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8-18 作者：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黄赤波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我犯了严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首先是，贯彻了刘、邓、彭、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抵住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在这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群众，对我罪行，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我的心情很沉痛，犯了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辜负了毛主席多年来对我的培养。我向毛主席、向党中央请罪！向广大的公安革命干部、革命民警请罪！现在，据我回顾起来的罪行，作如下交代认罪。
（一）过去在公安系统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的。我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站在人民群众的革命立场上，来组织建设这支革命的部队。相反，反对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突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1）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进行革命的指南。是我们进行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我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说成是“到了顶峰，那就不能发展了”。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大污蔑，是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讲的这种极端反动的话，是在旧市委开会时，听宋日昌说，他说在杭州中央开农业会议上，中央负责人说“不要讲顶峰”。时间约在去年四月份）。
（2）我在不同的场合里，散布了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紧跟着陈、曹，为他们推翻毛主席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作了传声筒和吹鼓手。
我在广大群众起来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在处理各项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散布了许多黑话。我说什么：“政治与业务结合、政治不能脱离业务、政治应渗透到业务中去”。“突出政治，不能结合实际、政治是空的”。这种所谓的结合、落实、渗透，实际上把业务放在第一位、业务挂帅、业务统率政治，这就对抗了毛主席所提出的“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的伟大教导。这就看出我不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不是强调政治挂帅，而是强调业务挂帅。这就贯彻了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3）广大干部民警，为了更好地掌握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等的文章，我没有去支持他们，相反的要他们学习旧的东西，如看“十五贯”，“杨门女将”，“七十二家房客”，“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反动的、封建的、毒害革命人民的戏剧和电影。抵住了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是我又一次犯了大罪。
（4）对用政治部和政治工作人员方面，我犯的罪行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去武装他们，经常交些业务给他们去办，把政治部门变为行政的附属单位。不是坚持以毛主席的思想，贯彻到全体队伍中来，相反，在他们提出应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建立学习毛主席著作制度，多读些毛主席的书时，而我胡说：“不要革命化、庸俗化。书是要读的，不能多读书、读死书，光读几本书不行，消化不了，照书本上搬，变成教条主义，不要庸俗化”。我又说：“政治工作落实到实际，就是空头政治家”。骂政治工作人员是“吹牛皮，卖狗皮膏药”。对业务部门，我说：“工作搞好了，破案多了，就是成绩，就是体现政治好，就是体现了政治工作好。”这些说明我对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不是什么爱而是恨，不是拥护、而是反对，不但自己反对还命令革命同志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阻碍他们进步，还企图把他们引上邪路。因此我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
（二）反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1）紧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十无”，我在上海搞了“七无”八好、十二条。无火灾、无交通事故、无盗窃、无暗娼等。首先在大会动员，并向各大城市发电报、挑起竞赛，出现了几十无，甚至“一百无”。不久，又向全市提出“安全运动，百日安全”，把许多力量投入安全运动，搞生活卫生运动，“有事办公安；无事办生产”，放弃对敌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因此，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首先是我，否认了阶级斗争，才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谬论！其次是我麻痹了广大的人民，造成了错觉，给公安政治人员的失业感，造成思想紊乱。专政工具逐渐消亡了；逐渐转业了，没有敌人了。并在刊物上大做文章，砍杀、紧缩、削弱了专政工具。
