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3-1 作者：辛易之
辛易之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进行一场全面较量的斗争中，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错误的中心是对待群众运动的立场和态度。运动中，我所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而是资产阶级的反对群众、镇压群众的路线。
从运动发展的过程看，去年六、七月份是运动初期普遍发动的阶段，这个时期运动主要在大、中学校和市的党政机关。从那时起，我就陷入了刘（少奇）、邓（小平）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由于那时运动还只是初期，火也未烧到自己，从个人讲，错误表现还不突出。到了八、九月份，这时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了，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同时出现了新的事物——红卫兵和大串连。这时，火已烧到市委，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空前激烈，社会上划分成两种势力——革命势力和保守势力。就在这时，自己迷失了方向，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了革命左派，这是错误集中暴露的阶段。十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从这时起开始对错误有所察觉，但没有真正认识错误，一面改、一面又犯新的错误。直到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出来后才对自己触动比较大。特别是一月九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了贺电，这时感到形势逼人，再不能拖了，必须彻底从思想上弄清自己过去所犯错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从一月八日起，就离开机关，到群众中去了。革命工人、同学给自己的帮助，对我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是个很大的推动力量。以上是所犯错误的一个简单过程。下面谈谈我所犯主要错误。其中有三种情况，一是自己负主要责任；一是虽不负主要责任，但有联系；一是联系虽不大，但属于运动中重大事件，需要说明情况和表明态度的。
一、以国民党的“训政”办法对待群众。在大中学校普遍派出工作组，这是运动初期所犯路线错误的主要形式。在十二所大学开始派出人数较少，后来根据省里意见按学生的百分之五配备，对此，自己也同意。结果，使运动冷冷清清。中、小学教师是采取集训办法进行文化大革命，高中毕业生留三分之一参加，这是省的部署。因为不符合十六条精神，同学反对。自己没有支持群众这一要求。
二、七月六日穆欣在一篇批判周扬修正主义分子的文章中点了任白戈的名。任在三十年前“左联”工作期间追随周扬，反对过鲁迅。在六十年代文艺思想上有修正主义观点。报上点名之后的两、三天，廖志高到重庆，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会上贯彻了一个“保”的精神，以为“任这十几年工作还好”，并批准任请假反省。我也接受了这一思想，以庸俗的观点对待问题，不但没有抵制，并在市委统一部署下，层层贯彻了这一精神，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在此以前，六月十九日，重大同学采访时，我还讲过“任市长可以信任”的错话。
三、八月十五日，重大同学支援师专革命，当时我到了现场，对这一革命行动我没有表态，给群众泼了冷水。犯错误的原因，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屈服于保守派的压力，两面意见不一，怕得罪一方。从认识上讲，对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有关支援革命的社论理解有片面性，只看到了一面，即本单位革命主要靠本单位的革命力量，忽视了打破校界，相互支援的积极意义。九月一日师专揭出学校负责人围攻革命大字报的事实，证明重大作的对。
八月十六日，大字报上了街，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和同学们辩论。后来又听到省转来毛主席批评西安、重庆等地对学生实行法西斯专政，当时怕社会上的保守势力与革命同学发生冲突，追查责任到市委头上，同时，又考虑到把学生的革命烈火与广大干部、工农群众隔绝开来，于是，在十八日议定了四条黑禁令，孤立了学生，束缚了广大干部和工农群众。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在场，有责任。
四、八月二十八日，重大同学到江北地区去进行革命串连，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走后，在江北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挑动下，二十八日，另一部分同学和正在集训的中小学教师发生了磨擦。这本来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起的事件，但却被西南局、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歪曲事实真相，把责任硬栽在当时本市最坚强的一支革命力量——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身上，并大量散发传单，办展览，搞参观，曾一度（约一月左右）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以至于流传国外，引起了广大工农群众误解，造成与八·一五派的对立，围攻八·一五派的现象非常普遍，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随后，李井泉还提出对“八·二八”事件组织调查，这是个阴谋，企图通过“调查”，把责任更加牢靠地扣在八·一五派的头上，从而把八·一五派打下去。