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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零陵地区新田县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日期:1987-6-15 作者:[待确定]

中共零陵地委:

根据省、地委的安排部署,我们于一九八四年八月组织专门力量,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新田发生杀人事件进行了认真全面的调查。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新田县“文革”时共有二十一个公社,三百三十七个大队,两千八百九十二个生产队, 五万三千一百二十一户,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三十三人。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至同年十月十八日有二十一个公社,一百三十九个大队,三百五十九个生产队杀了人。被杀的四百八十 三户,六百零六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二点七五。“文革”中还被迫自缢一百八十人。被杀和自缢共计七百八十六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三点五。其中:男六百五十 一人,女一百三十五人;四类分子三百八十二人,子弟二百七十三人,贫下中农八十一人, 其他五十人。这些人中,国家干部五人,职工五人,医务人员三人,教师三十六人。

一、杀人事件的起因和发展经过

一九六七年八月,道县、宁远两县相继刮起了杀人风。在此风的影响下,当时新田县所辖的二十一个公社发生了杀人事件。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城关镇治保队长刘金德到宁远县的瓜石村外婆家,看到了该村的杀人情况后,于九月五日对城关“无产阶级联合总指挥部”(以下简称联总)负责人王友 宏说:“早几天,宁远瓜石的地、富嚣张,拿凳子打支书,贫下中农用锄头把他们挖死了 两个。道县杀了很多四类分子,河里浮满了浮尸,河水都红了,我们城关四类分子多,难管。”提出“要杀一儆百,最坏的要杀他几个。”王友宏说:“召开个会议,摸摸底。”当天下午,便在城关,由王友宏、刘金德主持召开了各组织负责人和治安主任会议。王友宏、刘金德首先介绍了宁远、道县的杀人情况,并提出:“要杀几个调皮的。”县“联总” 常委黄象世说:“宁远杀那么多都杀得,我们杀几个地富有什么了不起。”到会人员一致 同意杀他几个。就这样,在王友宏、刘金德的具体组织策划部署下,从九月五日至九月八日,先后多次组织召开了社属分社、居委会以及各单位治保主任、治保成员会议,研究杀 人方案,摸被杀人名单,最后,确定蒋贤春、黄象铁等五个四类分子,于九月八日逢圩之日在五棵桐子树下,将其杀害。城关首先发起杀害五人的事件,在全县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城东公社文革主任、县“贫下中农造反军”司令乐柏松,在县机关“贫下中农造反军”常委袁本熬办公室,袁对乐说:“今天,你听到枪响没有?城关 已杀了地富五人,给你们带了个头。看各队有没有罪大恶极,反攻倒算的,要杀一批。你 不杀他,他就杀你。”乐回到城东公社,公社文革副主任李朝龙(已故)对乐说:“刚才 司令部袁本熬到了公社来,叫各队把罪大恶极的报上来,城关已给我们带了个头,我们城 东公社是否这样?你们村又那么复杂,回去摸摸底,明天把名单报上来。我们公社呢,也 要干一批。”当天下午,乐回到本村潭田大队召开会议,摸出被杀对象七名。当晚,由乐 柏松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地主,在批斗中杀一人。九月九日清早,乐柏松安排民兵将六 个被杀对象押往公社,并电话向公社李朝龙汇报了昨晚批斗情况及准备今日上午在城关虎头岭广场召开杀人大会情况。早饭后,李将乐电话汇报转告袁本熬,袁说:“这是群众运 动嘛!你给柏松打个电话,看那个罪恶极大,群众民愤大的,要杀也要少杀几个,起到了 杀一儆百的作用。”并授意注意三点,即:一是罪恶极大的四类分子;二是群众迫切要求 的;三是搞点口供,以便杀人后公布罪状。李将袁的电话转告乐柏松,在乐的主持下,九月九日上午,在虎头岭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枪杀二人。至此,全社从九月八日晚至九月二十二日,历时十五天,有七个大队杀害二十二人。

