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22 作者：李大章
李大章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给西南地区，主要是成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带来了严重的恶果。由于自己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没有根本改变，尽管以前也写过两次检查，第一次写得很肤浅；事实没有全盘托出，思想也挖得不深；第二次主观上是想把事实“连锅端出”，并且尽可能挖思想根子，但是现在看来，主要是现象罗列，没有真正触到灵魂，真正起来革自己的命。最近，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日益深入，不断学习和领会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同时在两个多月来和一部分革命造反派的同学，和革命群众的接触中，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使自己的认识又有进一步地提高。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再作深入的检查。可以预料，现在的检查，认识仍然是不深刻的。但是我有信心，有决心随着我的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再继续检查批判自己的错误，我恳切地希望同志们继续放手揭发批判我的错误，以便更快更好地督促和帮助我彻底纠正错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的最主要的错误是立场不对头，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坚决同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放手发动群众，革自己头脑里存在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命，革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东西的命，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而是相反，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总想使运动约束在自己主观想象的范围，最好是运动规模小一些，时间短一些，特别是革别人的命可以，革自己的命就不行。因此，革命最好不要革到自己头上，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就很难识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相反，却容易地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由于彼此的气味相投的缘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背着中央盗用中央名义，发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提纲发下来以后，在李井泉的授意下，我同几位同志一起起草了一个贯彻执行的意见，经西南局，省委讨论通过，正准备下发，幸而中央，主席很快地发了《5月16日通知》揭穿了彭真的“汇报提纲”的反革命本质，才制止了我们的错误，并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我们向中央作了一次专门的检查。
去年6月，毛主席亲自批发了聂元梓等同志的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西南局机关的革命干部也纷纷起来，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把揭发批判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我没有勇敢地站出来引火烧身，而是错误的提出对西南局书记处的成员不要贴大字报，有意见可以用小字报或其他形式转达，这样不仅是压制了革命，而且起了转移斗争目标的恶劣作用。以致从6月到8月这段时间，西南局机关的运动转移了斗争方向，矛头主要是对着下面的同志，伤害了许多好的革命的同志。对此，我应负主要责任，在这里，我诚恳地向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并且建议机关的革命同志对那段时间受过批判的人逐个进行讨论，凡是搞错的都应坚决给他们平反。
7月初，我的最大错误是同意和支持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不派工作组的指示的，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派出人数众多的工作组到学校美其名曰发动群众，而实际是搞包办代替，打击革命群众，压制群众运动，阻碍运动的正常发展。
7月下旬，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主席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全会通过了“十六条”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很明朗了。这次会议，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可是，我自己由于还没有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转变过来，尽管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却并没有真正把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搞清楚，因此，开会回来以后，仍然是执行着与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些问题上，甚至比过去更有发展，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也比过去更为严重。
这一段，我的错误突出的表现是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不欢迎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炮轰西南局。本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由林彪同志主持，恩来、伯达等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曾征询大家对“炮打”中央以下各部委、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司令部的意见，会上大家都同意要炮打自己领导的司令部。可是，我们回成都后，没有主动提出“炮打”自己领导的司令部，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更错误的是8月底9月初当革命学生，革命群众提出“炮轰西南局”的革命口号时，我们当时的态度不仅是犹豫的，而且觉得“炮打”与“炮轰”在含义上不完全一样。而是片面地理解为只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才应该炮打，而认为自己那个司令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是不能炮打的，当然更不能“炮轰”了。实际上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为首的西南局，是执行了刘、邓路线的司令部，为什么不可以炮打呢？有了上述的想法，口头上又不好公开这样讲出来，因此，当群众问我们这个口号的态度时，就总是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有的甚至要群众自己去辩论。从这个问题开始，就逐步形成了炮轰派和非炮轰派的两派之间的群众斗争。以后，我们认为炮轰派对领导的态度非常激烈，而非炮轰派对领导的态度比较缓和，因此在许多做法上，实际是不欢迎炮轰派，而对于非炮轰派有好感。并想了不少办法来对付革命群众，来保自己。