为此，先后召开了两次大专院校代表会议，鲁大东指定叫我主持，有刘文珍、鲁大东、廖苏华等人参加。由于我们坚持反动立场，第一次，利用多数，压制了革命派，会议没有结果；第二次开会时，李井泉提出采取“分裂”的方针，就这样停止了调查，并发表了“紧急声明”，把不调查的责任压在同学们身上，进一步给革命派施加了压力。后来，同学们要求平反。市委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坚持错误立场，与同学们长期顶着。我也是这样。对这，所以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根本的是已经和同学们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了。同时，李井泉在这一事件上，曾提出“平反，要两方面放平”，即除了学生同意还要工农通得过。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鲁大东又传来李的意见，其大意：“八·二八”事件，重大同学有压力，应主动帮他们下楼，指出同学串连没经验，打了人，将来的责任，可以不追到学生头上。这实际上是李井泉自己心虚，想自己下楼。我们在若干场合也这样进行了说明，这又是一个花招。
五、红卫兵问题。这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我在这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支持一方，压制一方。压制的是革命派，支持的是保守派。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也是自己犯错误最突出的地方。李井泉八月下旬来到重庆，从组织上指导建立了厂矿企业的工人纠察队，在学生中建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传播了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市委和自己所犯错误同李井泉是有直接联系。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一个资产阶级保皇组织。李井泉指定刘文珍、廖苏华具体负责。从九月七日成立全市组织，到国庆节已发展到六、七万人。市委在支持上，（一）书记参加大会讲话；（二）驻军派出辅导员；（三）市委派联络员；（四）动员工人、贫下中农送子女参加；（五）报纸宣传；（六）赠送语录；（七）国庆节游行突出这支队伍；（八）物质上支持。在建立这一组织推动它迅速发展，李井泉在后勤渝办开过两次学生代表座谈会。会上，宣传了反动的血统论观点，进“运动中闯出一条红线来，红五类最有资格讲话，要把全市红五类统一组织起来，这既符合阶级原则，又符合组织原则。”“运动中，我们发不起言，让子女出来讲话”等。这一反动观点，市委在各种会议上都进行了传播，一次中专学校干部坐谈会上我也讲了这些话。第二次座谈会尤其恶毒，李在会上公开提出“争取、分化、团结、教育”的方针，对革命派实行瓦解。在执行这一方针时，市委在各种会议上都讲了，并以西南局调查组为基础，成立了对八·一五战斗团的调查组。我参加了这一小组，并进行过两次集会，研究如何在家属中进行瓦解工作和对八·一五骨干进行了解。
对革命派的压制，集中在九月份。指导思想是想整垮革命派，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统起来。方式上：（一）利用“八·二八”事件，实行舆论围攻；（二）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挑起武斗；（三）合并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四）在家属中进行“阶级教育”分化瓦解；（五）报纸宣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六）物质上不支持。特别对中学生红卫兵的迫害：一是合并总部，一是迫使其北上告状。两个总部合并（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学生红卫兵）是刘文珍、廖苏华在办。步骤，从批判董九三（清华同学，协助中学生红卫兵）做起。有一次，市委派到中学生红卫兵的联络员陈世普向市委汇报工作时曾就迟并好、早并好，进行了讨论，并分析能拉好多来，是三十，五十，还是全部？一致同意早并，我也赞成早并。合并，引起中学生红卫兵强烈不满，曾一再向市委提出反对。后来赴京告状，市委又采取了“劝阻”方针，实际上是阻挠，给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造成很多困难。
我在红卫兵问题上的错误，除了积极支持建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外，并在区、县会议上布置过发展这一组织的工作（鲁大东亦到会），还同鲁大东、孙先余研究工人、贫下中农送子女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革命派的打击在鲁大东向下传达“争取、分化、团结、教育”方针时，我几乎都参加了。农村这条战线上这方面问题，我有责任。农村社教工作团提出对革命派在观点上批判，我点过头。在井口、江北、蔡家样板田等三处（市委可以住的地方）我告诉刘青林“搞纯些”。这都是矛头针对革命派的。
六、国庆节游行，市委在九月十五日开会研究过，地点在潘家坪。指导思想怕学生冲垮，不能按计划游行。布置上，组织工人保护检阅台。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让革命派万余人（学生）受检阅。这是段大明根据市委怕冲、怕“抓”去几个书记思想具体指挥的。游行后同学在街头宣传，揭露市委错误，鲁大东、燕汉民要我指定个人写一传单，说明情况，我这样做了，歪曲了事实真相，把本来应由市委负责的错误，我嫁祸到同学身上。这是严重的罪行。
