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1-27 作者：中共天津市委
中共天津市委〖中共天津市委原订于11月28日下午召开全市革命师生大会作此初步检查，但28上午市委几位领导干部即被北京红卫兵揪到北京去了，大会未能开成。初步检查稿只发给各单位进行了讨论。〗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而且越来越好。广大革命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是，市委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连背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市委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使全市文化大革命受到损失，并带来严重恶果。市委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我代表市委诚恳地向大家作检查，向全市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请罪。市委衷心地希望大家彻底揭露市委的错误，彻底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市委决心在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的帮助下，进一步检查和彻底改正错误。
现在，我代表市委做一初步检查。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
市委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反对群众路线，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市委所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由于市委的错误指导思想造成的。市委的根本错误指导思想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这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看待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观察形势，就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群众的革命行动看成是“闹事”，是背后有“坏人操纵”。群众起来了，市委恐慌不安；群众运动被压下去了，市委认为“形势好转”。市委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准群众起来革市委的命，不准造市委的反。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市委反复宣布市委是革命的，定了调子。谁要反市委，谁就是“反党”，或者是“受坏人蒙蔽、操纵”。这样，广大革命群众一旦起来，我们就同广大革命群众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市委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错误地认为，群众可以起来革命，但是，要按照市委包办代替的老框框、旧章法办事，硬要把群众运动纳入市委设想的轨道。因此，当广大革命群众起来越出我们的轨道时，市委就进行压制，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市委的种种错误指导思想，归根结底，就是不准群众进行革命造反，不准群众造市委的反，不准群众革市委的命，不准群众炮打市委司令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市委越是压制群众，阻碍运动，群众越要起来反市委；群众越起来反市委，市委越是害怕，不惜利用各种形式来压制群众。市委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正是在这种错误指导思想下发生的。
从天津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来检查，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运动一开始，市委的思想就远远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不理解，极不认真，极不得力。去年十一月，上海市委首先发起了对吴晗的批判，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批判“三家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序幕之后，我们在十二月才转载了这篇文章。五月以前，市委没有把文化大革命作为全市的中心任务，只是当作学术批判来看待，认为这是“文化部门的事”，“打笔墨官司”，所以只限于在文艺、学术界内进行一些批判，没有发动、组织广大工农兵群众进行批判斗争。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由于市委对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认识很差，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丧失警惕，因此，长期以来，市委对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认真抓起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的错误指导思想也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四月中旬，中央批转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的报告。以后，《解放军报》又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两篇社论。到五月中旬，《红旗》、《解放军报》；连续发表文章，向“三家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反击。这时，我市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立即响应号召，积极投入了批判、声讨“三家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
但是，由于市委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极不理解，到五月下旬以后，市委仍然一再强调，基层单位要以突出政治大讨论为中心，继续搞下去，把突出政治大讨论与文化大革命截然分开，担心突出政治大讨论受到冲击。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市委没有认识到，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
更错误的是，当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市委就划框框，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五月中旬，在全市群众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市委原决定准备召开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的万人大会，声讨“三家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时，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通过省委宣传部，传达了“不要开大型声讨会，开小型座谈会”的指示。同时，他还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指示批判“三家村”，要开座谈会，不要开声讨大会；可以写小字报，组织小字报编委会，不写大字报；不用文艺形式，等等。在这之前，万晓塘同志曾指示市委宣传部声讨“三家村”不搞大字报，与张承先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市委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错误指导思想。市委宣传部按照张承先的意见，提出了四条注意事项，规定不贴大字报、只贴小字报，不开大型声讨会、只开小型座谈会，强调所谓“加强领导”，不采用文艺形式等。这四条注意事项的提出，应当由市委负责。这些框框是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这些框框严重地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压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阻碍了群众运动的发展。
