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7-15 作者:[待确定]
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我县在“文革期间发生的杀人”事件,后果是严重的。为了吸取 历史的教训,妥善处理好“文革”杀人的遗留问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和政府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1979)5 号文件精神,组织专门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1985 年省委再次下达了十二号文件,使县委和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指导思 想、政策原则、工作步骤和工作方法。书记亲自挂帅,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班子,确定专人 负责,对“文革”杀人问题进行了全面复查。逐件逐人进行调查核实,按政策原则追查了 部分当事人的责任,同时做好了被害者家属的安置工作。这样一来,明辨了是非,严肃了 法纪,消除了隔阂,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势,促进了经济建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现将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1984 年机构改革后,我县共有 11 个区、一个区级镇(金涧区已交金涧林场代管不在 其内)。85 万人口。在“文革”期间,杀人风涉及到了观音滩、大忠桥、肖家村、黄泥塘、 潘家埠、下马渡、大村甸、黎家坪、文明铺 9 个区。34 个公社,60 个大队,85 个生产大队。被杀和被迫自杀 245 人,其中被杀的 114 人。从成份上看,有 4 类分子 32 人,地富子 女 36 人,贫下中农 31 人,其他 15 人;从职业上看,有国家干部 3 人,教员 2 人,工人 1 人,医生 2 人,农村社员 103 人,城镇居民 3 人。被迫自杀的 131 人中有四类分子 26 人, 地富子女 20 人,贫下中农 25 人,其他 60 人;从职业上看,有国家干部 19 人,教员 25 人,医务人员 7 人,工人 14 人,农村社员 64 人,城镇居民 2 人。被杀的 114 人中,斗打后捆绑丢入河流水库、塘坝淹死的 51 人,斗打后挖坑活埋的 22 人,用梭镖利器杀死的 9人,用鸟枪打死的 10 人,在斗争会上,活活被打死的 22 人。
从时间划分,1967 年 9 月至 12 月被杀的 83 人,被迫自杀的 18 人;1968 年被杀的 12 人,被迫自杀的 6 人;“文革”其他时期被杀的 19 人,被迫自杀的 107 人。
文革杀人最为严重的观音滩、大忠桥两个区。观音滩区被杀 32 人(有 31 人集中在原周塘一个乡)。被迫自杀的 7 人;大忠桥被杀的 35 人,被迫自杀的 1 人。
在“文革”动乱中,党政机关受到冲击,法纪遭到了践踏,无政府主义泛滥,极左思潮发展到了顶点。尤其是 1967 年 8、9 月间,道县“杀人风”传入我县部分区、社,到处 谣传着:“阶级敌人组成‘暗杀团’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这些谣传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动乱,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了部分公社、大队擅自将四类分子和一些出身不好的人批斗处死,其情况错综复杂。
1967 年 9 月初,原零陵县(现冷水滩市)香花坝公社开始杀人。我县靠近的滴水公社 群众亲眼看见那里的造反派,把一些所谓“暗杀团”分子捆绑拷打后,丢入湘江河中淹死。 人们信以为真,阶级敌人组织了“暗杀团”。67 年 9 月 18 日的晚上,滴水村几个社员从外面回来,在途中看见山上有人打电光,当即向公社报告:“我们亲眼看见‘暗杀团’到 我们这里来串联了。”当时的公社干部偏信了这种谣传,立即打电话到祁阳武装部,要正 在开会的公社武装部部长尹光宇回来。尹回公社后,与公社信用社主任朱本厚等人商量, 立即召开各造反派负责人和部分干部会议,确定次日分头通知全公社各大队四类分子和有 历史问题的人到公社集中训话。训话结束后,将确定有重大嫌疑的周开庆等四人留下关押 起来。9 月 20 日晚上,尹光宇再次召集各造反派负责人进行研究。次日召开全公社群众批 斗大会,以教训全公社的四类分子,必须老实守法,不许乱说乱动。9 月 21 号上午,全公 社群众集中在尹家屋后宽阔的空坪上,批斗了周开庆等人,在批斗中把群众激怒起来了,要求把周开庆杀掉。尹在此情况下点头同了意。造反派就将周开庆押至湘江河边枪决了,并将死尸抛入湘江河中。