七、平反工作进展慢，又不彻底。其根本原因是立场问题，站在反动路线上，既看不到革命派受打击的情况，当然也就不支持。同时，彻底平反，也会更加暴露执行反动路线的罪证，这样就顾虑重重。如开始有个框框，以为经过党委批准，扣上反革命帽子的才算。后来，打破了这一框框，但仍未充分发动群众。黑材料，在工作组撤销时处理了一大批，是市委要文革办公室开会布置的。中央通知以后怎么处理黑材料？我的思想顾虑，一怕惹祸，公开后引起群众间不满，因为材料是由下边搞起来的；另一顾虑，各革命组织协商处理，交给哪一派？有顾虑。医学院在十月，工作组把它应交出的黑材料，在写材料的积极分子（六、七十个人）中作了处理，工作组长在会上汇报时，我错误地认为这样也好，反正是公开烧的，结果违背中央指示精神。西师把材料移到校外，并说转回来困难，会上也讲了，并未严格追回（后取回）。
八、“一二·四”事件。这是运动进一步深入后，一个以工人纠察队为主体的对革命派实行的新的反扑。我同燕汉民在大学开会时听到讲工人战斗军要开会，向鲁大东作了汇报。市委对工人战斗军（工人纠察队的变种）进行了劝阻工作，未果。这是调和主义的态度。革命派在会上造反，对这一革命行动，当时很不理解，相反，以为不应当造反，还是把两派平列起来看。会后，社会舆论纷纷，顾虑怕“抓”，未及时站出来，表明态度。从这一事件前后看，我的立场仍是骑墙的，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坐山观虎斗。
到一月初，工人战斗军又想开会，还是单纯以“劝阻”办法进行。尤其在一月二日鲁大东要我同孙先余说服工人战斗军不开会时，还允许了他们袖章、经费，按革命组织对待（事先与鲁商量了），这说明到这时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九、到十二月中旬，中央对工厂、农村文化革命十条相继公布，工人、农民都起来了，对工人农民起来革命，我总的是支持的，但对成立全市组织，没有及时解决。农民造反军起来，有了前段城市经验，从我思想讲是高兴的。但也有个顾虑，顾虑农村资本主义势力乘机起来捣乱。在解决农民造反军问题时，不能答复补贴工分，在经费上注意了节省。错误在于我是从保护自己出发，告诉刘青林、肖志对造反军从感情上接近，以便协商工作，实际是对革命派进行软化。
十、去年底，元月初，报社革命职工与外部同学结合起来闹革命，提出改报头，暂停重庆日报，改为《新闻报道》，这是一个革命的创举。市委对这，开始不是支持，而是想通过协商保留原来的名称不变。派王若到报社谈判，提出三个方案，一是不变；一取消地方版，只留两版；一是出电讯。主要想控制宣传工具，怕落到革命派手里，这是与革命派对立的思想。后来报社革命造反派强行改了，又在启事上争，对“报纸几年犯了严重错误”、对“市委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二字，提出不能登在启事上，这样拖了一个礼拜，影响报纸发行并影响报社职工思想混乱，使一些同志跟着犯错误。思想上主要错误还是不信任群众，站在“保”的方面抵制革命。
十一、重大党委，运动中已冲垮，这是正常现象。十二月份燕汉民出了个主意，搞一个党的领导小组，我和鲁大东知道，还想借以控制运动和压制群众。
十二、在十二月份，考虑到几个书记都被“拉走”，以及区县、部委怕发生暂时中断情况，市委曾考虑后备名单，如领导干部不在，还可维持工作，当时特别怕生产领导中断，这是我的提议，市委同意，实际上想以这继续顽抗。
以上是运动中所犯错误主要记述。我是书记处成员之一，而且时间较久。鲁大东不在市，常指定我是召集人。九月八日，李井泉离开重庆市，又指定刘文珍、鲁大东和我为三人小组（这一组织到九月二十日李井泉又回到重庆就停止了活动）。因此在市委整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比书记处其他成员应负更多的责任。我准备把我在旧市委领导中，和在一些重大决策中的错误再作出专门的检查。
运动前，工作中所犯错误，主要是六二年以后市委内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思想检查。市委分工我主管农村，在日常工作上协助任白戈管管文教。此外从六三年起还管了两年共青团的工作。农村在五九年遇到自然灾害，从这以后到六三年搞社教试点起又开始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这样从五九年到文化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在农村。
市委内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六二年是一个高潮，又集中反映在市委十八次扩大会议上。当时争论的焦点：一个是对工作怎么估计，“三七”开，还是“二八”开，是路线错误还是执行中的问题？一个是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是肯定还是否定？会上，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还有邓星（原本市副市长）掀起一股黑风，对工、农业生产，对财贸、政法大肆进攻，把高指标、瞎指挥夸大成路线错误，并对这些工作中主管人员进行人身攻击。攻击主要的集中到我的头上。反右倾，有过头的地方，应纠正，但总的应当肯定，肖泽宽等完全持否定观点并在会上提出为某些受处分的干部翻案。会上，任白戈放弃了斗争，对争论的问题没有结论，并迎合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讲“工业是否可以二、八开，农村开不住”。在成都（会后就到成都开会）又劝我“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即要我向这些人投降。会后，肖等便利用工作之方便大刮单干风，翻案风，将近半年之久，市的各项工作，几乎全面出现右倾倒退情况，问题十分严重。以下对过去工作的检查，就以此为背景。
一、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六二年农村单干风吹的很凶，从北京邓子恢那里吹了一些来，邓小平经过团市委传过“包产到户是个方法问题”的话。还有广东在经营管理上在责任制问题上，反映单干倾向的问题，市本身又有肖等从组织上往下压，所以当时刮的很凶。自己当时对坚持集体，纠正单干，从思想上讲是明确的。但在对待“小自由”上，经营管理上某些借口搞责任制、行单干之实、以及在分配上拉公肥私这些问题则警惕不够，而且有过摇摆。
