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1 作者：[待确定]
[邓克生 （1911-1976），原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副校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文革中受到“审查”冲击，文革后平反。]
这一周的思想活动，为意外的事情所变动。上星期一到办公室，未见孙叔平一起来劳动，后知其为红卫兵带去，以后在街上看到“海报”才知道要开大会斗争孙叔平、陶白等人。此事在思想上的感觉，斗争是必要的，是一种革命行动。继又联想到自己，也应当公开批判斗争。思想上作准备，从文化革命的利益出发，应该欢迎这种斗争，不应当害怕。自己在思想上作此准备，同时在实际上也作了准备，随身带了几块钱和粮票，晚上睡觉也留心有无人敲门。准备有打门声即去开门迎接。
星〖期〗五小组会上，听说斗争大会的事情复杂，还有内幕，又引起思想迷惑。但最后想着：自己有罪，准备迎接批判斗争，这总之是应当的。因此还是时刻准备着。
星〖期〗五小组会上，有人提出要我主动揭发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引起了思想波动。我这向专门在考虑自己的问题，未想其他，现在，要把去年春夏季的事情加以回忆，因为我那时还是参加领导工作的。
对劳动改造有信心，有兴趣，因而在元旦休假时也上办公室作了两小时的劳动，算是1967年的一个良好开端，以后要更好改造自己。
看了元旦社论，初步感觉其特殊重要，准备在今后的几天内再认真地加以学习。
和南大同学谈话内容摘要
在场者：南大同学二人，本所杨俊光同志。
（一）回忆有关宣传部的领导问题：
①部里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重视，抓得不紧。
平常开会，都是讨论日常事务，事务主义，很少讨论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问题。
高干对毛选的学习都很差。“高干不如一般干部”，“宣传部不及其他口”的反映早就有了，但领导未重视，未采取解决措施。
宣传口高干学习毛选，曾经有过两次组织，由钱静仁和惠廉抓，欧阳自己没有抓。两次都虎头蛇尾。
欧阳主持过一次会，研究如何学习解放军那样学毛选。但最后无结果而散。欧在会上讲：解放军、服务性行业都可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搞宣传理论工作的，如何学，如何立竿见影，尚待研究。但以后也没有进行研究。
欧在一次会上、传达陆定一的讲话，学毛选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并以打乒乓球为例。
②对干部的思想领导问题
欧阳对孙叔平的问题早有所知，但从未把问题和大家谈过，没有引起大家来重视这个问题。（我本人也未重视，也要检查）而且，在最初一次成立写反修文章的写作组时，孙还被提在名单内负责哲学组。（孙自己要求处理，也未处理）
对文化局周邨、郑三前的问题，问题发生很久了，也未闻重视。
对陶白、吴天石的问题，也是早有反映，未作处理。
③在对研究所的工作领导上，平常对历史室所抓得紧，哲学也抓，对经济方面是不抓的。
抓历史室写茅山地区革命斗争史，恐怕与欧阳自己在该处历史有关。
否决历史室研究太平天国史，认为太平天国问题只有罗尔纲是权威，历史室没有资格去搞。
不同意哲学室搞中国哲学史，但一字未提要研究毛主席哲学著作。
④64年召集厅局长干部作整风检查问题：
事先未讨论，突然通知。（当时我生病住在工人医院）。检查时，和风细雨，大家心情舒服。检查以后也未作任何处理。现在想来，是在应付当时形势，是像周扬那样搞一场假整风。
⑤文化大革命以来。
积极推行“二月提纲”，在地市县宣传部长会上传达。戴为然主持，讲话，我在会上介绍了“二月提纲”之内容，以后有由华东局洪泽讲了话。后来中央指出“二月提纲”的反动性质，省里却没有在同样的范围内进行传达和纠正。
派工作组问题，如何决定的，我不知道，只是在决定以后，我去宣传部开了一次会，就是通知我靠边和实行而已。
（二）回忆有关省委的问题
①研究所的编制属科委，工作是由省宣传部领导，我们平常只与宣传部联系，没有同省委直接联系。
②省委负责同志平常是不来研究所的，但在1963年（？）有一天。刘、彭、陶、钱等很多人一齐来到研究所。谈话中，刘顺元大谈读书的重要，要研究所专门培养几个人读书。孙叔平将所里的读书计划汇报以后，刘连连点头称是。
③刘顺元多次提倡读《资治通鉴》，说它是一部好书。（这次来所时也大谈要读《资治通鉴》。）
④刘顺元曾多次盛赞唐太宗之为人，说他是历史上难得的“英主”，说他没有杀过一个功臣，比刘邦、比朱元璋都要高明。
⑥刘顺元同孙冶方关系密切。63年我从北京回来，孙冶方还托我带了两份孙所写的提纲请刘看，请刘提意见。
⑦省委陈光同志经常关心研究所，要研究所参加市场情况及经济情况的调查。（除此以外，省委没有同研究所直接发生过什么联系。）
（以上⑥⑦是在南大同学提出问题后，我所作的答复。） （完）
我在本周中最主要的思想活动，是考虑省宣（及省委）领导上的问题。现在要揭露上面的问题，我虽自己犯了错误，但我不能置身事外。因此，我就这几年来所接触到的一些问题作了回忆。主要是回忆宣传部领导上的问题，其中又以涉及欧阳惠林的问题比较多。其他人及省委的问题，因为接触较少，回忆不多。对于这些问题，我应该揭露。但是，应该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方式，自己很难决定，希望领导上给以指示。我自己只觉得在我现在所处的小组内揭露是不相宜的。
由“江苏饭店”事件引起的思想活动。应该看到主流，即使在曲折很大时也应该如此。（要学十六条）
在所内原来指定作为我们学习活动的地方，现在作了别用，使我们在劳动完毕之后没得一个坐下来的地方，颇为不妥，希望领导上适当解决问题。
回忆（1967年1月14日上午10时写的书面材料，内容大体摘要）（此材料交给造反派余俊、王贞全、李慧筠）
回忆1966年6月份初次斗争孙叔平时，在谈壮飞发言之后：我写过一张条子交坐在我身边的同志转给会议主持人。此条子后来到了鲁光的手中。
我写条子的动机，是当时认为谈壮飞发言不对准孙叔平，而对王北苑开火。而且谈之发言，事先未安排，是他自己跳出来。我认为他是借机攻击共产党，是否可以组织反击。随后我同鲁光一起到宣传部去开会，在车子上谈话。都谈到谈壮飞的发言是突如其来，是他自己跳出来发言。都谈到他不斗孙叔平而对准王北苑。我说：“王北苑脾气很不好，在平常是会打起来的，今天他没有发脾气，是他最大的忍耐。”鲁光说是准备了如果他们打起来，就从背后把王北苑拉住。鲁光还说：“你（指我）对谈壮飞有警惕，你要对孙叔平也要有这样高的警惕才好。”车上时间不多，也未多谈。到了宣传部以后，已经开会了，就没有再谈下去。
此事我要检讨。是我不相信群众，还准备斗争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思想。以后当在我检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时一并加以检讨。
（大意如此，并非原文。）
（这也是事后回忆记下来的）
（1967.1.14下午三时）
这一周的心情是不平常的，脑筋里面想着国家大事，主要有二：①关于揭发批判刘、邓、陶的反动路线问题。这条黑线真是又粗又黑又长又大，远非始料之所及。这条黑线如不彻底反掉，其危害之大，也是不可思议的。于是更加想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之根本意义，十分重大，真是关系到国家会不会变颜色，是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②关于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接受了《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以后的形势问题。革命造反派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和严紧急通告”，紧紧地抓住了毛主席所指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及时指出了经济主义的危害，揭穿了一小撮人的反扑阴谋。我把这两个文件反复地看了几遍，凭我过去做经济工作的经验，我觉得“紧急通告”中所提出的十项措施，十分及时，十分正确。我认为，只要按照这个通告认真贯彻执行，就一定可以把大事办得很好。同时学习了中央的贺电及《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社论，社论指出：“这种经济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维护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更加反动的性质，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工具。”我认为这一指出，具有高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闪耀着巨大的光辉。总之，看了以后，心情甚为兴奋。
另外，在本周中，我所处的小组，事实上散伙了，无人问管，劳动和学习都比以前松懈，希望领导上抓一抓，即使解决问题。
本周思想情况比较沉重。一方面是全国正在揭露和批判刘邓陶的反动路线，令人触目惊心；一方面是回想和检查自己的过去。过去，对邓、陶印象不深，但对刘则有较深印象，从未对他怀疑过。过去认为除毛主席以外，就是刘，他所讲的话总认为是对的。记得在1964年冬，在北京开学部扩大会议时，听过一次报告，说是反修正主义是国际任务，在国内没有反修任务。其理由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这是与西欧情况不同的。而且在中国党的历史上，从中共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出现过象西欧那样的机会主义。因此，在中国没有修正主义的传统，今天也就没有反修任务。在中国，只是总结两种经验和如何防修的问题。（讲这话的是刘少奇还是周扬，则记不清了）。当时听了，还认为是对的。如今看来，不仅违反事实，而且是别有用心。听信了这样的话，就要中毒受害，危险得很。自己过去说过坏话，写过坏书，若不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清除毒素，也是很危险的。
在这一周中，被拖出去游街示众，思想上早有准备，是罪有应得。
最近重整了劳动纪律。以后，决定要好好的、扎扎实实的劳动，绝不向那些在劳动中吊儿朗当和抗拒劳动的分子学习。
这一周的思想情况比较复杂。
《文汇报》的社论“沉舟侧畔千帆过”，引起了我许多感慨。反复思维着“沉重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句子。一方面看过“千帆过”和“万木春”的蓬蓬勃勃的伟大场面，这是多少年来没有见过的场面，是令人兴奋难忘的场面，令人回想起大革命时的情景，令人回想起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热情歌颂的场面，好象又回到那个时代了。另一方面，自己却处于“沉舟”与“病树”状态，何以致此？不能不引起深刻的反省。
前些时候，在街头看到有关越南和朝鲜的大字报，消息是否可靠，不甚了解。最近留心看报纸，看到了越南军民继续坚持抗美斗争，看到了胡志明主席给《人民日报》转给中国青少年的信，心中一块石头又放下来了。
最近看到苏修殴打我留欧回国学生的法西斯暴行，心中十分愤慨。
最近阅读了《解放军报》学习“愚公移山”一文的学习辅导材料，并根据这篇材料重新学习了“愚公移山”，大有助于认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相信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有智慧，一切任何困难都是不在话下的。
决心好好劳动，不论有无人来检查，都要把劳动任务完成。以自我改造的态度来进行劳动，心情也就愉快。虽然家中有使人焦虑之事，也能把它放开。
这一周，我是积极劳动的，在于完了本分的事以后，还主动地找了份外的事来干，心情愉快。
这一周看了许多毛主席的未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如“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党内通讯”“给徐老的信”“给侄子的亲笔信”等等。总的感觉是毛主席思想到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毛主席的确是辩证法的大师，到处都能运用。要学习这样的运用，活学活用。过去教条主义的学习，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过去未能用主席思想来改造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是一切罪错的根源。
这一周，有个心事：但心爱人的检查问题。她也犯了某种程度的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不知检查情况如何。因她好久未回家中，不无忧虑。但我相信她能检查得好，能改正错误，不会像我这样成为“沉舟”和“病树”。
关于揭露省委的问题，如何揭露及在什么场合揭露，我是一直在考虑着的。我在一月八日的思想回报中，提出这个问题，希望领导上给以指示以后，我就一直期待着领导的指示。在本周的小组会上，监督小组指出要我用书面的方式写出来，我很高兴。我觉得，我要就我所知道的一切，尽情地、忠实地写出来，这是我的无可旁贷的责任。
关于国内形式方面，最近看了革命造反派发出的“关于筹建人民公社的倡议”。我深感这个倡议好得很，它是使革命力量走向大联合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符合于革命发展的趋势的。倡议的内容特点是：第一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旗，第二是紧抓了“抓革命，促生产”，挑起了两付重担，这是好得很的。看了之后，心情愉快而振奋。
关于国际形势，最近连续看到苏修对我国留学生和我国外交机构采取种种暴行，一方面令人万分愤慨，一方面又感觉这是苏修末日来临的征兆。苏修害怕革命，企图以暴力来苟延残喘。然而，一个政权要依靠暴力来维持，那是不可能长久的。勃、希之徒越是这样倒行逆施下去，将越是加速自己的死亡。
关于劳动，本周增加了一种扫厕所的脏活。从改造的角度出发，我对此甚为满意，但在头两次实行和分工之时，其中最脏的活，两次都由孙叔平和祝见山去做了，我没有捞得去做。今后要争着去做。
在本周中，我的大儿子从上海串联回来之后，对我进行了一个教育。他说：“爸爸！你现在就是要按照你自己所写的那样真正认罪服罪，才能争取宽大处理。”我听了很感动。我必须坚定地认罪伏罪，决不动摇，决不想利用什么机会来捞取半根稻草。至于是否能获得宽大处理，那不是我所应该考虑的问题，也不能把它作为我的争取目标。否则，就还是从个人主义出发了。我只是要自己尽其责任，过去做了犯罪的事，今后就要重新做人，就要首先有认罪服罪，然后有赎罪的精神，如此而已。个人得失利害，是丝毫用不着考虑的。
自从上周监督小组指出，要我用书面揭发省委材料以后，我即花了三天的时间，将我所记得起来的材料揭发了十条。揭发以后，我在这几天的心情是比较安定的。在此以前， 我是有话未说，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且不知道我自己有无说话的权利。在此以后，我要说的话说了，骨头吐出来了，心中也就安定了，而且感觉到革命造反派同志仍然给我以戴罪立功的说话的机会，不是把我丢在旁边不管了，心中也快慰一些。我希望今后继续得到监督小组的指示，不求立功，但求赎罪。过去做了许多对革命有罪的事，今后能够尽力之所及，做点有益于革命的事情，是私心所志愿的。我在写了揭发材料之后，思想活动并未停止，还在继续思考回忆，有可提供之材料，我将继续以书面来补充。
我也继续关心江苏省的革命形势。现在存在的思想主要是：①对于1.26夺权的大方向，应当肯定是对头的，这点没有疑问。②在夺权过程中，联合的工作做得不好，以至现在还出现许多相互攻击的现象。希望各派革命力量都要以大局为重，迅速走向大联合，这是革命所需要的。本周学习了许多社论文章，也进行过漫谈，漫谈也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可见还是大家关心的大事。
对于劳动，一如既往，是安心的，没有新的想法。
我在这一周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党的干部政策问题，二是如何继续进行揭发的问题。
