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2-22 作者：[待确定]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我对自己的错误长期又没有觉悟，没有认识。最近一个时期，参加了革命学生和我们机关革命干部群众召开的揭发批判大会，同志们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热情地帮助我认识和纠正错误，使我的认识逐步有所提高，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我的心情很沉重，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现在，我向大家表示决心同错误路线彻底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今天，我仅就自己现在的认识水平，向大家作如下检查。
为了便于大家进一步帮助我认识错误、纠正错误，我不打算多谈道理，主要谈谈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我在每一个时期的思想活动，以及在错误思想活动下面，我所犯错误的主要事实。准备随着我觉悟和认识的提高，再深入地分析和批判。
第一、我深深感觉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之所以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最根本的是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突出政治不够，具体表现在没有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弄清弄懂，因而对主席指示在党员中的传达和干部的学习都搞得不好。
文化大革命运动尚未正式发动以前，去年12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经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据我现在的理解，这就是说在报纸上展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前，主席早就明确指出这场斗争绝不是一般学术之争，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那次会议，但主席指示的精神我是知道的，但没有在思想上引起注意，更没有坚决贯彻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
7月下旬，毛主席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主席指示以后，西南三省文化革命中省委派出的工作组虽然很快撤回来了，但认为派出时间短，错误不大，没有一开始就把它当成方向路线性错误认真进行检查，有些省还为自己派工作组的错误进行辩护。西南局处以上的干部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传达是由我负责的。关于撤消工作组和工作组所犯错误性质的传达，虽然已作了传达，但未很好地组织讨论，对广大机关干部就传达得更差了。
9月7日，毛主席在批青岛副市长王效禹同志给他的一封信时指出，目前问题的症结是不少领导干部怕群众，怕革命学生，严厉批判了组织工农反学生的错误作法。对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指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采取欺上瞒下的手法，加以扣押。我也没有在西南局机关中传达，讨论，贯彻。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还有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以及中央关于处理文化革命中的档案材料的补充通知。这两个文件，也没有结合机关实际情况对有关平反问题，督促机关有关负责同志组织干部认真学习讨论，并作具体平反措施，迅速而坚决贯彻执行平反工作。
《红旗》杂志13、14期社论以及最近发表的15期社论，这些都是中央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极其重要的指导的文件，对这些文件，虽然印发了不少，但我们的思想还没有转过来，还在打算搞斗、批、改。因而也就没有很好组织机关干部学习和讨论。
更严重的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底11月初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这两次极其重要的会议都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的，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可是，这两次会议在我们西南局机关除18级以上干部对会议内容传达得比较详细以外，对一般干部就传达得简单，更没有拿出足够的时间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讨论会议精神，把会议的精神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
以上这些问题都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究竟抱什么态度的重大原则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客观原因，主观上对主席的上述指示不认真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是主要的。
第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较长时期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对文化革命中的某些作法，从思想深处来检查，实际上是没有搞通的。我的思想发展，大致可以分为3段：
这一段我主要用过去搞运动的老框框来对待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想，文化大革命也无非是揭发批判、斗争、建设这样几个阶段。从未想到运动会触动自己，因为过去历次运动都是革别人的命，对这次运动要革自己的命缺乏思想准备，因此，这一段，我自己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也不敢引火烧身。尤其错误的是，在西南局的一次会议上，我曾经说过，对西南局书记处的同志，不要贴大字报，有意见可以用小字报或其他方式转达。这是错误的，起了压制发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的恶劣作用。
在这段期间，在西南局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由于我们当时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没有把斗争的矛头引向自己，引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把斗争矛头指向下面，打击了一大片。因此，机关中伤害了一些革命群众，打击了不少好干部。如办公厅问题更为突出。这完全是违背斗争的大方向的。