1．六二年，按省规定划了饲料地，并按“六十条”适当扩大了自留地，在当时没有坚定地依靠集体，渡过困难。由于在“小自由”上没有卡紧，影响农业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2．在沙坪坝一个公社，农工部试验在蔬菜生产、分配中，在“五统一”下面实行固定作业组，交产评分，我批准试验，实质是右倾倒退错误。
3．六一年整社，省规定社办企业下放，当时对困难估计过大，没有从长远着想，应该保留的也没有保留，在加速积累、发展生产方面有一定影响。
二、“四清”中问题：到去年十一月为止，郊区农村“四清”已完成百分之九十五。几年社教工作中应当检查的几个问题如下：
1．六四年第一期社教有四十天时间，执行了刘少奇错误路线，抛开干部，以隐蔽为主，“蹲点调查”，没有一进村就充分信任、依靠群众，对干部一分为二，逐步实行“三结合”。执行的结果，是把干部“捆在一起打”，形“左”而实右。
2．在第一期社教中，搞了一段“小四清”清理工分。清理过了头，并推到面上，伤害了一部分干部。
对于社教中主要矛盾，在二十三条出来前，传播过陶铸讲过的农村中主要矛盾是贫下中农与“四不清”干部的矛盾，这是错的。
3．实行了人海战术，有包办代替倾向，群众发动不充分，“四清”中有错、有漏。主要是漏和不透，估计在队、大队两级占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4．县级机关尤其不透。试行的社以下“干部服役制”不巩固，建党中数字注意了，质量上有问题，估计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不能按时转正。
此外，在整个郊区农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方针进行工作，这在组织上、思想上，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在这次运动中解决。
文教方面，这几年我主要精力摆在农村，没有管。五八年在教育方面管了一年，主要问题是过头、发展教育事业数目大了，并在知识分子改造中进行过拔白旗，插红旗，斗争方法粗暴。困难时期，进行调整，三个县的中学停办多了一些。对黑帮分子陆定一的多次讲话未嗅出来，有时自己也作了一些传播。
市党校，我兼校长。在教学上，一段时间内，执行了黑帮分子杨献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学方针，并在较长时间内，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作为教材之一，流毒很广，害处很大。六二年，二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肖泽宽等在其中大肆放毒，攻击三面红旗，我察觉了这一问题，向市委作了反映，也揪出了当时党校主要负责人余时亮进行了批判，在学员中只是进行了解释，未彻底消毒，而且在自己的解释中也说了若干错话，需要认真检查。
团市委的工作，从六三年起我管了两年，但对团中央“九大”文件未嗅出是修正主义的，并在团组织中进行传达。
在执行干部政策上，也有一些错误。现就与自己牵连多的农业系统几个主要干部进行检查。
1．刘青林，六二年在长寿，两条道路斗争中严重右倾，工作中突出个人，脱离群众。我用了他，有责任。主要认识干部很不全面。六六年春并提出做为市委委员候选人。
2．纪俊义，作风脱离群众，工作中强迫命令，我在四清中把他排为一类，这样使他未受到教育。
3．王春智，在綦江“四清”中犯了错误，免了总团副团长职务，但仍保留分团长职务，处理不严肃。
4．雷勃，是报社的“三反”分子，在“四清”中重用了他，主要考虑到他会写。
在干部问题上主要错误，对干部看法不全面，特别对熟悉的干部，看优点多，缺点少。对干部错误原谅多，严肃对待不够。不注意在群众中考察干部的工作。选拔干部没有按照毛主席五条标准进行，有“任人唯熟、唯才”的错误观点。
在运动中，自己思想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开始对运动很不理解，到害怕群众，抵触，一直到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反对革命，镇压群众运动，特别是在李井泉指导下，同学生耍权术、作斗争，完全定到邪路上去了。这种对立情况在自己思想上逐步解决，一是中央指示；一是群众的批评、教育。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指出少数派是坚决革命派，开始触动了自己的思想。十一月八日到政法学院，前后住了十八天，接触了一些实际，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少数派确实是坚决革命派，他们对于当时平反，抓的很紧很死。但对十六条讲的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这条阶级路线还是不理解。所以在十月以后，一面开始改正错误，一面又犯错误。特别在“一二·四”事件以后，对少数派是坚决革命派，思想认识上又有反复，没有从阶级本质上认识这一问题。一月二日在说服工人战斗军不要开会时，一方面批评他们思想保守，应该向革命派学习，一方面又从物质上解决问题，没有勇气拒绝。一月八日到了报社，与报社革命造反派，与本地、外地的同学接触，加上一月九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特别是第二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贺电，开始从根本上清理自己的思想。九日晚上，收到广播，思想震动很大。当夜十一时即同报社多数派谈话，以自身犯错误体会说服他们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在两派之间依靠淮的问题，到这时才获得解决。