在对党的干部政策问题上，党一贯采取毛主席所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贯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办事，这是我所了解并有切身体会的。看了《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以后。心里更加亮堂了。但是思想上仍然存在着矛盾。一方面，我深信党的政策不会改变，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个精神是对党内犯错误的干部而言的，是用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而我现在的问题，不是犯错误的问题，而是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的问题，这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了。能否得到宽大处理，心中虽然如此期待，但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我觉得、还是放弃头脑中的“私”字，换上一个“公”字。否则，老是在个人得失的范围内考虑问题，那是找不到出路的。想到这里，思想上又开朗起来了。去掉私心，一切事从头做起，只要求如何有利于当前文化大革命，不计其他，事情就好办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把个人问题完全置之度外，心情也愉快了。
在如何参加揭发别人的问题上，思想上也有矛盾。一方面想到应该揭发，一方面又有顾虑，怕人家说我是想趁机来捞一根稻草。而且自己是有罪的人，能否允许我参加揭发及如何揭发，思想上也很犹疑。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还是把“私”字去掉，一切从文化大革命的利益出发。这样，就觉得还是揭的好，义不容辞。至于别人对此如何看法，我可以不管，只要努力地尽其在我。这事，经过陈凌同志同我谈了以后，更加放心了，虽然谈话的时间很短。至于揭发问题的方式，我仍然认为采取现在这样的书面的方式为好，不宜在我现在的这个小组内用口头来说。就是今后对我自己问题的检讨也是如此。因为，我认为我只应该也只能在革命同志的面前来揭发、来检查，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同志请罪，而不能在今天这个小组的右派分子及坏分子面前来揭发和进行检查，更不能向这些家伙来请罪。因此，我今后还是采取书面方式来揭发的好。这就是我考虑的结果。
对于劳动，我还是安心，毫无其他杂念，一切都服从革命同志的指挥。
我这一周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回忆、思索揭发别人及省委的问题上。在揭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同时想到我自己应负的责任。例如，在揭鲁光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时在我自己的思想上是和鲁光一致的，尤其在对待人大革命师生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我内心是同意鲁光的做法而不同意人大师生的行动的。虽然她没有就此事和我交换过意见。又如在揭发姜志良的一些问题上，我想到我过去是一贯信任姜志良的，姜志良在过去所犯的错误，难道我自己就可以说两句风凉话算了而毫不负责任么？我也想到：在研究所文化大革命中执行的反动路线，我虽然因为早巳“靠边”而未曾参与其事，但从思想上来检查，能够说自己就没有那种思想么？我想：这是不能够的。也应该从思想上来挖掘、检查、认识、提高。再如在揭省委的问题上，我难道过去不是对省委十分信任而从来没有对省委怀疑过么？尤其是省委在宣传文教工作上不宣传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对学习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我不也是这样做的么？我觉得我越是揭发别人，我就越是要联系自己和同时揭发自己的内心世界，并要从中接受教训，深自反省。若是专门揭发别人，而把自己洗刷得千干净净的一层不染的放在旁边，那是不对的，也不符合唯物主义的精神，对自我革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考虑，我在揭发别人之后，应该进一步准备自我检查。
在这一周之中，我也同时想到党的干部政策，自从看了第四期《红旗》社论文章以后，思想就有了活动。我想来想去还是坚持一条：自己决不要从中捞取什么稻草，决不要从个人主义出发来考虑问题。还是要从正面认识问题，体会党的干部政策的基本精神实质好了。至于自己个人的问题到底如何处理，还是相信党和相信群众。自己不要想它。个人问题想多了没有好处。
在劳动方面，我只想到：随着气候的一天天温暖起来，今后的劳动量会要增加了，我要准备迎接。
这一周的开头，我所听到的消息是解放军接管省市大权及接管新华社和电台。这个消息是我衷心地感到特别高兴。这不仅因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历来在群众具有极高的威信，也不仅因为这是符合于三结合的方针的，而且我自己在内心中历来是极其崇敬解放军的。现在由解放军来接管这些大权，作为一种过渡形式，我认为这是最洽当和最好的，是符合于革命人民的最高利益的。我衷心期望能够由此而带来一个真正是三结合的革命权力机构。
在本周星期三，被通知参加了五台山的大会。得到通知之初，我思想上有点怀疑不解。是不是叫我们这些人去“陪斗”呢？出发前偷问了沈丽培同志，她告诉我，不是去“陪斗”，而是一同去接受教育。我的心就明朗了。我觉得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对我的教育。我觉得机关的革命同志，并没有把我们完全抛弃，仍然在关心教育我们，使我从内心中十分感激。我应该不辜负革命同志的期望才是。
在五台山大会上，听到陈扬、陈光、包厚昌、张仲良的发言。他们出来造反，回到革命道路上来，这总是好事情。我也的确从中吸收了一些教育。但是，我也另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会还开得太早了一些，会前酝酿、准备、协商，都做得不够，还是有争论中的一方面来召集的，其他方面未必都同意。如果事先更好地协商一下，抓住这个机会，不就可以更好地促进大联合么？现在这样开了，不免辜负了中央的大联合的期望，也不免辜负了全省革命人民的大联合的期望。我希望看到革命的大联合的日益进展。而不愿看到它的进展太慢。
我在这一周中，继揭发了别人的材料之后，也想到自己的检查问题，拟在下周开始作具体的工作。为此，我需要把过去的检查材料（底稿）拿出来看看。前些时曾向监督小组提出，已获允许，但还没有去拿。周末，我又向陈凌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大概在下周就可以拿到手了。我想今后的检查，还是要首先掌握好大方向，这就是毫不动摇地承认自己过去犯了罪，诚心诚意地进行检查，决不想推脱自己的责任。千万不可从个人主义出发来考虑问题，也不要考虑什么处理问题。
本周劳动紧张一些，同时自己身体又已连续好久地手臂酸痛，尚不知是何原因，思想上略有不安。我想用多做臂部运动及多劳动来解决问题，不想去乞灵于医药。我相信不久就会好的。
这向由于劳动时间较多，报纸看得少了，学习少了，我希望今后还能多看一点，多学习一点，要很好安排时间。
这一周的思想情况，比较杂乱一些。
这个星期，我曾经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对文中讲到党的纪律问题，毛主席说：“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我把这些指示，联系到自己过去所犯罪行的检查，思想上有许多矛盾不能解决，很希望革命同志，特别是监督小组的同志，能够同我个别谈谈话，以开通自己的思想。这点，我希望在正式动手写检查之前，能够有此机会，现在暂时不谈也可。
本周之初，听我女儿讲了北京52中语文教师郑兆南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尽非人待遇，以至惨死的事情。以后又看到了郑兆南的两封遗书，及其爱人所写的信，心中甚为难过，几乎要流下眼泪。几天来，反复思维着这一严重事件。我想，我应该从中吸收几点教训：第一，郑兆南虽然自己受尽苦难，但在她的动人的遗书中，看不到半句从个人思想出发而埋三怨四的话，她至死还是热爱党、热爱文化大革命、热爱红卫兵。她恨的只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一小撮流氓。这种崇高的人格，是可敬的，也是值得学习的。第二，在她的遗书中，主要地控诉了反动路线对她的人身迫害，但同时也虚心地、诚实地检讨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种精神也是极可贵和值得学习的。第三，郑兆南本人，还有她的爱人，在处理这一重大问题的时候，也完全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利益出出，而不是从狭隘的个人感情出发。例如，她自己及爱人在回答自己的小孩所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如此。这是极其难能而可贵的。总之，我
本周之中，我也看到了右派分子李迪的公开抗拒。我对此等事，看起来很不顺眼。我觉得，她这种行为，不但是不对的，而且是愚蠢的。
本周之中，因为遇到了这些事，还有一些其他的琐事，如小孩吵闹打扰心情，又加上劳动的时间比较多，就没有更多地想到自己的检查问题。星期四听了监督小组沈丽培同志的谈话，叫我们继续先写揭发省委的材料，以后再写自己的检查。因此，思想又转到回忆思索上面去了。
对于劳动，根据小组意见，我只想着今后要提高劳动效率，但不能降低质量。
在这一周之中，主要思想活动，首先是在考虑继续进行对省委的揭发，已经写出了一个“补充揭发材料”。随后我的思想活动集中在回忆上，回忆自从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的活思想。这方面，我也要写出书面材料。因为都要写书面材料，所以我在这个回报里面，就只这样提出一下，不多写了。
近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一周来，我对劳动的兴趣比过去更增强了一些，因为有三个反面教员给了我很好的教育。我觉得我应该老老实实地进行劳动改造，我不能向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去“学习”。总之，我这向的思想是更为平静了。
在本周之初，我的思想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因为在几天之中，我都在忙于写回忆和检举材料。我只是想着，我要尽自己的思考能力，把能够想得起来的问题如实地写出来，以供革命同志参考研究。我在写材料的过程中，唯一感到苦闷的是，有些事情只记得一个影子，记不起具体的时间地点，连有关人物的姓名也记得不完全。这样就不免大大地影响了提供材料的作用和意义。
除了写材料之外，这两周以来所遇到的较大事件，是我们所内的革命派也发生了不团结的现象，有几位同志退出了造反分部。这事情的具体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从事情的表面看来，我觉得这种不团结的现象产生是不好的。在革命同志内部，只要是大方向一致，有什么问题不可以通过民主辩论和协商的方式来求得解决呢？我希望看到革命同志的团结。再从苏省及南京市的情况来看，最近在街头上已经看到“好”和“屁”的争论了，这是开始走向内部团结的一种迹象。当然，要达到进一步的大团结，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相信，解放军接管大权的同志，正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也希望在不久就能看到在大团结方面迈出一个大的步伐。
到了周末，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波动，这就是看到了戚本禹所写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虽然文章上没有直接点出刘少奇三个字，但实际上是点明了）。文章中揭发了刘少奇在过去所宣扬的许多奇谈怪论。他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居然恭维到那样的程度，使我感觉十分惊奇。那实在不象一个共产主义者所说的话，更不说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联想到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根子也很严重，如果不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吃一剂猛药，也很容易被那奇谈怪论所俘虏。回忆在早几年中，曾经一度听到一种风传，说是我们国家也要搞社会主义的托拉斯，并说是已经在上海试点。我当时就感觉有点惊异，但没有引起惊惕和注意。后来此风没有再吹，也就没有再去想它。如今回想此风之来源，恐怕也是从刘少奇那里发出来的，毫无疑义。总之，这是一件太大的大事，今后还要继续密切注意，要关心阅读报刊文章，不可等闲视之。
我在这一周中，最主要的思想活动，是围绕在对刘少奇的《论修养》这一本黑书的批判上。我联想到过去这本书时所受到的许多影响，其中特别是关于组织观念这一部分，把盲目服从上级指示作为组织观念，不论上级指示的对与不对，都要首先从组织观念上来服从，而对于毛主席所指出的遇事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想一想则体会得很不够。在这种“组织观念”的蒙蔽之下，养成了一种强烈的奴隶主义思想，已经是习惯成自然了。现在要彻底批判这种思想，清除《论修养》在我头脑中的毒素。这也是一项很大的思想革命工作。我应该自觉地来进行这场革命。我已经看了好多篇批判《论修养》的大字报和文章，但还没有把它集中起来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对照检查。我想：在最近期间要专门思考这个问题，要把《论修养》这本书重新找出来看看，对照一下，自己过去是怎样认识这些问题的，现在又应该怎样重新认识，把自己的思想端正过来。
我原来已经着手准备写自己的全面检查提纲。现在，我想把检查的事情推迟一点，先来清除《论修养》一书在自己头脑中的毒素。我想：把这些毒素清除之后，再来写检查，也许可以写得好一点。
除此以外，在本周之中，有一个较大的思想波动。
在星期四的下午，我接到办公室的口头通知，要我在星期五的上午八时去参加中山北路42号的一个会议。什么会议？当时没有谈。但我估计到此时此刻开会，总不外乎揭露旧省委的问题。我很高兴。因此，我特地理了发，并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在星期五按时去开会。宣布开会后，果然是号召大家起来彻底揭开旧省委阶级斗争的介[盖]子。在开会中，我听了许多同志发言，特别是金逊同志的发言使我深受感动。从他的发言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立场、态度、感情，确实已经起了革命性的转变，而且看出他已经勇敢地站出来和旧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了。这是值得我学习的。我一边听着，一边想到自己，我虽然已经对旧省委作过五次书面揭发，并在和少数革命同志谈话中作过一次口头揭发，但我还没有和这条反动路线的人物作过面对面的斗争。我想：我应该参加一次面对面的斗争才是；特别，我应该对欧阳惠林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斗争才好。因为，我过去是服从他领导的。多少有点怕他的。现在我应该敢于和他斗争，把他拉下马。我在听大家发言之时，内心就很激动。上下午散会之后，我都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家，一路上想着我应该如何来揭发，如何来战斗。中饭后，我没有睡午觉，我在沉思默想。晚饭后，我在思考的基础上，动手起草发言提纲、写好了一个开头。接下去讲什么问题，也有了初步轮廓，准备明天一气呵成的写出来。后天或再后天就可以发言了。我想完了这些，安然地入睡了。
可是，在星期六上午继续去开会，开到休息之时，主持会议的人忽然通知我，叫我回去，叫我不要继续参加会议了，其理由是：凡是在报纸上点过名的，都不参加会议。我当即一路步行走回家中。我对这个变化，特别对这样的一刻儿通知我参加，一刻儿又通知我不要参加，思想上是有波动的。
我想：说道在报纸上公开点名么？我是旧省委原来内定要点名，但实际上还未点名的，怎么能算在点名的范围之内呢？
我想：实际上恐怕还是由于我的问题比较严重，不能继续参加会议揭发了。
我想，我虽然不能参加会议揭发了，不能对欧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了，但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还可以继续用书面方式揭发。揭旧省委的介[盖]子是人人有责的，是大方向的问题，我不必因此而有所犹豫不决。
