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3-0 作者：陈丕显
陈丕显〖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着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了我和曹荻秋为代表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二月十日，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大会。揭发得好，批判得好，我表示非常感谢。今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给我一个检讨的机会。现在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向伟大的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低头认罪。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了许多罪恶的活动。以我和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抵抗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猛烈的反扑。以我为首旧市委一犯再犯路线错误，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逃脱自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我要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伟大的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作彻底交代，彻底检讨，欢迎革命同志继续对我和旧市委作彻底批判斗争，帮助和监督我真正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现在，我要着重交代的罪行如下：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就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我不但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且反对了毛泽东思想，不愿意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十六多一条也没有执行，而是执行了另外一条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副主席指示说：“刘邓这条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同时不相信毛主席。”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象过去一样站在革命方面，而站到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立方面的泥坑里去了。原因就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这就是滔天罪行。我有最严重的一件事，就是和魏文伯、韩哲一、曹荻秋等少数人，时间大约在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前，对于这次运动采取了极端错误的议论，一方面也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这是一个伟大的动力，相信经过文化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定是一个飞跃的发展，特别相信毛主席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总是正确的。另方面从怕字当头出发，怕运动搞偏了，怕把工业、农业搞乱了，怕以后的局面难收拾，由此就引起了怀疑现在真实情况是否能反映到毛主席面前。这就是不相信毛主席的表现。这种种怕和任何怀疑都是绝对错误的。同样严重的一件事，一九六六年九月间，毛主席批转了青岛市一位副市长王效禹同志揭发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挑动工人、农民斗学生的情况报告，中央为此发出了不准挑动工人、农民与学生之间的斗争，不准工人、农民干预学生革命活动的决定。我看了毛主席批示和中央决定以及王效禹同志报告之后，当时我是不相信王效禹同志报告，以为不会真有这种事情，我这个错误与对王效禹同志的看法有问题，过去我并不认识王效禹同志，就是听了魏文伯、韩哲一说王效禹不是一个好人，对他的报告说得别有用心似的，现在证明王效禹同志不仅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而且这次他在山东树下了功勋。更是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我的怀疑更是绝对错误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这文化革命运动中，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无产阶级革命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指示作为最高指示，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我在过去没有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没有认真响应林副主席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号召，我自己就是不突出政治统帅业务的人，有中央同志批评过我政治不挂帅，经常只关心油盐柴米。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没有带头学带头用，不是活学活用，而主要是不学不用。群众和干部好的学习经验很多不被我们重视，而且用种种限制、贬低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也是不遵守学习制度的，常常用开会或借口忙的办法，干扰学习。群众中早就有学习老三篇，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而我自己就没有学好老三篇，没有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我曾经错误地说过“每次开会都要学不行”“每逢任务重的时候，就组织学习《愚公移山》是向群众压任务。”这些话是一种破坏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鬼话。过去有许多条条布置学毛主席著作，我把他看成条条都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一个基层单位不统一不好领导，这又是限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办法，也是错误的。过去广大群众有热爱毛主席、把毛主席著作当为命根子，渴望有一部毛泽东选集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要求，我们没有满足他们。