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8-9 作者:[待确定]
<按语>:习仲勋是彭、高、饶反党集团的头目,干将,也是这个集团的“付帅”。长期以来,他伙同高岗干下的反党活动,罪恶累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的革命小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他的反党罪行重新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在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压力下,在刀光倒影的白刃战中,这个反党的老手被迫于今年八月九日和八月十七日交出了二份“认罪书”。应该指出他的这二份“认罪书”都没有老老实实地交待他与高岗的黑关系,和他伙同高岗所干下的反党罪行。相反却在推三阻四,百般抵赖。现在我们把他的第二份“认罪书”中有关他与高岗的关系部份,摘录如下。以便供大家批判。
……
7、在解放战争末期,既由马文瑞派管理处长赵新民去东北,向高岗要一批款,作为西北党校筹建经费,我知道这个事情并经我同意的。第二次在一九四九年冬,马明方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后,去东北向高岗要回一千两黄金,作为救经陕北群众之用,这些款都是高岗以个人名义赠送的,很自然的就宣传了高岗,扩大了他的影响。
8、在这期间,接触过高岗的三次反党宣传,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夏,马文瑞从苏联参观回来,在西北局一个午饭后的时候,向我谈到张秀山给他散布的一些反党的流言蜚语。第二次是一九五一年我和贾拓夫去东北参观,同高岗有过几次接触,有一次把我和贾拓夫叫到他家里,专门谈了他的反党黑话,并拿了他的笔记本和信件以证明他的论点正确。第三次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九日,张秀山来到西安,进行反党游说,一到之后,张秀山就和我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散布一整套流言蜚语,鼓吹反党。我于二十二日即离开西安去北京,张秀山仍在西安,后去兰州,又到乌鲁木齐。这三次我听到的反党活动,当时虽然不安,但都没有及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为高岗隐瞒了这些反党罪行,而且也是滑向反党罪恶泥坑的第一步。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
一九五三年我和高岗都在中央工作,这时我即完全陷入高岗的反党的罪恶泥坑,参加了他的反党活动,事实如下:
1、在听到高岗的言论方面,有些不安,这里只交待如下一些:
高岗谈到,中国的列宁是毛主席,而中国的斯大林又是谁呢?又说中国的党史应当从井岗山出发,不应该以白区为中心,正确的是井岗山。又说安子文坏透了,是刘少奇的忠实走卒,把持中央组织部的人事大权,几个副部长李楚黎、王从吾、龚子荣等,都是白区来的,也是刘的死党。对周总理诬称为老事务主义者,对朝鲜抗美战争没有信心,对援朝战争的后勤工作,也管理的不好等。
2、在干部问题上,高岗也打算调一批人到中央去,加强各个要害部门,如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等,提出过陕西的干部有马文瑞、张帮英都可去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黄静波可到财政部任副部长,还提到惠中权、白治民等人,认为都很优秀,都可以到中央各部工作,后来又调去了惠中权搞财政工作;而白治民由于马明方说,他还年轻,在下面多锻炼一些时候好,所以才未调。他提的这些人,当时都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同意他的看法。
3、高岗认为西北地区还是支持他的,原因是这里是他的老巢,他走后是我在西北工作,而我走后又是马明方在这里工作,所以在这里省以上的领导干部,基本上是拥护他的,在西北的军事干部中,认为张达志、王世泰、高朗亭、高景春、张仲良都是他的老部下,都很可靠,唯对王世泰说他进步慢,能力差,以张仲良认为他脾气怪,有时好闹别扭;对张达志特别信任;说在陕北军事干部中,除贺晋年外,他算最好的。我那时也完全同意高岗的这些看法。
4、我对高岗散布的这些反党言论和意见,除了张达志有一次在北京我的家里,给我谈了他去东北高岗给他的讲话,以及我和陈正人、王世泰谈论过而外,我再没给任何人谈过这些问题,但是在一九五三年夏季的全国财政会议上,我是按高岗的意图作的。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步先把薄一波反掉,会后就撤掉财政部长。
5、一九五二年九月中央组织工作会议,高岗事前布置要把安子文反掉,改组中央组织部,拟把他设想的人提到组织部,以权握人事大权。以后由于毛主席亲自找了刘邓和我开了两次会,指示开会的方针,所以这次我就没有按照高岗的黑指示办。
6、一九五三年十月后,高岗的反党阴谋即为毛主席发觉,这时高岗很慌张,曾要我在师哲(当时担任毛主席和尤金大使谈话的翻译)跟前打听中央对他的态度,十一月下旬又要我为他代拟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提出自己承认错误,并准备至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深刻检讨,这些我替他做了。
