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2-7 作者：[待确定]
北京市委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使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十分痛心！
我们对路线错误的认识是逐步加深、逐步提高的。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虽然作过一些检查，但当时的觉悟还很低，因此认识很不深刻，检讨很不彻底，没有触及灵魂深处。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特别是经过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听了主席、林彪同志的指示，伯达同志和总理的报告和讲话，使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认识，对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的认识，对于我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最近，李雪峰同志代表市委对过去所犯的错误又公开向群众及有关方面作了几次检查。现也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再作如下检查，希望到会同志们对市委所犯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揭发批判，进一步帮助我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是：从六月一日到十一中全会期间，我们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运动开始，本来形势很好，由外到内，从批判“三家村”转到学校、机关和一部分企业，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由于我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结果搞得冷冷清清，走入邪路。十一中全会，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十六条，扭转了方向，纠正了错误，在中央文革小组和许多负责同志的帮助下，重新把群众发动起来，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高潮。运动又由内到外，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横扫四旧，大搞革命串连。这一段，我们虽然对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很不彻底、很不得力，又犯了严重错误。从国庆后到现在，学习了林彪同志的国庆讲话和《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又掀起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左派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目前整个革命形势好得很。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还需要进行许多工作，经历反复的斗争。
下面，对我们所犯错误进行检查。
市委在前一段，即六、七月间，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一条违反毛泽东思想，不相信群众，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镇压群众，镇压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错误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派工作组和雪峰同志代表市委所作的几次报告上。
六月一日，毛主席指示公布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行动，全市的广大群众像火山爆发似地起来了。这时，我们本应紧跟主席思想，认真研究和深刻领会主席批示公布这张大字报的伟大战略意图，站在运动的前面，因势利导，放手发动群众，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可是，我们没有这样作，而是怕字当头，反其道而行之，急急忙忙地筹派工作组去“控制局面”，向中央、向中央各部委、向兄弟省市求援，先后集中了近万人，仓促进入各个单位。同时，在六月三、四日，我们又接连召开了大中学校、工交、财贸系统和市委机关干部会议，讲了八条政策，实际是八条框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限制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工作组进到各单位后，实际上都代行了党委的职权。许多工作组在市委不相信群众、害怕革命造反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站在群众之上，规定了一套清规戒律，压制民主，控制群众，完全违反了群众的革命意志，违背了群众运动的规律。这样，工作组很快就同群众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对，一度全市五十几所大专院校中，就有三十几所赶工作组。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觉悟到，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如果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强加在群众头上，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不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表现。我们总是迷信工作组，觉得离开工作组不行。当群众要赶工作组的时候，我们还错误地提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因此对于当时提出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也就不能理解，反而自以为是，固执己见。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市委机关的“六·三”事件发生了。当时，市委机关的一部分同志，贴了大字报，批评雪峰同志五月二十五日在北大的讲话和华北局工作组的一些错误。这种批评是正确的，本应加以支持；但是我们只听说大字报把新市委和黑帮一样看待，当时想，新市委刚刚成立，居然就以这样敌对的情绪来反对，认为是黑帮在幕后指使的。于是就把这件事作为重要事例，从六月三日到七月九日，先后在几次大会上进行了严厉批评，训斥贴大字报的同志是“糊涂虫”，或者“是个右派”，是“押宝的投机分子、政治商人”，说什么“在目前特定条件下，谁反对新市委，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对党中央”，等等。其结果，就使这些同志在机关遭到围攻，人人检讨，人人过关，有的被扣上反党帽子，受到严重迫害，一度使机关的运动转移了斗争方向，打击了敢于革命的同志。对这些同志应当予以平反，并向他们赔礼道歉。
更为严重的是，在六月中、下旬，我们又错误地提出了所谓“消除干扰”的问题，这是我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六月二十日左右，工作组与群众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我们不相信群众，对这个矛盾的性质作了颠倒黑白的判断，把群众反对工作组的压制看成是右派学生争夺领导权；同时，对北大“六·一八”事件和其他学校的类似事件，也作了颠倒黑白的判断，把广大学生的革命行动看成是反革命的逆流。这样，就在六月二十三日的一次报告中，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各种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台了，资产阶级对运动的破坏在客观上有点总动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运动的破坏事先已作了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也在进行破坏。根据这种错误的分析和错误的观点出发，就强调大讲党的领导，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右派赶工作组，工作组要顶住”，“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等等。在这个报告中，还过早地、错误地提出了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问题，《北京日报》还为此发表了社论。社论中有一段话，正是反映了市委这种指导思想的：“阶级敌人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有的公开捣乱，有的假装左派，蒙蔽群众，混水摸鱼，企图利用群众对修正主义黑帮的无比愤慨，煽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毛泽东思想的阴风。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是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我们曾经让各工作组进行左、中、右的排队，把当时反对工作组、反对新市委错误作法的革命群众，当作右派势力来反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市委曾经把林学院曾宪均、蒋书铭等五同学贴出的“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的革命大字报(也叫“二十二个问题”大字报)，错误地当作一株大毒草，并把林学院工作组批判这张大字报的“大字报选编”，分发本市和外地的有关单位，因而使张贴大字报的同学，以及本市和外地一些学校转抄或赞成这张大字报的同学，遭到政治上的打击和迫害。(关于这件事，市委已经以书面形式作了公开检讨。)