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极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不但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而是反对了毛泽东思想，结果就抵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我没有过好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一关。自己成了革命对象，批判对象，打倒对象。就是成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过去工作中，若干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也是由于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违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比如刘邓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一条资产阶级路线，就是六四年的形“左”实右路线等。为什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引导我们，而我就不能抵抗刘邓的反动路线？除了奴隶主义，主要是自己与刘邓有相同的立场观点，即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在我们的时代，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列主义者，我是成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毛主席、党中央负责同志是十分关心上海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中央负责同志十分关怀下，我参加了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到北京后，首先叶群同志来到饭店看我们，说明林副主席、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希望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随后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见了我，一见面就谈了北京、上海文化革命情况，江青同志说，很久没有见我出面很着急，希望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参加文化大革命。他说本人和张春桥同志做我的顾问，这句话，因为我的耳朵不好，没有听到，随后张春桥告诉我的。陈伯达同志也非常关心上海工作的，在十月九日他的报告作完以后，各小组讨论他的报告，他把我从小组里叫出门外，见面略谈以后，随他到他办公的地方，谈的是文化革命。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我去请示陈伯达同志我回上海后如何工作，他重要指示大意是：“要我抓主要的问题。戚本禹同志说第一书记要上第一线。我又请示了江青同志回上海后如何工作，她重要指示大意是：要我对青年“顺着”点，并且说到工厂串连中央有个限制，今后是限制不住的。在中央工作期间，张春桥同志和我、曹、马谈到路线问题，对待多数和少数派问题等等。所以我回来以后，就出面参加了一些活动，希望能做出点事情来。可是我并没有根据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戚本禹同志指示要求和适应上海文化革命形势的发展，早日挺身而出，大力投入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我并没有按照陈伯达同志指示去抓主要问题，就是我自己没有抓住主要问题，所以在主要问题上，错误接着不断发生。我也没有按照江青同志指示，以毛主席革命路线对待青年要顺着点，也没有做到紧跟青年的革命精神向他们学习。据说张春桥同志说江青同志对我有三点指示：（一）要我站在毛主席一边，（二）把工作抓起来，（三）她和春桥同志做我的顾问。张春桥同志说的三点都是有根据的。就是江青同志和我谈话的综合。我欠了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一笔很重的债，现在结果：（一）我没有站在毛主席一边，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到刘邓的反动路线一边去了，（二）没有把市委工作抓起来，（三）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炮轰了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是关于安亭事件的处理。这次我没有执行毛主席、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的指示，是一次极严重的错误。我在最紧要关头发生了极端个人主义养病的保命思想。我这次没有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保命思想为第一了。我没有把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等那么关心上海文化大革命，没有把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和我谈话重要指示向市委报告，这是我十分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中央工作会议后，我总以为情况会转过来，相反，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把路带错了，害得很多干部跟着我犯不同程度的错误。我未能使自己和旧市委避免犯或少犯主要的错误，我是有最大的责任。我完全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等对我的期望。最后的结果，自己走上反面，成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今后只有努力学习，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体利益，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关于对待安亭事件的处理，我是有罪过的。也是我的错误立场的总暴露。我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造成了炮打张春桥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情。中央是特派张春桥同志前来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同志从安亭回来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签订了第一个五条，即第一个承认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对于这个问题，我开始认识就是完全错误的。当张春桥同志签字的当天一个晚上魏文伯、曹荻秋（稍后到）来到我的住所，魏（代表了曹的情绪）对我反映的签字不满情绪，我当时不但没有支持张春桥同志，也没有对魏、曹作过任何的批评，而且带着魏、曹的不满情绪，也夹着自己的不满情绪，电话向中央陈伯达、王力同志作了报告和请示，我在电话中有不满情绪又带有点傲气，提出了几个为什么来问，如为什么原来说不承认建立全市性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后来又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呢？