还不错。而按照过去新华社流行的所谓“业务即政治”，“稿子就是最大的政治”的观点来看，这实际上就是认为自己“政治上”还是“行”，这样就等于根本否认了自己政治上的反动性。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了十多年来统治着新华社业务的一根黑线，使我看到我过去自以为还不错的那一套本钱原来还是资产阶级的黑货。即使自己过去在有的时候，在党坚强领导下能看到一些问题，写几笔文章，表面上好像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实际上并不就等于无产阶级政治在自己思想上挂了帅。“政治是全局，业务只是局部”，决不能把业务中体现出来的那一点子无产阶级政治来掩盖支配自己全部思想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次文化大革命揭穿了吴冷西这样的所谓“反修秀才”，原来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个事实对我真是一面照彻肺肝的镜子。事实上，也不用看别人，我扪心自问，即使在我写最革命的辞句的时候，我何尝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我考虑的只是提法是否得体？分寸是否恰当？是否合乎上级意图等等。在我的灵魂里哪里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子，有的只是丑恶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
反右斗争时，党提出要我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我嘴里也说要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但是我并不真正懂得为何要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怎样去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反而觉得自己过去总还是革命的，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不但思想上想不通，而且也不“实事求是”。只有这次文化大革命才使我真正看到浸透我全身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必须彻底否定。在这样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能不是“一无是处”。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指出要建立新文化必须打倒旧文化，“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彻底破坏”，强调新文化本身要逐渐成为工农群众的文化，而且早就警告过，谁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对毛主席的教导，我长期置若罔闻，现在是认真学习，认真实行的最后机会了。
反右斗争结束以后的多年中，我老是钻到牛角尖里去美化自己，而对自己的罪行则采取鸵鸟政策，仿佛只要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自己就是一个“好人”，这真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一心想回到党内，然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彻底改造，而是幻想党会“纠偏”，这样就是把党和自己的地位完全摆错了，是与非的界限完全颠倒了，这真是反动到了极点。可以设想，如果执行了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让我这样的人重新回到党内的话，我的资产阶级反党思想决不会因此而克服，只会日益发展，日益嚣张，最后将成为一颗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定时炸弹。当然，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决不是几个右派分子所能毁坏得了的，最后毁灭的必然只能是我自己。因此，我认识到，为了革命的利益，也为了挽救我个人，都必须对我的罪行进行狠狠的斗争，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使我迷途知返。去年的小整风运动对我的罪行进行了几个月的批判，应当说也使我受到了一些教育。然而今年的文化大革命才直捣我的灵魂深处。我在去年的批判以后也有悔罪的心情，但是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高度来看，我对自己的罪行还远不是那样切齿痛恨，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样迫切地感到需要彻底摧毁。尤其突出的是，我虽然在去年表示要服罪要改造，但是仍然没有狠抓学习毛泽东思想。根据别人的例子和我自己的体验，我都已经懂得，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我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毛主席说：“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毛主席在这里指出了两个前途。对我来说，只能允许自己有一个前途，就是经过斗争而认错而变好！
建国十七年来，有许多如毛主席所说过去同革命“绝少姻缘”的人得到了改造。反右派斗争过去九年了，也有不少右派分子得到了改造，而我却一再犯罪，其原因就在于自己不肯真诚地认错服罪，因此就接受不了党的教育，立不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次文化大革命剥掉了我长期背着的一切臭包袱，我必须从这中间求得新生的转机。
我的犯罪是有必然性的，然而决不是非犯罪不可，决定的还在于我自己。我曾经跟着党走过一段路，党对我一贯是爱护关怀的，给了我许多的教育，也给了我许多改造的机会，事实上许多同我出身类似的同志都得到了改造，而我却是执迷不悟，一错再错。在去年的批判中，我认识到，作为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我的罪行要比一般的右派分子更严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险要更大。这一次，我认识到我要比一般的右派分子更可耻。受过党多年的培养还居然会反党，自命为党的“宠儿”的人居然成为党的逆子，甚至在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宽大的处理以后，还以“党内右派”自居而拒不服罪，拒不改造，再次反党，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可恶可恨到了极点。想到这里，我再没有理由要求党对我宽恕，我衷心地要求党给我以严厉的处分，使我这一回能永远记住自己的罪行，永不再犯。我请求党让我参加艰苦的劳动，长期到工农群众中去，真正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的前半生已经被我自己蹉跎糟蹋了，我一定要以后半生为党为人民真正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来源：李慎之之子李三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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