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1-12 作者：叶笃义
叶笃义〖叶笃义，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候补中央委员。曾任法律出版社社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1957年被打成右派。〗
这次劳动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中进行的。红卫兵在9月5日到我家去查抄。最初我思想上搞不通，有所抵触。经过痛苦的思想检查，我才认识到：①我在这个伟大运动中被查抄是应该的；②对我的思想改造大有好处。我开始服了罪，并于9月13日向文革办公室做了思想检查汇报。
10月8日文革办公室叫我到太平胡同去，通知我参加劳动。最初我心里想，民盟在各大学出了问题的盟员都在本机关作为牛鬼蛇神在劳动，特别是1957年参加所谓“六、六、六”教授会的几个教授都在劳动，使我惴惴不安。我曾参加了这个臭名远扬的会，而且起了坏作用。因此，我想这次下去劳动一定有一个牛鬼蛇神队，而我一定是参加到那个队里去劳动。没有想到，到了工地，并未成立牛鬼蛇神队，而我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目的相同：大家都是通过劳动来改造思想。待遇完全相同。但是在一点上应当有所不同，那就是我应当在劳动、生活和学习当中随时抱有一定的负罪心情，而不应当由于同大家待遇相同而翘尾巴。我随时这样警惕自己。
到工地参加劳动之后，大队书记贾同志向我们做了一次报告，谈到当地的过去历史。他说该地在旧社会是军阀官僚随意霸占的地方，美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司徒雷登也曾在那里霸占了一片土地并起名为“化美庄”。大家听到之后当然都非常感到气愤。韦士宾同志曾问我知道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我确实不知。司徒雷登一生在中国作尽了坏事。不过他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最大罪恶还是在1946—1949年，当他任驻国民党中国大使的时期。而我恰在那个时候给他起了帮凶作用(具体写在政协文史资料第13辑《我和司徒雷登》中)。现在在司徒雷登曾经霸占过的土地上参加劳动，曾经做过他的帮凶，我的劳动还应当有一定的补罪意义。
我过去在学习小组会上曾常常提出如何消灭感性和理性间的差距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性上认识到的东西而感性上往往跟不上去。因此，如何培养工农的感情是一个大问题。这次下去劳动使我对这个问题初步有所体会。过去我也曾参加过许多次劳动。不过那些劳动都是象征性的，照顾性的。劳动中不曾出过汗，干了若干天也体会不出什么东西来。这次劳动大不相同。它是名副其实的认真劳动，确实出了不少的汗。体会因而也大不相同了。我在劳动时曾在脑子里打了这样一个不大确切的比喻。小的时候做算术，容易的题目不费脑筋一算就通。这样的题目算多少道，思想上也不起波动。突然间遇到一个难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反复思索，才把它算通。这个时候自己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大致相同，不费力气产生不出什么感情来。这次劳动中我参加过铲草、培埂和挖白薯。当我看到一条野草丛生的沟边变为平滑的埂道，若干斤重的白薯被挖掘出来，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感情是由感性实践才能产生的。不做工农的劳动实践，不与工农群众结合，工农感情就无法产生。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改造的必要途径。我今后要努力争取参加这种劳动的机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改造人们灵魂的破旧立新的伟大运动。旧，就是旧在一个“私”字上。新，就是新在一个“公”字上。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私的观念在我的头脑里是根深蒂固的。而对我个人来说，生活方式方面的私字尤其是严重。即使在我的家里，长期以来我也是过的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一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想什么时候睡就睡，想什么时候起就起。所谓“一间房两本书”主义在我身上充分表现出来。去年在学习“备战备荒为人民”时，思想上曾有两个大包袱：一个是舍不得书，一个是怕改变这种私的生活方式。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强迫我扔掉了这两个包袱。红卫兵拿走了我的书，命令我搬家，使我现在不得不同别人住在一间屋子里。这对于我的改造大有好处。这次下去劳动，大家同挤在一个地铺上睡。翻一翻身，动一动手脚都要考虑会不会影响了旁人。随时要从别人着想，而不能只顾自己的方便。一个月这样的生活，最初确是不习惯，逐渐逐渐也就习惯了。这充分证明了周总理说过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被迫改造的可能性。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上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是阶级立场问题。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方向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方向性的矛盾只有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而脱胎换骨改造的必要途径是同工农结合。于是乎产生了下面一个问题——一个差距性问题：像我这样年纪，这样出身，这样具体条件的人，同工农结合还可能吗?在这个问题上，我过去的思想大大落后于实际。这次劳动中充分可以说明。
我过去曾患过比较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失眠、痔疮等病症。在我下去劳动的时候，我把常用的诊治上述各项病症的药品都酌量带去。结果都是备而未用。特别是在10月27日那天，气温突然下降到零度，并且刮着六级大风。我随同大家挖了一天白薯。依我过去的思想，这简直对于我是不敢设想的。假如设想到这样一个局面的话，过去自己肯定认为一定会垮下来。但是结果怎样呢?不但我自己没有事，而且有些比我年纪更大的人也都未因此而生病。我要随时记着这个事例。同工农结合，进行一定的体力劳动，对于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我在红卫兵查抄我家之后，一度情绪非常低落，终日灰溜溜的，不愿出门，不愿见人，尤其是不愿见过去相熟的人。我心里想，自己反正是运动中的牛鬼蛇神了，一切听天由命吧。文革办公室叫我下去同大家劳动，我当时有些怕——大有“丑媳妇怕见婆婆”的心情。等我实际下去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之后，我发现我所怕见的“婆婆”——群众，实际上是母亲。他们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给我提意见，督促我，帮助我。我的心情骤然开朗。回想未下去之前的那种安于牛鬼蛇神的心理感到无限惭愧。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不承认自己是牛鬼蛇神不应当，但安于当牛鬼蛇神更不应当。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之后，我的饭量增加了，体力增加了，更健康了，心情舒畅了。我有信心和决心跟随大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叶笃义1966年11月12日
来源：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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