我想：既然是自己的问题严重，那我只有深刻反省检查。我将坚定不移地按照我在去年九·九以后所确立的方向前进，那就是彻底的低头认罪，不作任何幻想。至于用什么方式来立功赎罪，那是次要问题，那可以完全听从革命造反组织的决定，要我怎样就怎样，自己决不因此而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波动。
我想：我今后还是要积极地安心于劳动改造，同时要密切关心文化大革命的大事，例如在目前，就要特别关心对刘少奇的批判斗争。同时还要积极准备自己的全面检查。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明，我并不是什么屡教不改和坚持不改的人。
我想：我要始终不移的相信党和群众，要时时记住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今天，此时此刻，我更要特别的记住这几句话。
在事情变化发生之初，我也产生过一些不正确想法：好吧！算了！不参加开花也好，还是劳动就是！不参加揭发也好，可以少一些事。如此等等。这些想法，很快就克服了。今后决不能再有这类消极思想产生。
我在这个星期之内，既看来几篇批判《论修养》的文章，其中特别着重看来四月七日的“埋葬中国的赫鲁晓夫鼓吹的奴隶主义”一文，收获很大，同时又把《论修养》这本书的原本找出来看了一遍。看过之后，有一个总的感觉：《论修养》之所以是一株大毒草，因为它通前至后都是离开阶级斗争来谈个人修养，的确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不鼓励人们积极投入抗日斗争，不反对汉奸思想，那还有什么个人修养呢？在反修斗争已经很激烈的1962年，不鼓励人积极参加反修反赫的阶级斗争，那还有什么个人修养呢？过去看这本书的时候，认为它很好，正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也是不讲阶级斗争的。听到了不讲阶级斗争的话，自然情投意合了。现在把它提高到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来看一下，就很容易地看出它的问题来了。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如何站得高？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要有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才能善于辩别香花和毒草。否则，站在“君子独善其身”的立场，就只能糊里糊涂的跟着叫好了。重看了《论修养》之后，也使我联想到，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祖父曾叫我看“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即“朱子家训”），当时也觉得它很好，但后来觉得它坏透了。现在的《论修养》，也不过是一本新型的“朱子家训”而已。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新人，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绝对不需要用“朱子家训”来修身养性，不论是新的“朱子家训也好，或者是老的“朱子家训”也好，都是这么一回事。
除此以外，主要的思想还是在考虑自己的检查问题。检查分几个部分，已经拟就一个提纲，打算着重检查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下星期就可以开始动手写了。
关于写检查的事，我原想把过去写的检查底稿找出来作参考，现在再想也不必了，我可以完全根据现在的思想认识来写，只是具体的时间细节有些记不清了。我想：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把它说明一下就是。
本周劳动是照常进行的，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只是由于近来手膀有风湿痛，有些重活未能做，拣些轻活做了，心想还是要到门诊室去看看，不能让它长此下去。打算下周去看。
本周星期二，监督小组沈丽培同志通知我，要我交代和检查我过去在历次运动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的罪行事实，特别是1964—1965年划阶级的事情。初听之下，我思想上大为震动，好像一个晴天霹雳。因为我思想上对此毫无准备。我思想上一直太平麻木，认为自己过去并没有干过打击一大片的事情。但在沈丽培谈过之后，思想开始活动，开始回忆，渐渐想起许多事来了，但还是想得很不完全。在星期三的小组学习会上，又受了一番大震动。促使我更深入的思索问题。后来沈丽培同志和宋绍光同志又找我谈了一下，思想才渐渐上路，感觉要写的问题，要交代的问题很多，也很严重。随后，我就专心一意的思考，边想边写，唯一的感觉是时间不够，全用书面写，来不及，只能写个提纲，用口头来补充。我想找监督小组再谈一下，看看能否允许我这样写提纲，其中也还有有关问题须要请示的。
在星期三学习小组会上，王北苑使用了很多下流无耻的话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很恼火。但是，我还是用了最大的忍耐性忍耐下来。我想：我不能同这等人来进行王婆骂街式的对骂。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相信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还是专心地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向革命同志进行交代和检查的问题，我不愿受这些意外事件的影响。
在星期五的小组思想回报会上，我再次提出了我的见解：我的问题，我愿意向革命同志交代，愿意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同志请罪，但是我不能在这样的小组会上来进行交代，更不能向这等人来请罪。
在星期五的小组会上，监督组也对我过去存在过的某些思想，特别是对我在中山北路32号开会回来之后所一度产生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我觉得很好，我不仅能够听得进去，而且真心接受。我今后要坚决防止那些错误思想的产生。
我在这一周中，也利用些时间看了一些上海的报纸，其中，最使我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揭发陈丕显罪行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陈丕显在生活上的糜烂及在干部政策上的荒谬绝伦，已经完全够得上称为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而尤其令人气愤难平的，是他对毛主席的态度，他公然勾结一批人，联名写信要毛主席去“休息”，这真是岂有此理到了顶点。联想起自己过去在抗日战争及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一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想不到他在胜利之后，在进入上海这个大城市之后，竟会蜕变到这样的程度，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由此更加认识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之巨大意义，若不是这场大革命，修正主义之危害，真不知伊于胡底！
我这向的思想活动，几乎完全集中在回忆和检查上，回忆自己在过去历次运动中是如何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打击一大片和保护一小撮的。在此回忆过程中，思想上也有过不少的起伏变化。起先，我总认为自己在这方面问题不大，但经革命同志指点以后，便感觉到自己有问题，而不是什么没有问题。在本周以来，经过革命同志在大会上的揭发批判，我更感自己不仅是有问题，而且是问题很大，很多，很严重。我过去不仅是一般地执行了反动路线，而且是极其忠实地执行了反动路线，的确是犯下了很大罪行。
当我想到问题严重的时候，心中悔恨交集，感受自己实在是罪孽深重，无可挽回了。但是，我又想到：单是悔恨没有用，我要把一切变成仇恨，集中到旧江苏省委身上去，因为，是它指使我这样做的。最后更要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提出这条反动路线的总根子上去，是这个总根子害了许多人，而我则不幸地成为这个毒根害人的帮凶。既然害了人，欠了债，今天就要赎罪还债，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也想到，要继续揭发的问题，而且主要在想这个问题。虽然，我现在由于没有笔记材料，只能凭记忆力来想，因而有许多地方想得不完备，而且记不清时间、地点，但是，我想，我只要能把主要事实记起来，尽我所知的来作交代也行，尽力而已。
在革命同志对我进行批判之时，在我的思想上，一方面感觉到有些痛，甚至很痛。但是，我早已对此作好思想准备，准备接受最严峻的批判。我是这样想的：越是批判得严，越是教育的深。我过去有罪，理当受到严峻批判，这是还债，是无别话可说的。我准备接受更严峻的批判——教育。
这几天，除了在回家之时，在路上顺便看看街上的大字报以外，回到家里以后，就专心一志地回忆思索，别的事情都上不了心。我自己正在经历着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味道，我想起过去打击一大片时，有多少同志是怎样的食不甘味和寝不安席的呀！这大概就叫做还债吧！但是，我还只开始偿还一小部分债务呀！
我在这一周的思想活动，仍然主要集中在回忆机关划阶级运动的情况，特别是在于运动结束阶段时的情况。连日苦思苦想，想得很厉害。我回想在旧省委决定停止划阶级运动的时候，究竟由什么人作过报告，讲了些什么，我想来想去，始终回忆不起来，一点儿的印象都没有。我回忆得起来的，只是我自己的表不要填了，是林申告诉我的，并不是我自己从旧省委或宣传部听了什么报告才知道的。林告诉我不要填表以后，我当时的心情很高兴，如同放下了一块石头。这事，我记得很清楚的，也是我最初回忆到的。我沿着这条线索苦思下去，特别是在监督组叫我写一份有关林申的材料以后，我才逐渐想出一些眉目。回忆起来，我当时实在没有到省委或省宣传口去听过什么报告。如果听了，我总能记得起一点影子，可是经过连日苦思，实在是一点影子都没有。我即使健忘，也不会连一点影子都想不起来呀！我想得起来的，只是当时林申在宣传党委会开会回来之后，简简单单地向我回报了三件事情：
①说是陈光由北京回来了，决定机关的划阶级运动不搞了。
②说是原来规定要填的表，现在都不必填了。（我自己要填的一式五份的表，也是他通知我不要填了，我才停下来的。）
③说是已经填好的表及有关划阶级运动的材料，都用不着交给组织了。但如本人愿意交给组织的，组织也可以收下来。
这三件事，我最初回忆到的是第②件，然后才渐渐想起了第①件和第③件。我还记得，当时听了林申的回报以后，党组织并没有开会讨论，就由林申根据党委会的指示去处理善后问题，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不了了之的办法。
想起这些情形之后，我很想找监督组的同志个别谈谈。对于这些情况，我不敢在斗争大会上答复问题的时候去谈。因为如果在大会上谈，是把矛盾下放，把责任推到林申身上去。那是不对的。可是，事实上我又想不起别的事情来。我思想为此而十分苦闷。
监督组要我交代林申的问题，我是根据事实老实交代的。交代这些问题，也能促进自己作进一步的检查交代，这是有好处的。但对这些问题，我也不想在大会上谈。大会上只能交代自己的罪行和罪责，不能把责任推到林申的身上去。
此外，我也想到在斗争大会上革命群众叫我交代的其他许多问题，我也作了回忆，并在笔记本上简单地记下来，以后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来交代都可以。我在这里不想一一回报了，我只想在此申明一点：我诚恳地欢迎革命群众对我的每一个问题进行最严格的审查和批判，决不采取抵抗态度。
我在本周看读了好几篇社论和文章，其中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讲话，我都用心看了。还有《红旗》第六期的社论也看了，我特别注意到主席最近的指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我要把这几句话作为我的、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的思想行动的指针或方向，再不能违背主席的最高指示了。
劳动中的思想情况，没有新的想法。
本周之初，我在写完了有关林申问题的交代材料之后，思想上仍在回忆与林申的关系及有关问题。稍后，福建派来调查材料的革命同志，又先后找我两次作口头补充。在谈话之中，也引起我很多感想。从他们找出的问题来看，他们对某些在我看来是细微的情节，有些写得不甚明朗或稍有出入的地方，都把它问过一清二楚。我觉得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我在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谈。例如他们问到林申在和我相处期间，有没有讲过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我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讲这种话的。我据实的说了以后，他们还再三问我，要我对此负责任。我还是照实地说，并表示对此负责。他们还问到许多具体问题，我能记得起来的，我都据实谈了。这几天以来，我的脑子中，仍然不时地盘旋着林申的影子和问题。我是关心他的，我不知道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其程度究竟怎样。我想：他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可能是受蒙蔽的，是盲目地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
在交代了有关林申的问题以后，监督组又继续要我交代在上海编写《教材》的经过。这事，我是记忆得比较多一些的，但有些具体情节，如和人在何时何地讲过什么话，有些交代不出来了。但那时从旧中宣部刮下来的一股反毛泽东思想的歪风，我是有较深印象，现在也越想越清楚，心里也越来越悔恨交集的。悔恨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未改，所以才很容易接受那派胡言乱语，一拍即合。尤其是我还把它集中地、大量地加以传达，犯罪很大，真是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毛主席。其次就是恨那些始作俑者——旧中宣部的黑帮周扬、徐立群之流，他们害人真是不浅。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没有把这些人立刻揪出来，我心中是很不服气的。但在不久之后，终于把这些人陆续揪出来了，这是大快人心的，不只是快我一人之心而已。我现在能够把这方面的情况，用自己的笔写出来，提供给革命组织进行批判，包括对自己本人进行批判，我是心甘情愿的。写材料的时候，我的心情有如把喉间的骨头吐出来一样，吐了才算痛快。遗憾的是时间太促，又找不出原纪录作参考，不免挂一漏万，有点吐得不甚快。
本周两次小组会上，我又听了王北苑的一些专作人身攻击的下流无耻的话。我仍然采取不愿和他对骂的方针。泼妇骂街的方式是最可鄙的。我不骂他，但我仍然坚决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能够制服这一个“泼妇”的。
本周星期五，我才挤出时间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看了一遍。这篇文章的确是击中了要害。特别是文章作者把其中两段列宁的原话和刘少奇所引用的话相对照，使人一看就明白刘少奇是采用挖心战术，挖掉了列宁关于原话中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文章把这个情况揭发出来，真是好极了。我是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在心中拍手叫好。我还想把这篇文章再看一遍两遍。
本周中看到本省形势中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关于陈扬声明及李士英、包厚昌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但因对具体情况不了解，不能对此发表意见。但是，我由此而引起了对自己的一种警惕，这就是：我今后无论是哪一个革命组织要我交代问题或检查问题，我都要绝对服从，我绝不能挑拨群众斗群众。