在这段期间，我还有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同意和支持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和态度，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压制了革命群众，打击了群众运动，阻碍了运动的正常发展。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内，我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8月底9月初，革命群众对我们西南局和省、市委，运用“五大”的形式发起了革命的冲击，革命开始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本来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表现，是大好革命形势，可是当时自己对这种形势很不认识，很不理解，很不自觉。尽管口头上也讲广大革命师生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在思想深处却是“怕”字当头，怕大民主，怕大串联，怕搞不好会引起“后遗症”，怕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会被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利用。一句话，怕群众，怕群众起来以大民主的形式革自己的旧思想、旧作风的命。因此，一遇到革命群众中有些人使用某些过激的语言，采取某些激进的行动，就怀疑是不是坏人起来造无产阶级的反，担心坏人捣乱。在这种错误思想活动下，采取了以下一系列错误行动。
（一）领导干部不出面接见群众。8月底开始，我自己和西南局书记处的一些成员，躲起来，不接见群众。当时的“理由”是，在这样对立的气氛中，不适宜出面接见群众，实际是怕革命小将。
（二）组织机关红卫兵和调动学校红卫兵保卫机关。9月初，把机关青年职工组成了红卫兵并曾经调动过九中、十三中的部分红卫兵到西南局机关“守卫”办公大楼。
（1）要做接待工作的同志“顶”住，对革命师生提出的问题，能顶就顶，能拖就拖。
（2）划分了一、二线。
（3）为着便于应付学生来访，增加了几个文革办公室副主任。
（四）西南局机关干部与学生发生冲突后，叫机关照相，机关说没有照相机，又叫到四川日报去找人来拍照（照片底片已全部交给革命学生了）。
（五）北京来的十几个中学生，听到机关反映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就怀疑他们是不是由大学生冒充的，曾叫打电话到北京去询问，对方答复是他们学校的才算了。
（六）叫机关赶快成立文革。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要由机关自己搞，依靠本身的力量，怕学生来过问。成立文革以后，学生来串联，就好对付。又如外来红卫兵要看大字报，也打算由机关文革去接谈。
（七）8月30日晚，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院校的一些革命同学在人民南路进行宣传活动后带了几个人来西南局机关，说这几个人呼了反动口号，要求西南局处理，我们虽然派了西南局经委主任李斌去接见同学，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坚持反复耐心协商的办法，而只是采取“顶”着的态度坚持了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一直到成电同学们撤走。更加错误的是，在成电同学撤走以后，机关红卫兵播送了几张其他单位的传单，在这些传单中有的把革命同学的行动说成是“轰闹西南局”有的甚至说革命同学是“暴徒”。8月31日下午来自北京的5个红卫兵要进西南局33号办公大楼大院找领导同志，由于西南局的工作人员进行阻拦而发生冲突。9月5日，因为有少数同学要在进33号办公楼的通道内贴大字报，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劝阻，因而发生争执，在争执的过程中，使一张大字报受到了损坏。
（八）9月5日到7日，不少革命同学到西南局来要求领导接见，7日晨，在同学们强烈要求下，我们派了财办副主任黎雪代表西南局接见，并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黎雪在和同学们协商后，约定下午接见。可是，以后我们发现革命师生临时指挥部发出了一个“最最紧急通知”说西南局负责同志代表西南局答应于下午7时接见广大革命群众，请各院校革命师生迅速于下午6时半以前赶到西南局门口参加大会。由于我们思想上害怕群众运动，害怕出乱子，错误地认为这个通知和原来商定的内容不一致，是极少数人借机制造混乱，为了怕出乱子，在有关事实未认真查对的情况下，便匆匆忙忙地同意发表了那个极其错误的“西南局办公厅紧急声明”这个声明发表后流传很广，产生了严重的恶果，引起了部分群众对学生的不满，甚至出现了群众斗学生的情况。特别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一部分同学在一个时期内受到围攻。以西南局办公厅的名义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实际上就是利用党的威信来打击、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是方向、路线性错误。发表这个声明，我是同意的，我负主要责任。除了在此作检讨外，对于因发表办公厅声明而使名誉受到损害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地质学院等院校的革命同学，我在此公开为他们恢复名誉，并向他们赔礼道歉。
（九）关于备用声明问题：
备用声明问题，我不清楚。据这几天同志们揭发说有这样一个电话稿。我认为，准备这样一个稿子虽然没有发表，但同样是一个严重错误，同样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我虽然不知道这件事，但从我当时的思想活动来看，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是会同意的。
（十）关于9月11日大会问题：
9月11日，成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在人民南路召开赴京取经庆祝大会（开始叫揭发批判大会）曾经要西南局派人参加，当时不但没有派人参加，而且还给机关干部打招呼，叫不要去参加。
（十一）9月下旬，新华分社“内参特刊”上登载了记者报导学生在西南局门口静坐7天7夜的消息，认为不是事实，把情况说得太严重了，就要省委宣传部向分社查问是否属实，这实际上是流露了我思想上的不满情绪。
（十二）厂办半工半读学校学生要求串联，当时怕他们出去串联耽误生产，又怕把学生引向工厂串联不好办，主张厂办半工半读学生不搞串联，文化革命随工厂来搞，还批了文件，以省人委名义上报总理办公室。
上面举出12件，是仅就现在我回忆得起来的一些主要错误事实。当然，我所犯的错误远不止这些。有些事情是别的人办的，我不清楚，例如这几天来同志们提出的9月初西南局机关从部队增调警卫队问题，至今我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调来的。这事还须继续的查清楚。此外，近来同志们还揭发了不少我们同革命群众闹对立，打击压制革命群众的事实，这些事，无论我知道还是不知道，都是同我的错误的思想活动分不开的，主要应该由我来负责，不能把责任推给下面的干部，责怪下面的同志。
