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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杜蔚然供词

日期:1967-9-15 作者:[待确定]

[杜蔚然,是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管劳改的副局长]

原编者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杜蔚然在广大革命干警的斗争下,先后交出了两份供词。杜的交待,虽然洋洋数千言,但是很不老实,很不彻底。杜在供词中拒不交代他和黄赤波、李健秋在处理外调工作中的罪恶阴谋和卑鄙勾当。这是根本的要害问题。他要尽了手法、上推下卸,不但不交代自己长期来执行罗瑞卿、黄赤波的反革命路线和残酷陷害广大革命干警,特别外调干警的罪行。相反的还往自己脸上贴金。是可忍,孰不可忍!

杜是一个混进党内的严重蜕化变质的分子,资产阶级的一切毒汁,已经完全渗透到他的骨髓里去了,出于他的阶级本能,加上黄赤波的反革命黑指示,他把劳改管教干部始终看成漆黑一团。背地里又伙同李健秋之流,把劳改管教干部作为“清洗”的重点对象。同时还指示各处、分局、政治部门用强迫,压制的办法,把大批干警作为“不适合公安工作”的对象,调往外地劳改单位或农场,以此达到镇反革命复辟的目的。

杜在处理劳改工作和外调干部的问题上,阴谋是十分险恶的,手段是十分毒辣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与杜的斗争是关系到上海整个劳改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大问题。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能等闲视之!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在外调干部中犯了严重罪行,这主要是我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接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赤波的黑指示,将数百名革命干部,随着三类人员调往青海,黑龙江,江西,安徽等省,使一批革命的好同志受到迫害,我忠实地充当了黄赤波这个坏蛋迫害革命同志的帮凶。我同样的,以奴隶主义思想,接受了黄赤波、王鉴、屈成仁、李健秋这些坏家伙认为所谓“历史上有问题”“政治上不可信任”的同志一批批调往劳改部门,我也以同样的资产阶级立场,框框所谓“不好”的同志,“有问题”的同志推出了事。当干部调出后就不管不问,因此,使许多革命的好同志在政治上、经济上长期受到迫害,在精神上,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家属和子女受到歧视,以至有些同志弄得家破人亡,这都是因我犯罪所造成,听到了同志们的揭发我深深感到我对干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滔天大罪。

现在我揭发交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赤波在外调干部上所犯的滔天罪行:

一、拿干部做交易。黄赤波这个坏蛋他不但拿犯人和外省搞交易,而且最可恨的他拿革命干部做交易,比如调安徽省一些干部,黄同我说,安徽来要犯人,尽量多调些干部给他们,黄还亲自出马与彭××副厅长多次说“多给你们一些干部”,彭事后对我说,干部历史问题只要做了结论就要,就是在这样条件下把大批干部调往安徽,李健秋这个坏蛋,就将一些莫须有的材料甚至已经就否定了的材料塞进了干部材料袋,因此使这些作调同志不但长期在政治上得不到组织的信任,而且每次运动都要受到围攻,打成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调往长兴岛机关事务管理局农场四十多名干部和一千多名劳教分子、场员,这完全是黄赤波、曾涛、王献廷阴谋搞起来的,那时黄赤波住在锦江饭店,吃饭请客等等从不付分文,黄为了感谢四大饭店,多次下命令要劳改处包四大饭店副食品,因我们始终没有同意,他们才提出由劳改处调一千多名劳力去长兴岛机关农场无偿劳动,并一再指示我调去一批干部,开始说借用,后来宣布调去,更奇怪的规定生产我们不管,改造由劳改处负责,出了问题算劳改处的。最后劳教分子由劳改处全部调出了,黄赤波不知又出了什么鬼主意,要这些干部就在那边劳动,经济上工资照发,政治上不作为干部,用这批干部劳动的代价,换得黄赤波在四大饭店的无偿玩乐挥霍,由于这样的关系,机关事务管理局不知送了多少东西给黄,也送了四份礼物(板鸭,香肠,鱼等)给我们四个处长。该场至今还有一些干部同志在那里劳动。