1967 年 9 月 22 日至 23 日观音滩周塘公社在任长勇(公社组织委员)、唐兴文(公社 秘书)的组织指挥下,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杀人事件。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9 月 19 日傍 晚,周塘公社皇福大队,柏秧秀把家住本公社吉庆大队的两个弟弟柏发家、柏发会请来 晚饭,安排次日凌晨到大忠桥购买老木(棺材筒子)。住在柏秧秀隔壁的于知妹(柏秧秀 婆家弟媳)捏造事实,谎报情况,说柏秧秀和柏发家昨晚在房中秘密策划,组织“暗杀团”。 吉庆大队造反派对柏发家本有怀疑,听到反应后,立即组织造反派和民兵驻守在柏发家等 人背树回来的归途中(野鸡皂)。傍晚时分,柏发家等挑着老木筒子到来。当即将柏发家, 柏发会及柏秧秀的两个儿子刘松青、刘祥凤抓起来。将刘松青、刘翔凤连同柏秧秀本人交 给皇福大队造反派关押起来。将柏发家、柏发会兄弟押回吉庆大队审讯。任长勇带领信用 社干部于良棉去吉庆大队。亲自指挥对柏发家、柏发会的审讯逼供。柏发家兄弟在拷打受 刑不过的情况下,胡乱交出了一批“暗杀团”的假名单。任长勇等人又采取顺藤摸瓜,层 层逼供的办法,取得了一批所谓“暗杀团”成员的名单。9 月 22 日上午,任长勇回到公社, 公社正在召开大队治保主任会议,任长勇在会上将他在吉庆、周塘两个大队审讯柏发家、 于定芬、于本柏所招供的“黑风暗杀团”成员名单。在会上宣布,并说:“下面磨刀的多, 我们公社就是没有一个那样的猛子敢动手。”周塘大队治保主任于兆田提出:“杀人要经 中央批准。”任长勇说:“道县杀那么多人,经哪个批准,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 农。”会议气氛由治安工作会议转为了部署杀人会议。散会的当天下午,容驷大队就开斗 争公审大会,杀了于为治等五人。23 日清晨,又通知各大队派造反派代表到周塘大队开杀 人现场会,促使了全公社各大队都行动起来。这个公社 9 月 22 日杀了 5 人,9 月 23 日杀了 26 人,两天共杀了 31 人。同一时期“杀人风”刮到了大忠桥区。这个区除祝兴公社外, 其余六个公社均有杀人。1967 年 9 月 21 日晚上,上马公社上椿大队地主柏汉英的儿子柏天明,在外面吃酒回家经过队里的晒谷坪,随手捡了一颗石子向正在坪上守谷的两个社员扔去,他们便认为是“暗杀团”谋杀干部的动向。次日,支书柏付敦(已死)和治保主任柏承财将这情况向公社公安特派员肖绍宽、武装部长邓吉艾反映说:“上椿的阶级敌人已 经开始动手了,请赶快采取措施。”肖、邓立即带人到该大队搜查,在搜查中,发现地主柏警天家里用毛主席像盖坛子,展开一看,像的一只眼睛被撕烂了。当即把柏警天的儿子柏兴欧(当年 15 岁)抓到公社审问。柏兴欧在拷打逼供的情况下,乱交了本村有个“暗杀 团”组织。并交出了参加暗杀团的人员名单。肖、邓偏信假供,把柏兴欧所交供的人员抓 到公社集中关押起来。肖、邓亲自组织审讯拷打。在公社审讯中,被拷打死了两人。9 月25 日全公社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在批斗会上打死 3 人。并将未打死的两人,也一起活埋了。
1967 年 9 月 26 日,该区马江公社和平大队单身汉郭克井从零陵方向做工回来,有人向公 社报告,郭克井从零陵带了“暗杀团”来了。公社公安员张建志闻风而动。带领人员前去捉拿,郭见势头不对,急忙奔跑逃命,被造反派用梭镖杀死在水沟中。
杀人风刮到肖家村以后,这个区的百里、火田、龙桥、黄市、肖家五个公社,也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1967 年 10 月 8 日,肖家村公社共和大队造反派将王荫甫父子批斗后, 打入红薯窖眼里活埋了。1967 年 9 月 28 日,黄市公社农科大队社员奉昌运从长沙回来。 被大塘大队造反派抓住,当晚严刑审讯,押送公社。9 月 30 日上午 8 时,聚集群众千余人, 大喊要公社把奉昌运、黄秋和(社员)交出来。公社把大门闩上。群众爬墙而入,打开大门,扭断关押奉昌运房间的门锁,由石吉奎、刘南生、黄仁贵等人将奉昌运押到背积岭用 梭镖杀死。
