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9-4 作者：原天津大学党委代理书记, 副校长李曙森
原天津大学党委代理书记、副校长李曙森九月四日晚，我校原党委代理书记、副校长李曙森同志向广大八一三战士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做了一个较全面，较系统的检查。为了使广大革命师生更好地了解李曙森同志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本报今天全文刊登了李曙森同志的《我的检查》。
运动初期，苏、黎、南一伙顽固推行刘邓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他们暂时掌握的党政大权操纵和蒙蔽了一部分群众，抛出所谓“李、崔黑帮集团”，并勾结河北黑省委，给李曙森同志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学阀”，“黑帮头子”等五项大帽子，于去年8月13日分别在《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点了名，流传全国。
一年以后的今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津大园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彻底粉碎了，苏、黎、南一伙所泡制的“李、崔黑帮集团”的罪恶阴谋遭到了彻底破产，掌握了革命大权的八·一三战士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捍卫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敢字当头，冲破重重阻力，对李曙森同志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并且对他的错误进行了热情的帮助，终于使李曙森同志站出来了，终于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即使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我们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亲近他们，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前进”，让他们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改正错误，对于李曙森同志的错误，我们应严肃批判，热情帮助。
李曙森同志是我校的第一把手，是一个犯有错误的革命领导干部。不少人认为第一把手是当然的“一小撮”，李曙森同志大胆革命、改正错误的行动给了这种错误论调以有力的驳斥。
李曙森同志的这次检查是否深刻，希望八一三战士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李曙森同志也表示愿意再做多次检查，以求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更彻底地认识和改正错误。
首先让我衷心地敬祝伟大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是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今天我抱着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罪人的心情，向毛主席，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特别是向“八·一三”战士们检查错误，低头请罪。
首先，我感谢毛主席和党对我的挽救。是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从中毒太深、无力自拔的旧的修正主义教育泥坑中开始爬出来。
其次，我感谢八·一三小将们和革命师生员工们，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果敢捍卫毛泽东思想，忠贞不二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八·一三”战士和全校革命群众创造了今天这样的条件，使我有可能来检查自己的错误、当面向大家请罪。
我在天津大学工作已经十多年了。十多年来，我在许多问题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犯了一系列的错误。特别是在教育路线方面，我所贯彻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基本上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修正主义的一套。我的错误很严重，时间很长，流毒很广，贻害很深，危害很大，给党和国家，给青年一代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难以计算的，无法弥补的。我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多年来对自己的教导和培养，我辜负了劳动人民多年来对自己的托负和期望。我心情很沉重。
现在我把我已认识到的一些主要错误列举检查如下，我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还很不够，在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和“八·一三”战士们的严格分析与批判帮助下，我将继续检查，我将结合批判作进一步深入的检查。
这是我犯的一个最严重的带根本性的、影响一切方面的错误。
回顾我在天津大学工作的十几年，我没有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我没有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我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我思想上生了锈，阶级立场模糊、不稳，阶级斗争观点薄弱，阶级斗争嗅觉失灵，在我的头脑中几乎失去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我的确已经缺无产阶级斗争之纲，少社会主义道路之路，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线了。
我的这种情况自建国以后就已开始，而特别严重地表现在六○年到六三年这一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六○年到六三年这一段时间从总的形势看，从阶级斗争形势看，是国家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国际上帝、修、反联合起来展开反华大合唱，国内阶级敌人从各个方面以各种形式进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利用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全国范围内整风的决定，利用当时为纪念毛主席《农村调查》二十周年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机会，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战线上都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我犯的错误更为严重。除了学习毛著、教育路线和知识分子问题，我将在后边专题检查外，在这里我检查一下几个主要错误。
