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7-10 作者：[待确定]
1967年，我县有9个区，1个镇，42个公社，2个林场，662个大队，4279个生产队，11万558户，46万8326人。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国家法纪，破坏党的政策，煽动无政府主义，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县发生了持续68天的杀人事件。有杀人的9个区，36个公社，99个大队，467户，被杀889人，还有的被迫自杀的204人，共计1093人。这给社会安定团结，共产党的光辉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粉碎“四人邦”后，特别是党的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按照省委（1979）5号文件、（1985）12号文件及地委（1984）15号文件的指示精神，从开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着手，统一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层层确定领导分管，建立专门班子，组织专干138人，分工包干负责，做了8年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完成了省地委交给的任务。促进了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持续发展的可喜局面。
我县南部地区的梅岗公社与道县杨家公社毗连。1967年8月16日，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一妇女回娘家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探亲，传说郑家大队杀地主的情况。当晚，小欧家大队成立民兵指挥部，第二天下午召开群众大会，贫协主席欧贤昊煽动说：我们大队的“四类分子”已经在磨刀了，要杀我们的党员、干部，要翻天，夺我们的红色政权，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四类分子”杀我们的党员干部，也要采取道县郑家的办法。通过大队、生产队干部会的策划，把“四类分子”及子女6人推入地窖内烧死。8月19日相邻的邹家、大欧家、周家山大队也出现了杀人事件。县革委的负责同志彭雪保闻讯后带领干部就地召开会议，明令制止杀人。但少数人不听劝阻，阳奉阴违，水市、大阳洞、香花铺、大界5个公社，27个大队继续违法杀人，被杀者245人。此歪风括/刮到湾井区，被杀44人。
北部地区的柏万城公社与新田县的枧头、十字公社相邻。9月13日，柏万城公社燕村的地主彭运痂由十字圩回村，向地、富家庭的人传说：新田在杀地主了，商量逃跑计划，被民兵发觉，经大队组织策划被杀7人。此风蔓延到本区的4个公社，22个大队，被杀者145人。
由于党的机关瘫痪，县、区领导同志受批斗，在南、北两股黑风的影响下，其他区、社也先后出现了杀人事件，直至10月25日才终止。这次杀人事件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当时全家被杀光的56户，被迫外逃的284人，被迫改嫁的60人，孤老伤残无人扶养的120人，房屋侵占后损坏的236间，被集体拍卖的213间，拆毁和倒塌的225间，被抄财物按当时估价31万多元。有的遗属到中央、省、地、党政军机关上访鸣冤，影响很坏。
全面处理“文革”中的杀人问题，我县是从1979年1月，省委发出5号文件开始的。县委确定一位常委和纪委会一位副书记负责，在落实政策办和信访办抽调4名专干，配合区、社调查被杀人员家庭房屋财产查抄及遗属的生产生活概况，同时宣讲党的政策，做思想教育工作，由当地党组织，在群众会上口头宣布为被害者平反，还发给385户遗属的困难补助费10万4620元。地委~~（1984）15号文件下达后，县委把查处“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书记过问，一位副书记具体抓，在县区政法、纪检等部门抽调了素质较好的干部32人，分设政法组，党政纪处理组和综合安置组。9个区、39个乡都有一名副书记专管，组织138人的专干队伍，排除各种干扰，查清了“文革”中杀人的来龙去脉，房屋侵占、财产被抄，遗属的生产生活等问题，按照省委（1985）12号文件精神认真作了落实处理，主要做了下面几方面的工作：