例如，组织机关红卫兵和调动学校红卫兵保卫机关；传布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要同“黑五类”出身的学生作斗争的观点；挑动干部与学生对立；批准印发“西南局办公厅紧急声明”，利用党的威信来打击，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等等。9月下旬，《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我当时却想把学生收回学校，搞校内的斗、批、改这实际上仍然是想把运动的时间缩短，运动的规模缩小，借以避免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烈火燃烧到自己头上来。在学习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重要文件以后，才进一步感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但是，越感到错误严重，就越感到精神和工作压力大，急于向党向人民作检查交代以表明态度。但是，由于李井泉拒不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继续坚持推行反动路线，一些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的发生，愈演愈烈，而自己对上述情况只感到束手无策。最近以来，各种群众组织及其一些成员，有的由于各种需要，都要求补助一些经费和物质，我又批了一些条子，其中有一些是必要的，有一些则起了腐蚀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的作用，在这方面，我又犯了经济主义的错误。
现在我认识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完全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是自己不敢于革自己的命，怕字当头的必然结果。
通过这一段运动的实践，我真正认识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坚决贯彻执行这条路线对于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对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对于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保证我们国家永不变色，对世界革命发挥更大的作用，意义是极为宏伟深远的。我自己作为西南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本来应当自己带头革命，首先是革自己的命，并坚决支持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把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可是，我却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阻碍了运动的发展。
为什么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呢？
首先主要是我对形势的发展作了错误的估计。8月底9月初，成都市广大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等大民主形式，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并批判和监督西南局和省市委等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这本是件大大的好事，是毛泽东思想与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而我自己却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我的主要思想活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外的影响，及其反革命本质认识不足。第二是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主要是资产阶级，还有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也有一定的市场，这就是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干部。而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不放手发动群众，不用大民主的革命办法，反动路线就难以摧毁。对此也认识不足。第三，从西南和四川来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在干部和群众中有较为普遍的恶劣影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在西南和四川的时间更长，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影响更深。我自1949年解放四川，一直在川南区党委和四川省委，西南局工作，同样受到刘、邓反动路线的影响，特别是邓小平、李井泉的影响。对他们所提倡和推行的反动路线，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我作过抵制和斗争，但在黑《修养》的影响下，没有把斗争坚持到底。这说明我的思想深处同样也是存在着不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第四，对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因而对于认识错误，检查错误，纠正错误，表现得非常迟缓。现在对这种情况是更看得清楚了。为着更快更好地肃清他们的影响，必须从党内到党外，从党外到党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互相结合起来一块大揭发，大批判才行。第五，我对多数、和少数，左和右，革命和保守未作具体的阶级分析，甚至颠倒了黑白，把少数派，革命派和“炮轰”派误认为其中是有“一小撮”，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炮轰”看成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实际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误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右派翻天。而把受着自己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蒙蔽影响的群众，当成左派，革命派，由于以上种种错误思想活动的存在，其结果就必然对于当时运动形势发展的估计，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
第二、对大民主这种形式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原来自己思想上有个框框，认为大民主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因此，当群众运动用大民主形式批评和监督我们的时候，思想上很自然地就产生了对立情绪，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用来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用来监督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这是使我们国家永不变色的重要保证，这是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己思想却没有很快跟上去，这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场革命运动发展的范围和发展的速度讲发展十分迅速，猛烈，运动的范围也是越来越广泛，现在终于成为全党和群众的革命批判运动。我对此开始是很不理解的，后来党的方针、政策和运动的发展已经摆得很鲜明，很清楚了，而我的思想认识始终跟不上运动发展的需要。