劳动方面没有什么新的情况，不谈了。
这一周思想上想得最多的问题是关于大联合大方向的问题。这是在听到了张春桥、姚文元二位到南京来作报告的消息以后所引起的思想。张姚的报告及录音，我都没有听到，但我后来买了一份铅印的记录稿仔细地看了。看了之后，印象最深的是懂得了当前的大方向是什么。在这个大方向的前提之下，革命派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我看了张姚的报告以后，觉得他们的讲话，不仅把道理讲透了，而且讲得入情入理，谁也没有理由不接受。联系到所内情形，我也看到了几张倡议书，都是响应张姚的号召，为大联合来努力的。看了也很高兴。我自己则随时准备大联合以后的大批斗，作好一个好的反面教育，让群众能从中接受教益，也算是自己为大联合尽了一份力吧！自己也要根据张姚报告中讲的，切不可站在一方去反对另一方，（不管主观上有无这种想法）。好在所内过去几次斗争我的大会，都是联合起来召开的，我也从未感到有什么左右为难的地方。今后，在贯彻了张姚报告中的精神以后，事情会更好办的。我有此信心。
本周又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重复看了。还看了中共中央去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及编辑部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看了之后，回忆起去年《二月提纲》下来的时候，我在思想上是全盘接受的，特别对于《二月提纲》中所说的“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一点深为欣赏。看了“伟大的历史文件”以后，好象其中有许多话都是专门针对我的思想而说的。同时也回想到去年春季，旧省委宣传部是十分重视这个《提纲》的，戴为然还根据旧省委的指示，专门召集了各地市县的宣传部长开了会，叫我在会上把《二月提纲》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可是，后来《通知》下来之后，就没有那样认真去传达去消毒，至少是没有在同等范围内进行。这是旧省委及宣传部应该负责的。
看了所内的许多大字报，特别是关于揭批旧中宣部陆周诸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罪行，例如对学部扩大会议的批判等等，使我联想很多。我也联想到自己的检查，也要根据新的批判精神来重新考虑。
本周也有一些外单位来的人向我调查了解有关高啸平及周志芳的材料。我也据实的谈了。人家问我：“高啸平同你有无个人恩怨？”我的答复是：“我同他过去虽有工作接触，但关系正常，谈不上什么个人恩怨，他也没有对我进行过任何逼供信。”对周志芳的问题，我的〖确〗了解不多，且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印象不深。来人也很体谅，没有什么勉强追问。这些事情讲过之后，心情上也是舒畅的。
这周劳动情况正常，没有什么新的思想活动。
这二周的头几天，我的主要思想是在回忆去年春夏季的事情，从看到《二月提纲》以后，到中央发出《五月通知》的这一段时期以内，我当时做过一些什么事，我当时的思想怎样。我想起了当时在思想上是全盘接受《提纲》的，想起了在根据戴为然的“指示”在江苏饭店对各地宣传部长传达《二月提纲》的事情，想起了自己在宣传部长会议最后一天昏倒在地而住入医院的事情，想起了在看到《五月通知》以后才从恍然里钻出一个大悟来的事情。如今又重读《五月通知》，真是思想翻腾，感触万端。围绕这个问题，思想上没有停止过活动。
除此以外，我也很关心革命大联合的事情，每看到所内联合情况的前进一步，心中便非常高兴。看到了所内同志在许多革命行动上都是一致的，我总觉得这是好事情。可是，所外的情形（全省及南京市的情形），似乎要进展得慢一些，我虽然不了解内情，总觉得有些问题尚未很好解决，应当寻求协商解决才好。
周末的两天，思想上起了很大波动。这主要是在星期五那天宣传部来的两位同志找我谈话以后，特别是在谈话之后，又通知我晚上去参加斗争陈光（和戴为然）的会，给了我参加揭发的机会，（我自己同时也是被斗的对象），我的思想活动是异常激动的。在斗争会上，旧省委的书记们（包括陈光和彭冲）都把推行《二月提纲》的事情推脱得一干二净，说是自己不在家或不曾看到《提纲》，好象当时就没有这回事一样，真是令人气愤而又奇怪。尤其是在戴为然发言交代的时候，他不仅想把责任推到我和俞洪帆二人身上，给自己洗刷得若无其事，而且还公然抹杀事实，颠倒是非，真是令人气愤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在此情况下，我不得不起来要求发言揭发。在我根据事实揭发了真相之后，戴为然不得不承认我的揭发是事实，是给他做了校正。但他却仍旧支支吾吾，不肯爽快脱裤子，不肯进一步去揭发省委。如是又引起俞洪帆也继续出来揭发，还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回想我过去对此人的印象也是比较好的，但经过这次斗争会之后，我就一下子把原来的看法完全改变过来了。这使我初次体会到，要在参加实际的斗争中，才能使自己得到锻炼。什么个人感情和个人情面的问题，过去认为难以打破的，一到这种场合就不打自破了，真是好事情。今后如果还有机会让我参加这种斗争会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人，我只要有问题可揭的，我一定要主动地积极地加以揭发，没有什么顾虑了。
星期六的一个整天，我的思想为此而翻腾起伏，宁静不下来。我想：只要有机会进行斗争，我一定不要放过机会，不要放弃斗争。革命不分迟早，我总还是要求革命的。
本周也想了一些劳动方面的具体事情，如要积极搬运沙土、碎石及准备除草等等。
本周六还遇到个别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南无”来人谈到要了解詹彪的事情。一提起此人，我对他从无好感，了解的也不多，谈不下去，心情有点烦躁。特别是当他们硬要询问一些题外事情的时候，我更加烦躁。如他们询问我们所内有几个革命组织，分几派，有什么不同观点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请你去问别人。”而他们却还要进一步问我“哪一派好些，哪一派不对？”问我“同情哪一派”？我真想反问他们几句：到底是为什么而要提出这一类的问题来问我呢？但我话到嘴边又忍下来，我只婉词的告诉他：“我们这里虽然也有几个革命组织，但他们都是革命的，他们会大联合起来的，我也希望大联合。”看来他们是不满意我的答复，悻悻地走了。我也有点悻悻然，至晚都不很愉快。
我在这一周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围绕着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自己在去年《二月提纲》下来之后，推行《提纲》的事情。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在我思想上反复地思维着。特别是在周五、周六先后参加了两次批判大会之后，虽然自己是以被斗的资格被带去的，但我思想上早有准备，没有产生抵触情绪。我认为对我的斗争是理所当然的，是意料中的。这不仅对于在广大群众中消除毒素有好处，而且对我自己也有好处。我在去年此时，的确是在戴为然的指使之下，自觉地积极地推行了《二月提纲》。我的这种推行，与那些盲目被动执行《提纲》的人的情形是不同的。这不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是性质上的不同。我当时的确实在思想上全盘接受《提纲》的。若不经过群众揭发斗争，摆出大量事实，就不可能触及灵魂，真正认清《提纲》的反动实质。我在会上听到揭发的许多事实，有些是自己亲身参与，知道其事的，但也有些是直到开会时听了才知道的，过去还是睡在鼓里。听了之后，使我对旧省委增加了仇恨。例如在去年四月份，在《五月通知》下来之前，事实上在上级就已经传来了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二月提纲》的反动性质，并指出当时正在草拟新的文件（即通知）。可是，这样的重大消息，我却直到今年此日才知道。《通知》也是在下来之后我才看到。去年，旧省委为什么不把这事情及早告诉我们，却让我们仍旧睡在《二月提纲》的鼓里，真是罪该万死。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革命大联合的问题。最近看到街上出现的大字报，武斗事件又增加了，特别是在5.27晚上多起所谓“打、砸、抢、抓、抄”事件。这种事件的发生，显然是和中央指示及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相符合的。但我仍然相信，经过内部的整风教育以后，根据军管会的正确指示，这样的风气是会扭过来的。与外面的情形对照，在我们所里面，看来是继续走向大联合，看不到外面所发生的那种事情，这又使人高兴的。
第三个问题，我很关心中近东的形势和香港问题。美英帝国主义利用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因而激起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也回想起十年前的苏怡士运河事件及黎巴嫩事件。那时，赫鲁晓夫的画皮尚未撕破，还被他投了一次机，骗了不少人。而今天，苏修的真面目已经公开出来了，他再不能投机了，这也是好事情。对于英帝在香港的挑衅，我觉得：港九人民是有革命反帝斗争传统的，他们绝不会饶恕英帝。英帝终必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也使我回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港九大罢工，使香港变成死港的情形。我也想到收回九龙和收复香港的问题，港九是中国人民的港九，终必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我还想查一查九龙的历史，九龙的“租借期”也快满期了，英帝还想继续霸占中国人民的领土么？不行。
在提起笔来写回报的时候，刚刚听过今天早晨的广播，我们国家的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了。这是一个特大的喜讯。真的不出毛主席所预料，是在十年之内就达到了这一成功。如果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之下，莫说十年，就是几十年或一百年，恐怕也不可能达到这一境地。毫无疑问，这个特大的喜讯传出以后，将在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中引起欢庆，而在帝修反坏国家中，则将
引起统治集团的一片惊慌失措，最悲哀的应该是赫鲁晓夫。
下乡参加支农劳动五天之后，回来了。思想上引起了波动，对自己产生了一点悲观失望心理。我是乘兴而去，却扫兴而回。去时，我满以为可以跟随劳动五天，虽然自知效率不会高，但总认为可以跟随下去。不料仅仅劳动两天之后，自己的一只手臂就痛得很厉害（不是劳动后累得痛，而是老毛病的风湿痛发作），以至连低效率的劳动也不能坚持下去。革命同志照顾我，只叫我跟在后面做点杂事——拾麦穗，可是，我思想上怎么能过得去呢？人家做重活，我却连轻活也不能做，只能跟在后面打杂，今后将如何劳动改造呢？我不免对自己的劳动改造前途有一点悲观失望了，不知今后如何是好？会不会成为废物？
在下乡劳动之前，先后几次作为陪斗对象而参加了斗争会。斗争，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对此没有抵触情绪。会上，听到人家发言中揭露的问题，有些是我过去完全不知道的。听了之后，很有好处。例如孙叔平的历史问题，根据他自己在划阶级运动中的交代，我只知道他有过变节自首之事，他还表白他没有做过出卖组织或出卖同志等损害党的利益的事。我当时是信以为真的。可是，在斗争会上揭露出来的材料却不是那么回事。这，不仅能使我进一步认识孙叔平，而且是我进一步认识了旧省委及刘邓路线。我思想上还由此而产生了一个属于“组织观念”范围的疑问：过去，旧省委叫我作党组书记，但却不把孙叔平的历史问题告诉我，连简单的情形也未告知，更莫说看他的档案材料了。机关四清运动中，又规定我们不要追历史问题。根据“组织原则”，组织上不让我知道的事，我都自觉地不去打听，不去询问。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现在看来，恐怕不对了，恐怕是属于刘邓路线的东西了。但我没有把握来肯定或否定。因此，存下了一个疑问。
近来，根据革命组织的要求，我也写出了许多书面材料，其中有属于交代自己问题的，也有属于提供别人调查材料的。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思想上都抱定一个宗旨，按照唯物主义的精神来写，既不能隐瞒存在过的事实，也不能虚构出不存在的事实。对己如此，对别人亦如此。别人的材料中有出入或不符合事实的东西，我也要指出来，不能有个人主观利害或好恶的私心杂念存在。为此，在我自己的问题上，我把1925—1927年一度加入国民党的事实真相全部交代，同时也说明了，那时国民党还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的组织。这样，便于革命同志全面地了解一个人的历史问题。在提供调查杨荣国的材料时，来人问道杨荣国在1937年策动长沙报纸封锁“文协会”消息的事情。我在作了仔细回忆之后，否定了这个“事实”。根据我当时亲历其境的情况回忆，杨当时不仅没有策动封锁消息，而且杨当时也根本无此力量，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我只能根据事实来写。我觉得，这也是对革命负责。监督组革命同志陈陵交代我写材料时，也指出了这一点。我觉得他所指出的一切，也都是正确的，我应当按照这个精神办事。陈陵还指出，叫我在接受革命派的审查时，不要有抵触情绪。我觉得这点尤其是对的。我不仅不要有抵触情绪，而且要有热诚欢迎的情绪，要愉快地欢迎革命同志对我的一切问题都进行全面的严格的审查。这点，我的思想准备是比较充分的。
最近，我仍然十分中近东的形势发展。劳动回来之后，就一直看不到从报纸上有关中近东的消息，因而引起不少思想活动。我估计，可能是阿联的纳赛尔总统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阶级人物发生了动摇变化，形势暂时逆转。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纳赛尔等人，我从来不存幻想，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货色嘛！但是，一亿阿拉伯人民是会斗争下去的，尽管斗争形势的发展必然有曲折，但人民是不会屈服的，人民终必盈得最后胜利，否则斗争不会停止。这是毛主席早就指出的斗争规律。
在这个星期之中，我的主要时间，都是用来应付外来革命同志调查材料的问题上。有些问题是口头答复交代的，有些问题是写书面交代的。在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是有关李仲融和冯秀藻二人的。此二人的问题，都牵涉到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过去或曾被捕两次，或曾有过政治上的重大关节。于今正在大抓叛徒的时候，他们的问题是应该搞清楚的。如果是叛徒，那是丝毫不能放松放过的。这是关系到革命利益的大问题。我在答复交代他们的问题时，我是采取在政治上负责的态度，是采取老实态度。我所知道的情形是怎样，我就怎样交代。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是疑问的就只能作为疑问指出，不能把疑问说成是事实，也不要因为它是疑问而不把疑点提出来。我认为这样作，是有利于革命组织进一步去调查事实，抱每一个干部的政治历史审查清楚的。
除了答复交代问题之外，我也抽时间看了报纸。已经初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及有关社论，还准备再看。同时，我对中近东的局势及香港的形势仍然在密切地注视着。苏修头目柯西金到美国去做一揽子的交易，是会干出一些坏事来的，等着瞧吧！香港的斗争又升级了，工人阶级开始大罢工了，我很兴奋，这使我再次想起四十年前的省港大罢工。如果说，那次大罢工仅仅得到一个广东省的直接支持，就已经使英帝国主义狼狈不堪，无能为力。那么今天的情况是大不同于四十年前了，今天是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了，今天全中国人民都是积极支援香港爱国同胞的。今天的英帝国更加没落了。总之，形势大不同了，英帝国主义要准备接受更彻底更惨的失败。我在提笔写此回报时，正听到周总理的最近讲话，我注意到总理说的“香港和九龙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一句有深刻意义的话。
