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5-7-10 作者：[待确定]
赵成威，男，汉族，47岁，初中文化。1956年参加工作，1975年元月25日入党，行政21级。原籍和林县公喇嘛乡古力半村。“文革”前系原县委农牧部干事，“文革”初期任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头头，“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司令，“红旗总部”司令。1967年12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赵以造反派头头、群众代表身份当上了县革命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室主任。1969年5月任县革委会知青办主任。1970年1月任县革委会民劳局负责人。1973年7月至1978年12月，先后任县革委会生建部农牧组副组长，县农林局副局长。1979年免农林局副局长，现为农业局一般干部。
根据群众揭发和本人多次检查交待，从1978年落实政策到“核查”工作开展以来，对涉及赵成威在“文革”期间的几个主要问题，先后两次通过150余人次的调查，已取得证明材料84件，对其主要错误事实和一些主要情节及其造成的后果均得到证实。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和林县的“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8月30日正式开始的。于同年年底，以县委农牧部、农村工作队的干部为基础，组成了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赵成威为该队头头。“战斗队”成立后，即决定揪斗以原县委第一书记赵敏宣同志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原副县长荣景贤同志为首的“黑帮”、“黑线”人物；以原县委副书记杨汝霖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将以上“三股势力”作为批判斗争的大方向（见证明材料县委会议记录33页，云贵、云天才、丁英、张崇山证明材料34－41页）。
1967年元月，赵与水保试验站“东方红战斗队”、粮食局“东方红战斗队”、修造厂“雷电战斗队”、手工业联社“东方红战斗队”、县委“红旗战斗队”等群众组织的头头串联，组成“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赵任司令。“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后，便酝酿夺权。经赵成威等人主持策划，发出了第一号《通令》，首先向县总工会夺权。26日上午11时许，“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拿着《通令》让当时华北局派来的联络员牛新成同志签字，牛因到当地时间不长，情况不熟，被迫在《通令》上签了字。下午“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组织群众进驻接管县总工会。当“造反派”赶到工会门前，并在《和林格尔县总工会》的木牌上贴上了“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大纸块时，以邮电局等群众组织为首的对立派反对夺权，随即两派展开了辩论，辩论僵持不下，一直持续进行了3天。后来赵成威感到“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处境被动，便宣布“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解散，工会夺权夭折。但赵并未就此死心，继续进行串联活动（见40－41页张崇山证明材料，42－51页刘恩元、李树森、李四娃、张世卿、王汉璋证明材料，1967年元月26日至2月9日县常委会、文革小组会议记录52－75页）。
1967年“4·13”《决定》下达后，以赵成威为首的造反头头，积极串联，又重新拉帮结派，组织起造反组织——“红旗总部”，赵又任司令。“总部”成立后，继续揪斗以原县委第一书记赵敏宣、县委副书记赵德旺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斗以原副县长荣景贤为首的××ד黑帮”、“黑线”人物。对赵敏宣同志多次进行批斗。还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头头进行批斗（见40－41页张崇山证明材料）。
由于造反有功，1967年底，赵以造反派头头的身份当上县革委会常委，分管“抓革命”（见证明材料76－77页内革发（67）202号文件，78页1968年5月11日常委会议记录）。
1967年冬季，乌盟召开全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赵成威以和林代表团领队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和林代表团派代表王耀忠、范文贵等4、5人，将住在盟委的郝秀山、李文精两位盟委领导同志揪到集宁饭店。在饭店餐厅召开批斗会，赵成威亲自主持了这次批斗会。批斗大会开始后，赵亲自讲话并高喊口号“打倒郝秀山”！同时让郝秀山、李文精二同志站在橙子摞橙子的两层橙上，低头弯腰。赵亲自动手推拉、捺头。对郝、李二同志肆意体罚、武斗。据郝秀山同志揭发，本人遭受的第一次武斗就是从赵组织的这次批斗会上开始的（见91－101页王耀忠、王太、戴金荣、张永恒、孙世义、范文贵证明材料）。