六月二十三日的报告传达之后，就在全市范围内，出现了更多的镇压革命派的事件，使一些革命群众受到严重迫害，或逼写检讨，或被无情斗争，或受人格侮辱，或失人身自由，或被打成反革命，严重地打击了一批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积极分子，把运动引到邪路上去。这就是主席指出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对于所有受打击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市委向他们请罪、认错，并且彻底平反。
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在实际上放松了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市委在六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这次工作会议，是正当全市广大群众的革命烈火在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的鼓舞下被点燃起来的时候召开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旧市委的委员和各单位、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其中有不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在这样的时候，开这样的会议，而且时间拖得很长，就必然影响了各个单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影响了市委本身对当前运动的领导。本来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彻底揭发批判旧市委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司令部，但是，这个司令部已经烂掉了，要解决它的问题，不依靠广大群众起来革命造反，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开会是不行的。事实证明，这次会议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揭发批判，有一定收获，但由于它同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的斗争是隔离的，同全市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脱节的，所以挖得不深不透。会议后期，许多基层单位纷纷要求揪人回去斗争，我们没有迅速结束会议。反以“已经接上了火，停不下来”为理由，坚持开了下去，并且在大会结束后还同意一些人“可以晚回去几天”，或者“易地革命”，这就在实际上起了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
新市委成立后，我们要彻底改造旧市委这个司令部以及各主要部门的领导核心，这个决心是有的。但由于我们一开始就考虑要尽可能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多挽救一些能够挽救的同志，害怕打击面过宽，误伤好人。这种思想顾虑就不能不影响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市委工作会议反映了这个思想；对北京日报改组迟疑不决，也反映这种思想。
在犯错误期间，我们对派工作组问题，恢复党团组织活动问题，都曾向中央提出过一些错误的建议。并且将北大、清华和工交系统等单位一些错误的经验，作了传播和交流，引导运动一直向错误的方向发展。
列举以上主要事实说明，市委贯彻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给党造成很大损失，这个责任应当由市委来承担。至于工作组的错误，是在市委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发生的，而且程度不同，有轻有重。凡是招待了错误路线或者犯了其他错误的工作组，都应当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认真地进行检查。
正当我们的错误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十一中全会，把我们从邪路上拉回来，扭转了运动的方向，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正确指导和帮助下，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出现一片大好形势，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一)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师生，掀起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很大的普及，更加深入人心，全市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无论在工厂、学校、机关、商店里，在街道、广场、汽车、电车上，在集会、游行中，都在大学、大读、大写、大帖毛主席语录，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学习毛主席著作已成为最高的社会风尚，毛泽东思想成为最大最高的权威。特别是红卫兵小将，最热情地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最坚决地捍卫毛泽东思想，那里违背毛泽东思想，就批判到那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造谁的反。在运动中，出现了许多动人心弦的事例。灯市口女中一个十四岁的中学生，征得家里的同意，把一千元存款拿出来作为出版毛主席著作的经费。她还写了一封署名“中国革命接班人”的热情洋溢的信，表达她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旧市委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贴毛主席像所设置的一切枷锁，统统被冲垮了。过去两年多，北京市只出售毛主席像四十万张，最近，五十多天就出售了八十万张。毛主席真正是人们心上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批判旧社会、创造新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震撼世界的红卫兵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组织起来了。红卫兵组织，这个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是被毛主席发现和扶植起来的，它一经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是学校中文化革命的中坚力量，又是社会上进行斗批改的急先锋。全市大中学校共有红卫兵组织八百多个，十五万多人。大专院校的四万多红卫兵，成立了三个司令部，中学的红卫兵，成立了八个全市性的联合组织。在总理的亲自帮助下，市里设立了一个红卫兵联络总站，各区设有分站，专门为红卫兵服务。毛主席的红小兵，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兴破旧立新、破私立公之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们的雄心壮举，使我们的朋友赞口不绝，我们的敌人胆颤心惊！