在这个期间，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限制群众、压制群众、镇压群众，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了下去，犯了严重错误。
六月二日，遵照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公布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以后，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行动，群众运动象火山爆发似地起来了。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
这时，市委本来应当同群众站在一起，站在运动的前面，放手发动群众，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但是，当群众起来冲击我们的旧框框、旧秩序时，市委却惊慌失措，怕出“乱子”，就急急忙忙划框框，压制群众。市委提出成立大字报编委会，大字报不要点省、市负责同志的名字，对于批评他们的大字报可以在学校专门开辟一间房子张贴；大字报不要上街；劝说群众不要上街游行；地区之间、学校之间不要进行串连；对学生要求改变商店名称加以劝阻；同时，我们还宣布市委是革命的。从此以后，我们定了调子，对揭发批判市委的革命群众有反感，对反对市委的群众进行压制、打击。
当时，市委同志正在北京开会。虽然由马瑞华同志在家主持工作，但在这个期间天津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严重错误，和市委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六月中旬，万晓塘同志回津分别向干部、职工和师生代表做了四次报告。报告的指导思想是，怕群众起来，强调要“稳住局面”。万晓塘同志在报告中，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泼冷水，提出要同学们“听话”，强调抓领导权，提出搞大字报编委会，对鸣放揭发的问题进行排队、编辫子，强调运动不要搞乱，并提出了在学校上一部分课、注意劳逸结合的建议。实际上，这是进一步提出了错误的框框，想把群众的革命运动纳入我们设想的轨道，束缚群众的手脚。这种错误作法，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其他许多单位，都造成了恶劣影响，使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错误。这方面的责任在市委。这是与毛主席的指示背道而驰的。这样，就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在革命高潮初步掀起以后，市委陆续向各个学校派出工工作队。十六中事件发生后，派出了大批工作队。在没有向学校派出大批工作队的时候，市委错误地强调依靠学校原有党团组织搞文化革命；派出工作队之后，依靠工作队控制局面。后来学校建立文革组织时，市委又错误地提出工作队长和学校党支部的人参加文革委员会的工作，控制文革组织。市委决定派工作队，把工作队这种形式强加在革命师生员工的头上，实行包办代替，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特别是在十六中事件发生以后派出的大批工作队，就是为了压制群众，扑灭革命之火。这实际上是用国民党的“训政”来对待群众，反对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扼杀群众的首创精神。当然，工作队只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如果用得适当，是可以的。问题在于，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派出学校工作队推行错误路线，是极其错误的。
市委这个时期的路线错误，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十六中问题上。
十六中部分革命同学，在六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庆祝中央改革高考决定的大会上，散发了给全市青年的一封信，批评了市委在文化大革命领导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些革命同学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市委的问题，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应当坚决支持。但是，市委对十六中部分革命同学一封信的认识是极端错误的。市委认为这封信是反市委的，是幕后有坏人操纵。市委荒谬地认为揭发批判市委就是反对市委，反对市委就是“反党”。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恶劣手段压制、打击革命群众。首先，市委“亮明旗帜”，说明市委是革命的，组织各校学生对十六中的信进行辩论。十六中的信发到那里，那里就组织辩论。市委布置各学校接到这封信后，要组织辩论，不同意这封信的，可以打电话、写信进行反驳。在市委错误指导下，由团市委组织各校学生代表对十六中的部分同学进行了十几个小时的围攻，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第二，向十六中增派工作队，队员达一百三十多人，大军压境，镇压十六中的革命群众运动。第三，向工厂企业进行布置，凡是工厂企业接到十六中的信件的不要印发，对前去串连的学生，由党委和老工人出面进行劝阻，“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反驳。第四，召开十六中学生家长会，通过学生家长，对革命同学施加压力。不少家长思想负担沉重，有些人去市委道歉。十六中有些革命同学回家抱头大哭，父母责骂，兄妹指责，甚至有的被家长殴打不给饭吃。在全市大声讨的情况下，十六中的革命同学一度摘掉了校徽。这充分说明，十六中事件的发生，完全由市委负责。当时不同意十六中这一封信，同十六中部分同学进行过辩论的同学、职工，他们是没有错误，没有责任的。这是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更严重的是，在市委错误思想指导下，当六月二十三日晚各校学生聚集在十六中门前的情况下，马瑞华又惊慌失措，个人擅自决定派出全副武装的公安部队三十二人，到十六中附近进行所谓“维持秩序”，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和恐怖。这是一种镇压革命、反对革命的犯罪行为，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
在十六中事件发生后，不少学校转移了斗争目标，发生了批斗学生的问题，使有些革命学生受到压制、打击，有的甚至被打成“反党”、“反革命”。市委还提出“夺权”。在许多学校，把革命学生掌握的电话、油印机夺过来，由工作队掌握，甚至解散了十六中的警卫连。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被压了下去。
六月下旬，市委派张淮三同志回津主持工作。七月一日，张淮三同志向市、区领导干部和学校工作队做了报告。这个报告继续贯彻错误路线，错误地估计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运动中出现的所谓“复杂情况”，认为阶级敌人客观上有点总动员，各种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上台了，敌人利用一部分青年缺乏政治经验，混水摸鱼，制造混乱，企图煽起一股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风。报告中把革命青少年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看成“受了敌人利用”，完全混淆了是非。报告中强调市委是革命的，并且强调大讲党的领导，大讲无产阶级专政，提出工作队是党派的，如果有人要赶工作队，工作队要顶住。这就堵塞了群众的言路，增加了群众的顾虑，压制了群众揭发市委的问题。七月十六日，张淮三同志向全市学生代表大会做了报告，又一次强调市委是革命的，并且强调工作队是市委派出的，一切革命者，要在工作队直接领导下，等等。
