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2-20 作者：朱声达
朱声达要斗私，批修。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同宁夏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打击、镇压革命造反派，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破坏了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在中央召开的解决宁夏问题的会议期间，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八月九日重要指示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特别是我们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接见在京的军队干部时，我也受到了两次接见，给了我极大的教育、鼓舞和鞭策，使我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过极其严重，内心万分惭愧，殊觉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不起全区广大革命群众和军区广大指战员。现在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我的严重罪过，作如下检讨。
我自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早在一九六零年就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充当了迫害刘格平、王志强、马思义等大批革命干部和很多无辜群众的帮凶，得到了汪锋“司令挂帅，作战有方”的表扬。
对马思义同志（原军区副司令员）的迫害，我负有更大的责任。很早我就对他歧视、排挤，企图把他转到地方上去工作。因此，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汪锋提出要斗争马思义，我积极支持，把他的一些缺点错误硬往纲上拉，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马思义同志较早地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我又指使把他的档案公布于社会，挑起了受蒙蔽群众对他的气愤，致使在吴忠“八·一三”事件中惨遭杀害，这是我欠下的血债之一。由于我对杨静仁积极追随，一味崇拜，所以杨利用我的弱点，封官许愿，要我担任书记处书记，妄图实现他控制军队，搞个人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竭力吹捧、保护杨、马一小撮走资派，忠实地执行他们的黑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九六六年八月，革命群众炮轰区党委，杨静仁为保他自己，急忙召开黑会，要常委表态。我在会上吹捧杨静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抓阶级斗争好”，“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工农业生产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搞的有成绩”。回军区后，我还向机关干部传播了这些错误论调，并在军内外大讲杨静仁是“红司令”，“好书记”为保杨静仁制造舆论。此后，在兰州军区四干会上，我还极力为杨涂脂抹粉，在西北几个省区部队中造成极坏影响。
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执行杨、马的黑指示，抽调了十七名干部参加了地方工作组；杨、马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阴谋，把银川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振帮等四人非法逮捕，交军区看管，要我负责审理，我欣然接受，充当了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帮凶；八月，杨为了阻止革命小将串连，要军区以战备名义控制地方运输车辆，我趁部队调动之机，调动了地方汽车三十六辆，破坏了革命串连；为压制革命群众进城造区党委的反，我还专门布置要农建十三师、军马场、区体委等单位搞正面教育，不要开大会，上街游行；九月，区党委机关瘫痪后，杨、马要军区给他反映情况，我通过派便衣、编简报等方式为杨、马提供了一些整革命群众的黑名单、黑材料，并根据杨的指示，安装了一部军区直通杨静仁的保密电话；马玉槐为逃避革命群众斗争，先后两次到军区机关和部队躲藏，我都进行了保护。更严重的是我按照马玉槐的黑指示，召开了驻宁部队战备会议，研究制定了针对革命造反派的所谓“防叛”、“防暴”方案，企图镇压革命群众。与此同时，还将军区机关干部、职工编成战斗分队，发了武器，进行了战备演习。
一九六七年二月，军区错误地撤销对“联委会”夺权的支持后，杨静仁当即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以后他又通过“筹备处”向军区转送了反攻倒算的材料，我既未揭批，也未向上报告。三月，广大革命群众和受迫害的干部起来揭露汪、杨、马在一九六○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时，我竟错误地认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进行压制。杨、马早已被革命群众拉下了马，我还在全区工交会议上散布：中央对杨静仁的问题还没有定性，我们一概不承认。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等等保杨、马的论调。
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后，我不是积极热情地支持左派，而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充当杨、马代理人，继续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于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支持这次夺权斗争，也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玩弄了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一方面迫于形势假意支持，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大煽阴风。在二月九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上，我把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说成是“假夺权”、“右派夺权”、“资本主义复辟”，致使这次会议错误地作出了撤销对“联委会”支持的决定。遂于二月十一日以军区名义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联委”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二月十九日又发表了《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在这两个文件中，把斗争矛头直指“联委会”，大肆欺骗煽动群众，狂妄地号召向“联委会”开展坚决斗争。这样，就转移了运动大方向，挑动了群众斗群众，在社会上出现了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反动逆流。为了从根本上扼杀这次夺权，我还决定强行军管了新生的《宁夏日报》社，区、市公安机关和市有线广播等单位。此后，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又制定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搞垮‘联委会’”的方针，作出了针对“联委会”的“对敌斗争作战方案”。接着，军区两次出兵参加反夺权群众集会，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提出了打倒“联委会”、“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制发了大量诬蔑革命造反派的传单，大造反动舆论；擅自把“联委会”下属几个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非法动用专政工具，无理查封了革命造反派筹办的文化大革命展品；以支持与反对“一·二七”夺权的态度为界限，非法剥夺了革命造反派和支持“一·二七”夺权的干部参加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和各种生产会议的权利，并把我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这些生产指挥机构和生产会议，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帮助我改正错误，发表了“三·七”声明。这本来是我认错、改错的机会，但我却更错误地认为这是“联委会”的“大阴谋”，断然拒绝，并且提出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请罪，向军区指战员认罪，不能假投降，交出幕后人等五个条件，进一步向他们施加压力。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到处揪斗所谓“一小撮右派头目”、大搞“请罪”的白色恐怖局面。
我不仅对“联委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进行残酷地打击迫害，而且对同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宁三司”、“宁总司”的革命群众，也采取了分化、排斥和压制的政策。同时，在军内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一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我的错误时，曾数次以“要政出一门”、维护“集中统一”、“对外表态必须按党委统一口径”等等借口和资产阶级的组织纪律进行压制，并当众对副司令员张怀礼等同志的正确行动横加指责，煽动受蒙蔽的指战员对他们进行围攻。在我的错误路线指导和影响下，以至发生了多次围斗，殴打张怀礼、赵志、侯占山等同志的事件，在军内造成了白色恐怖气氛。