继乌盟“学代会”批斗之后不久，于1968年春季（此时赵已任县革委会常委），将郝秀山、李文精同志又揪到和林进行批斗。当郝、李二同志到达和林东门外，下车后，给两人各戴一块大木牌，一顶高帽子。给荣景贤同志也挂了一块黑牌子，戴着高帽子，到东门外“迎接”陪斗。让赵敏宣、赵德旺等同志在广场等候陪斗。郝秀山、李文精同志沿街?水被带到广场。后赵成威主持了这次批斗会。除在广场批斗外，还在县委、中学、农林、政法系统对郝、李二同志轮流进行批斗。赵成威又亲自参与和主持县委、农林系统的批斗会，再三追问郝、李二同志与荣景贤、赵敏宣同志的关系，进行逼供（见102－111页赵德旺、荣景贤、秦计同、冯荣、刘正业、张荣证明材料）。
赵成威参与组织指挥揪斗郝秀山、李文精等盟委领导同志，进行逼供，并亲自动手推拉武斗，摧残人身，造成一定恶果，对此，赵成威应负直接责任。
1、县革委会成立后，于1968年3月23日由赵成威主持召开的一次常委会上讨论决定调整“挖黑线指挥部”，成立了“抓革命”的专门班子，赵是“抓革命”班子9人领导成员中之一。他多次直接主持和参与常委会对“挖肃”工作的研究部署。在第八次常委会上赵说：“为什么荣景贤没人去打动？我看我们应根据内蒙的决定作出我们的决定，再根据我们县的实际问题，召开几次大会，把形势讲一讲，加强群众专政。”在1968年6月5至8日的常委学习会上，赵成威说“和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成绩是大的……，今后的态度……，坚决反掉三右，放手发动群众，……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
在整个“挖肃”运动中，赵成威多次亲自主持召开各种形式的批判会，集中批判乌兰夫同志的所谓叛国投修、搞内外蒙合并的民族分裂主义路线，每次批判会都要上挂下联，把和林县的几个所谓活靶子赵敏宣、荣景贤、云贵、王瑞福、云清瑞等同志拉出去批斗示众（见113－126页县革委会常委会议记录摘抄，本人检查291页）。
2、1968年5月，经县革委会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在全县推广包钢二冶清理文卫战线阶级队伍的经验。于1968年5月28日发出《关于召集文教卫生人员回县集中参加学习班的紧急通知》，“文卫大会战”，于6月10日开始，8月23日结束，历时73天。
参加“会战”的有文化、教育、卫生系统共1200余人。“会战”以军队建制，共分为6个连，连下设若干排。
赵成威是“会战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负责会战常务工作，自始至终直接组织指挥了这场“会战”（见131页（68）和革发223号文件摘抄：132页教育局证明材料，133页154页温明亮、杨荣、阎文通、云靠山、刘晔、刘正业证明材料，本人检查261页）。
会战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文件，提高思想；第二阶段大揭大批；第三阶段总结。
1968年6月11日，赵成威主持召开了动员大会，就清理文教、卫生战线阶级队伍作了具体部署。
由于对文教、卫生队伍的估计是“严重不纯”，所以会战一开始斗争气氛就比较紧张。在转入第二阶段，开始大揭大批，一再强调反右，各连排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武斗逼供，被揪斗的人越来越多，问题涉及面也愈来愈广。在整个会战中，被揪斗的重点对象达160人，投井、上吊自杀4人，致伤80人，致残8人，逮捕判刑1人（见132页教育局证明材料，155页劳动人事局发伤残证花名表）。
原巧尔什营学区教师王文奎，因其过去当过乡干事，“会战”中在追问其历史问题的压力下，便投井自杀（见156页顾文钧证明材料）。
王文奎自杀后，参加会战的人员思想有所波动，情绪有些低落。为了鼓舞士气，把运动继续搞下去，赵成威还在连排干部会和会战的全体人员会上鼓动说：“王文奎的死，是背叛党、背叛革命，不能因为王文奎死而停止‘会战’，清队还要继续搞下去”等，使各连排出现了更严重的战斗逼供。被批斗的人连明昼夜的跪凳子、罚站，打手轮流换班。凡列为重点批斗对象（约四、五十人），送到县浴池集中严加看管，不准自由行动，不准互相串连（见135－137页杨荣144－147页云靠山证明材料315页本人补充说明）。
作为文卫大会战的主要领导人赵成威，发现武斗逼供，直至出现死人，还继续鼓动“把火药味搞浓”，致使“会战”中武斗进一步升级，因而相继出现了袁佐、张佐、刘业等人的上吊、投井自杀的严重后果（见157－162页李耀廷、顾文钧、刘占先证明材料148页刘晔证明材料）。
原黑老夭学区教师袁佐，在国民党时期任过团管区主任（团级，系起义人员），又因别人假供了袁佐等人在黑老夭搞了个“骑兵团”的问题，会战前已将袁群专140多天。会战中继续审查追问，致使袁在会战中上吊自杀。袁（在苗圃）上吊自杀后，赵成威还亲自用铁锹铲断绳索，将袁摔在地上（见133页温明亮163页顾文钧证明材料）。
对自杀死亡的人，当时均以背叛革命和反革命结论处理。人死后就拖出去，不予安葬，有的家属偷偷地将尸体运回去安葬。