二、黄赤波、李健秋把上海的劳改单位作为他打击陷害革命干部转运站,和迫害干部的场所。六二年那时常听黄赤波说:“公安局有一、二千干部要调出去,这样公安队伍就纯洁了。”李健秋通知有二百多名干部要交给劳改处外调,先在青东农场集中劳动,一旦有三类人员外调就调出去,结果一有任务就到青东农场抽调,弄得全场干部人心惶惶,不知那一天轮到自己。而且还指示劳改处那些人要调出去,不能留在劳改处,凡是要外调的干部就不能留在劳改处工作,如六二年警卫处有一个同志犯了一点错误,当时李要把他调天湖农场,劳改处要将这个居同志留在上海,李坚决不同意,认为这种“坏人”不能留在上海,只好调农场。

三、黄赤波、王鉴、屈成仁在六二年战备期间,他们认为所谓政治上“不可靠”的干部,政治上“不能信任的”人要调出上海,他们第一批计划三百余名,先由李健秋和苏北农场的王东升商讨要调给苏北农场,王东升不要,后来有一天他们把我找去,黄说有三百多名干部调给你们军天湖农场,当时我提出该场干部多,经济亏损大,不能接收这批干部,黄赤波却又说,这批干部去农场经济上照发,政治上不作为干部,要他们带领劳教分子一道劳动,可当劳教分子劳动小组长(劳教分子小组长本身就是劳教分子)在一起劳动,变人变鬼由他们自己去变。当时我就提出反对这样做,黄赤波做了决定,由于我有奴才思想,当时我说要执行这个决定,提出三个问题:(1)这批人去,一定要按干部待遇,按干部分配工作否则不好办。(2)工资地区差额(上海八级农场五级)不能减少,按上海八级标准发。(3)这批干部集中了你们自己去动员我不动员。这时王鉴这个家伙马上自告奋勇的说他去动员,就是这样把一批二百五十多名干部调往军天湖农场,据说李健秋还布置训练班去时途中怕干部逃跑,中途不准下船,下车象押犯人一样押去农场。总算黄赤波这个坏蛋“开恩”没有把这几百人作为劳教分子小组长,同意作为干部分配工作,但是黄赤波还不死心,他亲自告诉农场党委书记说:“农场就是要替市场背包袱”,黄认为这几百干部是作为背包袱交给农场了,这实际上黄就暗示农场这批干部是不能信任的,黄赤波陷害干部何其毒也,一千个一万个罪该万死。事过不到一个月,又是黄、王、屈找我去又要把一批几百干部交给劳改处,这批人所谓年岁大,留用人员,不适合公安工作等等为理由,调给劳改处看看大门,守守仓库,或到农场搞生产,我当时抵抗不接受,后来接受了三十多名才算了事。一九五八年黄赤波趁接收白茅岭农场之机,就将三百多名干部调去农场,所谓是“杨帆的人”,后来又把这批干部调安徽去了一部份。这都是黄赤波、王鉴、屈成仁、李健秋有计划阴谋成批陷害干部几个例子。

四、黄赤波是怎样打击、陷害工农干部,安插坏人的。个别[此处有二字不清]不举了,我揭发几个成批的例子。在一九五八年黄赤波到白茅岭[此处有二字不清]北两个农场,以检查工作为名,行打击工农干部是实,在白茅岭[此处有二字不清]黄宣布干部和三类人员一道劳动,还提同住同劳动,实际上一大批农干部长期下放劳动和三类人员没有多大区别。他到苏北农场看到部文化学习班,黄又把这批工农老干部下放三类人员一道劳动,[此处有二字不清] “三同”,相反的他把国民党军统少将以下大大小小特务偷偷摸摸,他私人名义介绍到农场做干部,还要农场在经济上,生活上加以照顾,在白茅岭他将一个刑期没满的犯人吕镇中带去当正场工并参加党委会后这个人在黄赤波、陈丕显包庇下恢复了党籍,就从这些例子足可看出黄赤波这个坏蛋爱的什么,他恨的是什么,这足可说明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五、黄赤波、李健秋他们“夫妻老婆店”强盗逻辑是,凡是调出的人,不管如何一律不能回上海,甚至她以市人事局规定(?)说人事局指示规定一个都不能回来,户口也报不进,李说如果回来一个就是影响其他的人,所以,不管干部有什么实际情况她都不同意回来,李健秋就是这种办法,使所有的人一个也不能回来。

以上只是我揭发黄赤波这个坏蛋打击革命干部几个例子。

杜蔚然1967年9月15日

来源:上海市原公安人员斗批改小组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黄赤波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反革命罪行》,196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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