周末，看到“海报”，江苏省理论战线斗批改联络总站成立了。这是一件大事。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我为之高兴。我过去在理论方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散布过不少谬论，我要准备接受批判。放了毒，就要消毒，这是理所当然。我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作自我批评。
劳动方面，最近还是不停地手臂痛。但贴了药膏以后，好些，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劳动下去，思想上也比较地轻松了。
这一周的主要思想活动，是在对自己的斗、批方面。本周大概参加了大小四次的斗争大会。两次是所内召开的，两次是宣传系统召开的。斗争的问题，主要是执行刘邓在干部政策上的反动路线及执行彭真《二月提纲》的问题，还有理论方面的问题。是刚刚开始。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是犯了罪的，斗争是应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这方面说，我是心悦诚服的。我现在思想上唯一苦闷的问题，是要我进一步交代如何打击一大片的具体情节。许多具体问题，我过去都没有抓，满足于原则领导，现在要，我交代具体，我实在有些交代不出来，我又不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责任要负，可又交代不出更多的具体事实，单凭几句空话，这样当然耍引起群众的愤怒不满，内心苦闷，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只有根据群众在揭露中提出的一些质问，作为线索，并沿此线索再仔细地动脑筋想一想，总可以想出一些事情来的。我只能抱定一个态度：尽量来想，想得到的，都交代出来。这里面，实在不能有什么个人得失的考虑了。在执行《二月提纲》及理论战线方面，我也要仔细地想一想才行。这方面，困难是有的，但比较少一点，可我自己却不能因此而放松对问题之思考。
外面来调查材料的事情，本周没有增加新的任务，而且已经把上周接受的任务都搞完了。思想上为此轻松了一点，吐了一口气。希望在最近不要再来新的任务，我就可以抽出时间多看点报纸社论了。最近实在看得太少，更莫说深入领会精神实质。
本周在国际形势方面，最引起我关心的是缅甸排华事件。过去中缅人民及两国关系是比较好的，是所谓“胞波”关系。现在奈温居然破坏这种关系，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看来，奈温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今天早晨，又从广播中听到，非洲的肯尼亚也发生反华事件。这些事件，虽然都是不愉快的，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决定历史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是统治阶级的少数人物。他们这些反华人物不自量力，终将自食其恶果。
在国内形势方面，包括南京地区的形势在内，我最近思想上颇为担心的，就是连续听到许多地方发生武斗事件的消息。在中央发布了六六通令以后，还发生这些事情，是不应该的。我希望今后各地在军管会的领导之下，在革命群众组织的一致拥护之下，不再发生这样的现象才好。应该一致坚决执行中央的六六通令，这是没有哪个反对的呀！
最近由于写材料及开会时间较多，劳动时间少了。有许多地方要劳动的没有去劳动，室内灰尘未扫，室外野草众生，实在看不过去了。下周要增加劳动，改变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所在。否则，连责任心都没有，还谈什么劳动改造。
我在这一周中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自己如何检查交代的问题，一个是看到许多武斗现象面引起的思想活动。
关于自己如何检查交代的问题，我正在进行思想斗争，感觉自己需要检查交代的问题很多，有些已在过去交代过，现在需要补充，有些则在过去没有交代而现在经革命同志提示以后，觉得也是需要交代的。这许多问题缠扰在头脑中，有如一团乱麻，不知从何理起。想到此，头脑发热，烦躁不安。有时产生消极情绪，觉得自己问题越来越多，不知如何了结。烦躁过后，又把头脑冷静下来，还是把问题分别一下，一个一个的来交代吧！这样可以便于清理，以免阻碍自己对自己的革命。在此，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干部政策上执行刘邓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问题。我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有此问题，在这次文化大革命初期也不仅有许多思想活动，还有行动表现。我是应该检查交代的。其次，在忠实执行《二月提纲》方面，我也有许多思想是应该交代的。这些，我现在都要认真地加以清理。
关于因武斗现象而引起的思想活动，主要是一种忧虑不安的心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武斗的歪风制止下来。特别是在星期五下午下班回家时，路上遇到了追悼会的队伍，看到了三部装着死者尸体的车子，还有庞大的追悼者的行列。死者是年轻的青年，看了之后，心里十分难过。武斗是没有哪个赞成的。我相信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我相信广大群众是坚决支持中央的6.6通知的。
在学习方面，本周补看了几篇社论，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关于纪念党的生日的社论。看了之后，联系到自己身上，我觉得我在今天要特别记住毛主席所指出的相信党和相信群众这两句话，千万不能动摇。否则，就要犯大错误。我最近在思想上产生过消极情绪，就是一种动摇表现，应该及时防止。我希望和革命组织谈谈。我希望在人数不多的小范围内谈谈。
劳动方面，本周仍旧搞得不多，积压的任务不少，心中有点着急。下周再设法增加一点时间来解决问题吧！
在这星期之中，引起我思想震动最大的，是在七月十二日会上听了汤敬昭揭发我过去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事情以后。汤敬昭揭发的全部都是事实。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沉痛地把当时经过的事实，原原本本而又真实有据的系统的揭发出来，不能不引起我深刻回忆，印象重现。我回忆当时对汤敬昭的斗争，我是至始至终都了解的，斗争的决定是我作出的，主要的过程我也亲自参加的。当时往事隐隐如在目前。林申虽然出了许多具体主意，他要负责，但是主要责任在我而不在林。当我听他发言，听到内心激动的时候，我几次想冒起来和他握一下子手，向他认罪，向毛主席请罪。但我抑制着自己，不敢有动作表现。害怕人家说我作伪，说我徒然装样子而不作深刻检查。我只是呆呆的听着听着。但我思想上实在波涛汹涌起伏很大。会后，我抑制不住，把这心情讲了一些出来。我对历次斗争会上其他同志的揭发发言，也并不是无动于中[衷]，不是没有触动。例如周历、蔡振岳的发言，触动也大。但是，率直地说，触动最大的还是汤敬昭的发言。这可能与过去斗汤中亲身参与的次数多一些有关系。特别是在斗争过程中要追他思想转变过程一事，使我记得起来，这还是我自己最初提出的主意。
我还想到，汤对我作这样的深刻揭发，决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仇恨，而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仇恨。他的揭发，只是为了彻底粉碎这条路线的流毒，便于大家认清这条路线的实质，迅速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上来。我应该怎样呢？我只有和群众一道，把全部仇恨集中到制定这条反动路线的始作俑者身上去。我比人家更不幸的是：我不仅是这条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最忠实、最自觉而又最积极的执行者。
本周还揭发斗争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新的言行“黑话”。我自己交代了我自己讲过的一些话。同时也揭发了王北苑孙叔平所讲过的一些话。这些在小组会之外的闲谈中所讲的话，是更能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应该对此进行检查。我自己讲过什么，我不害怕承认，也不害怕批评。我鄙弃王北苑那种无耻抵赖和企图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的卑污行为。
本周学习了几篇社论，在小组会上已经把自己的心得谈了，这里不写了。
在劳动方面，还是正常的。惟天气太热，今后宜争取多做早场，早点上工，早点收工，别无他念。
我在这一周的思想活动，主要集中在回忆过去历次运动中怎样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事情。除了回忆事实之外，还根据造反派所指出的，回忆当时的活思想，挖思想根源。这样挖，很有好处，对于彻底认清自己的错误有好处。我在一边想着，一边就写下来。遗憾的是，最近因为手膀子痛，写来很吃力，很慢。准备在写成以后，即把它交给革命组织，我在这里也就不作详细回报了。
本周遇到两件大事：一是看到了刘少奇的所谓“认罪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批判高潮。我认为刘的“请罪书”根本不是请罪，而是在为自己解释、辩驳，实际就是反扑。我认为，刘是根本不会请罪的，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会真正出来请罪。我们只有抓紧大批判，肃清其影响，那就管他请罪也好，不请罪也好，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了。再就是从大字报看到，武汉情况颇为紧张，武汉的所谓“百万雄师”，居然敢于公开对抗中央，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居然敢于把中
央派去武汉处理问题的谢富治等同志加以围攻、殴打、侮辱，这真是胆大妄为达于极点。然而，纵然如此，我认为他们还是不能阻止历史按照自己的方向前进的。他们之所为，只不过在这发展过程中增加一个插曲，徒然使亲者痛和仇者快而已。
周末，在本机关看到了大字报，呼吁两派革命组织迅速团结起来。我看了之后，衷心的感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认为：我们机关的革命同志，没有什么不能团结的根据存在，只要双方协商，完全可以创造一个大团结的榜样出来。处在我的地位，我不能正面地为大团结出力，这是遗憾的，但我要决心不作任何损害大团结的事情，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都要注意。这是我能够做到的。这是我看到大字报以后所引起的最初的感想。
在劳动方面，本周劳动量有所增加，没有什么新的思想活动。
本周听了广播的一篇文章“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严肃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感觉很好。随后又把人民日报上所登的原文看了，颇能解决一些问题。以前，讲到科学态度的时候，我思想上总是把它理解为客观的东西，总喜欢用“客观的科学态度”这个字眼。看了这篇文章以后，认识到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是缺乏阶级观点的，所谓科学态度是什么呢？文章指出，首先就是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有阶级分析的观点，要明辨大是大非。否则，大前提错了，下一步的棋就必然跟着大错特错。只有掌握了这个大前提之后，才能进一步谈到怎样敢于革命，怎样打破“框框”，革什么人的命，打破什么式样的“框框”。只有首先掌握了大方向，才能革其所应革，保其所应保，打破“框框”也不会打错。我觉得这里面最难的一点，首先是在于如何掌握大方向，如何辩明大是大非。往往因为自己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不能用毛泽东思想作显微镜和望远镜，以至于是非颠倒，把大非作为大是，因而犯了罪过，这是很悲痛的。例如过去把不要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这根棍子当作“大是”，结果陷入反毛泽东思想的深渊，难道不要引起深刻的反省和警惕么？今后再也不能使用这样的棍子了，不管是自觉也好，盲目也好。
本周最使人关心的大事，是关于武汉方面的问题。看来，全国都在无例外地支援武汉地区的革命派，声势浩大，空前未有。这也可以说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吧！革命发展总不是笔直笔直的一根直线，总是有曲折的。这也无甚奇怪。听说武汉的陈再道是长征中十八勇士之一，现在还有人在吹嘘他的功劳很大。我不知道这种吹嘘的用意何在？一个人即使过去有功，难道可以凭着过去的功劳而胡作非为、乱搞一顿么？这是不行的。任何人都是不行的。
另一个关心的问题是革命大联合问题，包括本省本市本所的大联合在内。本周看不到进展的迹象。心中颇为忧虑。但是，这只能把它作为发展中的曲折来看待，总的趋势死不会有其他的。
劳动方面，正常、安心。下周如早没有别的安排，还可以增加一些量，把要做的事情都做完。别无他想。
最近以来的心情，概括地说是比较简单，然而很沉重。简单，是因为最近没有开斗争会，也很少外面的人来调查材料，自己就是学习了毛主席语录，还学习了两篇社论，此外就是安心劳动改造。因此，思想的问题少一点，思想简单一点。沉重，是因为最近南京的形势比较紧张，市内公共交通断了，打风圣[盛]行。这几天又有大字报，要揪军内的“走资派”许世友及杜平，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到底怎样，因此，心情十分沉重。
学习方面，看了《红旗》和《人民日报》两篇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以后，对于武装斗争的意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回忆过去，对于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学说是很不理解的。过去，在研究理论问题的时候，仅仅认为武装斗争是中国的特点，是中国所必需的，但是，有没有世界意义或普遍意义呢？那就不敢把它提得这样高，认为其他国家的情形与中国不同，不一定都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法共放下了武器，法共完了，修了。伊拉克不搞武装，吃了大亏。印尼，不积极行动搞武装斗争，吃了更大的亏。如此等等，事实很多。现在，血的事实教训了各国人民，只有接受毛主席的革命思想，革命才有出路。我今后一定要牢记这一条。
我还回忆其过去（具体时间忘了）曾听说毛主席对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有过非常生动和形象化的说明，这是我经常记在脑子里的。毛主席问人家：“你们看见过县太爷出来么？”答曰：“看见过的。前后有四个马弁，带盒子炮。”问：“为什么前后要有四个马弁，带着盒子炮，前呼后拥？”人家答不出来。毛主席就解释说：“县太爷就是一县的政权。县太爷出来如果没有武装前后保卫，就会有人来暗杀他，他的政权就保不住了。因此，他不管现在有没有人对他行刺，他都要把武装人员带着走，他只有用武装才能保得住自己的政权呀！我们要夺他的政权，就必须夺下他的武器呀！”这个说明是何等的生动有力，何等的好，何等的最容易使人接受呀！我虽然记不起这段美丽的对话的原文，但对话的内容是记得清楚的。现在把这话重新加以温习，就更有意义了。
劳动方面，思想上有点矛盾。一方面想多劳动一点，一方面，自己的手膀酸痛，最近又加剧了一些，稍微有点担心。但是，只要它不继续发展，也无关系。