造反，从保到反，这在思想上引起一系列的活动。首先，对自己怎么认识？这次运动以前，以为自己这几年很讲阶级斗争，在群众运动上比较放手，经过八、九月份较量，到了十月感到有问题。自己认为是一个现状维持派，不是彻底革命派，赞成革命，不赞成革自己的命；赞成小民主，不满大民主。一、二月在学生中还是这个看法。二月二十四日回到机关，在整理市委内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才意识到自己在运动中，以及这几年工作中已充当了“资产阶级保皇派”，在运动中保鲁大东、李井泉，在运动初期和这几年工作中保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任白戈。最根本的问题是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革命运动，压制了群众，庇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虽然这多是不自觉的，但它是问题的本质。在这样一个思想状况上站出来造反的确需要在思想上来一个大解放。
从一月八日起在同学中生活，同学们多次提出“站出来造反吧！”“对你，我们理解，打算把您打成左派”。在一月十九日我写出关于揭发廖志高保护任白戈的大字报，同学们加了批语“是一张不像样的大字报，但也说明了几个问题……并把它印刷出来”，既批评自己又鼓励自己。第二天又写出关于揭发李井泉的大字报草稿，只是叙述事实，没有从本质上分析，同学们警告“你在替李井泉抹粉”，我又修改。一月二十六日在松藻煤矿职工会上，革命派同志提出问敢不敢喊“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会上照喊了，但在尾巴上加了两句：“因为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打倒这个错误路线”。这都说明自己总是顾虑多，心想，年轻人讲可以，我们讲就要稳呀！记得在一月二十七日，同学们对我的思想又作鉴定，讲“您对下边的问题敢讲，对省、西南局揭问题也开始了，关键是同级这一层”，真是击中要害。一天问到，鲁大东怎么样？我讲除了在运动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外，工作上是一个“好同志呀！”，“什么好同志，划不清界限”，这是同学提出。进入二月转到中学生红卫兵，同岳林在一起，开始研究“我们的问题在那里？”二月十四日到交通学院，同孙先余住在一起，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同学们一再督促“站出来造反”。二月二十二日晚上听广播《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全文贯穿了毛主席一贯的对待干部的政策，要犯错误的干部放下包袱，解除顾虑，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站出来造反。全文句句打动自己，我一面听，一面用手遮盖住脸，眼泪流了下来。自己主观上是真想听毛主席的话，但为什么在实践中又这么顽固？这篇社论给自己很大力量。二十三日开始写关于鲁大东的大字报。
有什么顾虑呢？我对自己的问题思想上不怕烧。对揭问题顾虑：一是没有提高到路线上看问题。看一个人从日常工作上看的多，“还努力工作，还辛辛苦苦呀！”等。对于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没有提到原则高度看问题。自以为几十年革命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自己死可以用命保卫。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同敌人作战，确实不如革命小将。其次是个人顾虑：大家在一起工作，有问题自己多背点，这样对一个共产党员修养讲才“道德”，说的不准确会害人，得罪人。
在反省、检查时期也有过消极思想：群众是否信任？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只有等待处理，是调动还是怎样？再也不当领导干部了……。毛主席教导，中央文件，有关社论学习和群众批判，教育推动了自己。初步懂了林彪同志讲的一段话：“关于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那样。简单的概括就是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反过来讲：“如果是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过分相信自己，那么就不能保持晚节。”这正是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和改正错误的方向。自己吃亏在过分相信自己。这次推动我认识错误，一是毛主席的教导；一是群众的批评和斗争。初步尝到了这次运动的甜头。
以上是我犯错误和认识错误的过程，也是从“保”和“退”转到“革”字上来的过程。下面再讲一讲犯错误的根子在那里？
从思想、行动表现出来是“怕”字当头。怕乱，怕群众，怕革命，怕大民主。思想深处，最本质的东西，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看到自己，只想到自己。根本的表现是“私”字当头，就是个人主义、我字太多。当群众运动侵犯着自己的时候，个人主义就钻出来。对来自群众中的批评和指责听不进去，对群众的合理要求借口无章可循不解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再一个表现是在“骄”字上。自以为是，过分相信自己。这一思想不克服，就有发展到独立王国的危险，就有晚节过不去的危险。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再一个表现，就是“官气”大了，同时近几年也滋长了“娇气”，这是远离群众、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从社会根源来看，自己虽然出身于贫农家庭，仍是小私有者，长时期旧社会的影响，思想上私有的根子带到党内来，未得到彻底改造，这是犯错误的总根子。