一、统一思想认识，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处理“文革”中杀人的遗留问题，首先要排除“左”的思想障碍。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曾有部分同志对乱杀人的后果认识不清。有的说：过去杀了几个地主，难道现在要抓几个贫下中农呀？对专干则说，屁古坐歪了，为地、富阶级讲话；有的区、乡干部强调工作多，处遗困难大，持消极态度；加之某些基层领导班子经过调整，新官不愿理旧事，工作抓的不得力。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多次召开区、乡党委书记会和专干会，通过他们再分头召开区、乡干部和村党支部会议。从总结前段工作入手，全面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联系“文革”中杀人的实际，学习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广泛进行法纪教育和党性教育。通过学习和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左”的影响，进一步认识了践踏国家法纪，乱杀人的严重恶果，增强执行政策，做好工作的责任感，自觉克服派性，坚持党性，把各项遗留问题处理好。
被杀者遗属大多是通情达理的，但也有的思想暂时转不过湾来，说什么我家被杀3人，要3个人头来抵命；要收揀死者遗骨垒祖坟，开追悼会；房屋财产损失要当事人赔偿……等。他们在十年中的处境，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有些偏激的语言和不切实际的要求也是教育问题。我们向各级党组织和专干人员明确规定，要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贯彻处遗工作的全过程。使他们认识到，乱杀人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殊问题，自觉地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邦”身上，消除不必要的积怨，团结一致向前看。大阳洞乡大阳洞村张成宏，一家被杀2人，房屋3间被集体出卖，财物全被抄光，兄弟俩被迫在外过流浪生活十多年。由于学会了井下钻探技术，在广东省连县一带被乡镇煤矿雇用打井，工资高，收入多，不仅成家立业，还在家乡兴建了三百多平方米的楼房。乔迁新居时，他设晏款待亲友，村组干部，还把过去参与杀害亲人的也请去做客。在酒席上张成宏说：“文化大革命”把我一家搞苦了，三中全会的政策好，我现在的一家致富了。我们要丢掉过去看将来，勤劳致富搞四化。近3年来，他买国库券4000元，群众向他借款的7户2100元，86年还从外地引进养蚕技术，与人合伙在村前的十多亩荒洲上种上了桑树，在种养方面又有了可喜的收入。
对遗属的有理申诉，尽可能满足要求。清水桥乡平田村欧阳昌飞，孤身一人，“文革”中被杀，其五叔父欧阳维均在郴州市职业中学任教员，伯父欧阳维一，1948年出国在马来西亚定居，堂姐欧阳昌立在巴西圣保罗市化学商行任秘书。三中全会以来，欧阳维均为侄儿被杀，多次向上级党政机关申诉，要求惩办杀人凶手，退给被没收的39间房屋。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原公社党委书记已逮捕法办，欧阳昌飞被杀后的2间房屋没有变动，其他37间房屋是土改复查时没收分给贫下中农居住的，从“文革”中杀人处遗工作的角度不便办理，县委考虑处理好这一问题是政治上的需要，决定由侨务办调查核实，按有关华侨私房的政策处理。报经省、地侨务办批准，县侨办与欧阳维一家的代理人欧阳维均达成了协议；欧阳维一先生在土改时被没收的房屋，可以退还，但考虑房屋分得户的实际困难，为有利团结，由侨务部门补给欧阳维一18200元。为此，欧阳维均同志代表全家在口头和书信上热情赞颂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决心积极报效祖国，献身四化。
二、切实做好善后安置工作，帮助遗属解决实际困难。
过去，对被杀者只是在群众会上口头宣布平反昭雪，有的听到了，有的没听到，特别是在外地的遗属不放心。1985年10月，我们以县政府的名义给被杀人员发了平反昭雪通知书。“文革”中被迫自杀的通过查清事实，正确结论，由结论单位向其遗属发给平反通知书。农村的乡党委还以村为单位召开平反大会，消除影响。
在经济上，给予合情合理的补助，帮助遗属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是安定团结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的亲人被杀，房屋被侵占，家里财物被抄，给生产生活带来了困难。他们中，有的流落乞讨者，有的越级上访露宿街头，有的远离家乡隐姓埋名，招亲落户。县委面对这些情况作了多次研究，首先是教育基层干部尽最大努力，清退房屋财产，安排吃、住和生产场地。在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发放了10万4260元的补助费，解决一些特殊困难，使之安居落/乐业。由于集体和县财力有限，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得到合情合理地解决，本着既要稳定局势，又要解决问题的原则，我们组织力量，集中1、2个月时间，再次逐户地进行调查核实，填表造册，与遗属见面。而后按照地委15号和省委12号文件的规定精神，制定了经济补偿的范围和原则。?、被杀和被迫自杀者，每人发给抚恤费150元。?、原房在的，一律退还；变卖的帮助赎回，损坏了的补偿修缮费；房屋拆毁或倒塌了，遗属需要住房的，一般帮助兴建两间，每间补助600元，人口较多的，每户补助1800元，遗属不需住房的，拆毁倒塌的每间补偿100~500元。?、杀人时被迫外逃，84年回归安家的每人外省的补助300元，本省的200元。?