七月间，市委虽然采取一些措施制止批斗学生的现象，但是由于对十六中问题缺乏认识，没有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又学习和介绍了北京的错误经验，所以继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革命师生继续受到压抑，运动仍然处于冷冷清清的局面。
八月以来，中央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十六条公布以后，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林彪同志几次重要讲话的指导下，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但是，市委对前一时期的路线错误仍然缺乏认识。八月六日，万晓塘同志在十六中全体师生员工和全市师生代表大会上，代表市委对十六中问题做了检查，并且宣布了省、市委关于撤销马瑞华市委组织部长职务的决定。当时，市委的检查不深刻、不全面、不彻底，在十六中问题上没有承担应负的责任；对受到压制、打击、围攻的革命同学，市委没有对他们进行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认真清算。对马瑞华镇压革命学生的严重错误，也是在中央、华北局对我们提出了严肃批评之后，我们才被迫仓促进行处理。这说明市委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但是，市委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没有认真学习、讨论，更没有结合学习，检查清算自己的路线错误。因此，极为严重的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市委执行的错误路线仍然继续，而且在形式上有了发展，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市委的严重错误，首先表现在对待“八·二六”事件，以及九月二日以后在市委机关门前的几次辩论问题上。
“八·二六”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市委害怕群众、害怕革命、不敢站出来接见群众造成的。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北京红旗学校等校少数革命同学和天津劳动局第二技校部分革命同学来市委机关门前揭发市委的问题。同学们敢于斗争、敢于起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炮打司令部，大方向是正确的。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但是，当群众起来炮打市委司令部时，市委很看不惯，很不舒服，怕打在自己头上，因此，形成了与革命同学尖锐的对立。当时，市委负责同志“怕”字当头，不敢出面接见同学们。如果我们当时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态度，市委负责同志出面接见同学们，并且支持同学们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八·二六”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八·二六”事件发生后，市委对北京少数革命同学，从思想上否定了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对他们的某些作法很不满意，以至后来发展成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严重错误。
在革命同学的强烈要求下，九月二日，万晓塘同志在市委机关办公楼分批接见了北京和本市一些学校的同学。从九月二日上午到三日早晨，北京和本市几个学校的同学，进入市委机关办公楼。市委机关门前的会场，由北京红旗学校等校同学主持，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群众起来充分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这是大好事。我们应该热烈欢迎同学们这种革命造反精神。但是，由于市委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怕”字当头，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学生要砸市委”，“阶级敌人要利用群众向市委发动进攻”。这样，就完全颠倒了黑白，混淆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基于这种错误估计，所以，思想极端紧张，如临大敌，连夜召开了一些工业局党委书记会议，布置各局组织工人赤卫队，组织了市委、市人委机关部分干部、部分工厂的赤卫队、红卫兵共一千多人，于三日凌晨进入市委机关保护国家机密，劝说在市委机关办公楼的同学们离去。另外组织了工人赤卫队四百余人进入市人委机关。经华北局批评后，第二天这些干部，工人赤卫队、红卫兵就撤出去了；我们又组织了部分学校红卫兵一百余人到市委机关保护国家机密，经这些红卫兵向我们提出批评后才又撤出。当时工人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虽然没有发生冲突，但是已经造成了部分工人和部分学生的对立、学生之间的对立，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部分工人、学生到市委机关保护国家机密，是市委动员他们去的，责任完全在市委，他们是没有责任，没有错误的。中央一再号召工农兵和革命学生要团结起来，而我们竟利用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让工人保护我们，制造工人和学生的对立。显然，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我代表市委向这些同志们陪礼道歉，承认错误。
从九月三日至六日，在市委领导的主持和指使下，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揭发批判市委的革命学生进行了反击，挑动群众斗学生。市委领导指示一些工业局、公司调兵遣将，组织一些工厂的工人赤卫队，有的由工厂企业领导干部带队，到市委机关门前参加辩论。同时，通过说明“八·二六”事件真象的办法，大量印发了关于“八·二六事件的由来和形成”等宣传品，用汽车运送，在全市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广为散发(还散发到外地)，组织宣传站广泛宣传，制造舆论，反驳这些揭发批判市委的同学，对他们进行围攻。这样，就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压制和打击了革命同学揭发批判市委的革命行动。对揭发批判市委的同学的辩论、围攻，完全是市委组织的，是市委挑动起来的。参与过这次辩论、围攻的同志们、同学们，当时是受了市委的错误路线的蒙蔽和影响，他们没有责任，责任完全在市委。在这里我代表市委向受围攻的同学们陪礼道歉，承认错误。
市委在对待三轮二社事件上，有严重错误。八月二十九日，三轮二社的一小撮地、富、反、坏分子，利用群众大鸣大放的机会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九月一日，杀害了这个社的党支部书记、革命干部陈良谋同志。当时个别学校一部分红卫兵，由于不明真象，曾经参与了这一事件。但是，在事件发生后，我们没有及时向广大职工群众、革命学生揭露事实真象；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镇压反革命，揭露敌人的阴谋；没有大讲红卫兵的功绩，号召工人、干部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没有通过这一事件，对群众进行教育，说明红卫兵是革命的，但要防止被坏人钻空子，向全市人民宣布红卫兵没有责任。结果，对红卫兵有很大压力，使得一些炮打司令部的革命群众产生了顾虑。
市委的严重错误，还表现在九月十八日人民体育场大会以后对待群众的辩论问题和万晓塘同志逝世后的悼念活动上。
