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2-28 作者：吴继周
吴继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整风开始阶段，我受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很深。我当时对上面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缺乏认识，现在我才知道，主席早在57年1月份就讲过：“上面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的也有臭的(包括北京的在内)，一定要嗅一嗅。”但是，在当时我却对上面来的东西分不清香臭，全部接受。1956年，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于我本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当时，对这些错误的东西，我没有能力加以识别和抵制，在思想上是接受的。这表现在我动员整风学习时，和平麻痹，丧失了阶级警惕性，以为反正阶级敌人基本消灭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人民内部矛盾变为主要矛盾了，就片面的理解了主席和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精神，一心只想到如何把风整好，如何克服三大主义，跟上新的形势，如何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共同奋斗。根本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会趁这个整风的机会，兴风作浪，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
在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思潮的主宰下，在整风开始阶段(截止到5月底前)我对右派进攻没有思想准备，有些右派言论，我虽然也认为是错误的，甚至憋一肚子气，但只以为这是一般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想到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要推翻党的领导，要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一些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失去了应有的鉴别力。这突出的表现在5月4日向全院作学习动员报告中，这篇讲话是我思想中阶级斗争熄灭论观点的集中暴露，讲话强调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要“跟上时代”，“看透客观规律”，“及时调节矛盾”，从而作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还直接宣扬了什么“我们要往前看，现在是晴天了，暴风雨的时代过去了。”等明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货色。更为严重的是我在讲话中还讲了什么：“自从听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传达报告，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及高级干部中反映最强烈，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认为是阳光普照、大地回春赶跑了寒气。解决了认识上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内部有矛盾，在八大提出后，在我们的头脑中反映还是迟钝的，这次是非常明确的了。”在这里，由于我当时思想中没有阶级斗争观点，分不清是毒草还是香花，人云亦云，竟把右派分子攻击党的领导，影射社会主义制度是冬天的右派言论：“阳光普照，大地回春”，赶跑了寒气，当作是党外人士对于我党诚心诚意发起整风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所发出的感佩的声音。这是我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另外也由于我对右派的进攻没有思想准备，在5月5日我院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以及其它场合下一系列的右派言论出笼后，我还没有认识到就是要推翻党的领导和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依然在5月21日党委会和党员大会上大讲：“凡是座谈会记录，都可原样发表，不要他本人负责。”“党员同志应带头鸣和带头放，帮助群众解除顾虑，我们有中央保护，省委撑腰，党委担保，谁敢报复……。”总之，在这一段时间内，我说了不少错话，在右派进攻面前丧失了应有的阶级警惕性，思想上是严重右倾的。
57年5月30日、31日，省委召开高校党委书记会后，对当时全国整风的形势认识上进了一步。31日晚上常委几个人开会研究了下阶段学院运动的部署，决定第二天进一步放手动员，按照省委指示，从过去强调和风细雨帮助党整风转到放手大鸣大放。但是我在6．1的整风动员讲话中没有掌握分寸，也说了一些错话，我说：“就这些日子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稿件)，三大主义危害太深，有许多地方造成了感情上的隔膜，有许多地方使党外人士认为受不了，活不下去。”“我们认为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而有些党外人士却认为这是活不下去的事情，悲剧就在这里。”在这里，我虽然用了党外人士“认为”这个词，表示并非是活不下去，但这样说，依然说过了头。在同一报告中我又说：“现在要衡量党外人士对党的态度，是意见提得愈多愈好。”我这话也是错误的，因为对党意见提得愈多愈好，是应该以爱护党的善意批评为前提的，尽管这是一个帮助党整风的动员会，但我没有在讲这话的同时强调这一个前提，只是笼统讲意见提得愈多愈好，这是没有阶级分析的。我在这动员报告中，还宣布“保密制度已着手修改，各实验室对本院师生都不保密，机密资料所有老师都能看；有害老师自尊心和伤感情的保密规定都除掉”。本来保密制度按照整风中边整边改的精神是可以作适当修改的，但我修改的范围和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是右倾的，丧失了原则，是立场的错误。以上的这些错误我接受大家的批判。(上面引号的话均引自南航报或《大立》提供的私人记录)。
在反右斗争的后期，我院没有一个6级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是不是他们没有右派言论，都不够右派条件呢?当然不是。在这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在划右派过程中，我对于高级知识分子划右派的标准掌握偏严、偏右。当时省委文教部有一口头指示，说什么“凡是在我们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请党外人士参加座谈会发表的错误言论，只作批判，不戴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一个指示正好与我自己的右倾思想不谋而合，当时我有这个思想，便是觉得搞自然科学的人对我们办学还有用处，对他们适当宽大处理，将来还可以争取过来派派用场。由于思想上的吻合，我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省委的这个右倾指示的，因此，在执行过程中，有个别的右派分子是漏网了。另外，当时省委在10．11日下达的复排标准和标兵材料，实际上也是右倾的，我当时也没有抵制，结果按照这个标准，一些原来党委研究已定为右派的，就改成了中右，一些党委正式定为右派的，上报省委的时候也没有批准。总之在反右后期，在划定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右倾的，应当批判。
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应当批判。
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学习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的不好，我对于主席阶级斗争学说很不理解。在整个反右派斗争的过程中，我感到跟主席跟得很吃力，这样便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我是知识分子出身，我本来就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办学思想，这一套思想在当时还没有受到冲击，我迷信教授，以为没有他们办不好大学，我从爱惜他们的所谓“技术才能”出发，能够保护的便保护下来，这就是我掌握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划右派标准偏严的思想根源，也是对省委的右倾思想不加抵制的思想根源。今天回过头来检查我领导反右斗争的错误，不但对于改造我的思想非常必要，而且对于正确认识和掌握高校的阶级斗争，依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和革命的工人，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顺利开展教育革命，是有现实意义的，我愿接受革命师生员工的批判，彻底认识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从中得到教训，和同志们一道，把南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12．28
来源：南京航空学院红色造反团编《新南航》第十一期，196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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