(三)以红卫兵为先锋，从学校走到社会，从文化领域发展到经济、政治各个方面，掀起了横扫四旧、大立四新的革命高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荡涤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许多过去不敢想或者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从党内揪出了一小撮反党分子，在社会上把会产阶级学术“权威”搞臭了很多，捣毁了从未触动过的“狼窝”、“蛇窟”，挖出了一大批暗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搞出了阶级敌人暗藏的枪枝、电台、国民党旗、变天账、反动证件、证章等，抓住了敌人企图变天、造反的罪证，粉碎了他们的迷梦。一批暗藏的或者有破坏活动的五类分子，也被赶回他们作恶的地方去，让群众管制起来，监督劳动。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千钧棒，还狠狠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威风，使资产阶级惊魂丧胆，劳动人民拍手称快。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肮脏遗迹，犹如秋风扫落叶，教堂、修女院被打翻了，“扬威路”改成了“反修路”。把五类分子、不法资本家，吸吮劳动人民血汗的财物，来了个大清底，搞出来的东西，有两万卡车之多。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是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教育，深深地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面貌都起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改造人、改造社会，反修、防修，搞好备战，都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这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的伟大功勋。当然运动中也难免发生一些问题，这是不难解决的，与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四)全国一千一百多万革命师生来京进行革命大串连，北京几十万学生也到外地交流经验，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特别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连续八次亲切接见了广大的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亲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同志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给革命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五)在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革命左派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镇压的革命群众，他们高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旗帜，英勇顽强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对市委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各学校的左派力量，有了迅速的发展，有些学校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保守派急剧分化。现在，广大的革命群众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更加了解，他们的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斗志更加昂扬。
(六)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目前，全市的工农业及其他各个战线是一片大好形势。在运动冷冷清清的那一段，六、七两月的工业生产是下降的。十一中全会以后，群众发动起来了，生产也随着上升。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为高涨。八月份的生产开始回升，九月份超过今年最高的五月，十月份平均日产水平又比九月提高百分之五点二。一至十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三。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情况也是好的。粮食总产估计为二十四亿斤，麦子比去年多种了十多万亩。市场供应工作也是做得比较好的。这就充分证明，那种把革命同生产、工作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生产只要做适当的安排，一定能够搞得很好，即使暂时影响一点，也可以补上来。文化大革命所焕发起来的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是无法估量的。
上述情况，完全能明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这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市委在前一段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在实现十六条这个伟大纲领的过程中，从市委领导上来讲，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我们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对在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形势下如何放手发动群众还是不很理解，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怕群众、怕革命的病根仍然没有彻底挖掉，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余孽仍然在我们的头脑中作怪，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没有被我们完全掌握起来，因此在工作中又犯了严重错误。比较突出的是：
在十六条公布之后，文化大革命正掀起新高潮的时候，市委曾想错误地同意了和支持了八月十三日召开的、有七万人参加的斗争刺伤四十七中学生的小流氓大会。被斗的五人中，有三个学生，并且发生了殴打现象。这个大会，造成了很坏影响。会后一些学校斗打流氓学生的现象有了新的发展。此后，又印发了清华附中类似这种事情的“呼吁书”。这就再一次证明，我们还是思想不解放，怕字当头，惊惶失措，不理解这样做对放手发动群众是很不利的。直到主席提出批评，才猛然醒悟。
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前提下，适时掌握运动的火候，积极地宣传党的政策，这个问题也处理得不好。在社会上进行斗批改的过程中，打人现象有严重发展时，我们没有及时地站出来讲话，表现了领导不力，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我们怕字当头。后来做了许多工作，才制止了这种现象继续发展。
在八月底我们曾经把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批斗重点人，在城外进行集中管教。采取这个措施，虽然是出于国庆安全的考虑，并且规定了群众要求斗争时随叫随到。但是，现在看来，使这些人离开广大群众的直接监督，国庆节后又没有把他们及时交给群众管教斗争，这仍然表现出我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右倾思想。
十六条公布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停止，而且相当尖锐复杂。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恶劣影响，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贯彻执行十六条，就不能正确的进行斗批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在林彪同志国庆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前，是十分肤浅的，头脑是不清醒的。因此，在对待两条路线斗争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领导是不力的。
对于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恶劣影响，正像有的同志所批评的，市委没有及早地站出来，引火烧身，通过彻底检查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在工作组撤出时，市委虽然公开地向群众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检查是很不系统、很不深刻的。在这个时候，应当做一个比较彻底的检查，但由于当时觉悟不高，失掉了时机。以后的注意力就转移到革命师生在社会上的斗、批、改，和进行革命大串连上面。