这里，我还要检查9月初开始对同学们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这个革命口号的态度问题，当革命师生开始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我们迟迟不表态，当时认为“炮轰”就是要“轰”掉一切，“火烧”就是要“烧”掉一切。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轰掉、烧掉是完全应该的，但是，自己认为西南局还不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司令部，不能把这个司令部轰掉或烧掉。因此，当革命群众要我们对这个口号表态时，就总是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例如我们曾要做接待工作的干部，当别人问这个口号时第一步可以表示欢迎，如果群众再追问是不是革命口号，再答是革命口号，有时干脆不表态，叫群众自己去讨论。这种躲躲闪闪的态度，不但不能使各派革命组织把矛头对准我们领导，反而引起和助长了群众之间的分歧和对立，起了转移斗争目标的恶劣作用。革命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歧是同我们不敢引火烧身的态度有很大关系的。这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我们的这种态度，实际上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劣作用。9月中旬，我想表明态度，后因李井泉的阻挠，自己也动摇起来，没有表示欢迎。
我们的再一个重大错误是9月15日林彪同志的讲话讲了炮打司令部的问题以后，李井泉企图歪曲林彪同志的讲话，用“不许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帽子去压制革命群众，压制群众用“五大”的形式去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这时，我们没有明确表态，这实际上是同意他们这样做，这样又一次地把自己置于同革命群众对立的地位，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我在9月12日在成都中等学校红卫兵辅导员会见大会上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我引用了非正式传出的周总理的讲话（记录稿）中的一段话。引用总理讲的那段话，实际上是借总理的威信来压制革命群众，不让他们炮轰西南局。
9月下旬，成都的学生大批到北京，这时我听到从北京传来的消息，说北京有些学校已在准备转入学校内部的斗，批，改了。得到这个消息后，我也曾经主观设想，积极作工作，把本地外出串联的同学逐步“收”回来，让外地来串联的同学快回去，以便各自搞好本学校内部的斗、批、改。这并不是说我的错误责任在北京传来的消息，而是想通过这件事说明，当时我的思想活动仍是不相信群众，仍不是敢字当头，特别是对本地外出串联和外地来串联的重大而深远的革命意义认识很差，一有机会就想把他们收回来和让他们快回去。这是同毛主席关于放手发动群众的指导方针直接违背的。在这样的思想活动下，我还曾经要文革办公室的同志向中央反映一些地方报来的关于学生到工厂、农村串连“影响生产”的材料（后因一些同志抵制没有上报）。这说明直到9月底，尽管运动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我们仍然是对运动的主流认识不清，而强调一些枝节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某些作法，思想上实际是没有搞通的。
这一段，中央正在开工作会议，尽管10月1日林彪同志讲话以及《红旗》杂志13期社论提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向已经很明确了，但李井泉一再告诉要等待中央开工作会议结束和他们回来之后，再采取行动。我对李井泉玩弄的这个花样也未加批判，所以又耽误了很长时间。这对于及时纠正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是受到了很大影响的。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11月初，西南局机关18级以上干部作传达报告的会上，我曾经有个讲话，讲话的原话现在记得不大清楚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那次会上我的讲话对坚决纠正自己所犯方向路线错误，仍然觉悟不够。例如会上，我曾说过：“再不好好检查改正错误，思想再不坚决打通，就不好向中央交账了。”等等，这次发言，还有其他错误，都请到会的同志们彻底揭发批判。
现在是不是思想完全“打通”了呢？检查起来，可以这样说，认识是在逐步提高，每参加一次揭发批判大会，思想又向前进了一步，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确实真正认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也确实想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立场上来。我深深感到，不能再继续错下去了，但是现在我的确是“欠账太多”，“积重难返”要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还要作很艰苦的努力。我诚恳地请求同志们继续帮助我，通过彻底揭发、批判，以便能更快地纠正我所犯的错误。
第三，我还想检查一下，在前一段运动中我在一些讲话中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在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方面的严重错误。
在前一段运动中，大约是9月中、下旬，我在接见北京来的第二司令部的革命同学时，曾经有过关于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的讲话，讲话的大意是：你们红五类子女，在学校里现在主要是同黑五类子女作战，将来我们不在了，你们管理国家，仍然是同这些人作战，这种说法是同毛主席历来教导的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的路线相违背的。这正如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是犯了反动的血统论和宗派主义，唯成份论的错误。是挑动学生斗学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上述思想活动，在学生群众中曾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我在同成都地质学院的同学的几次谈话中也有严重错误，应该诚恳地向他们检查认错。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都地质学院革命同学之间存在比较严重的分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后来发展到同学斗同学，特别是象“11.2”事件，那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这种情况的形成完全是由于我和西南局、省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而产生的恶果。