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2-27 作者：辛易之
辛易之我在这次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由于我的错误，许多干部也跟着犯了错误，不少的革命左派受到打击，成千上万的群众受了我们的蒙蔽，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我对不起大家，我向毛主席、向党、向全市人民请罪！请允许我揭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允许我把自己的错误概略地向同志们讲一讲，然后我再揭露黑市委的问题。
八月十八日夜间，黑市委在一号会议室讨论毛主席的指示之后，我们规定了“四条禁令”，这是错误的。它造成了革命群众之间的对立，我参加了会议，而且同意了这个意见。八月十五日晚上，我参加了重大同学支援师专革命会议，我没有表态。这个会议，鲁大东主张不去。当时我想，从我个人来讲，犯错误没有什么关系，同学们站了一天了，不去不好。走以前，鲁大东没有表态，这个错误是我犯的，我应该作检讨。八·二八事件后两次调查会议，鲁大东让我主持。在第二次会议的时候，执行了李井泉决定的方针，对不起重大的同学们，向重大同学们请罪。九月五日干部大会上，我按照李井泉这个坏蛋的意见，传播了李井泉九月三、四日的黑指示：“这次运动考验了领导，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左派，暴露了问题”。可以看出，李井泉是个地地道道的“秋后算账派”。
在红卫兵问题上，李井泉在后勤渝办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他宣传了资产阶级反动的血统论观点。我传播了这个东西。李井泉在这次会上讲了对重大八·一五采取“争取、团结、教育、分化”的方针，我也执行了这个方针。
国庆节游行，鲁大东要我指派一个宣传车去揭露重大八·一五。国庆以后，又要我组织人写传单对八·一五进行攻击。这是个立场错误。在报社问题上，开始也想保。他们要革，我们要保，这就是斗争的实质。我们的立场错了，一直拖了一个礼拜，使三天报发不出去，市委有责任，我自己也有一份。
在平反方面，从我个人来讲，在处理黑材料问题的时候，西师把黑材料转移到校外去，医学院的黑材料由一部分“积极分子”处理了，这件事我事后知道，没有严肃处理，是错误的。
一二·四事件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应由市委负责。事前，我和鲁大东进行了说服工作，但是由于根本立场没有转过来，没有坚决制止它，没有坚决支持革命派造它的反。
在干部政策问题上，有很多问题今后需要揭露，我今天只把几个主要问题交代一下。刘青林在一九六二年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李止舟在长寿整社，犯了严重右倾错误，过去重用了他们，我有责任。纪俊义作风脱离群众，在“四清”中没有受到教育，这次“四清”划类划错了，由我负责。王春智在綦江搞“四清”犯了错误，只是把总团副团长的职务撤了，保留了分团长职务，这主要由我负责。雷勃是新三反分子，在“四清”中因他能写，我重用了他，起了庇护的坏作用，我应作检讨。这里特别讲一下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王炎的问题。王炎在这次运动中受到打击，受到批判。在人委党组会议上，段大明、林蒙提出这个问题，汇报了很多材料，当时我点了头，使他受到了围攻，受到了打击，我有责任，我应该当众向王炎同志赔礼道歉。
我的错误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里犯的，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大错误，是犯罪行为。我的思想状态，是一个典型的维持现状派，是个资产阶级保皇派。我在运动初期和在过去的几年工作中，保了任白戈这个大坏蛋。那几年困难的时候，书记处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工作，他们都走了，都上医院去了。在十八次扩大会议上，我受到攻击，他们没有出来说话。任白戈的工作就是看戏、陪客、作报告。实际上我是忠实地当了资产阶级保皇派，我决心起来造反，揭露他们。我在运动中，支持了鲁大东，保了鲁大东，也保了李井泉。
我看到街上的大字报，写有打倒辛易之，我从内心里觉悟到非要彻底改造自己不行。立场不转变过来，不能认识错误，怎么能作好工作呢？同志们要砸烂黑市委，过去我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认识到应当砸烂，不从组织上彻底改组，不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揭露和批判，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就不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黑市委在运动中，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在过去的工作中，在各个方面，修正主义的东西很多，应当彻底揭露。我现在决心起来造反，决心站出来。
李井泉是在重庆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魁祸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顽固地执行了李井泉的指示。尤其在八月十八日，廖志高给鲁大东打电话传达毛主席指示，批评重庆、西安、哈尔滨等地实行法西斯专政，并且讲到西安流血事件，但第二天鲁大东又讲这个话错了，没有重庆市。我要质问鲁大东：是谁贪污了这个指示，是你鲁大东，还是廖志高？