一九五九年提出公、检、法，三个机关合而为一。下去（办案）不分家，回来再分家。这种合署办公，实际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七年还提出公安行政编制，减少百分之四十五。行政机构合并很多经保六个处，合并成一处处。政保各处减少成一个处，对分局提出取消科的建制，组成几个办公室，遭到群众反对而未实行。按照旧市委的指示，地区单位系统，三十二个分局合并成十个分局，连派出所户籍警等都反对的。而经保组织、在各分局、只有五个分局保存了经保科，其他都是被砍掉了。派出所被砍掉了几十个。
在一次市委会议上，有党委书记参加的，也大砍工厂、企业、学校等方面的保卫处、科，有的减少人，有的合并成为人保科。改成人保科后，既削弱了专政力量，又混淆了两类矛盾。把许多保卫干部都调到其他单位去了。这样，控制不住敌人、反坏分子，乘机活动，事实上，帮助了敌人，放纵了敌人，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
（2）贯彻苏修格伯乌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执行了彭、罗的修正主义特务路线。搞神秘孤立，宣扬苏修的格伯乌特务经验，强调侦察干部的特殊性、稳定性。提出侦察工作，单线领导，分档办案。许多侦察工作方针路线，没有在党组会上好好讨论，由分工局长管理，借口保密，割断侦察业务部门，处与处之间、处长与处长之间的联系，互相保密、互不通气。把分局派出所同各业务处隔开了。不走群众路线，脱离群众监督，强调了小点子挂帅，不去强调政治。
（3）强调了技侦，反对毛主席的公安工作的群众路线。几年来，把技侦工作队伍大大扩大，扩大数达三、四百人，削弱了治安行政工作和公开管理工作，迷信技术作用，培养技术人员，扩大技术设备。办了专门设置的技术工厂，提出技术练兵、练本领、练工夫，要一个翻译培养一个徒弟，培养外语训练班，提高技术人员的待遇，搞物质刺激，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出于当时形势加强隐蔽斗争观点，突出强调技侦任务越来越重。实际是神秘手法，搞特务路线。这不是搞不搞群众路线的问题，而是在根本上反对毛主席关于公安工作的群众路线的问题。我是积极的执行了刘、邓、彭、罗那一套黑货。
（三）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实行了“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反对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犯了罪。
（1）长期的、一绩的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彻头彻尾的抵制、反对毛主席的干部路线。
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的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但是，我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完全执行了刘、邓的任人唯亲的反动路线。
第一，在两次运动中，特别是在上海，一段是整下不整上，整人不整己，把干部队伍，看成一团漆黑。
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进行大鸣大放，排队就没有排上自己，同志们贴了我许多大字报，给了许多尖锐批评，都未很好检查交代，蒙混过关；还对一些同志的尖锐意见，记了帐、待机报复。例如对盛辉、章宪民、张中桂等同志就是典型。把张中桂同志打成“极右”问题，在上报时，我虽不在家，我回来时，市委告诉了我。我是有责任的。我曾同张中桂同志谈过话，但没有要把他们打成“极右”，我是要整他的。对“卢刘反党”的问题。我没有这种提法，是他自己说的。但我对他进行批判，是完全同意的。要批判的重点是卢的神秘孤立和分散作风。我从北京回来后，开了党组会，就澄清了这个问题。没有说他是反党问题。
五九年的反右斗争。在斗争中，我把盛辉、王凌青、黄克、高新华、丁伟五个同志，当作重点来整。对他们组织了批判。这种批判，对盛辉和黄克两同志，是我颠倒了是非，进行打击报复。对王、高、丁，我说他们是安徽帮（宗派），说他们是“反党”，完全是错误的。后来曾予平反。这也是从他们贴了我的大字报，记了帐，进行了打击报复。
六〇年对章宪民同志，也是打击报复。也是在五七年写了我的大字报，记了帐，利用机会，找了借口，在会场上，先骂后赶出会场。不仅伤害了同志，而且剥夺了他的参加会议的政治权利。
借纯洁公安队伍的机会，从五八年到六四年，打击排挤了许多一般干部和民警。利用机会，调出了几千人（具体数字说不上），其中，有一部分，是应该调出的，有一部分不应该调出的，而排挤出去。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加了一些人的莫须有的罪名，什么“不可靠分子”，“政治历史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不听话，不听指挥”，使好多人背上了政治包袱，受到迫害，失去职业，特别是调到江西新榆钢铁厂的八十七个干部，没人管，使他们失业，流离失所。这是严重的犯罪。还有一部分用到轻工业，商业部门去的，受到迫害。就是由于调出时，加上许多所谓罪名的黑材料所造成的。政治上受迫害，得不到信任，经济上没有保证，连他们的子女，也受到牵连，遭到歧视，文化大革命中，连红卫兵也不能参加。六一年还有一批调到福建农场去的，许多人受到批判，遭到打击。这是由我的黑指示所造成的。我要他们对犯人讲政策，不能再有大批和不正常的死亡，对干部思想作风进行整顿，从而，就造成下面干部整干部，群众整群众，有的干部还受到党纪的处分。
六二年备战。陈丕显提出，公安队伍纯洁与不纯洁的问题，如真打起仗来，有多少人能跟你们走，有百分之六、七十能够跟着走就不错了。我向各处、分局传达，要他们做到心中有数，各单位据此排了队，将所谓“靠不住”的，老弱的调出去，调到军天湖农场有二百多人。
还根据公安部罗瑞卿的黑指示，由公安部政治部尹肇之出手的六条不适宜做公安工作的，也照传达到处，分局长，协理员并照执行了。这六条是：（1）地富反坏分子；（2）阶级异己分子；（3）蜕化变质分子；（4）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和海外有可嫌关系，政治上不可信任的人；（5）直系亲属被杀或被管，本人心怀不满的分子；（6）对社会主义制度严重不满，对党离心离德的人。
六·一二大案，依照陈丕显的黑指示，在全市广泛的大排队，牵连了大量的好人，扩大打击面，不信任群众，造成许多人在政治上受迫害。长时期翻不了身，使他们含冤受屈。这是特务作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尤其在六一年破了案之后，又没有及时清除这一恶劣影响，没有把排队材料予以销毁，反而，让这些黑材料列入档案随着人调动，材料照移。
