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3-4 作者：[待确定]
我的历史，本来是清楚的，沒有什么疑问的，有档案可查。但是最近革命造反派的学生提出了一些问題：如说，我的父亲是破落地主出身；也有说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的，有说是富农的，也有说是富裕中农的，有说我是大学毕业生等等。还有不少的人说，我向上“爬”的很快等等。因此有必要简单的叙述一下我的历史，以解除某些不必要的误会。
（一）我的家庭成分是中农，生产资料比较齐全。丰收年景够吃略有剩余。遇到天灾人祸、红白喜事則要借债。抗日战爭前夕尚欠几十元的债，有时請几个短工帮忙（因人多劳力少），而又受高利贷剝削，因而是中农，既不算富裕中农，也不是贫农。土改时（一九四六年）因我家是进地戶，农会划为贫农成分。但我从来填表都是填的中农。我父亲原姓赵，家庭很穷，因有五个儿子养不起，四岁上送给王家（当时是贫农或者下中农）做义子，改姓王。我从一九四五年冬季回家一次，二十一年来沒有回过家。
（二）我是本县（河北景县）乡村师范毕业（相当初中），因县立师范每月有两块錢的津贴，大体够伙食费（每天两干一稀），因此每年用于买笔墨纸张等费用不多，穿的家作的土布衣服鞋子，一年只用十元錢左右，所以家庭还可以勉强供给。毕业后当过两年半的小学教员，全年的薪水几十元，或者一百多元。一个人数几十个学生，分几个班，自己做饭吃，农闲还办农民夜校。
（三）我是一九三三年冬经呂文芳、刘文支同志介绍入党（刚滿十七周岁），铁道部刘健章同志可以证明，他是当时景县县委的负责人。我先在本校做支部和学生会的工作，后来参加县委工作，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被津南工委会书记赵铸同志派往延安党校学习。这个时期主要做学生和小学教员的工作，也做些农民工作。
（四）一九三七年八月到延安党校，学习了几个月，调到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工作，主任是柯庆施同志．兼任过几个月的陕北公学的教员。陈伯达、康生同志可以证明。
（五）一九三八年被中央派回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过地委书记、区党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代理行署主任等职务。直到一九四四年夏季被派到延安党校二部整风学习，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之后，又回到冀南区党委工作，先任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区党委副书记。直到一九四九年六月武汉解放时，由中央调到湖北工作。从抗日战爭到解放战爭时期，在冀南地区工作了十多年。这一段，宋任穷、陈再道、鍾汉华、韩东山、李大全、韩宁夫等同志都可以证明。
（六）无论在地下党工作时期，还是在抗战和解放战爭时期，都沒有脫离过党的关系，沒有被捕过，也沒有受过处分。在发动群众的问題上，一九四一年曾被彭德怀批评为“左”倾教条主义。一九四二年以前，工作作风比较飘浮，有聪明自恃，骄傲自滿，盛气凌人，不民主等缺点错误。一九四二年学了党的整风文件之后有一些进步。一九四三年會负伤一次，休养了几个月。一九四四至四五年在延安整风，学习了一年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问題，写了一个思想检查总结。题目是“风流才子与教条主义”。从此以后，在民主作风、调查研究、执行群众路线方面有所进步。在解放战爭时期，主要做了支援前线和整党土改等项工作。这个时期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比过去有了较大的自觉性。
（七）一九四九年六月到湖北任省政府副主席，参加省委常委，分工负责財经工作，兼財委主任。一九五二年调武汉市任副市长，一九五三年任市委书记兼代理市长，一九五四年夏季省、市合併，任省委第一书记，直至一九六六年九月免去省委第一书记为止，共计十二年多。一九五八年中央决定我担任华中协作区主任（湖南、湖北、河南三省）。一九六○年秋季中央决定取消协作区，恢复中央局，我被任命为中南局第二书记。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央任命我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关于解放后，这十七年在湖北的工作情况，另写。
以上就是我的简历。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
来源：选自1967年9月湖北省直红司斗、批、改办公室省委机关总部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罪行录》第一集同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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