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6-8-0 作者：彭海如
彭海如关于“非法拘禁”抓人的问题，要历史的看并作具体分析。武汉市公安机关的群众组织“公安联司”在1967年7月下旬至1968年元月1日这段时间内，在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政法组的领导下，的确曾一度行使过专政职能，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7.20”事件以后，第一次公安军管会撤走了，第二次公安军管会是1968年元月1日才正式进驻武汉市公安机关。在这段过渡时期，武汉市公安机关的专政职能是在武汉警备区政法组领导下，由公安机关的群众组织“公安联司”来行使的。在这段时间内，办理了大量的政治、刑事案件，抓获和处理了大批犯罪分子，其中包括汤忠云这起杀人案，这是历史事实，是有案卷可查的。如果认为这种作法是非法的，那么，在这时间内处理的大批政治、刑事案件，抓获的大批人犯岂不都是违法的吗？那么不都要平反昭雪吗？我们认为不能这样看，也不能这样做。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特殊事件，更没有给谁带上“非法”的帽子，并进而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唯独要在汤忠云的问题上，当局硬要给我们带上“非法拘禁人”的帽子，并给予法律制裁，难道这合情合理吗？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办理的案件，处理的人犯没有发生差错就是合法的，发生了差错就是非法的？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理，那么司法部门过去办理的大量案件中，也曾办过冤假错案，而且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恶果，有的已经平反昭雪，有的正在复查，有的还没有理睬，那不也是非法的么？不也要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我在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任职二十八年，办理过数以千计的案件，接触过数以千计的案犯，不仅我本身没有对任何案犯动过刑罚，一贯反对别人这样做。这是可查可访的。那么，为什么要在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直接责任的汤忠云事件上，就一定要给带上“非法”的帽子并追究刑事责任？
在合法与非法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点而且是重要的一点，可是贵院却忽略了。这就是我当时的身份！贵院只承认我是群众组织的顾问，就不承认我是1961年中共武汉市委任命的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副处长这个客观事实。贵院应该知道，自1961年我任职以后，就一直行使批准拘留人犯的职能，经我批准拘留审查处理了大批人犯。包括汤忠云案，发生汤忠云事件时，我并没有被撤职，也没有任何组织、任何人停止我行使批准拘留人犯的职能，而且我们在抓汤忠云之前，是我亲自和刘祖清去请示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司令部，经警备区首长赵奋同意后才行动的。怎么因为在办理过程中发生了意外事故就是非法呢？退一万步讲，我抓汤是非法的，难道武汉警司批准的抓人行动也是非法的吗？我认为抓汤忠云和汤忠云被打伤致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现在看来抓汤忠云尽管是经过武汉警司同意，不能因为发生了有人打死了汤忠云，就一定要把经过武汉警区同意抓汤忠云的决定说成是非法的。抓汤忠云之前我请示了警司与否，对我来说，事关重要。可是贵院回避了这个问题，恕我直言，我认为贵院在我的问题上，受了“有罪推定”错误认识的影响，因为我曾支持过造反派，就应是“四人帮”，就是迫害毛主席的帮派体系，就是有罪。硬性的用“有罪推定”的手法牵强附会的认定我“构成犯罪”。这在认定犯罪上是违背主客观必须一致的原则的，我是绝对不能接爱的。
