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2-4 作者：朱成昭
朱成昭毛泽东思想红教联“春来报”、毛泽东思想红教联101战斗队于1967.2.6
1、红旗第十三期社论的发表，给革命群众带来欢欣鼓舞，《人民日报》发表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认为社论发表早了，感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未批透批深，再晚发表半个月，北京的形势会更加好。社论的发表我们感到突然，是大阴谋。我们支持红色尖兵到报社造反，当陈伯达同志说走光了也没关系，后来各校倾校去串联，影响北京市的文化革命，长期想不通。如何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常常考虑。大串联一开始，人马几乎走光了，我校也走了，当时北京市文化革命进行缓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新反扑，学校几乎停顿状态，搞斗、批、改不可能，留北京的人，互相抄大字报，印首长讲话，交换首长讲话，研究和分析首长讲话，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首长讲话对运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就把主席著作学习丢在了一旁，把十六条学习丢在了一旁。就这样呢，我们感到，首长怎么提的就怎么做，长久这样下去以后，群众的精神状态发生了一种变化，发生了这样一种变化，我们认为，原先那些很爱动脑筋的，很会动脑筋的同志，经常提个为什么，运动怎么搞，经常提到这问题的一些同志，结果到后来就变得脑筋比较迟钝起来了，原先呢，事事问个为什么，后来就不怎么问了，而问的比较多的呢，就是中央首长怎么讲，看中央文革的态度怎么样？你要作一个工作，我们有这样的感觉，你要做一个工作，布置一个工作，群众首先向你问的，往往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央文革同意不同意这样做？你要是讲这次工作中央文革不知道，那要布置下去呀，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认为，在那一阶段，在我们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当中，逐渐产生了奴隶主义思想，不爱动脑筋的思想，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就很难发挥。因此，那一阶段普遍出现了群众感到没有事可作，要等待总部的布置，而自己就很少主动地去找工作，主动去寻找事情去做。这种革命的积极性和革命的创造性就发挥的很不够，等着总部的通知，等着总部的布置。总部呢，也等着中央文革布置。一层层下来，有很多同志不愿在北京干，东方红的一部分同志都不愿在北京干，希望到外地去，有刚从外地回来，看到学校里边没什么工作或没什么事，也就跑到外地去了。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另外，在我们思想当中，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我们东方红中间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10月份时候，我们公开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在东方红报上发表了一个社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当时，我们还打算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接管学校的一切权力，并且对我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做了一个布局，想夺权，夺权以后怎么做，我们都做了一个初步安排。当时，我们的想法提交中央文革后，接着东方红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以后，中央文革同志把我们找去了，找去了批评了我们，批评里有那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在那阶段作法有些过火，比如，抄红卫兵的家 ，有些过火，因为我们抄红卫兵家过火，就这点批评是正确的，第二点，就因为我们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这种提法不好，不策略，另外，说我们要接管学校一切政权，这样包袱太重，并且，最后说：你们以后要提什么口号，提出什么东西，要先给中央文革商量好，因为你们是有全国影响的一个组织，一面红旗，让你们提出口号就对整个运动有所影响，就在这种形势下，在以后，我们在作工作当中就感到有所压力，我们感到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工作上头犯了错误，而影响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呢，在后来一个阶段，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中央文革，让文革小组点头我们才去做。所以，从我们来说，从我们总部几个人来说，依赖性上也是大增强了。而自己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想办法和我们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怎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实际上，在我们思想上也逐渐产生了一种奴隶主义思想。
2、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揪出刘邓路线的执行者和顽固的坚持刘邓路线的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认为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挖掉刘邓路线的根子，这点是本质的根本的东西。因此，在怎么样批判刘邓路线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感到应该两个方面，一方面召开大型的批判会斗争会，这是必须的，也是应该召开的，但是呢，这样大型的批判会斗争会不应过多，当时从北京的情况来看，这个十万人大会一个接一个，接连不断，排得很满，工人体育场一排排上了半个月以后，都满了。我们认为这个大会开多了没有什么好处。开这种大会，花的精力是相当大的，每个筹备这样的大会的人，是很紧张的，忙得要死。而参加大会的人呢？这些群众大部分的都闲着，处于很空闲地位。他们参加这个大会听听发言，呼呼口号，有的呢，为了去看看首长，有的是为了去看看黑帮，这样大会对广大群众教育意义并不十分大的。我们认为这种大会是造声势的一种方式，是批判刘邓路线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不是重要的方式，应该是次要的方式，而主要的方式，应该是挖掉刘邓路线的社会根子，就是扫它的社会基础，这是主要的。