会战中，原公喇嘛学区教师李全同志，因对“文化大革命”和对林彪、康生等人有看法，在笔记本中写下：“我愿变作一颗炮弹，飞向东方，炸死毛主席身旁那些小爬虫”。并在吃饭时又和别人说过此话。当时被教师高××发现，向赵成威作了汇报，赵听后，马上和杨尚霖（革委会主任）研究，召集在家常委、政法军管会和群专负责人会议，当即决定召开大会，对李全同志实行群专。于68年6月27日下午5时左右，召开了参加会战的全体人员大会。赵成威亲自主持了大会，在会上宣布“二连出现了现行反革命。”接着李全被押上台，对李进行严刑武斗，当场专政。赵成威还批评：“二连干部思想麻痹，敌情观念淡薄，连身边的敌人还没有发现。”于1968年7月8日，赵成威在《逮捕人犯内部批示表》上亲笔签字，“同意逮捕”。1969年5月14日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全同志有期徒刑12年，1978年7月予以平反。使李全同志蒙受十年冤狱之苦，精神上受到折磨，身体遭到摧残。其家属韩排排因受株连被开除民办教师，赶回老家，生活无着落（见164－170页李全、李明、杨荣、阎文通证明材料、171－177页和林县人民法院李全案卷摘抄材料）。
文卫会战后期，1968年8月17日，赵成威亲自主持召开了第99次常委会议，对会战中清理审查的重点对象分别作了专案处理。将崔继业、李长春等61名教师分别戴上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等各种政治帽子，清除出教师队伍。将卫生系统白艾、宿芳等22人定为：历史反革命、小道首（见178－184页县革委会常委会议记录摘抄）。
历时73天的文卫大会战，给教育、卫生战线的同志带来了严重灾难，酿成了严重恶果。赵成威从始至终直接组织指挥了这场会战。
3、1968年10月8日第110次常委会议决定，在洪河林场办“5·7”干校。10月20日“5·7”干校正式成立。由杨尚霖（革委会主任）兼任校长，赵成威任副校长；耿凤翔（驻军4931部队副政委）兼任政委，杭君贵（原县委副书记，革委会成立后未结合）任副政委。并明确决定：“5·7”干校，由赵成威负责组织实施（见212页县革委会常委会议记录摘抄）。
入校学员共180余人（包括原洪河林场的一部分干部和工人），以军队建制，编为连排。
刚建校，主要任务是学习、军训、生产。
全县挖“内人党”运动从1968年11月7日开始。11月16日，“5·7”干校负责人赵成威、杭君贵回县参加会议，部署“5·7”干校挖“内人党”。赵、杭二人接受任务后，于11月18日杭君贵先回校（赵成威因其女人生小孩请假，18号未回校），当天即召开校部及连排干部会议，在会上讲了“内人党”这个组织的反动性，顽固性，不用特殊手段是搞不出来的。并明确宣布了3条：一不准打死，二不准逃跑，三不准行凶自杀。晚上召开了全体学员动员大会，按照县里提供的“内人党”名单，以排（一排赵耀南，二排阎文，三排武廷选）分任务，干校挖“内人党”运动正式开始。当晚便形成了武斗高潮，对赵耀南、阎文、武廷选等同志用脖子里挂灰斗子（灰斗子里放大炭、石头），背上放大炭，五花大绑，用木棒、炉钩打，脚踢，拔头发，揪耳朵，打耳光，吃猪蹄，压杠子等多种刑罚，逼迫他们承认“内人党”问题（213－218页“5·7”干校受害群众座谈会记录，219－243页张德荣、贾煌、孟天海、李政德、陆离、杨录、李树荣、云常华证明材料）。
在干校挖“内人党”的第二天（19日〉当时干校学员何继生、高勇、王栋三同志写出了一张反对武斗逼供的大字报，干校领导将此情况向县里作了汇报，随即县革委会主任杨尚霖去干校，召开了全体学员大会，点名批判了何继生等人，说什么“煽阴风、点鬼火，阻止运动。”（见244－246页高勇、222－224页孟天海、230－232页陆离、236－238页杨录、243页云常华证明材料）。
11月21日，赵成威回到干校，同杭君贵进一步研究了“5·7”干校挖“内人党”的具体搞法，赵成威反复强调了“内人党”的危险性，坚持要继续挖下去。除要求各排分别作战外，赵还亲自组织骨干力量，对所谓的重点人物李智登、云常华等同志进行逼供，迫其低头弯腰，并用烟嘴子打云常华同志的头部（见247－253页李政德、王树基、王玺证明材料、219－220页张德荣证明材料本人检查288、299－300页）。
干校在挖“内人党”期间，曾多次派出联络员（李树荣等人）和连、排干部和县里了解情况，学习经验，掌握提供“内人党”名单和线索。赵成威也亲自回县里了解并抄写了揭发出的“内人党”名单。根据县里提供的新的“内人党”名单，“5·7”干校先后被打成“内人党”的有赵耀南、武廷选、云常华等20余人。由于武斗逼供，致使这些同志的身心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赵耀南、武廷选、云常华等5人致残（见254－256页杭君贵证明材料249页李政德证明材料、155页劳动人事局发伤残证花名表，本人检查287页）。
“5·7”干校在挖“内人党”运动期间，赵成威积极参与研究部署，并亲自动手打人，进行逼供，误伤致残了不少无辜同志，造成了严重后果。
赵成威历史、现实表现及其对所犯错误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前，赵成威一直从事农村工作，工作比较积极肯干；“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属一般参与者；1978年中央“4·20”批示下达后，就其“文革”中所犯错误，曾对其进行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期间，赵对其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有所认识。核查工作开展以来，在与其核对错误事实中原则上认错，在具体问题上避重就轻、检查不够深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表现一般。
中共和林县委整党办核查组调查人 张培义 云玉明198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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