上周学习了关于武装斗争的社论文章，本周继续学习了关于人民战争的社论文章。我的体会是：①毛主席所指出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武装斗争的道路，和毛主席的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人民战争的思想，单是讲武装斗争，就很容易迷失方向，也就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孙中山也讲过武装斗争的，但他不是依靠人民，他根本不晓得什么人民战争，他只是依靠旧军队，依靠青红帮，结果就只能是失败。吴佩孚也讲“武力统一”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觉得：毛主席的武装斗争思想和人民战争思想是不可分割的整体。②其次，我觉得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并不是什么秘密的“锦囊妙计”，而是公开宣传的正大光明的政治主张。但是，尽管反动派也能看得到这些公开文章，但他们却永远也不可能采用人民战争，也永远不可能对付人民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曾专门研究《论持久战》这本书，企图寻求对策。可是，他无法逃脱《论持久战》中所布下的天罗地网。这是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的。人民战争这个胜利武器，只能属于人民，不可能属于人民的敌人。③最后，我觉得：要进行人民战争，这个人民战争的主体，必须是由坚强的政治领导才行。最根本的仍然是政治领导军事，而不是单纯军事路线。这个政治，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泽东思想而谈政治领导，那是缘木而求鱼，就要走错路，就要走向失败，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总之，我在最近学习之后，更深地体会到毛主席的学说，的确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举世无匹的。
从这个学习中，我也联想到国内形势和江苏及南京形势。从大字报上看到，据说四川成都及武汉的“百万雄师”，都有人要上山去打游击。我联系到人民战争的理论来考虑，我认为那种想法是可笑的。不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结合一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怎么能打人民战争呢？在南京，最近几天，群众都组织起来，夜夜巡逻，鸣警，围捕“五湖四海”的流氓盗窃集团，更可具体地看出人民战争搞起来，真是威力无穷。“五湖四海”之徒有什么办法呢？
最近南京形势紧张，也看到大字报上有工厂停工及精密机器被破坏等情况，心中颇为难过，总觉得这样损失未免太大。但是看了林彪副主席讲的话：“代价是最小最小最小的，收获是最大最大最大的。”把眼光看得远一点，思想上也就想得通一点了。但尚未完全解决思想问题。
南京形势的发展，已渐渐明朗化了，但还没有完全明朗。我但愿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能很快地实现。我不希望看到武斗现象的发展。
在个人检查方面，我最近在看一些批判薛暮桥和孙冶方的材料。我过去受薛暮桥的影响比较深一些，我有许多观点是和他相同的。看了对他的批判，也可以启发我自己的自我批判。最近因为主要心情是关心南京地区的具体形势，还没有很好来考虑自己的检查问题。
劳动方面，情绪正常，安心改造而已。
这个星期看了很多东西，其中包括：
①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②中国议会论的破产，③彻底肃清“三自一包”在江苏的流毒，④萧望东的反革命真面目，⑤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⑥中共中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⑦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⑧其他等等。
看了这些文章、文献，十分过瘾，几乎每篇都是极其富有教育意义的。其中有几篇，好象就是专为解决我的思想问题而写的一样。这里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红旗》及《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这篇文章的质量极高，摆事实，讲道理，确能解决思想问题，可以说是继“九评”以后的又一新的杰作。是难得的好文章。看了这篇文章，就能了解到中国赫鲁晓夫的全貌，如见其人了。联系到过去亲身经历的历史，联系到过去接触的感性知识，确实能够看清楚中国赫鲁晓夫的庐山真面目，真是看了他的过去，就能知道他的现在，看了他的过去和现在，也就能知道他的未来了。此人若不及早揭发出来加以批深批透批臭，将来确实会后患无穷，是会使中国的地图改变颜色的。现在趁早挖掉这个定时炸弹，是中国的福，亦是世界的福。联想到自己，过去思想上是把此人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看待的，从来没有对他怀疑过。从揭露出来的他所有的那些思想看来，有不少地方也是我所有的。今天若不从中吸取教训，猛醒过来，必然会跟着滑下去，危险岂止一人而已哉！？于此也就更加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总之，感想很多，一言难尽。
这些文章和文献，我还只是粗看一遍，还没有过瘾，还要准备再看，以至三看四看，才能满足。看了以后，再在小组会上来谈自己的感受。
对于南京和江苏的当前形势，仍然是每天关心的大事。现在看了大字报，有些情况还是各执一辞，使我不甚了解。我只能留心听广播，看人民日报的社论。以期能够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劳动如常，别的事情也不想写了。
最近得到了一本毛主席的《读“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是油印本，分量不小。我已开始看了一小部分，引起了不少思想活动。回忆1960年在北京开编书工作会议时，邓力群曾经把这个笔记作了扼要而又扼要的传达，我们当时有许多人听了的。当时不许做笔记，我也未记。但是，以后既未组织学习讨论，也未重新提出这个事情，就好象没有这回事一样。我想：这不是旧中宣部领导上的“疏忽”，而是他们有意贬低毛主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新贡献，有意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一部分。我想：当时如果重视了毛主席著作，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我国几年来经济学界的面貌就不会是那样糟糕了。（我自己在写书写文章的时候，也就不会那样糟糕了）。至于“笔记”中提到的许多政治经济学中的问题，我想几乎每一点意见都是极可宝贵的，可以称得上字字珍珠，字字可贵。而我们当时竟然如此不加重视，反而大谈其不要简单化、不要庸俗化、不要实用主义，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看了毛主席的“笔记”，虽然还只是看了一小部分，但所看到的，怎么也看不出有半点简单、庸俗、实用主义的地方，而是严肃的精深的科学真理。面对真理，旧中宣部不但不组织学习宣传，反而挥舞出那么几根大棒，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如果说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话，那些大棒都是无的放矢了。无的，为什么要放矢？旧中宣部还不是为了反毛泽东思想么？旧中宣部反毛泽东思想是赖不掉的。我也犯了罪，我不愿意赖。我看了《笔记》以后，心里很难过，更加坚定地认罪、服罪，死而无怨。还有许多其他感想，一言难尽。《笔记》尚未看完，看完了，感想会更多，以后再来说吧！
最近以来，同时也看了许多《人民日报》社论及其他文章，也有感想的。但是，我的主要思考集中在前述《笔记》上。这方面思想没有整理，也就不写了。
最近也看了许多大字报，有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有关于全国形势的，也有关于南京形势的。有很多感想。但因我的思想集中在《笔记》上，没有对这些问题作仔细思考，这里也就不写了。
本周遇到的新事情是西安晚报来人调查我姐姐邓评的材料。我已就我记得起来的事情如实交代了。对于自己的姐姐，我当然是关心的，思想上不能不引起波动。如果她真有政治问题，我倒不能不同她划清界线了。相信党，相信群众，会把问题弄清楚的。弄清楚了，就好办了。今天还不能定论。
最近几天的“秋老虎”很厉害，使我的劳动也要受一点影响，只是把室内劳动搞好，室外的就马马虎虎，九、十点钟以后就不干了。以后要增加些才行。要如监督组所指出的，要有自觉性，不能因为无人监督而放松
在这一周内，我仔细地阅读了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笔记。我的初步体会是：①我过去对于毛主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思想接触不多，除了看过毛主席的论“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篇专著以外，没有看过属于这方面的其他专著。抗日时期的那篇论文，对我的印象是极深的。他所指出的由经济到财政及单纯财政这两条不同的财经工作道路，我是记得很熟很熟的。过去做财经工作时，没有忘记他，以后做宣传工作时，也没有忘记他。可是，在《毛选》出版时，未见把这篇专著的全文收进去，只是登出了其中的一部分。看了之后，总是感觉不能满足，感觉得是遗憾。如今看了这篇“笔记”，我就希望它能够正式公之于世，而且要全文共之于世，并且要在某些难懂的地方加以注释。使读者易于学习。我觉得这是必要的。②“笔记”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应该一个一个地组织力量来认真学习，认真研究，决不是草草看一遍就能了事的。我今后有生之年，一定要集中精力来学习和研究这些问题，不能全部研究，也要有重点钻研一个或两个。不能把光阴虚度。也不能不改变过去立场，改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来进行研究。而且，这也解决了一个经济研究工作者如何进行工作方向的问题。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就是由于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挂帅的缘故，往者已矣，后者可追。③联系检查自己过去的经济思想，明显地违反主席思想的地方很多。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中上层建筑阶级斗争学说的关系问题上，主席的思想是在政治经济学中，必须要讲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是不能不讲的，只是不能把它“太发展”了。太发展了，“就成了国家论，阶级斗争论了。”可是，在我思想上却要把经济学和政治学截然分开，要划清“四至界线”（我在对南京经济学界作传达时讲过的）。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么？又如在价值规律问题上，我写过很多文章小册子，也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是反主席思想的。（具体内容我在这里不谈了）。还有其他种种。总之，看了“笔记”之后，联系自己进行检查，确实有点汗流浃背。④看了“笔记”，越看越痛恨旧中宣部，痛恨他们封锁主席的声音，不让我们听到。可恶！可恶！！
《笔记》已经粗看一遍，这里，只是略提出几点初步感想。要写的感想很多，这里是一言难尽的。
最近还看了好几篇有关拥军爱民的社论。这是新形势之下的新的拥军爱民运动，不同于往常一年一度的拥军爱民运动。此回运动的意义甚为深刻，具有根本意义。我对此也有许多感想。我是一千个、一万个赞成这—运动的。
最近又开了两次斗争会，对我有帮助。但是，我深感革命组织同我个别谈话太少，有些问题在大会上不能深入多谈，也就不能完全解决思想问题。我希望革命组织的同志，能够抽时间同我个别谈谈才好，不知能否办到。
近来劳动正常，惟手臂的风湿痛加剧，心中颇为焦躁。今后只有加强锻炼。无其他想法。
继续深入学习了毛主席的《经济学笔记》，联系自己的问题进行思考，并开始写读后记。但因身体关系及其他事情插了进来，没有能按原计划的进度看下去。
看了批判“桃园经验”的文章——“假四清，真复辟”。联系回忆到王光美在南京作报告时，我也去听了的。回忆当时的感受，主要有：①认为王光美工作作风很细致，值得学习；②认为吴臣的确是坏干部，并认为这样的坏干部当然要在“四清”中清掉；③认为“扎根串连”是一个新的工作方法，比开调查会更能了解实情。现在看了批判文章，始知原来那些想法完全不对。前二者是属于事实真相问题。王光美在报告中故意制造假象，以假乱真。这不是单纯扯谎的问题，而是别有用心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底是坚持毛主席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走群众路线，搞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呢，还是走历史上那些“清官大人”如包拯、施仕伦、况钟之流的道路，避开广大群众去进行化妆私访呢？显然是只能走群众道路，而不应该走清官道路的。这是看了此文以后的感想。
还听了批判陶铸的广播，但文章尚未看到。这也是需要认真学习一下的。
还看了小报上揭露写《平江革命史》这一反党集团事件的材料。材料中揭露江渭清说谎的事实，确是如此，我也亲耳听到他在大会上说过这一谎话的。回忆他当年说谎话时的情景，其态度的确是轻飘飘地若无其事，泰然自得。此人亦可谓善于说谎的大家矣！材料中讲到彭德怀两次攻打长沙之事，那时我才十七八岁，我就在长沙城里，那时的情景我还记得很清楚。如今看了批彭的文章，也能和我的感性知识联系得起来。
除了看报纸文章之外，我最近的主要思想，集中在回忆自己的往事，从到宣传部工作以来，直至现在，在这十五年中，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感想不少。
对于南京的局势，三派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我觉得这件事很好。我认为，事情还可能有曲折，武斗还可能继续出现。但是，总的趋势必然是武斗一定可以停止，大方向一定能够贯彻，革命小将们经此曲折锻炼以后，一定能够更坚强。这叫做：如金百炼而益劲，如水百折而必东。
近来身体不佳，但劳动还是适当干了。在小组会上，监督组和陈陵同志一再提出，在身体健康上还是照顾我们，思想要改造，身体不要搞垮，这使我十分感动。我始终觉得：本机关的革命群众对我们是不错的，尽管批判得严，这是应该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群众的批判产生反感。像王北苑那样对本机关群众充满仇恨是不对的，是不能不引起公愤的。看来王北苑还会越走越远，自取其罪，活该活该！
还有些零星感想，不写了。
最近主要的思想，是在思考自己的检查问题。关于在干部政策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之事，原来以为自己只是执行上级指示，是组织观念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工作作风问题。查来查去，未能上纲。在最近的检查中，我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自己提出一系列问题：同样的组织观念，为什么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在同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对一小撮人厚，而对寻大片人薄？同样的官僚主义，为什么会厚此薄彼？同样的思想方法，为什么对这些人是这样看法，而对另外一些人又是另外的看法？这样对比之下，想想，思想就通了一点，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没有改造，不能归之于客观也。这样检查，我觉得自己前进了一步，是比较地上纲了。这是群众帮助的结果，不是闭门思过的结果。我今后要继续有所前进，还是要依靠群众。
看了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文章的确写得好，第一是把道理说清楚了，一看就懂，不是越看越糊涂，（有些写得不好的文章，的确使人越看越糊涂，不看还好些）第二是文字尖锐，富有战斗力，看了使人振奋，而不是使人昏昏欲睡。（有些写得不好的文章，看了令人欲睡）第三是语言生动，毫无教条主义味道，虽然是理论文章，但无枯燥之感，能够引人人胜。同时也在街头上看到大字报，说是毛主席对这篇文章的评价也很高，这是理所当然的。原想把这篇文章再看一遍，因时间来不及，未果。
最近南京的形势比较稳，不像一个月以前那样紧张，看来正在逐步停止武斗，逐步走向大联合。这是好现象，是代表事物本质的好现象。与此同时，听说西安、郑州、常州等地武斗很激烈，我也并不耽心。我想他们同样会走上正轨的。这是事物发展中的曲折。
近来精神很不好，常常头昏，好象要跌倒的样子，可能是血压高了。打算下周请假半天去门诊室看看。除此以外，没有什么问题，劳动还能照常。