这个社会基础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各个基层一些刘邓路线的追随者，一些顽固的坚持者，要揪出这样一些人物，和他们进行斗争，进行批判。但是，当时在北京市的各个学校，对这个工作重视不够，比如北航红旗，他们的工作队就没开过一次批判会，他们学校里面黑帮也没斗过，这是在13期社论发表以后，而他们老是热衷于开这个大会，开那个大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认为，挖掉刘邓路线的社会根子就是挖掉我们每个人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而这一点应是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当时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深入往前推进一步，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把革命的学生运动，革命的工人运动，革命的农民运动相结合。所以，我们当时提倡大批下工厂、下农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另外我们当时发现了工厂形势很紧张，斗争很激烈，需要革命知识分子打先锋，可是，我们发现了在知识分子里边却露出了致命的弱点：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倾向，就感到必须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所以，我们比较坚持这个方法，就是大批的下工厂下农村，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挖掉刘邓路线，挖掉修正主义，挖掉资本主义老根子，才能把我们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在批判刘邓路线上我们的看法。
3、关于揪与保的问题。在红旗13期社论发表以后，揪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一个黑帮分子，揪出一个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比红旗13期社论发表以前要容易得多。当然这个问题应当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红旗13期社论的发表说明了以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揪这些人比较轻松，大家觉悟都高了，比较轻松，比较容易察觉，保守派力量小了，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感到中央文革小组过早地定了调子，对某些人物过早地定了调调，有些人刚刚被揪，刚刚出现了几张大标语，要揪他出来，而另一派正是处在死保的时候，两派一个是保一个是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应该让群众在斗争中分辨那一方面是正确的，那一方面是错误的。应该让群众充分辩论透，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者，到底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中央文革这样太早的下结论，中央文革一点名，说这个是，那大家都去揪，而大家马上都倒过去了，都要去揪他了，而中央文革说不是，那么大家都不去揪他了，这样的话，群众受到的教育就比较小。同志们可以回忆一下，咱们揪出何长工揪出邹花了多大的斗争代价，多少人流汗流血，甚至有个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我们很多参加过斗争的同志都认识到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深深体会到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这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对群众有好处，使我们在斗争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在13期社论发表以后，这个形势就基本上没有，而是一揪基本上一揪，中央文革就说，这个人是或者不是，是么，大家就一起来斗，不是大家就放掉了。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文革过早地定了调调，不利于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利于群众在斗争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而后来呢，有作法，有人，那基本上群众就没揪，文革小组就点名点出来了，这样更加不利于教育群众。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达到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使群众在斗争当中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要群众真正来掌握毛泽东思想，要毛泽东思想在我们每个人头脑里扎下根子，彻底地挖掉修正主义思想，只有这样，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只要这样将来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就有人能起来造反，中国就不会改变颜色，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目的，假如这一点达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彻底完成，揪出那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刘邓路线的推行者，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毕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次要的一部分，比较本质的一部分就是我前边说的东西，而我们认为文革小组在那阶段的作法是偏重于把这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把刘邓路线的推行者和顽固执行者揪出来，而对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让群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让群众在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支鉴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让群众通过斗争来掌握马列主义，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真正在群众的头脑中扎下根子，彻底挖掉每一个人头脑中的修正主义思想，在这一点上文革小组注意的不够，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注意不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这样一个看法。