(1)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问题。在我的脑中只有一个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而且这个党中央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是一贯正确的，从无错误。建国以来虽然有过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出过彭黄反党集团问题，但也都没有提到路线问题上去看待。对于毛主席提出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的论断，我错误地认为它不适用于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我党中央。我识不破从中央到省市到学校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面目。党内最大走资派长期宣扬的黑《修养》，使我深受奴隶主义的毒害。我荒谬地认为，基层工作干部怀疑中央有问题和议论中央负责人是不应该的。对于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黑司令部、窃踞高教重要领导职位的一批黑司令部里的黑人物，盗用中央名义所发布的黑指示，我根本不去识别，我并不问一个为什么，我盲目服从，忠实执行。就这样我和党内走资派界限不清。十分可悲的是当我基本上贯彻执行着一条来自刘邓黑司令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我还自认为是忠心耿耿地为党努力工作，我还自认为是忠实地执行着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思念及此，深感痛心！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势必要滑入修正主义的深渊。真是危险极了。真是丢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丢的。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才使我从久梦中惊醒过来。
(2)在校内，我对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震为首的宗派集团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我对贾黎南一伙的工作、思想和作风等虽逐渐看出些问题，有所抵制，有所斗争，但只限于一般方针政策问题，只限于某些工作认识，工作作法与作风以及人事问题，我的认识很长时间只停留在：他们是拉拉扯扯、吃吃喝喝，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反映的水平上，而没有提高到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由于我自己在修正主义教育思想方面和贾震是吻合的，因此，我对贾震等人许多重要问题，如黑纲领六十条的贯彻执行问题，如对贾震对教育革命成绩的估计问题，又如对制定四十五条草案文件时一些根本原则问题等等，就不可能进行什么严肃斗争，只能是随声附和，同流合污，甚至助纣为虐，起了帮凶的作用。
(3)我对一九五八年、五九年几次运动的估计是右倾的。这反映在六二年我在常委十二次会的发言中和六三年准备党代会期间，我主持起草的几次草稿上。我的主要错误：
第一我没有正确认识五八、五九年群众运动的伟大意义。从而肯定成绩不足，看缺点错误多，我的估计是右倾的。一九五八、五九年的群众运动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是在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号召下，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指示下，特别是在毛主席亲临我校视察并作了三点指示的鼓舞下，在领袖的关怀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推动下，在我校掀起的一个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与教育革命运动。那是一次向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发起的一次冲击。那个时期学校真是一派革命新气象。真是如毛主席所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那次冲击动摇了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动摇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高等学校的统治。
第二我没有把贾震为首一伙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和广大师生员工热情地积极地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造反精神，冲击旧的教育制度，冲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划分清楚，区别开来。我对贾震一伙的错误认识不足，上纲不够，斗争不够。
第三我对五八、五九年的运动满腔热情地积极支持不够，态度基本上不正确。在十二次常委会交换意见中和党代会总结工作文件草案上，我不仅看缺点错误多，肯定成绩不够，作了右倾的估计，而且搬用了三反分子陆定一六一年十月五日在贯彻六十条会议上所讲的诋毁思想改造运动和攻击教育革命的黑话。这样我就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对教育革命起了吹鼓手的作用。
我对五八、五九年几次运动估价的错误是和我头脑里的修正主义教育思想及我贯彻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分不开的，是和我把学校认为主要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教学为主、教师主导作用，循序渐进，相对稳定等，党代会报告草稿中所总结的十条所谓规律分不开的，是和我的“科学知识的获得、技术能力的提高，须在自觉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努力，作持久艰苦的奋斗、无捷径可寻”的思想密切关联的。我有个在学校里运动还是少些好，以便更多地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学校有较稳定的教学秩序才能提高教学质量的思想。我也还有个从学习苏联搬来的教学计划具有法律性质，不经批准不能变动的框框。这些当然都是错误的，都是和毛主席的思想大相迳庭的，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
(4)我没有正确地认识党委内部矛盾斗争的性质，没有能够正确地处理党委问题。我把以贾震为首一伙的一系列宗派活动、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错误地仅仅当作一般党内思想的对立与斗争，当作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不认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个道路、两条路线对抗性的敌我矛盾的表现特点。我没有如毛主席所指示的，认为“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集中表现”。我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当作是同志。毛主席教导我们“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我认敌为我，在对贾震一伙矛盾性质的识别上表现了最大的右倾思想。