九月十八日，天津市延安军校红卫兵红旗战斗队、长征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市劳动局第二技校八·一八红卫兵，东方红军校八·一红卫兵第一造反小组等十五个单位，在人民体育场召开了“揭发天津市委大会”。开会之前，这些学校贴出海报，要求市委领导同志参加。当天，万晓塘同志、赵武成同志代表市委到会听取同学们的揭发批判。他们在讲话中，虽然也表示热烈欢迎同学们批评市委的缺点错误，表示热烈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但是，在思想上仍然认为主持这次大会的革命同学是反市委的，对同学们揭发批判我们的错误有抵触情绪。上午出席大会的约三、四千人，下午约有五、六百人。对此，我们还认为他们这次大会开得不成功，是“强弩之末”，我们开始“主动”一些了。这说明了我们完全站在了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这次大会。
这次大会以后，十九日，万晓塘同志由于长期带病坚持工作，心脏病暴发而逝世。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听到了万晓塘同志逝世的消息后，心情沉痛。有的同志不明真象，误认为万晓塘同志的逝世，是这些同学“给折磨死”的，对这些同学产生了对立情绪。在一些悼念万晓塘同志的大字报，传单上，还提出一些“惩办凶手”，“血债要用血来还”等错误口号。市委宣传部、支部生活社部分干部编写的悼念万晓塘同志逝世的传单上，有一篇稿件对九月十八日大会作了不符合事实的介绍。市委发现后，虽然立即制止了，但已发了一部分，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市委的态度很不明朗，没有及时说明事实真象，澄清事实，直到十月上旬，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市委才印发了“关于九月十八日人民体育场大会的说明”，表示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欢迎同学们揭发批判市委的缺点错误。但是，这个说明的态度仍然不够明朗，没有说明九月十八日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开这样的大会好得很，也没有澄清这次大会与万晓塘同志逝世没有关系。现在，市委诚恳地表示，九月十八日人民体育场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延安军校(原十八中)、长征中学(原女六中)、第二技校、东方红军校(原市一中)等学校的革命同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揭发批判市委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他们的革命精神好得很！
由于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宣传“八·二六”事件等问题上制造舆论，造成了部分干部群众与揭发批判市委错误的革命同学的对立，加之万晓塘同志在参加九月十八日大会之后突然病逝，因此，引起一些干部、群众的怀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责任不在他们，责任完全在市委。从二十日以后的几天里，一些职工、学生自发地到市劳动局第二技校、长征中学找主持、参加十八日大会的同学进行质问、辩论。市委发现后，立即通知有关部门进行工作，并派负责同志到第二技校、长征中学出面进行了劝说，防止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同时，通知宣传部和支部生活社的同志对所发传单不符合事实之处进行更正。这个时期，我们虽然对群众斗学生、学生斗学生的问题有了警惕，但是对于我们的路线错误仍然缺乏正确认识，因此，只是采取了许多消极的防范性措施，而且不够有力，致使部分揭发批判市委的革命同学仍然受到压制，使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低落下来。
这个时期，市委在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上，也是有错误的。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历来重视人们的阶级成分、阶级出身，同时，也反对“唯成分论”。但是，市委在前一时期，主要是在八、九月间，过分强调了阶级成分、阶级出身，而忽视了重视政治表现，这显然是片面的。由于我们的思想认识上有错误，所以对在社会上流传的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错误观点，也没有加以澄清和批判。
市委的路线错误，不仅反映在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中，而且在其他部门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有表现。市级党政机关从九月初开展运动后，市委也提出了一些框框，比如，争取十天掀起鸣放高潮，准备十月份开展重点批判，等等。这样，就限制了鸣放，限制了广泛地发动群众。在工厂企业里，在我们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开展文化革命的单位的领导，不是“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怕”字当头，限制群众，压制运动，有的甚至在建立文革等革命组织中，违反民主的原则，由领导包办代替。
此外，由于市委对上下两头吃得不透，所以，在工厂企业开展运动的部署上，缺乏全面安排，曾经出现“两上两下”的问题。六月份，一部分工厂企业开展运动，六月中旬作了收缩；八月底，又全面铺开，国庆节前，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按四清部署分期分批地进行。这样“两上两下”，给局、区、公司和基层单位带来很多困难，群众意见很大。这也是需要我们深刻检查，认真吸取教训的。
市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给全市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恶果。
第二，由于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致使我市文化大革命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全市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三起两落”，出现了两次曲折。正如前面检查的：六月初，群众起来了，经过十六中事件，革命的群众运动被我们压下去了；八月以后，群众又起来了，经过“八·二六”事件、九月二日市委机关门前辩论以及九月十八日大会以后，革命的群众运动又一度被我们压下去了。因此，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给党、给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第三，由于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学生、学生斗学生，以致造成了一些群众之间、学生之间的严重对立情绪，加深了一些群众之间、学生之间的意见分歧，妨害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团结。这个责任在市委。我们再一次表示，曾经受错误路线蒙蔽和影响的群众，不担负错误路线的责任。大家不应该歧视他们，不要给他们扣什么帽子。我们衷心希望，大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革命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坚定地团结起来。
第四，由于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致使一些领导干部和学校工作队的同志们，在我们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学校工作队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他们前一时期执行的是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责任主要不在他们，主要在市委。对这些同志，我们要根据毛主席从来主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在这一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市委所犯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偶然的。