六七年九月九日,莲花公社大元冲大队文革副主任刘忠麒,邀集本村民兵十余人,前往县城观看城东公社杀人。刘得知杀人要经“湘江风雷”批准,便到了县“湘江风雷”司令部找到司令肖帮元,向他提出要杀刘宗煌等五人和借枪支一事。肖说:“这些人都要杀掉,不杀不利于我们的工作。你们借枪就到潭田铁厂找在那里集训民兵的‘湘江风雷’文 攻武卫指挥部长雷玉荣商量。你去转告他,说司令部已批准,我可先打个电话给他。”下 午四时,刘宗麒等人到潭田找到了雷玉荣,雷说:“情况肖司令已给我商谈了,要处决就 明天。明早,我们全副武装去一个排。今晚一定要看守好,不要让他们跑掉,否则空去一场。”六点左右,刘又急速返回莲花公社,向公社文革主任刘明生(已故)作了汇报。刘 明生说:“我通知全社将四类分子明早都捆来,给他们教训一下子。”随即,刘宗麒等人 摸黑赶回大队,召开各组织负责人会,传达了县、社请示情况。并部署杀人前的准备工作。 九月十日九时许,将被杀人押赴莲花圩,这时,县“湘江风雷”二十多名全副武装人员乘 车已到。戏台两边架有机枪,路口布置岗哨,戒备森严。群众大会由“湘江风雷”支队长 刘大江主持,当场杀害三人。从九月十日至九月二十九日,这个公社有六个大队杀害二十八人。

同年九月十一日,金陵公社武装部长谢昌煌主持召开了公社文革、各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安主任、支部书记、造反派等五十余人的扩大干部会,部署杀人。会上,公社文革副主任刘顺业传达了县文革紧急会议精神,说:“目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桂 阳县造反派来我县砸了公、检、法,县武装部枪支被抢。道县四类分子杀贫下中农,贫下 中农也起来杀了四类分子。我们城关、毛里等公社已杀了四类分子一批。这次会议后,各队要立即摸清底子,也要杀一批。行动要快,闻风而动。”紧接着,公社文革秘书刘宗基 结合本社阶级斗争表现,在杀人问题上强调了七点,即:1、凡是被关、管、杀的四类分子 家属;2、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3、群众要求大,经群众批准的就可以;4、矛 头应对准四类分子;5、如果是新划的四类分子,必须与公社联系;6、行动要以大队为单位;7、必须警惕,挑起宗派。公社文革委员邓礼泽(已故)又对杀人提出了“三只要”的 标准,即:只要是四类分子的;只要有罪恶事实;只要有群众要求,就坚决把他们杀掉。 最后由谢昌煌做了小结,赞扬了邓礼泽“三只要”的杀人标准有阶级性,回去后立即行动,并对公社干部分三片负责包干。贯彻公社会议为内容,对于四类分子摸底排队,组织策划杀人。就这样,全社从九月十三日至九月十八日,有五个大队杀害十二人。 九月十一日,门楼下公社武装部长刘龙德从县城打电话给门楼下公社在家干部说:“城关、城东杀了人,道县地主、反革命在杀贫下中农,我们也要给各大队贫下中农通气,看 下面有没有反攻倒算的,想杀贫下中农的,看群众的意见,免得以后群众来反映我们。” 接电话后,党委秘书何湘才、党委委员李芳华,分别把刘打回的电话内容转告在家干部, 并分配驻队公社干部分别下到各队给负责人通气、摸底。在公社干部的具体指挥、策划下,全社从九月十三日起至九月十七日止,有四个大队发生了杀人事件,杀害十一人。

六七年九月初,冀村公社因受道县、新田城关杀人风的影响,于九月八日,由武装部 长侯全义主持召开了各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紧急会,传达了四十七军关于 道县《社情通报》,并说:“道县经过社教运动,对四类分子进行了严加管教和批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进行阶级报复,杀了一些贫下中农和贫协干部,阶级敌人兴风作浪, 贫下中农遭殃。并引用毛主席语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说冀村大队情况复杂, 陆仕海这条黑线长,必须深挖。罪恶大的,该杀的杀,该管的管,不杀几个,风刹不下。 散会后,公社文革主任谢仕喜(病故)亲临冀村大队参加杀人研究会,并答应借枪支,支 持冀村大队。因此,冀村大队于九月十三日上午(逢圩日)枪杀四人。九月十四日上午, 公社文革办又招开了各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安主任汇报会,会上,侯全义、谢仕 喜当面批评杨家大队干部思想右倾,阶级斗争观点淡薄。并说:“四类分子在枫形湾组织 开会,提出‘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地富反坏做骨干’的反动纲领,你们还 无动于衷。”会后,全社从九月十三日至十月七日,有十一个大队杀害四十八人。