为什么张春桥同志在签字之前，不与华东局、市委商量一下呢？为什么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市委负责呢？这种问法就是错误的。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种方式。陈伯达同志、王力同志是很耐心地回答了我所提出的问题，他们指示的大意是：按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应该先承认后做工作。伯达同志指示说：这是群众运动，应该让张春桥同志果断一些。至于一切后果问题，伯达同志指示说：就是工作做得好、做得不好的问题，做得好不好还不是华东局、市委的责任。伯达同志、王力同志反复教育我，一句话，伯达同志、王力同志就是承认张春桥同志的做法是正确的，后来，毛主席、中央常委也支持张春桥同志的正确处理。毛主席指示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很明显，从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到毛主席、党中央都支持张春桥同志。而我和旧市委就是没有采取支持张春桥同志的正确处理方针。我现在认识到，当时先和伯达同志、王力同志打电话是不妥当的，首先应该虚心一点请示张春桥同志，先听听张春桥同志的意见才是最好的。因为张春桥同志是中央派来的，不是目无组织吗？我对于伯达同志、王力同志的指示，在电话中表示了自己的思想是通的，也向魏文伯、曹荻秋作了传达。当时曹荻秋说有两个指示不同事情难办。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是我传达的伯达同志、王力同志的指示，支持张春桥同志的；另一个是陶铸的黑指示，这是曹荻秋与陶通的电话，他的精神是不支持张春桥同志的，陶铸还挑拨他对曹荻秋说张春桥同志是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这个时候，我们的错误是没有向伯达同志、王力同志反映两种不同的意见，也没有对曹说的两种难办意见加予明确是非。我认为魏（多些）曹经常给陶通电话许多事情受到陶的影响不小，我也免不了从魏、曹那里受到影响。我的最严重的错误，还是没有采取正确的积极的措施，把毛主席、党中央、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春桥同志、王力同志的指示，要市委和曹荻秋不折不扣地传达下去坚决推行。当时上海发生一股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大字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股逆流，这是我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有密切关系的。张春桥同志返京时告诉我，即前一天，曹荻秋主持的市委常委会上，他对安亭事件第一个签字，和苏州第二次签字，还说“组织服从，思想不通。”后来我了解的结果，会议的气氛是坏得很，到会的多数人都受到曹荻秋顽固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一次抵抗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这是严重的炮打张春桥同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次会议。这与我没有亲自抓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指示的责任更加重大了。安亭事件发生时，我当时没有把江青同志关于到工厂串连今后是限不住的指示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这是工厂企业工人起来闹文化革命，造我们反的开始，也是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起点。没有认识到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建立，是考验我们能否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一个关键。也是文化革命深入开展的一个关键。去年年底中央召开工交会议座谈工厂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马天水在会议上放了很多炮，实际上也是对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不能怪马一人，这与我有密切关系，我希望他在中央开会把实际情况与不同意见充分发表，这与魏、韩、曹都有关系，我们希望把工厂文化革命搞清多定一些框框，害怕影响生产，我们就是不懂得真正的“抓革命，促生产”。
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看不清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对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只看见他们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以我和曹荻秋为代表的旧市委，一直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我是从害怕群众到压制群众，从害怕革命到反对革命的。比较突出的是用各种方法压制了群众运动。从聂元梓等同志一张大字报起，就开始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亲自批准聂元梓等同志一张大字报一广播，迅速地把群众发动了，用大字报为武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不少人就从对待这张大字报开始犯错误。我是不赞成医院里大字报给病人看的。开始我也是赞成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
革命群众对本单位的领导上的批评，随着大字报展开了。这个时候，有派工作队和没有派工作队的地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颠倒是非，实行白色恐怖也开始了。实际上当时打成反革命的事件，不只是在学校，而社会各方面相当的多。十一中全会以后，没有认真做平反工作，没有去公开作检讨。当时我是听不到革命群众受害的呼声。对于“上海派出工作队不多，打成反革命也很少”这些话是常听到的。
反对了革命学生大串连。我不懂得革命学生自己教育自己一种最好的方式。大串连是伟大的毛主席积极支持和大力推广的。而我和曹荻秋为代表旧市委一开始就和首都，及其他外地同学到上海串连的以及上海同学就过立起来了，发生了“八·卅一”和“九·四”事件，还组织了工人、干部以保卫市委为名，实行了围攻同学的政策。这个时候，我内心是红卫兵大串连来势很凶，也是一种怕字当头的精神状态。周总理亲自派出一批首都红卫兵到上海帮助我们，总看到他们缺点太多，要求把他们调回去了。后来又以怕影响生产，交通运输为名，向中央提出了国庆后停止省市之间串连的错误建议，这个错误建议是我和魏、曹的积极主张的结果。