、亲人被杀，遗下的孤老孤残人员，每人每月发给生活救济费12元。?、财物的损失处理是：原物在的退还原物，原物不在查无下落的，按当时估价补偿四分之一，?、特殊困难的，再适当增补。按照这个范围原则，县委负责同志带领县落实办的负责同志会同区、乡联合办公审定发给被杀和被迫自杀者抚恤费15万3750元；外逃回归人员安家费42300元；孤老孤残人员救济费27156元；（87年起由民政局发）；退还被占用的房屋453间，其中补给修缮费22881元；房屋被集体变卖，帮助赎回213间，赎房费64824元；被拆毁和倒塌的房屋，遗属需住房的，集体用公房抵退32间，帮助兴建191间，补助金额113600元，不需住房的补助66350元；财产损失补偿12万1215元；困难补助11万6348元，共计72万8424元（其中国家补助706744元）。
通过上述善后工作的处理，遗属满意，群众反映很好。永安乡浪石桥村姜志生3个哥哥被杀，2个姐姐在北京内燃机总厂和无线电器二厂工作，本人外出廿年来，他与姐姐多次向中央领导机关申诉，要求惩办凶手，追认被杀者为烈士，赔偿被集体拆毁的全部房屋财产、安排吃国家粮，作固定工。通过县、区、乡多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提高了认识，转变了观念，加之对组织策划杀人者给予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在经济上补偿2730元为之购买了一栋房屋，安排了责任田土。他于1986年与本村女青年结了婚，表示感谢党的关怀，再不给领导添麻烦。梅岗乡大欧家村欧正斌的父、母、弟、妹4人被杀，本人长期在外，房屋被侵占，生产生活用具全被抄光。1981年7月，他携妻带子到北京上访，其妻不幸病死于北京。我们按上级指示派人向中办信访局和最高人民检查院汇报情况，将欧正斌及其小孩接回。由于善后工作做得细致扎实，使他及其在广东、河南、长沙、四川等地工作的兄姐都比较满意，再也不上书上访了。
三、坚持实事求是，做好组织处理。我县“文革”中杀人是基层自发的，涉及840人，其中党员376人。又是已过十八、九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有关人员的处理上，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慎重其事，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尽量扩大教育面，宿小打击面。
通过查清杀人的来龙去脉，分清责任，查案人员到现场核实材料，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原则，按照省委（1985）12号文件的规定，给予各种处分的121人，占有牵连人数的14.4％，其中逮捕判刑23人（1人在逃），开除党籍的77人，整党中不登记的9人，留党察看的20人，严重警告的6人，受到党纪处分的，占牵连党员人数的29.8％。由于处理恰当，群众满意，本人服气。水市乡水市村党支部书记刘祝清，为首组织策划杀害4人，遗属上访要求政府给予惩办。开始本人害怕，企图开脱责任，通过查案人先后艰苦细致调查，县委领导找其谈话，教育开道/导，他认识了所犯罪行，主动向遗属认错道歉，求得谅解。县委根据他的悔解表现，只给了开除党籍的处分。他感谢组织上的从宽处理，并表示现在不是党员了，还要按党员的要求，协助组织做好工作，将功补过。上龙盘乡桐梓坪村胡乾恩，“文革”时任大队治保主任，亲手杀死3人（其中叔母1人），是整理材料准备逮捕的，由于他主动向遗属认罪赔礼，退赔所占用的一切物资，态度诚恳，取得了遗属的谅解，只在整党中作了不予登记的处理。相反桐木漯乡农机站站长陈继培，“文革”时是公社“文革”副主任，是策划杀人的协从者，错误不太严重，但在处遗工作中，态度不好，恶语伤害遗属，给了留党察看，撤销职务的处分。
由于事实清楚，证据准凿，责任分明，秉公办案，对个别遗属提出从重处分的不实之处，就有了说服力，使之放弃了要求。当事人态度不好的也无法开脱罪责。受到各种处分的121人中，只有3人有过不服的申诉，占被处理总数的2.4％，通过教育，认识了错误，甘愿接受组织处理了。
四、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愈合伤痕。“文化大革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特别是乱杀人，给其遗属带来了不幸，思想上有了伤痕。在愈合伤痕方面，我们做了如下工作：
一是紧密结合整党，对广大党员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进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增强党性的教育；在政治思想上，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正确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遗属在政治上一视同仁，生产生活的困难如实帮助解决，使他们吃有粮，住有房，生产有场地，安居乐业，体现党和人民政府的温暖。