1967 年 9 月底,黄泥塘区的唐家岭、黄泥塘、石梓塘公社,也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 唐家岭公社新义大队社员唐署。出身旧军医,医术较高。平时常有群众请他治病。因此, 造反派认为他不老实。借看病之机会,到处搞反革命串连。1967 年 9 月 24 日,唐署正在 给生产队放牛。公社造反派负责人唐晓阳等。把唐署抓到公社关押起来(当时被关押的计30 余人)。9 月 29 日在下埠头(队)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将唐署等“阶级敌人”抓到台上 批斗。最后宣布:“唐署是历史反革命。近来,借外出看病的机会。搞反革命串连。今天一定要严肃处理。”手持梭镖的民兵一涌而上,将唐署推到河边,用梭镖杀死。把死尸抛入湘江中。在抓唐署的同一天,黄泥塘公社武装部长唐谋金、公社特派员段任栋召集各造 反派头目和一部分公社干部参加的会议,研究如何对待“暗杀团”问题。会上研究决定: 次日(9 月 25 日)召开群众大会,将认定为“暗杀团”成员的陈小西、易名波两人批斗处 死。次日十一点左右,批斗大会还未开始,区公安员刘景新等三人闻讯赶到,宣传政策, 禁止杀人。唐、段二人当面表态不杀了。但等区干部一走。唐谋金重新召集群众开会,宣 布“把陈、易二人处死。”并指挥民兵将被捆绑的陈、易两人拉到船上,行到河中,推入 河里淹死。
“文革”杀人风不仅在湘江以南的各区刮了起来,同时也波及到了江北的潘家埠、下 马渡、大村甸、力家坪、文明铺等几个区。这些区的个别大队也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潘 家埠区下七渡公社广济桥大队年轻社员杨荣笃,因与对河的石坝公社一个常在外捕猎的人 有过几次来往。被造反派认为是搞反革命串连活动。当时的公社公安员丁冬元与造反派头 目徐千玉等人。将杨抓到公社关押审讯。杨不承认。就说他不老实。便于 9 月 29 日召开全 公社群众大会,进行残酷批斗。批斗会中,一个造反派跑来向大会主席台递上一张纸条, 纸条是当时被关押在谷仓里的杨广生写的。杨广生是杨荣笃的弟弟(15 岁),因对造反派 的行为不满,纸条的大意是:“我哥犯了什么法,你们那样斗他、打他”。丁冬元等人当 即派人把杨广生抓到台上一起批斗。大会开到下午三点左右,杨荣笃兄弟两人被斗打得遍 体鳞伤。丁冬元等人决定将杨氏兄弟背靠背的捆绑在一起,推入湘江河里淹死。塘弦湾公 社龙七大队李祖旷,因历史有些污点,1965 年定为管制对象。因独身一人,晚上有外出找 熟悉人道白的习惯。加之与原队长李兴智有些意见,李兴智平时奈他不何,想借此机会对 他进行报复。李在造反派头目中宣扬。李祖旷晚上在外搞反革命串连。1967年10月11日下午村上召开各造反派头目和部分干部会议,秘密研究如何处死李祖旷的问题。并决定当 晚在大院空坪里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李祖旷。批斗会开到了 11 点钟左右。李兴智等人按原定 的计划。假意说把李祖旷押送到公社,但押送到区粮站时,却又不朝公社走。而朝着湘江河的方向走。李祖旷急了,大声叫喊救命啊!押送的造反派,将原来准备好的一块破抹布塞进李祖旷口里。周福生、李兴春等人把李祖旷强制推到区医院附近的高石山岩下的湘江 河里淹死。
1967 年 9 月下旬,正是杀人风在祁阳盛行时。我县接到了四十七军关于制止杀人的命 令。县武装部出面,组织人员分头下到各区、社、大队做制止杀人的工作,所以,9 月底 全县杀人风基本平息了下来。由于宣传有死角,加上极左思潮严重,故而杀人风的余波到
1968 年 8 月以前还没有完全平息,有少数社队还先后发生了杀人事件。
1967 年 10 月间,文明铺区文明铺公社同德堂大队,还出现了将教员陈运寿及其儿 陈楚保一同处死的严重事件。事件的经过是:1967 年 10 月 21 日,同德堂村 6 组社员在新 家岭摘油茶,社员陈运育之子陈朝明与陈运寿之子陈楚保为挑茶子吵架,本来陈朝明无理, 可是陈朝明家是贫农,陈楚保家是地主,在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支书陈景敏便 责令陈楚保赔礼道歉。第二天下午,陈运寿从县里开会回来,对处理不服,要找支书陈景 敏申辩。未找着支书,便与本队政治队长陈运开谈论。被当时“湘江风雷”支队长陈世柳听着了,就告诉陈景敏说:“陈运寿说你昨晚上处理错了。说你的屁股是坐在刘少奇一边。” 陈景敏听后非常气愤,立即找来六、七、八三个队的队长、会计和大队文革主任陈运纲。 研究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对陈运寿进行斗争。在斗争中陈运寿不服申辩,就说陈不老实, 有人就动手打。当场陈运寿、陈运大(陈运寿之弟)、陈楚保被打晕。陈世柳提出:“这 些地主狗崽子不老实。把他们送到公社去!”陈运寿等人苏醒过来后,由陈运尧、陈世柳、 陈景发、唐太平押解。在押送途中,将陈运寿用鸟铳打死,把陈楚保用镰刀砍死。