由于我没有正确认识党委内部矛盾的性质，我就不可能采取正确的方针处理这一矛盾。我错误地运用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处理这一问题，结果当然是无效的。
只有这次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如下指示“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拿出来示众，彻底批判，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对他们进行夺权斗争”，把它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才把这个问题揭露了、解决了。
以上种种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在活学活用毛著上狠下功夫。恶劣的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未彻底割掉，卑鄙的个人主义还未完全消除，一遇适当气候，就又显露出来。阶级立场模糊不稳，阶级斗争观点薄弱，嗅觉失灵，认敌为我等等都不过是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的表现形式而已。
以上是我要检查的一个方面的问题。
我在这方面的错误集中表现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份，我对教师与干部所作的教改报告和对下连当兵返校同学的讲话中。
基础课部一些教师提出的主席语录进课堂，本来是在全国人民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解放军的形势下，革命群众怀着对毛主席著作的深厚情感提出来的。它是在课堂里贯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很好的倡议，是群众努力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学、统帅科学技术的尝试，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新事物。但是我对此毫无认识，不仅没有抓住这一个很好的苗头，给予支持、给予鼓励，加以引导，逐步推广，反而实际上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扼杀了这一新生事物。我把“庸俗化”与学习毛主席著作共用，是一个政治错误。“庸俗化”是三反分子陆定一之流贬低毛主席著作，诋毁毛泽东思想的一句反动黑话，也是当时旧高教部内部刊物通报里指责主席语录进课堂所用的一个恶毒语句。我在讲到主席语录进课堂时，也用了“庸俗化”这句黑话，这实际上也是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贬低毛泽东思想，起了吹鼓手的作用。
当时两千多同学刚从部队当兵回来，满腔热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天天读的要求非常强烈，而且他们在部队近两个月的当兵生活中已初步养成天天读的习惯。他们要求每天增加半小时的集体天天读的时间。这种可贵的热情与积极性，本来应该大力支持，发扬光大，并借同学从解放军带回来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东风，把全校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更新更大的高潮。但我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却说什么：语录是按照解放军战士水平和需要编辑的，而战士一般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也不高，我们大学生应有更高的要求，应学得更多更好等一些实际上是贬低学用主席语录、轻视解放军战士、抬高了知识分子的话。我对同学们学用主席语录的热情与积极性起了泼冷水的作用，也暴露出我高估知识分子、傲视工农兵的资产阶级感情与立场。我错误地强调学校有学校的特点，和部队不一样。我过分强调同学们学习的自觉性。我不仅没有对天天读的时间作出明确的规定，而却大谈什么自由结合，自己安排合适时间学习，不必全班强求一律等等。实质上否定了同学们增加半小时天天读的要求，影响了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结果是当时学习自觉性还不够高的，还处于跟大流走的状态的人，天天读的习惯去掉了，有的学习热情降低了，而且当课程负担重起来，许多人便把学毛著的时间挤少了或根本挤掉了。
一九六五年是林彪同志已向全国全党全军发出了号召，学习毛著已经成为群众运动的时候，我还在对待学毛著方面一再犯错误，真是不可饶恕，我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千次、万次请罪。
(3)另外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说的错话办的错事较多较大，当时也就是在主席曾指出的，“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都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的时候，我在一些报告和谈话中，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试行党委制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散布过一些来自刘邓黑司令部的歪曲与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例如我散布过，刘少奇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以及周扬、杨秀峰关于没有必要把白与专联系起来，以后不要再说白专道路等等错误的话。我犯这些错误，固然同这些黑话当时来自中央黑司令部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认识不清，立场不稳。我散布这些谬论实际上是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是在思想上意识上毒害青年，对修正主义黑话起了传声筒的作用。
我之所以在学习毛著，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犯错误，是由于我对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和七亿人民的统一思想的巨大意义认识不足；我对高教这个阵地，毛泽东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然要占领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我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的最根本的保证认识不足。我脑子里充满了重业务，轻政治，智育第一，政治第二。我认为在学校中，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忘掉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治教育是一切教育的中心”的教导。