下面再交待我在高岗反党阴谋被揭露后的罪行:
1、四中全会后,在揭发高岗罪行的座谈会上,我不仅很少揭发,而且自己也没有交待,继续对中央隐瞒,在王世泰问到我,高岗在一九三三年秋进苏区时,是否是陕西省委委员,我的答复是:你知道的你就揭发,不知道的会有别人揭发,何必抢着去说呢,而实际是阻止王世泰来揭发。
2、座谈会后,中央指定我与高岗联系,在联系中间,我未能坚持中央精神,去督促高岗好好检讨,反而为高岗一些为自己辩护的谬论所迷惑,对他极表同情并企图为他减轻罪行。当时高岗曾要我去找陈云、朱德、彭德怀打听态度,企图取得他们的同情、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替他说话。但是当时的情况是,陈云第一个向毛主席揭露了高岗的反党阴谋,而彭德怀这时期则矢口否认和高岗的联系,而找他们去谈是困难的,因而也就没有去找他们去谈。当时高岗情绪十分紧张,我为了安定他的情绪,虽说过毛主席和中央的一贯精神,总是治病救人,难道你也怀疑了吗?应当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你的问题会宽大处理,这个信心不能动摇,如果对你公审法办,我们一块儿死。这后一句话说得不妥当,完全倒在高岗一边。他又经常在我跟着摸中央的底,并探听外面情况,这方面我也说过错话。在他问到安子文为什么多时不见,我告他是去东北出席东北局的高干会,是揭发你的会议,在会上并有人提出要公审你等。
3、一九五四年三月,我即向中央提出撤消派我和高岗联系,因为起不了多大作用,反而他在我跟着乱摸中央的底,从此后,我再没有和高岗接触过,但是在高岗自杀前半年时间内,高岗的爱人李力群,还是经常来我处谈问题,打听消息。
4、一九五四年九月初(也可能是八月下旬)高岗畏罪服毒自杀,头天夜里自杀,第二天清晨接到中央通知最早的是我和马明方,前去现场了解情况,后经解剖证实是服安眠药自杀的。自此我心情沉痛,一是高岗死了,二是我和高岗历史上的关系,特别是到北京后这一年的反党活动关系,最主要还是这一条,我忧虑如何向党交待清楚呢?对中央有抱怨情绪,对李力群更有抱怨情绪。因为在半年前,即我还与高岗联系的时候,刘少奇曾给我有一次电话,要我设法防备高岗自杀,并说高岗自杀了,对外影响不好。我随即将这个意见告诉李力群,要她特别注意每晚给他吃安眠药时,千万注意不让他自取,或知道放药的地方,以防窃取,这个防范只能是李力群能办到,别人或者和他不在一起的人,是很难防止的,所以刘少奇的电话,告诉她执行是完全应该的,但是高岗死后,她多次硬说是秘书赵家梁逼死的,而在一九五五年九月揭发我材料中,又把我告之刘少奇电话事,也作为一条。
5、一九五五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虽然经三次改写检讨稿,但是终算被我蒙混过关,仍没作彻底交待,又一次欺骗了毛主席和党中央。
6、没有把彭、高相勾结情况以及高岗两次要我改变对彭德怀的看法:及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相反在李力群的检讨中,揭发彭德怀在沈阳一次饭后,说的一些流言蜚语,阻止她不要写上,并说我看彭是中央保护过关的,现在着重交待自己的就行了,这实际上是起了包庇彭德怀的作用,而帮了彭德怀的忙。在此同时把王世泰给我讲的彭向他散布的那些话,也没有在全国代表会议和西北座谈会上揭露,却一直等到庐山会议才作了揭发。
…………
8、就是支持写《刘志丹》反党小说,这本小说的作者李建彤,准备写有关刘志丹的回忆文章,而收集这方面的材料,我在一九五五年就知道,关于要写《刘志丹》小说,是一九五八年春送来初稿的,我才知道的。到了一九五九年后,我才下决心,支持他写,并在一九六〇年冬,为他写这本小说由我主持召开了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马锡伍,工人出版社的两名,一名何家栋,系帮助李写的,另一人名不记,再就是我和李建彤,我的秘书田方作记录。地址在我的办公室,前后只开过一次座谈会。我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其主要内容是把刘志丹写成一个出色的群众领袖,是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通过刘志丹把陕甘苏区写成是坚持正确路线在全国胜利的缩影。《刘志丹》事实上从拟稿起就是根据这次座谈会的意见修改的,因此,不管以前我对李建彤的态度如何,但是这部小说由我挂帅写出的。
这部《刘志丹》是以小说向党猖狂进攻,主要之点是把陕甘苏区写成在刘志丹的领导下,是一贯正确的,过分美化刘志丹,宣扬刘志丹,实际通过死人,宣扬活人,为活人歌功颂德;实际上美化了高岗,企图为高岗翻案。总之,在我支持下由反党分子李建彤写的《刘志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小说。因此,是对我的个人野心家和自己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一次大暴露,大揭发,也因此我在十中全会上,受到严肃的批判。
习仲勋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开日
来源:首都红线会北京电力学院井冈山公社“彭、高、饶习专案小组”《高岗五十年罪恶史(1904-1954),196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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