正是因为市委检查得不深刻，对工作组的帮助又很差，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工作没有跟上，因此有相当数量的工作组检查得很不好，甚至没有做过检查。工作组撤出时，我们又错误地让工作组在许多单位包办代替组织了革委会(或筹委会)，有的还成立了临时党委会、校务委员会(工交、财贸系统按中央六条规定，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有些单位建立了临时党委是对的)，有些学校实际上执行了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受打击迫害的同学，没有平反，有些说了要平反，但他们的处境没有改变过来。
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绝大多数学校和其他一些单位，都存在革命派和保守派尖锐对立的情况。这两派的斗争，固然是社会思潮的反映，但主要是错误路线的影响。斗争最尖锐的是工作组问题、革委会问题，这实际是领导权问题；再就是平反问题，档案材料问题，还有平等待遇问题。
要解决两派之间的斗争，必须彻底批判错误路线，才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这就要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同时采取适当的方式做保守派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害怕发生学生斗学生的问题，做了不少调解工作，效果甚微。这实际上是调和折衷，掩盖矛盾，而不是暴露矛盾，解决矛盾。这样做的结果，既没有坚定地依靠革命左派，也没有经过深入的工作，使受蒙蔽的保守派从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而使大家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进行斗、批、改。以后，在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督促和帮助下，市委一方面站出来公开地向群众进行检查，另方面又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和广大群众批判市委的错误路线，并且根据中央的决定，着手清查和销毁有关档案，彻底进行平反，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通过这一段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样是一个不破不立的过程。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先是自己站到群众中去彻底检查错误)，不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就不能正确地进行斗、批、改。
我们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就是我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没有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大的政治斗争中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要怕乱，乱上几个月，然后再一分为二”。林彪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其实，这个乱子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也给自己造成一点小乱。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不要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还有坏的方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这就是我们对于乱子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乱子观’。”我们犯错误首先就出在这个“怕”字上，首先在这一点上违背了主席的教导，怕出乱子，怕大民主，怕影响首都的秩序，怕炮轰司令部，总之是怕群众，怕革命。因此对习惯势力、习惯观点，旧思想、旧框框，仍然具有浓厚的感情，舍不得与之决裂，这就必然和革命群众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形成尖锐的对立，就不可避免地犯严重错误。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包办代替。压制群众，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搬出国民党的“训政”来对待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看成诸葛亮。我们执行错误路线，也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对待群众采取了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态度，从怕群众发展到同群众相对立，以至压制群众、镇压群众。这充分暴露了我们的灵魂深处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而我们在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没有像林彪同志所说的那样，对自己一分为二，既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不断地革自己的命。而是高高在上，作官当老爷，以领导得自居，不向群众学习，不革自己的命。结果是不破不立，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破，毛主席的思想也就立不起来。因此就很容易接受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林彪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保持晚节的三个条件：一要相信毛主席，二要相信群众，三要正确对待自己。这三条既是高级干部保持晚节的根本保证，又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的精辟概括。我们这次犯路线错误的根本原因，总括起来讲，也就是违背了这样三条。当然，我们在主观上对毛主席是完全相信的，是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对主席著作学习不够，对主席思想没有吃透，不能活学活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不能按照主席的思想办事。沉痛的教训就在这里。我们应当牢记这三条，作为终生的“座右铭”。
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形势越来越好。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经过五个多月的实践，有了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使我们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尽管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从错误路线回到正确的路线来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只要确实地掌握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认真地学好学透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报告和讲话，并且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使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到战斗的思想武器，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更加了解，斗志更加昂扬，就一定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运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地发展。我们决心振作精神，鼓足干劲，克服困难，做好工作，满怀信心地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坚决地、彻底地执行十六条！
坚决地、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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