这一周来的思想是异常兴奋的。是好久以来从没这样兴奋过的。主要是有两件事情使我兴奋。
（一）看了九月五日江青同志的讲话，再结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来思考一下，问题就很明确了，头脑就清楚了。如何掌握当前形势呢？从正面来说，就是要积极的展开大批判，把批判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具体地说，就是指向刘邓陶之流。就本省来说，就是指向江陈等等。就本单位来说，就是指向我们这几个小当权派。斗争对象十分明确了，瞄准对象放枪，就不会乱放枪，就不会有冷炮子伤人的事情了。这样，虽然自己也是斗争对象，但于事业有利，也就心甘情愿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要干扰大方向，就要防止向非目标的地方乱轰或乱放冷枪。所谓非目标的地方，第一是指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毛主席；第二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是指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把这几个地方明确指出要保卫，决不许可乱轰，事情就好办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巴不得天下大乱，乘机捞一把，于是乎向不应该轰的地方乱轰一阵，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了这个讲话和文章，就好比在重要的三岔路口摆上了指路的路标，真是好极了，怎不令人兴奋！
（二）在前天（九月廿二日）看到本单位的三个革命组织实现了大联合，心中无比的高兴。当我最初走到办公室门口，看见全所同志正在集合的时候，我问了一声：“是实现了大联合么？”答曰：“是的。”我登[顿]时就高兴极了。随后，我又向他们要到了一张打油[印]的报喜信。我高兴地站着、看着。他们去报喜了，他们走到毛主席巨幅画像前面，我也尾随跟着，不忍离开。他们走出大门，向鼓楼方向走去，我也尾随在后面遥遥跟着看着，直到他们走远了为此。我看了实在高兴，不忍离开。我虽然不能和他们一起去，但我的心却跟随着他们的队伍一起走了。我相信，我终究还是会和他们在一起的。我心里只有高兴，没有别的。我高兴得几乎要掉下眼泪来，我不知道我应当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只是呆呆地默然无语地望着他们敲锣打鼓的走向前去！
学习方面，继续看了几段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并且自己也做了笔记。
身体如常，劳动如常，没有什么好写的。周初在门诊室看过，血压并不高，心里安下来了。惟手臂疼无药可治，有点感到麻繁[烦]。
这十天来的思想活动，首先是在思考如何进行全面检查问题。准备分六个或七个问题来写。现在已经把第一个问题写出来了，是关于过去的反毛泽东思想问题。过去的确是犯了这样的罪。最近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以后，愈是对毛主席思想有了新的认识，愈是感觉过去之不对，有今是而昨非之感。其次就是关心大联合的问题。上周看到举国形成的大联合的高潮，本省、本市和本所也都出现了这种新气象，心中是无比高兴的。最近看来，进展不快，还有一些阻碍。对此，我并不感觉奇怪。这是事物发展过程的必然规律，大势已定，大势所趋，终必会形成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毫无疑义的。最后是国庆节的感想。去年国庆节，我没有到外面去看，今年则到外面街上看了一遍。去年的心情是“沉重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自己只有沉舟病树之感，心情沉重。今天则不然了。今年，我认为经过一年的群众性的“治病”以后，病情要比去年好些。根据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我自己也有自救的精神，自救加上人救，我相信我今后还是能够跟上全所革命同志一起前进的。因此，我今年国庆节的心情，比去年要愉快得多，明年还会更愉快的。在国庆节听到了林彪同志的讲话，很高兴，我特别高兴地听到他所讲的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将是今后的重大任务。此外，在国庆节之前，我的几个在上海和西安的小孩子都回家了，我也高兴。
国庆之前，我在机关里的劳动是增加了，打扫清洁卫生，把环境搞得好一点，自己看了也是高兴的。
国庆以后的这几天，思想上主要在思考自己的检查问题。我自己思考了几个问题，写了几个问题，包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过去研究所工作方向问题，还有对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及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修正主义观点问题。这些问题，边想边写，初稿虽已写出，但自己总觉得有些事实情况需要加以说明，但若说明多了，又不像检查，因此很难下笔。最后我还是以检查为主，只在必要的地方略加几句说明。不能说得太多，有些就不说算了。
看了张春桥的关于江苏问题的讲话，其中还有康老的讲话，看了以后，对大方向明确了，对许世友的问题，思想上也得到了澄清。过去提打倒许世友的，现在不提打倒了，可见他们还是坚定地执行中央指示，并不固执己见，这种态度是很好的。主要是关于大方向、大联合的问题，看来大势所趋，联合是必然的，但中间还有许多曲折，不可能期望在一个早上就通通实现大联合，这也用不着担忧。当前主要任务是斗私批修，林彪同志的国庆讲话中已经明确指出，这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全国上下都在响应这一伟大号召，只要能把私字斗掉，批修好办，大联合也好办了。斗私，就是要斗掉私有制之“私”，斗掉自私自利之“私”，实际上也是从思想根本方面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斗私批修，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这几天劳动增加，有些新的劳动任务要做，做得很起劲，心中很愉快。下周劳动还会继续忙一点，思想上先作好准备，还要准备下乡支农。
写完了自我检查的初稿的大部分。写完以后，想了一想，总觉检查还有不够之处。但是，暂时不去改它，也不把它誊正。打算放几天，或者等一个时候，在听了群众的大批判以后，认识会有所提高的，那时再行重写。我认为，任何检查，头几次总难检查得好，要有时间，一步步的深入。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对人之看法如此，对己也如此，只是不要以此为借口来拖延推脱或自我原谅。
最近看了街头大字报上所登毛主席在视察三个大区时所作的最新指示。中央通知要广泛展开学习这个指示，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如对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及形势大好的看法向题，全国都要办学习班的问题，对干部的看法问题，对犯错误干部的态度问题等等。我看了之后，最深刻的一点，是感觉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十分亲切和亲热。亲切，是因为过去已经听得毛主席讲过多次，反复地教导过我们。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听到毛主席的这些话，就感觉十分亲切。亲热，是因为看了这些指示以后，感觉毛主席一贯的精神，是爱护干部，不是打击干部，检查要从严，但不是对干部进行打击。现在主席还是这个精神。听了这些话，似乎有一股暖流通向全身，使人有热乎乎之感。我看了主席的最新指示以后，也更为增加了对主席、对党、对群众的相信，相信我们党的传统精神未变，也相信群众一定能按党的传统精神办事。这两个相信，无论如何不能动摇。今天，在我来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大联合的问题，在街上看到有些反对杜方平的大字报，心中不很理解。还看到少数单位仍有互相攻击的大字报，这倒没有引起奇异，这是前进中的小波，不足怪也。
最近劳动量略有增加，心中很为愉快，无其他思想活动。
向革命派提个建议：要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打印出来，让我们也能人手一份，也能仔细地再多看几遍，认真地学习学习。
这一周的学习和思想活动，主要是学习和思考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尤其着重在如何对待干部的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更具体地说，是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治病救人的方针，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个公式，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毛主席现在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的。我注意到现在提出的这个公式，在“批评”之后，又加了“自我批评”这四个字，我认为这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互相批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内因总是起主要作用嘛！毛主席历来讲到批评的时候，本来就是包含批评和自我批评两个方面，历来就重视自我批评，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现在却明确无误地补上“自我批评”四个字，这是具有更深刻底意义的。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段，历史要求大联合。要求做到大联合，而相互之间又存在不同意见，怎么办呢？不能老是去责备人家和批评人家，而是要互相都首先批评自己，多作自我批评，这样事情就好办了。鉴于现在有不少争执之所以迟迟未得到解决，缺少自我批评的精神应是原因之一。当然，这还不是根本原因，因为批评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已。根本原因是不懂得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应如何处理。应该懂得毛主席所首倡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理。不懂得，或者虽然懂得而又不能用它来指导行动、解决矛盾，那就自然不可能达到大联合了。因此，我觉得今天重新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并不是老生常谈，而是客观需要的。
学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也联系到自己的问题，应当在自我批评的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批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毛主席关于干部政策的“春风”，能不能吹到自己身上，还不免有个疑问。因为毛主席所说的对待干部，是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干部。而我们呢？我们是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是犯罪，不是犯错误，这二者是根本不同性质的。如果把我们的罪行，说成仅仅是犯了错误，群众能够通得过么？这样一想，我就觉得自己只有以待罪之身听候处理了。重新学习主席的教导，思想上还是未能解决这个疑问。但是，又想，如果这样想下去，还是站在个人主义的圈子之内，患得患失，这有什么好处？正当的是应该着重在自我批评，进行检查，其他一切都用不着去考虑。跳出个人主义圈子，事情就好办了。
星期六，监督组刘君雷同志向我们宣读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及16条中的干部政策的条文，并要我们写材料，协助革命组织全面了解干部。听了之后，使我相信，群众是听毛主席话的，是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的。个人得失问题，丝毫用不着耽心事。
我在这一周中的主要思想，仍然是继续着前此所思考的干部政策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不联系到自己的身上是不行的。一想，又想到自己身上来了。我想，个人问题不是不要想，关键在于不要从个人主义出发，不要有“私”字当头，不要私心杂念，不要胡思乱想，要根据毛主席所指示的精神，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要想如何才有利于文化大革命。想到这些的时候，思想开朗了。经过革命造反派同志的几次谈话以后，思想更明确起来。谈话很有好处。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抱定几条原则或宗旨：
我应该坚定不移的相信党，相信群众。这两条是最根本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信心要日益增强。
我应该对群众的批判采取热情欢迎的态度，决不允许有抵触或对抗情绪。我在过去是没有对抗情绪的，今后仍然要如此，要准备迎接大联合以后的批斗高潮。
对所内（两大派）三个革命组织，我应该同样看待，应该看到她们都是革命组织，都有权利对我进行监督和批判，我只有接受和积极配合的责任，俯首甘为孺子牛，没有什么反抗、抵触、不满的权利，更不能在两派组织之间有任何“小动作”。我过去没有搞过“小动作”，今后仍当如此。我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促进她们的大联合。当前最主要的是，无论她们中间的哪一派叫我交代检查问题，我都老老实实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决不厚一方、薄一方。
我自己现在的主要工作，是把自己的全面检查（初稿）写出来，交给两派革命组织审查。我将毫不动摇的承认自己过去是犯了罪（或者是严重错误）。但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知过即改，决不作那种“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的人。服从无产阶级真理，别无他想。
除此以外，看了报纸文章，也有不少感想，例如看了“考场上的反修斗争”，看了“日共修正主义头子们的生活方式”等等，都有思想活动，我在这里不想多写了。
我在这一周中，主要的工作和思想，就是写好了一份全面检查的初稿。我在写此初稿的过程中，回思往事，实在是感慨良深。我想到十多年来担负理论工作，但有许多理论问题、工作问题、阶级斗争问题都没有弄清楚，以至于犯了许多罪行，令人十分难过。推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找其根子，只能有一个，这就是把它归结到立场和世界观上面来。我承认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是没有得到改造的。今后如何从这方面来炼基本功，当是今后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在写到检查的最后部分时，我表示两点：第一，我要作知过即改的人，决不作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人；第二，我仍然要坚定不移的相信党和相信群众，这是毛主席所教导的两条根本原理。我决不把它忘记。别的多话，我也一时想不起来。
现在快要临到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了。这是一个大庆的日子。我十分关心到报上的文章和消息，关心到十月革命故乡的人们将如何来纪念这个日子。我看到许多有关那地方的消息，其中有一条特别令人气愤。那地方现在是恢复了许许多多十月革命以前的东西，有些早就被列宁、斯大林扔进垃圾堆的东西，现在又被拾出来作为宝贝了。在文艺战线上，他们搞着演奏罗密欧与朱丽叶，这还不足，还要请美国的男演员和苏联的姑娘来对唱，这真是丢人，可耻到了极点。他们如果用这样的节目，在五十周年的日子里，在红场上，在列宁的陵墓前来演唱，那该是多么的难堪呀！难道不会把列宁的脑袋气破么？难道列宁不会出来掴他们的耳光么？我是喜欢写政治杂文的。看了这类消息之后，甚为手痒，恨不能多写几篇杂文来鞭挞这些应该鞭挞的东西。