1968 年 2 月 8 日,刚过春节后,肖家村区汪家公社青年社员李朝喜,到百里公社马国 正家里玩耍,被公社干部和当地造反派认为李是来搞反革命串连的。将两人抓到公社,召 开全公社群众大会批斗。在批斗大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刘厚福宣布交群众处理。部分群众 和造反派将马、李两人推入红薯窖里活埋了。肖家村原龙桥公社(现合并到黄市乡)龙桥大队造反派李深胡,因与杨秀全有老仇,1968 年 6 月 15 日第一次批斗会上。李将杨的三岁的儿子杨金平,从杨的妹妹手中夺过抓住双脚往神凳上砸去。当时负重伤,造成脑震荡的终身残废。6 月 18 日第二次批斗会后。李借押送杨回村之机。押解至刘家茶山中用禾枪 和梭镖活活戳死。手段极为残忍。
1967 年 8 月 21 日,大忠桥区马江村曹子月被斗打成重伤后,自缢而死。68 年 8 月 21 日,其子曹冬发从武汉大学毕业回来探家。其母邓带则向儿子哭诉曹子月被斗打死亡的情 景。本队队长唐在华当即向公社干部张建志反映情况。说曹冬发回家来为死去的父亲翻 案……张建志等人当即决定,当晚召开批斗曹冬发的大会。会上将曹冬发斗打致伤。押回公社后。造反派郭用铭又用一根木棒朝曹的胸部猛打三棒。晚上把曹关押在公社门口一间放石灰的空屋里,因受伤过重,当晚死去。
为了消除由于“左的影响造成”文革杀人的恶果,做好被害者遗属的安置工作,以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我县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处理工作。 特别是 1984 年 8 月以来,根据中央、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县委把处遗工作列入了重要议 事日程,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统一各级领导班子思想认识的基础上,逐级确定专人 负责,层层建立班子,还从纪委、组织部、政法、民政、财委、经委等单位抽调了 23 名干 部,组成了“文革”杀人问题处遗工作队,由一名县委副书记挂帅。县委办一名副主任专抓。组成秘书综合、刑事专案、党政纪处分、善后安置等四个组。深入基层协助区、乡搞 好调查研究,广泛开展彻底否认“文革”的教育,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按照省委(85)12号文件精神,对有关当事人作出了恰当的处理。对受害者家属耐心细致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在经济上予以恰当的赔偿和补助。几年来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对主要当事人作出了恰当的处理。“文革”杀人问题牵涉面广,情况复杂,时 间已久,特别是对当事人没有什么文字记载和材料依据,每核实一个案件,必须经过反复 多次调查。不厌其烦地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得到比较真实的情况。得出比较准确 的结论。经调查核实。全县共杀人 114 人。牵涉到有关当事人 293 人。其中国家干部 26人(内有党员 23 人),大队干部 145 人(内有党员 27 人),造反派群众 122 人。在这些当事人中。通过反复多次核对事实。按照省委(85)12 号文件精神,本着宜宽不宜严,宜 轻不宜重,宜少不宜多的指导思想,对少数罪恶大,错误严重,群众和遗属意见大。不 理不足以平民愤的当事人。分别追究了刑事责任和给予了党政纪处分。
全县共处理“文革”杀人当事人 43 人(内有国家干部 15 人,大队生产队干部 21 人, 群众 7 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 11 人(判刑 10 年的一人,7 年的 4 人,6 年的一人,5 年的 2 人,4 年的一人,3 年的 2 人);开除公职的一人;开除党籍的 9 人(内有国家干部 3 人,大队生产队干部 6 人);留党察看 15 人(内有国家干部 4 人,大队干部 10 人, 一般党员一人);给予其他党政纪处分的 7 人(内有国家干部 3 人,大队生产队干部 4 人)。 通过处理,基本上达到了受害者遗属、群众及当事人满意的目的。