反对了破四旧、立四新。革命学生大串连，青年就从学校走上社会，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短短日子里，整个社会面貌起了大变化。我们旧市委就是压制了的政策，到处传说市委有十条八条不成文的规定，实际是一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束缚群众手足的框框。我和旧市委应该承认这是错误的。林副主席指示说：“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幸亏革命群众的积极行动和人民日报及时发表社论，才使我们的错误有所改变。这充分说明在破四旧时，我们压制了群众，首先自己对于四旧没有彻底决裂的决心，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对于群众组织，采取了所谓多数的方针，压制了革命造反少数派。从组织学校红卫兵，发展到机关群众和干部一直到工农群众，多数派总是得到我们支持的，革命造反少数派都得不到我们的支持而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压制。我没有支持徐景贤等同志所组织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而支持了黄敏等人所组织的市委机关保字号一派。旧市委不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派，而支持工人赤卫队，广大了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并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批判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坚决批判了以我和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顽固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抵抗到底，如工人赤卫队矛头对着革命造反派，在去年十二月间闹得最厉害，直到今年一月才解决。用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进行反扑，也是十二月份左右最为严重。我和旧市委没有把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传达并坚决执行。十一中全会没有很好传达，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很好传达。十月工作会议后是考验我们旧市委是否能够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关键时刻，我违背了中央同志的指示，从北京回来没有亲自抓传达，我也没有站出来检查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和旧市委采取了保护政策，没有主动揪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了出来，因为我们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后把上海头号的我和曹荻秋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大胜利。也正如毛主席教导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事件很多，我在这里向受压制的革命群众认罪。
一月六日对我和曹荻秋的批判大会，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后，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这几句话，我一直在深思。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是有反感的，后来又感到有些道理，耍两面手段要检查，现在觉得一定根除。确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对待革命群众，除了压制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外，就是耍二面手法。常常是在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自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们带回来有两种看法和做法，（一）不论多数派，少数派都有左、中、右，都应该做工作，叫做一视同仁。（二）要支持和依靠革命造反派，壮大革命力量，这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伯达同志报告的精神。当时我认为第二种看法和做法才合符伯达同志报告的精神，即党中央的精神。回到上海之后，我是比较多的邀请了当时少数的革命造反派同志开过若干次座谈会，想做一点革命左派工作。想支持和依靠革命造反派的。可是我自己如何革命的立场问题没有解决，不可能真正的做到去支持和依靠革命造反派，所以我在口头上表示坚决支持与依靠革命造反派多，而在行动上则坚决地主动地支持与依靠革命造反派少。因此，我对于支持和依靠革命造反派不可能树立鲜明的旗帜。也就不可能起到影响旧市委回转头来坚决支持与依靠革命造反派的作用。因为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问题，是革命还是反对革命的试金石。也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邓反动路线的根本问题。以我和曹荻秋为代表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抵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不可能另外有一条正确的群众路线。因为今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我们这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不会说我对待革命群众要采取两面手法的，总是装着进步或比较进步的面孔，说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支持革命行动等等好听的话，这样对有些人就容易起到欺骗的作用。有时还会说这种那种都是群众，那种的人还多一些呢。因而两方面工作都要做，这也是容易骗人的。事实上市委和大专院校还有其他方面不少负责人都依靠中间状态以及受到蒙蔽的一时的多数，压制革命造反派的少数。我对大专院校这样做法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对个别学校这样做法提过坚决反对的意见。可是，我表里不一致，表面上是“左”的，实际里面是右的，和他们的观点在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没有可能纠正他们一些人的错误看法和做法。市委对工人赤卫队又是一例。一样是企图利用中间状态特别是受到蒙蔽的工人，来压制工人革命造反派。工人赤卫队是得到了市委内部一小撮当权派支持的。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并不是一门心事站在革命左派方面工作的，所谓多数派，少数派都有左中右，都应该做工作，在我的行动上也反映这种观念的。比如说当时分别和几个大专院校的革命造反少数派座谈之后，随后又分别接受约请了几个大专院校多数派座谈，不过是少几个单位而已，座谈会不管次数多少和先后，对我们这些立场不端正的人来说，你和双方接触多了，容易在当中耍手段，特别在双方争取群众的时刻，非常容易造成群众斗群众，比如我和少数革命造反派座谈中，说到黑材料问题，我没有支持当时少数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实际就是支持了当时的多数派。解放日报事件闹得这么长，群众斗争群众扩得那么大，主要是开始不主张发行，最后我们是害怕事态再扩大被迫才下决心一起发行的。我对市委机关造反派欠了一笔帐，是我一次很大的教训，就是十二月十九日与市委机关保守号的王敏同志等人谈了一次话，不管事前如何约的，问题是十二月十八日刚刚开过批判我和曹的大会，机关造反派徐景贤同志在会上已经站出来批判我们的时候，如果欢迎他们造我们的反，为什么不先请徐景贤同志等人约来一谈？第二天见王敏同志等人是错误的，是不支持徐景贤同志起来造反的一种表现，结果弄得群众内部矛盾增加，给机关造反派增加了许多困难。我现在觉悟过来了，要彻底铲除两面派态度的根子，不管有多少，一点也不能保留，才能回头站到人民方面来。