从历史上讲，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没有真正触及到埋藏在思想深处的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那时，在政治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还保存私有，这些都适合当时个人的要求，个人同群众之间没有什么矛盾，革命的要求一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当了政，掌了权，高工资，高待遇，这在自己思想上起了变化，体会不到群众的要求，慢慢地脱离了群众，产生了矛盾，当群众起来时，变得害怕起群众来。进城后，也经过历次运动，对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触动一些，但不深。由于历史阶段的变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根子已经成了前进的绊脚石。
此外，十几年来，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影响，对思想的束缚很大，特别是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影响更深，有一种奴隶主义思想，对上级指示盲目执行。这也是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回顾运动中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因为是方向、路线错误，又是一个地区的问题，因此，影响面很大，时间又长。许多干部跟着犯了错误，许多革命左派受了打击。还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受了自己的欺骗和蒙蔽，深感痛心。特向毛主席请罪，向党请罪，向全市革命群众请罪。
社会主义是一关，要过好它，仍要作艰苦的努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要在这一斗争中继续检查自己，考验自己，鞭策自己。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同时，也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去掉“私”字，换上“公”字。去掉“怕”字，换上“敢”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真正做到“职务高了，普通一兵的本质不变；年龄大了，朝气勃勃的干劲不变；生活好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变；斗争资历长了，革命到底的意志不变。”现在全市革命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革命造反派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大联合，并且由真正的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组成了全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在这一机构领导下展开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这是两个阶级决战的新阶段。自己决心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同全市革命群众一起，投入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此，向全市革命群众表示：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用毛主席的著作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继续检查自己所犯错误，努力改正。
二、彻底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广大革命群众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站出来造反，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在今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决战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进行夺权的斗争中立功赎罪。
三、拥护“三结合”的正确方针，拥护根据这一方针成立起来的全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并在这一机构领导下进一步认识和改正错误。
四、全市革命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对革命小将的革命积极性，必须热情支持和坚决保护。对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革命造反派也应该这样来估计和对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继续进行。运动对自己触动很深，很大。犯了错误，一方面很痛心；另一方面也从反面教育了自己，使自己深深感觉到，立场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一定遵循毛主席教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痛下决心，在革命的斗争中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毒根，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运动中证明，自己错误就在于对自己没有一分为二，没有革自己命的思想准备，一定要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这就是结论。
来源：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主编专刊（随《新重庆报》附送），1967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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