同年九月九日,毛里公社以武装部长王文贞、文革主任何光衡、公社副社长、文革办成员蔡德山、公社副书记何宗福等人研究,以公社的名义召开公社附近六个大队的支书、 民兵营长、治安主任会议。会上,首先由王文贞交给蔡德山一份道县、宁远抓阶级斗争的 通报,在会上宣讲。接着何光衡、何宗福、公安员肖德干先后讲了道县、宁远和新田城关杀人情况,如有调皮捣蛋的,要揪出来示众(杀),对敌专政不是口头上专政,而是要行动上的专政。并要大家提高警惕,严加控制。最后,分组讨论。王文贞在民兵营长讨论会 上说:“我们首先要看到全县阶级斗争的形势,在县里,阶级敌人吃饱饭时,拿出去就杀了。哪个大队有阶级敌人捣乱的,也要杀一个吧!该斗的斗,该杀的杀。我们要提高警惕, 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九月十日早上九点,水晶坪大队农联副司令彭安正(病故)到了公 社王文贞房间,王拿了一份材料读了一段道县如何杀地、富的问题,给彭安正听,王要彭 马上赶回大队去找支书研究。“越快越好,不要等人家搞刮了,你们才动手。地富杀我们一个,我们就是杀他十个,也吃亏了。”彭说:“是杀四类分子吗?枪支怎么办?”王说: “反正一个是杀,二个是杀,要就斩草不留根;枪支是国家武器,你们不是有锄头、月刮、 扁担吗?杀地富要杀在路边,让过路人都见得到,以便造成声势,杀人后要派人到公社汇 报。”彭立时赶回大队向支书、大队长、大队会计汇报了王的意见。大队文革召开了干部 会议研究杀人问题。当晚杀害十七人。第二天早晨,大队派人向公社汇报了昨晚杀人情况。 早饭后,蔡德山与公社副书记何紹栋、妇女主任夏运兰三人来到水晶坪杀人现场,召开群 众大会,高呼:“坚决支持水晶坪大队的革命行动!向水晶坪大队学习!”九月十二日, 公社召开了全社大队干部会,蔡读了公社给水晶坪大队的祝贺信,号召向水晶坪大队学习。由于公社会议动员、部署,导致全社有六个大队,从九月十日至九月十五日,共杀害五十五人。

同年九月初,枧头公社文革副主任杨世福、“贫下中农造反军”司令肖土生在县开会期间,见到城关杀人。两人回社后,于九月九日召开了公社干部紧急会议。杨世福在会上 讲了新田城关五乡圩杀人情况后,与会人员说:“本社阶级斗争复杂,四类分子在秀凉山 开黑会,成立反动组织,提出反动纲领。”这时有的提出:“保卫红色政权,要扩大贫下 中农组织。”武装部长宋白玉说:“我们公社的民兵要武装起来,对付阶级敌人。”杨世 福说:“扩大组织,就要把基层干部拉进来。”并决定召开大队文革、民兵营长、治保主 任会,具体研究。十日,杨、宋二人组织召开了会议。公安特派员肖祖德说:“四类分子在秀凉山开黑会,组织反革命集团,扬言要杀干部和贫下中农。”公社干部肖土生提出:“成立一个组织来保卫红色政权。”杨世福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成立“枧头公社红色斩妖 战斗兵团”,并指定兵团负责人,又提出“在斩妖战斗兵团成立大会上,要拿几个人来示众。”接着摸出了六个被杀对象名单。九月十一日,在公社召开“斩妖兵团”成立大会前, 宋柏玉召集“斩妖兵团”参谋长周朝富和“兵团”政委彭永彪说:“今天,要在会上拿几个人来示众(杀)。民兵要执行任务。”随后,宋从子弹箱里取出子弹,发给三个武装民 兵排长。在成立“斩妖兵团”大会上,杀害六人。十三日,杨、宋再次主持召开大队干部 会,进一步部署杀人。杨说:“今天开这个会,是要你们抓紧行动(杀人),再不抓紧, 贫下中农就吃大亏。”并提出有困难的大队,由“斩妖兵团”去支持。宋说:“武装基干 民兵要全副武装,明天到公社集合,去执行任务。”十四日,枧头公社“红色斩妖战斗兵 团”由副团长欧克文和周朝富带领全副武装的“斩妖兵团”四十多人,背着红旗、枪支, 敲锣打鼓开赴彭子城大队枪杀二十一人后,又到下户柏大队,枪杀了十二人。全社从九月 十一日起至十月四日止,历时二十四天,有十六个大队杀害一百一十三人。