这几天，伤风感冒，很难过。今天休息，在家睡了大半天。弄了些生姜红糖吃了。我希望它赶快好掉，以便后天可以随同本机关的革命同志一同下乡劳动，就是想一同下乡劳动，别无其他念头。
这两周以来的思想活动很多，首先是在写完了自己的检查初稿以后，并将初稿同样的交给了本机关的两派革命组织，感觉是完成了这个段落的一项任务，思想上又要静一下，考虑此后的事情。此后，我想主要地是继续学习毛主席的经济思想，结合自己过去的思想观点进行对照检查。我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第二，我同大家一道到乡下支农，去了一个星期。这一星期中，因天气不佳，劳动很少，只是缩在屋子里面，生活上感觉很不习惯。要同农民真正打成一片，很不容易。自己觉得：这还是重要的一关。这一关，我还没有过好，于此可以看出。
第三，我在回到城里以后，看到两派革命组织之间的斗争又趋激烈，心中甚为关心。主观上希望赶快看到大联合，客观上却不是那样顺利。凡事都不以主观愿望为转移，这也不足奇怪。但是，我仍然相信大势所趋，联合的前途终将实现。至于两派斗争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引我注意的也有几件，如关于杜方平的问题，关于高啸平的问题，关于南京砖瓦厂的问题，关于军院揭发王平制造抗老血清的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也有我的看法，在这里不详细谈了。
第四，对于本机关的革命造反派，看来最近在联合方面的进展也不快，事情只能慢慢来。我也考虑到自己的态度，仍然要坚持承认两派都是革命组织。我自己只有向他们（无论是哪一个方面）老实交代问题的责任，没有其他幻想，更不能在其中有任何小动作。不仅在主观上，而且在客观上避免拉一打一的现象。
第五，本周有许多外来调查材料的人，向我了解过去熟悉的某些干部情况。我除了据实提供材料以外，同时也联想到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对干部要进行全面了解，而不是只看其一时一事。现在正是这样贯彻主席指示精神的，从这些事实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由此，我更增加了相信党和相信群众的决心。
第六，周五（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发生了一件怪事。李廉在八至十点钟时，先唤王北苑去个别谈话，接着又唤孙叔平去个别谈话，最后又唤我去个别谈话。唤我之时，大约在十点钟左右。初时本想立时拒绝，但继续一想，要看看他们究竟搞什么，我也就去了。谈话中他竟提出关于他自己的许多问题，显然是想“摸底”。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我立即严正拒绝。我申明我同他个人没有话说，有问题只能通过革命造反组织来谈。我拒绝回答他所提出的一切有关他自己的问题。他无计可施，只好不谈算了。我认为我的严正拒绝，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事后，我向革命造反组织作了回报。在小组会上也谈了。在小组会上，我还同时声明：我同孙叔平、王北苑、祝见山也不能作个别交谈，有问题只能在小祖会上或通过组织谈，否则，一概拒绝。我说此话的目的，也就是叫他们不要想在我身上来摸到什么底。我有话，只能向革命造反派组织谈，这是我必须坚持的原则。
第七，周五下午还发生了极不愉快的打架事件。我对此只觉得可耻、可耻、可耻至极。我不想就此多说别话。
我在这一周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学习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笔记》上。由于最近没有好多外来的事情，我能够集中几个下午的时间认真学习，已经仔细地学完了绝大部分，作了学习笔记，获益不少。我现在所得到的初步的总的印象是：毛主席在研究这些经济问题的时候，始终牢牢地掌握了两个观点，无论分析什么问题，都没有离开这两个观点。这就是：①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毛主席到处采用辩证的方法，把问题的正反两方面说得很清楚，例如在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上，在公与私的关系问题上，等等，实在是分析得太好了。其②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毛主席自己确是模范地做到了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例如在论述到共产主义国家问题时，那时国家是否消亡，毛主席就指出还要看看国际条件，如果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家机器就必须保持。毛主席用极其生动而又极其有力量的几句话，表达出一个很重要的原理。毛主席写道：“国家的消亡还需要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这是危险的。”了了几句话，胜过我们多少长篇阔论的大文章。我看了毛主席的《笔记》以后，感受很多。今后只有用毛主席的思想作为武器来对照检查自己，才能达到改造思想、提高认识的目的。
在劳动方面，本周情况有些变化。我下决心多做一些，不管别人怎样。今后打开水，如果没有别人帮忙抬，我就决心锻炼，一人来挑担子，也能挑的。除此以外，别的不愉快的事情，我都不放在心上。
我在这一周中，把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全部仔细看完了，并且做了笔记。我的笔记，主要是摘录性质，有时稍微加进一点自己的意见。原来只想摘录要点，但在摘录的过程中，处处感觉都很重要，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省略，如果省略了，就好象丢失了一样宝贝，结果还是摘录很多，有许多地方是整段原文照抄。特别是阅读到最后部分的几个问题，是对《教科书》的全面性的概括的提意见，更加感觉非常重要。这部分，可以作为我们今后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方针方向，是我们必须深思熟记的。我在这里提几点主要体会：
①毛主席对《教科书》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经过科学分析以后，是则是，非则非，立场非常鲜明，看问题非常深刻，非凡人所能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②毛主席指出《教科书》的要害，就是强调物质刺激，而不谈政治思想挂帅，更恶劣是把物质刺激作为对个人的物质刺激，而不是把着重点放在公共福利方面，这样走向个人主义的极端，违反了列宁的遗训，这是适合于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政治需要的。
③毛主席指出《教科书》所使用的方法完全错误，它不是从现象出发去揭露本质，而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结果规律也说不清。这种方法，是为马克思历来所不取的。我过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写文章，也有此毛病，应该引为深诫。
④毛主席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但是，研究生产关系，必须不离开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特别是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容忽视，忽视了，就要犯大错误。我过去恰恰是在这方面忽视了，忽视了阶级斗争，这是今后应当特别引起警惕的。
⑤毛主席强调要有创造性。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创造出我们自己的路子，不能一步一趋的跟在人家后面；在理论上也要创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巨著，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个创造历史的艰巨任务，是由七亿人民来进行的，但是谁能把人民的创造，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呢？今天看来，只有毛主席能当此大任，他是最善于把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性集中起来并加以发挥的。我们自己做什么呢？最起码的要求能够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能够紧紧跟上，这就是好的了。我在过去是落后了，没有跟得上，今后当如何急起直追，这是首要关键问题。
这就是我在学习了毛主席的《笔记》以后，久久萦回在脑子中的一些思想。现在，《笔记》的学习已告一段落，下一步如何走？我想把自己过去所写经济学方面的东西拿出来检查一下，一个一个地对照毛主席的思想进行检查，找出自己的毛病所在，进行自我批评。必要时，把它公之于众，让群众来进行批评，甚至斗争。这样，我认为并无害处。从下周开始，我就准备这样做作。
最近引起我思想上重视的事情，还有关于英镑贬值的事情（英国工党政府在十一月十八日宣布英镑的第三次贬值），这无疑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件大事。英镑为什么要贬值，贬值的主观意图是什么，贬值的客观后果将如何？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对此颇有兴趣，但要加以研究，那是以后的事，现在非其时也，现在要关心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方面，我最近关心的还是大联合问题。
在劳动方面，最近兴趣高涨，准备多劳动些。
本周开始对照毛泽东思想检查了，自己在1960年所写的《商品自传》，已经把前面的几章看过，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批判的，一个是要严格批判的，主要是在讲述商品及价值规律的作用时，不但夸大了它的作用，而且宣扬了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错误甚为严重。准备将此书全部看完之后，写出对此书的全面的自我批判。
本周学习了《红旗》社论《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看了社论，回溯往事，斗争过程，甚为明显。过去没有把这些斗争看作严肃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现在回头看来，有点惊心动魄。
我在这一周中，原来打算继续检查自己的经济思想，后因造反派交代我结合学习《红旗》文章，检查自己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的思想，我的思想就转到这方面来了。起先，我只想写学习那篇文章的心得，后来造反派又要我交代这方面的罪行，如是，我又〖把〗原来已经写了的心得抛弃，而转到着重对自己的检查方面。我的检查，主要是检查自己存在的包产到户的思想以及宣扬自由市场及对三面红旗说过的一些错话。这些都是罪过，我是愿意进行检查的。在星期六的斗争会上，群众又揭发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他们对我的揭发很好。把这些错误的东西都拿出来批斗一下，引起重视警惕，以后就不会在同样的问题上再犯同样的错误，起了防疫作用，这就好了。因此，在斗争会以后，我的思想是通的，我觉得这样很好。
近来思想，仍然十分关心大联合的问题。最近中央负责同志第三次接见了江苏省的驻京代表，并且明确提出要求在今年之内解决江苏省大联合的问题。我希望真能如期实现大联合，这样无论对哪一方面都是极有好处的。可是，我又怀疑，年内只有十五天了，能不能实现大联合以不辜负中央的期望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呢？
在劳动方面，我仍然积极自觉地加油干，没有别的思想活动。冬天多劳动一些，实际上也很愉快。
我在这一周的思想，主要是继续学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自己的实际进行回忆思考。根据小组学习安排，这周的主要回忆是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回忆当时我正在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工作。当时主耍是学习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之后，又进行了学习。现在回忆当时思想，对合作化是拥护的。但是当时并没有明确认识到两条道路的斗争，好象就是风平浪静地逐步实现了合作化。而自己思想上所以对合作化没有抵触，也并不是有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而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世界观。因为从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说，合作化也还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怎样的合作化以及向何处去。现在重新学习这个问题，就感觉认识上与过去有所不同了。现在深深感到，的确要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来一次世界观的大革命才行。
根据造反派的交代，我在本周周初还写了揭发旧省委宣传部的材料。虽然其中主要材料都是过去已经书面写出交代过的，但现在重新写一下，重新思考一下，对所揭问题的看法，就比过去前进一些了。我自己有此感觉。
对于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形势，仍然是关心的。最近看来，大联合的进展虽然有一些，但不算快，而同时则又听说各地不断发生武斗，甚至连市区治安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心情多少有些沉重。在此情况下，重温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正确认清大好形势，非常重要。否则，就容易为现象所迷惑。
劳动方面，情绪正常。我很想在元旦和春节期间，把地区卫生环境搞得很好。
我在这一周中，经历了极大的思想波动。周初，接到我女婿从北京来信，知道了一个亲人的死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底心情是异常悲痛，异常难过的。她的死因不明，我不知道怎样去设想。想来想去，经历了难过的不眠之夜。最后我只能用毛主席教导的两句话来解决问题。我要相信党和相信群众，这是两条最根本的原理。我相信党和相信群众会把是非弄清楚，会为她作出正确的政治结论。除此以外，我不能有别的什么想法。第二天，我把我的遭遇向机关革命造反派作了回报，它们给我的指示，也增加了我的信心和力量。此后几天，我对于别的东西看不进去，我只反复看了毛主席有关干部政策的一些指示。我相信党和相信群众终究会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办事的。我的思想渐渐平静下来。但是，我一想到她死了，我总是非常难过的。
在周末的一二天，我又感到了愉快。我看到了我们所内革命同志要求尽快实现大联合的大字报，我看到了所内革命组织互相祝贺新年，听到了他们的鼓掌声。我看到了周总理在京接见江苏代表谈话的大字报，总理要求双方都把武器交出来，要由解放军实行搜查武器，要联合起来制止打砸抢抄抓。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是令人愉快的。我希望，我也相信1968年的元旦会带来更多的喜讯。我要从1968年开始，把一切烦扰自己的属于个人方面的私心杂念统统去掉。随着新年元旦之来临，还是一心向前看吧！
劳动方面，这几天已经把环境卫生搞得比较地好了，自己看了也还可以过得去，算是尽了一点责任。
来源：《灵魂受刑录——邓克生文革『思想情况回报』全编》，龙高孙整理、诸 文 校对， 2010年自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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