当着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斗争以我和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候，为了抵制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转移斗争大方向，就挑动不明真相的人大闹经济主义。以增加工资、福利，改变所有制等等经济手段来欺骗群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在刮经济主义黑风严重的时候，上海铁路中断，海港码头阻塞，工厂原料缺乏，发电用煤只能维持一、二天，如果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到铁路上去，到海港码头上去作战，如果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敏感、最关心国民大事，及时揭发和强有力的反击了旧市委、市人委刮起的一阵经济主义黑风。那再过十天半月上海就会全面瘫痪。我在平常对于处理有关经济生活问题有大手大脚大少爷作风，这种作风容易产生经济主义。所以在这次刮经济主义黑风中与我的错误思想是分不开的。比如有人用我讲的“要独立思考，独立作战”的话，害得他们没有坚持中央的原则，成了经济主义乱签字的指导思想，我就要负责。又如有向我反映红卫兵接待站解决有关文化革命宣传问题很困难，为此，我曾说过这方面经济上可以放宽一些。我没有首先指出“要节约闹革命”是错误的。在一个短时期，我也为革命群众组织批了一些条子，有的批得不妥当，有的起了一种笼络他们的副作用。我讲的“这方面经济上可以放宽一些”的话，又害得有人作为处理工资、福利、所有制改变等等经济问题上乱签字的指导思想我也要负责。还有，关于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八项要求，这是黄涛、夏明芳签的事，他们要求我将黄、夏等人签字的八项要求以市委名义发文下去。我们一再说明只能同意归口管理，至于集体所有制改变只能在文化革命后期研究处理。因为这个八项要求条文里有经济主义倾向，所以发文送到市委机关后，据说市委机关造反派认为有不妥之处，没有同意将文发出去，我认为机关造反派这种处理是正确的，我同意发这种文是有错误的。这次上海经济主义黑风刮得这么厉害，旧市委一些人为下面点了头或者带头签了字，一月一日曹荻秋召开的会议，不但没有阻止无原则乱签字，而且使经济主义风得到发展。事情很清楚，这次上海刮经济主义黑风，首先是来源于旧市委。造成国家经济很大损失，国内外政治影响很坏，我和旧市委应负完全责任。
刘邓在过去工作中，包括党、政、民、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条战线上，我认为也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逐步使中国资产阶级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我在过去工作中，也一定会受到刘邓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因为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没有右的错误比“左”的错误容易产生，所以，我在过去的工作也有不少错误，现在检讨下面各点：
（1）执行了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只有根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十条》和《二十三》的规定进行四清运动是正确的。在一九六四年一段时间内，我是执行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路线。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错误路线混淆在一起了，把毛主席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冲淡了。对于王光美桃园大队形“左”实右的报告，在上海由我主持召开了十七级以上干部听她的报告，还规定四清工作队要学习她的报告，我是起了吹捧她的作用。
（2）对于公安局黄赤波、杜蔚然，我是犯了包庇他们两人的错误。黄赤波这次自杀行为就是叛党行为，证明过去许多革命同志看黄赤波的本质比我看得清楚。杜蔚然没有及时处理是错误的，让他去参加四清更是错误的。公安局四清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同志除了平反以外，我要向他们赔罪。
（3）干部政策。我主要是没有把毛主席有关干部问题指示作为干部工作的指南。毛主席教导说：“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我欢喜使用熟悉的干部，对干部是重才轻德的倾向，根本上不是真正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现在许多干部没有执行党的路线，严重脱离群众，主要是我把他们带坏了。过去对于选拔干部执行上面框框比较多，象张浩波这样的人无论什么框框也不能担任团市委第一书记。过去对有些干部处理不严肃。
（4）执行了刘邓采用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一套管理工业。工业管理七十条，把国家工业管得过死，什么事都只能按条条框框办。七十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中群众运动许多创造性的经验，反对搞群众路线办工业的，反对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办工业的。毛主席指示过要修改七十条，刘、邓、薄始终没有修改出来。前几年又搞工业管理托拉斯制度，叫做试行，已经把全国相当一部分工厂从地方集中到中央部门某一专业总托拉斯实行高度集中统一。这是完全违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和地方分级管理原则。他们那样过分集中统一，对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利的。这两项管理制度，我们提过一些不同意见，但主要是执行了。
（5）推行了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上海成了试行和推广的一个基地。一九六五年何伟到上海专门调查研究两种教育制度。刘也向我提出上海要抓两种劳动制度的试点，我说可以进行。刘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发展很快，问题很多，根本问题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我错误地说过刘提出这些制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可以说总结了国际经验”，“带有战略意义”，“要坚决贯彻执行……。”我没有真正执行毛主席“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贯方针。