同年九月七日,县“湘江风雷”司令肖帮元一行五人从宁远参加“宁、兰、新”三县联防大会返回新田时,中途在十字圩下车,正值十字公社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 肖下车后,被公社的文革负责人彭安绪、武装部长曾土生等人请进公社,并汇报了本社阶 级斗争的情况。彭请肖在大会上作报告。肖帮元在大会上说:“道县杀了很多地富、四类分子,宁远也杀了很多,我们这里搞破坏的四类分子也要杀。你们不要怕,贫下中农是最 高司令部,锄头、扁担就是武器。”参加会议的黄斗坡大队文革主任郭坚义(已故)提出:“地富捣乱好办,像我们大队庄下窝的何龙生那么的人怎么办?他们成立的‘湘江风雷’ 组织里有坏人(指当时谣传的二零五反共独立师人员),牛牯麻子的老婆刘兰芬都参加了。” 肖回答说:何龙生今天搞不搞得来,搞得来就杀起他脑壳平肩膀。”接着,主持会议的彭 安绪说:“今天机会很好,肖司令给我们作了指示,我们要按他的指示办事,请各队回去 以后很好贯彻。”九月十一日,正在县城开会的彭安绪打电话给公社副书记谢隆星说:“城关镇在五乡圩已杀了几个人,是群众搞的,你给有电话的大队联系一下,我们公社杀人,就这两天了。过两天后,就可能杀不了了。”谢接电话后,立即给大塘背、马鞍塘等有关大队进行了传达。全社从九月十二日至十月十九日,有七个大队杀害六十七人。

同年九月八日上午,正值徐家铺(前进公社所在地)赶圩,由前进公社“湘江风雷” 负责人骆金富主持召开,批判“前进公社单干风的罪魁祸首肖德同的大会”。县“湘江风 雷”司令肖帮元在大会上说:“前进公社阶级斗争很复杂,地富反坏企图变天,要搞分田 单干,进行破坏和捣乱。对这些坏家伙,对罪大恶极的,要杀他几个,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该关的关,该杀的杀。”还列举了地主婆蒋梦芳保存血衣,企图变天的事例。九月九 日上午,公社召开大队干部会,骆说:“肖帮元到前进来讲了有破坏的阶级敌人可以杀, 请大家摸摸底看。”接着,谢芳光(已故原前进党委书记)说:“根据当前国际、国内形 势很复杂,阶级敌人活动嚣张,人民解放军要支左,公、检、法已瘫痪,行政领导靠边站, 由造反派杀一批,是符合阶级斗争规律的,是完全应该的。”并点了蒋梦芳等八个地富“杀 刮没鬼要叫。”九月十一日,在陈晚大队召开万人大会,由骆金富主持,“湘江风雷”支 队长陈正生宣布蒋梦芳的罪状后,把蒋杀害。全社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八日止,有五个 大队杀害十三人。

六七年九月八日,石羊公社文革主任夏土才从宁远参加“宁、兰、新”三县联防会返 回公社的当天下午,正值公社举办党员学习班,夏刚踏进党员学习班会议室,便对与会人 员说:“我刚从宁远开完会回来,确实道县、宁远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贫下中农 真正发动起来了。我亲眼看见一家伙就杀了七个地主狗仔子。现在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 院,田头、地头都是杀人场,锄头、月刮、扁担都是武器。”散会的当晚,夏又组织召开 了有武装部长周铭锋(原已双开)、石羊“湘江风雷”支队长陈启位、公社文革副主任张显付等八人的文革常委会,夏汇报了在宁远所见所闻。九月九日以夏为首召开了大队文革 主任、民兵营长、治安主任、造反派头头会,同样传达了在宁远看到的杀人情况,提出要杀一批,当即摸出三名被杀对象。九月十日,夏主持召开公社对敌斗争大会,介绍了宁远杀人情况及本社阶级斗争的表现后,由周铭锋宣布两被害人的所谓罪行,当场杀害。九月十一日,由陈启位组织,又继续在公社召开了大队文革、造反派负责人、大队干部会,研究第二次杀人问题。最后由夏土才决定第二天召开对敌斗争大会。九月十二日早饭后,各 村民兵押着四类分子进入石羊圩会场。首先由周铭锋给“湘江风雷”平反,接着开对敌斗争大会,夏指着跪在台上的五人,问台下的群众:“像这么的阶级敌人该不该杀。”群众 齐呼“该杀”!五人就被民兵推下戏台乱刀杀害。此后,夏又与其它公社干部下到大队, 亲自督促指挥杀人。全社从九月十日至十月十八日,先后有七个大队杀害二十八人,是全 县杀人持续时间最长的公社。