但我对这一点长期不自觉，8月份我同地质学院同学们的几次座谈中，一方面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但又讲派工作组的目的不是压制群众包办代替，而是发动群众，支持左派。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是非常错误的。我和同学们的几次座谈，本来目的是想消除革命同学之间的分歧，把绝大多数同学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由于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自己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没有引火烧身，首先承认领导工作中的错误，而是不分是非的强调同学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对立，应该展开辩论，通过辩论先解决同学之间的团结问题，实际上是进一步挑动群众斗群众，尤其错误的是违背《十六条》的规定，在同学之间扶持一派，压制另一派。当时，我对院文革筹委会革命同学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革命口号和革命行动有反感，因而在一段时间内，我没有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相反，却支持了一些思想保守的同学。更为错误的是撤消工作组，联络组以后，让联络员与一些思想保守的师生继续秘密联系，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在地质学院几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有不少错误，请同学们继续揭发批判。
我的错误很多，上面讲的主要是现在我所回忆到的一些主要思想活动和主要错误事实，是很不深刻，很不完全的。我再一次向大家表示，请大家毫无顾虑的继续向我开火，帮助我尽早纠正错误。
最后，还要简单地谈谈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通过这一段自己的反复检查和同志们的热忱帮助，现在我认识到，我这几次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群众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我这次的根本错误恰恰是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实际上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自己不深入群众，不向群众学习，不了解革命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就是用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态度来对待革命群众和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世界观一个显明的特点是：不断革命，彻底革命。而我在这次运动中却表现出缺乏彻底革命的精神，特别是缺乏革自己命的勇气和决心。因此，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就产生了消极抵触情绪。再从思想认识上来检查，通过这一时期运动的检验，证明自己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运动开始时，我从来没有想到，运动规模是如此之大，触及人的灵魂是如此之深，时间是如此之长。所以自己领导运动还是按过去的老框框办事。现在我深感自己思想认识远远跟不上形势，对新事物的感觉不敏锐。至于对这次运动究竟怎样发展，更是搞不清楚，再加上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搞不清楚，凡是中央决定的事，自己也不去怎样想，就坚决执行。有些事现在知道是刘、邓背着毛主席干的。当时我们都认为是正确的而照办了，实际上并不是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而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当时我认为这主要是刘少奇的问题，涉及邓小平的错误不多。而刘、邓的错误又主要是背着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决定派工作组以及1962年和64年的问题。刘、邓所犯路线错误虽然实际早已形成，但当时并未搞清楚。因此自己虽然执行了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内容、恶果等等，都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由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认识不清，所以一直不能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
今后，我自己的努力方向是：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群众对我的期望，我再一次向同志们表示，一定要深入群众，信任群众，并首先当好小学生，一切不懂的事向群众请教。同时又一定坚决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我们的教导办事，坚决按照《红旗》杂志15期社论所提出的认真改正错误的5点要求办事彻底同错误路线划清界限，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为了真正做到以上各点，为了今后能够为人民的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彻底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了的要坚决贯彻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贯彻执行，在实际斗争中来逐步加深自己的理解，决心一辈子跟毛主席走，革命到底。
以上是初步的检查。我诚恳地希望同志们，同学们，进一步揭发批判我在工作中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以便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我有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打倒李井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大章1966年12月22日写成1967年5月31日抄出
来源：《李大章同志的检查和揭发检举材料》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编印，196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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