所以在以后揪一些人中出现了一些很被动的局面，今天文革说保的，过了一天又说把他揪出来了，造成了很多被动场面，随着两长路线斗争的深入，在去年12月份刮起了一股黑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黑风，这股黑风当时留在北京的人大家都知道，都能回忆得起来。这场风，这股黑风的来势是相当猛烈的。关于揪和保的问题，同志们让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周荣鑫的问题，基本上群众没有揪，直接是点了名，然后大家一起抓出来去斗的；关于肖华的问题也造成了很多被动，陶铸的问题也出现争执，开始有些单位揪，总理又保，保了以后，大家又都不揪了，后来文革又点了名。大家又一起去揪把他揪出来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认为是马列主义者何必去保，我记得陈伯达同志作了一报告，在报告里讲了这样一句话，(老农妇)有个农村的老太太讲了一句话，她说你是马列主义者，你还要保什么呢？我感到这句话讲的很有道理，随着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去年12月份就刮起了这股黑风，在反击这股黑风过程当中，有些作法我有不同看法，根据16条（我说这些看法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想法）的规定，凡是杀人、放毒、放火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这种人要加以逮捕法办，对这种人必须逮捕法办，非如此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顺利发展。当时对于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对这样的一些人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中间有人讲问题）是弊大于利，好处少，坏处多。我们当时是这样的看法。比如说，李洪山的问题，我们认为李洪山是现行反革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认为像李洪山，不要把李送到监狱去，要把李洪山放在群众当中，交给群众批判斗争，当个反面教员，这祥就教育了群众，将有很大好处。相反，当时李洪山在学校斗争了一次以后，就送到公安部，在公安部以后基本上没有人再把他弄回来斗争他，所以，李洪山的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并没有批倒批臭。这样是不利于教育广大群众的。对于谭立夫的问题，我们也是这样的看法。主席也说过一个学校出几个蒋介石分子没关系嘛，做反面教员嘛！何必先把他抓起来，可以摆在身边，也可以跟他辩论，叫他摆摆蒋介石到底有什么好处，蒋介石到底怎么好，把他批倒批臭，这个好嘛！另外，对科大雄狮问题，科技大学雄狮战斗队的文章不知同志们看过没有，他在这里边写的一系列文章里也确实他的立场是站错了。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攻击中央文革，但是，对科大雄狮这些头头是抓了好还是不好？我们认为还是不抓好，因为他们反革命理论在科技大学并没有被批判，相反还有很多人有同样的看法。另外像对待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方面，哈军工造反团是全国有名的左派队伍，他们几个头头给中央文革贴了两张大字报，后来两个头头被抓起来了，送到监狱去了。我们认为这种作法也是不好的，就是我们当时的看法，认为这种作法压制了群众，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他的方式不对，应该批评的，但是抓到监狱去，对群众当中发表不同意见是没有妨碍的，实际上他们这种思想，哈军工写了大字报的思想，在很多左派队伍中有所反映，因为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感到文革小组在一定的程度上或者说各更准确一些就是在运动当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压制群众的现象。文革小组呢？在这个问题上作法我们是有不同看法，因为我们认为在贯彻执行政治路线方面文革小组没有能够坚决的贯彻以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们当时的观点。
4、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在去年10月中旬和11月初的时候，随着斗争形势发展，当时我们深深感到有必要逐步实现全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而且第一步就是统一三个司令部，把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首先在学生中联合起来，本着这个想法，我们就和北航红旗、政法公社、建工八一团等三个司令部的一些学校，一些左派队伍建立了一个联络站，在我们学校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想以此逐步统一三个司令部。但是，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同志知道这事以后，批评了我们，当时关说：你们那样做会把三司挤垮，这样，就会影响到中央文革，我们不希望三司垮，我们不希望你们垮，你们也不需要我们垮，要是革命搞不好的话，不仅是你们要打成反革命，我们也要被打成反革命。当时，他很严肃，这个造反联络站我们搞了一半就没搞下去，后来就散伙了，而在三司里面有学校，在三司一部分组织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们当时就给我加上了分裂主义的帽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想不通的，实际当时的三司，13期社论发表以后，经过一个很快的大发展，由于组织发展工作上面的问题，不严密，由于原来的二十几个学校一下发展到一百多个单位，实际上三司里边也有组织已经不是革命派的组织，混进来的，当时必须重新整顿左派队伍，重新纠集左派队员，重新组织左派队伍，当时我们对这一作法我们是想不通的，说过关锋同志在处理三司这个问题上面，在对待三司这个问题上面采取了宗派主义组织路线。