在平时，打击干部的面更宽，大会小会，训人、骂人，从一些副局长、处长、科长，一般干部，到民警、工勤同志，许多人都遭我训骂过，什么东西都可骂得出来。完全是以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毫无民主，平等气味。凡是不合自己要求的，都训骂，在会场、马路、饭厅等场合，都加之训骂，骂他们是“国民党”，地主“反党”，是“南斯拉夫、铁托，赫鲁晓夫那里来的”，骂“死人”吃“干饭的”，骂大沪饭店的服务员是搞“阴谋”等等。从政治精神上，给这些同志的折磨。
借机打击，调换工作，如对刘大庸同志，说他有机械思想，骂他破案不力，要把他们整深驯服。每次开会，都批评了刘大庸同志。总要把他们训服，要自己威风，称王称霸，满脑子是报复主义，完全是国民党的作风，军阀主义。使许多同志抬不起头来，在政治上受到委曲迫害，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损害。造成极坏的政治恶果，严重损害党的利益，严重影响对敌斗争。
我的称王称霸，时间长，面广，破坏力大，破坏党的影响，上行下效，有些人也跟着我学这一套。这是我的顽固性，恶劣性所造成的恶果，一辈子也还不清这些帐。一千个向大家请罪。
第二、保护一小撮。
从继禹，曾经政治上动摇，开过小差，党籍没有搞清楚，从江苏带到上海，一直搞办公室的机要工作。还错认为这个人“老实”，不会出大庇漏，实际是我从个人好恶出发，从会逢迎拍马，我就喜欢这一套。
李健秋，是夫妻关系，家是地主，自己隐瞒，放在政治部干部处的重要位置上，从南京来是15级科长，到上海连提2级，到13级正处长。
张壁，是我的亲信之一。结党营私。张父是中统特务，国民党镇江中学校长。我未发现他本人有多大问题，听反映说入党手续不清，留在身边当了一年多秘书，后又放到市局办公室。
杜蔚然，包庇、纵容、重用、提拔，由处长提为副局长。自卫战争期间，政治动摇，开过小差，受过处分；在三反时，被关过；蜕化变质，乱搞男女关系，侮辱妇女，破坏党的威信；一贯讲假话，讲鬼话；假报告，经常报喜不报优，拍马奉承，看风使舵，是一个典型的坏分子，在四清中，为他讲好话，什么“工作勤恳”“生活艰苦”“小红军出身，老干部”，制造了许多好舆论，说他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坏人，蓄意包庇了他。
江华：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在淮海已当过杂牌武装部大队副，并阴谋武装叛变（未遂）被逮捕。后宽大释放，长期隐瞒这一历史情节。我是听过这些反映的。是知道的。1955年，又把他从江苏调来市局，任政保三处（原资产阶级处）处长。对这样的人，安在重要的部门工作。
苏平：同他工作时间长，宗派，信任。苏也是好奉承，拍马的。因此，又把他调任政治部副主任。为他介绍了老婆（有关陈琪良的案件另作交代。）
杨提：也是在苏南的老工作关系，我来上海前他就先来了，杨提的保姆，是地主分子，反革命家属，同杨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经政法部朱辉直接向杜蔚然，丁仰君提出，要把杨的保姆安插到劳改处，朱打电话告诉了我，我同意了。这不仅包庇了杨提，又包庇了坏人。
戚拯：是坏分子，先判刑十年，后判刑到七年，也是从江苏调来的，在劳改时，把他安排了农场的一般工作人员。
吴星：是先调到公安学院，又调到市局，当三处处长，是经党组讨论研究决定的。他同我接触多，我对他所反映的情况是信任的。但我对他的工作进度有意见，不大做事，不大负责任，把他安在这一重要位置上，我是有责任的。
黄捷：是我的侄孙。是武汉少数所释放出来的，来上海后，我把他安在劳改处，劳改队当学徒，又继续犯罪，后送江苏劳改。
孙花满：父是刑事犯罪分子，被判刑七年。在青年劳改。孙是京昆演员。孙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后又通过我，把×××犯这个劳改犯从青海调回来，放在劳改处生产队，做什么不清楚。我在公安局做了许多坏事，颠倒了是非，混淆黑白，实行了白色恐怖，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背叛了无产阶级，犯下了滔天罪行，罪该万死。
×××，是李健秋的舅父，是中统分子，被管制。由李健秋把他找来家中，当家庭教师，当时，我在北京，等我回来，此人早已离开我家。马锐告诉我才知道。
曹荻秋：是个大叛徒，我包庇了他。五八年，曹要写自传，找我与杨光池两人，要看他的被捕档案。我同意，由杨光池到档案处去拿交给曹看。档案在曹手有多久，又怎么要回来，我皆不清楚。
（四）长期以来在公安局，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
（1）严得的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把个人摆在集体之上，独断专行。过去，对许多重大问题，党组讨论之后，又被推翻。六〇年的公、检、法三机关十年成就展览会，和公安局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都是经过党组讨论决定的，但都被我推翻了。经过充分的准备，化了许多人力和物力，我都借口工作忙，对先进工作者会议，我除强调破六·一二大案，又提出先进工作工作者中有“假”的，还要看一看。我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动先进，赶先进的会议吹掉了。实际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强调业务挂帅，破案第一的修正主义思想，因此既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又反对了毛泽东思想，并且又破坏了公安政法机关的威信。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又一表现是把侦察部门的相互关系割断了，也没有经过组讨论，先个人独断专行。瓦解了公安机关的整体，发展了分散主义，严重削弱了对敌斗争。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另一表现，是许多会议，流于形式，事先没有通知和准备，我对党的方针政策没有消化，又没有调查研究临时凑集，讨论不出名堂，纠缠在事务问题上，并发展了我的一言堂，压制了民主，在党组会议上，应付捧场的多，没有各持己见，畅所语言，使得许多会议死气沉沉，有时，又各说各的一套，离开问题的中心，思想统不起来，表面上的一致，实际上的不一致，问题就在于我首先没有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还是以我为主，个人说了算。