在我推行的反动路线影响下，在我的操纵、欺骗、煽动下，“筹备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同革命造反派的对立和冲突越来越加剧。今年五月以来，陆续发生了挑动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我不仅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反而积极为“筹备处”出谋划策，对付革命造反派。中央“六·六”通令下达后，我恣意进行歪曲，说：“通令是叫进攻的”。“中央给了我们权，要恢复军威”。因此，当六月十八日吴忠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事件后，我竟给该人武部打电话鼓励他说：“你们搞的不错，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总结一下经验”。六月十九日石嘴山发生武斗后，我错误地认为是“反革命叛乱”，请示兰州军区调一个团进驻该市，企图镇压革命造反派。以后，“筹备处”停工停产，组织大批群众到军区请愿，我还鼓励煽动他们搞武斗，并要“筹备处”的头头，总结石嘴山、吴忠的经验。七月，“筹备处”一些领导人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时，我要他们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上要适应斗争形势，并要他们按单位集中起来住，在武斗中，互相支援，要经得起风险等等。这实际上是组织“筹备处”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和部署。为了进一步操纵“筹备处”，我还要求杨一木、马信等人，在幕前或幕后为“筹备处”出主意、想办法。
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八月初，我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同志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这样，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和青铜峡“八·二八”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对此，我要负主要的责任。我是造成这三大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为了纠正军区的错误，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及兰州军区党委多次给予指示，但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公然采取阳奉阴违，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反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指示。
今年五月三十日，“筹备处”下属一组织，砸抢了宁夏新华分社。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我既未调查处理，又未向中央报告。六月五日中央文革打电话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责成军区严肃处理。但我极力包庇、袒护“筹备处”，迟迟不作处理。七月十三日，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我不但不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反而以“我们没有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抵制，致使农民进城围斗革命造反派的事件越来越严重。尤为严重的是中央在222号文件中，严肃指出《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纵队”少数人在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在扉页上印攻击革命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而我仍执迷不悟，拒绝检查、处理。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社会上一度出现了“222号文件是从黑线上来的”，“用毛泽东思想衡量222号文件”等炮打中央的逆流，我又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党委根据中央精神曾先后以电话、口头、文件等方式，多次指出我们在支左中的错误。对于这些指示，我都以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队干部战士和大批受蒙蔽群众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直至八月来京开会时，我还指示何其仁准备材料，妄图说服中央，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中央批准62师进驻银川等地，我还狂妄地说“这是不相信我，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更是明目张胆地同中央对抗。
我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决不是偶然的，是由我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是有思想、历史和认识根源的。
思想根源：我在和平环境中，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一味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逐步的走向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我的立场、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必然自觉地站在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一边，长期地、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反对革命。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私”字。由于私字在我的头脑里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我的一切言行，就必然是以“私”字为转移，私字当头，怕群众，怕革命，特别是怕革自己的命。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我不是挺身而出，主动到群众中检查错误，接受批评，而是东躲西藏，逃避斗争。以致在反动路线上，越陷越深，进而发展到对革命群众恨之入骨“挑动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武装镇压，残酷屠杀。
历史根源：我长期以来，在思想上对贺龙不仅崇拜而且十分感恩戴德。自认为在捆改组派时捆了我，并要杀我，是贺龙、关向应救了我的。后来我在长征途中负了伤（当时在红四师十团任连长），过金沙时掉了队，又是贺龙派周长庚（当时是红四师的卫生队长）把我抬走的，因此我对贺龙感恩不尽。在这个错误思想指导下，对贺的重大问题一直进行包庇。一九三二年洪湖突围、作战、行军都是段德昌指挥的，胜利到达了湘、鄂、川、黔苏区，这一段功劳是段德昌同志的，但后来被贺龙窃取了，我一直没有揭发。
我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学了贺一套军阀主义作风，一直把这种军阀主义作风带到党内来，一掌遮天，目中无人，大搞一言堂，在党内进行家长式的统治，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破坏了我党的光荣传统。在部队建设上不抓根本，不突出政治，而是搞突出军事，贯彻彭、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同志之间拉拉扯扯，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对党、对组织阳一套、阴一套，玩弄两面手法。总之，在思想上、作风上，完全是资产阶级军阀主义一套，与毛主席的教导格格不入。这是我所犯错误的一条重要原因。
认识根源：由于自己斗志衰退，作官当老爷，不肯学习，所以思想远远落后于形势，特别是对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很理解。因而在识别左派时，不是以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标准，而是以保我者为左派，批我者为保守派；看待造反派，不是看本质、看主流、看大方向，而是抓住他们非主流、非本质问题不放，无限上纲；不是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去看问题。结果必然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总之，我所以走向犯罪道路，归根到底是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平时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实际，不活学活用，特别是没有用于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结果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了。
我的罪恶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我恳请党中央给我以严厉的惩罚。我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行，彻底同贺龙、杨、马等一小撮走资派划清界限，坚决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中，好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彻底改变立场，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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