我的群众观点薄弱，对于涉及党和国家命运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把问题交给广大同学和教师、职工，发动群众讨论，提出解决的办法，而是按照传统的资产阶级概念，旧高教部的黑意见，轻率地主观发表意见。我个人虽然对毛主席是热爱的，但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并不好，我确实也学了一些，但并没有真正学懂。我没有象林彪同志所指示的那样，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没有认真地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因而毛泽东思想没有能够在我的头脑里深深扎根。这是我的世界观至今还没有彻底改造好的主要原因。归根到底，我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传播毛泽东思想方面所以犯错误，还是我的立场不对头，我还没有完全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在我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个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王国。如果发展下去，必然要掉进修正主义深渊，葬身复没的危险。
我和以贾震为首的一伙同流合污，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违背了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唯一正确的路线与方针。相反，我听任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泛滥。我在这方面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危害很大，流毒很深，贻害青年，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思念及此，心情万分沉重。在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办法培养的问题上，我自觉不自觉地忠实执行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东西，从而对抗了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既不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也不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更不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革命接班人。我把党的教育事业引上了邪路。在这方面，贾震在时，我与之同流合污负重要责任，贾震走后，我负首要责任。我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学校规模、专业设置、科学研究与生产等方面，我盲目贪大、求全、求新，一味追求高、精、尖，认为学校建筑与道路环境等也都应象个样子。我有和其它重点学校比大、比全、比新的思想，有以大、全、新，高、精、尖为荣的思想。这里也含有私心杂念，能在这样的学校里工作，个人也光荣。所以贾震提出的学清华、赶清华、超清华的口号和我的思想是吻合的，他提出的一万五千名学生的发展规模，我是支持的。对于我校的专业设置一度达到四十个，专门化三十六个，提出专业翻新的口号，成立数学力学系、工程物理系、专业齐全、尖端不少、招生多、规模大，造成多方面紧张，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我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对于科研工作与生产方面追求高精尖，愿意在国防尖端项目和高深理论方面搞出些名堂，从而对有关当前工农业生产的项目重视不够，也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主席曾批评过大而全的思想，并有过“技术设备从新，生活设备从简”的指示。盲目求大求全，生活设备求新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的。在一个铺张浪费的环境里是难于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学生。
(2)我一心一意地想把我校办成不仅是国内所谓第一流的名牌大学，而且想办成世界上的第一流名牌大学。这种思想充分地体现在一九六三年我主持起草的党代会文件修正稿里、关于办好学校的十条经验和今后任务部分的四项奋斗目标中。按照所谓十条经验和四项奋斗目标办理，而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努力追求所谓国际学术水平，而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第一流大学，实质上只能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大学，而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学。
(3)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我不是紧紧地遵循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毛主席所亲自制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导，而是着重培养掌握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的建设人材。我重业务，轻政治，长期错误地理解与处理政治和业务，红与专的关系。我错误地认为我校是工业大学，不是政治学校不是党校，不要求精通马列主义。我错误地认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以专业技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是对一般大学生的政治要求。我很注意学生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我对青年学生政治上成长的关心和我对他们的学好业务的关心比较起来差距很大。在工作实践中，我的指导思想是集中力量提高教学质量。我强调教学为主，教师起主导作用，学习必须依靠个人刻苦钻研等等。这实际是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篡改了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推行智育第一，技术至上，政治附属于业务，服务于业务，政治第二的修正主义的一套。它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五八年以来虽也安排了一些生产劳动，但基本上未跳出苏修教育的框框，六四年以来虽也安排了四清、下连当兵、劳动建校等等，但这些都还不是搞教育革命的安排。总之我不是坚持政治统帅一切，把政治工作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使之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不是政治统帅业务，以红带专、又红又专。我有时也强调政治、强调红，但同时必然提到政治渗透到业务中去，我强调的仍然是业务。我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强调灭资兴无，强调思想革命化，强调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够。