从运动的目的和要求讲，他是破四旧，立四新，破私立公，大破“我”字，这就不仅从党内揭发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也扫荡了旧社会所遗留下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样就可以比较彻底地挖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根子，牢固地树立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虽然我力求努力学习，并加以贯彻执行，但是认识得很肤浅，学得很差，使得工作作得不好，甚至犯了各式各样的严重错误。
通过这次运动，就可以把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在西南地区全面开展起来。把各工作单位和各生产部门，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并从而通过这次运动，就可以涌现出一批经过教育、锻炼和考验而真正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接班人。我对于这样一些极其重要的，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开始是认识不清楚的。
总之，我对于运动的深远目的和伟大意义是很不理解，因而运动开始是没有什么思想准备，严格讲来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即使有了一些认识，也是抽象的认识，即所谓抽象的思想准备。同时自己受着历史上一些运动狭隘经验的束缚，把当前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运动，仍然看成象过去历次运动一样。这就是我认识不够，而犯了严重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当着运动迅速而猛烈地开展起来，特别是把斗争的锋芒冲向领导机关，冲向自己的时候，就手忙脚乱地不知所措了。这是严重教训，应该吸取这一教训来教育自己，改造自己。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自己犯了这样严重错误的根源，实质主要是没有真正做到林彪同志指出的3条，即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没有很好理解群众、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特别是群众路线就贯彻更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就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这次运动中，自己的许多想法和作法，就违背了毛主席这个重要的指示。
（一）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这次运动中虽然也常讲群众中95%以上的人是好的，但是，当着运动偶而出现了某些缺点就误认为是坏人搞的破坏活动。在8月底9月初，我曾经十分错误地说过这些“坏人”人数虽少，但他们所起的“破坏作用”的能量是很大的。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对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采取了怀疑和不支持的态度，这是极端错误的。由于自己不信任群众就必然会同群众的革命行动、革命要求对立起来，其结果是越陷越深，使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
（二）要依靠群众，首先就要接近群众，了解群众，懂得群众的心情，也就必须放下臭架子，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这次运动中，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没有到群众中去，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虽然到学校去过几次，但只是听听汇报，和少数同学开座谈会。9、10月间，我一直在成都，不但没有主动地去接近群众，反而是躲躲藏藏，群众找上门来，也不敢露面。为什么犯了这个错误？一方面是自解放以来，长期地做官当老爷，习惯于坐办公室，层层听汇报，看书面报告，由于对革命群众很不了解。特别是没有认识到广大青年学生是在毛泽东时代，受毛泽东思想培养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思想活泼，精力充沛，有革命造反精神。自己越不和他们接近，就不可能了解他们，也就害怕群众，不敢到群众中去。运动中，有的革命群众一针见血地批评我说：“离群索居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三）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这一次的运动，是通过大民主的形式来进行的。尽管在运动中有部分群众，个别的人，存在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和大方向总是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的，总是合理的。我在运动中，恰恰违背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教导，在分析认识形势时，把主流和支流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夸大了运动中个别的缺点，又害怕运动中打击面大了，伤害了好干部，以后难得“揩屁股”，结果就形成了自己同运动的对立。
（四）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以后，害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总想把运动约束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以内，一旦越出了自己主观所想象的范围，于是就大喊大叫，总是想方设法去控制它，这实际是在执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自己还用以前狭隘的经验来对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结果也是必然会脱离群众甚至和群众对立起来。
在对待自己的态度上，对自己的缺点错误看得不够，特别是自己思想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反动东西，而又害怕和不敢亮出自己的思想，揭发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不愿意首先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当成炮轰的对象。由于自己抱着这种错误的态度，就无法克服和改正自己思想上和工作中的错误。
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我对炮轰、火烧迟迟不表示积极支持的态度？存在“怕”字，也是原因之一。由于怕字当头，所以就不能把自己摆在革命对象的位置上，特别是不敢引火烧身，不敢亮出思想。问题的实质，就是“私”自当头，“我”字当先。
发生以上情况的原因，是自己认为是“老革命”，为革命干了几十年，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虽然跟毛主席是跟得不好，跟得不紧的，但在主观上还是一直努力的跟着党和毛主席走的。自认为在过去历史上，虽然在许多次运动中小错误不断发生，但是没有犯过方向路线错误。因而，对这次运动，一方面是提心吊胆，怕出问题，另一方面，自己又宽慰自己；认为文化革命是新而复杂的问题，犯点错误是难免的，这就放松了自己改正错误的努力。同时也认为自己过去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知道的革命事情还不少。积累的经验虽然不算多，也没有很好地总结，但还是有些零星的经验。其实，过去的某些所谓经验，实际上早就成为陈规旧套，早已不能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已成为束缚自己思想的一些框框套套了。