(二)做好了遗属的安置工作 我县在做受害者遗属安置工作方面,以被杀人员的遗属为重点。同时对“文革”被迫自杀人员也做了调查结论。适当做好了善后安置。在整个安置工作中,均把解决实际问题 与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着重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对被杀害人员在政治上予以彻底平反。对“文革”被杀害的 114 人。以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印发了平反通知书。发给死者遗属,发给死者在外工作的遗属和其所在的工作 单位。并分别以乡、村为单位。在大会上宣布了平反。对于在“文革”期间被迫自杀的 131 人,也由各乡、村发给了平反通知书和在适当的会议上宣布了平反,恢复了名誉。
二是对“文革”中被杀害人员家中的房屋被侵占,没收拆毁的。按政策做了适当的赔 偿和安置。全县共被侵占、拆毁、没收的房屋计 23 户、44 间,面积 885 平方米。其中原 房被拆毁,现在遗属又无房屋居住的 2 户、7 间,面积 105 平方米,赔偿了屋价款 2300 元, 建房困难补助款 2000 元,解决木材指标 7 立方米;原房被拆毁一部分,遗属居住有困难的8 户、19 间,面积 285 平方米,赔偿损失 8185 元,解决木材指标 15 立方米;还有遗属“文革”中没有被挤占房屋,但住房却有很大困难的 5 户,除帮助解决生活补助外,还解决了木材指标 8 立方米,建房 11 间,总共帮助解决住房问题 15 户、37 间,面积 569 平方米, 赔偿和资助金额 12305 元。
三是对“文革”中被杀害人员家中抄没财物。经过调查核实后,认真进行了处理。全 县共有 57 户被害人员家庭被抄没了财物。计有大型农具、家具 301 件,现金 832 元,金银105 克,粮食 5360 斤,生猪 11 头。未参加分配的劳动工分 35970 分,以及其他物资 72 件。 共计拆价款 11428.5 元。按照原物在退原物,原物不在的适当折价赔偿的原则,共计退回了原物 78 件,赔偿经济损失 8317.35 元。
四是安置好由于杀人风影响被迫外流的遗属 7 户、28 人。通过县、区、乡、村各级做好工作,群众对被迫外流人员回归热情欢迎。为了妥善安置好回归人员的生活,县里解决 了木材指标 4 立方米,安置补助费 3200 元。
五是对“文革”中被杀人员的遗属生活困难的。经过反复调查各级党委认真研究,本着从实际出发解决,共解决困难补助 105 户,金额 81390 元。
六是对遗属中孤老、孤残和“文革”中被斗打致残人员,进行了全面调查。在澄清底子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比较评定,共定双孤补助对象 72 人,每人每月可以定期领取 生活补助费。
七是沟通思想,愈合伤痕,消除积怨,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处遗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了认真宣传党的政策,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为主。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做好工作,解除对受害者家属歧视的思想。做到一视同仁,关心他们,主动 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上一些实际困难;同时也对遗属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 认识到,家庭的灾难是“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左的路线造成的。粉碎了“林彪、四人帮” 两个反革命集团,就是给我们出了最大的气。现在又给被害者在政治上彻底平了反。对遗 属生活上妥善的照顾和安置,这只有我们共产党才能做得到。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 的英明伟大。党的政策暖人心,愿意尽弃前嫌,展望未来,团结一致搞好四化建设。在分别做好工作,沟通思想的基础上,各区、乡都分别召开了死者遗属、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座谈会。在会上各自倾吐了思想,表明了心愿,消除了过去的思想隔阂,融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
中共祁阳县委员会1987.7.15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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