（6）对资产阶级政策。上海是全国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对资产阶级改造和肃清资产阶级的瘤毒是艰巨的任务。我对资产阶级政策主要错误是右倾，对他们强调劳动中改造少，强调学习和工作安排多。强调对资斗争少，强调团结照顾多。李维汉的修正主义在统一战线一套，在上海影响是很大的，要进一步检查。
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毛主席教导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执行了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的世界观是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变，所以没有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是不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即毛主席路线。结果过失了方向，走错了路。走到反动资产阶级路线上了。用了资产阶级世界观观察问题，特别是观察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否定态度，总以怕乱、怕搞生产为借口，抵抗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革命路线。我这次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陷得很深。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真是害人害己。
我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观察问题，结果我把路带错了，方向迷失了。
我们许多同志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实在是我们领导上责任，我要向广大干部赔罪。我们许多同志怀念柯庆施同志正确领导，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如果他今日在世的话会带我们站在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的。现在我们应该站在毛主席一边执行正确路线的张春桥同志领导之下前进。
我自己是私字当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保命思想在脑子作怪，就是不愿意参加文化大革命，不愿意在群众运动红炉中得到考验。这与自己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臭恶的资产阶级生活不可分的。这是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结果。总之，私字当头是一切剥削意识的总根子。主要是从解放十七年来，革命的思想感情逐渐地起了变化，过去的艰苦环境里生活慢慢丢了。资产阶级舒舒服服的生活慢慢上升了。我在修养期间有私心杂念，就是存在着保命思想，认为党化了大的力量为我治好了病，应该争取时间休息牢固下来，所以没有早日挺身而出，大力投入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是私字当头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个人家医生活上，从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学了一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一家人口较少，住房宽畅极不朴素，食穿都较讲究，这种生活早已成为修正主义温床了。特别在休养期间，由于自己资产阶级思想所支配，资产阶级式疗养全套要求，我没有在何的抵触，如怎么保持充分的营养，吃的东西要求新鲜，怎么保持清洁卫生，避免感染别的病等等。确实太过分了，我不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有了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就会忘记人民大众的疾苦，就会丢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会不愿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关。
骄傲自满是这次我犯极严重错误原因之一。不虚心又骄傲是我长期的毛病。总以为自己有一套，过去工作有成绩。欢喜别人讲我的工作成绩，不喜欢别人讲我的工作缺点。欢喜别人讲我的长处，不喜欢别人讲我的短处。对自己很不虚心，不了解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我曾经认为市委是能够紧跟毛主席思想的，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证明柯庆施同志过世后，由我负责的旧市委应该作新的估价，不论如何估价，对我个人来说，只有罪过，没有什么一点可骄傲自满的了，更不能有贪天之功。一切应该归功于伟大的毛主席，归功于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毛主席教导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存在骄傲自满，我现在不是一般的落后，而是成为革命的绊脚石，我只有打倒骄傲自满，世界观才能改造好。
只有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在社会主义革命洪炉中，自觉地、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是愿意改正错误，不是坚持不改的的人，请求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对我继续进行揭发批判，对我进行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的审查。我要记牢林副主席指示：“关于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那五条，简单地概括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我以伟大的毛主席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回过头来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这样，我的世界观才能树立起来：
最后，我坚决表示：继续接受批判斗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认认真真检查交代，下定决心改正错误，要彻底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而斗争，要彻底和自己脑子里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决裂而斗争，我要以实际行动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口号略）
1967年3月26日上海《工人造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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