发生以上错误，还有一个原因是个人骄傲自满问题。我虽然对此自己认为是比较注意的，但是我的固步自封、满足于现状，不愿意积极学习别人先进的东西，自己认为自己还不错，而不力求进步，就是骄傲自满的表现。
长期以来，在对人对己的态度上，一般是对人严对己宽，对人马列主义，对己是个人主义，革别人的命就非常认真，对革自己的命就马马虎虎。这些都是“我”字当头和自私的表现。同时，对于熟悉的人，顺耳的话就容易听，使用起来也比较放手。但反过来，凡是批评自己的话，听起来总是不高兴的，凡是不熟悉的人又爱提不同意见的人，使用起来就不大放手。这实际是一种不顾人民利益，只顾自己的一种表现。
总之，我回忆十多年来在和平环境中，确实在自己思想上是逐步在生锈发霉，因而产生了以上种种错误，而这些错误的存在，阻碍自己进步和影响自己对错误的改正。因此，必须坚决地冲破“我”和“私”字，大立“公”字，冲破小局，顾全大整体，才能牢固地树立起毛泽东思想，不断促进自己的思想改造，更快地改所犯的错误。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最根本、最本质的原因，是对主席著作、主席思想和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学习和领会得很差，用得更不够。因而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或者没有举起来，甚至在若干问题上走到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去了。
我对于主席著作和指示，没有狠下功夫来学。特别是联系自己思想实质，工作实际，反复地学，反复地研究，反复地思考很差。不是为用而学，不是活学活用，而只是一般地学，因而学得不深，吃得不透，许多重要文件的精神实质，还没有真正理解。例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出来的。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参加讨论通过这个文件的，似乎懂得了，但会后回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又反其道而行呢？实际还是很不理解。
我对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虽然看过，学过，但大都领会很差，执行得不好。今后必须注意改变这种情况，要认真领会主席指示的精神，更要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去贯彻。
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自己为什么比广大革命群众落后呢？问题的实质，就是一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问题，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和带着非无产阶级感情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弄懂毛主席思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相反，如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来学，就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容易学懂。我的文化水平和革命经历一般讲来，是能够看懂，学懂毛主席著作的，但结果反而不如工农群众学得好，就是因为自己认为已经懂得了，再不用下死功夫去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反复研究了。就是因为没有工农群众那样深厚的阶级感情。
在学和用的关系问题上，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我有时也在讲，也在抓。但讲后贯彻得很不够，抓也抓得很不紧，特别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作为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和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来对待，没有采取雷厉风行的，压倒一切的办法来开展学习运动，我对以上工作抓得不紧，抓得不好，对四川和西南学习主席著作都有影响，我负有责任，是应该向大家作检讨的。
我对毛主席著作和毛泽东思想未学好，对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未抓紧抓好，这又同我的思想改造不够，无产阶级世界观未牢固地树立起来，是有密切联系的。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上述错误思想不彻底破除，毛泽东思想就不容易学到手，这是我必须牢牢记住的。
我所犯错误虽然是很严重的，但改正错误的条件是存在的，只要自己有了决心和信心来改正错误，再大的错误也是可以改正的，而且也是非改正不可。改正错误的条件和改正错误的决心与信心由何而来？
第一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信奉无疑的。我有决心坚决贯彻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同刘、邓的反动路线决裂，划清我和李井泉的关系，绝不能让使错误继续发展下去。只有坚决的走这条路，才有可能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第二是有革命群众，革命同志的帮助监督，这就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无限力量。为此，我决心放下臭架子，改变做官当老爷的态度，首先当群众的小学生，首先应向革命群众请教，寻求革命的真理。对于逆耳之言，一定要听，对于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群众中的新鲜事物，一定要吸取和尊重。自己的年龄虽然大一些，精力也不如青年人，但还是决心振作精神，力求把工作做得好一些，少犯和不再犯大错误，以便更好地保持晚节。
第三是错误能否真正彻底改好，在上述两个条件之下，还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努力。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还在深入地继续发展。能否过好这一个文化革命关，还要依靠自己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继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并进行深入地检查。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同时和群众站在一起批判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
另外，在今后工作中，还必须坚持原则，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不能再犯经济主义的错误。
最后是我在这次所犯错误中，不仅西南局机关错误地批判了一些好同志，而且也使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也在我的错误影响下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或受了一定的影响，我对于前者应再一次向他们赔礼道歉，认真而迅速地给他们平反。对于后者，除了他们自己应负的责任外，我应承担主要的责任。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打倒李井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大章1967年1月22日1967年5月31日抄
来源：《李大章同志的检查和揭发检举材料》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编印，196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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