关于这次大联合大夺权问题，我们讨论过它的深远意义，我们完全赞成大联合大夺权，当时在一些具体作法上面，我们是有一定的看法：第一关于大夺权，大夺权必须有大联合作为前提，否则很多政权将被保皇派保守派夺权，同时还可能引起革命派队伍内的互相冲突，这样来搞乱革命派的阵营。第二个问题，大夺权必须利用和依靠那些好的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把所有的当权派都打倒。当时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凡是当权派都要打倒，在夺权过程中，我们认为黑帮分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犯有路线性错误这里也要分开，坚持错误和已认识到错误的人要加以区别，不应该一样夺他们的权，在夺权中也不应该出现一些戴高帽子呀！游街呀，挂黑牌子呀，等等这些现象，我们当时是有意见的。第三个问题是北京的大联合不能一哈而成，必须有个过程，为什么道理呢？有这样几个原因：1、因联合的主体以工人、农民，而这个主体在北京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有他的先天不足性，这个先天不足性一方面北京市地区的工人运动在历史上就是比较差，北京的产业工人很少，2、由于北京长期以来受了彭真黑帮的统治，受压迫、受压制得很厉害，一般的运动有多次的反复，所以工人一定不敢说话，所以北京市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起来比较晚的，而北京市的工人运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北京的工人运动，他的几个总部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有工人造反总部，还有个造反联络站。这几个总部是怎么成立的呢？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的，这一批人搞总部的这一批人在工人运动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他们最先跳了出来，这些人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的人，另外一批人有些人确确实实是彭真黑帮的小爪牙，被打成反革命的，而这些人呢？他们趁着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站了出来，而跳了起来，跳起来以后，他们首先就弄了一个大印，什么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或者革命造反总部，搞一个大印，然后呢，到市委、总工会或到市里去要它几间房子，就打起了招牌。然后，他们分头到各个工厂去发展他们的实力，招兵买马，也不管那些工人是什么态度，反正他们下去就发展实力，招兵买马。这样使北京市工人运动大联合本身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致命的弱点。所以，北京市全市性的大联合要是以工人为主体的话，是必要抛开几个工人总部，从基层做起。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另外，北京农民运动起来是比较缓慢的，也有个别的几个地方起来了。第三，北京市的学生运动由于出去串联的时间比较长，北京市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和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方面工作是比较差的。现在学生运动当中出现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弱点，本位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些现象就比较严重，所以北京市的联合有一定困难的。第四个就是北京市没有像上海和其他地方那样，经过了一个全市的大搏斗，北京没有，你比如说，上海有两派势力，就是一派要攻市委，一派要保市委，在这个斗争过程自然形成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和保守派的大联合，在斗争中本身就形成了这样的联合，其他城市也有这种情况，攻击这个省委或攻击这个市委，一个保这个省委，一个保这个市委，自然而然形成了两派力量的大联合。在北京没有这个斗争，没有这个全市性的大搏斗，也没有一个全市性的共同目标。所以，北京市的大联合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这个斗争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个联合过程中，决不能搞合二而一，决不能搞调和主义，折衷主义和抹稀泥。这就是我们当时对大联合的态度和大夺权的态度。
5、第五个问题，关于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联动问题。北京中学生在北京文化大革命初期起到一个闯将的作用，尤其在破四旧当中的的确确是一个闯将，但是，后来北京市的中学运动冷落下去了呢？为什么这些小闯将在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了联动的成员呢？而其中有些很著名的闯将为什么进了监狱呢？这个问题我是考虑了一番，我经过了一些调查研究，跟一些中学生，很多类型的中学生进行了一些接触，我们认为在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矛盾的焦点就是关于对联问题，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对联问题，这就是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关键问题，一个矛盾的焦点，集中在这点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这个中学生文化大革命就好，这个问题解决的不好，没有解决好，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处理好，这是矛盾的焦点。我们认为这个对联在初期出现的时候，是有它的一定的作用，尤其对北京这具体地点来说，北京长期在彭真修正主义统治下，他搞了一套资产阶级路线，修正主义阶级路线，歪曲党的阶级路线，片面的强调重在表现。所以，当时中学里出现这副对联，在初期是有一定意义的，就可横扫一下这条修正主义的阶级路线，这个初期就必须大讲阶级分析、阶级出身，非如此就不足以打倒修正主义阶级路线，非如此，就不能确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所以这一段是需要的，但是这一段不能太长，到了一定时期就必须要扭转，必须指出这副对联的局限性。我们认为江青同志和康生同志初期对这个对联的支持是应该的。但是，在此以后，对中学生，从中央文革小组来看，对中学生的引导教育是不够的，尤其在这个对联问题上，因而对联就逐渐被敌人利用，这就是被西纠发展成了反动的血统论，而在这段情况下，一些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对待中学生这部分力量不是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采取了武力解决，采取了压服的方法，忽略了作思想工作和分化瓦解工作，特别是后来对联动的态度尤其这样。