第一，市委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很不理解。由于市委长期以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落后，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市委就背离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背离了毛主席思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看不到群众运动的革命大方向，看不到本质和主流，错误地把支流当作主流，把现象当作本质。我们往往抓住“一鳞半爪”用以反对群众运动。我们虽然口头上也讲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但实际上对革命群众的某些行动很不习惯，很有反感，甚至把自己完全置于同群众对立的地位，显然，这是十分错误的。毛主席说：“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他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由于我们在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所以，对革命群众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我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所以，在较长时间内，我们没有正视自己所犯的路线错误，没有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和给党和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广大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开大会、贴大字报、发传单，揭发批判我们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明明是帮助我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而我们却产生抵触情绪、对立情绪。现在，通过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通过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我们才开始认识到，我们过去的态度是极其错误的，应当有勇气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上来，坚决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第二，我们背离了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教导。毛主席历来最相信群众，最信任群众，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最前列。毛主席在二十多年前就教导我们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恰恰相反，从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用一种官老爷的态度去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们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包办代替，发号施令，制定了很多框框，捆住群众的手足。我们完全低估了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当革命小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了革命的群众运动，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我们，触及我们的灵魂时，我们却在革命的风暴面前，惊慌失措，怕群众“闯乱子”，实际是怕群众揭了我们的“疮疤”，怕群众破我们思想上的“四旧”，怕横扫我们头脑里的“污泥浊水”。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是“怕”字当头，表现为“怕、压、挑、躲”。开始时，我们出面对群众进行压制；十六条公布以后，又采取新的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后，又躲避起来，不敢见群众，不敢讲话。我们虽然常常讲放手发动群众，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少的精力没有用于研究进一步发动群众，而是用于研究如何应付群众。这样，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摆到同群众的对立方面，同群众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林彪同志指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力。”我们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思想上极不适应，极不习惯。平时我们对毛主席提出的民主集中制贯彻得不好，发扬民主很不够。大民主一出现，我们更是顾虑重重，怕得厉害，总想限制多一点好，范围小一点好。我们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这样的大民主的伟大意义，根本不懂。
毛主席指出，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这对每个革命者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毛主席是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最伟大的榜样，是我们党领导群众运动的最卓越的典范。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大量新事物，在很长时间内不理解。红卫兵、大串连，这些本来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是毛主席大力支持的，但是，我们在很长时间内，对这些新事物缺乏正确的理解，没有给予积极的支持。我们对外地来津串连的同学的革命造反精神支持、鼓励很差。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们对北京部分革命同学的态度有错误。北京革命同学来津进行革命大串连，传播革命经验，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对天津文化大革命有很大推动作用。对于他们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行为，市委应该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但是，由于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对他们的革命思想感情很不理解。我们没有看到：第一，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第二，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第三，他们对我们提出很多批评意见，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我们对北京部分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看支流多，看主流少，本末倒置，颠倒黑白，犯了严重错误。
总之，市委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中，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群众路线，屁股没有坐在革命群众的一边，而是坐在了群众的对立面。我们一定要遵从毛主席的教导，钻到群众中去，去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终生不渝地当群众一分子，当一名普通兵，甘当群众的小学生。