如六三年的旧党组，搞三年总结和规划。结果一年规划搞出来后总结就没有搞出来，其根本原因是对党组的民主问题，对党组的看法问题，形成两种不同的对立意见，一种是党组是团结的，但是存在问题的，缺乏斗争，一种意见是党组意见不一致的，不团结的，互相调和掩盖矛盾的，党组根本没有发扬民主，使整个公安系统的民主没有发扬起来。总根子在我的身上。事实确实如此，而我当时却不以为然。拿到党组会上讨论，在我的操纵下，党组人员在一起讨论一下认为，党组是“基本团结”的。存在问题，这里面怕吃不消，怕报复的思想都有，因此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结论。主要是自己不敢揭盖子，怕群众，怕革命。
还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提到党组讨论，劳改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大批犯人的调出问题和生产规划、计划，以及执行，政策等问题。都没有讨论过。调出的犯人是照市委决定的办。调江西新榆钢铁厂四千多犯人，调去福建砍竹子的八千多犯人，调去浙江的三千多犯人都照市委的决定办，生产计划是按照市计委计划执行的，是不应该有劳改犯人进行生产的。
我和旧党组对公安队伍的建设问题，没有系统讨论过。讨论的只是干部调动，组织建设方面的问题。没有系统讨论过思想建设，突出政治，更没有讨论过突出毛泽东思想，林副统帅的“四个第一”也根本没有讨论过，这些事实说明我不是要把公安队伍建设成无产阶级化的队伍，而是抵抗毛泽东思想，想把这支队伍培养成驯从我的工具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队伍。说明我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五）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徐子荣、凌云、获飞，丁兆甲、叶子龙、陈丕显、曹获秋等一伙黑线的关系问题。
同彭真的关系：五九年在上海开会，彭在锦江饭店院子里散步，碰到了我，同我讲了几句话，彭说：“我到马路上去看了，上海的社会治安秩序搞得很好，我们这次开会很安全，以后开国际会议到上海来开，好不好”，我说：“上海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没有北京搞得好，开国际会议到那里来，那是中央决定的。但我们尽量努力要把上海治安搞好”，只说过这一次话，当时彭真是什么意图就搞不清楚。
同罗瑞卿的关系：一九三四年，在国内战争时，在中央苏区，罗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时，我当侦察员，已认识了罗。但罗并不认识我。毫无接触。一九三六年，长征后已到了陕北时，罗是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调到我前方十五兵团去，是经过罗的谈话。内容是杨奇清打电报来，要我和李同波两人回去（同时谈话）。东渡黄河到山西北上抗日。这是第一次的接触。直到全国解放。没有接触过。一九五一年，罗到广州，又到苏南，是第二次接触罗是来检查镇反情况，我向罗汇报了苏南的镇反情况，罗讲了广州，上海的镇反情况，住一晚即走了。
一九五三年，是第三次接触罗当时陪主席来南京。罗找我谈话，决定调我来上海。谈话在场时有陈毅，谭震林，柯庆施，陈丕显，潘汉年。谈话多的是谭震林，罗决定我来上海当副局长。同许建国在一起，许是我的老上级。总的负责是许，要我做具体工作。要我首先整顿公安局内部。上海公安局内部有一批叛徒，特务在霸占着要很好清理，这是头等任务。第二，上海的镇反没有很好的动，几人说话时间因约半小时。包括陈毅谈话。五三年下半年开一次厅局长会议，会后，罗找我和王范谈话。这次谈话，仍说公安局内部问题，我说还没动。罗问王范，杨帆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许建国有封信给他（罗），许说可以留杨帆在上海市做副局长。问王范行不行？王范说不行。罗说：看来不行，罗又说，杨帆肯定有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还要看一看。
一九五四年冬天，又开厅局长会议（第四次接触），我同许建国回去。罗又找我和许建国两人谈杨帆问题和上海市公安局内的问题。许汇报说，不单是错误，把许多反革命，有意识的包庇下来，但杨帆同这些反革命的关系是什么，还要继续查清，如何处理杨帆的问题请中央定，罗问许，你过去对杨的看法，有改变了。许说有改变不能留杨帆工作，第二个问题，是谈干部的情况，当时我也谈了干部的思想动态。有些干部思想有动荡，要换班。许说：处理干部问题，不要大换班。免得波动大。罗说：许建国的思想是右的。上海市局首先要大震动，大换班，不怕，一朝天立、一朝臣。许说，不是怕，干部都调了，没有工作。罗说：首先华东要支持、中央公安部要支持、从全国搞些干部来。问题是要大胆放手不要顾虑。上海市公安局是个大摊子，不挑好，不好交帐。要许建国下决心。公安部已下了决心，中央已同意了，就看市委能否下决心。柯庆施同志已去了，能下决心。
隔了二天，晚上又找我们到陈毅家去开会，参加会的有陈、谭、罗、许和我。陈毅讲了话，向许建国问了情况。许汇报了情况。陈毅说：中央已同意把机帆扣留送北京。陈毅要我先回来，把机帆送北京去，我说我回去不解决问题，还要向市委汇报，没有许能说清楚。以后，又决定许和我同时回来。
一九五五年去参加七次公安会议，没有个别谈话。一九五六年，罗来上海。找我谈话，说我太性急，暴躁，民主作风不好，要注意。罗也讲他自己性情不好，得罪人多。现拼命约束，在改。又说上海的治安，安全问题要特别注意。主席经常上上下下要注意安全，又说现在主席不要他跟着出来，一出来就要火车都停下来。主席说他封锁同群众的联系使主席脱离了群众，对主席的安全有责任，要搞好安全。特别上海这条线，又复杂，出事情很容易。这些话罗说已在上海市委告诉了许建国。同年底去参加八次公安会议，没有个别谈话。
是五七年或五八年，罗又来上海一次。开华东区会，定罗主持的。在会上一面讲上海情况复杂，一面讲要加强隐蔽斗争。浮面敌人少了，隐蔽敌人，群众不易发觉。加强隐蔽斗争，还要有个过程。还没有成套的东西。上海同江浙两省的协作，互通情报的重要。罗看了“海瑞土疏”的戏大加宣扬，要每个公安人员都看。
一九五八年罗又来一次，推行“十无运动”。
一九六四年八月，我从北戴河到北京，当晚，罗到北京饭店找我问柯老的休养的情况，我讲了柯老的休养情况，罗就匆忙走了，第二天罗就去北戴河看柯老。晚上，又在人民大会堂看戏，总理在看戏之前，找我问了柯老的情况。罗又找我谈了上海两个小京剧，即“送肥记”“审椅子”。罗说这两个戏很好，有人说不好，你回去要向市委反映一下，不要搞掉了，还是保留着。我回来向张春桥同志和陈丕显讲了。同年，罗又来上海一次。由舟山到上海，到崇明，又到上海。罗和陈丕显、魏文怕谈话时，我在场。罗先和陈、魏谈，整个军事部署问题，我不在场。说舟山的问题时我去了。罗说舟山的工事很结实。敌人冲不进来，守卫很有把握的，就是缺少一个剧团，要陈丕显派一个剧团去，要陈去舟山看一看，不然，到发生情况还莫明其妙。舟山同上海的关系很密切。你是政委，一方面熟悉地形，一方面给那里的部队的鼓励。