这里可以举例子，例如清华井冈山抄人大附中红卫兵时的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知道不大确切），据说把小孩赶到楼上去了，赶到楼顶上，一层层追，追到楼顶上，人大附中红卫兵小孩给打的只剩下六七个了，在楼顶上他们升起了国旗，用瓦片砖头打下来，一面高唱国际歌。另外，在抄石油附中红卫兵家时，红卫兵他们打打，退到地下室里边，他们就把地下室里边放了水，说：“你们出来不出来？不出来就继续放水！”还有用灭火机向小孩脸上喷，说：“你投降不投降？”“不投降再喷！”这办法，我们认为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原来西纠是采取这个办法的，我们不能用这个办法又对付他们。这些小孩嘛！才十几岁嘛！可以通过说服教育嘛！在这些群众组织对这些小孩、中学生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所以有小孩，比如清华附中红卫兵，他们是第一个红卫兵嘛，毛主席不是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吗？他们一看到那封信就抱头大哭，对着毛主席那封信大哭。另外，我个人有这样看法，江青同志在对待这些中学红卫兵里面，有些做法是不够妥当的，在初期的时候，比较爱得过火了一点，宠得过火了一点，就称他们“小太阳！中国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啊！在后期关心教育不够。联动的小孩在监狱中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没记清楚，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过去江青阿姨最爱我，我给阿姨选沙果，现在若问送果人，身穿囚衣当俘虏。”现在在一些中学里面，在一些窗子上和门上都写了“小太阳坐牢房”这种标语。在监狱里，一般晚上就唱那个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里想念毛泽东。”有十多岁的有些十多岁的小孩也被抓去，当政治犯抓去，只有十多岁，十岁刚出头，十二三岁就当作政治犯抓去，这都是群众性的组织抓去送去的，关在监狱里边，许多联动的小孩就提出了这样一些口号，压的不服嘛，他们提出这样一些口号：“活着干，死了算”战斗队，他战斗队的名字就叫“活着干，死了算”，还有人呢，很多和家庭断绝关系，自己单独干。（以上根据录音记录稿，以下根据笔记记录稿——刻印者按）联动已认识大方向错了，对三司有意见，希望文革（小组）谈一谈，要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争取了一些西纠派。现在联动有三万多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小孩写红卫兵日夜想念毛主席，应关心他们，联动是反动的，但他有免疫力，并且可能成为左派队伍。
6、关于坐牢问题。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是全国闻名的造反组织，他的两个头头写了两张大字报，被抓了，我们就准备坐监狱，我们想，主席、林彪知道了才能平反。
7、聂元梓问题。新北大初期，对全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七月底为什么转而反了我院和北航红旗？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在北大辩论工作队问题时，过早地定了调子，队伍未分化好，造反派，保守派未区分开。聂元梓有很大功劳，但批判工作队时未发挥她的作用。她是有很大政治影响的人物，如果聂带头反工作队，工作队是站不住脚的。聂元梓与王任重是未划清界线的，对王任重的反动路线未抵制，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有错误。群众批聂，聂应检查，但聂老虎屁股摸不得，中央文革定聂是革命左派，反聂就是反中央文革。另一事实是，有一派，死保工作队，后又死保聂。红旗公社，北京公社成了堂堂大左派，被工作队打成右派的人还未翻身。
8、关于康生、高级党校问题：年青人与工人反对林杰、关锋、康生，而一些老干部保。年青人造反精神好，老年人保守，我们派人去了解过，但没有参加“调查康生问题委员会”。
从大串联后逐渐形成，到12月黑风，大联合、大夺权，我认为是正确的。我们认为中央文革有赶快结束运动的想法，准备打大战。我们不想出大字报，如果不是要打仗，我们就有如下打算，就打了一些电话，要求中央文革单独接见。第二，打算印传单，写大字报，但王大宾不同意。我认为，这是根本办法，当前许多群众不动脑筋，要更深入发动群众，大家都能起来造反，影响大，可能要将运动推迟五个月。因为主席说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我们想法请求军委谈谈国际形势，因为没谈，也未写成。大字报只起了个头，开始题目叫：“我们要造反了”。第二次题目改成“东方红总部造反声明”。并没有写完，是表态性质的。内容主要是我们要造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反。
我们没有给中央文革写过信，当时想，这个大字报出了以后，影响会很大，“保字号”会乘机造中央文革的反，我们还要保中央文革。
伯达批示下来后，我认为比薄一波的批示还厉害，什么也没干，糊里糊涂打成反革命。晚上开会也没去，发展到与中央文革对抗的地步。思想上产生抵触情绪。蒋良朴说：这个批示比万吨水压机还重。”
1、我把自己仅作为革命动力，而未作为革命对象。没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阶段，错误认识了大民主与无产阶级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
2、大字报、传单问题，虽然有好愿望，但客观上帮助了错误路线和敌人，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没出来，影响还小，否则，影响更大。
3、长期以来脱离群众，由不相信群众到害怕群众，不能把思想露给群众，而两次避开群众。放弃了总部工作，严重地影响了当前工作。
4、我的错误影响了“东方红”的威望，使我们的战士遭到保守派的围攻，遭受毒打、游街。使受东方红支持的左派组织遭到保守派的反扑。
5、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
6、在整风中，我们强调抓一小撮，抓托派，提法不恰当，是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表现，压制了群众。把一些同志当成托派，感情上与同志们对立。在此，向“东方红”战士承认错误。
7、我的错误是严重的，对错误认识是缓慢的，态度是很不好的。欢迎战友们提出诚恳批评。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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