为了培养掌握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实际技能的人材，我强调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课程教学的系统性，完整性。我要求学生打好三个基础(理论基础、技术基础、专业基础)。我以为打好了这些基础，毕业后就有了自己可以继续取得知识，在工作中不断发展提高的可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必然造成学生重视书本知识，一般每天用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忙于上课、作业与复习等，精疲力竭、精神紧张。学生负担过重，死学死用，学了也没有用，这正是毛主席在“七·三”指示中提到了的“课程过重，学了也没有用”。学生中不仅近视眼、精神衰弱有所增加而且更重要的出现忽视政治学习，忽视思想改造的情况。
对教师我强调业务，强调提高业务水平。如对党员教师提出的没有时间从事业务提高问题，我曾主张分批轮流培养，培养期间要坚决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提高上；只做一般党员必做的社会工作；教研室一般会议、一般活动可以不参加，隔一段时间由总支召集谈谈思想问题、国内外形势、督促一下政治学习，政治上跟得上就行了。我强调中老年教师通过科研提高业务水平，我强调发挥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摸清他们的专长，根据工作需要与本人条件充分而适当使用他们。我在教学科研与编写教材等方面都是在重业务轻政治这一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我宣扬的高校要“三出”(出人材，出成果，出产品)也是这种思想的表现。我的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恶果是使教师忽视政治，忽视思想改造，脱离工农，脱离阶级斗争，脱离生产斗争。
“未立不破”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是大约一九六一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提出来的。以后它一直是教材编写工作的指导原则。我接受了这个口号，并在不同场合传播这个思想，在这一点上我不自觉地做了刘邓黑司令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的传声筒。
总之，重业务轻政治这一思想是贯穿在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中。这是资产阶级办学思想，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处理教育问题。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工作起了在思想上精神上摧残青年的作用，起了使师生忘掉阶级斗争，忘掉无产阶级专政，培养精神贵族的作用。当然，这也必然扩大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也必然扩大资产阶级思想阵地。这实际上也是不公开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也是让出教育与科研的大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在准备土壤与条件。
(4)在用什么办法培养人的问题上，我头脑中旧框框很多，苏修教育一套的影响很深。我强调按教学计划工作，如期完成教学计划，强调循序渐进，强调正规化，强调正常的教学秩序，强调“三基”，强调打好基础，强调学科的系统性完整性，强调课堂教育是主要形式，强调教师主导作用等等，这实际上是重视书本知识要学生死抱书本。
关于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毛主席早就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中国老一代的革命者都是到工农兵中去和广大工农兵相结合，在阶级斗争，对敌武装斗争的大风大浪里经风雨见世面，把自己锻炼成为革命战士的。不问政治或忽视政治和重视书本知识是作为一对矛盾同时出现的。重业务轻政治的结果必然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必然不能如毛主席所指示的：“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哲学的宣扬有了气候与土壤，就把青年引入了修正主义的岐途。
(5)在依靠什么人办学的问题上，在工作实践中、实际上是依靠教授专家，走的是教授路线专家路线。前面说过，我想把我校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要办成国内，国际上第一流名牌大学必须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我曾讲过，莫斯科大学，剑桥大学之所以有名气，主要是因为它们有一些世界知名的教授专家。因此，我对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些真才实学的教授专家是珍贵的、重视的，捧得很高的。有人批评我说：“增加一名教授我高兴，调走一名教授我心疼”，如果教授前加上“有些真才实学”这个形容词，这话是符合我的思想情况的。
在我的思想上，我确实也认为要办好学校必须组织一支又红又专的阶级队伍，即有一批不只科学技术上有专长，而且政治上很进步的教师。我关心党员教师业务上的提高甚于我关心他们政治上的成长，我愿意他们迅速成长为有真才实学的“教授”，这就是前面在关于党员业务提高问题上，我说的政治上过得去就行了思想的实质。
在我校、校委会的主要成员是教授、副教授。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也差不多都是教授、副教授。一些重要课程由教授、副教授开，一些重要科研项目由教授、副教授负责承担进行。没有教授、副教授的教研室，青年教师最多担任副主任。而我们的教授、副教授不论是党员非党员，都是如毛主席指示的“就多数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毛主席在批给林彪同志的那封复信中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我们的学校，表面上是共产党领导、有党支部书记、有党员校长，实际上，党员干部是依靠专家”。在实际教学科研工作中，我也是依靠教授专家。
在这里说一下，我对毛主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句话含义的理解是，除了上面说的行政组织上的统治外，还有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心理上、思想上、传统上的统治影响，而更主要的是党内最大走资派和窃踞旧中宣部、旧高教部要职及在高等学校重要岗位上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统治。这些人掌握大权，颂发黑指示，制定黑纲领，推行修正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与组织准备工作。一想到十几年来我也为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效了劳，出了力，内心感到惭愧与隐痛。
我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理解得不全面，执行上有偏差。我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一般看得过重，特别是对那些理论基础较好、能搞科学研究且有一定成果的人，我对他们的进步估计得过高，重视与信任过甚。我对他们团结多、使用多，批评教育少、改造少。对有些人的安排使用不够妥当，有的是错误的。