“八·二八”事件同学们提出平反，当时我很难决定，现在我认为应当平反，中央的指示里有那一条指出来挑动群众斗群众，而“八·二八”事件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挑起的。在这个问题上，鲁大东利用了这个东西，他统一了宣传口径，把南岸、市中区被打被斗的干部统计起来，在书记处定出了接待外地学生的统一口径，把矛头对准八·一五。在第二次调查会议上，周家喻提出来还可以调查，刘文珍动摇了，提出来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当时我认为也应当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很难处，就问鲁大东应当怎么办？鲁大东说坚决执行李井泉的指示。我坚决执行了李井泉决定的错误方针。关于“八·二八”事件的平反的问题，李井泉几次阻挠，不准平反。
十二月份，鲁大东告诉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李井泉给鲁大东讲：“坚持原则，准备长期斗争”。我要质问鲁大东：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的？你要老实交代。坚持原则，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原则，有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我们应当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
鲁大东对中央的指示是不重视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我从省里回来，向书记处作了汇报，有的提出来能不能集中学习一下子，如果不能集中学习，我个人意见分地区学习一下，鲁大东没有支持这个意见。“三干会议”没有敞开，这对于我们重庆市的领导干部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影响是很大的。鲁大东在接待外地学生和处理有关学生的问题上曾讲过：“具体问题要宽”，我认为这是经济主义的倾向。我曾提过几次，究竟花了多少钱？是三百万、五百万，还是八百万？的确浪费很大。
六一年末六二年初，任白戈、鲁大东他们在省委开会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揭发批判××机床厂党委书记孙道林这个坏蛋（是个特务分子），还有他们一个总工程师，是日本工业大学毕业的，是国民党长春市的一个常委委员，是鲁大东当党委书记时批准加入共产党的，但是，鲁大东打电话来，要坚决制止这个斗争。
我还揭发廖苏华，她在一九六二年十八次扩大会议上当组长，肖泽宽是副组长。她实际上支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苏华对任白戈的问题是知道的。这次运动中，鲁大东说，任白戈从来不是坏蛋。但他说：任白戈搞男女关系是廖苏华告诉他的。廖苏华当监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包庇了任白戈。
孙先余这几年斗争意志是衰退的，我们在一起给他提过。在一九六一年批判他的时候，省委办公室转来一个投机倒把犯，与孙先余有关系，在孙先余家里买了东西，还写过检讨。中央监委绐市监委也转来一封信，说孙先余包庇反革命问题。孙先余应作出交代。
我现在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决心起来造反，我欢迎书记处的同志给我提出意见来，也欢迎我们机关和全市革命群众万炮齐轰辛易之，把我所有的问题都揭发出来，好在这个运动里彻底改造自己。我向同志们表示：第一，继续检查自己犯的错误，在运动中继续考验自己，并且在群众鞭策之下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坚决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这一边来，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线，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划清界线；第二，坚决造反，站出来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彻底揭露党内的问题；第三，我衷心地拥护市“革联会”，拥护“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并且自己表示在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的领导下改正错误，在运动中立功；第四，我们全市革命小将在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要保护，绝不能够抓他们的小辫子。我在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想到不少干部跟到犯了错误，许多革命左派受到打击，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受蒙蔽和欺骗，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也对不起全市的革命群众，我再一次表示请罪，再一次表示在运动中立功赎罪。我一定要痛改前非，革面洗心，重新作人。
来源：重庆市委、市人委、市文革机关革命造反派主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大会特刊》，196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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