陈丕显向罗瑞卿提出：柯老的病休养的时间很长，中央有什么意图打算，罗说他不知道中央有什么意图打算，中央要柯老休息一个时候，柯老说他休息年把即行了，罗说看样子要休息三五年。身体恢复原底子。陈丕显也说差不多，要有这些时间。陈又说，中央决定休息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办？罗说那你们搞吧，你们搞得不错吧。陈丕显说，这不仅是上海的问题，还有华东的问题，上海还要有掌舵的，没有舵手不行。罗说：我来好吧。陈说，你怎么能来呢？你是总长，事情很忙，书记处开会又要找你。希望中央经常来人。罗说，我们这几个月都在华东沿海跑，主要是军事上的事。陈说，你们经常跑一跑，我们的胆子就大一些。罗说：你们提的这些意见可以代向中央反映。陈说，下一次来，希望在此多住一个时候。
为把华东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向罗作了汇报反映。又汇报了华东的两个社教试点情况。
我去，就是看看罗，什么话也没有谈，只是听他们讲话。罗问了我一下身体。就叫我坐下来听。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左右，罗陪柬捕寨军事代表团来上海，早上，我去看他一下，说几句话就走了。我说在工厂搞四清，罗说，那要好好总结一下。以后就再未接触了。
综合一上情况，明确看出几个问题：
（1）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早就在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他所谓“主席对我不信任”是反对毛主席实质，是他的阴谋家一次公开的暴露，罗为什么要对我们讲这些反动的话，一是他认为我不会揭发他，一是在做我的工作，拉在一起反对毛主席。事实也是如此，我包庇了他，在思想上也是反毛主席的。
（2）罗对陈丕显等的谈话，也是暴露了罗是个大野心家，同陈丕显合污，篡夺上海和华东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大权。
（3）罗宣扬，鼓动全体公安人员看“海瑞罢官”“海瑞上疏”是在制造舆论，为彭德怀翻案，阴谋复辟，我竭力推行了他的一套，做了他的帮凶。
（4）罗推行修正主义的格柏乌的特务路线。我是罗忠诚的，积极的执行者，和追随者。我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特务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的急先锋。
同徐子荣的关系：我国徐子荣接触不多，谈过的话，一是教育我，一是说扩大技侦队伍方面的问题。强调技侦的作用，特别在上海，要我建立好一个技侦队伍，以发挥今后对敌斗争的作用，要我向上海市委多给宣传，向柯老宣传，他自己也几次向市委和柯老讲过，实际是对柯老的欺骗。夸大技侦的作用，反对毛主席的公安工作是在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
同凌云的关系：在维坊市一起工作几个月，只是一般工作关系，我曾认为，凌云是有培养前途的，头脑冷静，聪明，有文化水平，也有政治水平，凌云当了公安部一局局长，五八年到上海来，他也是推行专案侦察，系统侦察一套神秘孤立主义，我也是赞成的。
同获飞、丁兆甲的关系：
同丁兆甲一九四二年在一起工作，至一九四五年，其中有一段时间丁到建东当县局长，四四年在盐阜区党校整风，审查过他，主要审查他在江南到苏北时带一件飞机上的测气台（误当了电台）。又审查他是不是间谍，联系到他姐姐同二师参谋长结婚，说是做间谍工作的，是丁的乱咬，后来都平反了，平反时是向明主持的，平反后又分配到公安局来，一九四五年，又派丁到淮海区去，全国解放了，到苏南，又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期。一九五一年左右，又调丁到华东公安局工作。以后又调去公安部。
问题主要在公安部这一段：（1）丁来上海，宣传苏修技侦一套，他所到过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瑞士，都宣传资产阶级侦察工作。宣传办技侦工厂。丁是苏修特务路线的积极推行者，同我是一致的。到北京，他同我说的也还是这方面的问题多。（2）丁兆甲、获飞，在一九六一年，冯基平，在北京饭店请客吃饭，有吕展（？）（北京市局副局长）、叶子龙、洪沛霖、王林（广东省厅厅长）、吕剑光、张铁军（辽宁省厅厅长）、荻飞、丁兆甲及国务院的高××（秘书长）和我。当时，丁不认识叶，由吕展从中给了介绍，丁说他经常跑外国的，为保卫我国驻外使馆的机密。吕、我、洪、叶，都托丁兆甲到外国买小录音机，问丁好带不好带，丁说，可以带少数，数量多了不行，还有外汇问题，叶说，中央常开会，记录不全，大的录音机已有，购买小的，我说叫丁买这些东西方便，他经常跑外国，又懂得这一行，这人小点子多。不会吃亏的。叶说，我们以后找你，就要了丁的住址记下来。这个问题，我向柯老汇报过，但未向公安部汇报。
到六二年，又在北京开政法会议。住北京饭店，荻飞、丁兆甲来我房间，吃饭时，叶子龙来了，一齐到小饭厅吃饭，是叶出的钞票。饭后，荻飞讲：你们要丁买的东西要付钱，我们的外汇工作上用，是没有问题的，问叶子龙，有没有报告中央，叶说：已报告书记处。我也插一句：这么大的一事，应报中央。公安部和办公厅是两家事。
同叶子龙的关系：
到一九六三年，还在北京开公安厅局长会议，这时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工业部副部长，叶来看我（我先打过电话给叶），随后，荻飞、丁兆甲等也来了。叶说，我已调到工作上，并受到处分。本来是做记录，做了好事，现在都收起来了。主席批评我（叶）搞贝利亚活动，荻飞说：你不要牵连我们。叶说，这是我们的事，说你们带东西，已付了钱的。
（3）年代记不清。一次，我带着丁兆甲到柯老家去（柯老事先同意去），丁兆甲向柯老汇报了他几次在外国，检查我国大使馆的保密工作。继予讲到敌人怎样同我们作斗争，偷我大使馆的机密文件，偷开我大使馆的保险箱。柯老问：在此情况下，如何防止敌人的破坏。丁说，主要是锁，由国内带去，不用外国的。丁又说：外国记者，身上都带有窃听器。这是公开秘密。丁又讲到现场去演（讲话录音，录了又放）。
张敬涛（市委副秘书长）做了形势报告，丁兆甲听了吴星的反映，就去侦听，事先得到张敬涛和我的同意侦听的，是试验性质。
六四年上半年（四、五月）我和荻飞一齐到苏州，无锡去一次。主要了解技侦外线工作。组织力量的情况，回来后起草作报告，是向华东局、公安部报告的，提出技侦工作几条意见和开放几个城市，这几条意见是荻飞起草，用我的名义发出的，这同谢副总理关于开放华东几个城市的讲话有违抗。
上海开过一次技侦会议（一九六〇年）华东各省，及其他地区几个省都有代表参加，徐子荣、荻飞、丁兆甲、赵仲田都来了。最后，柯老在会上作了报告。主要讲形势。群众路线，专门工作是辅助的。
徐子荣和荻飞，主要强调业务，队伍扩大，整顿组织机构。仍然是推行特务路线。
强调技侦工厂生产协作，以上海为核心，推动其他省的工厂水平。
办外语训练，一个是在职干部，在已有的基础上提高外文水平，一个是在地区的外语学校，同他们合办，一起培养外语干部。