我对知识分子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对在他们头脑中开展灭资兴无的斗争，对开展教育战线上、学术领域内两种思想的斗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则关心很不够。在贾震在时，我甚至根本没有怎么去抓这方面的工作，只是被动地在被党委指定时作些工作。五八年以前，我抓得也不紧，领导不力，并有过分迁就的现象。五五年处理警卫孙寿山的问题，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关于这问题在这里我愿再一次的检讨，并愿当面向孙寿山同志赔礼道歉。范正钊的问题，虽然对他进行了批评，他也作了检查，但没有作进一步的处理，也是不妥当的，这也是对知识分子过分迁就、过分照顾的表现。这起了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情舒畅，使工人灰心丧气的作用。这表明我的屁股是坐在知识分子一边的。我曾经、特别是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错误地认为对高级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给予一些特殊照顾，如住房较宽，优先分配、坐有软椅、看病不排队挂号、吃饭设高级食堂等旧社会一套习惯办法是应该的。认为他们脑力劳动，年龄较大，生活上应给些照顾，而从政治上考虑不够。适当照顾可以，和一般干部职工太悬殊了就不好，这会加重他们的优越感，高居于一般群众之上，孤立于一般群众之中，不利于他们的思想改造。
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的党员，政治条件上要求不够高，工作上使用多，业务上要求多，而政治上帮助教育和督促他们抓紧改造做得很不够。
一九五六年我在我校民盟支部会上的讲话有不少错误，我过高地捧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我当时关于民主党派联席会议的意见与提法也是不妥当的。
一九五六年我草拟的送给市委参考用的关于试行党委制的意见中，关于知识分子的分析是不正确的。我对办好学校的看法，我对运动的看法是错误的。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如主席所说，有一股反社会主义逆流。这股逆流今天看来，主要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及其爪牙和国内阶级敌人掀起的。上边我曾说过，我在那个时期说的错话，办的错事特别多，邪风大又是上面来的，顶不住，是一方面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自己认识不清，立场不稳。
我之所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错误，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也是个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因而我的旧知识分子的习气还很浓，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还很长，我和旧知识分子臭味相投，我的立场不稳，我的屁股时常坐在旧知识分子一边，我常常从他们的地位，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去考虑问题。
在这里，我应该特别提出四十五条说说。四十五条是一株大毒草，它虽未单独“问世”，但它是黑纲领六十条的重要部分，即领导权部分的基础。它是为黑纲领六十条的泡制作准备工作的。它恢复和巩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教育战线上夺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合法化。它是彻头彻尾地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制定与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在四十五条炮制过程中我出力效劳不少，也就是我为制定与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六十条效劳出力不少。对四十五条，我也应负重要责任，我对党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犯下了严重罪行。我现在在这里当面向毛主席，向“八·一三”战士们、革命师生员工们请罪。另外，关于四十五条我已写了几份大字报进行揭露与批判，我将继续写大字报专题进行批判与自我检查。我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总之，我的错误，特别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方面的错误是严重的，对党对人民对青年的危害是很深的。由于时间长，方面广，现在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检查，以后我拟结合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作进一步检查。我有决心通过这次运动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从深重的泥坑中爬出来，站起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害性”，这种思潮和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党内就是刘邓。
我所犯的前面说的种种错误，就其性质来说，也是一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的反映。我之所以基本上执行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一方面是一种思潮，上面有根子；另一方面我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还有资产阶级思想，对修正主义的东西很容易合拍。所以，我犯错误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其阶级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的。
首先，是我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还拖着很长的尾巴，旧知识分子的习气、作风还有很大一部分未摆脱掉，我还有较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这就是说，我还有资产阶级立场，我还远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出身于中农家庭。我自青少年时代就不满家庭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也不满国家民族当时的情况和处境。我就“立大志”抱着有朝一日“干大事”，光宗耀祖，为国增光为民族添色的思想。我当学生时发奋读书，努力向上爬，毕业后，骄傲清高，看不起当时有些人为找教学位子而到处奔波、逢迎阿谀。我从少年时代起就赞同革命，响往社会主义，同情共产党，但我不愿参加组织，我只愿干自认为可以干的革命工作。参加革命工作后我一直担任较重要的负责工作。