是否构成犯罪，不能只看客观上造成的危害，在刑法第十三条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但是否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认为是犯罪”。在抓汤忠云的过程中，发生了汤忠云夺枪，王振友开枪击中了汤忠云，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贵院认定为“构成犯罪”是违背刑法条文的。至于客观上所造成的危害，应由肇事者负责，不应株连他人。文革是一个非常的特别时期 ，尽管如此，文革的一切自由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公安局作为一个专政机关，自当有维护社会治安的专政职能，文革开始后，中央就制定了公安六条，禁止释放人员和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参加文化大革命，不享有“四大自由的权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破坏文革如杀人、放火、放毒、抢夺公私财产的犯罪份子予以打击，我们始终遵行这一原则，7.20后六个月时间，为维护武汉社会秩序，我们公安联司代表公安机关做了大量工作，经我手批捕了上千件刑事案件，汤忠云案件，只是其中之一，法院判决了几十件，若我们当时属于非法，那我亲手批捕、拘留的那些杀人、强奸、谋杀亲夫、流氓斗殴造成死人的恶性案件，都应和汤忠云等一样，一律平反昭雪，为何当局不这样做呢？
应当指出的是，在武汉公安局内存在两派，“武汉公安”为保守派组织，7.20前，社会治安由他们负责，当时“百万雄师”在武汉肉联，市三十中学、市委机关、武柴、汉阳石油化工、武汉六棉……等地方设大量监狱，抓捕不同观点群众。戴鹏等即为其中一例，“武汉公安”百万雄师战斗队的头头参与其中，为何不叫非法抓捕呢？
在文革期间，虽然社会很乱，时有打砸抢出现，但带政治性的打、砸、抢和乘乱偷抢有明显不同。前者只抢档案材料，打不同观点组织办公室，抢交通用汽车；后者以群众组织名义，抢夺私人财产，强奸妇女，抢夺公家能用于私人的财产，如办公桌、照相机、椅子、办公用品、电扇、电力用品……等，公安机关对后者大量抓捕，人们应记得文革期间，虽乱，但私人财产被抢的事都少有发生，这和我们的努力不无关系。
再则，7.20后，许多“百万雄师”中有杀人、打人致死、有明显仇家的人自觉命难保全，但他们仍相信公安机关能保他们性命，纷纷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得以保命，我们当时都腾出地方一一收容，当时有些群众组织，冲击公安机关，要求将这些人交出批斗，我们都一一做工作，讲条件，虽然我们也是群众组织，但职能不同，不允许他们将人带走批斗，有些要批斗的人，经武汉警备区批准，我方派出大量警员保护被批斗者人身安全，如果他投案自首性命不保，公安机关自当负责，当时压力最大的是俞文斌，刘敬胜二人，其中为刘敬胜最危险，他是“百万雄师”作战部部长，汤忠云为副部长，武汉6.24、6.17、6.8血案，大型武斗，由他二人亲自策划和指挥，死28人，血债累累，民愤极大，一旦出狱，必死无疑。我指出这二人决不能被拖出去，出去了命即不保，除了部队派人保卫，公安机关决不放人出狱，其他被捕或自首人员，也不参加一千人以上批斗会，防止出现意外。
难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一点功劳，一个汤忠云案，就否定我的一切？
汤忠云案只是一个政治筹码，他后来作为烈士平反，而我们只是另一个筹码，不把我们判刑就不能证明他是烈士。
他是烈士吗？那戴鹏死在谁之手呢？戴鹏案无凶手，而汤忠云案出现三个凶手，这是哪家的法律？这法律面前，在无产阶级内部就不能讲平等，况其它阶级呢，戴鹏案法院以汤忠云案受人指使为由，免他无罪，那是谁指使的呢？指使人该有罪，可法院又不能指出指使人是谁，若按这一逻辑，那所有杀人犯都可以推说自己受人指使，只要指出指使人都可免罪。而我是受武汉警备区赵奋师长指使，却要我负罪而不敢找赵奋师长，法院是按法律判案，还是按政治观点判案？
在文革中，尽管公检法三家在政治上都分成两派，但在业务上都是一丝不苟地依法办事，谁都不敢用派性去干预法律，造反派“公安联司”也好，保守派“武汉公安”也好，在办案时，；两派都一起上阵，不认派性，尤其是在办刑事案件，对敌斗争中，谁都怕被地方抓住辫子，汤忠云等是按中央精神抓捕时所出现的问题，从他的上级刘敬胜问题可以看出，我们没有借机杀人之疑，如果汤忠云当时不夺枪逃跑，后果只会和刘敬胜一样，保守派胜利后刘敬胜由一个工人当上了江汉局工业局局长，而不需要法院中一些保守派法官们这样违法办案，冒此风险，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深信这一案件终有一天会翻过来的。
文革期间，造反派组织中有许多违纪、犯法行动，作为公安机关，在许多业务工作中和这些群众组织是有区别的，例如，中央规定任何群众和群众组织都不能随意抓捕“百万雄师”头头，应该送公安机关处理，我们当时按这一规定，将钢工总在武汉体育馆私设的江城前哨“监狱”关押的头头，一律强行转押到公安局。对工造总司在胜利街106号私设监狱抓捕的人也限期交出，因为我们是公安机关，我们享有专政的权威，这些群众组织头头当时也把公安机关看得比他们高，多数不敢反抗，这一点所有武汉的干部和群众都有目睹。尽管文革中出现劳改、劳教人员殴打公安人员事件，但公安机关有抓人坐牢的权利，这是武汉所有人的共识，这些人后来都一一被严惩。
我引用的刑法条文，是否有错，请核实，是否符合我的情况，请研究。恳求贵院负责同志就这次提出的申诉，对我的案件进行复查，并能给我一个答复。
武汉市公安干部学院 彭海如一九八六年八月
来源：钟逸按手稿原件录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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