只讲业务，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不讲政治。
我忠实推行了徐子荣的黑指示：
（1）技侦队伍，大力扩大，增加了三、四百人（五处100人，六处、三处共三四百人）。
（2）扩大了技侦工厂。工厂人数增加，调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增加了设备，一次就批了三万美金（曹批的，柯老同意的）。
我同叶子龙的接触，有过好几次，从1953年就有接触，是在南京，主席来叶随同，主要是安排住宿。1954、1955年，主席每次来上海，叶都陪着主席，这时，我没有接触。是许建国同他接触。到1957年许建国同我说了一说，说叶子龙讲，我们对他冷淡。并反映到柯老那里，许说，要保卫好主席，又要照顾好他们。你不熟悉他们，我同叶是把兄弟。
此后，叶来就注意了，从生活上照顾他们，到1959年，中央在上海开会，叶子龙同曾涛两人搞坏了关系，叶找曾涛的岔子，为此，陈丕显、我和曾涛一起谈话要对主席的随从好好照顾，他们不是一般的随从，要在物质生活上照顾，关系搞好了，你们的工作就方便得多，由此，在各方面，我们就对叶捧，生活物质方面，要什么拿什么给他们，我给叶子龙三只手表。一个钱也没有给，这样关系好了，59年，主席在八届七中全会的总结，让我们参加听了，曾涛，王济普都参加听了。1960年到杭州去，吕剑光向我们讲到叶子龙的问题，一是叶同王芳两人勾勾搭搭，关系不正常，一是叶把王从武汉带到杭州，放在浙江厅、搞坏了公安厅两个干部，上下班，都是用小汽车接送，都是王芳安排的，一是庐山会议的文件寄到杭州通过王芳来给我看（吕没有看到）吕要我向柯老反映。我回来立即向柯老反映了。柯老指示：通过浙江省委写报告给中央，柯也给罗瑞卿打电话。另一件事，叶子龙住在锦江，同我个别谈话时说了污蔑江清同志的许多黑话，讲江青同志病是有的，但他同林彪同志不同，林有马列主义，江没有马列主义；江娇气，好享福，到一个地方，要好多人服侍她，当作中央负责人。各地负责人还经常去看她。这些情况，我听后，即向柯老反映，柯老当即找叶谈话，我也向谢部长和汪东兴副部长反映过。此后叶子龙，借我几本政治经济学，送我几听三五牌香烟、五瓶茅台酒。
同杨尚昆的关系：内战期间，杨在三军团当政委时，我就认识他，一次作战计划，被参谋长掉了，要我们查，后来查到了。解放后，五三年，杨随主席来南京，见过面，没说什么。只问了我叫什么名字、搞什么工作。1959年，上海中央会议，柯老主持，我去汇报保卫工作。杨说：上海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外面来人多，戏院保卫由杨负责。后来，杨尚昆写了封信给我和杨光池，说她老婆到上海来，写材料搞个剧本，要我和杨照顾他老婆，别无熟人，我去看过杨的老婆。市委已为她们生活安排好，另一次，杨的儿子来上海，他又写信给我，我把他儿子安排在东湖招待所食宿。六一年，杨尚昆自己到上海来打电话给我，要我到锦江去，当时，柯老也在，杨说：外事处有一报告，抄出法国领事馆有许多档案，有关过去我党中央的情况，你们不要搞掉了，要送到中央去，中央有命令来，你们就送去，后来，根据中央来电调去的，中央公安部文保局在这以后，也派人来了解过，六六年春，杨尚昆由广东到上海来养病，打电话找我和杨光池。我去看了他一次，说他已调到广东，来此养病，问我在那里，我说在工厂搞四清。
同陈丕显的关系：在苏南时认识了陈，主要问题在上海：
①对潘汉年，王尧山，彭柏山的问题。柯老同陈丕显有不同的看法，柯老同陈进行了斗争。陈在我面前讲柯老屈强急躁，主观，不民主；潘汉年这些人到底是什么问题，柯老说潘有问题，陈说潘右倾，搞情报工作习惯，陈、魏、许建国三人反柯老是一致的。
柯老有一次对我说，我们背着包袱走。
②1962年，为陈丕显办的事。北京开会时，陈打电去北京给我说，他要作形势报告，中央有什么精神，叫告诉他，我们听过几次报告，你材料集中不起来，后来，陈要录音要我找办公厅汪东兴汪不同意。
报告中心，是中苏关系，整个国际形势（彭、邓）康生同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要我一人去听，通过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吴仲英（曹速记整理工作），抄了这两个报告。动手抄的是屈成仁，王凌青，马锐三人。
③为陈丕显买药。通过政四处到香港买西药。到宁波找了一个反革命（劳改犯）医生来上海为陈的老婆谢志诚看病，是叶飞介绍（在杭州看病，治好了）我叫人打电话给浙江省厅找来的，先住大泸，后住东湖，作为上客招待。国庆节还去观礼，是陈丕显决定的名为叫他见世面。陈向我要手表，我要劳改处给，由王济普去劳改处拿去一只直接交陈丕显了。
④同陈接触中，陈经常吹嘘党内最大走资派，修正主义总后台刘少奇。陈说：中央两个主席，保卫工作，生活接待，不要有区别。一个是党的主席，一个是政府的主席。毛主席住的房子已解决了，刘的房子未解决，要给他盖个别墅。刘是主席的接班人，第二把手。有白区的工作经验，有解放区的土改经验，华东地区是他开辟的。
五九年，中央在上海开会，陈找我去，先问了保卫工作情况，陈说，主席喜欢上海，喜欢南方，上海如不靠沿海，中央机关可能到上海来。又说：上海治安工作繁重，要搞好。中央不搬来上海，许多国际会议要到上海来开。上海现在是两个问题，一是公安工作，要把坏人清理出去，一是房子，要有国际会议的大楼，我们要盖国际会议的房子。房子交建工部门去搞，你们主要做好治安保卫工作。六〇年，陈亲自上阵，在福州路209号开了动员大会。要我们送出十万人，其中三万是捕杀的对象，七万是收容对象。把上海搞好。
同曹荻秋的关系：同曹认识是在一九四〇年豫皖苏。曹任区党委宣传部长，我在区党委任社会部长。1942年，在盐阜区工作不在一起。到一九四五年。这时接触不多，是工作关系，曹在1956年到上海任副市长。几年来，为曹干过的事：（1）为上述交代，把曹被捕的档案，拿给曹看。（2）有一个女的在江西劳改，其丈夫是叛徒，解放后被抓住枪决。这个女劳改犯写了信给曹，要求解调到上海；要求把她的丈夫任为“烈士”（过去做过点工作）曹把此信给我看，要我问江西；此人情况，是否有其人，以及此人情况。曹问我能否调到上海，我说不能。
曹对我谈话，也散布了一些对柯老的不满。（1）讲柯不民主，不相信人，不放手给人做工作，许多不应干涉的事，干涉太多。连守夜的事也干涉。（2）宣扬刘邓。讲刘少奇有马列主义水平，在党内是有功劳的，有威信的（他们在沟竹时就在一起，曹调到盐阜时，也是刘的决定）在市委会上讲：邓小平领导方法科学，放得开手，大的原则懂了，就让人家去办，过去的西南也是如此，邓一天办五小时的公就不办了。邓有组织水平，同他在一起工作舒畅。
曹开放自由市场。我是执行的。要我们在工作中，不动口，不动手，不随便没收人家东西。不动口，即不要随便扣人帽子，说是投机倒把，不要妨碍自由市场的开放，不要妨碍城乡交流，如妨碍了就脱离了群众。但到六二年，曹到公安局开一次会，话又变了，骂我们是右倾，有问题，并要发电报到中央，要我们开一次处长分局长会议，要我们对自由市场要管，但又不能管死。政策是原则，要灵活运用，要根据情况变化，要我们多抓些人。我们照他的黑指示执行。