第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我们虽然参加革命较早，但是进入大城市以后，十七年来，一直是高官厚禄，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养尊处优，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从而忘记了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了整体，忘记了人民，忘记了七亿人口，忘记了世界上三十亿人口。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在我们身上全有。我们存在这种精神状态，不可能领导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这次犯了路线错误，正是我们的错误思想的大暴露。
我们这种做官当老爷的思想，有许多“尊严”，群众不能侵犯；有一套“纪律”，群众不能违犯；有一套“秩序”，群众不能越出。只能听恭维的话，不能听取批评，只能拥护，不能反对；只能保护，不能揭发；只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只把自己当成革命的一分力量，没有同时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由于有了这些坏思想、坏作风，便不准群众触动我们，群众一旦触动我们，我们竟利用毛主席和党在群众中的崇高的威信，压制群众，保护自己。
我们对自己缺乏正确的认识。我们自恃“地位高、资格老”，眼里没有群众；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对自己不能一分为二。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很突出。
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不破不立，教训沉痛。我们要认真学习“老三篇”，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破私立公，破旧立新。要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向革命的小将学习。我们要在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一定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保持革命的晚节。
造成错误的原因很多，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的行动纲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谁要离开了毛泽东思想，谁就要迷失方向，必然走到斜路上去，革命就会遇到挫折和失败。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亲自主持和制定的十六条和有关的指示，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很不理解，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思想远远落后于形势，对上跟不上毛主席思想，跟不上中央的精神，对下跟不上广大革命群众要求，形成了“两头劲头很大，中间顶牛”的状态。
毛主席亲自领导这场革命，八次接见革命群众，亲手点燃了熊熊烈火，亲自发动这场震动全世界的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我们却“怕”字当头，一再顶牛，远远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一再地犯严重错误。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接受教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紧紧跟上毛泽东思想，永远按照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永远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彻底革命，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
目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对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最近，市委召开了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检查批判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到了我们猛然醒悟、彻底改正错误的时候了。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市委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我们一定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如果我们仍然执迷不悟，坚持错误路线，同党同群众的矛盾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只有彻底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现在开始，要在全市掀起大揭露、大批判的高潮，不揭深批透，彻底肃清影响，决不罢休，我代表市委再一次向大家表示：
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市委决心彻底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彻底批判，彻底清算，坚决捍卫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坚决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我们一定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我”字换成“公”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同革命群众一道，把这场大革命搞好，在这场大革命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灵魂。
坚决支持广大群众革命造反精神，热烈欢迎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热烈欢迎曾经受过市委的错误路线影响的同学们、同志们深入揭发批判市委的错误!热烈欢迎市级党政机关干部深入揭发批判市委的错误!
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对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揭发批判市委的错误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予以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并按中央指示精神，销毁有关档案材料。我们再次向这些革命群众陪礼道歉。
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市委重温毛主席这一亲切教导，振作精神，鼓足勇气，决心彻底地抛弃路线错误。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受这场考验，市委一定下最大决心在这场大革命中考验自己，下最大决心改正路线错误。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战斗起来，来革市委的命，造市委的反，集中炮火向着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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