二是以原大队为单位，把与杀人有牵连的人，组织起来办学习班，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鼓励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主动认罪认错，取得群众的谅解，争取从宽处理。梅岗乡大欧家村欧来翠“文革”中任大队民兵营长，是参与策划杀人的一般成员，由于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原党支部书记和贫协主席已死，害怕遗属把主要矛盾对准自己，办案人员不实事求是，罪责难分，暗地里全家痛哭，欧则背起被子到乡政府要求送公安局坐牢，以此减少刑期。在学习班上，他如实交待了所犯错误事实，并能揭发检举别人，主动向遗属赔礼道歉，得到了从宽处理，即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三是引导受害者遗属向前看，顾大局，清除积怨。东城乡下陂村李统生、李孝生的哥哥被杀，其母又被迫自缢，为首组织杀人者和杀人凶手已于1970年9月逮捕判刑。后来李统生等人提出，要把杀人凶手逮捕重判，家里所受经济损失要当事人赔偿，收饰被杀者遗骨，为之垒坟立碑。这些确系不合理的要求。县纪委、落实办、信访办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到他家走访谈心，耐心解释，说明情况，宣传政策，使他放弃了不合理要求，现成了农村勤劳致富的带头人。1986年元月，我县有2批13人上访北京，把他们接回后，耐心听取了意见和要求，由落实办和信访办派人同他们一起学习省委12号文件解开思想疙瘩。凡属有理申诉，本着从高从优的精神，帮助解决好。大阳洞村张明濂一家被杀5人，本人和儿子外逃，归来时无住房，我们用2900元，把他家在“四清”中因经济问题抵账到队，而队又以出卖给私人的4间屋赎退了。张于1951年任公办教师，1963年以其品德不好，有偷盗公款行为，宣传部批示要其解职回家，经教育部门复查，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研究收回作退休安置。他全家向党感谢，在被杀人员遗属中，得到了好的反映。
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上，我们以乡为单位召开了被杀者遗属、责任人、新、老干部的团结会。在会上各方代表发表了热情洋益亲密和睦，团结一致向前看，共同努力搞四化的意见。柏万城乡燕村陈忠燕的母亲及一个哥哥被杀。他与弟陈忠烈被迫流浪新疆等地多年，~1985年归来，因病年老每月发生活救济费12元，陈忠烈恢复教育工作，对其他问题的处理也比较满意。在乡政府就地组织的团结会上，与杀人有关的原大队支书陈先斌向遗属检讨了错误，并赔礼道歉，请求谅解。接着陈忠燕说：我家被错杀2人，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那时有的人做了错事，也是受蒙蔽的，现在又认识了错误，决心悔改，我们都不要记过去了，从今天起，全部丢掉，要以实际行动来搞好团结。会后陈忠燕设晏，请到会者吃了团结酒。
由于“文革”中杀人的处遗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特别是思想问题容易复发，仍有善后工作，要继续抓紧。如梅岗邹家村邹金阶，其母被杀，五兄弟外逃新疆哈佛农场落户，均已成家立业，家有4间房屋。被集体拆毁，本人要求惩办杀人凶手，退赔原有房屋。该村被杀5人，为首组织杀人和杀人凶手已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集体资金加上政府支持，原已二次补助580元，85年又确定补助房屋和财物损失费2700元，他拒不签字领取，石家洞乡上洞铺村石珍其父被杀，母代女改嫁，本人长期外出，被拆房屋已经赔偿，乡政府还为之购置了一套生产生活用具，划给了责任田土，供应了连续3年的统销粮，他坚决不回原籍生产劳动，经省、地有关单位研究又被破格招雇在零陵煤矿做合同工，现已成家，生下一小孩，本是从高特殊照顾，但仍不满足，还上访要求全家吃国家粮，由矿工改调其他单位工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基层干部认为处遗工作已经完毕，思想上有所放松，新出现的个别问题，也就不那么认真处理了。
总之：“文革”中杀人问题的组织处理，善后工作的安置等任务，就全县来说是完成了。但工作并未结束，全县各级党委仍要继续关注。如对有关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还要继续坚持一段时间，使之逐渐消失；当时被迫外出以后回归的还要安置落实，今后遗属中发生的特殊困难，还要作社会问题帮助解决；对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人，要亲近他们，不要歧视、讽刺，教育他们正确对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从而使几年来的处遗工作成果得到巩固，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中共宁远县委员会1987年7月10日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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