六七年九月十日,邻近的石羊公社发生了杀人事件。陶岭公社以当时的党委副书记郑 欣赐、公社文革副主任、机关文革组长郑兰英为主,专程到石羊参观石羊公社的杀人大会。 当天晚上,郑欣赐、郑兰英在公社会计何宗仁房间主持召开了公社的干部会议。郑二人汇 报了石羊杀人情况,并分析了本社阶级斗争形势。郑欣赐说:“我们公社敌情十分复杂, 四类分子成立了‘复兴会’,他们气焰嚣张。敌人已经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现在看谁 先动手,我们要提高警惕,也要镇压一批。”接着公社干部郑兰英,蒋土明,文革主任何 金发等一致同意杀一批。并决定九月十二日召开各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统一思想,确定被杀对象。九月十二日公社按计划召开了会议,郑欣赐介绍了外地杀人情况, 并说:“目前社会比较混乱,四类分子搞反革命组织,企图复辟,他们互相串连,说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我们要提高警惕,表现不好的,有破坏行为的,群众意见 大要求杀的,把名单摸上来,明天牵来杀。”何金发说:“要保密,两口子、两父子都不 能讲。失密者枪毙。”为解决枪支问题,把在立新水库工作的武装部长彭世荣通知回公社,郑欣赐对彭说:“现在外地都在杀人了,经研究,我们公社准备明天杀一批,你负责安排民兵和武器。”并分工郑欣赐、郑兰英负责审查各队被杀人名单;彭负责组织民兵,维持 大会秩序,发放枪支弹药,执行任务;蒋土明负责会务安排。散会后,各队立即召开会议, 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确定上报被杀对象。九月十三日早晨,按照分工,彭训练民兵,武器使用,应打部位,并分别发给每支枪子弹三发用来执行任务。郑欣赐、郑兰英便在公社学校等候各大队报来被杀人名单,逐个审查。大会由何金发主持,蒋土明宣布纪律,郑兰英 作阶级斗争形势报告,彭代表公社武装部表示坚决支持。接着何金发说:“我们公社的四类分子搞反革命‘复兴会’,提出要用炸药炸死干部,所以,对阶级敌人要坚决镇压。” 当即宣布了十二名地富名单,随即将其杀害。第二天郑家大队又杀害一人。

同年九月七日,新圩公社按县武装部电话通知,派民兵将外逃到兰山的蒋家大队社员 蒋贤培抓回公社。武装部长罗荣桂主持召开公社干部会,研究如何处置蒋先培的问题。公 社文革主任陈列真,党委副书记郑逢光提出:“地主分子蒋贤培一贯很坏,难管,干脆搞 刮(杀)他。”党委书记李道良说:“蒋贤培一贯外流,这次又到兰山县抢枪,性质严重,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最后,决定九月八日上午,召开全社群众大会,将蒋贤培杀掉。随 即又由李、郑、罗、陈四人对蒋进行审讯。九月八日上午,罗主持大会,李作阶级斗争形 势报告,郑宣布了蒋贤培的罪行,陈拍桌大声向台下群众疾呼:“蒋贤培这么坏,该不该杀!”台下群众起哄喊:“杀!”随即由陈列真将蒋推下戏台杀害。九月十一日,李道良 下乡来到伍家大队,与郑逢光、陈列真等人又在伍家组织、策划杀人,由此,伍家大队两次杀害七人。由于公社的组织策划,全社从九月八日至九月二十七日,有六个大队共杀害 二十人。

同年九月十一日上午,新隆公社武装部长李元能(已双开)在公社主持召开了有党委书记谢贤梅、公社秘书邝荣晦、党委委员谢常敬、会计胡继杨、文革主任郑昌松和大地民 兵营长、治保主任参加的扩大干部会,专题研究杀人问题。李元能说:“别人磨刀,我们也磨磨刀,各地都在杀人,特别是宁远那边,大批大批地杀。我们这里的阶级敌人也在活动。我们也准备杀一批,像石桥村的欧运武,到处搞串连,要夺公社的枪,公社秘书已跟 踪他几天了,各队有没有像欧运武这样的尖子货,有就拿出来示众。”经讨论,确定杀四人。九月十五日,李元能主持全社群众大会杀害三人,全社两次共杀四人。