从上述所交代的问题，我同这一伙人是什么关系：可以清楚说明，我在思想上，言论上，行动上，和组织上，都参予了这一黑线的活动，我成了黑线中的一分子。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之一。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六）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政策
（1）乱抓乱捕人，61年和62年，在闸北已一下子收容了几万人，我亲自参加了。内有好多不应该收容的竟然收容起来，混淆了两类矛盾，伤害了好人。在南市，黄浦，十六铺，以观言察色，抓了好人，冤枉了好人。
（2）用刑，逼供信。55年，审训潘提案件中，打了犯人。
（3）违法乱纪，违法犯罪。苏平老婆的前夫，陈琪良，在六一年互相吵打，并有些青少年参加殴打苏平老婆，闹到派出所，经教育后放了。苏平夫妇来找我，反映些事，我当即找来林德明，陈力生，派出所长和处理此事的民警，训了一顿，责问为什么放必须追查清楚。要林德明负责处理这一案件。在我的压力之下，林德明作了审查，并批了劳教（批劳教林未告诉我）送青东农场，在劳动中掉了河里淹死了。由马锐告诉我才知道，陈琪良的死，是我的罪过。
五七年左右，主席在中苏友好大厦作报告，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问题，是市委办公厅录了音，做保卫工作的一些干部没有听，就拿来放了录音，加以复制，原物送回办公厅，这也是违法犯罪行为。
（4）违反与破坏劳改方针政策
中央，主席指示，劳改方针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但是我们在实际执行中，却是生产第一，改造第二了。对抗了中央，主席的指示。由此造成许多严重恶果，生产规划的指标高了，大了，忙于生产，实际不谈改造，结果加强了人的劳动强度，口粮又少，造成非正常死亡大，特别在一九六一年，在福建劳改农场，死了两千多，非正常死亡的占到一半。
将劳改犯调到非劳改企业单位去，这是违反中央的规定。在一九五八年调了几千人到江西新榆钢铁厂搞建筑工程，调到市人委机关管理局农场去了，有几十个劳教犯去搞围垦。
对劳改处的工业摊予铺得大，产品有些洋，浮夸的很多，浪费大，有许多根本不是厂里的产品，也说成是厂里的产品。违法乱纪我不分，不讲政策，失掉立场，生活腐烂，蜕化变质，特别是杜蔚然，丁仰君，还谎报成绩，报喜不报优，乱扣囚粮，囚布，提非正常协作，实际搞交易买卖杜丁把持劳改处成了独立王国，最为突出。
对劳改干部，没有从政治上关心他们，更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他们，经常看不到党的文件，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甚至支部生活也看不到。出了事情，就整他们，有些人受到处分，使他们遭到打击，受了委屈。有些干部，生活没人管，工资没有发，使他们失业，流浪，过痛苦的生活。这都是我的罪过。都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执行刘、邓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罪过。
（七）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机电二局搞运动，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镇压了机电二局的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革命群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了不同意见，整下不整上，包庇厂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在新新机器厂，运动开始时，群众就贴出大字报，要罢厂长，党委书记，牢间主任和几个支部书记的官。我说现在还不行，材料还不足，斗争是主要搞牛鬼蛇神。现在罢官材料不足，要继续鸣放，群众提出，支部不能领导，车间工人是跟支部走的，要炮轰党委，支部，我说，不要党委，支部领导，就脱离了群众，这样就挑动群众斗群众，工人群众之间，互贴大字报。我还以总结经验教训之名，叫群众检讨，群众不检讨，问我：“我们是不是反革命”，我说：“你们不是反革命，你们是反革命，就要到公安局去”。以此恐吓他们。
（八）生活腐烂蜕化变质
向往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思想蜕化变质。来上海后，几次搬家（从永嘉路到五号，到岳阳路八楼，到三号，又到五号，又搬到陕西南路），浪费很大，影响极坏。在劳改局做一毛毛料衣服，自己做，家属小孩也做。讨了便宜，破坏政治影响，从荻飞处拿来两只小型收音机，在劳改处做了一只落地收音机（四清中退还）。向七处拿了一只没收犯人的日历表（四清中折价退赔）。在困难时期从江西买了二十斤茶油（由劳改处人买来的）从青东农场买了一百多斤碎米（人吃又喂鸡），还在劳改局把烟咀，皮带皮鞋扣上都镶了金，说明思想腐化的严重性。从安徽原跟我当过警卫员后是县委书记，曾送我四五只母鸡，九斤鸡蛋。六二年去北京开政法会议，华东各省都去，加挂一节车箱，生活严重特殊，劳改处送了副食品，大家吃喝。同时还送给陈毅、谭震林、许建国、曾涛等人的一批螃蟹。还送给华东各省厅长，每人一只由劳改局做的收音机（经梁国斌批准），在北京开会所用费用，包括几个人不该坐软席而坐软席的超支部分，却在劳改处经费中报销了（四清中作了一些退赔）。通过四处，为邓小平从香港买了一副麻将牌（现仍在四处）。李健秋在我去青岛开会时，也去了。孩子也都去了，游山玩水，虽是自出钞票，但政治影响很坏。又一次同李健秋及秘书等，到杭州去游山玩水，都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反映。还带着护士，到杭州去（警卫处还派一名警卫员同去）还为市卫生局介绍江苏一名反革命医生在华东医疗门诊。
（九）我的犯罪性质和根源：
（1）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走上自杀的绝路是党的可耻的叛徒，成了反革命分子。但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革命人民，又把我的生命救过来了，我只有彻底清算自己反革命罪行。向毛主席，向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听候对我的审判。
我为什么会自杀？我因犯了许多罪行，是一种畏罪自杀，一方面怕在群众中彻底暴露我的严重罪行，怕群众起来革我的命，造我的反，这是基本因素。另一方面，历次运动中都是整人的，整自己没想到，一次又一次企业蒙混过关，由陈丕显等包庇我过关；这一次，不可能了。象罗瑞卿这些所谓大人物也完了，我没有前途了。
（2）我的罪恶深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人。