我小学时拜过天地君亲师，受的基本上是封建主义教育。中学大学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我从七岁到二十四岁一直在上学。所以，我虽出身农民家庭，但我自己并未劳动过。参加革命以前，我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我本人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后，特别是到部队工作后，在战争年代里，环境残酷、斗争尖锐、生活艰苦，对我有较多的锻炼和较大的改造，但我的世界观并没有彻底改造好。
我的家庭和我的经历对我的世界观影响很大。我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自恃高明、主观性强、有知识分子孤高习气、过分相信自己、群众观点差等等，这些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品质与作风，就都是打上了阶级和历史的烙印的。
其次，是我长期作教育工作。旧的教育，特别是苏修教育使我中毒很深，积重难返。还在全国解放前，大约在四七年底，我就去东北开始作教育工作，并开始学习和搬用苏联的教育理论与实践，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教育的范例。建国以来，直到苏联专家撤退，不论我在高教部或在天津大学工作期间，都是全面地学习苏联一套，而从未进行过有领导地认真地批判。我长期不认识苏联教育是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的教育。由于我亲自受的是封建教育、资产阶级教育，由于多年来旧教育思想和传统对我的影响，由于我的世界观未得到彻底的改造，我的头脑中还有资产阶级思想，我的旧知识分子的习气与作风没有完全摆脱掉，再加上刘氏黑《修养》的毒害所造成的奴隶主义，我就容易接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的一套，容易和旧知识分子在感情上沟通。正因为这样，我的思想才容易与高教六十条发生共鸣，认真执行。正因为这样，我的习气才容易与旧知识分子相投，感情融洽，重才轻德，过分器重教授专家；在统战工作中统得多战得少，团结得多斗争得少，表现出比较严重的右倾。
再次，是建国以来，我一直在大城市工作，执政的党、和平环境、优越的物质条件、舒适安逸的生活、文教工作、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学校，当官作老爷，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生活方式有形无形地影响着我，官暮骄躁等歪风邪气有所滋长。我实际上已忘了毛主席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的教导。我喜以领导者自居，好为人师，脱离群众日益严重。毛主席所指出的情况“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对我发生作用。在糖衣炮弹面前，我实际上已经开始败下阵来。
最后，最根本的是我没有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没有处处时时事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言行，来作为工作实践的唯一方针。我也读毛主席著作，但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认真地以它为武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因此，毛泽东思想没有在我的头脑中扎根。我不仅对修正主义的东西，如黑纲领六十条无丝毫抵触，甚至对象“未立不破”这样和毛泽东思想明显对抗的黑货色，也缺乏识别力和抵抗力，而盲目地执行，自动传播。
我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十多年，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最容易泛滥的地方。但我没有认真地去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没有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在高等学校中究竟是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青年，还是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青年，在究竟谁改造谁的斗争中我打了败仗。由于我头脑中有适合修正主义存在的气候和土壤，我维护了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维护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我给党给人民给青年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毛主席教导我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上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犯错误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的反映，是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的必然结果。如果这样下去，有两个可能：一是为反党野心家所利用，二是自己日益资产阶级化，最后堕落为一个不可救药的、阻碍历史前进的人。这是必须吸取的教训。
这次文化大革命深深地教育了我，把我唤醒并护救出来。我决心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彻底的全面的清算，从跌倒的罪恶的泥坑中爬出来，站立起，痛改前非，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我决心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联系自己的错误，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力争余生做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我决心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我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作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
我决心恪守群众的名言：职位高了，普通一兵的本色不变；年岁大了，朝气勃勃的干劲不变，生活好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变；随时随地破私立公，努力思想革命化，努力日益无产阶级化战斗化。
我诚恳地希望“八·一三”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对我审查批判。
最后我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来源：红代会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编辑部《八一三红卫兵》，第104期，1967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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