同年九月上旬,高山公社党委书记骆火荣(已故)对武装部长邝金荣说:“现在全县都在杀四类分子,唯独我们高山无动于衷,也不等于我们公社太平,没有阶级斗争了。这 会说我们阶级立场有问题。”九月十三日下午,公社“贫下中农造反军”负责人陈灶保在 梅家大队打电话到公社,对邝金荣说:“今晚开个扩大干部会,研究下阶级斗争的形势。” 邝同意后,陈造保又对“湘江风雷”战团政委陈水生说:“今天新圩公社已采取了行动(杀 人),我们也要行动了。晚上通知各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到公社开会研究。” 当晚,由邝金荣主持召开了各大队负责人会。邝说:“今天新圩公社杀了人,我们公社没 有杀,大家讨论一下。”接着各大队报了二十二个被杀对象的名单。邝说:“我们不能杀那么多,多了就没有好坏。”最后,确定杀一人。九月十四日,公社召开群众大会,将地主郑大纲杀害。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大坪塘公社大坪塘大队地主蒋贤佑因与爱人离婚,不安心生产而外流。公社文革主任蒋先辉为首在学校召开各生产队党员干部会,蒋说:“蒋贤佑在外搞 反革命串联,要杀大小队干部和共产党员,我们先要把蒋贤佑抓回来。”九月七日,蒋贤 佑被民兵从外地抓回送到公社。公社武装部长李敦堂说:“蒋贤佑这个人的批斗由你们大队去定。”随即将蒋抓回大队囚禁审问三天。同时又对全大队四类分子摸底,共摸出地主 蒋贤佑等十七人名单,但考虑杀人过多,经再次研究,确定只杀七人。当晚蒋先辉、李敦 堂、公社文革副主任邓国儒、谢应元又一次研究,讨论通过了大坪塘大队要杀的人名单。 九月十一日,以公社名义,分别给二十个大队下了召开群众大会的通知。九月十二日早饭 后,公社在大坪塘大队召开全社群众大会,杀害七人。从九月十二日至九月十八日,全社有六个大队先后杀了十三人。

同年九月十一日清早,跃进公社党委书记卢大贵、公安特派员胡发元两人到邓家村学区主持召开了学区文革成员会。胡说:“今天公社要在千山召开万人大会,要拿个四类分子出来示众,其他地方四类分子都在杀了,我们这里不搞不行,也要搞个典型。”卢接着 说:“老师是知识分子,就从你们老师这里开始,你们研究下陈政(老师)的问题,要做好去千山开会的准备。”为了开好群众大会,一方面学区文革进行了研究,分工由张经夏整理了一份所谓陈政的罪行材料,交由教师在材料上签名盖章后,派两名教师带上材料到 县“湘江风雷”司令部请示;另一方面,公社由胡发元在千山主持召开了全社群众大会。 当赴县请示的人还未赶回时,陈政已在大会上被杀害。九月十二日,卢大贵、胡发元又与 公社文革副组长齐芳春三人研究,提出黄家社大队唐守尧原是被镇压对象,决定这次杀掉。 卢便派胡发元与公社文革副主任肖祥达到黄家舍大队召开文革成员、大队干部会,征求意 见。到会人员一致同意公社意见。下午,胡、肖二人返回公社向卢大贵作了汇报。第二天, 即九月十三日,知市坪逢圩,再次由胡发元主持召开了全社群众大会,将唐守尧批斗后, 连同其儿子唐国安交民兵一并杀害。全社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先后杀害十五个人。

上述十七个公社均是由当时一些公社干部,在公社范围组织策划酿成的杀人事件。其 余四个公社,田家、冷水、茂家、三井除个别公社干部插手杀人事件外,均属受杀人影响, 群众自发地杀人。其中:田家从九月十二日至九月二十九日杀了二十八人,冷水从九月八 日至九月二十五日杀了四十四人,茂家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日杀了三十七人,三井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二日杀了二十九人。

全县从九月八日起开始杀人,直到十月十八日止,具体每天的杀人情况是:

杀人日期9 月 8 日910111213141516171819被杀人数722135648192576770184杀人日期20 日2122232425262728293031被杀人数107143541153614杀人日期10 月 1 日23456789101112被杀人数6--12---31--