我反对了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四个第一”推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少奇的黑修养奴隶主义和军阀主义。我推行鼓吹罗瑞卿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提倡“七无”八好十二条，抵抗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
我反对了三面红旗，同刘少奇、陈丕显、魏文伯唱一个反调。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利用这些暂时的严重困难，以山东、安徽的一些问题，在会议上，讲了不少黑话。我说：“安徽死了很多人，毛驴子也饿瘦了，不能耕地了”，“饥寒起盗心，山东也死了不少人”，“拆铁门去炼钢，能炼出好钢吗？”等等，以此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我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市局十多年，都整干部民警，打击他们，借口旧警多，旧作风重，杨帆思想的余毒未肃清，来打击，迫害他们。
原因：
首先，犯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作为命根子，几十年来，没有改变好反而变坏，从革命转化到反革命。自己过去犯过错误，（1938年）反对周兴，受过党的处罚，没有得到改造。以后一直当了领导干部，没有认真的改造自己，对沾染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没有很好的改造，还认为自己出身是好的，没有什么改造的，其实自己沾染了很坏的东西。
自己出身，从小放牛一直到参加红军对自己也没改造的要求，就是在那个时候当了领导干部，在观察问题与处理问题方法也办了许多坏事，那是在民主革命中混过来。解放以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警惕世界观的改造，随着名誉地位的发展，在思想上，立场上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特别是同罗瑞卿、陈丕显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结成一起，修正主义的根子就深了，有了土壤气候过去未得到清算资产阶级思想又抬头，名誉地位也随之发展，资产阶级顽固的反动立场越陷越深。
其次：平时自己骄傲自大高高在上，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骑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长期以来在各种运动中只整别人不整自己，没有想到自己还有这么多问题，只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动力，没有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压人家训人家，听不进人家的意见和广大革命同志的批评，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更严重的发展自己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自己没有继续革命的要求，不理解群众对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不相信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害怕群众，特别是在每次运动中，总是要想尽办法蒙混过关，这次运动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群众革命运动自己就混不过去，以自杀来抵制革命运动，进一步逃避斗争，走到背叛革命的道路。
第三：功臣自居，老资格，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对全国胜利后，只知道享受，不知要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觉得这个革命是造老干部的反，不看到我们自己所做的坏事，对这次运动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挖修正主义根子，，就没有这个认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看不到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没有看到自己老早就和平演变了，我把过去的很多成绩看成是自己的，没有看成是毛主席与广大公安人员的成绩，这次革命冲击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过去认为自己是有成绩；有功劳，靠自己狭隘经验，不学习主席著作，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样一来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搞奴隶主义。
第四：个人主义突出，处处突出个人。
如59年搞的一封信运动，夸耀自己，对下采取高压政策，有些人还呼应我的高压政策，弄虚作假。吹嘘自己从来不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实际自己长久不觉悟，对罗瑞卿、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不揭发。这是我的立场观点有相同之处，也怕失掉自己的乌纱帽和地位，因此对上面就是捧，对下面就是压，为了压制群众，对群众实行专政，对群众就没有无产阶级感情，这样一来就不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以上所交代的罪行是重大的，散布的流毒是深广的，应该彻底批判，彻底肃清，彻底打倒，我的罪行应该得到人民的审判。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清算与批判，争取重新做人。
黄赤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下午
来源：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斗批改联络站印，196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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