杀人日期13 日1415161718------被杀人数----11------

历时四十天,全县先后被杀六零六人,被迫自杀一八十人。被杀人员中,枪杀的一百 七十六人,刀杀的一百五十六人,水淹的二十二人,投岩洞、活埋的一百零八人,锄头棍 棒致死的一百三十七人,摔死的二人,其他方式致死的五人。最小的出生十天,最大的七十六岁。全家被杀光的有 70 户。

鉴于新田“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

(一)受道县、宁远杀人的影响。一九六七年八月,道县、宁远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 由于邻近关系,很快影响波及到了新田。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宁远、道县的杀人事件,被新田的一些造反派和部分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作为“镇压阶 级敌人,抓阶级斗争”的经验加以传播,有的从宁远参观回来,就宣扬宁远田头、地头是 杀人场,有的无限扩大道县、宁远的杀人情况。由此,新田城关镇在全县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首先发起杀人。当时,有的在县城开会的公社干部打电话回本公社介绍城关杀人 情况,催促杀人。有的在城工作的机关干部回到农村家中煽动杀人,是导致新田杀人的起 因。

(二)造反派头头的支持、煽动、部署杀人。据统计,在杀人事件中牵涉到的 1346 名责任人中,属于造反派的就有近四百人,他们有的到处煽动、支持、表态杀人,有的组 织策划杀人,私下议论“要成立新田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有的大会小会提出“要杀一 儆百”,有的调集武装督促杀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新田的杀人是起了很坏作用的,大量 事实证明,这是导致新田杀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支左”人员传达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电文断章取义,诱发了新田的杀人。道县发生杀人事件后,零陵军分区对道县的杀人问题。以“社情通报”的形式向驻湘支左部队四十七军做了汇报。四十七军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转发零陵军分区的“社情通报”时指出:“具体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部门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了行动。各地从七月底以来,特别 是从八月二十二号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炮、锄头、扁担等共杀四类分子二百零 七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 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惩办外,四类分子不能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是四类分子, 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与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能争取四类分子子女。”新田县原人武部秘书郑云柏译电后,向县人武部领导作了汇报。八月二十八日,人武部副部长周守志根据四十七军“通报”,起草了一份电话通知,这个通知只引用了四十七军“关于道县社情通报”中提到的“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 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有的贫下中农已主动采取行动”这部分,而 对后一段“如何依法惩办,区别对待,按政策办事”只字未提。通知拟好后,交秘书郑云柏通过电话传达到各公社。当时新田还未发生杀人事件,这个断章取义的通知传达到公社 后,反被一些干部、群众错误地理解为“对四类分子可以采取行动,可以杀。”如毛里公社在召开的大队干部会上,有人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解释为“对四类分子过去是口头专政,现在要变为行动上的专政。”特别是当时的枧头公社谣传有个二零五反共独立师, 他们“八月十五日砍高粱,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紧接着新 圩公社也谣传有“五零一、五零二、五零三”反动组织;陶岭公社出了“复兴会”;十字、 石羊公社出了“假湘江风雷”;冷水井、冀村公社的四类分子在开黑会;金陵、城关的四 类分子要炸金陵水库;毛里的四类分子要抢银行;四类分子在搞复辟,要翻天等等。搞得人心惶惶,群众义愤填膺。这种情绪经支左人员断章取义的电文一诱发,很快引起一些地 方写报告、打电话或派专人请示要求杀人。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全县都相继出现了杀人事件。

(四)一些公社干部在公社范围内组织、策划杀人。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新田城关杀人后,新田所辖的二十一个公社,就有十七个公社,是以公社干部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有的首先在公社召开万人大会杀人。十七个公社召 开了十九场万人大会杀了一百零一人;有的下到大队督促发动杀人;有的调集武装具体指挥杀人。据统计,十七个公社就有一百三十余名干部参与组织策划杀人事件,而且多数是当时的党委书记、武装部长、文革主任、公安特派员。有的公社干部亲自动用枪支杀人。

二、关于杀人事件的终止情况。

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城关杀人到九月十二日,全县已有十五个公社发生了杀人事件,被杀者达一百二十九人。在这种情况下,县人武部于九月十二日,在人武部召开各公社武 装部长会议,传达四十七军“关于道县社情通报”的后一部分,即“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 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惩办外,四类分子不能滥杀,四 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 象的界限,这样才能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电文的后一部分虽然做了传达,但没有制止杀人的具体措施。这样,在传达电文后的十三号至十五号三天时间,反而出现了杀人高 潮,共杀二百三十人。其中九月十四日一天,就杀了九十二人。九月十五日,县人武部由 部长贾春主持召开了一个政法代表和造反派头头参加的紧急电话会,会议传达到了公社和大队一级。人武部根据九月十三日和九月十五日,四十七军关于“立即制止道县、江永等 县滥杀人的现象”的电报,贾春以“支左”部队的名义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一、必须坚 决贯彻党的政策,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二、坚决制止杀人,这是我县当前最大的问题, 即使罪恶多端的也一定要上报材料,违者责任自负。各级干部和文革组织,必须抓好这项 工作;三、对四类分子一定要提高警惕,要爱护革命群众;四、各公社所属机关、“文革” 组织和造反派要正确贯彻中央和四十七军的指示。夏能经同志代表政法机关讲了四点措施: “一、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要依法承办的,必须整理好材料上报专政机 关批准才能逮捕法办;二、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罪该杀掉的,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不经批准,不能滥杀,谁杀谁负责任;三、对一般违法犯罪分子,必须贯彻毛主席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强迫他们老老实实改造;四、对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照团结教育的方针,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并要求公社、大队立即召开大队、 生产队、造反派会议,制止杀人。当晚参加电话会议的“湘江风雷”代表雷玉荣、“统战” 学生代表骆求成,还有“联总”代表均在会上发了言,表示贯彻执行四十七军命令,制止 杀人。第二天,即九月十六日,全县各公社均召开了不同形式和规模的会议传达贯彻,虽未彻底制止,但杀人问题总的趋向缓和。

九月二十五日,四十七军又发出了制止杀人的命令,指出:“杀人是违反宪法的,希望你们紧急行动起来,认真贯彻六六通令,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杀人,杀人者必须受到国法制裁。”县人武部及时地将电文传达到了公社,直到十月十八日以后, 这个严重的事件才完全终止。

这次杀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全家被杀光的七十户;被迫外逃的五十八人;造成孤老残无人抚养的七十人;近百名妇女携儿带女被迫改嫁;被害人的房屋被侵占、变卖、私分、 拆毁、倒塌、损坏的有二百零五户,四百二十四间;大型农家用具被查抄的四百三十七户, 计十一万余件;劳动日工分被无偿侵占七万五千三百多个;查抄现金九千六百五十余元, 粮食七万余斤;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近百万元。

三、善后安置处理情况

全县“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恶果。为认真处理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挽回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平息民愤,愈合伤痕,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根据地委的部署,在县委的具体领导下,按照省委(1985)12 号文件精神,从以 下几个方面做了安置处理:

一是在政治上。对“文革”中被杀者政治上恢复了名誉,以县政府的名义给家属子女发了被杀者平反通知书。在安置处遗工作中,以村为单位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团结会,消除 积怨,安定人心。

二是在经济上。根据地委下拨的处遗安置费,经县委研究,已下拨抚恤费 126022 元,财产损失补偿费 72233 元,房屋新建维修补助费 143000 元。外逃回归人员安家费 12900 元。对无人抚养双孤人员,每人每月发给十二元的救济金,现已下拨 17800 元,造成生活困难给予困难补助费 139000 元。妥善安置了遗属。

三是对人的组织处理上。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四年间,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依法对十二名在杀人事件中犯有狭私报复,煽动、轮奸杀人的犯罪分子给予了法律制裁。其中枪毙三名,判刑九人(开除党籍四人,开除公职两人)。在此次清理中,根据省委十二号文件精神,对为首组织策划参与杀人以及充当杀人凶手的少数党员干部、教师职工,按照所 犯错误性质情节轻重,责任大小,认罪认错态度好坏,对问题特别严重的宋柏玉、杨世福、 夏土才、胡米贵、肖帮元、王友宏,县委报经地委批准,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对在杀人 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一百六十七人分别给予了党政纪处分。给予党纪处分的一百四十四人,其中开除党籍的一百二十五人,留党察看的七人,整党中不予党员登记的十二人。党纪处分人数占党员牵连数的百分之三十点三。给予政纪处分的二十三人,其中开除公职的三人。

通过处遗工作的全面落实处理,使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发展了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巩固发展,基本达到了省委提出的“愈合伤痕,加强团结,合衷共济,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根本目的。

中共新田县委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五日

来源: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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